阿Q正传的人物分析论文

阿Q正传的人物分析论文

在鲁迅先生为我们留下的巨大遗产中，《阿Q正传》无疑是最杰出的作品。它不仅代表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和世界水平，吸引了一代代读者和研究者，产生了最为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为后人留下了说不完的话题，悟不尽的启示。它象神话中的宝山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显雄伟和神奇。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从农村乡镇的角度反映了这场革命的全过程，因此《阿Q正传》与辛亥革命历来就是人们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近些年来，有关的一些观点提得颇为尖锐，促使笔者也有所思考，现不避浅陋，略述一、二，希望能够有助于正确理解和发掘《阿Q正传》的深意和价值。

一

首先谈谈《阿Q正传》是否直接表现了辛亥革命的问题，这是诸多有关分歧的起点。

《阿Q正传》发表之初，沈雁冰、周作人等人都强调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从启蒙主义的角度正确地分析了《阿Q正传》和阿Q 典型的意义，阿Q被充分地现实化和生活化，但他们没有深入地探讨小说所揭示的国民性弱点与中国革命的现实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中国社会一直处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激流暴湍中，阶级观点在社会意识中不断地被强化。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形势已经改变，但当时的路线和政策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更重视《阿Q正传》所反映的农民问题和辛亥革命问题，将改造国民性与教育农民和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联系起来，如强调阿Q 作为农民或落后农民的阶级本质，提出阿Q的革命性和辛亥革命脱离群众等问题。八十年代通过对文革的反思，反封建思想革命“研究系统”以批判的姿态出现，否定了以前的所谓社会政治革命研究系

统，更强调鲁迅小说的改造国民性主题，认为鲁迅小说只是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也就定位在反封建思想革命上。但是鲁迅小说包括《阿Q正传》对于社会政治革命是否真的没有直接表现，它只是从思想革命的镜子中“折射”出来的呢?当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今天回过头来看，我觉得这仍然还是可以讨论的。

我认为，鲁迅并没有把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对立起来，鲁迅小说也没有只表现思想革命不表现政治革命，他所说的“第一要着”[1]是改变国民的精神也不是把改造国民性作为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王瑶先生等都对此作过很好的论述，本文不再重复)。相反，他对社会政治革命有非常敏锐、深刻和独到的认识，具体到《阿Q正传》来看更是如此。

小说开头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图，揭示了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它的巨大历史作用。在未庄社会中，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等组成了一个具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标记的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下层人民实行专制统治；而阿Q、王胡、小D等穷人则过着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连饮食男女等人的基本权利和本能要求也被剥夺，“不准姓赵”事件、“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都十分典型而尖锐地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人民所受的沉重压迫和剥削。他们不起来反抗将没有任何出路，辛亥革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下不可避免地爆发的。不管鲁迅是否运用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创作，他对生活的描写和历史规律的揭示是准确而深刻的。

鲁迅在小说中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真实地表现了它对几千年封建主义统治的巨大冲击。那块供在古庵里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虽然是被假洋鬼子赵秀才砸掉的，但他们毕竟是趁了辛亥革命的浪潮。更具实质意义的是城里那个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的害怕，革命一起来他就赶紧转移财产，准备逃难。当他的大乌蓬船

偷偷地从黑xū@①xū@①中划到未庄赵府上的河埠头时，也立即“将大不安带给了未庄，不到正午，全村的人心就很震动。”作为地方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之流更是一反常态，惊慌失措，惶惶不可终日。读着“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风的叫”阿Q为“老Q”的情景，我们不禁有点象阿Q那样“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如果这场革命能够继续深入下去，中国的面貌庶几可以改变，中国革命的进程将会大大缩短。

鲁迅在小说中对辛亥革命的这种艺术表现，是符合他一贯的立场和态度的。早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斗争中，他就坚决拥护革命派的主张，并誓做革命之骁将。武昌起义和杭州光复的消息传到绍兴，广大群众热烈欢迎，满清地方官吏却纷纷逃窜，而新政权尚未建立，政治上出现真空，社会秩序混乱。在此形势突变时，鲁迅挺身而出，组织进步师生上街武装巡逻，准备武力对付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王金发进踞绍兴成立了新的军政分府后，鲁迅出任了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参与发起创办了《越铎日报》。他在《＜越铎＞出世辞》中赞颂辛亥革命“首举义旗于鄂。诸出响应，涛起风从，华夏故物，光复大半，东南大府，亦赫然归其主人。”欢呼“民气彭张，天日腾笑，孰善赞颂，庶猗伟之声，将充宇合矣”。并把“行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规定为该报的宗旨。对革命的失败，鲁迅也首先看到的是政权的变质，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所以他的批评直指王金发和那些投机分子。许多事实都证明，鲁迅虽然在仙台时就弃医从文，立志于思想革命，但并非将思想革命与社会政治革命看作是相互对立或互不相干的。而且当面对现实特别是革命运动兴起时，他首先关注的还是政治动态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是政治上的成败，政权的得失。因此，他在坚持思想革命的同时，用自己的笔和实际行动，终生进行反对北洋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新军阀及其走狗奴才的斗争。他注重思想革命，不满群众的愚昧麻木，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痛感他们对国家政治、民族兴亡、政权变化这些大是大非、生死攸关的问题缺乏敏感和认识，不管谁统治，是满清皇帝还是民国

总统，他们都只希望有一个做稳奴隶的时代。看到当时政治舞台上“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2]而群众却茫然无知的局面，他内心无比的痛苦和愤激，所以在《阿Q正传》中特别注意表现把总、举人、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反动势力的动态。即使说辛亥革命只是创造阿Q这一典型的历史背景，小说还是对革命的许多方面作了直接的描写和反映，“尼姑庵革命”，“不准革命”，“咸与维新”，把总和举人的冲突，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极为生动的典型事件和情节，使人们从中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真实面貌。所以辛亥革命既是阿Q生活的时代背景，也是阿Q的人生历程，命运的归宿。鲁迅虽然没有写出《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宏篇巨制，但以更具内力的笔触，从独特的视角，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旧民主革命的真实的历史图画。那种说《阿Q正传》没有直接表现辛亥革命的观点是不符合作品实际的。

二

既然鲁迅在《阿Q正传》中不仅表现了思想革命的主旨，而且关注了政治革命诸方面的重大问题；那么，他对辛亥革命的总结，也就是小说对辛亥革命的具体表现，就不限于某一端，而是全面的，并且在我看来还是辩证的，他同时思考了物质与精神，革命与群众，以及与革命相关的各个阶级、阶层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鲁迅最为关注的是群众的觉悟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他经历了绍兴光复的全过程，看到了革命是怎样很快就从胜利走向失败的。他痛感缺乏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没有造成农村的大变动，是辛亥革命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失败的根本原因。从写于辛亥革命高潮之中的文言小说《怀旧》，到《呐喊》《彷徨》中的诸篇，他从不同的侧面不断地展示这一主题，而《阿Q正传》是其中最全面、最深刻、最杰出的一篇。小说通过阿Q这个艺术典型的创造，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鲜明而尖锐地描写了国民性的愚弱和群众对社会变革的盲目、无知与冷漠。阿Q是未庄贫民中唯一听到过革命党并亲眼见过革命党的人，但他有一种不

知从哪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深恶而痛绝之。”反动派杀害革命党人时，他去看热闹，回到未庄还手舞足蹈地向人们炫耀：“杀革命党。咳，好看好看。”他转而“革命”后，仍然不过是觉得“造反?有趣”想到的是报复、拿东西，得到女人。而当他被作为枪犯拿来“杀一儆百”后，人们又不过是来看他杀头示众的盛举，而且未庄的人“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城里的人则“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这是多么令人震@ ②的描写!阿Q无辜被害，人们不仅毫不同情，而且还在他身上寻开心，这是何等残酷! 他们对旧的一切浸深渐久，习以为常，对任何变动、改革反而看不惯，即使把杀头改成枪毙这种人类文明的一点点进步也不为他们所接受，又是何等可悲!发生在这样的群众基础上的革命能够取得真正的胜利吗?

相反，革命的敌人封建势力却异常强大、顽固和狡诈，这也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在《怀旧》中，鲁迅就通过秃先生和金耀宗这两个人物暴露了封建阶级的政治敏感和老谋深算。在《阿Q正传》中，从城里的白举人、知县、把总到未庄的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等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都更富有反革命的经验，更善于变化和钻营。举人一闻革命风声，马上向乡下转移财产，并和赵太爷攀了“转折亲”，以应付时局。昔日不准阿Q姓赵的赵太爷在革命起来后立即改变了态度。“历来不相能”的假洋鬼子和赵秀才在看准形势后也“相约去革命”。他们到静修庵打了老尼姑，砸了“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偷走了宣德炉，又很快进城买到了“柿油党”的银桃子，用欺骗手段和革命党拉上了关系。城里的知县、把总等都已改头换面，做了“革命党”。就这样，新旧军阀官僚、封建遗老遗少很快勾结在一起，钻进了革命阵营。当他们一旦攫取了权力，立刻撕下了伪装的面纱，露出本来的面目，实行更公开的封建暴力统治，反过来不准贫苦的阿Q革命，还诬陷阿Q为强盗、抢劫者，拿阿Q来“杀一儆百”。他们还向佃户“追缴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把还不起租子的农

民投进监狱，大搞反攻倒算。他们作威作福，仍然骑在劳动人民头上。

小说里描写的这种情景，是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在首义的武昌，黎元洪、汤化龙等满清时代的旧军官、立宪党人掌握了军政大权。绍兴的旧官绅听到革命的消息后，立刻纷纷成立什么自由党、社会党等，原绍兴知府匆忙地组成军政分府，自任民政长，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地主章介眉也成了治安科长。不久，虽然王金发成立了新的军政分府，开始时尚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但旧官绅们又变换手段重新控制了权力。绍兴如此，武昌如此，全国也大都如此。这样，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封建势力所篡夺，真正的革命派却受到了排斥和打击，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阿Q正传》还深刻地揭示了，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更为直接的，具有决定性的原因，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实行了一条对封建势力妥协的“咸与维新”的路线。在五、六十年代一片批判资产阶级的声浪中，将此看作是《阿Q正传》的主旨和基本内容，显然不符合鲁迅的本意和文本实际，但八十年代后有些论者又完全否定作品的这一思想，我觉得也是偏颇的。而且我认为这一思想并非从别的什么镜子中“折射”出来的，也不是“形象大于思想”是作家本人没有意识到的。鲁迅曾怀着大希望欢欣鼓舞地迎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面对着革命后的结局，他又跌进了失望的苦闷之中。他当时离开绍兴，就明确地表示了对王金发等革命党人的不满，特别不满于他们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在《阿Q 正传》中，鲁迅虽然没有正面直接地描写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但却以反讽的技巧，客观冷峻的笔法，写出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实行“咸与维新”路线所带来的恶果。老把总的“做革命党”，举人老爷的出任帮办民政，假洋鬼子、赵秀才的尼姑庵革命等，都与“咸与维新”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是“咸与维新”的产物，因为“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否则，那些封建势力能如此迅速而顺利地“维新”吗?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能抢在阿Q之前大闹尼姑庵吗?结果怎么

样呢?在县里是“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样可怕的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年便着了道儿，弄得不象人样了。”在未庄人们则连辫子也未剪掉，只不过秋行夏令，将它盘上了头顶，消息灵通的赵秀才是最早将辫子盘起来的。而自吹与“洪哥”关系密切的假洋鬼子竟不准阿Q革命，使阿Q 只剩下一条“大团圆”的唯一道路。鲁迅在《论费反泼赖应该缓行》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尖锐地指出：“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惶惶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他们爬上来罢。于是他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党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他后来谈到这篇文章时说：“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1]同样，我们不是可以说，《阿Q正传》是用阿Q们的血写成的吗?

总之，《阿Q正传》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真实的历史画面，深刻地揭示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辛亥革命都没有触动封建宗法制度的基础，封建势力仍然是那么猖獗，人民群众仍然是那么愚昧，“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被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1]它就象阿Q画的那个不圆的圆圈，绕了一周后又回到了它的起点上。因此我们说，鲁迅当时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的认识是清醒的，全面的，深刻的。在“咸与维新”这看似幽默的话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鲁迅深刻的思考。他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卓越的幽默才能，赋予这四个字以强烈的讽刺批判色彩，使人感到所谓革命简直是一幕历史的滑稽剧，和阿Q打自己的嘴巴一样可笑，他又在锋利的笔锋下浸润着十分沉痛的感情，使人感到也象阿Q打自己的嘴巴那样可悲。这种客观真实的描写，深刻尖锐的解剖，是鲁迅清醒

严峻的现实主义特色。

三

鲁迅又是怎样表现阿Q的革命的呢?这是一个歧见更多争论更为激烈的问题，也是近些年来阿Q最遭訾议之点。不少人认为，阿Q革命就是为了使自己成为剥削者压迫者，他要进行空前的大屠杀，建立空前残暴的政权，是比赵太爷还坏的凶残的刽子手，封建主义的代表，黑暗的化身。然而读了那些以谴责阿Q为快的文章，不免使人感到，它是否把阿Q抬得太高、太政治化了呢?它所描摹出来的形象，是否还是鲁迅小说中的那个“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从洋车夫和小车夫中里面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阿Q呢?[3]这是很值得怀疑的。鲁迅还说过，他笔下的阿Q是必然要“革命”的。曾经有人说，从前那样落后的阿Q忽然要做起革命党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至少在人格上是两个。鲁迅却明确地回答，阿Q要做革命党是“不免发生”的，他说：“据我们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4]对于这段话，有人将它作为肯定阿Q革命的最有力的证据，认为它说明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是鲁迅对农民阶级的革命本质深刻认识的结果。有人则认为鲁迅的话是对阿Q革命的彻底否定，也是对后来所有农民革命的否定，因为阿Q的革命就是前面所说的那种空前残暴的大屠杀。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未必符合鲁迅的本意。鲁迅既没有把阿Q作为农民革命效仿的榜样，也没有把阿Q想象得那么凶残。他对落后群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态度是最集中最强烈地体现在对阿Q形象的创造上的。

客观地理解，上面那段话第一体现了鲁迅对阿Q性格的准确把握。象阿Q这样比一般农民牵挂少、负担轻、不安份又经历比较复杂、见识比较多、带流浪性的农村无产者，向来都是农村中最活跃的分子，最容易卷入社会动荡的力量，何况阿Q是那么好奇和喜欢赶热闹呢?而在革命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引导、改造这种人，使他们

成为革命的力量而不是破坏的因素，就是领导者的责任和艺术了。我想，这应该是鲁迅在作品中所给予我们的暗示。第二，阿Q已经积蓄了许多不平和怨愤，可惜平时没有办法(无力)发泄，一旦有了“革这伙妈的命”的机会，他必然会本能地跳出来进行报复，所以他要做革命党是“不免发生的”，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只要有革命的话。如何将这种盲目报复转变为真正的反抗，从个人自发的反抗走向阶级的斗争，对于阿Q来说还路途十分遥远。但这也正是阿Q的希望之所在，所以鲁迅对阿Q的行为在总体否定之中亦有所肯定，如阿Q寻找革命党是那么糊涂幼稚却也是那么急切和真诚。第三，鲁迅将“革命”和“革命党”这些名词用之于其实并无共同之处的阿Q，实际也是借用或模拟当时的时髦语言来讽刺阿Q的革命和辛亥革命中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从而警示人们去认真反思革命的经验教训。这就是阿Q的革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因为阿Q对于辛亥革命终于是没有由好奇变成参与，幻想变成行动，盲目变成自觉，还糊里糊涂地成了革命的牺牲品，这不能不令人痛心和深思。鲁迅写阿Q是为了否定阿Q，写阿Q革命也是为了否定阿Q革命，阿Q典型正是在这种否定之中站立起来的。但我们不能从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而推论到对所有农民革命的否定，对一切革命的否定。农民的反抗斗争是否能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化，这是史学界正在讨论的问题，本文不敢妄议。但从鲁迅一贯的态度看，他是希望被压迫者起来斗争的。他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5]而且认为，“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6]“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4]而中国几千年来，老百姓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2]。他们缺乏的是觉悟和斗争。所以象阿Q似的在赵太爷父子的大竹杠和假洋鬼子的哭丧棒下只是忍痛挨打完事，鲁迅是非常失望和不满的，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相反，鲁迅对假洋鬼子、赵秀才之流投机革命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谴责，揭露了他们阴险、诡诈、卑劣、丑恶的嘴脸，鲜明地表达了与对阿Q不同的爱憎感情。鲁迅也看到了农民阶级的弱点，看到了农民革命的黑暗面，看到了农民革命不能突破“历史循环”所造成的悲剧。所以他非常反感张献忠那样乱杀人，并具体分析了张献忠因绝望而杀人的变态心

理。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群众却仍然停留在农民造反的认识水平上，竟把革命党视作“长毛”或“白盔白甲”，阿Q所抱的仍然不过是几千年来农民阶级所幻想的“威福、子女、玉帛”，以及强烈的报复性和极端的盲目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这不禁令人产生象对张献忠那样的恐惧。但是，阿Q一定会成为张献忠吗?或者如有的论者所说，一定比赵太爷还凶残吗?回答是有可能，但没有必然性。首先阿Q的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于张献忠的时代，他没有必然一定重复张献忠或朱元璋的道路，后来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鲁迅也并没有由张献忠就推断一切农民革命都乱杀人。通读《鲁迅全集》，我们看到鲁迅主要是愤怒地谴责历代反动统治者肆意杀戮人民的残暴罪行，对人民群众却嫌其反抗斗争不够。其次更重要的是，从阿Q的性格来看，也不存在这种必然性。因为我们不会忘记，阿Q是以精神胜利法为自己言行的基本指导思想的，他的“革命畅想曲”并非什么真正的“行动”纲领，除了体现出他的小生产者意识和农民革命思想外，更主要的是他的阿Q性的反映，除了取得眼前的生活利益和精神上的胜利，实际上其他一切他都不屑去思索，不屑去真正实行的，所以他一觉睡过后，第二天“便想不起什么来”，等他忽而有了主意的时候，并不去进攻他判定该死的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或小D、王胡，却先到静修庵去寻事。而他在假洋鬼子不准革命、走投无路时，竟然“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以示“报复”，甚至想：“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我总要告你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这是多么愚蠢可笑呵!可见阿Q的革命实际上是他的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和新发展，是他对社会变革的一种病态反应。鲁迅对阿Q革命的否定，不在于要人们警惕阿Q一旦上台会比赵太爷还凶残这样一种政治目的，而在于暴露阿Q对革命的糊涂认识，痛惜他在关系自己生死存亡的问题上还是那么一副阿Q相，不放弃他那精神胜利法的思想方法和逻辑，揭示精神胜利法对他的毒害之深。所以鲁迅的归结还是在“人学”上，在改造国民性上，我们大可不必把阿Q的革命渲染得那么可怕。再次，即使从人学的观点来看阿Q准备对同类大

肆杀戮的不“ 人”之学，也难以肯定阿Q比赵太爷更凶残，阿Q上台会是空前大屠杀大扫荡，因为他们不是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赵太爷早已成了统治者，绅士，掌握着生死予夺之权，对阿Q们可以任其好恶自由地施以王道或霸道，如他可以镇压阿Q向吴妈求爱，可以打阿Q 的嘴巴不准阿Q姓赵，也可以晚上特许点灯叫阿Q加班舂米，教导儿子不必驱逐“不吃窝下食”的阿Q。但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取而代之”时，是父母兄弟也杀过，并无多少绅士风度的。翻开历史，历代封建王朝有多少宫廷倾轧呵。顾名思义，所谓“报复” 是有前因才有后果的。在未庄除了小尼姑外，谁都可以欺负阿Q。赵太爷父子、假洋鬼子不用说，连小D也抢过他的饭碗(阿Q认为)并和他演过一场龙卷斗，王胡在捉虱比赛中也赢了他，所以阿Q判定他们都是先该死的对象。这虽然是不分敌我，盲目报复，但也还是有一定针对性，不是什么人都杀，何况他并无真正的行动呢?另外，认为阿Q只有在政治经济的转型和变革中才能改变悲惨的命运，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不应该搞什么反抗和革命，并指责鲁迅后期转向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是走入误区，这恐怕是忘记了人类社会迄今所走过的历程，也不知道阿Q挨秀才的大竹杠和假洋鬼子的哭丧棒是什么滋味，和他为什么要去偷萝卜。照此逻辑，如果将来世界真的大同了，什么斯巴达克起义呀，陈胜吴广造反呀，法国人民冲破巴士底狱呀，阿芙乐尔炮轰冬宫呀，以及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等等，后人会不会说：过去的人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苦，流那么多血，死那么多生命呀?他们就不懂得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世界总是要实现大同的吗?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将阿Q的革命渲染得那么恐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阿Q ，这样“回到鲁迅”恐怕是离开鲁迅更远。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1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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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鲁迅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5、81.

[3]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0.

[4]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79、267.

[5]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83.

[6]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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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越去走换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