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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则西事件”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的共振与互动

“魏则西事件”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的共振与互动
“魏则西事件”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的共振与互动

【摘要】网络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形成了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两大舆论场互动共生的舆论新格局。“魏则西事件”发生后,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互动共生:事件初期社交媒体舆论对于主流媒体舆论的形成呈现“倒逼”事态;二者在此次事件中通过“溢散”和“共鸣”的议题互动形成舆论“共振”,进而实现舆论监督互动。此外,在互动当中同时还存在着“共振断裂”现象,这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二者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冲突与合作共生共强,最终殊途同归促进事情解决。

【关键词】魏则西;主流媒体;社交媒体;舆论监督;互动共振

一、“魏则西事件”的舆情发展过程

(一)事件背景介绍

2014年4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魏则西被查出患有罕见病――滑膜肉瘤晚期。在得知患病后,魏则西父母曾带着魏则西到处求医问诊,但是病情一直不见起色。

2014年9月,魏则西父母通过百度搜索引擎了解到,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以下简称“武警二院”)号称有一种肿瘤生物免疫疗法可以治疗此病,于是魏则西便开始了先后四次的治疗。治疗期间,魏则西开始在知乎论坛上记录并分享自己的看病过程及遭遇,以及看他人的经验的分享、病友的建议等。

2015年8月,魏则西在知乎论坛发帖称,他当时已做完了四次生物免疫疗法,却发现自己的病情不但未能好转,反而发生了肺部转移。

(二)舆情潜伏期(2016年2月26日-4月12日)

2016年2月26日,武警二院的生物免疫疗法最终未见具体疗效,而魏则西则从知乎网友处得知这种免疫疗法已是被国外淘汰的技术。此后,魏则西在知乎一个:“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的问题下,详述了自己遭遇百度搜索欺骗和治疗的经历,并表示,希望他的回答能让上当受骗的人少一些。

4月12日,魏则西因患滑膜肉瘤去世。当天,他的父亲登录魏则西的知乎账号,在一个询问魏则西情况的帖子中回复称魏则西已经于当天早上去世,感谢大家的关心,并鼓励知友关爱生命,热爱生活。至此,此事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此时虽已有不少网友参与围观讨论,但由于相关信息的断层,并未形成大范围传播,舆情仍处于潜伏阶段。

(三)舆情发酵期(2016年4月27日-5月1日)

2016年4月27日,新浪微博用户名为@孔狐狸(真名孔璞,曾在《新京报》做过调查记者)的网友发文称,通过知乎得知魏则西患癌去世的帖子,微博内容直指百度搜索存在竞价排名问题。此文被转发一万多次,“魏则西事件”舆论热度逐步上升。

4月28日,百度新浪官博@百度推广就魏则西一事进行回应:魏则西去世后,已经在第一时间对涉事医院的搜索资质进行审查,从提交的审查结果看,武警二院不仅资料齐全还是三甲医院,没有虚假的搜索和违规推广的情况。百度疑似避重就轻的回应引发微博网友讨论成为舆情热度上升的关键节点。

(四)舆情高潮期(2016年5月1日-5月4日)

5月2日,国家网信办牵头的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由此极大地加剧了事件的严重程度和社会影响。国家相关部门采取行动推动事件走向最热阶段。

网友和媒体对魏则西之死“真凶”的声讨自5月2日起一直保持高位,5月3日才过半天,舆情信息量便轻松超过之前20天的信息量总和。伴随各种信息流的交互汇集,助推舆情进一步发酵,并于当天上午10点左右,舆情话题讨论量达到最高值。

5月4日,舆情态势持续走高,随着新华网、财经网等各大媒体及时对此事进行调查跟进,牵扯出的莆田系、部队医院外包、监管等医疗乱象问题被挖掘出来,涉事责任方开始被调查,公众情绪及意见也随之高涨,使得事件的关注度愈来愈高,影响不断扩大,进而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网民加入讨论。(五)舆情回落期(2016年5月5日-5月10日)随着舆情事件引发相关政府部门关注并进而推动到调查阶段,网民的参与热情开始出现回落。2016年5月5日,北京武警二院全部停诊以后,已经住过院的患者重新开始治疗。5月9日,国家卫计委联合调查组发布对于武警二院的调查结果,与此同时,国家网信办联合调查组公布进驻百度的调查结果。这个阶段,舆论议题主要集中在对事件的调查和处理结果等相关问题的探讨上。

二、“魏则西事件”舆情与传播:社交媒体舆论“倒逼”主流媒体舆论

根据“魏则西事件”舆情的发展阶段,笔者对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供的2016年4月27日到5月10日主流媒体以及社交媒体上每天所有与魏则西相关的词条、文章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分别得出“魏则西事件”在主流媒体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发展趋势图,如下图所示:

三、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的互动模式:共振与断裂

(一)互动中的共振

舆论事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复杂的,往往伴随着许多不同议题的延伸和嬗变,主流媒体舆论场和社交媒体舆论场二者对舆情事件的舆论监督过程,其实就是通过不断地进行舆论议题设置实现舆论监督和引导作用。因此,可以说两者在舆论监督中的互动,其实就是媒介间“议程设置”的互动,而媒介间议程设置就是议题在两种媒介间发生双向交互及影响的过程。媒介间议程设置的互动,无非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主流媒体认为重要的议程进入网络社交媒体引发热议,与之相反,另一种是在网络社交媒体引发广泛参与和讨论的议题得到传统主流媒体青睐,并成为其一段时间内的报道重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互动路径,在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中被统称为“议题共振”,或者“舆论共振”[4]。

议题由主流媒体流向社交媒体,以及议题由社交媒体流向主流媒体,这是媒介间议程互动的两大基本矢向,互动矢向不同,互动效果当然也不同,两种互动矢向度的效果分别为“共鸣效应”和“溢散效应”。“共鸣效应”由学者诺尔纽曼等人提出,其认为,作为“意见领袖”的一些主流媒体率先报道和传播的内容,引发其他媒体的相继跟进,这种由主流媒体引发并在媒介系统中产生的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就是媒介间的“共鸣效应”。“溢散效应”是由学者mathes和pfetsh共同提出,他们认为媒介议题从另类媒介流向主流媒介的过程是媒介间的“溢散效应”。“共鸣效应”和“溢散效应”分别是媒介间议题“共振效应”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即无论议题在媒介间如何相互流动,最后两大媒介舆论场形成了舆论共识、引发舆论共振。在前人的研究当中,通常将“共鸣效应”和“溢散效应”分别与不同的舆论事件对应起来,即某个舆情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共鸣效应”或者“溢散效应”等引发的,而笔者认为,“共鸣效应”和“溢散效应”二者在许多事件当中,都不会完全割裂开来。正如前文所述,舆论事件的发展过程复杂,往往其间伴随着诸多议题,其中许多议题都会在不同媒介间流动,因而,“共鸣效应”和“溢散效应”极有可能前后、交叉发生和进行。

以“魏则西事件”的传播为例,魏则西死亡真相、百度竞价排名、百度回应等议题首先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然后才在主流媒体议题中出现,属于媒介间议题互动的“溢散效应”;而莆田系医帮牟利、医院科室外包、官方问责调查、调查结果公布等议题则相反,先经由主流媒体报道而后流向社交媒体引发关注和热议,属于媒介间议题互动的“共鸣效应”。从议题倾向角度来看,以魏则西死亡真相等为代表的引发“溢散”的议题,通常都是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看来敏感的或者需要审慎对待的议题,同时这些议题也是代表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媒体需要审慎对待的,这类议题也只有社交媒体率先推到大众眼前之后,主流媒体才有可能加以跟进;而以官方调查问责等为代表引发“共鸣”的议题,往往都是社会当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比较高的议题,而这些议题也往往成为主流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和引导时的核心议题。因而,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知道,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高的议题通过“共鸣”流向社交媒体意味着主流意识形态在公众认知上得以扩散,而敏感议题通过“溢散”走向主流媒体,

则意味着公众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对主流意识形态有所突破。[5]所以,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两大舆论场的互动共振,对消解官民对立情绪、构建和谐的舆论氛围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二)共振的断裂

尽管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舆论共振在舆论监督实践过程中的优势和正面作用,对于民众积极参与民主法制建设以及社会稳定和谐意义重大,我们却也不得不看到,二者在舆论监督互动过程中仍存在着互动共振的断裂现象,而这也是现阶段我国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舆论监督互动的现状。

“共振断裂”,又称为“议题断裂”,说的是某一议题在一个媒介看来是极其重要的,而在另一个媒介上却丝毫得不到报道和反映,或者在另一媒介上对此议题的态度和倾向与前者截然相反、完全割裂。[6]从“魏则西事件”的发展过程与处理结果来看,此次舆情事件中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二者舆论监督互动的成效显著,不但最终达成舆论共识,而且促成了问题的解决。但是,即便如此,在“魏则西事件”中同样存在“共振断裂”。例如“莆田系不死,中国医疗改革永远不可能成功”“只有在中国,百度才可能这么光明正大不要脸”“大家已经活得很苟且,不能再丢掉‘诗和远方’”等议题仅在社交媒体上呈现,而主流媒体上的“联合调查结论必将指引我国互联网法治健康、有序发展”“魏则西事件调查结论将指引互联网法治健康发展”等议题则在社交媒体上缺席,而导致这种“共振断裂”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网络社交媒体的匿名性使得许多社会敏感话题赤裸裸地暴露到公众当中,隐性的社会矛盾也只需要一个导火索便可引爆得以显形,而主流媒体由于自身媒体属性对于这些敏感议题往往十分谨慎,因此,许多情况下,网络社交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议题遭到主流媒体“冷遇”。此外,主流媒体在舆情事件中议题传播往往是宏观层面、顾全大局的,这样的议题一般不直接触及公众切身利益和当下情绪痛点,因此,此类议题很可能会被其他议题直接边缘化。

此次“魏则西事件”中的“共振断裂”现象并非个案。实际上,“共振断裂”现象存在于当下我国社会矛盾频发的转型期是必然的,我们理应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共振断裂”可能造成主流媒体舆论场和社交媒体舆论场形同陌路、各说各话,这对政府进行舆论引导十分不利。另一方面,适当的“共振断裂”客观上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舆论环境更加地包容和宽容了,“共振断裂”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四、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的互动过程:冲突与合作

据笔者梳理,“魏则西事件”的舆情传播路径可概括为:当事人知乎发文→社交媒体网民热议→百度回应→主流媒体报道→社交媒体网民热议→主流媒体跟进报道→社交媒体上网民持续围观热议。可见,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主流媒体舆论与社交媒体舆论分别在不同阶段占据主导地位,加之二者所处位置和代表的利益不同,必然致使舆论议题以及相互关系发生改变。这个过程实质上就是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的互动过程,并且二者在互动过程中呈现相互影响的状态,这种影响表现为二者既有冲突又有合作。

社交媒体舆论场和主流媒体舆论场的冲突实际上伴随着两个舆论场新格局的产生就已经存在。场域作为动态的空间结构,同时又是力量博弈的场所。场域内各种力量的平衡都是暂时的,它既是力量场又是斗争场。[7]社交媒体是人人都可以发言的平台,能容百家之言,客观上为公众发泄对社会不满情绪提供了渠道,也正因如此,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许多舆情事件的发源地和舆论的集散地,在此次“魏则西事件”中,网络社交媒体平台对事件的形成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一旦事态发展到某种地步,可以加以报道的时候,也便有了可以产生广泛舆论分歧的空间。[8]因此,社交媒体舆论必定会对主流媒体舆论造成冲击,也必定会与其发生摩擦和碰撞。

笔者认为在此次事件中,这两大舆论场的冲突,首先,表现在二者对话语权的争夺。“魏则西事件”由于知乎等社交媒体的首曝,社交媒体获得话语权,对此,长期处于舆论引导地

位的主流媒体不甘示弱,立马进行跟进报道,在社交媒体关注的事件本身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对事实真相进行深度挖掘,从而抢夺话语权。其次,表现在二者彼此间的话语解构。从“魏则西事件”看社交媒体对主流媒体的话语解构,实际上是因为主流媒体本身在报道过程中就存在着失范现象,以《人民日报》上一篇标题为《不吐不快――魏则西留下的生命考题》[9]的评论为例,文中说:“医生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和‘死神’讨价还价,力求延缓死亡的进程。医学是有限的,也是不完美的。虽然医者的技术追求是永不言弃,但这并不代表医者具有起死回生之力。因此,尊重自然规律,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坦然地面对生与死,是最理性的选择。”这篇疑似为“莆田系医帮”开脱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上受到网友诟病和一系列的质疑;而主流媒体对社交媒体的话语解构则要从两个舆论场信息的不对称说起,网络信息虽来源丰富但鱼龙混杂,主流媒体有社交媒体所不具备的采访权,权威的信息来源往往能够解构来源不明的社交媒体话语。在“魏则西事件”中,百度首次就此事做出回应时称自魏则西去世后,已与魏则西父母取得联系并表达慰问,得到不少网友肯定,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财新网采访到魏则西父母,他们表示百度根本没有和他们联系过。由此可见,主流媒体对于解构社交媒体虚假信息效果显著。

虽然社交媒体舆论场与主流媒体舆论场的对立和博弈显而易见,但是另一方面,二者同样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互强关系。尽管在舆情事件的发展过程中,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对话语权的争夺异常激烈,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良性的话语权竞争使得“魏则西事件”的议题不断深入和扩大,从最初的社交媒体爆料事实真相、诟病百度竞价排名,到主流媒体深挖呈现莆田系、部队医院外包、监管等医疗乱象问题,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因此,无论是谁争夺到话语权或者占据舆论引导的主导权,二者进行话语权争夺的互动过程使得此次舆情事件的议题在这种互动中得到不断深化,同时二者的互动也推动着其本身朝着更强的方向发展。

五、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的互动结果:殊途与同归

主流媒体舆论场和社交媒体舆论场的分化,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二者媒介性质的差异性而形成的。而这种媒介性质的差异性进而导致了主流媒体舆论场和社交媒体舆论场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舆论监督开展方式的不同。这种不同,首先表现在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二者引导舆论的信息来源不同。社交媒体的每个用户都可以自由传播信息、表达意见,因而每个用户都可能是信息的来源,“魏则西事件”真相的揭露更是离不开社交媒体中广大知情用户的爆料;相比之下,主流媒体的信息来源就比较单一,除了政府相关通知文件之外,就只能通过记者采访或者群众提供信息来源。虽然近年来,主流媒体已倾向于借助网络社交媒体获得信息来源,但是在新闻报道中却也只能将社交媒体信源当作背景材料使用,要想占据舆论主导地位,还是必须通过以上渠道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其次,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舆论监督方式的不同还表现在二者所关注的对象以及态度立场的不同,而这是由其媒介社会性质的不同所造成的。社交媒体不设门槛,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使用、发言,因此社交媒体舆论在很大程度上站在广泛公众的利益上去表达不满抗议、反映民情与民意,而主流媒体却在很多时候去关注更加全局和宏观的问题,传播正能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魏则西事件”中,社交媒体舆论关注点多是事件真相、黑幕等情绪化倾向明显的议题,而主流媒体则侧重于社会体制、医疗体系等全局性议题。尽管由于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二者媒介性质的差异导致二者舆论监督方式的不同,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二者都是社会上信息传播和舆论生成的平台,最终都要达成舆论共识、反映民情民意,这也正是这两大舆论场既已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实,早在20世纪末,《中国监督学大辞典》就对舆论场这一概念做过论述:多个舆论主体相互之间进行意见的发表和交流,并达成舆论共识的舆论环境。在此之后,学者刘建明和喻国明都对舆论场的定义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论述并在学界得到广泛引用,其影响力也相当大。虽然角度不同,实质上所表达的内涵是一致的,形成舆论共识、推动事情解决才是社会舆论场的终极目标。以“魏则西事件”为例,在事件被曝光引起公众普遍关注后,

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不论反应速度如何、态度立场如何、信息权威与否,都积极介入此次“魏则西事件”的舆论监督中去,在此过程中二者殊途同归,共同推进舆论发展过程并最终达成共识、促成事情的解决。

六、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舆论监督的互动与思考

社会矛盾客观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当中,代表着不同利益阶层的群体共存于社会,社会现状很难做到令每个利益阶层都满意,也正因如此,社会矛盾的产生和激化在所难免。在新媒体时代、新的社会环境下不同的利益群体更加的细分和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就会带来群体的分化,而群体的分化就会带来舆论的分化,舆论的分化带来社会的分化,[10]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舆论场的分化正是因为舆论的分化而形成,如果对于二者之间的舆论分化听之任之,必然会造成社会割裂、动荡。由此观之,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在舆论监督过程中的共振,对于减少社会舆论分化、进而缓解社会割裂分化意义非凡。

首先,两个舆论场之间的互动,无论是“共鸣”还是“溢散”,这种相互之间主动介入、互相融合、彼此渗透的良性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沉默的螺旋”。该理论认为在舆论形成的过程中,分散的公众成员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为了免于被孤立,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被占优势主导地位的多数意见所左右,而这种占优势主导地位的意见往往又来自主流媒体,而在社交媒体的发展和冲击下,网络的匿名性大大解放了公众在发表不同意见时的心理制约,开始冲破“沉默的螺旋”,广泛地参与到事件讨论中,从而对舆情的发展趋向产生影响。这从“魏则西事件”中网民对此事相关发言的惊人数量的增长率来看,表现得十分突出。其次,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良性互动,可以深入地揭露真相,推动事件向前发展,促进政务更加公开和透明。“魏则西事件”中,正是由于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对此事的持续关注和互动,才使得一直潜伏在社会阶层当中的广告、医疗乱象赤裸裸地呈现在公众和政府眼前,政府也因此不得不进行调查治理,主动公开政务、接受公众舆论监督,从而给公众舆论一个满意的交代。

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的舆论监督互动不但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同时二者的互动也存在着问题。“舆论倒逼”现象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给予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以保障普通公民表达自由以及公共事务参与的主动权,事实也证明“舆论倒逼”确实有助于推动因社会矛盾所引发事件的解决,有利于化解官民矛盾、推动改革。但是,另一方面,“舆论倒逼”同样可能因为不实信息产生“虚假舆情”,[11]例如“抢盐风波”,由于网民误信误传虚假信息致使舆论升级,在网络“舆论倒逼”下主流媒体为了抢时效,也会不加核实便进行报道;更可能因为社交媒体上群情激奋的舆论造成网络暴力和媒介审判。因此,我们应辩证看待“舆论倒逼”,既不能一概禁止压制,更不能盲目乐观。同样地,对主流媒体舆论场与社交媒体舆论场在舆论监督互动中的利与弊,我们更应以审慎的态度待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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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柏铨.略论“舆论倒逼”[j].新闻记者,201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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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天策,陈映.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议程互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28(7):13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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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贾小敏.场域理论视域下的农民工报道研究[d].西北大学,2012.

[8]顾颖.场域理论视阈下解读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博弈[d].苏州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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