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

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 " 摘要：本文通过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状况进行系统的梳理，具体区分了不同的研究阶段所具有的研究特点及主要研究成果，并对其中的研究热点和焦点问题进行了评述。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一、研究阶段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

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

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

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

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

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宪政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宪政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宪政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

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

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

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祝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殊途同归，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 响。 梁漱溟(1893―1988)，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作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现实。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是其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实际行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在1931年出版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其思想理论化，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的分析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

不安。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 的运动。”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梁漱溟认为，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伦理关系的温情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经济上，中国社会“隐然有一种共产”，并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在政治上，“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所谓“职业分立”，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原因。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历经几代学者30 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 册，洋洋近800 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合计字数多达2100 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 皇皇12 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 年出版第1 卷，到2011 年12 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 年。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 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 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近10 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 该著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能够毅然抛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由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并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类似的新认识，显然更加客观平实，也更符合历史实际。 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充分利用新史料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该著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新成果，对蒋介石做出的评价较诸以往也更为全面和客观，既肯定其当肯定之处，也否定其当否定之所为，从而改变了过往单一否定蒋介石复杂言行的片面趋向，显示了民国史研究日趋全面平实的新特点。 上述大陆民国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海外以及台湾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的《百年辛亥革命两岸寻历史共识》一文中，援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研究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中华民国史》不乏具有重大转变的历史解释，如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比较肯定，特别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时于国家建构上的成就，而非全盘否定。同时，开始肯定对日抗战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对两岸历史和解作了一个

洋务运动综述

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讨论会述评 日期：[2009-06-03] 作者：涂文学来源：中华文史网字体：[大中小] 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5月4日至11日在湖北宜昌举行。会议以“洋务运动时期的区域社会环境”为主题，对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有价值的探讨。 一、对洋务运动时期区域社会环境的研究：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对洋务运动作区域性研究并不始于本次讨论会。多年以来，上海、武汉等地的一些学者就对本地区洋务运动史从区域经济学、文化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的角度予以切入，进行了饶有兴味的探索。但是，自觉地，有意识地以社会史的视角对洋务运动时期的区域社会环境作整合性研究，则确实以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为嚆矢。 确立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的研讨主题，体现了会议发起者推动洋务运动史研究走向深入的独运匠心。在对洋务运动作总体、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洋务运动的区域发展，这种研究的需要很大程度上来自洋务运动史本身：首先，如果我们不是将洋务运动仅仅看作单纯的政治活动或者经济活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的话，亦即不仅将近代化看作一种经济过程，同时更主要的看作是一种社会过程，那么，它必然与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发生更深刻、更内在的契合和冲突。因此，我们从区域社会环境的角度楔入，就有可能对洋务运动与中国社会近代化关系问题获得整体性认识；其次，由于环境总是以一贯的、规则化的方式作用于人类的群体行为，因此，洋务运动便在区域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下，形成不同的“地区模式”。于是，对“模式”本身的勾勒，模式与模式之间的横向比较以及对隐处于模式背后的区域社会结构的研究就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最后，地区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带来洋务运动和中国早期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从东到西，由南到北，有的地区已烟囱林立，沐浴欧风美雨；有的地区则江山依旧，依然是田园牧歌式中世纪风光。这就留给我们关于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广阔的研究空间：区域社会环境如何制约人的行为造成了区域之间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人又是怎样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克服社会环境的负作用而消除这种不平衡？这两方面因素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区域近代化过程中都可找到事实依据。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深刻的学术理论意义，其现实借鉴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如此，“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这一研讨主题得到国内洋务运动史学界的广泛响应和认同。在讨论会收到的80余篇论文中，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与此相关。讨论会一开始即径就主题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关系进行大会交流。又按长江流域、东北和华北、西北和西南、华南三个区域进行分组讨论。会

开题报告可行性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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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 开题报告的总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简明扼要地说 明该选题的目的、目前相关课题研究情况、理论适用、研究方法。 开题报告是由选题者把自己所选的课题的概况(即"开 题报告内容")，向有关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进行陈述。然后由他们对科研课题进行评议。亦可采用"德尔菲法"评分；再由科研管理部门综合评议的意见，确定是否批准这一选题。开题报告的内容大致如下：课题名称、承担单位、课题负责人、起止年限、报名提纲。报名提纲包括： (1)课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和有关文献资 料的主要观点与结论； (2)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各项有关指标、主要研究方 法(包括是否已进行试验性研究)； (3)大致的进度安排； (4)准备工作的情况和目前已具备的条件(包括人员、仪器、设备等)； (5)尚需增添的主要设备和仪器(用途、名称、规格、型号、数量、价格等)； (6)经费概算； (7)预期研究结果； (8)承担单位和主要协作单位、及人员分工等。

乡村建设运动

一、乡村建设运动概述起的缘由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主要缘由内部因素（直接动因）是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但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有增无减，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又缝特大水难灾害，农村问题更为严重。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 外部因素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倾销其洋货，争夺中国（三）、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 晏阳初“民族再造”思想：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主张在农村进行整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根治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已达到“民族再造”，强国救国的目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梁漱溟在前人的“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乡治”主张，随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实非仅建设乡村，其目的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即一种建国运动。建设新的组织结构，其中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四）、乡村建设运动两种模式 与乡村建设的两种理论相对应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是邹平模式以及定县模式。邹平模式是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邹平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定县模式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定县模式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对政府的依赖性小，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民众的捐助；邹平模式是在山东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二是主导领导者的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定县模式的领导者对西方文化有系统的了解，具有西化倾向；邹平模式的领导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具有保守倾向。三是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定县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邹平模式认为中国问题极为严重的是文化失调。从而采取措施也就大相径庭：定县模式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尤其科学实验的方法，把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任何一项计划，都先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实验，取得经验后推广致全县；邹平模式主要是师法古人，既不重视社会调查，也没有建立一套研究试验、推广程序。四是在乡村建设的措施上不同。定县模式始终坚持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中心，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连锁进行的原则；邹平模式始终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用“古人的道理”教育农民，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 （五）、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 乡村建设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的事，具体内容涉及八方面：1、兴办教育，培养农村人才；2、推官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农业；3、流通金融，主要措施是成立借贷处或称借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向农民发放贷款，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4、提供合作组织，指导农民成立各种（运销）合作社；5、办理地方自治，期望还政于农，实行宪制；6、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7、移风易俗；8、引发学术研究，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 乡村建设运动提出背景是当时农村的贫困落后，最终目的是促进农村的发展。

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概况

民国时期乡村教育述论 摘要：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 关键词：乡村教育；发展；经验教训 一个大国的举起与持续发展不但需要强大的经济、军事、政治等作为强大支撑外，还需要强有力的教育发展作为一个国家持续发展的动力。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共同协调发展。只有重视教育的发展才能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才能够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而一国教育的基础教育又要数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发展直接影响着中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甚至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为了我国现代初等教育的更好发展就很有必要探讨历史上比较成功的乡村教育的发展经验和教训。这其中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对我们的初等教育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民国乡村教育的发展阶段处在中国的大变革时期，民国乡村教育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其道路坎坷而曲折。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不免会出现许多的不足和缺陷，但是经过民国时期的发展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出现了许多的乡村教育名家和教育思想，他们在乡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值得我们去思考。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国家政策都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成果，因此值得我们去探索。 一 民国刚刚推翻封建制度，国家百废待兴。当时先进的有识之士纷纷寻求使国家发展和强大的方法，乡村运动即是有识之士寻求发展其中的一条道路，发展乡村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当时的有识之士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必须有新国民、新教育，必须废除封建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教育思想，“因此当时兴起的“废庙兴学”进入了一个高潮期，对推进乡村教育发挥了一定作用”[1] 。当时的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等积极探索乡村教育道路，努力提高乡村教育的办学质量以及实行乡村教育的理论实际。国家政策的调整和支持也有利于当时乡村教育的发展，对乡村教育的发展规划以及对乡村教育提出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国家的提倡在乡村教育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末民初，伴随着中国文化及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步伐，中国乡村社会曾兴起一股“废庙兴学”之风。其最初只是一种有知之士个人在民间的自发行为；清末新政将其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全国广泛推行；最为重要的是“癸卯学制”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摘要：《吴鼎昌与贵州》是何长凤先生近年来以贵州为中心的关于民国时期历 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集知识性、史料性、学术性为 一体，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该著的出版与发行，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如何深入 挖掘地方史料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民国史；吴鼎昌；史料；长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大解放，史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特别是在民国时期近现代地方史研究领域，各地史学工作者充分发挥占有地方史 料的优势，出版了系列有关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我们以四川省为例，四川史学工 作者就先后编著出版了《四川近代史》、《四川现代史》等有关四川地方史研究 的成果。而地处西南的贵州省史学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编著出版了《贵州当代史》，让人们对当代贵州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时光 流入到21世纪的初期，贵州省史学界更是编著出版了大型的有关贵州历史的丛书——《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的编辑出版，让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到贵州的 古代史，同时对贵州的近现代史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 贵州自古以来，在世世代代贵州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努力下，创造了极其 丰富的贵州史。这一现状，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的专家与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 研究天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长凤先生虽然退休多年，但其一直以来退 而不休，笔耕不辍，以研究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为乐趣，从而在贵州地方史研究 领域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对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其与其 他史家联合主编的《贵州当代史》。近年来，何先生先后编著出版了《贵阳文通 书局》、《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有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的学术 专著。这些专著出版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与出版界的强烈反响，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先生的研究填补了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白，为推动民国时 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作出了宝贵贡献。此后，何先生仍不停歇，依旧致力于民国 时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工作。最终，何先生所著《吴鼎昌与贵州》于2010年11 月又一次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可谓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的 又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有关吴鼎昌生平研究的重要补充。那么，该书到底有什么 特点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史料剖析的全面性 洋洋洒洒二十五万余字的《吴鼎昌与贵州》的出版发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 吴鼎昌的生平事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贵州那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全新的视野。此前，有关吴鼎昌与贵州的历史研究类成果其实并不多见。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何先生所著的《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 司的思想与实践》（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莫子纲所著《吴 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4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某一个方面对吴鼎昌与贵州进行研究。在 史料的把握上，难免存在片面性，不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来认识与了解吴 鼎昌对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吴鼎昌与贵州》相比之下，在史料的剖析与把握上显然具有全面性。其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诸方面。读后让读者对吴鼎昌在贵州的政绩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与 了解。 二、人物分析的鲜活性

明清史研究综述只是分享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论文开题报告可行性分析

论文开题报告可行性分析 篇一：可行性研究开题报告 毕业设计（论文） 开题报告 题目XXXXX 指导教师 XXXXX 日期 XXXX 院、系(部)管理学院工程管理系 专业及班级工程管理专业XX级 01 班 姓名及学号 XX XXXXXXX 工程管理系 XX届毕业设计（论文）开题审查表 西安科技大学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 篇二：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1]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这种文字体裁是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活动计划性的增强和科研选题程序化管理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开题报告一般为表格式，它把要报告的每一项内容转换成相应的栏目，这样做，既便于开题报告按目填写，避免遗漏；又便于评审者一目了然，把握要点。

开题报告包括综述、关键技术、可行性分析和时间安排等四个方面。开题报告作为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对学生答辩资格审查的依据材料之一。 由于开题报告是用文字体现的论文总构想,因而篇幅不必过大,但要把计划研究的课题、如何研究、理论适用等主要问题。 开题报告的总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简明扼要地说明该选题的目的、目前相关课题研究情况、理论适用、研究方法。 开题报告是由选题者把自己所选的课题的概况(即"开题报告内容")，向有关专家、学者、科技人员进行陈述。然后由他们对科研课题进行评议。亦可采用"德尔菲法"评分；再由科研管理部门综合评议的意见，确定是否批准这一选题。开题报告的内容大致如下：课题名称、承担单位、课题负责人、起止年限、报名提纲。报名提纲包括： (1)课题的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概况和有关文献资料的主要观点与结论； (2)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各项有关指标、主要研究方法(包括是否已进行试验性研究)； (3)大致的进度安排； (4)准备工作的情况和目前已具备的条件(包括人员、仪器、设备等)；

二十世纪前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变迁

二十世纪前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变迁 2013年04月07日09:29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杭州)2005年02期作者：刘纪荣王先明字号 打印纠错分享推荐【作者简介】刘纪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先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 【内容提要】20世纪前期，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经历了一个酝酿—萌芽—发生—发展的实验过程。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应该是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源头；河北定县的三级医疗保健制度的创立，是传统乡村社会制度创新极为精彩的一环，为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形成，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江苏无锡惠北实验区进行的农村合作医疗保健村实验，在汲取了定县医疗保健制度的有效经验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创新。虽然战争迫使各种医疗卫生事业的制度创新过早夭折了，但留给人们的历史记忆却无法泯灭。 【关键词】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 20世纪，合作医疗为我国广大农村的医疗健康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享有“卫生革命”之誉。（注：世界银行：《中国：卫生模式转变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学术界尤其是医药卫生界对此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在关于农村合作医疗发展史的认识上，存在一些明显的“误区”。检阅有关合作医疗研究文献，笔者发现，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有的甚至认为直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才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注：胡振栋：《“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的风雨人生》，《湖北档案》2000年第7期。）即使是国务院卫生部“关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回顾性研究”课题组，其结论也只是以“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合作社”为起点。（注：张自宽等：《关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回顾性研究》，《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4年第6期。）然而，揆诸史料，20世纪20～30年代，既有合作医疗的创意和实验，又有乡村保健制度的广为推行，可以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20世纪前期，经历了一个酝酿—萌芽—发生—发展的实验过程。对此，已有学者曾在相关研究中作过片断揭示，（注：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233、518～523页。）但至今还缺乏完整的考察。故此，笔者根据现有史料，略为叙述，权作勘误。 一 按照通常的提法，“合作医疗制度”是一种以合作社为组织形式的集体医疗保健制度，其主要特点是（1）社员每年缴纳一定的保健费，（2）看病时只交药费或挂号费，（3）运用公积（益）金。实施合作医疗制度的主要目标有三，即（1）开展卫生预防，（2）确保社员有病能得到及时治疗，（3）巩固农村县乡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组织，最终解决农村缺医少药的社会难题。（注：张自宽等：《关于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回顾性研究》，《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4年第6期。）从本质上看，“合作医疗”的核心就是“合作+医疗”，以“合作”的形式，来实施“医疗保健”。那么，合作医疗制度的成长轨迹，严格来说，就不可能是一蹴而就，而至少应该包括：合作+医疗保健=合作医疗三个过程，尤其是在“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更是缺一不可。卫生部课题组在探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源头时，已经追溯到抗战时期的“医药合作社”，其思路是对的。如果继续上溯到抗战前的1936年，江苏无锡惠北实验区的小园里村就已经正式开展了“农村合作医疗”的乡村保健村实验；再上溯到1932年，河北定县已逐步建立一种县单位三级卫生保健制度；再上溯到1923年，邻近定县的河北香河，出现了中国乡村史上第一个“雷发森式”信用合作社。（注：关于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社”的出现时间，有“民

浓墨重彩沧桑厚重——民国文献的价值及馆藏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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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重彩沧桑厚重——民国文献的价值及馆藏现状 作者：张丁， 王兆辉， Zhang Ding， Wang Zhaohui 作者单位：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37 刊名： 图书与情报 英文刊名：LIBRARY AND INFORMATION 年，卷(期)：2011(2) 参考文献(5条) 1.薛其林民国时期学术的主要特色与成就 2004 2.重庆晨报抗战历史档案文献寻访:重庆赴台购回65箱抗战文献 2009 3.张宪文民国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利用[期刊论文]-民国档案 2000(01) 4.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2005 5.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所筹委会;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民国)大事史料长编 2008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阮素雯.RUAN Su-wen试论民国文献损毁的原因[期刊论文]-山西档案2010(6) 2.张丁.王兆辉试论民国文献的数字化建议[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11(1) 3.王玉晶.WANG Yu-jing试论民国文献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期刊论文]-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36) 4.邓雪梅.DENG Xue-mei贵州省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现状及对策[期刊论文]-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25(5) 5.孙琴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分析研究[期刊论文]-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1) 6.翟桂荣.ZHAI Gui-rong河南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期刊论文]-图书馆论坛2008,28(5) 7.万华英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以重庆图书馆为例[期刊论文]-四川图书馆学报2008(4) 8.张素梅民国文献保护之探研[会议论文]-2006 9.郑春汛民国文献的价值与保护对策研究[期刊论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4) 10.何先进.刘莉.何玉花对馆藏民国书刊文献数字化的探讨[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09(2) 本文链接：https://www.wendangku.net/doc/db15884173.html,/Periodical_tsyqb201102034.aspx

洋务运动的研究

洋务运动的研究 背景： 洋务运动对于清朝历史的发展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乃至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发生都有极其深远地影响。但这部分内容非常理论化，晦涩难懂。 目的意义：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90年代由地主阶级洋务派掀起的“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挽救清政府腐朽统治的自救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此课题，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化进程和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参与人员： 饶道诚、陈雅娟、林慧敏、李博文、苏秋李、叶晨翌 分工： 1、搜集整理史料：饶道诚、林慧敏 2、图片实物资料：李博文、苏秋李 3、撰写论文成果：陈亚娟、叶晨翌 4、制作幻灯演示：—————— 活动步骤： 1、搜集相关文字资料和影视图片资料 2、对史料进行整理，集中讨论研究 3、活动总结、成果展示 活动过程： 通过图书馆过刊和学生电子阅览室，查询相关史料和图片资料。询问相关老师和学者。 调查访问对象： 历史老师、有关学者 讨论问题： 1、洋务运动的内容 2、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出现在19世纪六十年代 3、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4、比较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异同

研究性学习活动小结：（？） 通过本次研究性学习活动，我们总结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历史选择了地主阶级洋务派担当起了推动近代化进程的任务，他们的探索历程曲折艰难。 2、洋务派近代化的探索，终究改变不了封建生产方式的抵制，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扭曲的近代化经济形态。 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没有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焉能不败？“中体”不变，则企业官营国有的封建性质不变，引进的机器大生产被落后的封建体制所奴役，势必被扭曲，被戕害，其生命力焉能长久？洋务运动不变“中体”，并试图利用“西用”来“自强”，来“求富”，来巩固“中体”，“西用”被作为“富强之术”，被作为巩固“中体”的技术手段。在这种政策指导下，洋务企业不变的是封建体制，不变的是封建性质，变的仅仅是技术，变的仅仅是手段，是中国传统封建王朝官营国有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改良。这个新形势就是引进利用西方的机器大生产和科学技术，与以前传统王朝国家在自身内部挖掘提高有着明显不同。 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清王朝统治阶级开明派以“西用”嫁接“中体”实践的破产，宣告了对封建经济进行改良的破产。洋务运动的失败，昭示了古老封建经济的日暮途穷，只有彻底打破封建经济体制，改变经济运营模式，才能够挽救中国经济。

可行性研究文献综述

可行性研究文献综述 一、可行性研究简介 可行性研究一词源于英语feasibility study,字义就是行得通,有可能成功的意思。自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种组织管理方法对工程项目进行评价,使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项目获得成功之后,可行性研究这种仅限于经济评价的报告在工业发达国家成为建设项目开发程序的一个环节。 工业项目可行性研究就是投资工业项目决策前的活动,就是在事件没有发生之前的研究,就是对事务未来发展的情况、可能遇到的问题与结果的估计,具有预测性。因此,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充分的占有资料,运用切合实际的预测方法,科学的预测未来前景。 对于投资额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内外协作配套关系较多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工作期较长,为了节省投资,减少资源浪费,避免对早期就应淘汰的项目做无效研究,一般将可行性研究分为机会研究、初步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有时也叫详细可行性研究)与项目评价决策四个阶段。机会研究证明效果不佳的项目,就不再进行初步可行性研究;同样,如果初步可行性研究结论不可行,则不必再进行可行性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与管理科学的高度发展,在不断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可行性研究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与发展,至今已成为世界公认的项目评价方法。在项目投资决策之前进行可行性研究,不但有助于减少或避免项目投资失误,而且有助于项目的顺利实施与推进,总的说来,可行性研究对于项目投资决策有着以下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项目建设立项的依据,作为向银行申请贷款或筹资的依据,作为工程设计与建设的依据,作为向当地政府与环保部门申请建设执照的依据,作为本工程建设补充基础资料的依据,作为项目与各有关部门签订合同或协议的依据,作为核准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研制计划的依据,作为企业安排项目计划与实施的依据。 二、国外可行性研究的发展历史 西方最早推行可行性研究方法的就是美国,通过采用这套方法,实现了对河流流域地区良好的开发与综合利用,二战后,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管理科学的高度发展,技术经济问题越来越复杂,为了开发新产品,减少投资风险,需要采用科学方法对项目实施进行预测、分析、论证。因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可行性研究迅速成为投资决策前的一个普遍工作阶段,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理论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在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或援助项目中迅速推广。 在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外主要就是运用简单的财务评价方法通过对项目的收入与支出进行比较来判断项目的优劣。随着社会的发展,简单的财务评价已不能满足社会、政府与企业对项目投资决策的多元化需求。于就是,法国工程师让尔·杜比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思想并在1844年发表了“公共工程效用的评价”一文。之后英国经济学家A·马歇尔正式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概念,这种思想发展成为现在费用-效益分析的基础,构成了

民国史研究的_倒放电影_倾向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 民国史研究的 “倒放电影”倾向 罗志田 〔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 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 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 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 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 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 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 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 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综述_霍冉

华中人文论丛 第2卷第1期Huazho ng H umanit y Fo rum2011年6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综述 霍 冉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 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民国后,中国的教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晚清时期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思想,都在民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致力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以求系统的了解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 民国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综述 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一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有关民国教育史的论文和专著。对这一时期民国教育史研究现状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系统的了解当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我们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本文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又因教育史的研究包括多个方面,本篇文章将重点论述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教育和教育思想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民国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学校教育 学校是教育的载体,教育的发展也主要从学校教育的发展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对学校教育的研究的论著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学校教育包括很多方面,学者们关注的角度各有不同,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大学方面。 余子侠在其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 一文中,论述了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认为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虽然给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损失,但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保证教育现代化的正常进行,为落后地区传播了新的文明等等。 徐国利则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的时间、阶段和数量,高校内迁的路线和方向的论述,力求对有关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做一个清楚的说明。 许小青则关注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进行的大学区试验,认为大学区制的设计者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大学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之中,同时亦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建设 首都最高学府 中 心有余而力不足 的窘境。 潘国琪对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政策进行研究,认为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学校制度的连续性,但同时也是加强国民党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 除了以上类型的文章对大学教育进行总体上的把握之外,研究者们还关注到对各个大学本身的研究,伊秀芬在其 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 一文中,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介绍了其辗转办学的艰辛历程、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其在抗战时期的办学特色,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大学的师生员工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为河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杨绍军在其 西南联大与云南现代高等教育 一文中认为,西南联大在昆明驻足8年,对云南现代高等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不仅对处于艰难时势中的云南大学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而且还促使云南师范大学的诞生。 王奇生则关注到了国民党与大学的关系,他认为,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也正是由于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 民主堡垒 。 徐秀丽在其 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 以清华、北大为例 中充分肯定了1940年代后期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务管理中教授地位的重要性。教授 治校 ,教授不仅 参与 校务,而且 决定 校务。这是一种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度。 在学校教育中,职业教育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吴玉琦在其 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历 271

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

灾荒，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重要联系。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涉足在灾荒史领域的研究者并不多。80年代后，随着社会史的复兴，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观。近十年来，一些矢志于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史界同仁，以极大热情投入到灾荒史的研究中去，使近代灾荒史研究硕果累累，并呈方兴未艾之势。一近十年来，有10多部近代灾荒史（或含近代灾荒史部分）论著问世。现将主要论著简介如下（见下表）。表 1 近十年来近代灾荒史论著简表著者书名出版者出版年李文海、林敦奎、周源、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李文海、林敦奎、程附图、宫明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 李文海、程附图、刘仰东、夏明方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以编年形式，分别省区，综合、系统地记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80年间自然灾害的状况，具体再现了水、旱、风、雹、火、蝗、震、疫等各种自然灾害，包括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范围和程度、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以及清政府的救荒措施和弊端，是近代中国灾荒史研究的拓荒之作。《灾荒与饥馑：1840-1919》是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对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大的自然灾害的发生、程度、影响范围、造成的危害以及清政府救灾措施和弊端做了具体充分的描述和分析，具有纲要式近代灾荒简史的性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是《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姊妹篇，它记载了《纪年》未涉及到的1919-1949年的灾荒记述，力求尽可能准确地反映这30年的灾荒面貌，它同《纪年》一道，成为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近代灾荒史的巨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甄选了近代史上灾情十分严重、影响极为巨大的十次重大自然灾害，分析了灾荒频发的原因、灾荒和政治的关系、灾荒和社会的关系，并力图通过对灾荒发生发展的成因、过程、后果以及各种灾害的频率及相互间的联系等方面的分析，探索我国近代灾荒的规律。书后附《中国近代灾荒年表》，勾勒了近代灾荒的轮廓。此外，邱国珍《三千年天灾》、袁林《西北灾荒史》以总括或区域研究的形式，概述了我国历代灾荒的情况。张水良《中国灾荒史》反映了1927-1937年民国时期灾荒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是一部自然灾害与城市社会生活史的概述性著作。值得一提的是，胡明思、骆承政主编《中国历史大洪水》、马宗晋、郑功成主编《中国灾害研究丛书》两书，虽从自然科学角度立论，也应该成为灾荒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前者在选编的91场洪水中，近代洪水占了32场。该书通过对雨情、水情和灾情的综合分析，用文字和图表形式，阐明洪水的形成条件、洪水的规模和量级以及成灾的程度，是一部资料性著作。后者将丛书分为12种，即《灾害学导论》、《灾害经济学》、《灾害管理学》、《灾害保障学》、《灾害历史学》、《灾害统计学》、《灾害社会学》、《灾害医学》、《中国的大气海洋洪涝灾害》、《中国的地震地质灾害》、《中国的矿山灾害》、《中国的交通灾害》等，填补了我国灾害问题研究的空白。二近十年来，有50多篇近代灾荒史论文在全国各级刊物上发表。这些论文既有专题性研究，又有区域性论述，现就学者们论述较集中的几个方面予以综述。（一）近代灾荒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近代灾荒史研究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因此，学者们从探求灾荒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入手，说明研究近代灾荒史的重要性。李文海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它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深入、更具体地去观察近代社会，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中，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对近代灾荒状况的总体了解中，得到有益于今天加强灾害对策研究的借鉴和启示。[1]戴逸认为，近代灾荒史的研究，不仅对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生活也很有意义。[2]刘仰东把研究灾荒作为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指出灾荒史本身作为一个系统，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相关联，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