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周易先天学关系考论
朱熹与《周易》先天学关系考论
詹石窗杨燕
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关注《周易》先天学，而且在该领域颇有建树。
他的《周易》先天学充满了寻根意识，在对先天图的渊源追溯中，朱熹不仅看到了陈希夷、邵康节在传承先天图过程中的作用，而且由邵、陈再往前追溯到了《参同契》。他所阐发的先天学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先天图，而是将表现自然意蕴的相关图式都加以整合，诸如河图、太极图等等都被纳入其先天学的文化体系。朱熹排除门户之见，将象数学家的易图形式融入自己的易学体系之中的作法，不仅丰富了《周易》先天学内容，而且推动了南宋以来易学的发展，促进了儒道思想的深层次融合。
关键词朱熹《周易》先天学先天图
作者詹石窗，1954年生，哲学博士，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燕，1972年生，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
《周易》“先天学”①是易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语词渊源而言，“先天”术语可谓由来已久，但就易学图式与诠释的体系化来讲，先天学则是在宋代才流行起来的。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仅关注《周易》先天学，而且在该领域也颇有建树。对于朱熹在《周易》先天学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向来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早在他生活的南宋时期，便有许多学者对其先天学抱着怀疑态度；清朝以来，在汉学与宋学之争的大背景下，复有许多学者批评朱熹在《周易》先天学方面的理念。至今在这方面，依然众说纷纭。笔者在研读了朱熹关于《周易》先天学的资料之后，有一些新的想法，现写成拙文，以就教于方家和诸学友。
一、朱熹对《周易》先天学的推重
朱熹到底与《周易》先天学存在什么关系？这首先涉及《周易》先天学的“命指”问题。故有必要简单陈述《周易》先天学的意蕴以及涵盖范围。
“先天”之名，首见于《周易·文言传》。该篇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后来的学者依照《文言传》的这段论述，提取“先天”这个术语，进行思想发挥，建立了以先天八卦方位的认定为基础、以伏羲氏为源头的符号组合方式、辅之以一定的文字解释的颇具特色的学说，这就是“先天学”。
根据宋代章如愚《群书考索别集》卷3、清代黄宗炎《太极图说辨》等文献记载，先天学发端于《先天图》。最初的《先天图》只有一个，也就是表征天地阴阳自然消长的“六十四卦环中图”。它由陈抟得之于麻衣道者，数传而达于邵雍。基于儒道兼容的传统，邵雍把易学象数说与道家思想结合起来，撰写了《皇极经世·观物外篇》等书。通过“环中”之推衍，邵雍不仅将单一的《先天图》扩展为包括“八卦方位圆图”及“六十四卦圆图”、“六十四卦方图”在内的组合式《先天图》，而且经由文字解读，构造了一个庞大的先天易学理论体系，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先天学由之而发展起来。
从宋元以来学者的诸多论说看，“先天学”体系大体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指伏羲氏作①易学史上，关于“先天”的学说有种种不同的名称，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采用“先天学”这个术语。
为“画卦根据”的天地自然之象，即卦画之前的“河图”。邵雍说：“盖圆者，河图之数”，伏羲氏“因之而造《易》”①，这种不假智力的“画前之易”是纯自然的，故而有“无字天书”之称。第二，准其自然法则确立的相关图式，即《伏羲先天八卦次序》、《伏羲先天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简称“先天四图”。第三，由“先天”诸图所延伸的易学象数诠释理论，邵雍将之称作“心法”②，也就是以诚为本的一种精神感悟和思想解读。
根据以上概括，我们检索朱熹的文集，发现关于《周易》先天学的论述将近150处。其中既有以书信形式出现，也有以师徒对谈形式出现，更有以专论的方式出现，可谓不拘一格。当然，贯彻先天学思路最为明显的还是他的易学专著《周易本义》，该书卷首所列九图一开始就是河图、洛书，然后是冠以伏羲氏之名的“先天四图”以及文王八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方位次序图、卦变图。③这九幅图虽然并非都属于先天之图，但其前后相续的排列却充分反映了朱熹返本先天的思想旨趣。由此可见，朱熹与《周易》先天学的密切关系是有案可稽的。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以王懋竑为代表的一些儒生对《周易本义》所列的九图是否出自朱熹之手提出质疑。这种质疑在《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者为胡渭《易图明辨》一书撰写的《提要》中留下了记录。该《提要》指出，王懋竑等人曾根据朱熹《文集》以及《朱子语类》的资料进行稽考，得出的结论是：“信其为门人所依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基本上同意王懋竑等人的说法。按照这种观点，则朱熹似乎不是那么推崇《周易》先天学，因为《周易本义》卷首的九幅图既然是“门人所依附”，那么包括在“九图”中的伏羲先天四图在朱熹原创的《周易本义》中便是不存在的。如此一来，朱熹与《周易》先天学的关系就得大打折扣了。
不过，清代也有另一派学者持与王懋竑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不同的观点，例如曾经当过宰相的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便不仅完全相信《周易本义》卷首的九幅图出自朱熹之手，而且在许多场合指出朱熹对《周易》先天学的推重。李氏说：“《本义》卷首诸图，朱子所作也。”
④又说：“朱子崇重《先天图》，得《易》之本原。”⑤可以看出，李光地对朱熹是很景仰的，他的评述显示了一种对朱熹之学的肯定态度。此外，李光地在《周易折中》、《周易通论》、《周易观彖》等书中还不时地引证朱说，足见李光地对朱熹的著述是作了深入而全面研究的，故而李氏的看法也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
朱熹对《周易》先天学到底持一种什么态度？他的《周易本义》卷首之图果真如王懋竑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者所说的那样是“门人所依附”吗？笔者以为此等说法只是推测而已，并无可靠的根据。倘若将卷首九幅图与文字说明配合起来考察，就可以看出彼此颇相吻合。在有关先天四图的说明中有一个重要现象，这就是屡引邵雍之说为证。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朱熹回答当时一些学者质疑的书信中也可以找到佐证。例如他在《答林黄中》的信中说：
熹请以邵氏之浅近疎略者言之：盖一图之内，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于第四分而为十六，第五分而为三十二，第六分而为六十四，则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而与前之三分焉者，未尝不吻合也。比之并累三阳以为乾，连迭三阴以为坤，然后以意交错而成六子，又先画八卦于内，复画八卦于外以旋相加，而后得为六十四卦者，其出于天理之自然，与人为之造作，盖不同矣。⑥
①张行成：《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4，《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②邵雍：《皇极经世书》卷13，《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③李光地《周易通论》卷1称：《本义》卷首诸图，惟八卦方位圆图及六十四卦圆图方图为邵氏之旧，其首之
横图则“朱子用邵子之意而摹画以示人者”，可见朱熹并非完全因袭邵雍。
④李光地：《周易通论》卷1，《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⑤李光地：《榕村语录》卷9，《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⑥《晦庵集》卷37《答林黄中》，《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朱熹答复之人林黄中，即林栗，“黄中”系其字，福建福清人。据《宋史》卷394《林栗传》以及《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记载，林栗为宋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进士，初任崇安尉，教授南安军。二十八年（1158年），召为太学正①。孝宗即位，迁屯田员外郎。此后历知江州、湖州、兴化军等，亦曾任恭王府直讲等职。淳熙十五年（1189年），林栗任兵部侍郎。其时，朱熹则任兵部郎官。从职务上看，林栗算是朱熹的上级，但两人的学术观点不合，尤其是在对待邵雍《周易》先天学的问题上更有对立态势。据朱鉴编《文公易说》收录的《记林栗辨易》可知，林栗造访朱熹时问及“向时附去《易解》，其间恐有未是处，幸见喻”，朱熹直截了当地指出林栗的《易解》“却是于大纲领处有可疑者”。朱熹之所以对林栗的《易解》表示“可疑”，是因为彼此在邵雍（康节）学说的理解上相差甚远。林栗在造访朱熹时声称自己著此书，“正欲攻康节尔”，朱熹则针锋相对地说：“康节未易攻，侍郎且更子细。若此论不改，恐终为有识者所笑也。”听了这番犀利的评论，林栗面显怒色地说，“正要人笑”。林栗所撰的《易解》凡36卷，本来是要上进皇帝“御览”的，朱熹却将之一口否定，不给这位上司留点情面，说明朱熹对待学术问题是一丝不苟的，也表明他对邵雍的先天学是相当首肯的。
《记林栗辨易》所反映的情况恰好可以同上引的《答林黄中》相互印证，显示了朱熹推崇邵雍先天学的一贯态度。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与林栗当面辩论的淳熙十五年离《周易本义》传世的淳熙初②相隔已有十多年。由于朱熹《周易本义》的流行，邵雍的先天学一方面获得了更大的传播空间，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不同观点的争论。在这前后，朱熹分别回答了袁机仲、叶永卿、方宾王、黄直卿。每次答疑，都是围绕邵雍先天学展开的；此外，朱熹在回答门人的提问时也广泛涉及邵雍的先天学，例如《朱子语类》卷65专列《伏羲卦画先天图》等节，记录了朱熹与门人在《周易》先天学方面的对话。卷67专列《朱子本义启蒙》一节，记载朱熹传授门人《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的言论。在这方面，见于名录的朱熹门人主要有吕焘、辅广、陈文蔚、李方子、汤泳、刘砺、刘砥等，这些门人请教朱熹的时间起于淳熙二年，历经孝宗、光宗、宁宗诸朝。
从内容来看，朱熹与弟子的谈话往往露出他采撷先天图的痕迹，例如邵武门人李方子问伏羲先天圆图时，朱熹回答说：“先天图今所写者，是以一岁之运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亦只是这圈子；小而一日一时，亦只是这圈子。都从复上推起去。”③这一段解说颇耐人寻味，其中的“今所写者”尤其值得琢磨，如果说邵雍传世的“先天图”在时限上属于“昔”，那么这里的“今”乃是就说者的特殊情境而言的。由于这是口述，朱熹采用倒装句式，将宾语提前，于是本来应该是“今所写者先天图”就变成“先天图今所写者”。尽管如此，其意义还是确定明白的。总之，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发掘出这样的信息：朱熹为门人讲授是有读本的，这个读本当中包含着先天图，门人在看了读本之后有不明白的地方向朱熹请教，朱熹紧紧抓住其核心予以回答；再联系朱熹与门人讨论《周易》诸卦义的情形，可知此读本主要是《周易本义》。关于此，《朱子语类》卷66《易二》有一条资料可资佐证。该卷记录文蔚的话说：“常爱先生《易本义》云：‘伏羲不过验阴阳消息两端而已。只是一阴一阳，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无非是验这两端消息。’”朱熹回答说：“《易》不离阴阳，千变万化，只是这两个。庄子云：‘易道阴阳。’他亦自看得。”陈文蔚与朱熹的对话以伏羲阴阳卦画为核心，这显然是围绕先天学问题进行的，而这番对话又是在陈文蔚表明自己喜爱先生《易本义》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足以证明朱熹早期弟子见到的《周易本义》含有先天学图形与文字相结合的内容。陈文蔚与李方子请教朱熹是在戊申以后，大抵离朱熹与林栗辩论的时间不会很长，可以想见《周易本义》传世之后不仅成为门人的教材，而且也受到了当时学术界的关注，成为学者讨论的热点。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9，《丛书集成初编》史地类。
②按，《朱子语类》卷67《易三》载吕焘于淳熙二年（乙未）问《易》事，朱熹答：“看《易》，先看某《本义》
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参考。”这表明至迟在淳熙二年，《周易本义》已成稿并且在门人中流传。
③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5，中华书局，1986年，第4册，第1617－1618页。
由于《周易本义》的先天图主要来源于邵雍，朱熹的图说又多引述邵雍的话，那些不同意邵雍《周易》先天学的学者当然就找朱熹算账来了，淳熙四年以后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冲着朱熹来攻击邵雍，其实就是力图通过攻击邵雍来否定朱熹的易学思想体系；但朱熹却没有动摇自己的学术立场，反而在各种场合通过解读先天图而阐述自己的易学理论，这是令人深思的。
二、朱熹对《周易》先天学的寻根
从朱熹与不同观点的学者之论辩以及他向门人讲授、解说伏羲先天四图的情况看，他确实对《周易》先天学怀着浓厚兴趣，并且花费颇多时间予以研究。因此，当现代学者将朱熹的易学理论置于传统文化史的视野中予以考察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得出了朱熹对《周易》先天学是“有所继承”的看法。关于这一点，以往许多易学史研究者撰写的专著都已涉及，像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林忠军的《象数易学发展史》、萧汉明的《<周易本义>导读》以及李申的《易图考》均从各自的角度予以论述；此外，还有许多学者撰写长文进行稽考，例如郭彧的《谈朱熹对邵雍象数易学的发展与演变》、《<周易本义>卷首九图考辨》等，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朱熹先天学的渊源及其变迁，这是十分可喜的。不过，朱熹对以往的《周易》先天学是怎样继承的？或者说他是采取什么方法来继承以往的《周易》先天学的？这依然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不言而喻，继承的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作为一个颇具包容精神的博学之士，朱熹面对以往的《周易》先天学，自然也有自己的继承方法。与许多被动接受影响的学者不同，朱熹做学问不仅具有自觉性，而且喜欢探索本源，在《周易》先天学问题上也是如此。从这种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朱熹是以追根溯源的方式来继承以往的《周易》先天学的，故而他的《周易》先天学也就充满了寻根意识。
翻开《周易本义》，不难发现这样的特征：朱熹有关先天说的引证很注重交代来历。例如他在摹写了伏羲先天四图后指出：“右伏羲四图，其说①皆出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②按照通常的做法，资料来源只要标明引用的直接文本就可以了，但朱熹却进一步追考，从邵雍上溯，以至于陈抟。朱熹的这一番陈述应该说是有来历的，因为《宋史》等书可以查到相关的资料与线索。
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复有学者对先天学出自陈抟的说法表示怀疑，李申算是有所质疑的专家之一。他的理由是“北宋人的记述，可说无人提（先天学）得自陈抟的”③。因此，他推断先天学出自陈抟的说法乃是邵雍之子邵伯温的编造。笔者很欣赏李申的大胆探索精神，也佩服他的辛勤劳作。然而，必须指出，认为北宋无人提先天学得自陈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邵伯温生于嘉祐二年（1057年），卒于绍兴四年（1134年），其主要学术活动是在北宋。邵伯温讲述其父学术渊源的《易学辨惑》是针对时人郑夬“秘窃”邵雍之学以行怪异一事而写的。考《宋史·艺文志》，可知郑夬有《时用书》20卷、《明用书》9卷、《易传词》3卷等多种著作行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郑夬之书“皆破碎妄作，穿凿不根”，而北宋学者沈括的《梦溪笔谈》则认为郑夬之《易》说，“皆荒唐之论，独有此卦变之说，未知其是非”，沈括在评论郑夬时兼及邵雍，说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吉凶之变。此人乃形于书，必有天谴”。对于批评邵雍的这番诅咒式言论，邵伯温不以为然，所以写了《易学辨惑》予以解释和辩驳。在这部书里，邵伯温追溯了邵雍先天学的由来，叙述了陈抟、穆修、李之才、邵雍的学缘脉络。很明显，邵伯温是为了消除北宋时期一些人将邵雍之学当作一般占卜术数看待的社会影响才提笔撰写《易学辨惑》的，他的论辩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故而其《易学辨惑》当成于北
①《四库全书》收入咸淳乙丑九江吴革所刊《原本周易本义》以及《周易本义》，系朱熹《周易本义》的两个不
同版本。前者“说”作“失”，当有误，萧汉明的《<周易本义>导读》已校正为“说”，今从之。
②朱熹：《原本周易本义》卷首，《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③李申：《易图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9页。根据《易图考》的后记所叙，李申此书完成于1984
年，可见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颇早。
宋，算是北宋人叙说先天学得自陈抟的一个例证。其实，在北宋时期，记载先天学得自陈抟的文献并非只有邵伯温《易学辨惑》一种，像朱震的《汉上易传》也有类似的说法。该书之《表》谓：“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表》中朱震自述作《汉上易传》的过程，起手于北宋政和丙申（1116年），完成于南宋甲寅（1134年），前后历时十八年。
①朱震的生活年代与邵伯温差不多，他关于先天学授受源流的资料不可能到了比较动乱的南宋初才开始收集，应该是在北宋时期就有积累了，至少无法排除朱震在北宋时期就收集关于先天学的资料并且撰写部分内容的可能。
从邵伯温《易学辨惑》与朱震《汉上易传》的记载中，我们大致能够了解朱熹《周易本义》何以在刊刻伏羲先天四图时要从邵雍上溯于陈抟的文化背景。朱熹陈述其传承的文脉，显示了一个严谨学者尊重历史与尊重他人的求实态度。他在《周易本义》卷首关于伏羲先天四图由来的学缘追踪虽然只有短短几行，但却有充分的资料基础，朱熹编纂的《宋名臣言行录》之《前集》卷10便详细记载了陈抟、穆修、种放、李之才、邵雍的事迹，在该书的《前集》卷2记载钱若水言行时也涉及陈抟希夷先生。在每条资料的末了，朱熹都标明来源，其中有《易学辨惑》、《燕谈》②、《记闻》、《闻见录》、《倦游录》、《玉壶清话》等颇多前人留下的文献。其中也不乏北宋人的著作，例如《玉壶清话》，该书系文莹所撰，据晁公武《读书志》所载，《玉壶清话》成于熙宁年间，正值王安石变法时期。③足见朱熹不仅相当关注北宋人的资料，而且花费了不少时间进行深入研究。朱熹编纂的《宋名臣言行录》很少直呼陈抟之名，大多是称之为“希夷”、“希夷先生”或者“图南”、“图南先生”，说明朱熹对陈抟是很敬重的。
朱熹对《周易》先天学的寻根并非只是到了陈抟那里就停止，而是抓住可能的线索步步追踪。朱熹在移居建阳并设立考亭书院之后，大约在绍熙四、五年（1193～1194）间，先天学重新成为他们师徒讨论的热点。在这个时期，朱熹回答门人的时候多次言及先天图当在邵子以及陈希夷先生之前。见于《朱子语类》的记载主要有两条：
《先天图》直是精微，不起于康节。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传。次第是方士辈所相传授底。《参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与历不相应。④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类”一诗，正是发明先天方图之义。《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⑤
在这两则语录中，朱熹关于《先天图》由来的说法比起《周易本义》的陈述来可谓更进一步。他不仅看到了陈希夷、邵康节在传承《先天图》过程中的作用，而且由邵、陈那里再往前追溯到了《参同契》。朱熹不讳言《参同契》与方士技术的关系，也不否认自己研读《参同契》，体现了光明正大的“道问学”风格。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将《周易》先天学溯源于《参同契》，这并非是一种孤立现象，其他文献也记载了朱熹在这方面的许多言论，例如南宋理宗时人李幼武补編的《宋名臣言行录》之《外集》卷17引《别录》云：“晦翁往净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贬，过净安。晦翁出寺门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无嗟劳，语以连日，读《参同契》所疑叩蔡，蔡应答洒然。少迟，诸人醵酒，至饮皆醉。”⑥这是庆元党禁时期的一段师生相会记录。朱熹痛饮而醉，这虽然
①《四库全书》经部·易传·《汉上易传表》：“臣顷者游宦西洛，获观《遗书》，问疑请益，遍访师门，而后
粗窥一二，造次不舍，十有八年，起政和丙申，终绍兴甲寅……”
②朱熹引述中的《燕谈》当是《渑水燕谈录》的简称，其作者王辟之，宋英宗治平四年（１０６７）进士，该
书成于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
③马端临《文献通考》载文莹《玉壶清话》10卷，诸书所引亦多作《玉壶清话》。
④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5，中华书局，1986年，第4册，第1617页。
⑤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00，中华书局，1986年，第7册，第2552页。
⑥按，此段亦见于《朱子语类》卷107，只是行文略有所异。
是为蔡元定临别饯行，但也与他们探讨《参同契》取得重要进展而兴奋有关。
事实上，朱熹很早就接触了《周易参同契》这部道教丹经。庆元二年至五年，朱熹在反复推敲之后，撰成了《周易参同契考异》（以下简称《考异》）。在这一著作中，朱熹正是以《周易》先天学为主旨来考订文本和诠释其思想内涵的。其主要证据有两个方面：首先，在文本考订上以乾坤为南北门户，以坎离为日月二用，以其余六十卦指示炼丹火候。朱熹采用五代彭晓的《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为底本，参校阴长生注本以及无名氏注本等多种版本。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朱熹《考异》确定的文本与阴长生等人的注本有多处不同，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柔有表里”一节，阴长生等注本第三句作“兼开六十四卦”，而朱熹的《考异》与彭晓的《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同，说明朱熹是有选择的。其次，朱熹的注疏文字中多次出现“先天”的说辞，例如他在解释“坎离匡郭，运毂正轴”的时候说：“乾坤位乎上下，而坎离升降于其间，所谓易也。先天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是也。故其象如垣郭之形，其升降则如车轴之贯毂以运轮，一下而一上也。”①这段说明与上述的文本考订旨趣一致，显示了朱熹从《参同契》寻求先天学源头的努力是坚持不懈的。
关于朱熹对先天学的寻根问题，钦伟刚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承认朱熹是以《参同契》作为先天学源头的。不过，却不同意朱熹关于先天学源自《参同契》的看法。钦伟刚所著《朱熹与<参同契>文本》一书在考察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写作背景和分析相关文献史料之后指出：《参同契》并不是宋代“先天易学”的思想起源。因此，从“先天易学”的思想演变过程来看，与其说《参同契》是“先天易学”的思想起源，还不如说是朱熹把建立在“卦变说”基础上的“先天易说”导入到了《参同契》的思想解释中去的。他的主要理由有两条：一是现行最早的彭注本的刊本②是以鲍仲祺本为底本，而鲍仲祺本又是用朱熹《考异》本校勘过的，所以，校正过的彭注本当然与《考异》本相同。二是彭晓《通真义》解说文字有“依约六十四卦”的行文。根据这样的证据，钦伟刚推断在朱熹作《考异》之前，上引的“兼并（开）六十四卦”应该是《参同契》文本的原貌，朱熹为了使自己的解说符合“先天学”的旨趣删改了《参同契》的文本。③
笔者以为钦伟刚的推测初看起来似乎近于原貌，但若仔细琢磨，却发现存在着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现存于《道藏》中的彭晓注本《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虽然经过鲍仲祺校勘过，但这并不意味着鲍仲祺是全部采用了朱熹考订的文本。鲍仲祺曾经在《周易参同契鼎器歌明镜图》的《赞序》中说：“临安郑焕所校，自谓详备，而尤多错误。其视经语，每有不合。校之他本，则文意稍连。余之试邑，适当繁剧。公余得暇，尝取其书而读之，日觉有味，因合众本，为之校定。其于正文，多从晦庵之旧，而《通真义解》大略从郑本。其于众本多同者亦自从众。”④从这段校勘记来看，鲍仲祺的确是把朱熹的《考异》本作为主要版本来校勘彭晓注本之原文的，但这也不能证明鲍仲祺一定是根据朱熹的《考异》确定了“兼并六十卦”一句，因为鲍仲祺只是说“多从晦庵之旧”，其所谓“多”意味着大部分，但并不意味着全部。其实，只要稍微对照一下朱熹《考异》本与经过鲍仲祺校勘过的彭晓分章注释本，就会发现两个文本依然有许多差异，足见鲍仲祺校勘时并非都遵循朱熹《考异》本，他在校勘记中表明“多从晦庵之旧”之后又明确陈述了“从众”原则，可见他的校勘是有多种版本为参照的，所以完全肯定朱熹《考异》中的“兼并六十卦”是对此前彭晓注本的删改是没有充足理由的。
至于说到彭晓对“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的解说，笔者以为其行文与《参同契》文本本身并没有矛盾，只要分析一下彭晓的解说文字就可以清楚：
①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②钦伟刚所说的彭注本刊本指的是收入《正统道藏》的《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
③钦伟刚：《朱熹与<参同契>文本》，巴蜀书社，2004年，第59～60页。
④《道藏》第20册，文物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第159页。
善工者，准绳墨以无差；能御者，执衔辔而不挠。合其规矩，轨辙也。盖喻修丹之士，运火候也。月节有五六，乃三十日也。昼夜各一卦，乃六十卦也。乾坤坎离四卦，为药之父母、枢辖鼎器，则非昼夜之数，《契》乃统而言之，兼并为六十四卦也。经纬奉日使者，卦爻为日用之经，而纬者律历数也。刚柔有表里者，阳刚阴柔，水火金木，互为表里也。
①
彭晓之疏解，先总说金液还丹是依约《周易》六十四卦原理进行的，其中特别点出用乾坤坎离四卦“为药”，为下文关于“昼夜各一卦，乃六十卦也”的陈述做了象数学的铺垫，这就是“兼并为六十”的文义所在。在进行了诸多比附之后，彭晓疏解又作了归结。按照彭晓的看法，加上为药之父母的乾坤坎离四卦，即合于六十四卦之数，可见“兼并为六十四卦”只是彭晓疏解的言词，并非直接引述《参同契》的文本。正如其他许多章节的疏解一样，彭晓引述时常常是“意引”，而非准确引用。如果说《参同契》文本在“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之后紧接着是“兼并为六十四卦”，那就与律历之数不合，因为“月节有五六”说的是月有六节，每节五日，合为三十日，依昼夜两卦炼功，合起来就是六十卦。为了明确昼夜用功六十卦与包含鼎器象征在内的六十四卦的关系，彭晓之注释再度论及乾坤坎离四卦，指出它们不在“昼夜之数”内，也就是说循卦炼功止于六十卦。
朱熹正是从三十日的月候循卦炼功逻辑入手，所以采用“兼并为六十”这样的文本。朱熹作此等选择，虽然有文字修辞方面的考虑（即符合五言诗的节奏），但更为重要的是思想内容的原因。因为坎离二用既可以代表日月之流行，又可以转换为东西之方位。当坎离为日月的时候，表征的是丹道的运动；当坎离为东西的时候表征的是空间的确定，于是就有方位，坎离与乾坤配合成四正卦。显而易见，这是遵循伏羲先天八卦方位原理的，故而体现了《周易》先天学的思想旨趣。当然，朱熹力图发掘《参同契》先天学的内涵并非只是体现在校勘上，他还有不少论述表明这样的思想旨趣。《朱子语类》卷65有朱熹与南康弟子周谟的一段谈话，其中引述了蔡季通关于《先天图》与《参同契》合的说法。从叙述的语气看，朱熹不仅同意蔡季通的观点，而且以先天图的卦序对照《参同契》关于“纳甲”的五言诗。朱熹还写了一篇《参同契说》的文章，此文收入《晦庵集》卷67，朱熹在文中再度考察了“纳甲”的卦象与时辰的配合问题，并且解读了《参同契》“十二消息卦”与整个“纳甲”体系的关联。在文章的末尾，朱熹注明，“此说欲与季通讲之，未及写寄，而季通死矣”，说明这是在蔡季通去世前完成的，朱熹希望继续与蔡季通讨论，遗憾的是季通先逝而未果。
事实说明，朱熹关于先天学源于《参同契》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先天学的渊源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乃是朱熹易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唯有搞清楚先天八卦的发端和理趣，才能明白整个易学体系的丰富内涵，故而朱熹数十年如一日，“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孜孜不倦地追索伏羲大《易》之本旨，体现了由源及流的崇本思路。
三、朱熹对《周易》先天学的贡献及其理论意义
朱熹探讨先天学，通过寻根而归本于伏羲氏，这是他重视学术传统的思想反映。故而，他在研读了邵雍、陈抟、魏伯阳等大量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围绕八卦方位次序、六十四卦方位次序等诸多易图进行相当深入的考察。作为一个具有广阔视野的学者，朱熹在先天学领域的研究不仅贯穿着寻根意识，而且打上了时代烙印。从现存的诸多文献看，朱熹往往通过解读前人的著述来表达他的见解，初看起来似乎只是在做继承工作。然而，假如我们深入一层分析，就可以看出，朱熹又是一个颇具变通精神的学者。《周易·系辞下》称：“变通者，趣时者也。”朱熹对此是具有深刻领会的，因此他把《周易》的“变通”思想运用到先天学的研究工作中去，
①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卷上《牝牡四卦章》，《道藏》第20册，第133页。
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首先，朱熹对以往的《先天图》做了一些调整，凸显了先天学的自然理趣。
考《朱子语类》卷65《伏羲卦画先天图》一节中有汤泳之问：“《先天图》如何移出方图在下？”朱熹回答：“是某挑出。”关于这条资料，在《朱文公易说》卷1也有记录，只是“某”字直接表述为“熹”。从汤泳之问可知，《伏羲六十四卦先天图》本来是包含着方圆两个层次的，因为“方图”是与“圆图”相对而言的，没有“圆图”也就不必特别指出“方图”；反过来说，讲了“方图”也就意味着还有一个“圆图”存在。“汤泳”是对“移出方图”这件事有所不解才发问的，表明在移出之前“方图”与“圆图”是结合在一起的，这在《周易本义》中还可以看到原貌，但在《易学启蒙》中却只有圆图了。发生这样的变化，或许与读者对象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却是朱熹对《先天图》“环中”精神的认识。邵雍曾经在《皇极经世书》卷13以“环中”二字概括《先天图》的全部意义，并且将先天之学归结为“心法”。对此，朱熹认真琢磨，并且有所感悟，他在解释“环中”时说：“中间虚者便是，他亦自说‘图从中起’，今不合披横图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①按照朱熹的理解，“环中”乃是虚的，这就是自然，如果放置一个横图在里面，那就使“虚”变为实了，所以就把横图移出。这虽然只是一个结构上的小改动，但却体现了朱熹“因象寻理”的思维路数，在先天学上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其次，朱熹通过多种图式的整合和创新，扩展了先天学符号系列。
顾名思义，所谓“先天学符号系列”指的是包括《先天图》在内的体现了伏羲自然意蕴的易图符号表征形式。众所周知，在朱熹的《周易本义》中，除了从邵雍那里继承而来的“伏羲先天四图”之外，还有《河图》等。这些易学图式虽然并没有标示为“先天图”，但在朱熹的心目中却具有“先天学”的符号表征意义，因为所谓“先天”是与“后天”相对应而存在的，所以表征伏羲氏先天理念的《河图》也就自然被归入先天学符号系统之中了。关于此，《晦庵集》卷38《答袁机仲》有一段话可资佐证：
《系辞》虽不言伏羲受河图以作《易》，然所谓仰观俯察，近取逺取，安知河图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圣人制作所由，初无一端，然其法象之规模，必有最亲切处，如问答枢鸿荒之世，天地之间，阴阳之气，虽各有象，然初未尝有数也。至于河图之出，然后五十有五之数，奇偶生成，灿然可见，此其所以深发圣人之独智，又非泛然气象之所可得而拟也。是以仰观俯察，远求近取，至此而后，两仪、四象、八卦之阴阳奇偶可得而言，虽《系辞》所论，圣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后决也。
这说明朱熹是把《河图》作为伏羲画卦根据的，既然《河图》在伏羲画卦之前，当然也就具有先天学的理趣了。朱熹把《河图》看成伏羲画卦的依据，这是有特定文化背景的。根据《宋史》等书著录，陈抟除了传授《先天图》之外，还有《易龙图》。宋末道士雷思齐说：“迨故宋之初，陈抟图南始创意，推明象数，自谓因玩索孔子三陈九卦之义，得其远旨，新有书述，特称《龙图》。”②《龙图》原书已失，但据张理《易象图说》等书所转录的《龙图序》可知，陈抟所谓“龙图”也就是“河图”。该《序》称：“龙图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
③天示的“河图”是什么样子，早在北宋时期已有不同说法，朱熹综合了等方面资料，又根据《周易·系辞传》关于“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的论述，确定了河图的形象，并且置于《周易本义》与《易学启蒙》的卷首，这使得“伏羲先天四图”具有了发端的根据，从而丰富了先天学的符号系统。
复次，朱熹不仅拓展了先天学的符号系列，而且注重其内涵的解读。
①李幼武续编《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5，《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②雷思齐：《易图通变》卷4《河图辨正》，《道藏》第20册第347页。
③张理《易象图说内篇》卷上，《道藏》第3册第223页。
为了昭显先天学的思想内涵，朱熹不论为门徒讲授还是回答时人质疑都注意就易图的奥秘进行疏解。就在《周易本义》完成后不久，门人周谟向朱熹请教先天图的问题，朱熹回答说：
《先天图》与纳音相应，故季通言与《参同契》合。以图观之，坤复之间为晦，震为初三，一阳生；初八日为兑，月上弦；十五日为乾，十八日为巽，一阴生；二十三日为艮，月下弦。坎离为日月，故不用。《参同契》以坎离为药，余者以为火候。此图自陈希夷传来，如穆李，想只收得，未必能晓。康节自思量出来，故《墓志》云云。①
朱熹把《先天图》与“纳音”联系，这应该是与蔡季通讨论之后提出来的。所谓“纳音”乃是将六十甲子与宫商角徵羽五音相互配合，以表示气化感应。在中国古代，因为五音与金木水火土五行可以相互配合，而五行又与一定的卦爻象数相对应，所以“纳音”最终便具有与卦位、象数互相转换的内在意蕴。明代学者朗瑛指出，“盖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②。为了发掘“纳音”系统所隐藏的象数内涵，朗瑛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夫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而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水遇土激则有音，故五与十，土之数也，乃为水音；火入水沃沸而有音，故一六，水之数也，乃为火音；土经火锻而有音，故二七，火之数也，乃为土音。所以金音四九，木音三八，土音五十，水音一六，火音二七，此不易不论。”③照此看来，“纳音”也就是五行相生相克的音声对应和变化的一种符号系统。一方面，音位的形成是由数决定的；另一方面，数的变化也将引起音位的变化，由此而有“五音建运”、“五气轮转”的次序。
再次，朱熹还把《太极图》纳入先天学体系之中，并且进行相互关系的理论诠释。
朱熹在回答黄直卿询问时说：“《先天》乃伏羲本图，非康节所自作，虽无言语而所该甚广，凡今《易》中一字一义，无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极》却是濓溪自作，发明《易》中大概纲领意思而已，故论其格局，则《太极》不如《先天》之大；而详论其义理，则《先天》不如太极之精而约。盖合下规模不同，而太极终在先天范围之内，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虑安排也。若以数言之，则先天之数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为八卦。太极之数，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遂加其一，以为五行，而遂下及于万物。盖物理本同，而象数亦无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详略耳。”④朱熹把《先天》看作伏羲本图，这并非是认为先天图出自伏羲之手，而只是以为先天图合于伏羲氏的自然法则，因为在他的答辞中，“伏羲”乃是作为“图”的定语，用以表明图的性质，这是我们不能误会的。在这里，朱熹把太极图与先天图联系起来讨论。一方面，从格局与所蕴含之义理两个层次陈述先天图与太极图各自的特点；另一方面，把太极图纳入了先天范围，表现了朱熹先天学的广阔视野。
朱熹对易图的诠释解说，不仅丰富了《周易》先天学内容，而且推动了南宋以来易学的发展，促进了儒道思想的融合。回顾易学发展历史可知，自汉代开始，易学的传承逐步分化为象数与义理两大派别。西汉时期，以孟喜、焦赣、京房为代表的象数易学广泛流行。此派学者侧重将卦象与天文历法、农事相结合，形成了新的解《易》体式，对于当时社会生活与生产实践而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解《易》的体式来看却又存在许多弊端，因为该派学者将卦象推演引向极端，象外生象，以至于最终掩盖了易学之本有义理；魏晋时期，王弼不满孟喜、京房一派学者的象数学，他以大胆改革的姿态，重新对易学进行诠释。由于引入老庄学说，王弼的义理之学不仅丰富了易学的理论内涵，而且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思辨色彩，从而使易学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此后，以王弼为代表的义理之学几乎定于一尊，唐代孔颖达作《周易正义》，以王弼《周易注》为基础，进行演绎和发挥，这使义理之学大大发展起来；不过，王弼的义理推
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65，中华书局，1986年，第4册，第1618页。
②朗瑛：《七修类稿》卷1《天地类》，《明清笔记丛刊》本。
③朗瑛：《七修类稿》卷1《天地类》，《明清笔记丛刊》本。
④《晦庵集》卷46《答黄直卿》，《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演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而是存在缺陷的。如果说两汉象数学的卦爻推演使易学蒙上了更多的神秘色彩，那么王弼的义理诠释则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易学本有象数旨趣的发明。北宋开始，陈抟、穆修、刘牧、周敦颐等人根据《周易》中的象数解说文字，以图象的方式来表征易学之理趣，从而使上古易学的“象数”传统得以延续。然而，由于义理派思维的惯性作用，当时学界许多人无法接受重新崛起的象数学，以至于出现了许多抨击象数学的声音。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熹排除门户之见，将陈抟、邵雍等象数学家的易图形式，融入自己的易学体系之中，这在客观上使象数与义理两大潮流重新汇拢起来，推动了易学的发展。由于北宋先天学诸图的传承一开始就与道教有关，朱熹这种象数与义理融通的做法实际上又体现了儒道互补精神，因此对于后来儒道文化的进一步交融也具有促进作用。
作为一个兼采众长的学者和思想家，经朱熹所发展和完善的《周易》先天学对后代影响很大，自南宋末以来，几乎所有易学注疏名家都不再回避先天学。在儒家传承的易学系统中，学者以引述朱熹先天学言论为博学。至于道教以及民间术数学的众多著述也都留下了朱熹《周易》先天学的烙印。例如宋元时期的著名道教学者俞琰的《易外别传》不仅频繁地引述朱熹关于“先天学”的言辞，而且颇为赞赏地说：“邵子之学，非朱子孰能明之？”①显然，俞琰是把朱熹看作最为精通邵雍先天学的传人。像俞琰这样推崇朱熹的道教学者在历史上不在少数，从他的身上我们不难体会到朱熹易学的巨大辐射力，这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历史文化现象，对此等现象予以稽考探索，不仅是易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不可忽略的学术工作，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在这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考察。
①俞琰：《易外别传》，《道藏》第20册第313页。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Zhu Xi and Innate-ology of Zhouyi
By Zhan Shichuang & Y ang Y an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ional scholar of Neo-Confucianist of the Song Dynasty, Zhuxi not only devoted his attention to Innate-ology of Zhouyi (the Book of Change), but also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is domain. His Innate-ology of Zhouyi was permeated by consciousness to find the root age about Zhouyi. He exhumed Chenxiyi and Shaokangjie’s importance fun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nate Picture-ology, and extended the domain of Innate-ology even to Cantongqi, he also combined Hetu and Taijitu into his Innate-ology. what he did in this domain greatly enriched Innate-ology and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Yi-ology after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advanced the communion between the Confucianism and the Taoism.
Keywords：Zhuxi Innate-ology of Zhouyi Innate Pictur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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