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化发展的进程以及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中国法制化发展的进程以及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和问题的解决方法

中国作为一拥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国家，存在着它的体制和法律。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法制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先进的，比如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子产铸刑鼎的典故，开创封建制度的秦帝国更是重法。然而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以一种大的视野去探究时，我们只能悲哀的发现，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年里几乎没有法制，虽然有很多的天子，朝臣重法，也修了不少律令条文，但实际上这种以法律形式从在的损害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条文，我不称之为法律。这就是说我们国家在过去的朝代里，即使是那些被学者称为盛世的年间，也不是一个法律治理国家的时代。

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源于20世纪中国法制的演变，这段中国前辈前赴后继的求法历程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阶段之一。从20世纪初开始的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的发展离开了传统的轨道，向现代化法制转换的开端，拉开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序幕。虽然在以后的几十年内中国的内外战争频繁，动荡不安，社会结构发生着剧烈变化，给法制现代化过程造成一定破坏性的影响，使其难以顺利进行。但从历史进程中从另一种角度看，这个过程不但有连续性，然而不断的深化。从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主张全面实行君主立宪制，到后来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民主派提出的以法律约束权力，并为之而进行的护法斗争，反映了金地法统观念的确立也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真谛。北洋政府期间虽然存在军阀割据的局面，但经过清末司法改革所建立起来的司法

机关体系，仍尽可能的实现着独立司法的职能。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的最初几年，在沿袭清末以来广泛吸收世界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六法体系的架构。

1949年之后我们国家本应该立即走上科学的民主的法制化的建国之路。开启我们国家法制化进程的重大突破，然而由于领导人对于法制的藐视，以及人民对于领袖的盲目崇拜，导致这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内，在这个本因大力发展法律的时期内竟然在法律方面毫无建树，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一个大损失。当初修订《共同纲领》虽然有众多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的参与，然而由于这些党派在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几乎毫无建树，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会议中毫无发言权。当国体政体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些基本问题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是，我们进行了1954年的宪法大会，当然这个大会是由经过人民普选产生的人民代表举手同意的。但这法律缺少一种精神，这一点事中国法律与西方法系的不同之处。中国的各个方面几乎照搬苏联，而苏联在那个时期正是斯大林模式这种高度集中地经济政治体制的控制之下，社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由于这时候其弊端还没有显现出来，被我们国家大肆复制，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不能不说与此没有关系。

在个人崇拜的狂潮中，很容易产生个人独裁，虽然个人独裁也有可能为社会，为人民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总的来说由于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因此个人独裁往往将国家，社会引向一个本不应该的前进方向前进了很多。这一时期是一个法制停滞不前的时代。分析其主要原

因在于盲目的个人崇拜，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就可以决定这个国家的一些问题，当时的情况大体是这样的领导人的讲话稿就可能是国家在某个方面的发展计划。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然后全国人民就开始学习讲话精神。进行社会各方面的建设。如果在各个领域都可以给我们指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那么这种号召力是无可比拟的，然而由于人的智力毕竟还是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是巨擘。有时候可能会领导我们朝着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比如在法制方面。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十年中，中国的各行各业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全国的经济几乎陷入了瘫痪的境地。然而这都不算什么，这其中最让人痛心疾首的莫过于法律遭到了毫无尊严的践踏。不过，如果法律没有被践踏，法律起到了它应该起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十年也不会是那样一个是年。历史是不断前进的，没有人能阻挡历史巨大的车轮的前进，国父孙中山有言道世界之潮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当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不断在法律上取得巨大进步时，中国必定也要融入这时代大潮之中。中国必须加快其法制化进程。

这法律一定要超越一且政治团体，一切经济团体，一切势力团体。这要求法律的制定者必须是广泛参与的人民大众。值得肯定的是这一天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一天实现。换句话说这一天的到来时很漫长的，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让这个世界更加法制化一天，虽然距离那个法律被任意践踏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我们的法制化的进步是非常小的，即使我们出台了很多的法律条文，我们在法学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全面的法学体系。这和我们修桥一样，我们国家

的法制化进程只是一个基础。今天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法律依然被践踏。法律依然不能保证其实施。就拿1999年的三盲院长姚

晓红来说吧。文盲，法盲加流氓集于一身，没有一点文化修养，却坐上了法院院长的职位，这本来就是对法律的莫大侮辱，然而不止这一点，一个小小的法院院长竟然是在江泽民的亲自重视下才使之伏法。即使是这样，这样这依然是中国法律界的莫大悲哀，第一点我们的法律竟然不能使一个文盲，法盲加流氓的三盲院长伏法，而是在一个日理万机的国家主席的亲自关注之下才得已解决。第二点是竟然有人可以干预司法公正，法律的实施竟然被某些人所左右。我觉得这值得每个立志于法律的年轻人铭记在心。而我们中国每天到底有多少干预司法公正的事情在上演。2006年的凯奇莱案是一个典型的司法干预的

典型案例，陕西省个别领导以保卫国有资产的名义参与资产争夺，侵犯他人利益直接控制司法，每个有志于司法的拥有一颗公平正义的热血之人，都应该一次为鉴，要杜绝此类，藐视司法，干预司法的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的发生。

我们面对的情况是如此的让人担忧，我们能做的却很少。但是如果我们面对此种情况必定不能放任严重干预司法，藐视法律的情况的发生。任其自由发展，最后的积累效应是十分严重的，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政府可能面临重大的洗牌。当我们的人民群众认识到那个统治他们的阶级制定的法律无法保护人民的任何利益时，这个政府已经到了他该消失的时刻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历史上的哪朝哪代不是由于王纲无常，古代王纲就是法律，这法律有了问题，或者法律的

实施得不到保证，这几乎会将这个王朝灭亡。历史已经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尊重法律，重视法律，我们不以史为鉴，必定会重蹈覆辙。

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建设法制社会和法制国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要完成这历史性的进步，必须把全民普及法律知识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备和法治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一、认清形势，把握我国法制化建设所面临的机遇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法治“内涵始终贯穿其中，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不断丰富完善的历程。但从原始部族的：“家长制”、奴家的“礼治”，其所奉行的“法制”都有一个共同点：极端地维护封建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所以也就从来没实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社会公正和司法公正。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随着国家建设和国家的管理的需要，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发展，但是由于全国人民急于在短时间内“超英赶美”，致使法制建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忽视，最终在“文革”中公、检、法被彻底砸烂，成为忽视法制建设的一颗苦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百废待兴的民主法制建设带来了新的生机，“政治发展实现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全面的现代化。”理论更成为国家法制秩序得以迅速恢复的良好开端。

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宣部、司法部《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规划五年》全国人大做出了《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

二、抓住重点，解决好我国法制进程中的突出问题。

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受封建社会主义思想的禁锢，许多公民法律意识仍然淡薄，甚至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为司法不公正、特权思想创造了滋生的土壤，导致了法律天平的倾斜。

法律尊严需要得到全民维护。实现依法治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的全面提升。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法律教育的传统，主张法律公之于天下。随着社会矛盾和各种问题的增多，许多平民百姓也敢于地拿起法律武器对执法不公现象进行理论，从以往的不愿告状、不敢告状，到依法维权打官司。这说明经过多年普法教育，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话观念得到了增强。

三、与时俱进，构建全民警法教育的长效机制

经过20多年的普法宣传教育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制度，如全民普及法知识教育、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和干部提拔任用前的法律考试考核制度，推动了全社会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完善，并推动了社会进步但由于法制建设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形势的变化，需要经常完善并建立更加适应社会需要的法律法规，只有强化普法教育的长效机制建设，才能使公民与时俱进提高法律素质，熟练掌握运用好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依法推进各行业依法治理、依法维权的意识和水平。随着普法教育工作的不断深入，依法治理、依法维权工作日趋引起各行各业的高度重视，成为发挥职能、加强管理、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并成为缓冲、平衡和化解社会矛盾和保障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但由于我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中仍然存在着有依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行政、司法不公现象，推进依法治理，在立法、普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和法律监督等各个环节还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当务之急，就是积极推动全体公民和企业员工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工作，从制度上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蚌埠六中八（14）班段懿晨（A文）论文摘要：民国时期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环境中，大国的激烈矛盾和 斗争不仅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从五大 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化的是与非，体现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曲折道路。 正文： 一、不可逆转的时代 民国时期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环境中，大国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不仅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国际大环境既可给中国带来积极有利的因素，也可能造成灾难。孙中山早已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任何国家和人民都不能背离。于是在这样浩荡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中国也进入了民主革命。 二、踏上现代化的梦与泪 至于现代性观念，则是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历史发展的主题。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摆脱帝国主义欺凌压迫和甩掉贫穷落后，努力实现现代国家的斗争过程。现代化是民国史时期的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试图启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在期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或失败是永不可磨灭的。作为中国人民艰难追求的独立、自由、民主、统—和富强五大政治选项与我们强烈宣示的反帝、反封建，应该是近代中国历史运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随着时代的变革、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不断推展和翻新、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人类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起初只靠双腿行走的慢节奏、短距离的交通方式再也 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于是，便诞生了——车。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000年，一个名叫奚仲的人发明了世界上的第一辆车。这种车由两个车轮架起的车轴，带辕的车架，车架附有的用来盛放货物的车箱构成。 最初的车，由人力来推动，即人力车。后来人们开始用牛、马拉车，即畜力车。传说，畜力车是商汤的先祖相土和王亥共同发明的。1839年，英国人麦克米伦发明了蹬踏式脚蹬驱动自行车。自行车灵巧方便，经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不断改进，因其独特的、不可被替代的优势，依然被人们沿用至今。第一次工业革命，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类进入了“蒸汽机时代”。 许多发明家也纷纷把瓦特的发明应用到“自走式车辆”的设计中。第二次工业革命，卡尔本次等人发明了内燃机，告别了适用笨重的蒸汽机的历史，并将其用在了汽车上。从此，汽车变为现实。现在，汽车已经遍布各个城市，“有车”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科学家也从未停止对汽车进行改进，以节约能源、减少污染。 三、辛亥革命的功与过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共同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我们分析一切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要观察它是否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完成了，就是胜利的革命；反之，则为失败。历史赋予辛亥革命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是推翻清王朝的专制腐败统治；一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考察辛亥革命，这两项任务都完成了。至于当时深刻存在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改造任务，绝非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或革命党人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留以及妄想复辟倒退的势力，这在任何一个翻天覆地改变国家民族历史命运的大革命面前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比一下l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政治、社会、思想领域中存在的大量旧传统遗留，已经走过了几十年，改革任务尚要深化，从中就不难理解辛亥革命胜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就不会过分地苛求革命的先行者们了。

建国后中国政治发展历程

简述建国后中国政治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政治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建国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这两个30年始终围绕着一条主线展开，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国后的30年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没有形成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保证其在动机上始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以来的30 年中，中国共产党继续加强执政党建设，提出依法治国，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政治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建国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尽管这两个30年的背景和内容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其在深层次上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和继承性。认真总结和研究两个30年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完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一、建国后30 年中国的政治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进行了最初的探索。 1. 构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框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框架既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又保证了国家的统一领导。 2. 在执政党的建设上取得了系统的理论成果和经验。中国共产党将其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并不断加强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形成了

比较系统的自律机制，主要内容有：定期进行“整党”、“整风”运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长抓不懈;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批判等级、特权观念，实行干群平等，对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严格的规定。这些都有效地遏制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的滋生蔓延。 3. 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由此提出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的概念，并阐明了两类矛盾的性质和解决方法。敌我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也就是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4. 建立了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层民主制度——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城市居民委员会是一种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人民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种形式，它调动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保证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有利于基层的稳定。 5. 发展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其基本含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并将这一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 年里，我国在政治发展上取得的最主要成果，就是由于中共坚持自身建设，使中共内部没有形成一个官僚特权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制问题

朱苏力：关注“真实问题”是前些年关于法律学术研究本土化讨论中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实际上涉及的是法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即对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关注必须以中国的真实问题为出发点，因为我们所接受的西方关于法治的经典理论实际上是西方思想家在解决他们的时代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时的产物，而中国的问题是有独特性的，我们只有在把握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才能作出我们的贡献，包括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实践上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的问题，使中国成为法治国家，而这是不可能依葫芦画瓢就能完成的。 强世功：如果将西方的历史作为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指标或维度，那么中国是一种“压缩的现代化”，因为我们要在近一百年内完成西方在近千年内完成的社会变迁。我们既要面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由于我们与西方存在着同时性，也深切感受到了后现代性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法律与治理的关系。 在西方，从12世纪罗马法复兴到18世纪资产阶级法治的建立，法律在西方主要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以其独特的法律思维、法律知识、法律技术、法律共同体、法律机构等等这些法治的要素，对政治权力形成某种制约。从19世纪开始，法律成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治理工具，比如人口问题、犯罪问题、贫困问题等。而中国在向现代国家转型中面临的迫切问题首先是现代化推动的社会治理问题，比如国家政权建设、农村的土地改革、婚嫁家庭问题等等。由于没有强大的法律传统，也没有成熟的法治构成要素，所谓法律就简单地变成了社会治理的工具。我们近20年来的法治建设，就是将法律逐步从这种治理工具中解放出来，将法律作为一种独立的自主性的力量。如现在强调法律的专业化、提高法官的法律素质、进行司法改革等正是如此。 如果以西方法治的发展作为参照系的话，中国的法治发展似乎是一种逆转的西方法治历史。 朱苏力：你说我们与西方相比是一个压缩的、甚至逆转的过程，我同意前一种压缩的说法，倒不一定同意是个逆转的过程，我更倾向认为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西方现代法治的产生有很多支撑性的东西，而中国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可以说真正有法治的东西，以前即使讲法治还是作为意识形态来谈，没有法律职业、法律技术，只是民法、刑法上稍微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而许多其他的部门法，比如最初的科技法、经济法，都缺乏细致的技术，更没有像反垄断法这种应用经济学分析的法律。因此，不能说80年代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治理了，那时也许只有“治”，没有“理”。因为治理需要一种专业化的能力，而那时我们缺乏这种能力。直到90年代，随着市场对法律的需求，法律的技术才开始得到更多重视，逐步发展起来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反复互动的过程，会持续较长的时间。而法律要真正成为治理的工具，需要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发展，也就是说要有一种福柯讲的gaze的概念，即“对目标的凝视”：知道我们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治理。 当然，这种互动会出现很多问题，尽管有人提出了这些问题，但社会还没有各种支撑力量（包括技术的、财政的、管理的等）来真正推进它，因此可能需要回头做补充工作，不光是知识上的，还有技术等一系列的调整。例如司法改革，我觉得不远的将来就可能会出现大的调整。如今法院案件越来越增多，法院变成了解决纠纷的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部门，法院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就会是个问题，而且这样的话，法院也就不可能成为确认规则的部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摘要：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97年的29.62%。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乡二元、改革开放、集约型城市化、健康发展、区域城市化 城市化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可逾越的阶段。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前进的，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

这是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一个巨大促进。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城市化发展进程。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我国经历了十一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时期政府从国家层面上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或间接地都对我国城市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或根本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下，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才取得了今天较为显著的成就，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化道路先后经历了单一化、多样化和协调化的发展历程，城市化道路的数度调整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三、我国的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3.1 城市化的连续性和不稳定性 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行政机关不得设立任何形式的“小金库”；严格执行( )制度，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必须全部上缴财政，严禁以各种形式返还。 A．收支两条线 B．罚缴分离 C．执法上审裁分离 D．决策上审裁分离 2、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原则是违法归责，下列对违法的含义不正确的理解是：（） A．违法指的是行为违法 B．违法指的是行为结果违法 C．违法指的是违反法律，是一个客观标准 D．行政违法既包括积极的作为，也包括消极的不作为 3、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不属于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方面内容的是（） A．．加大政府管理成效的力度 B．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 C．．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 D．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 4、《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秩序得到有效维护。 A．经济社会 B．政治社会 C．文化社会 D．生态社会 5、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列不属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的是（）A．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B．必须把维护政府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 C．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 D．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6、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 )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 A．市．县 B．省．市 C．省．县 D．县．乡 7、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法律议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重在提高( )。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年份|总人口(万人)|城镇总人口(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1949|54167| 5765|10．6 1950|55196| 6169|11．2 1951|56300| 6632|11．8 1952|57482| 7163|12．5 1953|58796| 7826|13．3 1954|60266| 8249|13．7 1955|61465| 8285|13．5 1956|62828| 9185|14．6 1957|64653| 9949|15．4 1958|65994|10721|16．2 1959|67207|12371|18．4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_法理学论文完整篇.doc

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_法理 学论文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

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

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进程即中国农村转化成城市的过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的困扰，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均衡。自50 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以后，中国明显加快。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 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摘要：中国城市化进程特征措施 1 中国城市化概述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 年代中期以 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2. 城市化的含义及标志含义 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人口向城镇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城镇数量增加的过程。 城市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城市化的过程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开始的。一般分为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 城市化三大标志 （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二）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上升（最主要标志）； （三）城市用地规模扩大。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其中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兴起和成长的前提，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又促进了城市化。 3. 中国城市化 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人口总量低速平稳增长，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低水平，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保持稳定。

1980至20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doc20)

1980--20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按照“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我国已经实现了前两步，进入21世纪开始走第三步，2001～2020年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规划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为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型经济；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推进制度创新。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三个根本性的转变：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还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和健全。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增长的诸多有利条件，2020年以后，中国将按照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地从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 一、2000年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位和实践结果 中国在1964年提出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1975年重申这个目标，这反映了当时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实际发展进程证明，这是做不到的，虽然在当时人民迫切希望集中力量进行国家建设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号召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同时对经济发展战略作了重大调整，放弃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改而实行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第一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第三步，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经济发展战略的这种重大调整，是基于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当时尚未摆脱贫困的中国，把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作为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是正确的选择。从温饱到现代化，时间跨度很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重大差别，把实现小康社会（注：“小康社会”的英译文是“a well-off society”，直译是“宽裕或者富裕的社会”；俄译文是 “среднезажиточноеобщество”，直译是“中等殷实或者富足的社会”；法译文是“société au niweau de vie relativement aisé”，直译是“生活水平相对宽裕的社会”；德译文是“Eine Gesellschaft mit bescheidenem Wohlstand”，直译是“具有低标准富裕程度的社会”；西班牙译文是“sociedad modestamente acomodada”，直译是“适度的或者有节制的富裕的社会”；是“小康（ぃくらかゅとりのぁゐ）社会”，直译是“稍有富裕的社会”。由于翻译上的困难，往往不容易找到准确的对应概念，其他文字译成中文也有类似情况。小康和小康社会，是典型的中国化的概念。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和语言的隔阂，外国朋友不大容易准确理解，但在中国并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小康”一词，源自中国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诗经》。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自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儒家著作《礼记·礼运》，是和他们所想像的远古时代“大同”乌托邦相联结和对应的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是虽然不能做到“天下为公”，但政治比较清明、生活比较安康的社会局面。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小康”从书斋走向民间，其含义发生变化，指的是家有余粮剩米的比较殷实的生活。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度，历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从古代典籍中吸取思想营养而又为现实目的而加以改造。康有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把“大同”思想改造成为向前看的未来理想社会状态。邓小平则借鉴传统思想，吸取人民语言的精华，赋予小康和小康社会以全新的意义，即温饱有余、日子比较好过、但还不富裕这样的社会状态，并且把它作为贫穷落后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不仅有重要的现实社会经济意义，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是值得研究的。）作为必经的中间过渡阶段符合经济成长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这种重新定位，引发了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促

试论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D 6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621(2001)0420005206 　收稿日期:2000212220 　作者简介:汪永成(19692),男,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讲师,武汉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 试论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 □汪永成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深圳518060) 摘　要:目前,四川、山西、广东深圳等地所进行的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尝试的实质是政治参与水平和层次的提高与扩大,符合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长远方向。但在当前这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将这种改革尝试向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推广的时机尚不成熟。对当前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而言,遏制腐败蔓延比发展政治民主更重要,提高政府能力比扩大政治参与更重要,发展党内民主比发展党外民主更重要。关键词:政治参与;政治稳定;选举制度;政治发展 一、当前我国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 探索的基本情况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广泛建立和逐步完善,民主选举向乡镇一级拓展,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必然的方向和合乎逻辑的要求。1998年以来,一些地方已经在完善乡镇长选举制度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四种模式:[1] 一是四川遂宁县的直接选举模式。该县市中区步云乡于1998年12月进行了选举乡长改革试验。具体做法是:先由市中区区委发文公布选举章程,再由步云乡30名选民联合推荐候选人,然后召开选区联席会议,在报名的15名候选人中确定2名,与乡提名的1名候选人一起参加预选。预选时先召开由村干部、村民代表、村民小组干部、乡人大主席团成员、乡党政机关领导人共162人组成的选区联席会议。会上由每一位候选人发表20分钟施政演说,10分钟提问,最后进行投票表决。得票最多的2人作为正式候选人参加正式选举。预选后,组织一系列竞选活动供候选人发表政见。正式选举时,全乡有选举权的6000多名村民均可参加,分设不同投票点,并设秘密划票间。1999年1月4日,获胜者在乡人大会上宣誓就职。 二是四川南部县的公推公选模式。该县1998年10月开始的乡镇长选举,普遍采用公推公选的办法选举副乡镇长。其具体做法是:将全县79个乡镇的178个副乡镇长职位全部公开,确定了竞争资格及条件后,采取组织推荐、群众举荐和个人自荐的方法分区报名。由提名产生的694名初步候选人参加演讲答辩,根据得分情况产生了329名优胜者。组织部门把优胜者排队后,按得分多少等额推荐正式候选人。乡镇人大代表10人联名从其余优胜者提出差额候选人,然后由各乡镇人大代表投票正式选举产生了175名副乡镇长。 三是深圳龙岗区大鹏镇“三轮两票”选举镇长模式。1999年1月,深圳市龙岗区委、区政府将本区的大鹏镇定为镇长选举试点单位。在镇党委的领导下,用“两票三轮”方式选举了镇长。首先,由全镇合资格的选民直接推选镇长候选人的初步人选。全镇18岁以上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以无记名推荐票的方式等额推选镇长候选人,共有76人被提名推荐为镇长人选,经主持选举的镇党委确定并经区委同意,获100票以上提名并符合参选条件、愿意参加竞选的5人成为镇长候选人的初步人选。其次,由该镇的选民代表在5位候选人中推选1名镇长候选人。在全镇党员、干部、职工、农户代表参加的竞选演说大会上,5位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代表对他们进行民意测评。镇党委将民意测评中得票最高的一位候选人李伟文(原任镇长)作为正式候选人推荐给镇人民代表大会。与此同时,镇党委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摘要：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97年的29.62%。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乡二元、改革开放、集约型城市化、健康发展、区域城市化 城市化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可逾越的阶段。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前进的，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1978 年到 2008 年的 30 年，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重大进展的 30 年，是我国

从我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

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演进历程来看，有哪些经验和教训 值得总结？对于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哪些启示 从我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建国前我国的政治体制主要体现了工农和人民的重要性，体现民主。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突出体现了工农的作用，在政治活动中团结、发挥工农的作用，从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增强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表明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充分体现了民主，确保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国后我国的政治体制发展经历了基本制度的建构时期，政治动荡、体制曲折发展时期和徘徊期，期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土地改革运动解决了农民的基本问题，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巩固了新中国的政权。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显著提高，镇压反革命运动保障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巩固了中国的政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提出说明了当时对政府官员的严格要求和提倡勤俭节约。反右运动严重侵害了公民的权利，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大跃进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麻木的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浮夸风盛行，根本不可能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现象。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得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迫害，破坏了社会秩序和法制，经济衰退。在粉碎了四人帮后，我国的政治体制进入了恢复、重建和完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进行了政治、经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还实行了改革开放，成为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经济特区的建立以及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了经济改革和社会进步。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各反面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忽视社会经济客观规律，严重破坏了民主和法制，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邓小平积极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发展经济，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加强国际间的合作。现在，我们仍然得走群众路线，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我们要依靠群众同时要为人民服务，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要遵循客观规律，在认识和了解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规律，政府官员，党员及国家干部要加强廉政建设，勤政爱民，而且还要与时俱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能闭关锁国，麻木自大，自以为是，要加强与国际的联系和合作，加强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使中国不至于由于自身决策的失误而落后。中央要处理好与地方的关系，在经济上，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要对市场进行一定的监管，运用宏观调控进行调节。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所以大会中做出的决定要以人民的利益为衡量标准。

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阻碍及对策

中国法治化进程的阻碍及对策 摘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早在秦初就已经出现法家思想的短暂盛行。然而，当代中国在发展、倡导和进行现代法治方面却明显不足。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始了法治化的进程，但是进程缓慢。在选择法治的进程中，各种困难严重阻碍着中国法治的发展。但是法治化的进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最终形成法治优于人治的一种状态。因此进一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相关理论、培养全民的崇高的法律意识、加强国家法治整体建设是克服法治化进程中困难的必要选择。 关键字：中国法治化阻碍法律意识法治建设 一、中国法治化的进程 法治是一种悠长的意识形态，其字面含义为法律的规制、法律的统治。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包含两层意思，普遍守法和良法[1]。启蒙学者讲法治都与权利、自由、平等相关，但很少明确指出法治含义[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过两次关于“法治”问题的讨论。第一次是80年代初，那次讨论的主要成果是解决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问题。讨论中，对什么是法治，法治与民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但没有很深入。第二次讨论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1996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上提出要“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以后，讨论进入了高潮。这次讨论在进一步探讨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法治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法治是什么的问题[3]。“法治中国”作为法治在当下中国的政治表达①[4]，正在从一个命题具体化为全面改革的行为逻辑，预示着中国法治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的来临，必将对中国的法治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5]。 法治优于人治，法治最终取代人治是社会的必然。从人类社会的政治模式来看，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一个由“德治”或“礼治”为主，辅之以“神治”和“人治”的统治，过渡到以“人治”为主，辅之以“神治”和“法治”的统治，进而过渡到现代社会以“法治”为主的统治，在这一转变过程之中，其联结点其实是“人”的统治。在人类的历史上，绝不存在所谓的单纯的“人治”社会或“法治”社会。相反，两者总是密切联系的，共同发挥治理作用[6]。两者的不同可能只是表现的历史时期不同，而当今社会正是需要以“法治”为主，因此法治中国这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我国法治化建设的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各种困难阻碍着中国法制化的进程。 二、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阻碍 （一）传统思想的羁绊 以孔子为创始者的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主张“礼治”和“德治”，即“人治”。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 ①针对法治中国的概念演进，学者指出，“法治中国”经历了“从学术命题到政治命题”再到“宪法命题”的变化，参见韩大元：《简论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近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近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近代中国的经济举步维艰，1929年至1933年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为转嫁危机,西方各国采用货币、倾销等政策向中国倾销商品,严重影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尤其1931至1934年间,中国工商业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的严重入超,银行钱庄挤兑风潮频发,丝织业停产倒闭,制茶行业举步维艰等方面,致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国民政府面对困境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希望通过改革,达到减轻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目的,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币制的改革,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困境。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终于获得了今天的成果，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当然，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与机遇。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1、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1842年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商品输人与日俱增，尤其是洋纱洋布的输入，摧毁了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造成纺与织、织与耕的分离。传统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其后，随着更多的通商口岸的开放，洋纱洋布得以倾销，进而为机器棉纱纺织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一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陷入破产与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为近代机器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只是发生在沿海局部地区，内地广阔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基本没变。另外，在东南沿海地区，棉纺等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也同时受到打击和排挤，这些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遏制。? 2、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 19世纪40年代外国资本的近代机器工业在中国出现。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开始。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为了贸易和航运的需要，在通商口岸私自创办了一批船舶维修厂、砖茶厂和机器缫丝厂等。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开办，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机器与技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起了诱导的作用。自19世纪60年代始，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大官僚，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事工业，清政府各省当局大多也创办了自己的军火生产机构。这些军事工业从外国购进设备生产船舰、枪炮、弹药，将大机器工业引入了中国。洋务派在这一时期所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民用工业，也都属于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除制造业外，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等人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修筑了铁路，从而建立了中国自己的近代采矿、航运、铁路和通讯事业。 二、民国时期我国的经济状况? 中国民国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各种予盾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经济在动荡、曲折中缓慢前进。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历程，各种经济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的经济状况。民国时期，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

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据国家建设部《2003年城市建设统计公报》显示，至2003年末，我国设有城市660个，城市人口近3.38亿，城市面积39.9万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为33%左右。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998年为55%。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长期处于落后的状况，是因为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时而又不断反复的艰难道路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 近代史之前的中国城市化，因为它对中国今天城市化的发展不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启示作用，因此本文不予涉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100年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它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平衡。东南部城市化进程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则远不如 东南沿海，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 城市工业化特征差距悬殊。比如东南沿海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 等城市不仅在城市规模上迅速扩张，而且其工业化进程也较迅速。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甚至不处在工业化进程之列。东南沿海城市的建筑、通讯、工厂、商业、交通已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了相当程度的联系。譬如上海外滩一条街的高楼大厦，青岛的洋楼区。而其他不发达地区城市则不具备这些工业化的明显特征。 城市的商业化功能不显著。有一种说法，西方资本主义的每个城市都是以市 场为中心的，而中国城市是以官府、衙门为中心的，象北京，紫禁城是它的中心。而市场则散布在四周，比如菜市口、花市、瓷器口都在边上而不在中心。这一阶段的城市中心是属于官府，城市的政治、军事的特征和意义更为显著和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形态上商业化的功能不占主导地位。 城市文化畸形发展。由于列强的入侵，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已经受到了西方 文化较大的影响。同时，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的熏陶，中华民族的一些风俗、传统习惯、戏剧、本土文化也占有一定的空间，这二种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共存，相互影响但又并行发展着，实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奇特现象。例如：这一阶段的上海已经与传统的中国城市距离很远，西方的文化随处可见，并且占主流地位，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顽强地在这个城市中生存着。如沪剧、越剧这些地方剧种也拥有大量的观众，这种文化畸形发展的现象令人十分费解，不过，人们认为这个现象与上海日后形成的海派文化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时期大约是1949年~1980年左右，这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走得非常艰难，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处在一种“反城市化”的状态。例如：对农村与城市在户口的管理上实行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模式，限制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甚至出现过大规模地把城市的人口向农村转移的现象，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缓慢，有时甚至是倒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