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重视历史的光荣传统_庄福龄
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重视研究历史、总结经验的90年。90年间党在两次中央全会上先后通过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是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二是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次决议，对于夺取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具有决定性的深远意义。
历史 —— 提供机遇
从党的成立之日至第一个决议通过之时，24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之下，形势极为严峻，党外有反革命的屠杀和专政，党内有机会主义的统治和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革命力量被迫转向偏僻闭塞的山村，党和红军的建设也只能在极为艰苦和流动的环境下进行。毛泽东也深受打击，一度被调离军事领导职务，红军处于危急形势之下，正如他自述的那样：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状况，只有依靠毛泽东所坚持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色政权建设逐步扩大，革命力量才会有较大的发展和变化。从根本上说，只有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结束了“左倾”路线的统治，实现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胜利地结束长征，总结历史的发展，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
历史机遇是这样出现的：由于全民抗日爱国运动的新高涨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党正确领导了
弘扬重视历史的光荣传统
文／庄福龄
摘要：如何看待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大问题。中共中央两次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尊重历史、重视历史的前提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两个决议，实事求是地回顾、总结了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开创新局面具有决定性的深远意义。尊重历史、重视历史，就是尊重、重视人民的选择。
关键词：中共党史；历史决议;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2)03-0020-04
“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地抓住了全民抗日这一机遇，进一步谋求全党在政治认识上的共识和团结。毛泽东在到达延安以后，首先致力于研究哲学、研究实践论和矛盾论，力求以哲学为工具，分析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在路线斗争中的错误和危害。1942年以后，他又集中精力领导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学习党史，进一步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整风运动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博大胸怀，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生动实
际的经验教训，使绝大多数同志深受感染，达到思想上的高度巩固和统一，也达到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成熟。正如决议高度评价的那样：“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面临着民族振兴的难得的机遇，面临着革命力量空前发展的难得的机遇。
历史的机遇并不是持久不变的，国内外的敌人不甘心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竭力散布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说什么中国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了革命，说什么中国的历届政府都解决不了这一问题，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毛泽东以他对社会革命论的敏感性，认为这是直接关系到两种历史观的大是大非问题，
是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社会发展规律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历史问题，如何看待人民群众力量和作用问题。他坚持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分析问题，撰写了《唯
心史观的破产》，强调“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他在深刻理解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深信革命能够改变一切，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战争，第一仗打败了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蒋介石，打败了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汪精卫，第四仗最后结束了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这种历史分析的必然结果，必将是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而揭穿了唯心史观的谎言和欺骗，也暴露了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完全无知。时间仅仅过去了60年，其间还有曲折和失误，而唯物史观却获得了发展和胜利，从中有力地验证了只有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这一历史的经验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同前一个决议一样，后一个决议也面临着难得的机遇。那就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有30多年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执政治国的威信为全国人民所景仰，逝世后更为全国人民所怀念。他探索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成为全党全民学习研究的典范，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独创性的理论财富，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淋漓尽致的表演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篡改，也成为全国人民难得的反面教材。对于“文革”的所作所为和倒行逆施，应当如何看待，真假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应当如何识别，四项基本原则还要不要坚持，对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今后应当如何坚持，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文革”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而且关系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总之，不仅对“文革”的历史，而且对建国后的历史，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需要进行梳理和分析，有个正确的态度。对此，邓小平受中央委托，主持对建国以来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及时地抓住这一机遇，抓住毛泽东数十年如一日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无私无畏的光辉典范，抓住千百万群众怀念毛泽东思想的深厚感情，为党史国史一以贯之的连续性而费尽心血。他提出这一决议的中心思想应该是三条，一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此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二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地分析。三是要通过
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上述三条，把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脉相承地连在一起了，突出了毛泽东思想贯串一切的指导地位，指导一切的核心地位。这里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历史留下任何断裂和空白，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连续性和整体性，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历史 —— 更换思想路线
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特别是解决革命实践中的思想路线问题，需要经过一个反复学习、反复认识的过程，绝非短时间或一二次集中批评就能奏效的。党内军内路线分歧积重难返，其关键人物又都是身居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支持者还有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而又远离中国革命实践的共产国际的某些领导人，其难度和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为了实现更换思想路线的任务，毛泽东虽然集中精力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为开展全党整风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但是正如他自己估计的那样：“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由此可见，分清路线是非绝不是简单地处理几个人的问题，还要靠学习党史、总结历史经验，把历史的内容提到中央会议上来讨论，也可以说，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让历史文献来证明。正如毛泽东强调的主观主义是以国际路线自居，是穿上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纠正主观主义的办法是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是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是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又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两次更换思想路线虽然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但都是历史的昭示，都是历史经验的结晶。如果从历史文献来看，有毛泽东1930年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为证，在那本著作中，他第一次明确提出实现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迅速改变保守思想”和“保守路线”，换取“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一提法，既把问题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保证了从思想认识和理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结合，昭示了共产党人必须永远坚持的最根本的经验和最根本的原则。从第一次提出更换思想路线的要求，到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问世之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过去了。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核心问题是更换指导思想的路线问题，是巩固正确思想路线成果的问题，也是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问题。这是邓
小平所以强调写毛泽东思想史的原因所在。
一切错误的思想、路线和作风都是背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分清一切路线正确与否，就看它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正如第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指出的，毛泽东从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从事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都顽固地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出了诸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论、白区工作中心论、脱离实际的正规战等等。上述主观主义的错误根源，都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来的。最能体现毛泽东博大胸怀的是他在反对上述错误路线的同时，坚持对问题对人采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提出在犯错误的同志中并非一切都错，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从而支持了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历史终究为他们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决议深刻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战略思想和辩证方法，对错误路线的更换是坚定不移的，对人的处理又必须是极其慎重的，批评错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使犯错误的同志回到正确路线上来，既扩大和增强了革命力量，又提高了坚持正确路线的自觉性。
更换思想路线也直接推动了全党的学习，特别是哲学的学习和党史的学习，强化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延安的整风学习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正是以他博古通今、酷爱学习的革命领袖所独具的智慧和才能，以辩证唯物论思想路线武装全党，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世界的东方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他不愧是一位学习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缔造者，不愧是一位理论上有深厚造诣和成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愧是从根本上更换思想路线的旗手，不愧是一位对社会主义有开拓性贡献的引路人。
历史 —— 造就领袖
列宁曾经说过：“造就一批有经验、有较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这是列宁的经验之谈，说它是长期的，当然不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五年，说它是艰难的，不仅是前进中包含曲折、甚至倒退或失败，不仅有强大的敌对势力的打击，而且有来自内部的委屈和不白之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经验和威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在群众中产生的，革命的经历和历史是他们借以磨炼成长的平台，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是他们学习和实践的课堂。
中国共产党在90年间曾决定以两位领袖的名字为代表，把他们的思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更负有主要的责任，但那都是在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是在边探索、边纠偏的情况下进行的，也是在坚持党的性质、政权的性质、军队的性质和整个社会的性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切复杂现象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和看待，都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只有结合历史的分析，结合我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结合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历史，才能像后一个决议那样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文革”后中国所处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情况、从邓小平理论提出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来看，就不难理解这一决策的历史必然性。正如列宁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如果谈到某一个国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总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这样对待领袖的，认为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们也会犯错误，犯了错误也需要党和群众去纠正这些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我们重视历史、正确对待党的领袖的科学态度。正如后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所分析的那样：首先要看到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对当前问题的了解，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著作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写的，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同时也要看到毛泽东思想为马列主义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应当把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同学习马恩列斯的科学著作结合起来，因为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他对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主张只能照
抄照搬，甚至不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还企图在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两种错误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区分开来，也可以说两种错误都是把已形成科学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同它所处的不同的历史条件区分开来，背离了对历史具体分析的结果。
中国革命和建设不仅需要正确的领导路线，而且需要造就和形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在说明前一个历史问题决议时说过：“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历史表明，作为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一生是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实践中践行上述承诺的典范。
历史 —— 我们的一切
如何看待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重大问题。早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前，大约在1843年至1844年之间，恩格斯曾就唯心主义神化历史的观点展开一场批判。鉴于唯心主义长期盘踞历史领域，神化历史，宣扬历史充满神性，用神性解释过去和现在，把历史看作神的启示，而不是人的启示，它们力图从彼岸世界的太虚幻境，从超越时空的神那里去寻找真理。恩格斯揭露了这种空虚的不坚定的哲学，提出要把唯物主义作为整套社会观点的基础，用唯物主义看待历史，看待人的本质，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为此他坚持自己的哲学比其他任何先前的哲学都更重视历史，鲜明地提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历史是我们必须永远面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论断，不仅为发现和坚持彻底的唯物论即历史唯物论打下基础，也为科学历史观的发展和前进扫清障碍、开辟道路。
发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一要求对唯心史观虽然只有一步之遥，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这是很难走的一步”。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必须对唯心史观有所突破，坚持唯物主义地对待历史，二是必须把唯物主义作为整套社会观点的基础，三是必须突破把人们的本质视为抽象的个体，转而确认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历史表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未能跨过这一步而使自己的哲学陷入了“终结”的境界。而马克思的哲学则不然，他走出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未能走出的困境，马克思首先作为一个革命家，成就了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诚如恩格斯简要概述的那样，这要归功于他以多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和为无产阶级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归功于他在斗争中始终保持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的精神，归功于他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的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光辉著作和不朽的历史名著《资本论》等等，归功于他在全部活动顶峰中所创立的国际工人协会，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大团结作出了基础性的重大成果。
学习和继承马克思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是具体的，各国通向历史的目标和途径又是各异的。值得自豪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通过智慧的结晶与升华，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提升为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提升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提升为被全党公认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写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之中。决议对实事求是提出四点阐发：一是确认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二是肯定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三是阐明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四是确认毛泽东同志一贯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一贯反对主观主义，强调调查研究，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大解放，深刻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使哲学真正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综上所说，《决议》从哲学上全面论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忠实地表述了彻底的唯物论、特别是把辩证唯物论运用于社会历史问题，从中探索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再用以指导实际行动。只要我们善于从历史的联系上分析问题，把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伟大发现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精髓的论断结合起来作一番分析对比，那就不难看出其间如出一辄、一脉相承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也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伟大发现的必然结果。历史的需要终究是代表了人民的选择，重视历史就是重视人民的选择。
作者简介：
庄福龄，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872。
责任编辑 顾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