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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国内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述评

近二十年来国内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述评
近二十年来国内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述评

近二十年来国内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述评

杨瑞仁

内容提要近二十年来国内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涉及到近十个国家的文学,近二十个作家近百部作品。透过这个庞大的参照系,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价值得到进一步确认。本文对以上研究成果条分缕析,审视评估,以期进一步推动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沈从文外国文学比较研究

八十年代以后,国内掀起一股经久不衰的“沈从文热”,沈从文从边城走向世

界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虹彩奇观刺激着国内文学界、学术界同仁,他们尝试

着架设一座沈从文与世界文学的桥梁,从而开辟了沈从文研究的新领域。在边

城与世界的话题中,沈从文创作的特征和文学价值逐步展示在世界文学的天空

下。

从80年代至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平行研究方面,

涉及的作家主要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卡拉姆辛、兰盖等。影响

研究方面逊色一点,这主要因为缺乏影响研究所需直接证明的材料,但还是出

现了两篇专论。从事综合比较研究的主要是凌宇和赵学勇。凌宇有两篇综合研

究的专论,开风气之先。赵学勇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的有关部分对沈

从文与外国文学、外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难能可贵。本文拟就以

上线索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略做审视,希冀对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起到

一点推动作用。

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平行研究方面,而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又主要在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上。1986年初,程光炜、王丽丽的论文《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视角比较》(注: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视角比较/程光炜、王丽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5.1 54-60。)是近年来国内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最早的一篇。程、王第一次将福克纳与沈从文、将“约克纳帕塌法世系”与“湘西系列”相提并论。由于误解,价值和意义不够确定的沈从文在价值和意义比较确定的福克纳那里取得了支持,进而程、王深入到二位作家作品的内部,从“淳厚的乡村生活与近代文明的强烈对照”、“对日常生活背后普通人命运的关心”两方面入手,展开比较研究。

程、王认为,福克纳所在的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种植园主即资本家兼地主,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们经常和国内市场发生各种联系。这样,北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就表现得直接和迅猛。沈从文身置其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城市与穷僻乡村保持着较大的距离,本来就十分脆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观念对偏远农村的影响微乎其微。两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两位作家在具体表现这种对立关系时,必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另外,作者还充分肯定了两位作家对普通人的人道主义的感情,看到了他们“怎样的愤火和同情的激流。”程、王对两位作家的创作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创作模式的概括,基本倾向的把握均让人深受启发和鼓舞。但对沈从文描写人生形式的主旨了解尚有偏差,认为“沈从文的这些描写显然美化了当时不可能有的乡村生活,掩盖了其中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这些观点比较陈旧且从来都是沈从文研究的误区,当然也不排除作者其实为追求一种装饰性效果。这些与作者首创之功相比,只算是白璧微瑕。

三年后,董朝斌在《齐鲁学刊》第五期发表论文《理智地对待历史,历史地对待文化--沈从文与福克纳比较研究》。这是一篇高质量的文章。董文既有宏阔的眼光,又不乏探幽发微的精神。董文回顾了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史、文学史对“生命”意识的追求,指出人类这种对旧有文化的憧憬与渴望的“回归”意识,不只是自然人性的复归,而是包纳了对人类旧有文化的重造和再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受世界思潮和文学的影响,也弥漫着对传统文化的重造意识。沈从文就是“站在这种生命的基点上,试图从原始人性那里寻找重建民族品质的契机。作者把沈从文、福克纳放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回归”潮流中加以把

握,发现两位作家创造的文学世界的同构性,认为他们都“能够理智地对待历史,历史地对待文化,力图从‘生命’这一角度来探索他们所面临的时代-文化困境的解决途径”。这种宏观考察,使人们从狭隘的背景中走出来,豁然打开了眼界。我们知道,沈从文之所以不得不停止工作,三十年销声匿迹,乃偏狭观念遏制使然,宏观地考察,无异于一剂化解偏狭的良药。接下来,作者通过福克纳与沈从文创作生命内在紧张的比较研究分析,指出“沈从文和福克纳都意识到自己心爱世界的堕落和毁灭。不同的是福克纳采取了清醒的富于悲剧意识的现实态度,在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中表现出对理想人生形式的憧憬,这憧憬使他对重造民族品德寄予热望”。经作者精微体察,两位作家的主要特征,基本倾向昭然若揭。董文最后落笔到《喧哗与骚动》与《长河》两部作品的比较,认为,《长河》与《喧哗与骚动》一样,是一部伟大的史诗。这部史诗反映了湘西世界在二十世纪中国大动荡的社会中变迁与演进,展现了现代文明与原始人性的正面冲突。它与《喧哗与骚动》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通过象征(迪尔西和复活节)而是通过夭夭和三黑子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出希望所在。

1990年,马翰蔚发表了《人类心灵的共同回声——沈从文和福克纳比较谈》(注:人类心灵的共同回声-沈从文和福克纳比较谈/马翰蔚//宁厦教育学院

•银川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2 60-69)。马翰蔚从作家对“宇宙文化”的总体自觉认同审视沈从文与福克纳的创作,而这种对总体文化自觉认同建立在对各自民族文化传统认同的基础上。世界性的总体文化,正来自异体的传统,异体文化在生息演变过程中走向了一致。总体来看,马翰蔚并未超出董朝斌的视野,但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且充满辨证思维。马文接触到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文化自觉”。用“文化自觉”的理论来剖析沈从文、福克纳这一类作家的思想艺术,无疑是一把很好的钥匙。当然,这方面还有待来者做进一步的探索。

钟仕伦《福克纳和沈从文的启示》(注:福克纳和沈从文的启示/钟仕伦//当代文坛1991.3 48-49。)从总结创作规律角度谈地域性问题。他认为,经济世界性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可打破曾阻碍文学发展的“地环”。但他们不可能冲淡文字的地域审美特征。没有文学的地域审美特征,无从谈文学的民族特征,甚至有可能无从谈文学作品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越是地域的就一定越是民族的,而越是民族的,就必然越是世界性的,沈从文与福克纳的创作世界影响就是一种启示和证明”。显然,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对国内创

作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1991年,赵学勇、卢建红在《兰州大学学报》发表论文《人与文化:‘乡下人’的思索--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注:人与文化:“乡下人”的思索: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赵学勇、卢建红//兰州大学学报(社科)1991.3 130-137。)。赵、卢也从是文化的角度来观照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但赵、卢的文化分析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赵、卢从人、文化、未来三个方面层层递进考察沈从文与福克纳的异同。他们认为,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和思索,贯穿于沈从文和福克纳创作始终,两位作家都为一种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矛盾所困扰,但没有防碍他们用一种清醒的双重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乡下人”和沙多里斯们,这使他们对变革时代中人的命运的考察显得丰富和深刻。他们认为,沈从文和福克纳都在对“都市文化”和“乡土文化”双重批判的基础上重构

各自的文化观,在各自的文学世界里把歌颂人类心灵深处亘古至今的永恒价值——情感道德,重建现代人的精神根基作为各自毕生的使命贯穿于整个创作生涯中。从以上可以看出,赵、卢的诠释系统、透彻、不乏真知灼见,对沈从文创作的世界意义作了进一步的揭示。

上述论文对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的比较研究经历了初步发现、深入开掘、系统把握,六年之中跨了三大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哈代成了第二位平行比较对象。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大小说家,一位跨世纪的文学巨匠,他的代表作是一组以乡村为背景的“性格与环境小说”或者称“威塞克斯小说”。从类型上看,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与之相似。王玲珍1989年在《文学评论》发表的文章《沈从文与哈代的基调——悲观意识》(注:沈从文与哈代的基调-悲观意识/王玲珍//文学评论1989.1 150-151。)不是从浅层的类型,而是从深层的意识发现了他们的相似性,从而在沈从文与哈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哈代作品中弥漫着一种悲观意识,这一点已为大家所认识,王玲珍主要以哈代为参照来观察沈从文的创作。她认为,我们在阅读沈从文的创作时可感到一股悲观意识的袭扰,这和哈代作品相似,但沈从文作品的悲观意识表现出一种复杂性。“沈从文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没有哈代作品中的种种神秘、阴森和悲惨的情境……可是,如果我们透过作家蒙在我们面前的那块绿纱,

我们就会看到掩盖在绿意下的长河岸边的种种不幸和悲忧”,“人们在茫然中象被一只巨掌玩弄”。王玲珍认为,死亡是沈从文经常表现的一个意象,但沈从文笔下的死亡不能让人感到哈代人物死亡的悲剧性,反过来更让人感到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命运的冷酷无情。通过比较,王玲珍揭示了沈从文创作的深含悲忧的美学特征,指出了沈从文与哈代创作悲剧性基调的差异,但这是比较中的发现,阅读中的感悟,还没有对这种差异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后来赵砾坚在《哈代与沈从文的逃避主义》(注:哈代与沈从文的逃避主义/赵砾坚//欲望与幻想-东方与西方/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8.149-164。)“超度”一节中解释了这种差异。赵砾坚认为,哈代笔下的死亡是“暗色的死亡”,短暂、突然、倏忽而逝、有如流星。“在处理死亡题材时沈从文自有独具慧眼的精辟之道”,“采用的是西方当代小说的低调陈述法,一切趋于淡化,静静地、三言两语就是通报一条死讯,而随后的心理、情绪等等,一切皆在暗示中进行。”这种粗词淡语,是一种农民风格,只有象沈从文那样炉火纯青的艺术家,才能超越复杂,进入简单的境界。赵砾坚认为,这种“含蓄心理描写法”六、七十年代风行于欧美,而沈从文这种风格的形成,早于西方几十年。赵砾坚不仅从艺术手法上解释了沈从文与哈代创作中死亡意象的异同,还进一步从各自民族的哲学里找根源,他认为,哈代从达尔文、赫胥黎、罗素、弗尔里、罗斯金、米勒等人那里学到了“命运”二字,从叔本华那里接受了悲剧意识;而沈从文则是中国的老庄垫底,“大彻大悟后是一种乐天安命的坦然”。赵砾坚的《哈代与沈从文的逃避主义》从逐日、乐土、醉泉、超度四个“母题”比较两位作家的异同,其提炼和分析有独到之处。

福克纳是与沈从文并世的作家,哈代在世也有近三十年的时间与沈从文交叉,时间上的关联,因而比较的通道易于架设。但是法国的梅里美、乔治桑与沈从文相距一个世纪,比较研究多了一层障碍,殷国明《在不同的地平线上——梅里美与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注:在不同的地平线上-梅里美和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殷国明//新疆大学学报(社科)1985.3 136-141)、林小斌《从田园小说比较乔治桑和沈从文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观》(注:从田园小说比较乔治桑和沈从文的社会理想与美学观/林小斌//广东教育学院学报(社科)1987.1 35-43)跨越了多层障碍,做了可贵的拓荒工作。

殷国明认为,时间、空间、身世并没有阻止他们对现实采取相似的态度,并把这种态度转移到他们美学追求中去。“作为小说家,他们几乎同样厌恶资产阶

级虚伪的人生,依恋未开化的下层人民中的真诚和热情,并在他们身上展示出朴实而带野性的美和力的运动。”这是他们的同。殷国明还认为,出身、经历的差异也鲜明地表现在各自的创作上。富裕的家庭出身使梅里美用欣赏的态度展示嘉尔曼生活的魅力,但不能意识到这种生活同样浸泡着痛苦。而沈从文却接触过广大的人生,他在赞美下层人民心灵美好的品质时,始终没有忘却他们实际生活的悲剧。殷国明对梅里美的把握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将沈从文与乔治桑联系起来,林小斌并非第一人。刘西渭早在《咀华集•边城》里就将两位作家相提并论。他说:“乔治桑是一个热情的人,然而博爱为怀,为唯抒情,而且说教”,“沈从文先生从来不分析,一个认真热情的人,然而他从不说教。”刘西渭概括了两人的主要异同点,但相当粗略。林小斌《从田园小说比较乔治桑和沈从文的社会理想和美学观》,详细比较了两位作家的异同,比刘西渭进了一步。

在平行研究中还有三篇是作品比较证,分别是龚伯禄,《把哀伤的情绪谱成甜美的歌——卡拉姆辛〈可怜的丽莎〉和沈从文〈月下小景〉比较》(注:把哀伤的情绪谱成甜美的歌——卡拉姆辛《可怜的丽莎》和沈从文《月下小景》比较/龚伯禄//湘潭大学学报(增刊)1987.3.100-105.)、叶志海《〈古都〉和〈边城〉艺术特色之比较》。(注:《古都》和《边城》艺术特色之比较/叶志海//国外文学1990.1 181-196)张良春《中加乡土小说的典范——比较研究沈从文〈边城〉与兰盖的〈三十阿尔邦土地〉》(注:中加乡士小说的典范——比较研究沈从文的《边城》与兰盖的《三十阿尔邦土地》/张良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重庆)1992.1.1-8)。虽是单篇作品比较研究,却涉及到俄国、日本、加拿大三个国家的文学,拓宽了研究领域。以下谈谈影响研究情况。沈从文是公认的最具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家。他终止创作前未曾出过国,“但五四以来,大有成就的作家以至稍有成就的作家,无一不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注:略谈我与外国文学/胡风//中国比较文学第一期第183页。),沈从文也不能例外。早在二十年代,他未出湘西前,就在芷江熊公馆读到林译狄更斯作品。一九二九年出版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就是借用了英国作家卡罗尔《艾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主人公构思的。他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集《月下小景》中各故事间的衔接,取法于薄伽丘《十日谈》。一九二五年,他在《用A字记下来的事》中,就用了潜意识这个词,接受了现代心理学。他曾以十分欣赏的态度谈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说:“用屠格涅夫

写《猎人笔记》方法,揉散文和故事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行散记》时,即有这种企图,以为这个方法处理地方性问题,必容易见功”。(注:新废由存底二七三-一首诗的讨论/沈从文。)谈到契诃夫时他说:“契诃夫等人叙事方法,不加个人议论,而对被压迫者同情,给读者印象鲜明”(注: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0.4)。从另一角度,又可以说沈从文是最少受西方影响的作家,作品最具民族的独特品格。谈到西方作品的影响,他说:“看得多而杂,不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说受总的影响”(注:沈从文谈自己的创作/沈从文//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0.4)。沈从文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的影响研究有着特殊意义,这方面孙乃修《沈从文与屠格涅夫》(注:沈从文与屠格涅夫/孙乃修//外国文学研究1986.3 115-120)韩立群《论猎人笔记》(注:论《猎人手记》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韩立群//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91.2 85-92。)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孙乃修认为,沈从文从《猎人笔记》那里获得的艺术启示主要有两点,一是文体上的启发,二是对特定文化地理的强调时凸出人们智慧风貌,并进而揭示沈从文的艺术追求获得了强烈共鸣。韩立群则认为,“《猎人笔记》对沈从文的影响,决不限于《湘行散记》,而表现为它形成沈从文小说创作在文体上的总体特征”。影响研究是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薄弱环节。沈从文对外来影响的接受呈现出一种复杂局面,也如他自己所说:“看得多而杂,不可能受什么影响,也可以说受总的影响”。这就是沈从文的复杂性。

综合性是比较文学应有之义,在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综合比较研究中,凌宇、赵学勇做出了贡献。

凌宇是最早从事沈从文研究的人,也是最早注意把沈从文与外国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探索者。他这方面的研究,突出表现在两篇专论中,一篇是《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注: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凌宇//文艺研究1986.2 64-72),一篇是《探索生命的底蕴》(注:探索生命的底蕴/凌宇//走向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7页。)。在谈到西方文化与沈从文创作的关系时,凌宇认为,“西方文化对沈从文具有重大而确定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沈从文才获得他的人生悟性的”。

凌宇认为,“因为他究竟置身于中国二、三十年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浓重历史氛围中,而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乔伊斯、托尔斯泰、狄更斯等作家,居间搭起了他与西方文化概念之间的桥梁”。而这种影响又是“经沈从文独特文化心理结构,进行复杂心理组织过程之后的产物”。沈从文思想受西方观念影响是确定的,他善于吸纳西方观念又最能保持独特文化心理而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性特征。

赵学勇是继凌宇之后对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作出贡献的又一学者。他的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注:沈从文与东西文化/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以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审视研究对象,在沈从文研究队伍中独树一帜。赵学勇认为对“文明”的心态反映,使沈从文在文化层次上与西文近现代以来一大批作家相呼应,主要涉及到卢梭、福克纳、劳伦斯、契诃夫、屠格涅夫、莫泊桑。但“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不是浅层型的,而是渗透型的;在不知不觉的‘多’而‘杂’的渗透型的‘总的影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卢梭的审美情感相通--都同样把美德看作是一种自然状态,崇尚自然的人性,同自由舒展的生命形式与附庸风雅,矫柔造作的贵族、绅士、太太们的感情方式相抗衡”(注:沈从文与东西文化/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在与劳伦斯的比较中,他说:“我们却清晰可寻地看到他与劳伦斯在精神上的某种深刻联姻--都同样表现着以自然性爱来抗

衡‘文明’带来的人性的戕害和扭曲,他们都企图通过未被文明污染的自然生命活力甚至原始生命力,来取代‘文明’蚀育下的人性沦落”(注:沈从文与东西文化/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7页。)。在与莫泊桑的比较中,赵学勇认为,两位作家笔下的小人物有诸多相似,“尤其是莫泊桑那种对资产阶级文明所造成的社会道德风尚——自私虚荣的伪善感情、装模作样的体面人生、卑劣势利的伦理观念的无情揭露和批判,更与沈从文遥相辉映”(注:沈从文与东西文化/赵学勇//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0、53页。)。以上的观点从沈从文生命观出发追寻到叔本华、尼采“生命哲学”的影响,以“渗透型”来把握沈从文所受西方文化影响,注意到沈从文与劳伦斯、莫泊桑的相通并进行初步的分析。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安刚强的论文《乡土文化•文化•回归主题

•野性强力--沈从文与世界文学三题》(注:乡土文化•回归主题•野性强力——沈从文与外国文学三题/安刚强//安庆师范学院学

报1990.3.57-59。)。安刚强在“乡土文化”一题里,除了提到福克纳与“约克纳帕塌法”、哈代与“威塞克斯”,还列举了舍伍德•安德森和俄亥俄州的坎登、诗人罗伯特•弗斯特和新英格兰北部、威廉•叶芝和爱尔兰,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都体现了一种对流行的商业与都市文化的批评,而这种批评都是从地方的和传统的文化观点进行的,这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的一种普遍现象,沈从文正是这个文学大合唱中的一个和声”。作者将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世界划分为“童年的乐园”、“理想的方舟”、“沉重的故土”三个阶段,这种划分有极强的概括力。如在“回归主题”里,安刚强比较卢梭、安德森、劳伦斯后认为,“沈从文以带有原始色彩的苗文化,批判依然复活着儒家文化传统的城市文明,他强调人性和道德的自然、单纯形态,用以拯救‘现代文明’中人性的病态、畸形和堕落,呼唤自然人性、生命自然形态的复归,这在形式上暗合了世界文学中扬弃现代文明自身弊端的最现代的创作取向,在这方面,沈从文超越了同时代的一般中国现代作家,表现出特有的文化敏感”。安刚强认为沈从文“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青起来,好在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力”。

近年来国内沈从文与外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涉及到美、英、法、俄、日本、加拿大等近十个国家的文学,涉及到近二十个作家近百部作品。提供这个庞大的参照系并加以审视,本身就是对西方文学的一次检阅,也是东西方文学的一次对话,一次交流。透过这个庞大的参照系,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价值得到进一步确定,思想倾向渐趋明朗,艺术成就日益为人推崇。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进军中,沈从文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已取得的成果也没引起足够重视。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竭力搜罗材料,冒昧述评于上,难免挂一漏万,或差强人意,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边城沈从文赏析

边城沈从文赏析 《》让我领略到了美丽湘西茶的湖光山色,沈从文笔下梦一般的景色,不禁让人心驰神往,柔美似水的翠翠,英俊豪爽的送以及那一群有着美好人性的人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景中寓情,情景交融,送与翠翠的爱情和美丽的湘西景色融为了一体,仿佛如一首富有诗意的田园牧歌。 《边城》中景物的描写带有古代描绘的色彩,沈从文利用视觉、听觉以及嗅觉把湘西的景色描绘的如生,仿佛浮现在你的面前。这种宁静、现实、安详的生活环境,必定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人间乐土。沈从文在《边城》中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复杂的情节设置上,也没有着重的进行人物刻画,完全的.把小说的重心放在了“环境”的构造上,在读小说时让人感到极像,文字与景色极具美感。翠翠与送的爱情贯穿于整部小说之中,但作者并没有写过多的他们的爱情过程,而是利用人物的语言,行动的描写,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内心世界,最终达到推动爱情故事发展的效果。在如诗如画的景色中,翠翠的爱情悲剧似乎被冲淡,读者读后只沉浸散文化笔调的文字中,往往会忽视本身故事的悲剧性。 翠翠在小说中是爱与美的象征,,她的美丽不仅表现在外貌上,更体现在他的性格上,翠翠单纯、自然、活泼善良,在不经意中你就会被她的纯真、真挚所打动。他对爱情的追求虽显于内敛,但他对爱情却极具坚贞和矜持,顺顺本以同意翠翠的婚事,让她搬到他家作为送的妇,但她恬淡、自守,一定要等送归来,弄送是否喜欢她,她才会答应。翠翠独自承担了爷爷的工作,不求人、不靠人我们可以看到翠翠身上的勇敢与坚强。 送和天保在小说中是力的表现,他们富有男子汉的气,他们对翠翠的爱情执着、顽强决不轻易的认输,就算是亲兄弟也一样,他们在谁娶翠翠的问题上并没有相互的谦让,也不记恨对方,而是采取了公平竞争的方式。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身上美好的人性。 老船夫在小说中显然就是善的化身,他慷慨大方,质朴憨厚,任劳任怨,他具有一般农民的所有优秀的品格,他不贪卖肉人的便宜,为了翠翠的婚事,不辞辛苦的奔走,他把所有的爱都倾注给了翠翠。最终因为翠翠婚事无望,郁闷忧愁而猝死离世。在老船夫与翠翠的相处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仁爱与此慈祥。 《边城》一部关于美与爱的小说,让我爱不释手,回味无穷。

论文《沈从文作品解读》

沈从文作品解读 沈从文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他的创作以湘西世界为代表,充分展示了湘边地区的人文,地理所具有的独特风格,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远离尘埃的世界,以及透露出那里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命运之间的紧密关系。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映射出了人性美,风俗美以及悲剧美的风格。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挖掘出湘西世界这三美,进而表现作者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他声称要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人性的人生形式”[1]。 一、纯色的人性美 人有自然的特点和灵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生命的本性也就是人性生命的本性,沈从文笃信自然生命与人类生命在本性上的相通,认为人本身就是自然界大家族中的一类成员,因此“沈从文说:‘流星闪电与天空刹那而逝从此烛示一种无可形容的美丽圣境,人亦相同,一微笑,一皱眉,无不同样可以显示出那种圣境’ ”[2]在沈从文眼中,湘西的人与湘西的山水自然就是这样灵性相通,九九归一的。湘西世界的人性美也必须与自然相通。如他的作品《雨后》可说是一篇展现人的自然化形态特点的杰作,在这篇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在雨后的山深之处,四狗与他的女伴欢乐聚会的情景。在这里,作者描绘的自然界是博大,深沉而富有灵性的,作者笔下的男女主人公们受到自然灵性的启迪,敢打敢闹,敢爱敢恨,舒强自如,皈依自然,要不在四狗的眼中,为什么回听一切大小虫孔鸣叫,听晒干了翅膀的蚱蜢各处飞,听树叶上的雨点向地下跳跃,听在旁近身边一个人的心怦怦跳,全是诗呢?“实际上,此时此刻,四狗的心境与大自然的灵性已经和谐地融为一体了,在这里,自然的本能就是人的本能,自然界的生命形式就是人类的生命形式,人与自然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沟通与交流,甚至和谐融于自然界的山水之中。 《边城》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自然界的人性美,主人公翠翠是沈从文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自然界赋予她的灵性使其人性美更加丰满。”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故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制小兽物。人有那么乖,如山头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这是一位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自然灵物。她身上的人性美就是以自然为本源的。人及其生活形态已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了,由于作者对自然灵性的理解出神入化,因而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就游刃有余,显得十分轻松自如,自然界生生不惜,人的生命的欢歌也就缕缕不尽,自然界的形态繁华似锦,人的欢歌形态也就多姿多彩。如《阿黑小史》中阿黑与五明就是这种自然本能与生命欢歌的出色表演者,在沈从文那里,上述情形是人生形态的一种理想化形态,生命的欢歌放射出和谐的旋律,悦耳的声音,从中表现了人性之美,在这个宁静,幽深的湘西世界里,作者钟情自然,从自然界的植物生长和动物生息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欢乐,进而深化了湘西世界里的人性美。 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质朴情怀将封建道德同朴实民风两相对比,寄托了个人的道德理想,他试图用在下层人民中保留的健康,淳朴,充满活力的道德原素来救治虚伪,怯懦,自私的民族老化症,用人的道德原素来升华人性美。沈

中学生满分作文:走近沈从文

走近沈从文 因为我喜欢《边城》,所以也喜欢沈从文,因为我喜欢沈从文,所以也喜欢沈从文笔下的那些山山水水。 品味着从文先生笔下描绘的山山水水。那是一种透明的感觉,它是慢慢地来到,它穿越你的心灵,到达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冲击你一生的文尘,冲击地一干二净…… 从文先生有水的性格――灵魂;又有山的性情――沉稳。也许那就是凤凰吧!从文先生他的性情如水,文笔如水,在那清澈的文思之下涌动着最为纯净的人性之水。 当今的现实社会,我们看过/听过太多太多的爱情故事,但是却缠绕着令人厌恶的世俗之气哪里比得上翠翠的爱情纯真? 但当人间大千烦恼接踵而至之时,我愿拿起《边城》,纵观从文先生如水般的世界,倾听湘西的清水流淌;倾听船夫的嘹亮歌声;倾听翠翠如水的情思和爷爷如水的爱。 从文先生的爱,是爱得执着,像《边城》中那样如灵动的水常年保持一色的蔚蓝。从文先生的爱人,在他过世多年之后,也终于领悟从文先生那如水般纯真的爱。 从文先生他的性情如山,像山一样有着沉稳的秉性。在“文革”时期,人们误解他,伤害他,他却毫不为意,他不争。当无知的人们要他去扫厕所时,他也认真地做了。他用了大山的沉默回击这群无知者的围击。 沉稳的大山是有色彩的变化,能在四季中变化出不同的色彩,这是对从文先生最发的评价。大家知道从文先生是著名作家,却少有人知他也是著名的服装研究专家。 从文先生在“文革”时费尽心思写出了《中国服装史》却因被没收而遗失,但从文先生硬又是写出一本。 我们的从文先生: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一座四季长青的

高山。 在湘江之畔,你可曾见到过有一位先生在书写,在吟唱吗? 书写的,是山的传奇。 吟唱的,是水的柔情。

沈从文简介及作品集

沈从文简介及作品集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但有部分苗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擅长中国画、版画。历任湖南省凤凰县文化馆美术干部、凤凰县书画院院长,二级画家。版画《狂舞》,《沈从文像》参加全国第八届版画展,《赛》被北京中国美术馆收藏,《母亲呵母亲》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中国画《边区牛市》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呵也》获全国少数民族美术百花展铜奖。 沈从文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 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 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

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 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雨——沈从文-赏析

【作品原文】 朝来不知疲倦的雨,只是落,只是落;把人人都落得有点疲倦而厌烦了。 各人在下课后左右无事耍了,正好到电话处去找朋友谈天。那方面若是一个女人,自然是 更有意思!叫来叫去,铃儿时时刻刻是丁丁当当嚷着的。 电话器死死的钉在墙壁上,接线生耳朵中受惯了各方催促,铃儿又是最喜欢热闹的一件东西;所以都还不生出什么脾味来——就中单苦了大耳朵号房。 他刚把一个洋服年青青儿的胡子后生从四舍十三号找来,眼见那后生嘴巴对着机子叽叽咕 咕开合了一阵,末后象生气似的样子,霍地挂上耳机走出去了。休息换不到十口气那末久,墙上那铃儿又丁丁地在同他打知会。 “喂,你是哪——这是农业大学。……咸先生罢?你贵姓? 喔,喔,又找他来?是,是,“他把耳机挂到另一个钉子上去。 从响声沉重中可以看得出他被人无理麻烦的冤抑来。这冤抑除用力的挂耳机外,竟也无从 宣泄。“又是咸先生!” 他还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自己能够听到的话。 这本来可以随意扯个谎,说找不到,就完事了。但他是新来这里不久的人,虽然每日里同到专司收发信件那位崔哥一起歇宿吃饭,还学不到这些可以偷闲的事。而且,自己一想到 月前住在同乐春每日烧火,脸上趋抹刺黑,肚板油刮得不剩什么时的情景,责任心登时也 就增加起来了。少不得又举起那只左手来,(因为如今是穿长衣,所以右手失了空间。)挡拒着屋檐口上掷下来的大颗大颗雨点儿,用小步跑到四舍去找那年青的胡子后生。 桌子当中摆着那一座四四方方的老钟,一摇一摆,象为雨声催眠了似的,走得更慢更轻了。钟旁平平的卧着那一本收信簿,也象在打磕睡。靠着钟身边挨挤极近的一个小茶杯,还有大半杯褐色茶水,一点热气都没有。……他眼睛看到那后生对着耳机笑笑嚷嚷,耳朵却为 门外雨声搅着,抽不出闲空来听那后生谈的那么浓酽倒了的,究竟是些什么话。他便觉得那后生但对着耳机大笑,真是无聊。 后生又出去了。 当那后生从他身边过去的当儿,洋服裤子擦到他正垂着在胯骨边的左手时,随着有阵怪陌

沈从文《黄昏》解读

从砍头说起——解读沈从文小说《黄昏》 沈从文用他细腻的笔触匠心独运地打造了一个仙境圣地——湘西世界,对湘西的风景、风俗、人情以及人性不惜笔墨地大加称颂。他极力塑造的灵山秀水、淳朴人民、奇异风俗所构成的湘西世界,犹如陶渊明的桃花源一般享誉文坛,令读者神往。在沈从文笔下湘西风景被描写得魅力逼真、意境悠远,仿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非人为的雕琢。水岸边的吊脚楼,飘摇的渡船,碾坊,悠悠的水车……都犹如一幅幅摇曳多姿的中国水墨画。湘西人民不管是苗民还是汉人都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们身上透露着大自然的质朴、优美、健康。《边城》中的老船夫、翠翠,《三三》中的三三,都是湘西的典范,是承载着作者赞颂的载体。这都是沈从文努力搭建的“希腊小庙”所找寻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然而,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除此之外,沈从文还进行了另外一种抒写——对“砍头”的反复呈现,如小说《我的教育》《黔小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新与旧》,以及《从文自传》等都不同程度地叙写了砍头故事。为何沈从文要在自己的文字中设置这样一个情节呢?我们将以小说《黄昏》为例,着手分析。 一、砍头记忆的文本呈现 小说《黄昏》中没有描写“今天”如何砍掉犯人的头颅,但是在文本的插叙中却用极长的篇幅来叙写往常犯人被砍头的经过。随着在监狱旁钓鳝鱼的孩子嚷着:“队伍来提人了,已经到曲街拐角上,一会就要来了”,看热闹的人便拥跑过来等着。从这短短的几句不动声色的描写中,可以看出这里的犯人被砍头是常事,而这里的孩子对此类事件也习以为常。“一切布置妥当后,刽子手从人丛中走出,把刀藏在身后,走近犯人,很友谊似的拍拍那乡下人的颈项,故意装成从容不迫的神气,同那业已半死的人嘱咐了几句话,口中一面说‘不忙、不忙’,随即嚓一下,那个无辜的头颅,就远远的飞去,发出沉闷而顿重的声音坠到地下,颈部的血就同小喷泉一样射了出来……”沈从文所极力建构的是美好人性、淳朴民风的湘西世界,然而如此血腥又残暴的砍头事件为何会出现在他描写湘西的作品之中?他是不是应该避开此类残暴的事件而大力描写类似于《边城》之类的唯美人性、唯美风景、唯美人情的作品? 一个作家的创作与他的生活经历和人生经验分不开,生活经历和人生经验即是作家创作的素材,大多数作家的优秀作品都是由生活经历加工而成。童年在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中都处于重要的位置,沈从文的童年是愉悦和富足的,但是家庭的逐渐衰败和社会生活的混乱也在他幼年的心灵上涂抹了灰暗的色调。沈从文的童年充满诗意,他与很多同龄孩子一样有着逃学的经历,逃学期间的游玩则是他逐步认识人生百态,认识世界的开始。他的童年是一个需要武力、流血和死亡来维持社会日常生活秩序的年代。沈从文生长在湘西一个有着独特而又高贵名字的小城——凤凰,但是它却是一个复杂的融合体,多民族杂居注定了湘西要经过血的洗礼与残暴的打磨。 湘西,野蛮与淳朴交织着,原始文化与封建文化错综复杂地酿造驳杂多样的人性和难以言表的人生悲剧。官府、土匪随意杀人已不是稀罕的事情,沈从文自己年少时就亲眼看过大量无辜农民被杀。在他的《从文自传》里,《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辛亥革命的一课》《怀化镇》等都描写了沈从文看砍头的经过和砍头之后血淋淋的场景。 “若从杀人处走过,昨天杀的人还没有收尸,一定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就走过去看看那个糜碎了的尸体,或拾起一块小小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会不会动”,“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的污血人头,还有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云梯木棍上也悬挂许多人头……”目睹

[教材]高考作文素材——沈从文

[教材]高考作文素材——沈从文 语文:高考作文素材:人物篇——沈从文 羡慕沈从文 我读沈从文是一个渐近的过程。二十岁前就读过了那些他自称为“乡土抒情诗”的小说,四十岁后躺在凤凰古城的客栈里才开始读他散文中那些“生命的记录”,近几日又在无意间读到了他当年写下的情书。回头看去,也许正是这样配合着年龄增长的渐进,于不经意间成就了我走近沈从文的最佳方式。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沈从文笔下的那座“化外之地”的《边城》于我只是一段亦真亦幻亦尘亦烟亦仙亦俗的故事,直到今岁的一个夏夜我在两岸斑斓的灯火中颇有几分小心翼翼地走过沱江上用红砂块石修砌的跳岩时,才真正领略了交织其中的“浪漫与严肃,美丽与残忍,爱与怨”,也才猛然领悟到这样愁绪飘渺的人间情爱悲剧,只能在这些人性皆善、性自天然的人群中搬演。 踏着石板路上的氤氲走进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其时我已经在沈从文所生长的地方沉沉地睡过一夜了。这四合院是沈从文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于同治五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孩子时的沈从文就是在这座四合院里以自己坚守一生的率真彻底地伤了父亲的心。沈从文读私塾的第二年便学会了逃学,为的是“逃避那些书本枯燥文句去同一切自然相亲近”。七岁那一年的生活,形成了沈从文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不安于当前事物,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 当我又一次站在晨雾弥漫的沱江边,从心底油然而生的是对沈从文率性一生的由衷羡慕。沈从文说过,“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认识美,学会思索,

沈从文的故事及简介

沈从文的故事及简介 沈从文的故事:知错就改 沈从文是我国现代着名作家,他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县的一农户家庭。小时候,沈从文 特别喜欢看木偶戏,常常因为看戏入迷而耽误了读书。 有一天上午,沈从文从课堂里溜出来,一个人跑到村子里去看戏,那天木偶戏演的是“孙悟空过火焰山”。沈从文看得眉飞色舞,捧腹大笑。一直看到太阳落山,他才恋恋不 舍地回到学校。这时,同学都已放学回家了。 第二天,沈从文刚进校门,老师就严厉地责问他为什么旷课。他羞红着脸,支支吾吾 地答不上来。老师气得罚他跪在树下,并大声训斥道:“你看,这楠木树天天往上长,而 你却偏偏不思上进,甘愿做一个没出息的矮子。” 又一天,老师又把他叫去,对他说:“大家都在用功读书,你却偷偷溜去看戏。昨天 我虽然羞辱了你,可这也是为了你好。一个人只有尊重自己,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老 师的一番话,使沈从文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做一个受 人尊重的人。此后,沈从文一直严格要求自己,长大后成了着名的作家。 沈从文:半生辉煌,半生沉寂 1923年,一个来自遥远边城的外省青年怀揣着青春梦想以及对文学的满腔热忱奔京城而来。当他夹着铺盖从前门车站走下火车时,立刻被眼前豁然开朗的城市所吸引,于是他 站在月台上说了一句:“我是来征服你的。” 这个青年名叫沈从文,这一年他21岁。 京城米贵,居之不易。初来北京的这年冬天,沈从文蜷缩在湖南会馆一间没有炉子的 小屋里。天寒地冻、弹尽粮绝,可他连一件棉袄都买不起。幸好郁达夫冒着鹅毛大雪来到 他的住处。让郁达夫吃惊的是这位青年一边流着鼻血,一边正用冻僵的双手伏案写稿。看 到这,郁达夫解下自己的围巾替他围上,然后领他去街上吃饭,并把衣兜里剩下的几块钱 全部给了他…… 沈从文一生曾三进北京城。施蛰存回忆:“为新文学运动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 感召,从文于1923年来到北平,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孤军奋战。1924年,已在《现代 评论》和《北京晨报》上发表创作,大约此时已受知于胡适。以后逐渐认识了徐志摩、郁 达夫、杨振声、朱光潜、梁实秋、朱自清等人……” 然而四年未满,沈从文就因军阀张作霖在北方制造白色恐怖,而随同冯雪峰、丁玲、 胡也频等一批青年文人南下,移居上海。三年后他返回北平,经胡适推荐在中国公学任教。

沈从文《边城》赏析

沈从文《边城》赏析 《边城》,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问世已经七十余年了,一读再读,令人回味无穷。可以这样说,《边城》是一首牧歌,亦是一首挽歌,表现了沈从文美丽而带点伤感的恋乡梦;《边城》是一首抒情诗,亦是一幅风俗画,展现出了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亦描绘了水边船上所见到的风景,所体会到的人情。 小说开篇简单的介绍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湘西边境上名为“茶峒”的小山城,然后引出了故事的主角——翠翠,一个与爷爷相依为命的女孩。在这民风淳朴的小山城里,还生活着其他的人,如天保,如摊送,这两个小城优秀的青年,亦是这篇小说不可缺少的角色。翠翠,这个故事的主角,一个完全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清纯少女,天真善良、温柔清纯不带一点儿世俗的尘滓。她常听爷爷讲父母的故事,对爱情亦有了一份朦胧的向往;她喜欢二佬的歌声,期盼再次听到,却久候不至,心中充满落寞和惆怅。这少女应该拥有的心境与情态,在沈从文笔下,被细腻的描绘出来了,在平凡的生活中有她自然似的哀与乐。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爷爷,沈从文也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他敦厚朴实、恪尽本分的性格特征,还有他对孙女的深厚的爱,同时我们也能感觉到他的身上有一份摆不脱的沉重、孤独和寂寞。 天保与摊送都爱上了翠翠,所以他俩决定用歌声“决斗”,天保知道自己不是弟弟的敌手,便决定离开,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了那份浓厚的诚挚的手足之情。 翠翠、爷爷、天保兄弟,他们有着各自的喜与乐,甘与苦,这篇小说中充分的体现了这一点。翠翠的天真善良并带有淡淡的忧愁,翠翠与爷爷之间纯朴的祖孙之爱和天保与摊送之间诚挚的手足之情,构成了自然纯朴的人性美。 《边城》不仅以典型人物向人们展示了人性之美,而且在沈从文的笔下,我们也能看到湘西边境小城的美丽风景。全文大概有二十几处对景物的描写,但并非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结合了人物的想法或对话。在每一情节发生变化或结构进入下一阶段时,便会以景物的变化来作为预示。此外,这篇小说景物描写的最大特点是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即是对大自然中生存的人类的描写,追求一种优美、和谐的意境,在景物中体现一种自然人格,亦是人性美的体现。 一篇好的小说,要有深入细致的人物刻画,完整复杂的情节叙述,具体充分的环境描写。而这一切的载体,就是语言。汪曾祺对沈从文的语言的有一段评价:“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象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而《边城》当此评价表现在描写中语言的“恰如其分”。 《边城》没有不以曲折的情节取胜,而是以语言创造如诗般的意境,给读者留下回味的空间。既然能创造诗般的意境,它的语言自然是富于诗意的,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例如:“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平静。”这句话将“黄昏”拟成人,就像翠翠一样,温柔,平静。这样的语言让人很自然地将自然景物和人做了对比。在语言中展现人性的美。《边城》的话语是自然的流露,在人物的对话中展现很“生活化”的一面。例如:“翠翠,爷爷不在了,你将怎么样?”爷爷对翠翠的担心和期望尽现其中。语言朴实,情感真挚。总之,我们看到的《边城》,是一篇语言自然流畅,写景优美舒展,令人回味无穷的抒情乡土小说。 典型的人物,美丽的风景,诗意的语言,是《边城》的魅力所在。沈从文以细腻的笔法为我们呈现的是一卷世外桃园的画卷,展示了人性之美,风情之美。 然而,这却是一篇悲剧,死亡在文中不断出现,先是翠翠父母的为爱自杀,造成祖孙相依,翠翠心中的孤寂,然后是天保的意外死亡,间接导致了翠翠失去滩送,最后是爷爷的去世,翠翠变得孤独无依,令人顿感凄凉。但是最令人悲哀的却是翠翠与滩送间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

美丽总是使人忧愁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 提到沈从文先生的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小说中那特有的湘西风采。那里有着原始的淳朴的民风,悠然自得、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加上古风古色的建筑和风光秀丽的山水,充满了“桃花源”式的和平、宁静与优美,弥漫着一种乡村的温馨的牧歌情调,是一个令人无限向往的神奇之地,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美的享受。这个湘西世界的描摹者,以他玲珑剔透的笔向都市里的人们娓娓讲述着偏远边地上生活着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怨愁。浪漫和严肃、美丽与残忍,两极之间的张力在叙事的空间里有机地融合,描绘出了一幅幅绵长的湘西生活的风情画卷。这个不为人知的、陌生的湘西世界,寄托着作者全部的理想与热情,寄托着作者想要达到至善、至美、至纯、至真的新的乌托邦的梦想。 然而沈从文先生也曾说过:“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犊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这样看来,沈从文小说并非只有陶渊明式的闲适恬淡,更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概括来说,沈从文的小说风格以恬淡明丽为其表,以悲悯热烈为其里,这种“表里不一”构成了一种极大的张力和冲击力,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增加了湘西世界的美丽,而美丽的不复存在又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意味,二者在相互制约中强化了各自的力量,更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 美丽的背后隐伏着伤痛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从题材上大致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以湘西为题材的创作,一类是以都市为题材的创作。前者突显了生命的本性,从深层意义上传达出更具感染力的真实情感,体现了作者对人生命的关怀和怜悯;后者更显其批判目的。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以湘西和都会为两极构建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艺术世界,而“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展示人生境界最集中的概括。[3] 从悲剧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我们要知道沈从文先生那些看似美好、美丽甚

沈从文 《生》赏析

沈从文作品《生》赏析 小说从一幅平凡的生活画面切入,以北京什刹海的坪场作为背景,路边的闲人和民间艺人共同组成了生活的一幕,于是,主角上场,故事便开始了。 一位年过六十的老艺人,扛着一对大傀儡来到坪场,他靠表演傀儡相殴的把戏招引看客,靠与傀儡的亲昵对话和自言自语供人欢笑。但他亲热的话却只说给傀儡中那个白脸的“王九”听。老艺人表演傀儡摔跤时总是让另一个被唤作“赵四”的傀儡占上风,但“王九”却是永远的胜利者。 结尾处的点睛之笔,则道出了全文最拨人心弦的文字——老汉之所以只把亲昵的话说给“王九”听,表演时只让“王九”得胜,是因为他死去的儿子正是王九,死因就是和名叫赵四的人打架。王九死了十年,老艺人在北京城圈子里外表演王九打倒赵四也有了十年。而那真赵四,则五年前在保定府害病死掉了 “生”,日日弥漫在我们周围,具体而又琐碎,但我们却很少有所体悟。沈从文的这篇小说,用文字把“生”定格,并把它的含义深藏在一段生活的切面之后,就像老艺人把他的秘密藏在傀儡摔跤的游戏之后一样。老汉欢快有趣的表演遮

盖着他内心的伤痛,在现实中失去的,他只能从幻想中找回。一切都是无奈。 《生》里有种北京民俗的味道,但它并不是生机勃勃的民间生活图景。虽然它表现了人们的喜好与乐趣,然而却蕴涵着生存的压力和束缚。也许小说里只有那个带着“忧郁的笑”的大学生能从老艺人的表演中体会出一丝生的忧伤。《生》中没有恶人,就连来收老汉的税的巡警也是“笑咪咪地站在那里”,不过读者还是可以清晰地觉察到那股使“生”变得困顿的无形的力量。这力量就是整个社会,就是组成这社会的每一个人。 故事中的大学生、巡警、闲人看客也可以看作主角,因为他们共同扮演着“生活”,一起架构了“生”的社会。全文通过老汉一个人的遭遇,引出了读者一路的联想。其实生活中的每个人既是看客,又是同老汉一样在舞台上表演的主人公。人们竭尽所能地进行着各种欢快的表演,为的只是博得周围看客或自己的一笑,其中虽然含着内心的隐痛,但累得满头汗水后,还是要堆起一脸的微笑。这是何等的无奈。但这就是命运,而人就是命运的傀儡。如果真的有神明存在,他们或许正在自己的神殿中,看着下面这些为了摆脱命运而徒劳奔命的芸芸众生发笑呢。

沈从文

沈从文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撰写出版了《边城》《长河》等小说,以及《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专著。他活了86岁,文学水平十分高,即使在讲课也体现出坦言和直率品质。 孩童趣事 1915年,沈从文由私塾进了凤凰县立第二初级小学读书,半年后转入文昌阁小学。因沈从文天性活泼好动且贪玩,常常逃学去街上看木偶戏,书包就藏放在土地庙里,有一次,他照样把书包放在土地庙,看了一整天的戏,戏看完了,别的孩子早已放学回家,他再回到土地庙里取书包,才发现书包不见了。这时他急了,但转念一想:书包不见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第二天,他硬着头皮照样上学,刚走到校园里一株楠木树下,就遇见了他的级任老师毛先生。毛老师面带怒色,罚沈从文跪在那株楠木树下,大声责问沈从文昨天到哪里去了。沈从文知道隐瞒不住,干脆回答:“看戏去了。”毛老师见沈从文贪玩逃学还如此理直气壮,便狠狠地批评说:“勤有功,戏无益,树喜欢向上长,你却喜欢在树底下,高人不做,做矮人,太不争气了!”大约跪了半个小时,毛老师才叫他起来。这时,毛老师用温和的口吻问沈从文恨不恨老师罚他跪在树下。沈从文毫不掩饰地说:“当然恨,恨你不该在同学面前罚跪侮辱我。”后来,毛老师把沈从文带进办公室慢慢开导说:“树木是往上长的,你却要往下跪。人必须要求进取,不能自轻自贱而要自尊自贵。”经毛老师耐心地说服教导一番后,沈从文知耻而后勇,一改以往的顽劣脾气,勤奋学习,成绩提高非常快。

名家欣赏:沈从文

边城:美丽与哀愁 摘要:沈从文的《边城》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是要构建一种“希腊小庙”式的理想社会。那里有风景之美、风俗之淳、人情之善。湘西的美让人如痴如醉,但是在这美丽的背后又有一层淡淡的伤、隐隐的痛,现代文明的无情冲击、民族家园的坍塌、美好爱情的无疾而终,这些都给平静祥和的湘西带来了一层深深的哀伤。本文旨在发现一个温暖背后的哀伤的、孤独的边城。 关键词:沈从文;边城;美感;悲剧性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里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的故乡,也是他的精神家园。湘西的水流进了沈从文的血液之中,以至于他无论在生前还是在死后都对边城魂牵梦遗,沈从文的性格中有山的宽容与伟岸,也有水的细腻和灵性。《边城》是川湘渝的交界地带,是一个文化融合的地方,这里的美好必定是多元的。同时这里又是是个被遗忘的角落,闭塞的自然环境必然造成生活的单调,人心的孤寂。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地方,在上演着属于自己的美丽和哀愁。沈从文作为生活在边城之中的普通人,他听闻了边城的历史,见证了边城的变化。他生在边城长在边城,而后又走出边城,但他的心却从未离开过。与其说是沈从文成就了边城,不如说是边城成就了沈从文。如今的边城依旧在,但那片宁静美好依然不复存焉。但在沈从文的笔下,梦幻的、朦胧的、静谧的边城成为了一种永恒,这份美丽与哀愁永远地定格在文字之中,也永远的停驻在读者的心中。 一、温暖的边城 茶峒是湘西的一个小山城,这里具有浓厚的湘西人的生活气息,那里有青山绿水,有绕城而过的小溪,有见证历史的巍巍白塔,有传荡山谷的动人歌声,有节日里的烟火,这里的生活简单,这里的人儿质朴,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浮躁,也没有现代文明带来的冷漠与矫饰,这里的一切都是清新淡雅的,这里的一切都向我们传递着温暖与和谐。 (一)风情美 生活在边城里的人,一生守候着这一片净土,在这个如诗如画的世界里,他们没有对物质没有过多的奢求,他们热情好爽、乐善好施,他们总是尽其所能帮助别人。在这里有免费摆渡的老船夫,有慷慨济人的船总,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中秋节都是边城人的大节日。他们热爱生活,他们以最勤恳的态度捍卫着这片土地,他们也以最饱满的热情礼赞这片土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中秋节、过年都是茶峒人的大节日,“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他们把最好的热情都献给了这些最美好的节日,男女老少各有其趣,他们用欢聚一堂,共享这份美

沈从文《萧萧》的文本解读

萧萧 一朴素质朴之美 小说萧萧取材于湘西农村,这里虽偏远闭塞,沈从文对它始终怀有真挚的感情,文中,作者的情感与故乡独有的乡情风俗、地域文化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令人心驰神往的优美意境,阅读萧萧,乡土朴野之风铺面而来:夏日里“天上的星”“屋角的萤”“纺织娘娘咯咯咯的”长声。。。构成了一幅宁静而朴素的乡村图景;“硕大如盘”的“灰粉大南瓜”、“大红大黄的木叶”“满地的”落枣、刺莓。毛毛虫。。。说明生活劳作于此的人们生活平淡自足且颇有野趣。在沈从文的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是社会的一部分,更是山水、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山川天地给人以滋养以熏陶。沈从文正是以这一朴素的“湘西农村”为背景来抒写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生形式”。 萧萧十二岁时嫁给了不到三岁的小丈夫,他们年纪尚小,不明白何为夫妻关系,彼此以姊弟相待,天天黏在一起打笑取闹。弟弟饿了,萧萧喂他东西吃;哭了,就哄他。小说一开始,就将人物安排在天真烂漫的儿童世界里,将成人世界的一切礼法规矩拒之于外。儿童世界是纯真而诗意的,两小孩关系未带有任何杂念。萧萧家里的公公婆婆、祖父祖母,对待萧萧完全就像对待孙女儿,爷爷常跟萧萧开玩笑,拿女学生来逗笑萧萧,萧萧也在爷爷跟前撒娇。童养媳制度自然有违人性,但沈从文写作萧萧,其意不在批判不合理制度对人性的戕害,而是着重开掘人性的善良与宽厚。当萧萧受花狗的引诱大了肚子后,在“正常”的情况下,萧萧面对的惩罚是“沉塘”或者“发卖”,但是沈从文先生纵容萧萧,不愿让她为所做的错事受苦,作者甚至把这种纵容态度扩大到整个湘西世界,村民们都带有一种孩子般的宽容与善良,他们不认面对“成人”律法的道德后果,用童心来奉行和化解成人的法规。萧萧的命运终于因为善良的人性对礼法制度的胜利而有了美丽温情的结局。 二、蒙昧无知之悲哀 深切的忧伤、沉重的悲哀也贯注在萧萧全篇。萧萧从小失去双亲,寄养在伯父家。湘西女孩出嫁时“照例”要哭哭,而萧萧十二岁出嫁,“小女子还只是笑”,懵懵懂懂地开始了童养媳的生活。童养媳本是一种畸形的婚姻形式,是儿童天性的扼杀与泯灭,女孩子一旦成为童养媳,一生的悲苦就在所难免。且不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可悲的,就是有了爱情也难逃家长专制的扼杀。关于哭,关于女学生,,,萧萧失身怀孕后,要求花狗带她进城。遭到拒绝后自行堕胎,但屡试屡败,怕被家人发觉“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这是萧萧第一次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在她意识所及的范围内对命运的仅有的一次抗争。然而这样一次自主选择命运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命运以暴戾的面孔警告她----你无权决定自身的命运,既然抗争无效,萧萧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对关系自己生死大事听之任之。 接下来萧萧的表现更让人吃惊,小说给人们呈现出怪异的一幕:萧萧与小丈夫“到后又仍然如月前情形,姊弟一般有说有笑的过日子了”,刚逃脱被沉塘的命运,惊魂甫定,再说等着她的发卖是比童养媳更加可悲的命运。此时萧萧反而释然,“有说有笑”。这说明萧萧的麻木,因其麻木,故而对自己的不幸采取了旁观者的态度,在小说的结尾我们看到极其痛心的一幕,一个新的童养媳取代萧萧,如她的历史重蹈覆辙,而萧萧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萧萧既已对自己命运持旁观者态度,对他人命运更无同情可言。萧萧从懵懂无知的少女到中年村妇的改变,其间经历生死大劫。可悲的是她竟然不知,更别说觉醒。 三、理性超越生命之无奈 小说萧萧写了萧萧的行为与礼法制度的冲突,因为家人的消极执行,萧萧得以成功避开,在人性与制度的对抗中,沈从文写的是人性的胜利。对于婚姻,萧萧以天然的人性来对抗、对于礼法,家人以淳朴的天性来对抗。当然,这样的对抗是不自觉的,甚至是自我抑制的,这样的力量看上去是弱小而偶然的,却是隐藏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沈从文不动声色地搭建着他心中爱与美的,永恒的“人性的希腊小庙”。

走进沈从文

[名人素材]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汉族,但有部分苗血统,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由于其创作风格的独特,在中国文坛被誉为“乡土文学之父”。 14岁时,他从军行武,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为了追求理想,1922年他只身来到北京,报考大学没考上,于是走上了自学写作之路。他每天早上吃三两个馒头和一点泡咸菜后,便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直到闭馆才回住处。他接触新文学时,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但他并不气馁,而是更加珍惜时间。 他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契而不舍,不怕费劲。一个时期,沈先生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都要出几本书,被称为“多产作家”,但是写东西不是很快的,从来不是一挥而就。他年轻时常常日以继夜地写。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来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时夜间写作,竟至昏倒,伏在自己的一摊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我不就亲眼看到过他的带有痕迹的手稿。后来还常流鼻血,不过不那么厉害了。他自己知道,并不惊慌。很奇怪,他连续感冒几天,一流鼻血,感冒就好了。 文革后,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从文一直都微笑着,他说他那时被安排打扫女厕所,他说:对我老头真信任嘛!他当时是多么的尽心尽责,连缝道里的污垢都被他用指甲抠出来了,然后很有些得意的说,我打扫得厕所在当时可是全北京最干净的。 他只念了小学,却成了大学教授。当时讲究门第学衔,理所当然受到“学院派”的白眼相加。在西南联大刘文典教授跟同学讲:“沈从文居然也评上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元钱,我刘文典一毛钱,他沈从文那教授值一分钱”。 在一本书中看到这么一则关于从文先生的故事:在“文革”中,从文先生辛辛苦苦写出的《中国服装史》被没收弄没了,但从文先生硬是又写出了一本。 [教师片段] 走进沈从文 犹记得黄永玉先生说过,文革下放时,他与表叔沈从文擦肩而过。正是在那条乡间小道上,从文先生说了三个字“要从容”,我感动了,为那平淡的三个字里传出的力道。 这就是沈从文,看似柔弱,却又坚韧不拔。正如沈先生所说:“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的任何离奇不经的事物;却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易就范。其实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却无坚不摧。”他就像来自湘西深处的一条溪流年,经历艰险,最终汇入海洋。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这就使他一生的写照。 [学生点评] 老师文字不多,但字字珠玑。从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沈先生的伟大品格。执著坚韧,从容镇定。沈老的作品是美的,美丽的作品中透出的是美丽的心灵。看到此不想别的,只想跟随老师一起去走进沈老,走进沈老的《边城》,走进沈老的…… [学生展示] 走进沈从文 见过沈先生的照片,他面容亲和,略带笑意,前额看上去很端正,头发很理顺。浓眉下是细长的眼睛,仿佛是想看尽人间实事。而一副宽大的眼睛架在鼻梁上却没显出什么不和谐,反倒多了几分读书人的气质。

沈从文及其作品简介

沈从文及其作品简介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 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 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 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0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 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

解读《长河》沈从文

《长河》中河流意象浅析 《长河》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主要描写湘西下层人民的生活。在《长河》中,河流是人们生活的场所,也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寄托之地。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浅析文本中河流这一印象。 一、河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河流的现实功用) 作者在题记中说:“用辰河流域一个小小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人们生活在辰河两岸,依赖辰河生活,辰河见证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分分秒秒。 河流是人们交往、出行、进行经济活动的交通媒介。“他预备过河去看看。”老水手想把“新生活”到来的消息告诉自己的好兄弟滕长顺。“到河边他准备过渡。”坐船过河是他到对岸的唯一途径。“既然是个小小水码头,情形也就和其他码头差不多,凡由辰河出口的黔东货物,桐油、木材、烟草、皮革、白蜡、水银、和染布制革必不可少的土靛青、五倍子,以及辰河上游两岸出产的竹,麻,与别的农产物,用船装运下行,花纱布匹、煤油、自来火、海味、白糖、纸烟、和罐头洋货,用船装运上行,多得把船只停靠,在这个地方上‘覆查税’。”所有的货物都要装到船上,然后借助河流运到市场,才能完成经济活动。“当地橘子园虽极广大,菜蔬杂粮产量虽相当多,却全由生产者从河码头直接装船,运往下游,不必需另外经由什么庄号上人转手。”产品生产量稍大的家庭都拥有自己的船只。船依靠河流而存在。会长要去看长顺的橘子园,“两个人当真就过河下萝卜溪。”老水手“知道长顺家卖了一船橘子给镇上商会会长,今天下树,因此赶紧渡河过萝卜溪来帮忙。”夭夭要到河对岸找老水手满满,“河边本有自己家里一只小船,”不坐它,“反而走到下游一点金沙溪溪口边去。”夭夭要坐装运蔬菜的船。即使选择不坐自己家的船,选择借助别人的帮助,但还是得坐船。纵观全文人们不是开船渡河,一坐就是数月,或是串门到对岸,都必须过河。河流连接的不仅是河的两岸,更多的连接了两岸人民的生活的两个世界,两个有些许差异的现实世界和没有区别精神世界的世界。 河流是人们工作、玩耍的场所。男人们在河边将货物装上船、卸下船,“河下滩脚边,有三五只货船上滩,十多个纤夫,伏身在干涸过了的卵石滩上爬行,唉声唉气呼喊喊口号。”女人下河洗衣、洗菜、淘米,“下河洗菜淘米时,撑船的小伙子眼睛尖利,看见竹园边河坎下女孩子的大辫子像条乌梢蛇,两粒眼珠子黑亮亮的,看动了心,必随口唱几句歌调情。”船在码头上盘载时,“许多水手都在河滩上笑嘻嘻的和街上妇女谈天”。男人艰苦耐劳,女人勤劳贤惠,水手能和岸边的人们在短时间内相谈甚欢,全在于本地民风淳朴,人性简单纯净人与人交往没有那么多的目的与心机,所有人都拿出自己的真心,心与心的交换显示出人性中最本质、最美好的品质。 河流为人们提供生活水源、水生食物、动力。人们在河里洗衣、洗菜、淘米,或许天气炎热时,河边的船工会跳下河去,让清凉的河水洗去一身的臭汗。萝卜溪有条金沙溪,“背山十里远发源,水源在山洞中”,“水路虽不大,因为长年不断流,水清而急,”人们“就利用环境,筑成一重一重堰坝,将水逐段潴汇起来,利用水潭蓄鱼,利用水力灌田碾米。”在三四月时,上游多鲫鱼和杨条鱼。同时也为两岸的土壤增加营养,利于蔬菜种植。河流对辰河两岸的人民来说,已是司空见惯。但是人们能够主动的发现和挖掘河流的未开发的潜力,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便利的条件,这充分的说明当地的人民不仅克俭克勤,而且具有智慧、勇气、创新的能力。 河流充当人们生活中转移关注点的借口和景物观赏的角色。老水手在河中偶遇夭夭姐妹,便接着夭夭已订婚的理由调笑两姐妹,姐姐脸皮薄,不好意思地“掉过头去看水。”夭夭也装着没听见,“指点远处水上野鸭子给姊姊瞧。”老水手问夭夭问题时,夭夭“注意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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