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腐败现象的政治学分析_杜才平
2000年10月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Oct.2000第25卷第5期Journal o f Hebei U 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25No.5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腐败现象的政治学分析
杜才平
(浙江台州师专政治系,浙江临海317000)
摘要:发展政治学原理认为,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其腐败程度较之传统和现代时期更为严重。
我国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有其特殊性。腐败的实质是公共权力的异化。要有效地防止和反对腐败,关键在于建立一套权力制约机制。
关键词:腐败;公共权力;权力制约
中图分类号: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00)05-0135-03
腐败相对于发展而言,它是指社会政治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取向。在政治变迁过程中,社会新旧矛盾相互交织和斗争,一方面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产生出符合社会变迁方向的积极因素,从而使社会发展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另一方面,它必然包含产生着许多非理性的、反社会的因素,制导某种程度的社会腐败现象。可见,腐败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伴生物0、/滞后物0,每个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中国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比较有声势地反腐败斗争就有五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腐败问题仍然存在,成为困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尽管我们党和政府作了很大的努力,但难以在短时期内从根本上遏制它。
为什么腐败现象如此猖獗,理论诠释莫衷一是。美国现代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速度发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原因有三:第一,现代化使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发生变化,就出现根据传统准则可以接受而且合法的行为,用现代眼光来审度,它们就成了不能接受而且是腐败的行为;第二,现代化开创了财富和权力的新来源,从而促进了腐败的产生;第三,现代化在政治体制的输出端发生的变化促进了腐败,现代化使政府权力扩大,使政治制约下的活动增强,从而为腐败滋生提供了可能。[1](P64,P73)本文试图运用政治学原理,揭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现象,寻求有效地制约腐败的机制。
一
政治权力是政治问题的核心,政治方面的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权力腐败。基于此,我们把腐败定义为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反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它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腐败的主体是公共权力主体。公共权力并不必然产生腐败,腐败也不在于公共权力本身。但腐败者必然具有一定的权力,只有掌握公共权力主体才有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腐败活动,制造腐败现象。公共权力主体说到底是人,离开人,任何权力都无法产生、运作。然而它不仅仅是人,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它除了以个体形式出现外,往往以组织、部门、单位的形式活跃在社会舞台。
其二,腐败现象违反或背弃公共权力规范和规则。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公共权力之后,也就产生了公共权力规范和规则,正是这些人们认同与遵守的规范、规则,调整着社会的公共权力关系,维持公共权力的正常运行。古今中外的腐败现象无一例外地违反或背弃了公共权力规范和规则。虽然,规范建设的滞后性使得一些公共权力主体投机钻营,未直接与某些规范形成冲突,但细加分析,它总是以不同方式构成对一些规范的触犯。
其三,谋取不正当的私利。在社会财富和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社会成员之间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腐败行为是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自己所持的公共权力,采取公开的或隐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等各种不合法、不道德的卑劣手段谋取私利。凡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都毫不例外地在谋取私利的过程中侵犯了他人或公共的利益。
由此可见,腐败是权力因素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的赘生物。那么,权力与腐败的相关性又是如何呢?
(一)权力和个人私有利益的存在是产生腐败的前提条件。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当然是以/权0和/私0的存在为前提。国家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力,只要国家存在,就有公共权力和权力机构的存在,有些人就利用权力去谋取私利。同时,只要私有利益的存在及商品交换的发展,就会滋生出腐蚀权力的力量。原始公社解体和国家产生的过程中,随着商品
收稿日期:2000-05-10
作者简介:杜才平(1965))浙江临海人,台州师范专科学校政治系讲师,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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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的产生和最初的发展,掌握公共权力,从而掌握交换权力的氏族首领,就逐渐地把某些交换来的物品当做自己的财产来占有和支配,这样私有制就产生了。私有制的产生,演变到现代,成了腐败的根源。
(二)腐败现象的泛滥与转型期的权力特点有必然联系。新旧体制的转换,本质上是权力结构的调整和物质资源、社会价值的再分配,同时也是权力从集中到分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社会地位在下降,权力的价值地位却在上升。用权换钱成为最简单、最方便的办法,这几乎成为人人皆知的一种共识。这种权力分散和短缺经济的条件,在行业权力和岗位权力尤其突出,几乎所有的权力岗位都具有以权换钱的/资格0,这就使以权谋私的行为更多了。如果在权力分散过程中加快法制建设,情况会好些。但在法制建设滞后于权力分散新旧体制转型的国家里,造成法律空隙存在,使以权谋私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
权力与腐败的相关之处不仅在于这些外在的可观方面,更有其深刻的特殊性,它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在经济落后的社会,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即/权力饥渴0,它源于/利益饥渴0。在经济落后、物质匮乏的社会生活中,利益和价值在社会成员间的均分机会是很少的。在/官本位0的政治体制下,政治地位可以带来实惠,做官几乎是获利的有效途径。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权位与需求之间差距极大,权力幅射范围很广,在权力交易的/市场0中,求权之间竞争激烈,这种/权力饥渴0诱发出潜在的深层次的腐败基因。
从动员型政治参与到自主型政治参与的转变,即由官本位政治转向民本位政治是我国现代化处于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由动员到参与的过渡,一方面表现为大一统政权自上而下的自我松动;另一方面也表现为蕴藏在地方党政基层组织以及人民群众热情与活力的积极喷发。在这种时候,权力饥渴问题显得突出起来。一般情况下,地方争权、人民收权的需求往往超过中央放权、官吏退权的速度和幅度,于是便产生各种抑制和不满,变通、替代办法盛行,权力交接出现漏洞。在党和政府权力运行机制显出混乱的时候,干部群众也会出现由期望到失望,由自我到自弃的恶性变态,侥幸、抗逆、补偿的心理同时诱发出大量的腐败行为。[2]
其二,在当前中国,权力的所有者与权力的行使者是相对分离的。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现行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就是说我国全体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但在其形式上还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通过人民自己实现人民管理制、普遍地吸收所有劳动者管理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还不高,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只能以间接的形式为主,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那种理想境界。我国12亿人民不可能直接管理国家,只能将权力交给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去行使。既然是/两权分离0,那么,行使仅力者与权力所有者有可能保持一致性,即权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但也有不能保持一致性的可能。当国家权力脱离权力所有者的控制和监督时,就会变成少数人谋私的工具,这是公共权力的异化,腐败就这样产生了。
二
腐败现象对我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带来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腐败行为的危害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直接危及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果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动荡不定,内乱频仍,政权频繁更迭,那么,它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然而,腐败现象的蔓延,直接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稳定。腐败为什么会直接危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呢?这是由于腐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使人民群众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不信任感和离心倾向,它降低了政府的威信和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从而导致民众支持率大大下降。腐败现象的蔓延常常引发民众抗议甚至引起严重的社会政治动乱。这种政治上动荡不安的局面,常常打断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或使它们的现代化进程陷入停滞不前之中。
第二,动摇公共权力主体的合法性。公共权力主体行使公共权力的基础是其合法性,也就是说必须得到公共权力所有者的认同和拥戴。在现代社会,公共权力主体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行使公共权力的职责范围必须在法制的轨道内进行,公共权力主体所行使的权力在法律上予以界定,这一特征成为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公共权力主体违背人民群众的利益,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通过各种非法手段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私利,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必然会丧失其应有的权威和凝聚力,不仅很难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而且,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的公共权力体系难以正常运行,使社会陷入混乱之中。[3]
第三,阻挠或中断政治发展。我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而腐败现象的盛行往往会打断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可能会出现向传统的政治体制回归的倒退现象。政治发展作为一个自觉的活动,离不开政治主体的推动,政治发展的速度、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权力主体的状况。公共权力主体以良好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有利于统一社会意志,实现对社会成员的吸引,组织和调动社会力量,促进政治发展。若腐败现象泛滥,则严重地损害了权力主体的形象,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将极大地破坏社会整体,严重地挫伤广大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社会丧失生机和活力,阻挠和中断我国政治发展的良好势头。[3]
清除腐败是任何社会政治生活健康和稳定发展的关键。严峻的现实表明,治理腐败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那么,怎样治理腐败呢?治理腐败关键在于权力制衡。
权力制衡体现某个权力体系中子系统之间的科学关系,是指在合理分权的前提下,权力子系统之间不仅相互分离、独立,而且相互牵制、平衡,以求权力系统的最佳效能。只有实现权力平衡,才能有效地防止或克服滥用权力现象。
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要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产生,这是古今中外政治史证明了的规律。近代法国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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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学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0[4](P154)那么怎样做到/权力制衡0呢?
第一,以法制权。以法制权即以法制化的规则和程序制约权力。要以法制权,从目前来讲,关键是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尤其是行政立法和执法。大量的事实表明,单靠思想政治工作遏制不住腐败,甚至连一些法令也禁止不住一部分掌权者铤而走险谋取私利。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仅仅是引导和疏导,并不能从根本上制止腐败。用搞运动抓大案等方式来反腐败收效也不很理想,我国建国以后也搞过几次诸如/三反0、/五反0的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但未彻底杜绝腐败现象。要想达到长期有效地反腐倡廉,必须对它加以立法,以法律规范权力,以法律抑制权力。过去我国已制定了惩治贪污贿赂行为的法律,如全国人大制定了5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6、国务院制定了5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6,这两个法律文件,对惩治贪污贿赂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廉政建设的要求来看,惩治贪污贿赂的制度有待完善。主要有两点: 1.制定处理贪污贿赂案件的程度,其核心是防止/以罚代刑0、/以行政处分代替刑事处分0。2.以/重惩0思想作指导,完善有关贪污贿赂行为的处罚规定,切勿抓了大案要案而忘了小案次案。这些小案次案虽然规模小,但从本质上看也是违法的,必然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完善惩治贪污贿赂行为的有关制度中,还要认真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0的原则,要自觉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尊严,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只有这样,法律才能对腐败起抑制和防范作用。
第二,以权制权。以权制权即通过在个人、群体、政府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以达到权力的适当分散与平衡。当一种权力超过其合法的限度时,就会立即引起其他权力去制止与限制。以权制权的具体操作就是设立专门机构。国外有成功的例子,从多数国家情况来看,作为制约权力或反腐败的专门机构一般不属于行政系统,有的设在议会,较多地设在司法检察系统。我国现存肃贪反腐制约机构是党的纪检委、政府的监察局(部)和司法部门的检察院。但这些机构不是专职的反腐防腐机构,并由于有不同的隶属关系,它们对贪污腐败行为的打击不能形成高效统一的行动,影响了肃贪反腐的效果。而且,这些机构的独立办案能力不强,一遇/实权人物0的干扰,对案件侦查就难以办成,起不了打击教育的效果。因此,需要对我们现存的廉政监督机构进行改革,建立一个具有较强独立性、监督权力不受非法干扰的统一的监督机构,这样才能对腐败进行有效打击。另一方面,改革我们的权力制约机制,变垂直式单线式为横向式双向式的权力结构模式,减少和防止因滥用权力而导致的腐败现象。
第三,以民制权。实行人民监督,不仅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性原则,也是反腐败的当务之急。我国宪法保障公民享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建立人民监督体制,要改变监督权只属于国家机构、行政机关的传统观念,建立起统一的、全面的、系统的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人民群众监督体系,用人民的监督权来约束权力。要切实扭转监督对象对下不对上的倾向,人民群众监督权既要指向上级机关,也要指向下级机关。要扭转监督权低于行政权、司法权、甚至低于个别领导的个人权力的传统格局。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让/人民监督系统同党和国家最高机关享有相同的权利,让人民来监督政府0。[5](P435)
权力除了三种约束外,还有舆论制约、道德因素制约等等,本文不作论述。
权力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一个前提,要有效地截断权钱交易的途径,关键在于权力制约,只有建立起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才能使反腐败斗争深入有效地进行下去。机制具有稳定性,机制一旦成型了,就会长期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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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会]
Analysis on Corruption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Light of Politics
DU Ca-i ping
(Politics Department,Taizhou Teachers College,Jaizhou31700,China)
Abstract:Development political theory pointed out that corruption is more serious w hen a state is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than in the course of traditional and madern times.The corruption has its particularity.T he crux of corruption is the dissim ilation of public power.If we w ant to prevent and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effectively,the key is to set up an interaction system of pow er.
Key words:corruption;public pow er;interaction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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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蚌埠六中八（14）班段懿晨（A文）论文摘要：民国时期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环境中，大国的激烈矛盾和 斗争不仅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从五大 方面，论述了中国近代化的是与非，体现出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曲折道路。 正文： 一、不可逆转的时代 民国时期处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大环境中，大国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不仅使国际局势复杂化，同时也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国际大环境既可给中国带来积极有利的因素，也可能造成灾难。孙中山早已讲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个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任何国家和人民都不能背离。于是在这样浩荡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中国也进入了民主革命。 二、踏上现代化的梦与泪 至于现代性观念，则是中国近一百多年来历史发展的主题。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摆脱帝国主义欺凌压迫和甩掉贫穷落后，努力实现现代国家的斗争过程。现代化是民国史时期的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中国人民试图启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在期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或失败是永不可磨灭的。作为中国人民艰难追求的独立、自由、民主、统—和富强五大政治选项与我们强烈宣示的反帝、反封建，应该是近代中国历史运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随着时代的变革、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不断推展和翻新、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人类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起初只靠双腿行走的慢节奏、短距离的交通方式再也 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于是，便诞生了——车。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000年，一个名叫奚仲的人发明了世界上的第一辆车。这种车由两个车轮架起的车轴，带辕的车架，车架附有的用来盛放货物的车箱构成。 最初的车，由人力来推动，即人力车。后来人们开始用牛、马拉车，即畜力车。传说，畜力车是商汤的先祖相土和王亥共同发明的。1839年，英国人麦克米伦发明了蹬踏式脚蹬驱动自行车。自行车灵巧方便，经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不断改进，因其独特的、不可被替代的优势，依然被人们沿用至今。第一次工业革命，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类进入了“蒸汽机时代”。 许多发明家也纷纷把瓦特的发明应用到“自走式车辆”的设计中。第二次工业革命，卡尔本次等人发明了内燃机，告别了适用笨重的蒸汽机的历史，并将其用在了汽车上。从此，汽车变为现实。现在，汽车已经遍布各个城市，“有车”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科学家也从未停止对汽车进行改进，以节约能源、减少污染。 三、辛亥革命的功与过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共同标志着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我们分析一切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要观察它是否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完成了，就是胜利的革命；反之，则为失败。历史赋予辛亥革命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是推翻清王朝的专制腐败统治；一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考察辛亥革命，这两项任务都完成了。至于当时深刻存在的更为复杂的社会改造任务，绝非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或革命党人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后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残留以及妄想复辟倒退的势力，这在任何一个翻天覆地改变国家民族历史命运的大革命面前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比一下l949年民主革命胜利后，中国政治、社会、思想领域中存在的大量旧传统遗留，已经走过了几十年，改革任务尚要深化，从中就不难理解辛亥革命胜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就不会过分地苛求革命的先行者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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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当前腐败现象六大新特点 网友：萃岚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1年04月06日14:03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１日在中央党校作反腐倡廉专题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强调，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主要表现在，腐败行为在一些领域仍然易发多发，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现象依然严重，腐败案件类型、性质和作案手段等出现新变化，党员干部作风和廉洁自律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仍然比较严重。 贺国强谈反腐“两个依然”言之谔谔，发人深省。现在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以笔者观察，在新形势下腐败现象主要有以下六大新特点: 一是腐败“集团化”，个人腐败向团伙、集团腐败发展，串案、窝案、案中案明显增多。如茂名腐败窝案，2011年2月10日广东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犯罪”刑拘之后，茂名市及市属区县陆续有涉案官员和企业老板被专案组带走。据悉，短短一个月时间之内，已经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交待出来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再如，绥化马德卖官案涉案干部260多人，郴州腐败窝案一个地方领导班子几乎烂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是腐败“高端化”，由一般干部发生腐败发展到中高级干部发生腐败。有人做过统计，自从上一世纪九十年代，有110余名省部级以上腐败高官落马。其中政治局委员有陈希同、陈良宇；人大副委员长有成克杰；省委书记有刘方仁、程维高；省长有张国光、李嘉廷、倪献策、梁湘；省政协主席有韩桂芝、宋平顺；正部级有田凤山等。 三是腐败“部门化”。现在腐败的部门化趋势比较明显，主要特点是“公权私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近水楼台先得月”，“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如组织人事部门的腐败“卖官鬻爵”、司法系统的腐败“打黑者涉黑”、交通部门的腐败“偷工减料”、教育部门的腐败“钱学交易”等等。 四是腐败“年轻化”。南方某市纪委书记曾向社会透露这样一组数字：在该市2008年违纪违法的222位各级别领导干部中，31岁至45岁的领导干部竟然占了48.2%，凸显了腐败“年轻化”趋势。此论绝非是空穴来风，据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职务犯罪高学历、低龄化现象已日趋明显，由以前的“59岁现象”逐渐变为现在的“3 9岁现象”、“35岁现象”。 五是腐败“落势化”。与腐败“高端化”相对应的是腐败“落势化”，从较高职位向下移落、向基层渗透。如“三最”女贪官辽宁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罗亚平，涉案金额过亿，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山西蒲县原煤炭局局长郝鹏俊在北京等地购房36套，仅价款就多达1.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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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摘要：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97年的29.62%。 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乡二元、改革开放、集约型城市化、健康发展、区域城市化 城市化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可逾越的阶段。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前进的，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
这是对人类社会进程的一个巨大促进。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决定着世界的城市化发展进程。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我国经历了十一个五年计划，每个五年计划时期政府从国家层面上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直接或间接地都对我国城市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或根本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宏观调控下，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才取得了今天较为显著的成就，总体来看，我国城市化道路先后经历了单一化、多样化和协调化的发展历程，城市化道路的数度调整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三、我国的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3.1 城市化的连续性和不稳定性 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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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经济学的因素分析与模型分析 （一）制度性缺失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寻租型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制度性缺失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三）寻租型腐败将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主要腐败类型。 （四）治理寻租型腐败是一项从个体到政府制度再到外部法制的系统工程。 （五）了解腐败行为选择及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对治理寻租型腐败很有帮助。 （六）治理寻租型腐败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运用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通过对腐败行为可能发生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以腐败的成本与收益，权力与收益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腐败问题——需求性腐败和供给性腐败，并分别对其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探讨。最后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各有侧重、综合治理的措施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腐败腐败经济学腐败可能性函数需求性腐败供给性腐败 一 腐败（权力腐败），用经济学家樊纲的话说，就是“利用公权谋私利”（1）。腐败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腐败行为如何将公共品——权力作为投资，低成本或0成本地谋取利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降低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以最低成本取得反腐败的最大收益的途径。影响腐败行为发生的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腐败的成本与收益，同时包括社会公众的容忍度和心理预期，以及反腐败所带来的收益（如“警示作用”）等等。假设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T，T=f（Y，
P，Q，G……）。Y代表腐败收益，即腐败者通过权力投资得到的好处，腐败的收益就等于腐败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净损失（即不包括给社会造成的精神损失，如司法精神的“磨损”，制度缺口的打开，权力规则的破坏，以及给市场秩序带来的混乱等等）。显然，腐败收益越大，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也就越大。P 代表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它与腐败行为的可能性成反比，即查处的概率越小，腐败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反之。Q代表腐败查处的力度，或惩治腐败的程度。而腐败行为的成本C应包括个人成本C1和社会成本C2，个人成本C1为腐败查处的概率（可能性）与查处的惩罚力度二者之乘积，如果P为0或接近于0，则个人成本也为0或近接近于0。由于腐败者并不是权力的所有者，当其进行腐败投资时，只有“使用权”，投资后也不会马上（有可能一直不会）被剥夺权力，故个人成本实质上是一种风险性成本，或“预期成本（机会成本），而社会成本C2则是个人成本的“外溢”，实际上等于收益，即Y=C2。也就是说，腐败行为造成的净损失部分构成腐败收益的来源。那么，腐败被查处的概率（可能性）越高，则个人成本越高，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低；腐败惩罚的力度越大，个人成本越高，其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与腐败查处的概率和惩罚相关的现实因素是制度（包括司法制度）的完善性，执法的规范性、公正性，监督防范措施的严密性、前瞻性等等；当然，各些因素之间也是密切联系，相互制约的。
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分析
当前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及特征 课程前言 大家好，我们这个主题是关于当前腐败现象的发生的原因和特征。我们准备利用这一段时间对当前在我国发生的腐败现象的诱因以及它的一些表现做一点分析。这个原因就在于党的十八大对于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怎么深化反腐败斗争做了战略部署，尤其是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做了清晰的表述。十八大对当前的形势的判断有一句话，是“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短短的几个字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起码传递了这么一个信号，我们不能对当前的腐败形势做太过乐观的估计，它依然严峻，严峻就是不容忽视，更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它是严重的，而且严峻的意义还在于它以解决腐败的问题就有紧迫性，所以严峻的含义要把严重更广、更多，严重讲的是腐败的形势的严重性，严峻更多地强调紧迫性。 为什么党的十八大做这样的判断，以及它是通过什么样的事实、什么样的现象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你依据什么来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呢？这就是我们这一个题目。 一、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诱因分析 就当前中国发生腐败现象的原因的分析不能离开对整个社会所处阶段的定位和定性，腐败是个现象，它是在整个社会大背景，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以及社会的制度结构大变动之下发生的，那么它发生的这些都跟它所发生的背景结
构变动、社会变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腐败现象就是这种社会变革、变动、结构调整的自然的一个副产品，所以我们分析当前腐败发生的原因，要从我们所在什么样的结构变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来出发。 首先，中国当前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什么意思呢？我们当前的这个社会要给它做个定位的话，政治术语应该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什么意思呢？初级阶段的目标是要向终级、高级，它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千方百计摆脱这个冲击，它在通过建设发展来提升国家由初级向终极，这就注定了我们这个初级阶段是一个变化的阶段，更是一个变革的阶段，它跟高级不一样，你再过多少年以后，社会主义到了高级阶段，相对成熟了，又稳定了，成熟和稳定具有相对固定，但初级阶段不是，初级阶段就像人生一样，它还是童年、幼年时期，而童年、幼年最大的特点是不断地生长、发育、变革，这是它的特点。 从发展政治学上来分析我们现在这个处在什么阶段呢？叫转型社会。二战以后，世界上专门有一个转型社会学、转型政治学，也叫转轨。 我们现在这个期间正好是一个社会转轨期，它多长时间呢？几十年，可能上百年。而这个社会转轨和社会转型，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它的内容会涉及哪些呢？会涉及制度、体制、人的思维方式、利益结构、社会的物质技术结构等，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变革、大变动、大转轨的这么一个特定阶段，总称“转轨社会”（转
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年份|总人口(万人)|城镇总人口(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1949|54167| 5765|10．6 1950|55196| 6169|11．2 1951|56300| 6632|11．8 1952|57482| 7163|12．5 1953|58796| 7826|13．3 1954|60266| 8249|13．7 1955|61465| 8285|13．5 1956|62828| 9185|14．6 1957|64653| 9949|15．4 1958|65994|10721|16．2 1959|67207|12371|18．4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分析与思考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229.2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3.8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
浅谈我国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
浅谈我国腐败现象的原因分析及解决对策 提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成份、经济要素日趋多元化，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理念、利益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腐败现象一日不除，则国无宁日，民无宁日。当前，如何在科学分析腐败现象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治理对策，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课题。 关键词：腐败反腐倡廉原因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有的腐败现象 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和部门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贪污受贿，大肆挥霍国家巨额财富，其手段之猖獗，手法之多样，是前所未有、触目惊心的。具体表现为：（一）利用职权，安插亲朋好友、买官、卖官 （二）大肆贪污受贿，挥霍国家巨额资财 二、腐败现象屡屡产生的原因 当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虽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成败，腐败现象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公务员人数严重超编 据有关部门估计，我国公务员人数每年递增20% ，未来几年将严重超编。另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规模是否适度不仅需要考虑“官民比”，而且要考虑公务员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公务员的行政效率。虽然我国财政供养人员占总人口的“官民比例”只有
1比26（那是2005年“两会”时提供的数据，现在肯定要大于这个比值），但是从经济视角考察，财政供养人员与GDP之比看，我国为39人/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 （二）现存机构的弊端和法制建设的滞后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从我国目前现存机构来看，的确存在党政机构的权力失衡，权力过分集中，党政行为存在严重的“人治”而不是“法治”现象。同时在法制建设方面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特别是反腐败方面的法规严重滞后，已颁布的法律目前存在着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情况，与反腐倡廉直接有关的法律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反腐斗争的需要脱节。对已查清的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主要是职务较高的人惩处往往打击力度不够，一些贪污受贿动辄数以十万百万的领导干部，从公布的处理结果来看，凡担任过相当一级领导的贪官，几乎都能免予“斩立决”，最终判决往往是死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没有落到实处。 （三）党风不正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催化剂 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党内确有不正之风，确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当前党风不正主要表现为：第一，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的作风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看不到了，造成的后果必然是损害群众利益，脱离群众，腐败现象也就应运而生。第二，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一些领导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淡薄了，他们名义上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谋取私利。这几年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一些大案、要案涉及到我们不少部门和地方的主要领导，党风不正的确起到了催化的不良作用。
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进程 中国城市化进程即中国农村转化成城市的过程。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的困扰，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不均衡。自50 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以后，中国明显加快。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 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摘要：中国城市化进程特征措施 1 中国城市化概述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 年代中期以 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2. 城市化的含义及标志含义 城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活动在空间上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村人口，人口向城镇集聚，农村地区转化为城镇地区，城镇数量增加的过程。 城市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城市化的过程是随着现代工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开始的。一般分为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 城市化三大标志 （一）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二）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上升（最主要标志）； （三）城市用地规模扩大。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其中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城市兴起和成长的前提，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又促进了城市化。 3. 中国城市化 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人口总量低速平稳增长，人口生育继续稳定在低水平，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改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保持稳定。
公共权力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
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５卷第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ａｎ．２００８Ｖｏｌ．５Ｎｏ．１ 公共权力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 吴卫东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９８） 摘 要：从公共经济学视角来看，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行为的收益大 于成本，腐败就会产生。腐败是社会肌体上的毒瘤，严重地侵蚀了社会肌体的正常运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本文从经济人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寻租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成因进行分析，并探讨治理腐败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腐败；经济学分析；对策建议 一、腐败的概念界定 何谓腐败（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据《汉书?食货志上》对腐败一词的解释记载：“ 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意指（谷物）发霉、腐烂，这是腐败概念的生物学释义。许多政治、法学、社会和经济学家也从不同视角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但基于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不一致，对腐败的范围有不同的界定和标准，因而始终没给出“腐败”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１］耶鲁大学苏珊?罗斯?艾克曼教授认为：“腐败是国家管理出现问题的一种症状。这种症状表现为那些原本用来管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机制，却被官员用来达到个人发财致富的目的。”国内学者王沪宁给腐败下的定义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目前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腐败必须符合“滥用公共权力”和“为私人谋取利益”这两个基本条件，否则就不应归属于腐败之列。我们认为：从广义来说，凡是个人在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均可被视为是腐败行为，如：黄、赌、毒等行为，从狭义来讲，腐败是指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达到谋取某种私利的行为，我们在这里所要分析的是一种狭义的腐败。 二、腐败成因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一）经济人假设理论分析 根据经济人的假定，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终其目的在于谋求自身的个人收益。这一个人收益不仅包括当事人目前能获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以及无形的个人满足，而且也包括履行职责可望得到的各种预期收益，比如：工资、权势、晋级、利润、市场份额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官员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同样扮演着经济人的角色，不断寻求着自身经济效用最大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必须将每一个人放在经济人的前提下进行分析，经济人行为具有以下四种本性：（１）利己主义：即每一个经济人都以其自身的利益为最大化为目标。（２）机会主义：也就是经济人不但自私，而且只要能够利己，就会伺机去损人；（３）外部性：即个人的某一行为会给其他人带来影响，其影响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４）有限理性：也就是人对事物的认识由于自身生理和社会条件的局限性不可能 作出完全理性的选择，而只能是较优。以上的经济人行为假设表明，利己是人之本性，在有限理性之下，在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人们为了自身利益可以不惜伺机去损害他人，这不仅包括一般市场经济人，也包括那些权力操纵者。权力操纵者的这种利己机会主义行为就具体表现为腐败，其后果必然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低下和社会分配的不公，从而对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失。 （二）成本收益理论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Ｓ?贝克尔认为，人类一切行为都蕴含着追求效益最优化和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性动机，都有以尽量小的成本换取尽量大的收益的要求［２］。为此他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作为了解和研究人类行为的有效工具，现已被大家广泛采用。其要点是，当预期收益＞预期成本时，人们的动机就会转化为现实行为。以成本—收益公式（Ｗ０－Ｗ１）＋Ｍ＞Ｂ（１－ １／Ｐ）（１）为例，对产生腐败的行为进行分析。其中，Ｗ０表示一 个人正常状态的收入，Ｗ１表示因为腐败行为被查处降职以后的收入，Ｍ为腐败行为被惩罚所带来的损失，Ｂ表示腐败所带来的额外收益，Ｐ（０＜Ｐ＜１）为被查处的概率。上式的左边可以看做因腐败受到查处后的私人成本，它由丧失的金（Ｗ０－Ｗ１）和额外惩罚Ｍ构成。 右面就是腐败诱因，它是按一定概率计算的腐败者的私人收益。当腐败诱因既定时，腐败者的私人成本为 Ｗ０－Ｗ１＋Ｍ，它包括薪金损失和惩罚损失两部分。在Ｗ０既定时， 查处降职后的收入Ｗ１与腐败私人成本成负相关关系。如果腐败者受到查处后被解雇，则Ｗ１＝０，原职位薪金全部成为腐败成本。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在我国现行体制之下，权力操纵者的预期收益总是大于预期成本的，而群众和监督表部门的预期收益总是小于预期成本的。这可以从当前我国腐败的现象和数据中得出：根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腐败事件被揭露的概率不足１０％，而受到相应刑事处罚的概率更为不足１％，因此，许多腐败行为处于“灰色地带”。 （三）寻租空间理论分析 寻租理论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下，一切可以获利的交易全部被竞争的作用使利润减少，但在商品和要素 ５３??
1980至20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doc20)
1980--20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按照“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我国已经实现了前两步，进入21世纪开始走第三步，2001～2020年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国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规划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为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型经济；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推进制度创新。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三个根本性的转变：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还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和健全。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增长的诸多有利条件，2020年以后，中国将按照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地从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 一、2000年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位和实践结果 中国在1964年提出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1975年重申这个目标，这反映了当时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实际发展进程证明，这是做不到的，虽然在当时人民迫切希望集中力量进行国家建设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号召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同时对经济发展战略作了重大调整，放弃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改而实行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第一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第三步，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经济发展战略的这种重大调整，是基于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重新认识。这种重新认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当时尚未摆脱贫困的中国，把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作为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是正确的选择。从温饱到现代化，时间跨度很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重大差别，把实现小康社会（注：“小康社会”的英译文是“a well-off society”，直译是“宽裕或者富裕的社会”；俄译文是 “среднезажиточноеобщество”，直译是“中等殷实或者富足的社会”；法译文是“société au niweau de vie relativement aisé”，直译是“生活水平相对宽裕的社会”；德译文是“Eine Gesellschaft mit bescheidenem Wohlstand”，直译是“具有低标准富裕程度的社会”；西班牙译文是“sociedad modestamente acomodada”，直译是“适度的或者有节制的富裕的社会”；是“小康（ぃくらかゅとりのぁゐ）社会”，直译是“稍有富裕的社会”。由于翻译上的困难，往往不容易找到准确的对应概念，其他文字译成中文也有类似情况。小康和小康社会，是典型的中国化的概念。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和语言的隔阂，外国朋友不大容易准确理解，但在中国并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小康”一词，源自中国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诗经》。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自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儒家著作《礼记·礼运》，是和他们所想像的远古时代“大同”乌托邦相联结和对应的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是虽然不能做到“天下为公”，但政治比较清明、生活比较安康的社会局面。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小康”从书斋走向民间，其含义发生变化，指的是家有余粮剩米的比较殷实的生活。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度，历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从古代典籍中吸取思想营养而又为现实目的而加以改造。康有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把“大同”思想改造成为向前看的未来理想社会状态。邓小平则借鉴传统思想，吸取人民语言的精华，赋予小康和小康社会以全新的意义，即温饱有余、日子比较好过、但还不富裕这样的社会状态，并且把它作为贫穷落后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不仅有重要的现实社会经济意义，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是值得研究的。）作为必经的中间过渡阶段符合经济成长的一般规律。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这种重新定位，引发了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促
关于腐败现象的论文
浅谈腐败现象的成因与防治 [摘要]腐败现象由来已久，自从私有制出现了以后，便产生了腐败现象。在我国当今的社会中,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对社会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社会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谈论。正确分析腐败现象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探讨腐败现象的根源、实质，对于深人进行反腐败斗争,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论述谈对对腐败现象的认识，简要提出一些对我国现阶段治理腐败现象的对策。 [关键词]腐败现象权力监督 一、腐败现象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在最近几年，经济发展尤为迅速。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会使得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如果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腐败现象的发生也会变得越来越频繁。 腐败现象是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公共职权谋取私利的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世界银行的定义与此类似，即腐败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滥用权力”。国际透明组织将腐败定义为“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无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非法地富裕起来”。而权力是指特定主体强加给其他主体，比如个人、集体、民族等，使之产生压力继而产生顺从的能力。权力与财富的交换是腐败行为的主要特点，在商人和各种职业群体中也广泛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腐败。因此，凡违反公认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滥用权力（政治权力、行政权力、职业权力、学术权力）和公共资源等谋取私利的行为，都可以称为腐败。 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很多，根据公权力的不同性质，腐败现象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党政领导机关官员的腐败，比如行政监督部门和执法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中国城市化发展及其特点 摘要：我国城市化道路蜿蜒曲折,经历了一个连续而又不稳定的发展阶段。这段曲折历程又可分为四个时期:①1949—1957年城市化短暂健康发展时期;②1958—1965年城市化剧烈波动时期;③1966—1978年城市缓慢发展和城市化徘徊停滞时期;④1978年至今,城市化进入持续稳定的加速发展时期。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由1949年的10.6%上升到1997年的29.62%。关键词：：城市化进程、城乡二元、改革开放、集约型城市化、健康发展、区域城市化 城市化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世界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不可逾越的阶段。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步伐前进的，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工业、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到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上。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百多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反复的道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1978 年到 2008 年的 30 年，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重大进展的 30 年，是我国
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近年来，腐败现象迅速滋生和蔓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腐败现象根源于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它与我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 一、当前腐败现象的成因 首先，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政治伦理建设,就是要以德倡廉,强化人们的道德观念,筑起“不想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其次，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从而致使某些党员干部视党纪为“摆设”,视政令为“白条”,把中央的三令五申当成耳边风,你禁你的,他干他的。 再次，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击搞运动、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通过把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发布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 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最后，缺乏俸禄养廉的经济条件。俸禄养廉是一个有异议的话题,但这是回避不了的。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 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
近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近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近代中国的经济举步维艰，1929年至1933年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为转嫁危机,西方各国采用货币、倾销等政策向中国倾销商品,严重影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尤其1931至1934年间,中国工商业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的严重入超,银行钱庄挤兑风潮频发,丝织业停产倒闭,制茶行业举步维艰等方面,致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国民政府面对困境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希望通过改革,达到减轻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目的,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币制的改革,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困境。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终于获得了今天的成果，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当然，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与机遇。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1、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1842年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商品输人与日俱增，尤其是洋纱洋布的输入，摧毁了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造成纺与织、织与耕的分离。传统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其后，随着更多的通商口岸的开放，洋纱洋布得以倾销，进而为机器棉纱纺织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一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陷入破产与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为近代机器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只是发生在沿海局部地区，内地广阔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基本没变。另外，在东南沿海地区，棉纺等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也同时受到打击和排挤，这些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遏制。? 2、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 19世纪40年代外国资本的近代机器工业在中国出现。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开始。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为了贸易和航运的需要，在通商口岸私自创办了一批船舶维修厂、砖茶厂和机器缫丝厂等。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开办，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机器与技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起了诱导的作用。自19世纪60年代始，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大官僚，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事工业，清政府各省当局大多也创办了自己的军火生产机构。这些军事工业从外国购进设备生产船舰、枪炮、弹药，将大机器工业引入了中国。洋务派在这一时期所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民用工业，也都属于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除制造业外，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等人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修筑了铁路，从而建立了中国自己的近代采矿、航运、铁路和通讯事业。 二、民国时期我国的经济状况? 中国民国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各种予盾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经济在动荡、曲折中缓慢前进。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历程，各种经济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的经济状况。民国时期，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