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s American

from internet：我觉得是各种隐性矛盾集中化的统一表现，首先是罗斯福新政的不彻底和上下阶级的对立，其次是麦卡锡主义的狂热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宣传，第三是从南北战争以来积攒的种族问题和民权运动，第四就是文艺娱乐界的错误导向，法律不健全私刑泛滥，有组织犯罪盛行，怎么解决还得归功于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保证了小乱大不乱，具体措施不是一句两句说得清的，感兴趣的话建议楼主去读读光荣与梦想这本书

1960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保守主义的社会运动指保守派思想家从象牙塔走入社会，通过指导和建立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利益集团/政治行动委员会、基金会、思想库等来扩大保守主义思想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影响。这场社会运动内容比较广泛，涉及经济/财政保守主义运动、社会/文化的保守主义运动、联邦主义运动、自由意志运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文化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有"新右派"和"宗教右派"运动。"宗教右派" 虽然与"新右派"关系密切，但由于它的领袖主要是各教派的布道者，既有福音派，又有新教原教旨主义；既包含天主教正统派，又有犹太教正统派，因而它比"新右派"具有更多的神学色彩。此外，"新右派"与"宗教右派"所处的时代不同，"新右派"主要活跃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而"宗教右派"则更加活跃于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的当前。正如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老右派"是三十年代的"老左派"的对立面一样，七八十年代的"新右派"是六十年代的"新左派"的对立面。"老右派"与"老左派"的对立主要是由于经济问题而产生的；而"新右派"与"新左派"的分歧则是由一系列的社会文化问题而引起的。新右派本来在六十年代就已开始酝酿，但它在七八十年代才崛起，它对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比"新左派"滞后。自1962年在校园中成立的"民主社会的学生"（Students for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组织开始，"新左派"在六十年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如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性解放运动，他们对社会的批评及这些运动的发展，促使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改变历史的法律，如民权法案、战争授权法案等；他们支持的总统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乔治*麦戈文分别在1968、1972年两次大选中获得民主党的提名，然而，他们的影响在70年代后日渐式微。而在保守主义思想家如小威廉*巴克利指导下、于1960年在校园中成立"为自由的美国青年"（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简称YAF）的右派学生组织，直到80年代才解体；这一组织的学生大多出身于是共和党人的家庭，他们对共和党沾上自由主义不以为然，认为共和党内的自由主义没有"保守"古典自由主义所尊奉的自由、传统和秩序；而华盛顿的集权制正是民主党式的自由主义发展过头的结果，政府职能的扩大使其在给予一部分人自由的同时夺走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如在南方实行新的强制性的种族融合、肯定性行动等。这一组织为七八十年代新右派保守主义运动培养了不少干部，如新右派的核心领袖：曾任YAF首任执行主任的理查德*维格里成为保守主义政治运动的直邮筹款专家、YAF的老战士霍华德*菲利普建立了"保守主义核心会议"组织、保守主义活动家保罗*韦里奇发动了"基督教右翼"的保守主义运动。一般认为，"新右派"和"宗教右派"主要通过四类组织来进行活动：（一）政治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指对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进行捐款的利益集团的政治组织，它的活动主要是筹款和捐款；目的是帮助帮助保守派人士进入领导阶层，从而使之同情保守派的主张，如1974年，韦里奇领导成立了旨在帮助保守人士当选国会议员的"争取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1975年，菲利普斯领导建立的保守派核心会议主要在基层活动，在全国每个国会议员选区均设分会，约有30万会员；1974年，特里*多兰领导建立的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等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二）单议题的利益集团。反对堕胎的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声称有1000万会员；主张取消最低工资法的全国工作权利委员会号称有150万捐助者；反对高赋税的全国纳税者同盟有45万名会员，号称全国最老最大的纳税者组织；反对枪枝管制的美国持枪者协会，也拥有186万名会员。（三）宗教组织。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宗教保守集团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先是罗伯特*格兰特1978年建立的基督教之声、爱德华*麦卡提尔、詹姆斯*罗宾逊牧师1979年建立

的宗教圆桌会议、罗伯特*比林斯建立的全国基督教行动联盟、杰里*福韦尔1979年建立的"道德多数"，其中道德多数派声势最大，有40万名成员、6万名牧师，在全国各州设有分部，年度预算超过600万美元；后是帕特*罗伯逊的"宗教右派"；前者声称曾使12位自由派的民主党议员在1980年的选举中失败，后者声称它对共和党在1994年重新取得国会的领导权有功。事实上，"宗教右派"不断壮大，现在已拥有170万成员。自1992年起，它已成为共和党内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某些州（如在阿拉斯加州和明尼苏达州），"宗教右派"的分支机构福音基督教和生命权运动事实上已控制了州的共和党组织。这类政治性比较强的宗教集团在共和党最近三次的总统选举提名程序中非常活跃。与大多数利益集团一样，宗教集团也采用新技术来进行政治活动，如电话库、传真、卫星电视、电子布告、收音机讲话和直接邮递等。"宗教右派"每隔两年公布一次它对国会议员在有关议题上的打分，它最关注的是家庭道德，因此它反对任何堕胎、同性家庭等提案。（四）思想库和出版物。1973年，保罗*韦里奇创办了新右派的思想库--传统基金会，在进入80年代前，传统基金会很少超越共和党保守派的活动，因而不太引人注目，80年代后，随着里根的当政，传统基金会的活动范围渐渐扩大，现在以内政、外交、经济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经常举办研讨会，提出政策建议，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传统基金会对政策的影响尤为明显，1994年，共和党的新议员一改常例，不去哈佛大听取有关立法方面的报告，而是去传统基金会，这反映出新右派对共和党的影响。小布什上台以来，传统基金会的影响大大加强，布什内阁的许多提名都是由传统基金会人才库推荐的。新右派的出版物主要有维格里1975年创办的月刊《保守文摘》，现在已成为"新右派"的机关刊物。此外，"新右派"的许多组织都有自己的出版物，如传统基金会的《政策评论》季刊和《今日传统》月刊。与四五十年代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相比，"新右派"和"宗教右派"的社会运动是右的平民主义运动，它的影响深远而且巨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其组织不断发展壮大，美国社会中自称是保守派的人数稳步增长，到1993年几乎与自称是温和派的人士持平（40%）。宗教右派在南部、中西部影响很大，这些地方因而被称为"圣经带"；（二）对共和党的影响越来越大，保守主义在80年代后日益成为共和党的主流：人们大多倾向于认为，70年代末的保守主义运动高涨是里根上台的重要原因，而1994年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以压倒性胜利夺回国会的控制权也与得到"宗教右派"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三）80年代后，对美国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譬如"新右派"利用草根组织直接将政策主张付诸实践：菲利斯*施拉芙莱领导的拥有5万名会员的"鹰论坛" 通过在州议会作证、举行集会、聚众请愿、游说等方式"成功"地使国会在1972年通过的"平等权利修正案"于1983年失效；在反对堕胎的"新右派"和"宗教右派"的众多组织的压力下，自1976年开始，共和党的政纲连续四次写入支持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以恢复保护未出生孩子的权利" ，1981-1982年，"新右派"还在31个州提出了118项议案，其中"人类生命权利修正案"规定：除挽救母亲生命外，禁止以任何理由堕胎；禁止使用宫内避孕器，因为生命始于受孕。90年代中期，宗教右派希望共和党控制的保守的第104届国会能通过禁止堕胎的法案，但并未完全实现，他们在1995年通过了《与美国家庭的契约》以表示对共和党议员的不满。（四）对全体美国人政治观念或公众哲学的影响。根据芝加哥舆论研究中心的一般社会调查的研究，自1974年后，人们在一系列议题上的立场越来越趋于保守。在1988年大选中，自由主义更是成为一个"脏词"，成为大手大脚、没有节制的代名词。1996年即使是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也声称"大政府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这表明，保守主义思潮不仅成为共和党的主潮，而且已对民主党的政策观念已然产生影响。冷战结束以来，保守派加强了"抢占"思想库和大学的努力，企图使美国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继续发展，并在社会政治中产生更大影响。"全国富有同情心的慈善机构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自1992至1994年，美国12个主要的保守基金会向研究所、大学、思想库、媒体和利益集团提供了2.1亿美元的资助，其中标榜"自由市场"的传统基金会得到的资助最多，为890万美元，其次是美国企业研究所，

690万美元；卡图研究所，390万美元，赫德逊研究所330万美元，曼哈顿研究所210万美元。韦里奇的自由委员会得到500万美元，威廉*克里斯托尔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杂志得到190万美元，《新标准》得到170万美元，波多霍罗兹的《评论》得到100万美元，另外320万美元给了小威廉*巴克利和本*瓦腾伯格的电视节目。在著名大学中，保守思想的堡垒芝加哥大学获得的资金最多，达1000多万美元，其次是哈佛大学，960多万美元，乔治*梅森大学，800多万美元，耶鲁大学590多万美元。这些思想库和大学对十年来美国的社会政策（如福利改革、肯定性行动、社会保障、教育改革）、经济政策（如平衡预算、减税等）、外交/防务政策（如北约东扩、新日美安全条约的重新修订、NMD的提出）等产生过重大影响。保守派清楚地知道：思想产生影响，因此在思想方面的投资更加咄咄逼人。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的历史背景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左派运动是美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矛盾聚集的结果,是在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经济繁荣带来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可能性与社会现实间的鲜明对比引发了更多的反叛意识;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失范现象促使人们寻找解决之道;经济繁荣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使青年中产生出强烈的群体意识,为运动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而政治因素则为它的发生提供了政治环境、培育了政治意识.研究它,对于我们这个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国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1960年代头五年的美国是挺神奇的，别的不说，光说开创潮流、某种程度上改变世界的非小说类英文书，不觉得有哪个另外的五年比得上。

1961年，纽约曼哈顿格林尼治村休斯敦大街居民简·雅各布布斯（Jane Jacobs)出版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站在街道里弄居民的立场，一个爱城市的人的角度，细说混杂的旧小区的好处，打击了现代主义的城市想象，启发了居民维权抗争，改写了后来城市重建和规划的指导思想。当然，这改变将是漫长、曲折、痛苦和往往是太晚的。

1962年，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写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是公认的当代环保启蒙里程碑。同年较早时候，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梅利·布克金（Murray Bookchin）出版了明显超前的《我们的合成环境》（Our Synthetic Environment），除了杀虫药害外，并已警惕到化肥、辐射、染色素、城乡、人与自然的问题。

该年，两个独创性的心理学家，完形治疗法（Gestalt therapy）的费兹士·波尔士（Fritz Perls）和人本心理学的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不约而同来到了今天已成传奇的加州伊萨兰学院（Esalen Institute）。那年马斯洛出版《迈向存在心理学》（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人的潜力运动”（Human Potential Movement）可以说是在伊萨兰被正式激活的。

同年，美国大学生成立了一个名为《学生支持民主社会》的组织，在密歇根州休伦港发表《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执笔人为研究生汤姆·海登（Tom Hayden）：“我们是这一代的人，在至少是小康的环境中长大，目前寄住在大学校园里，正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然而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安逸被一个又一个不能不令人忧虑的事件所穿透。”该宣言对美国社会的现实进行了广泛的批评，是六十年代美国新左派（New Left）郑重登场的一份代表性文献。

1963年，住在“亚市区”（suburb）的家庭主妇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写成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毫不含糊地掀起了女性解放运动。该书出版三年内卖掉三百万册，亚市区被说成是“舒适的集中营”。

1964年，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出版了《了解媒体》（Understanding Media），打造了“媒体”这个词，冷媒体、地球村、媒体即信息等概念广为流传，其实六十年代的媒体世界并没有后来般夸张，但是他早就有了这种洞见。

现在的读者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在1964年，来自欧洲法兰克福的思想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会成为流行读本。当年美国年轻人认为马尔库塞那种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不光是可以用来批判体制，还为性自由提供了理论根据。

不可思议的还有那本影响一代嬉皮包括约翰·列农的《迷幻经验：基于西藏度亡书的手册》（The Psychedelic Experience: A Manual Based on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th ），作者之一是意识扭改宗师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他蛊惑一代人的名句是“turn on, tune in, drop out”。据他自己1983年的温和解释，这句话勉强可以翻译为：激活意识、掌握时代脉搏、离弃体制。利里的主张是嬉皮（hippies）运动和随之而来的新公社主义（New Communalism）的重要灵感来源之一。

六十年代中以前，二战后婴儿潮美国中产白人知识青年中间，出现两种另类取向，一种是社会革命，即继承民权运动、休伦港宣言、柏克莱1964年自由言论运动和反越战的新左派，另一种是文化起义，即沿着垮掉一代文学、摇滚乐、禅、迷幻物品以追求个人感性解放的嬉皮，到六十年代末皆被归入反叛文化（counter-culture）。

1965年，青年律师拉尔夫·内德（Ralph Nader）有如大卫挑战巨人，发表了《任何速度不安全：内存危险设计的美国汽车》（Unsafe at Any Speed: The Designed-In Dangers of the American Automobile），指责通用汽车公司内部疏忽，导至当时的Corvair型号汽车在设计上有缺陷（急转弯时易翻车），却隐瞒事实继续发售，而整个汽车工业都在故意抗拒引进汽车安全设备。当代意义的消费者权益运动由此人此书开始。

城市、媒体、生态、公民抗命、反体制、反主流价值观等意识、族群平权、社会公义、妇女解放、居民及弱势群体维权、消费者保护、环保、个人潜力发挥等运动，都在六十年代头五年茁壮成长。

往前推到1960年，有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的《荒谬地成长》（Growing Up Absurd），预告着其后十年的反体制、反主流价值观的青年反叛文化。

往后到1966年，有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为取代艺术的阐释学，我们需要艺术的情色学”，一鸣惊人地奠定她在纽约知识分子圈子的评论家地位。

同年还有建筑师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书里说了一句旧城镇的大街其实没什么问题，修正了现代建筑的教条，催生了建筑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

当然，六十年代那段日子还有更多英文关键书，相信是中文学院知识界比较熟悉的，例如：

关于后现代：1960年，文学批评怪杰莱斯里·费德勒（Leslie Fiedler）出版了《美国小说的爱与死》（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在文学意义上首次用了后现代主义者一词。

关于后结构：1961年出版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法文版《疯狂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到1965年有第一种版本的英文译本。

关于反殖民、后殖民：同是1961年，弗朗兹·法农（Franz Fanon）出了法文版的《大地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963年在美国有了英文版。

关于科学哲学：1962年有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学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s）。

关于文化研究：英国文化重镇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长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和《传播》（Communications）分别于1961年和1962年在英国出版，而他1958年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也在1963年出了美国版。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初后结构虽然已在法国起步，时尚显学仍是结构主义。1965年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出版了法文版的《支持马克思》（For Marx），使得由卢卡契等开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着重黑格尔马克思、人本马克思、年轻马克思、早期马克思，转向晚期马克思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西马的发展影响甚大，虽然该书要到1969年才有英文版。

这些改变社会观念的书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头五年的遗产。

同期还有上一波的全球单线发展论和终结论：1960年罗斯托（W.W. Rostow）的《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而迈可·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却在1962年推出《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提醒了大家在二战后日益富裕的美国，国内竟然还有五千万贫民是生活在主流社会的视野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