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学期末论文 浅析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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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期末论文——浅析财政与货币政策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教学资料

百事可乐

2016/12/29

一．前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一直致力于两方面的要务：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其他所有目标都是从属于这两个目标。但2012年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对中

国的战略方向进行了调整，设定了新目标，开始了新征程。目前，已经有7亿中国民众摆脱了贫困，尽管其生活水平仍只是一般，但相比于前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过去的中国相对贫困，现却日渐富强。此前的中国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现在的中国却越发自信、乐观。必要的经济改革被置于突出的地位：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实现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扩大服务业所占比重、发展金融业、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现在，就让我们从货币和财政政策两方面出发，探讨一下它们对中国经济应产生的作用。

二．货币政策的本质及其影响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一下什么是货币政策、什么是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市场利率，通过市场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民间的资本投资，影响总需求来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为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和贴现政策。

它还可从狭义和广义的视角去区分。

狭义上，货币政策是指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外汇政策的总和。

广义上，货币政策是指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有关部门所有有关货币方面的规定和采取的影响金融变量的一切措施。

对于货币本质的认识主要可以分成两类，大多数经济学家注重货币的功能，认为货币就是商品交换、劳务支付或债务偿还中被普遍接受的东西。另一类学者则认为，货币是

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它有着作为人类无差别劳动的内在价值。

认为货币不包含内在价值的定义以下面两种观点为代表，大多数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货币定义都是以这两种观点为前提和出发点的。

凯恩斯认为货币是用于债务支付和商品交换的一种符号，计算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或称号，由它派生出的货币本体只能是相依于符号之物，所以货币不可能具有实质价值。正是因为通过计算货币可以完成买卖的分离，人们可以现在卖出商品持有货币，再进行未来的消费和投资，所以凯恩斯认为，“货币之重要性主要是从货币乃现在与未来之联系这一点产生的”，货币最重要的属性在于它“巧妙地联系现在与未来”。

《拉德克利夫报告》认为，传统的货币概念没有很大的意义，“流动性”或“总的流动性状况”对经济的影响更大。所以，在《拉德克利夫报告》中，货币就成了流动性。根据流动性的定义，货币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包括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所创造的所有的短期流动资产。认为货币具有内在价值的定义有着更为久远地发展历史。亚当·斯密、重商主义者和金属学派等都认为货币是贵金属，它从交换中分离出来，以内在的价值作为交换的基础。到马克思这里，货币由偶然的、简单的价值形态，到扩大的价值形态、一般的价值形态，直至货币形态。这就决定了货币依据内在的价值发挥价值尺度、交换媒介、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的职能。尽管现在大部分货币银行学的教科书已经引进最新的理论与模型，但是，有关的货币定义往往停留在一般等价物的论述上，以至于我国的货币银行制度设定和政策的操作都可以看到这样定义的痕迹和影响。正是这样的定义，阻碍了我国货币银行制度和货币政策向国际惯例的转轨。

不同的货币定义决定不同的货币银行制度及货币政策的实施。如果货币只是交换媒介，

而没有内在价值，货币发行就要政府信用作担保，而政府信用的凭证是国债，货币发行和货币量的调节就要通过国债买卖来进行。只要用国债买卖来调节货币量，就能用影响金融市场各种资产的收益率，也就能形成市场化利率，并能通过国债买卖调节市场利率。然后，由货币政策通过对利率的调节，实现对国民经济进行逆经济风向调控。如果货币有内在的价值，它就要衡量商品的价值，货币数量就要与经济规模相一致。它的发行就要与流通中的货币必要量匹配，也就是货币流通与商品流通相适应。

三．财政政策的含义与思路

顾名思义，财政政策是指为促进就业水平提高，减轻经济波动，防止通货膨胀，实现稳定增长而对政府财政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所进行的选择，或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所作的决策。或者说，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变动税收和支出以便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的政策。它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政策之一。

它的基本思路就是用财政收支来实现经济的稳定。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财政支出则是财政发挥职能而产生的各类开支。因为财政收支都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财政收支可以通过总需求影响国民经济的均衡。

公众纳税的主要目的是购买政府的公共产品，包括国家安全、社会公正、公共服务和济弱扶贫等。因为这类产品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它们的消费不排他，不发生所有权的转移，所以只能通过纳税方式进行交易。税收主要有公司和个人的累进所得税。财政支出扩大投资，刺激消费，推动出口。累进所得税的降低，包括起征点的提高和税率的降低等，都可以增加公众的税后收入，刺激消费和投资。财政收支不仅可以调节总需求，而且可以改变产业结构。因为财政资金进入哪个行业，哪个行业就可以有较大的发展，而提高哪个行业

的税率，哪个行业就会受到遏制。转移支付则是财政将富人收入的一部分补贴给穷人，对穷人具有负所得税性质。因为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可以部分抵消富人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国民消费曲线的斜率。

财政收支的累进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具有“自动稳定器”作用，它表现为在经济繁荣时，自动增加财政税收，减少支出，遏制社会总需求；在经济萧条时，自动减少税收，增加支出，刺激社会总需求。这就能使过热的经济降温、过冷的经济升温，从而实现经济的相对稳定。这就是财政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但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是有限的，所以政府还是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增加支出有挤出效应，也就是财政支出增加可能使公共消费与投资减少，从而使总需求不变或变动有限。因为财政支出增加来自征税和举债，征税减少公众可支配收入，举债则会低价发行债券，造成利率上升，公众消费和投资都下降，总需求不如财政支出增加得多，这就是挤出效应。

四．我国货币供给制度的特殊性

所谓的货币供给制度，就是货币供给的原则、依据、方法、传导的途径，影响实体经济变量和效果，以及货币循环的特点等。货币供给的起点既是货币供给机制的表现，也决定了货币供给机制的特点。

美国货币供给的起点是国债买入，英国的是商业票据的买入，商业银行得到基础货币后，在准备金率的约束下派生存款。货币供给量、国债价格和贴现率的变动带动基准利率相应变化，并传导到所有的金融市场中去，然后打乱实体经济的原有均衡，不管是通过凯恩斯还是弗里德曼的资产选择和调整，实体经济恢复均衡，将货币供给的效果传导到位。

我国的货币供给从央行的买入外汇开始，企业出口创汇后，按照结售汇制，将外汇卖给央行，商业银行基础货币增加。商业银行缴纳准备金后，若没有突破存贷款比例管理限制，也没有收到央行的规模与外汇买卖及货币供给的变化没有直接明显的关系，同业拆借利率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小幅波动。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有限利率波动并不能在金融市场中迅速传导开来。在企业均衡与经营者个人均衡背离、生产规模为经营者均衡决定的情况下，原本没有企业均衡，利率波动就没有打破企业既定均衡的效应，货币供给变动也就不能有效地影响实体经济，除非管理层直接放松或者抽紧银根。在这样的基础上，按照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和方法推导出的结果与我国的实际往往大相径庭，运用它们的经验和方法也无法取得期望的效果。

五．我国货币政策传导前提缺失

按照经济学理论，货币政策的效果要通过有关变量的传导体现，如果传导顺畅，货币政策有效，甚至高效，但如果传导堵塞，则货币政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经济学理论所强调的变量与我国对应变量的含义、影响不同，还有很多变量经济学理论没有说，但是，它们确确实实存在，不仅影响着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一）货币政策传导理论——以凯恩斯为例

在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传导理论中，利率是关键的传导变量，也就是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投资就业增加，通过投资乘数，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倍数减少。

中央银行在经济衰退时，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提高利率，

遏制总需求，可以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熨平经济波动的褶皱。

（二）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实际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降低利率，投资可以增加，但是，我国利率下降，投资与国民收入却增加有限。也许郎咸平所说我国货币政策无效有些绝对，

但是，低效则是肯定的。所以，利率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变量不在于他的

本身，而在于企业原本已经实现了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均衡。降低利率，

打破既定均衡，企业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它们势必扩大生产规模，货

币政策才能传导到位。而我国企业生产规模背离，企业生产规模为经营者利

益最大化，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所决定。货币政策可以引起利率变动，却

打不破企业原本不存在的均衡，企业也不会努力恢复均衡，所以货币政策难

以传导到位。

通常，经济学家大都强调利率、货币量以及资产调整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以为这三者也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变量。如果在我国这三个

变量及它们的前提与理论像所认定的一样，那么就可以根据相关理论分析和

理解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但实际上，不仅我国这三个变量与理论所说的截

然不同，而且它们的隐含前提也都根本不一样，所以，要理解我国的货币政

策传导，不仅要分析和讨论这三个变量，更要列举它们的前提，分析它们所

处的状态及其相互关系与影响。对发达国家来说，这些条件和变量是明确无

误的和无须讨论的，而在我国它们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是非讨论不可的。

具体而言，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必须分析和讨论以下六个条件与变量：

第一，货币发行买入国债。买入国债发行货币能保障货币发行数量的适当。

因为国债是政府的债务凭证，国债发行取决于政府的偿债能力，中央

银行买进国债发行货币，就是以政府的偿债能力为担保发行货币。政

府不能滥发国债，这就决定了中央银行不能滥发货币。

第二，公开市场买卖国债。只有公开市场买卖国债，才能决定国债价格与收益率的反方向变动，才可以打破其他市场投资收益率的均衡。投资者

的套利行为，才可以将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传导到所有资产的回报率

上，才能带动利率体系的相应变动。而我国的公开市场操作主要以外

汇和央票为买卖标的，买买他们不具有相应的传导功能。

第三，金融市场一体化。此处不作详细说明。

第四，利率随行就市波动。同上。

第五，准备金制度规范合理。

第六，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

六. 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内外失衡问题

第一．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动无法解决内部失衡。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并不意味着提高了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能解决提高消费率、降低储蓄率的问题。如果储蓄率大于投资率，必然带来经常账户顺差。

第二，人民币名义汇率变动无法解决外部失衡。单是通过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变动来影响进出口无法改善经常账户。因为人民币升值对迸口和出口影响的方向和幅度存在不确定性。国际收支弹性理论要求的条件，现实很难达到。日本、韩国和中国过去的本币升值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当前人民币汇率处于均衡水平。汇率水平是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汇率的演进过程与该国的经济实力、科技进步水平、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一国市场汇率所处水平与该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关联。随着经济从不发达到发达，市场汇率会从远离购买力平价（PPP)汇率逐渐向PPP汇率接近，这是世界各国汇率发展的自然规律。目前中国市场汇率所处的位置，即与PPP汇率的偏离程度，基本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如果人为过分干预、操纵汇率，使得市场汇率非自然地提高到与PPP汇率更为接近的水平，那么会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如果将一国汇率长期停滞在高于自然状态的水平上，国内的贸易商品就无法通过国际交换来实现价值，生产能力就无法充分发挥，发展速度就会停滞不前。现阶段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复苏进程和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如果由于汇率升值使得这架发动机熄火，对世界任何国家都是损失。因此，中国需要保持适合经济发展阶段的汇率水平，保证在未来20年里依然处于快速增长期，继续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因此，目前人民币汇率所处水平与人均GDP水平相匹配，没有偏离合理均衡水平。在此情况下，不能通过大幅度升值来解决外部失衡问题。

七．我国财政政策平台的缺失

所有财政收支和理财思想的提出和演变都以既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为平台，缺失这样的平台，则有关财政政策的理论既不易理解，更难以应用。我国缺失的平台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财政理念模糊，收支缺乏有效制衡。作为公共财政的理念，纳税是用来购买政

府的公共产品，这就决定了公众对税率的决定和税款的使用有话语权，然后才有纳税和支出对国民经济的效果和影响。我国的财政思想只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就决

定了政府是替民作主，公众实际上放弃了对税率的决定和税款使用的话语权。当然也就没有选举出真正维护各方利益的代表，更没有磋商、谈判、监管制约税款的征收与使用的有效机制。因为缺乏有效的制衡，替民作主的操作难免会生出许多猫腻，税款征收和运用往往偏离科学、合理、公道、正义的轨道。有关财政赤字盈余、充分就业目标和拉弗曲线等理论，都不具有可理解性，更不用说有用性了。

(2)财政收入不仅来自税收，更有出售国资的收入。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款，而我国的财政收入不仅来自税收，更有卖土地的收入及国企利润。这就决定了按照税收计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算太高，但是，加上卖土地收入和国企利润，财政收入占国民收人的比重则明显偏，，甚至有人认为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要超过50%。如此收入结构，不仅使政府和社会对财政收入偏高失去应有的警惕，而且对税收外收入的支出也难免失衡失控。显然，在收支结构没有理顺的情况下，所谓在繁荣时期增加财政收入，而在衰退时期减少财政收入

的自动稳定作用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3)财政支出不尽合理，有悖社会偏好序列。在公共财政的理念和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财政收人结构问题很大的情况下，财政支出也就难以符合社会偏好的序列。首先，我国财政承担了很大的投资的责任，而对发达国家来说，国家一般不投资，因为，国家的钱是纳税人的钱，投资又有风险，国家不能用纳税人的钱去冒风险。这就决定了有关充分就业的理论与政策不能简单为我国所用，因为它所强调的是私人投资和私人储蓄情况下的充分就业，其中不能包含国家投资。此外，我们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教育经费等开支严重缺位或不到位，好，而不是公众的偏好排列。在这种情况下，考虑转移支付的影响意义就相当有限了。

(4)就业压力太大，超过充分就业政策的承受力。对发达国家来

说，失业比较有限，即便萧条时期，按照全部人口计算的10%也远远小于我们持续增长中的15%'所以它们要实现充分就业，其对财政及对其他经济部分的扭曲的压力都比较有限。而一旦我国也以充分就业为目标，则一定会将财政拖进不堪承受的境地，其他经济结构，包括净出口和投资等也会被扭曲到社会无法承受的地步。假定发达国家有20%—30%的财政赤字，就能使就业数据比较好看，我国则即便财政赤字达到50%，其对就业形势仍然只是杯水车薪。这就决定了只有在就业形势相对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充分就业的财政政策，否则仅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出口，即便能缓解短期的就业压力，其长期扭曲经济结构的代价一定难以承受。我国目前人民币对外承受过度升值的压力、对内严重通胀加剧并存的情况，就是学习外国理论食“洋”不化的一个结果。

(5)基本前提缺失，财政政策功能异化。公共财政的操作要求市场均衡机制不受压抑和扭曲，政府只能作为市场的参与者与其他参与者公平交易，而不能凌驾于市场之上，要求其他交易者作出牺牲。如果非得要求有关经济主体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政府要给予相应的补偿。除了有法律授权的征税以外，政府不能要求经济主体支付其他费用。而在我国，不仅政府可以要求企业承担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旦许多交易都可能受政府权力的影响。政府不仅可以征税，还可以有各种名目的摊派罚款。越到基层，这种罚款和摊派的权力越大。发达国家议员的主要职能是监督政府征税和花钱，他们不仅有对各社会阶层的代表性，更有会计、审计和法律等方面的专业才能，因而能发挥应有的职能，这是理解和运用财政理论与政策不可或缺的，却又是一般教科书所没有明确指出的前提。然而，在我国，不仅有关代表的产生程序有待完善，而且就他们

参政议政的表现来说，其对传达会议精神的关注更甚于对财政收支的监督使用，加上他们往往不是会计师、律师和审计师，很难看得懂财务报表，所以要想发挥监督作用也有技术上的障碍。而在市场不成熟，政府权力偏大，委托代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我国的财政政策就很难具有一般教科书所讲的机制与功能。

八．中国宏观经济的底部管理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需注意的问题

第一，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否抓住目前短暂的窗口期，将宽松的力度达到一定的水平，打破“生产领域通缩一高债务”的恶性循环，避免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而不是采取事后追加的模式而失去了引导预期的作用。一旦中国步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效率也将随着中国经济而出现断崖式下滑，从而带来巨额的调整成本。日本等国家的案例已经充分表明，传统“微调”模式可能贻误调控的契机，中国要避免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不仅要进行宏观调控政策方向的全面转型，同时还必须使一次性宽松冲击达到一定的高度。

第二，能否对宽松货币信贷政策辅之以“强金融监管”和“市场秩序建设”，以免进一步诱发资金“脱实向虚”，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引发“衰退性泡沫”的出现。金融市场缺陷的弥补和恢复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也是实施各种宏观“大腾挪”战略的重要前提。

九．结语——货币与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中的再定位

（一）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定向宽松。

1.进一步提高财政赤字率，利用国债发行规模的提高来增加政府支出能力，突破2016

年GDP增速下滑和土地市场疲软所带来的政府性收入下滑的困境，建议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左右，总量达到2万亿左右。考虑到地方债市场容量的狭小和制度的不完全，建议提高财政赤字水平，其核心渠道是提高中央的财政赤字率，地方债的置换规模应当进一步扩大。其核心是要通过国债供给加大突破现有金融市场面临的“安全性资产短缺困境”。

2.关注局部区域财政收入崩塌的问题，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突变带来的各种民生问题，建议扩大财政平准基金的规模，设立过渡期基层财政救助体系。

3．考虑将结构性减税过渡为总量性减税，特别是对于那些供给不足、创新活力很强、升级压力较大的行业进行全面减税。同时，适度弱化财政收人的目标，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加大税收征收力度和非税收等方式，变相增加企业的负担。

4?快速启动过渡期的财政支出新措施，改变目前财政支出难的问题，要在“堵歪门”的同时，快速出台适应新时代“开正门”的各项措施。

5.财政支出应当从投资导向向民生导向转变，从补贴导向向福利导向转变，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速低度广泛的大福利体系的构建，利用定向宽松的财政政策加大养老产业、健康产业以及中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释放相应的需求。

(二）货币政策应当根据新时期的要求全面重构，其哲学理念、理论基础、政策框架和工具都难以适应中国新常态艰难期的要求。1.在内生性回落加速和外部需求疲软全面扩展之时，货币政策必须旗帜鲜明地从明确“稳健定位”转向“适度宽松”，以稳定市场预期，打破“债务一通缩”的恶性循环，扭转目前内生性回落的悲观情绪。同时，在哲学层面要有“非常之时需要非常之举”的理念，积极地前瞻性地研究各类非常规

货币政策的试点和实施策略。因此，货币政策的目标必须从传统的CH和就业转向以下几个方面：

（1)名义GDP增速、就业质量和GDP平减指数；（2)流动性稳定和资产价格的异动；（3)汇率预期以及套利性资本流动。同时，由于包括M2在内的传统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在结构调整和体系变异的过程中存在巨大的漏损，简单地关注M2、社会融资总量、小微企业融资条件以及加权贷款利率等指标不足以保证经济体系的平稳。因此，全面启动各类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十分必要。

2.宽松货币政策要全面扭转市场预期就必须打破以往传统的“小步微调”的调控节奏，要充分认识到过去两年中国货币政策在持续性“微调”中总是没有达到“预调”目标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市场主体对于“小步微调”并不认可，“微调”并没有改变其预期模式，更没有起到稳定信心和发挥“锚定效应”的作用。

3.生产领域“通缩一高债务”恶性循环，避免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货币政策必须抓住目前短暂的窗口期，使宽松的力度达到一定水平，而不能采取事后追加的模式，失去引导预期的作用。一旦中国步人资产负债表衰退阶段，中国货币政策的效率也将随着中国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从而带来巨额的调整成本。日本等国家的案例已经充分表明传统“微调”模式可能贻误调控的契机，中国要避免进入资产负债表衰退，不仅要进行货币政策方向的全面转型，同时还必须使一次性宽松冲击达到一定的高度。

4.在控制债务过度上涨中，货币政策的工具选择十分重要，价格型工具对于高债务企业的调整更为有利，简单的数量宽松依然需要控制。因此，目前宽松货币政策的定位应当在数量型工具盯住流动性的基础上，以价格工具为主导。

5.长端利率的刚性和持续较高并不意味着短端利率调整是无效的，企业贷款意愿的下滑也并不等于宽松货币政策是不必要的。相反，即使在长端利率刚性、金融资源对于实体经济渗透力下滑的环境中，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具有必要性，宽松货币政策依然是引导预期、防止过度收缩、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工具。

6.“宽货币”以及金融领域的泡沫很可能进一步诱发资金“脱实向虚”，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导致“衰退型泡沫”的出现。因此，宽松货币政策必须辅之以“强金融监管”和“市场秩序建设”。金融市场缺陷的弥补和恢复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实施各种“宏观大腾挪”战略的重要前提。

7．在高债务环境中，不仅要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同时还要对大量的“僵尸企业”进行出清，对高债务企业进行债务重组；更重要的是，对银行以及相关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实质性的重构。存量调整是增量调整的基础，特别是对于中国目前的环境而言，存量调整基础上的“积极财政政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强监管”依然是我们走出困局的核心法宝。

8.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中国资本的外逃可能是继股灾之后诱发中国风险的关键点。因此，货币政策必须在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上着力，“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强外部宏观审慎监管”依然是应对未来两三个季度波动风险的核心。

9.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监管、金融微观监管以及其他金融目标的一体化显得更为重要，货币金融当局的实体化、一体化、独立化和权力化也是作出科学货币政策的前提。中国目前的金融权力体系难以胜任目前货币与金融政策的管理，建议将“一行三会”

进行合并。

10.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甚至中国版QE需要进行系统研究，中国未来的政策篮子并不拒绝釆取非常规宏观经济政策。

11.窗口期的把握需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监管”的政策组合，需要货币政策积极配合定向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坚持“财政挖渠，货币放水”的原则。

参考文献：

1.《大国雄心》【英】马丁·雅克

2.《经济学的理解与运用——基于中国经济特殊性的视角》胡海鸥及叶才福

3.《探底反弹进程中的中国宏观经济（2015-2016）》刘元春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