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历史
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土耳其语︰????????????????），是土耳其人建立的国家。创立者为奥斯曼一世，初居中亚，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后领土扩张至小亚细亚，日渐兴盛。1453年灭掉东罗马帝国，定都伊斯坦布尔。极盛时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包括整个巴尔干半岛、细亚细半岛、整个中东地区及北非的大部分，西达摩洛哥，东抵里海及波斯湾，北及奥地利帝国和罗马尼亚，南及苏丹。控制了整个西欧到东方的通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17世纪后逐渐衰落，领土不断沙皇俄国和英法等国被蚕食。1922年，奥斯曼帝国被推翻。
东方问题，也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逐渐成为整个19世纪欧洲外交的主题之一，也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远因。在19世纪上半期，东方问题更是欧洲大国关系中的焦点，围绕它形成、发展了一种错综复杂、影响深远的大国关系模式。本文即试图从国家与国际体系两个层面对之展开分析
东方问题主要涉及五个国家：土耳其、俄国、英国、法国和奥地利，还可以加上土耳其的属国埃及（埃及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论着中往往被忽略，但它其实恰恰是东方问题棋盘上一颗重要的棋子）。我们可以把上述六国分为三类：承受方，土耳其和埃及；力图改变现状者，俄国（最主要的角色）和奥地利；力图维持现状者，英国（主要国家）和法国（应该预作申明的是，这里的“改变现状”“维持现状”都是从总体上进行的特征描述，并不排除在具体细节上的例外）。这三类国家构成了一种“大三角”式的格局。在每一类国家内部，也有互动的关系，或为冲突和争斗，或为合作与协调，或两者兼而有之，杂糅成一团。
先看沙俄帝国。按照彼得一世制定的扩张计划，俄罗斯要南下打败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夺取黑海两海峡，打通从黑海通往地中海的航道。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之时，发动了两次俄土战争（1768－1774，1787－1791），东方问题也由此拉开序幕。这两次战争使土耳其丧失了黑海北岸的全部领土，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刻赤海，还失去了多瑙河两公国的部分主权。俄国商船可以在黑海上自由航行，甚至获许通过博斯普罗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俄国终于夺得了其梦寐以求的南方出海口。但是对于扩张成性的俄国而言，这些还远远不够。它的下一步目标就是占领土耳其的国都君士坦丁堡，把它变成帝国的“沙皇格勒”。其实夺取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历代沙皇的梦想，除了情结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外（这两点在以往的国际关系史着作中已有充分论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妄想着恢复古罗马帝国的光荣。俄罗斯的第一位民族统治者，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于1472年同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娅结婚。在索非娅影响下，伊凡三世采用了拜占庭宫廷的礼仪，选择了拜占庭的双头鹰作为他的徽章。伊凡四世更以拜占庭帝国的后裔自居，在拜占庭帝国灭亡（1453年）的百年之后自称沙皇（“沙皇Czar，Tsar”源于罗马帝国的皇帝称号“恺撒Caesar，Kaisar”）。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对沙俄帝国南下战略的意图一览无余。由于以上诸原因，俄国在东方问题上
注定是一个改变现状派，而在1806——1856这五十年间，俄国就发动了三次大的对土战争，并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片土地和大量特权。
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上抱有与俄国同样的野心。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奥地利给自己蒙上了一层“调停者”的面纱，给人造成一种持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的印象。在危机时刻，奥地利总是呼唤国际调停和倡议召开国际会议，乐于充当热情洋溢的会议主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奥地利还奉行追随俄国的政策，甘当俄国的“小弟弟”。在俄国人吃肉时，奥地利人也能喝上汤，双方利益均沾，各得其宜。1833年，俄奥签订了《明星格利兹协定》，协调了双方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俄奥达成一致意见：将来土耳其“发生变动”时，双方采取共同态度。但奥地利的心思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它一方面力图瓜分土耳其，并且在中欧事务上与俄国结盟，但它境内有大量斯拉夫人，因此对于俄国势力在巴尔干的任何加强都是反对的，它不可能容许俄国在自己南翼的步步进逼。俄奥合作的局面也仅仅维持了二十年，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标志着俄奥双边关系的根本逆转。在多瑙河两公国问题上，奥地利不仅和俄国唱起了反调，而且作出了让俄国人大动肝火的选择。在土耳其的默许下，奥地利“暂时”占领了多瑙河两公国，以填补俄国人被赶出后的真空局面。通过1856年3月30
日的《巴黎和约》，奥地利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巩固了它的既得利益，行使保护多瑙河两公国的权利；俄国人伤筋动骨、大动干戈，到头来不仅一无所获，还被迫吐出了许多以前获得的赃物，更为恼火的是，向它捅刀子的竟然是自己的“小弟弟”奥地利，这叫它如何甘心？俄奥因此交恶，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俄奥激烈争夺、牵扯众多大国利益的巴尔干地区也成为此后一百多年间欧洲的“火药桶”。
与俄奥力图改变现状、瓜分土耳其不同，英国在东方问题上是坚定的维持现状者，早在1791年，当时的首相小皮特就在议会辩论中指出：“俄国的扩张和土耳其的衰落，关系到我们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而“维持奥斯曼帝国完整完全符合英国利益”。与俄奥抱有领土扩张野心不同，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主要利益是商业利益。而商业利益的维持和拓展得益于这一地区的稳定与和平。
1838年，英土之间签订了一个有利于英国商人在土耳其的所有属地（埃及除外）获得商机的贸易条约。巨大的既得利益和潜在的获益前景既坚定了英国维持这一地区的安宁和土耳其的政治独立的决心，也加强了它防范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对英国的经济利益可能构成的威胁的警觉。19世纪上半期，英国已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强国，拥有一支所向披靡的强大舰队。它在世界上占有广袤的海外殖民地，成为握有世界霸权的“日不落帝国”。当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通，东方航线是英国通往它的亚洲殖民地印度的交通生命线。英国清楚：唯有维持住土耳其的政治独立，确保君士坦丁堡不落入俄国人手中，东方航线的安全才有保证。在外交上，英国有“势力均衡”或“均势”的传统。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无力与陆地强国在欧洲大陆上直接展开争夺。因此采取了不断变换支持或反对一国或数国的的策略以大致维持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防出现一个在力量上对所有其它欧洲国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国家联盟，或形成一个将英国孤悬海外、阻止英国进入大陆的欧洲帝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
战争（1701－1714年）和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中，英国支持奥地利以对抗法西等国，目的是不让奥地利受到过度削弱而让法国过分强大。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英国为避免普鲁士被奥法同盟吞没转而支持普鲁士。英国组织多次反法同盟以反对拿破仑是为了避免一个统一的欧洲帝国的可怕噩梦。在东方问题上，英国采用的也是同样的策略，竭力避免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独霸巴尔干的局面，当然，如果可能的话，英国也不反对自己单独控制土耳其的前景。以上四个因素结合起来，构成了英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基础——尽量维持巴尔干半岛的现状，抑制任何大国单方面谋求改变现状的企图。在两次土埃战争（1831－1833年，1839－1841年）中，英国都站在土耳其一边，坚决抵制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对土耳其领土和帝位的觊觎之心，不使土耳其的实力受到进一步的削弱，以免给任何大国以可乘之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更是与土耳其站在一条战壕中来对抗俄国。
法国在东方问题上之所以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力图维持现状者，主要因为法国在这一地区与英国有着相同的或类似的利益。早在1535年，奥斯曼帝国就与法国签订了《特惠条例》，给法国商人以贸易特权。1740年法土签订了新的贸易条约，法国人又获得许多好处，并且在叙利亚确立了势力范围。出于维护这些利益的考虑，法国对俄国在土耳其的扩张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然而，在拿破仑战争后，事情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法国对俄国的态度虽未见转折，但对土耳其的态度却有了一定的改变。由于在与英国商人的竞争中，法国商人处于劣势，法国在土耳其的经济利益日趋缩小，英国人的地盘和市场份额日益扩大。法国在土耳其的些微商业利益已不能使法国人眨眼和动心。相反，在土耳其的属国埃及，法国人却如鱼得水，左右逢源。拿破仑远征埃及使法国人的势力渗透到那里。他的最终失败并没能抵消法国的军事和文化对埃及的巨大影响。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法国人是唯一受到埃及的统治集团欢迎的外国人和异教徒。由于埃及总督控制着对外贸易垄断权，西方国家的商人不能轻易进入埃及市场。出于对法国人的友好和信任，穆罕默德·阿里把在埃及进行商业活动的优先权授予法国，使法国人在埃及的商业利益迅速上升，以至于法国在埃及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了在埃及的宗主国土耳其。这样，法国作为在东方问题上的维持现状者，在对待俄国人的问题上，与英国的态度是一致的，如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合对俄作战；但在处理土耳其和埃及的关系时，特别是当土埃发生冲突时，与英国的协同立场即消失了。埃及在法国人眼里的重要性要远大于土耳其。在两次土埃战争中，法国人与英国人大相径庭的立场即说明了这一点。但总起来看，法俄矛盾通常是远大于英法矛盾的，法国决难容忍俄国对土耳其的作为。
最后是东方问题的承受国——土耳其和埃及。19世纪上半期的土耳其，政府愈加软弱无能，官僚对突发事件往往惊慌失措，根本无法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政府财政捉襟见肘，陷于破产的边缘，为了填补这个巨大的黑洞，土耳其政府往往割肉补疮，屡屡增赋加税；民族矛盾和矛盾像两座活火山，一触即发。此时虽距奥斯曼帝国崩溃尚有一百年，但全欧洲公认土耳其已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与土耳其不同，埃及是当时奥斯曼帝国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1805年，被马克思称作“唯一能用真正的头脑代替讲究的头巾的人”的穆罕默德·阿里成为埃及总督，在经济上、军事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近代工业发展的同时，埃及建成
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并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舰队。在镇压希腊独立运动和两次土埃战争中，埃及军队都显示了不俗的战斗力，以至土耳其苏丹对阿里恨之入骨，扬言如果有人提阿里的人头来见，则愿意把君士坦丁堡和帝国拱手相让。然而，埃及的这种生机并没有持存多久，在与土耳其的无休止的内斗中，国力耗尽。外国势力则利用土埃矛盾，打着“援助”“调停”的幌子大举进入。1840年原本以法国为靠山的埃及在英国大炮的威逼下被迫签订了《亚历山大和约》，此后埃及虽然名义上的主子仍是土耳其，实际上却换成了英国，以致最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掐断英国的印度输血管：法国牵头苏伊士运河建设
与尼罗河一样，全长120公里，由沙砾、尼罗河冲积土构成的苏伊士地峡，从最早的文明时代开始，就被认为是大自然赐予埃及的礼物。4000年前，埃及中王国时代雄心勃勃的法老，塞索斯特利斯一世曾试图完成一项伟业，开凿一条连接红海与尼罗河支流佩罗锡克河的人工运河，将埃及在东非获取的财富，黄金、象牙、香料，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尼罗河三角洲。
这条被称为“法老运河”的工程奇迹随着埃及地区文明与政权的更替而几度兴衰，然而打通一条连接红海与地中海的捷径，便捷东西方贸易的设想却从未消失。随着16～18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以及印度与东南亚贸易越发成为英国与法国海外殖民扩张事业的基础，重拾一条横穿近东，尤其是埃及地区，最终通过地中海直达欧洲的海运航线，再次成为两个大国试图建立海洋霸权，最终压制对手的焦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势力在衰退，意大利城邦和伊比利亚半岛，荷兰已经在这场争夺中早早退场。“谁掌控了埃及，谁就拥有了重塑欧洲商业与政治地图的绝对势力。”法国驻埃及总领事查尔斯·马加利翁在致函法国革命执政府外交部长塔列朗时直言不讳地表示，“它将掐断大英帝国的印度输血管……一条复兴的苏伊士水路航线，其影响力堪比好望角航路开通后对于热那亚、威尼斯的毁灭性打击……法国如能在开罗拥有主权，其后果就堪比一个欧洲国家当下占据了好望角。”
1798年4月12日，拿破仑远征军在亚历山大港登陆，在随军登陆的工程师、科学家与历史、考古学者的队伍中，就包括著名建筑工程师J。M。勒皮尔。在率领勘测队辛勤考察3个月后，他提出一个恢复“法老运河”，并连接至地中海的大胆施工方案，并自信地估算，只要1.5万名劳动力，就能够在4年内完工，总预算150万英镑。然而就在8月，布吕埃斯将军指挥的法国远征舰队在尼罗河口的阿布基尔湾，被纳尔逊麾下的英国舰队全歼，从而使3万法国远征军自此失去了与法国本土的有效联系。“你的计划确实无与伦比。”1799年2月，即将远征叙利亚的拿破仑对勒皮尔说，“可惜除非确保整个埃及的安全，和摧毁英国人在地中海上的势力，否则它绝无实施的可能。”8月，当急于返回巴黎，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拿破仑抛弃远征军，登上“缪伊朗号”三桅巡洋舰秘密返回法国时，法兰西东方帝国和这
条存在于蓝图上运河的命运即被确定：1802年，英法两国签订了《亚眠条约》，正式终结了拿破仑在埃及寻求领土的野心，“法老运河”再次成为历史档案中尘封的古老传说。
有趣的是，再次将苏伊士运河地峡方案提上日程的，并非成功地在埃及打败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不列颠，而是穆罕默德·阿里。他借助拿破仑远征失败后埃及的权力真空期，迫使奥斯曼帝国于1805年承认自己为埃及总督。这位中东地区的彼得大帝，无疑是阿拉伯世界第一批认识到，必须采取西方式的大规模改革，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免遭西方控制的统治者。通过取消臭名昭著的包税商，阿里将税收直接纳入自己控制，出口农产品所得的盈余被用来购置欧洲出产的机器和聘请技术工程人员，并试图发行公债和实行大规模水利、道路建设来解决就业。两位担任亚历山大港改造和尼罗河堤坝修建的法国工程师加莱斯与门格尔·贝伊在经过详细测量后，正式提出将红海和地中海用一条商用水道的方案。然而，阿里的改革却被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利用经济制裁和炮舰外交最终扼杀。按照他本人的说法：“英国更希望一个软弱而依附的土耳其苏丹，而非一个野心勃勃的阿拉伯国王盘踞在英国通往印度的必经之路上。”
1839年，借口埃及出兵叙利亚，英国地中海舰队将土耳其军队和奥地利、英国海军陆战队运抵叙利亚，并开始对埃及沿海军事设施和城镇狂轰滥炸，阿里被迫接受了1839年英国—土耳其商业条约和裁军两项条件，以换取自己保留埃及统治者的身份。亲眼目睹自己改革成果灰飞烟灭的阿里自此和前任一样，深居宫中，懒于理政，任凭英法领事和投机商人、冒险家掠夺埃及的财富，更遑论去组织一项外国顾问所提出的浩大工程了。
与破译罗塞塔石碑的著名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商博良一样，命运终究把开掘苏伊士运河这项影响埃及乃至整个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的重大任务交给了一位年轻的、野心勃勃而精力充沛的法国人。斐迪南·玛利·维孔特·德·雷赛布（FerdinandMarieVicomtedeLesseps）于1805年出生于马赛一个殷实的外交官世家，在担任驻亚历山大港副领事期间，他不仅成为未来的埃及总督、阿里的幼子穆罕穆德·赛义德的座上宾，还幸运地从图书馆的故纸堆里发现了勒皮尔当年的考察报告和施工方案。1854年9月15日，退出外交界，赋闲在家的雷赛布接到了来自老朋友赛义德的信笺，这位新近登基的埃及总督邀请他即刻前往埃及出任自己的私人顾问，雷赛布立刻认为这是推进自己年轻时代梦想计划的大好时机。按照他自传中的记载，这一伟大时刻发生在1854年11月15日，他追随总督的大队人马返回开罗的路途，其情节堪比一部好莱坞电影：“清晨，当几缕初升太阳的光芒开始照耀地中海，几片快速飘来的云朵突然从西方急速飞来，造就了一道从东至西横跨于海陆之上的壮丽彩虹，当时，我和帕夏（苏丹）本人正骑马驰骋在郊野中，几位侍从正在为我们准备简单的早餐，我激动地提醒他注意天空，并兴奋地告诉他，如果他赞同这项伟大的计划，那么他的功业将在历史上永恒地发出如此闪耀的光芒。帕夏本人脸上展现出了友善的微笑，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郑重地做出了同意的允诺。”
接下来，雷赛布就不得不去面对那些不那么友善的欧洲同胞，并试图获取必要的支持了。虽然克里米亚战争使得法国和英国暂时抛弃了所有矛盾，但英国仍然对这项工程疑虑重重。在伦敦，英国时任首相帕麦斯顿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都对雷赛布的造访反应冷淡：这项工程是否会危及英国在埃及的宗主地位？如果埃及再次独立或陷入动荡，如何保卫这条新近出现的贸易命脉？法国政府在何种程度上会支持雷赛布的异想天开？最终，1857年的印度兵变促使英国开始推敲这条通过埃及与红海，迅速用舰队运送陆军开往印度，以应付不时之需的可能性，而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也最终使雷赛布的苏伊士运河运营公司最终上市。按照雷赛布设计的方案，公司以每股500法郎的价格发行40万股。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冷淡，法国和埃及政府分别认购了17.7万与20万股。在巴黎，认购苏伊士运河股票似乎成为金融和企业人士表达对英吉利海峡对面盟邦不满的方式。1859年4月25日，在云集于地中海岸古城佩鲁西的劳工、欧洲工程师、公司职员、使节代表面前，雷赛布亲自铲下了第一铲松软的沙土，宣告工程正式开工。1869年11月17日，这条总长193公里的无船闸运河终于宣布竣工，以法国皇家蒸汽游艇“艾格尔号”为首的67艘船缓缓从塞得港入海口处驶入运河。雷赛布本人得以与来访的法国皇后欧仁妮一同伫立在最高层甲板上，接受沿岸民众的欢呼与致敬。
对于埃及来说，这项举世瞩目的工程带给自己的首先是痛苦的财政负担：运河开掘费用大大超支，达到1亿法郎，其中大部分由埃及政府负担，而运河公司股价在1870年、1871年的暴跌更使问题雪上加霜：1877年，埃及总督政府总收入中的954.3万英镑中将近80%，被迫偿还欧洲殖民国家的债务，在扣除苏伊士运河维护费用等开支后，所剩无几。1875年，英国首相迪士累利，借埃及总督、赛义德之子伊斯梅尔帕夏遭遇财政赤字之机，代表大英帝国政府一举以400万英镑的价格收购了其手中所有的苏伊士运河公司股票，使英国政府的股份额度跃升至45%。12月11日的伦敦讽刺周报《Punch》上刊登了一则漫画，头戴阿拉伯缠头的迪士累利怀抱刻有苏伊士运河字样的巨大钥匙，对着面容酷似帕夏的狮身人面像做出令其噤声之手势。
出于对英法两国“债务委员会”完全控制埃及财政的恐惧，在穆罕默德·阿里改革中诞生的埃及新一代军官成为反抗的中坚：1881年9月，500名埃及军人包围了伊斯梅尔的继承者、陶菲克的寝宫阿比丁宫，要求制定宪法，建立议会制政府，收回财政主权并扩充军队，任命民族主义者巴鲁迪担任首相，艾哈迈德·阿拉比上校出任陆军大臣。作为这场运动的领导人，阿拉比上校和70年后的纳赛尔一样，出生于一个传统埃及农民家庭，受过严格的伊斯兰传统教育，拥有富于魅力的个性和出色的演讲、领导才能。与耽于享乐、墨守成规的旧式军人不同，他和许多试图把军旅生涯看做跻身社会精英阶层新途径的埃及中下阶层青年一样，把自己的职业看做是抵抗西方侵略，促进国家整体观念和公共意识的工具，并把各种想象中的救国主张和个人抱负结合起来。然而，在英法两国看来，阿拉比和他的“祖国党”，无疑是危及苏伊士运河以及其他神圣不可侵犯的殖民权利与财富的危险敌人。1882年7月11日，西摩尔海军上将的舰队在亚历山大港外向毫无防备的城市开炮轰击。7月24日，英军登陆，沿运河区直向开罗进发。9月，在泰勒－凯比勒战役中，埃及人无法战胜英军由后
装式斯耐德－恩菲尔德步枪和马克沁式水冷机枪构成的强大火力，见风使舵的陶菲克立即宣布阿拉比为叛逆者，并寻求与英国合作。狡诈的英国驻开罗高级代表劳德·杜斐因表示，处死阿拉比，只能使得他成为烈士，阿拉比最终被判决流放至斯里兰卡。
为了平息法国的抗议和欧洲国家对于英国可能独霸运河所产生的担心，1888年10月，英、法、德等国于君士坦丁堡共同签订了《苏伊士运河公约》，保证运河区永远保持中立，在军事冲突发生时，冲突各方的船只都可以自由利用运河进行运输。而埃及的命运，则是继续充当不列颠殖民帝国一块牢固控制下的初级产品提供地。法国学者雅克贝克在《殖民地经济的建立》中如此评价19世纪末的埃及：“埃及不过是充当公债的抵押品，底层是埃及古老而贫穷的人民……最上层是由英法两国金融界和外交领事分掌的中央银行权力和运河管
理机构，系统地将这个国家的财富、出产与盈余通过频繁的转账、债券和苏伊士运河源源不断地转移到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一座牢不可破的大厦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建立起来了。”
“1888年的协议，似乎彻底解决了苏伊士运河争端，然而，这只是诸多政治争端的开始，运河问题只是埃及问题的一部分，而埃及只是中东地区火药桶诸多导火索中的一根。”英国历史学家休斯·坎菲尔德在《国际冲突中的苏伊士运河》一书的导言中这样说。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正是各大国因第二次工业革命而出现势力此消彼长，亟待用外交政治，乃至军事冲突重新界定其地位与影响的时代。而地中海东部，以埃及与巴勒斯坦为中心，自奥斯曼帝国至北非这片在中世纪与大航海时代被称为“利凡特世界”的地区，现如今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中东”。这个词语的创造者正是大名鼎鼎的美国海军战略学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他用无可辩驳的语气，对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地位给予了准确的判断：“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及进攻行动。上述供应至少可以来自两个方向：红海和地中海，在苏伊士运河投入使用后，有哪一支舰队能同时切断它们呢？”
为石油拼死争夺：中东是如何被瓜分的？
2011年03月20日21:54
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安迪·斯特恩
本文摘自《石油阴谋》，作者：[美]安迪·斯特恩，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英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巴格达，但1918年11月，他们违反了就在一周之前达成的停战协议，又占领了摩苏尔。在英国军队逼近巴格达时，英国战时内阁秘书长莫里斯？汉基阁下在
给鲍尔弗的信中这样写道：“控制这些石油的供应成为战争的首要目标。”而法国得到的“礼物”则是英国已经占领摩苏尔的既成事实。
步入20世纪之际，中东地区还是一个不发达的地区，是一个被人忽视的地方，这里很少引起外界的关注。中东大部分地区都是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长达600年之久，但却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欠下了欧洲银行的重债，并向法国和英国割让领土，但当时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政府仍然统治着如今包括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以及沙特阿拉伯在内的部分地区。
当时的波斯就是如今的伊朗，尽管当时它北面面临着来自俄国的压力，但它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由于没有资产阶级和商业阶层，波斯处于由国王统治下的封建时代，恶霸地主控制着无知的小农。游牧部落，就像沙特阿拉伯的游牧民族一样，游走在东部沙漠一带。这个没有希望的地区在20世纪变成了世界上的主要石油生产地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里，英国正在考虑把海军舰队改造成以燃油为动力的舰队，但却害怕会依赖外国石油供应商给其舰队提供燃料。除了从世界另一边的缅甸获得石油供应以外，在英国使用的所有石油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或者是从俄国、罗马尼亚、美国进口，或者从远东地区进口。它要寻找一个距离其较近的石油供应商，并且是在发生欧洲战争的情况下不会有欧洲列强竞争危险的一个石油供给商。
威廉？诺克斯？达西（WilliamKnoxD?Arcy）是一位英国企业家，他在澳大利亚勘探金矿时就已经发财致富。1902年，他从波斯国王手中买下了石油勘探特许权。《圣经》中对永不熄灭的火焰的描述使达西受到了启发，他认为这可能说明那里有石油存在。
对于达西和他的总工程师乔治？雷诺兹（GeorgeReynolds）来说，勘探石油工作进展缓慢，不过他们在伯马石油公司的资助下继续勘探。1908年5月，也就是他们开始寻找石油7年以后，达西和他的工程师们在波斯西南部的马斯吉德苏来曼（Masjid-I-Suleiman）地区发现了一个大油田。1909年，为了开发这个油田，成立了英波石油公司（Anglo-PersianOilCompany，即后来的英国石油公司），伯马石油公司拥有该公司97%的股份。
在英波石油公司与荷兰皇家壳牌集团达成一项短期协议之后，荷兰皇家壳牌集团首席执行官德特丁决定要收购英波石油公司。查尔斯？格林韦（CharlesGreenway）是英波石油公司的新任常务董事，他强烈反对这一想法。除了希望保有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之外，格林韦个人还讨厌德特丁，他认为他的竞争对手是“非英国人”（他是荷兰人），意思就是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是不可信任的。
格林韦不仅引起了人们对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可靠性的担忧，他还向丘吉尔提出了一种新思想，据推测，这是首次赋予石油军事意义的一种思想。丘吉尔下令开展一项有关政府接管英波石油公司经营权的可行性研究，负责这项可行性研究的调查团从波斯返回时，带来了一份极为有利的报告。尽管波斯不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范围之内，但它极为接近东印度地区，距离印度很近，足以把部队迅速派遣到那里。丘吉尔允许海军部购买英波石油公司的控股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为人知的石油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一场彰显石油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战争，随着战争的展开，其军事意义变得越来越明显。在1918年之前，法国军队每月使用石油3。9万吨，英国每月使用石油3。2万吨，美国每月使用石油两万吨。战前，法国每年进口40万吨石油，但到1918年，它每年不得不进口100万吨石油。
石油并不只是海军舰队的必需品，在欧洲和中东战场上，到处都需要石油。燃油卡车取代了马匹，用于运送军人、武器和供给物资。卡车不但速度快，而且效率高。马匹对军队来说是一种负担，马的食量是士兵的10倍。这种新型燃油汽车需要储存的燃料相对较少，内燃机后来使新型战争武器（如坦克和飞机）成为可能。
随着战争的推进和获得石油的难度不断增大，人们日益意识到了石油的重要性。1915年3月15日《每日电讯报》（DailyTelegraph）上有篇文章这样评论：
财政大臣说“这是一场工程师的战争”，他是对的。目前正在世界各地进行的这场规模巨大的战争中，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看到工程师的影子。工程技术已经不再是一种辅助，它已经成了战争的主要特征，而且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见证人”在对其机械牵引力在该大陆发挥作用的描述中认为，把眼下正发生的战争称为“汽油战争”最合适。要把它称为“石油战争”可能会更准确一些，因为这种说法还把舰队包括在内，舰队包括很多最大的舰船和最小的舰船，如超级战舰和超级潜水艇。
同盟国依靠从国外进口石油，主要是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进口，不过也有部分石油是由荷兰皇家壳牌集团从中东地区进口的，但1915年2月，德国海军的潜水艇曾经把商船作为攻击的目标，因此，这些石油来源就被切断了，因为石油公司不愿意拿它们的油轮去冒险。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和荷兰皇家壳牌集团都开始将其石油销往远东地区，而不是欧洲地区。战争双方的石油都快要耗尽了。
德国自己没有石油，战争期间使用的石油多半来自罗马尼亚的油田。罗马尼亚不仅拥有肥沃的农场，还是仅次于俄国的最大的欧洲石油生产国。1906年，《东方快车》（OrientExpress）杂志上刊载了一篇文章，一位旅行者这样写道：“列车穿过玉米地、向日葵地和昔日留下的一组组高高的石油井架，最后到达布加勒斯特。”
1916年8月19日，罗马尼亚对德国和奥地利宣战，迅速派遣军队穿越边界赶往特兰西瓦尼亚，希望收复特兰西瓦尼亚和其他领土。德国声名显赫的两位将军麦肯森（Mackensen）和法尔肯海因（Falkenhayn）麾下的德国部队迅速进入这个国家，并为其尚未准备充分的军队规定了行军路线。1916年12月6日，布加勒斯特被占领了，罗马尼亚宝贵资源的控制权落入了德国人之手。
当英国看到罗马尼亚即将沦陷，认识到了普洛耶什蒂油田（Ploestioilfields）的极端重要性，他们便蓄意破坏油田，点燃或者放掉了大约80万吨汽油。1917年10月，罗马尼亚驻美大使康斯坦丁？安格尔苏（ConstantineAngelscu）谈到罗马尼亚的损失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被迫破坏了罗马尼亚的油井——它们价值数亿法郎，还破坏了我们的粮仓和工厂，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防止它们落入侵略者之手。”
德国主要通过战争手段统治罗马尼亚，并且疯狂地开发罗马尼亚的资源，尤其是那里的油田，这占了德国战果的很大一部分，不过，几乎一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人都没有使这些油田恢复最大产能。
英国和法国也有一段时间受到了石油的束缚。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的德特丁是第一个给同盟国带来希望的人。也许是希望分享英波石油公司在波斯的石油勘探特许权吧，1915年他向英国政府暗示，他愿意把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变成一家由英国控制的公司。
德特丁开始以成本价把石油卖给印度政府，条件是印度铁路要允许伯马石油公司把石油运往西部战线。他还把荷兰皇家壳牌集团总部从海牙搬迁到伦敦，自己也加入了英国国籍。从1916年开始，英国政府开始考虑把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变成一家英国公司而不是一家荷兰公司的各种方案，甚至考虑将其与英波石油公司合并的方案，但这些想法均未付诸实施。
然而，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石油供应发挥了真正的作用。战争期间，美国公司（主要是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石油供应量占同盟国燃料需求的80%。
1917年，同盟军领导人是那么急于得到石油，他们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求助并告诉他，如果没有石油，他们将会在战争中战败。法国总理在给威尔逊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如果汽油供应不足，将会立即导致我方瘫痪。”在威尔逊的施压下，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同意开始向欧洲同盟军供应石油，不过是有一定条件的，它要求赔偿所有被德国海军潜艇击沉的油轮，并要求归还在战争初期被没收的那些油轮。
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签署的这项协议对同盟国来说至关重要，尤其是这项协议刚好是在德国的石油即将耗尽时签订的。在没有海上石油供应的情况下，德国一直依赖于俄国和罗马尼亚的石油供应，但法国巴尔干战役切断了这些石油供应线。1917年，当土耳其占领巴库油田的时候，德国的石油供应几乎完全被切断了。
战后，英国外交大臣柯曾阁下（Curzon）说，同盟国是“乘石油之浪漂向胜利”的。
欧洲国家为什么在中东地区开战？
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问题：当时战争的主战场在欧洲，为什么中东地区却备受关注呢？20世纪以前，欧洲列强对整个中东地区几乎毫无兴趣。事实上，“中东”一词首次使用是在1902年。不可思议的是，该地区引起了那么多关注，造成了那么多人员伤亡。看起来似乎是在1916年年初石油短缺之后，英国才将其注意力转向了波斯和伊拉克。在战争结束时，英法两国陷入了外交僵局，这表明，两个国家都在各自筹划夺取油田的控制权。
当波斯发现石油的时候，该地区对世界大国来说就有了更重要的意义。从旨在使其利益合法化的各种条约来看，英国想要控制波斯和摩苏尔（现在伊拉克境内）的意图变得明显了，而法国的这种意图稍弱一些。
1913年，英国和奥斯曼帝国就其各自在阿拉伯半岛的利益范围签署了一项协议。任意画了一条线，作为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上势力范围最东边的标记，后来因为这条线在地图上的颜色为蓝色而被称为“蓝线”。1914年3月，添加了“紫线”，把蓝线的南端与阿拉伯半岛西南部奥斯曼帝国的边界线连了起来。这些线将英国与非英国的势力范围划分开来，这实际上是英国强加给软弱无能的奥斯曼帝国政府的。
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和奥斯曼帝国成了敌人，宣布《英奥协议》无效。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一开始就控制了石油储量丰富的摩苏尔油田，在德国的支持下参战，伦敦立即向巴士拉城派遣了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军队成员主要是印度士兵。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数量不明，但它与德国结盟，对英国在埃及的殖民地构成了极大威胁，甚至对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也是极大威胁。
这一行动还旨在保护长达138英里的英波石油公司的输油管道，该管道铺设于1911年，从马斯吉德苏来曼油田到阿巴丹（二者都在波斯境内）。尽管威胁到大英帝国，但出现在中东地区的英国（和法国）部队却似乎与该地区的威胁不相称。这次行动的真正动机很可能是为了摩苏尔油田的石油，这也许正是英国想独占的东西。
“这应该是一次穿插表演，”斯蒂芬？佩尔蒂埃（StephenPelletiere）在他的《伊拉克与国际石油体系》（IraqandtheInternationalOilSystem）一书中写道，“然而，英国几乎经常活跃在这个舞台上。此外，英国在中东地区所实施的军事行动是不容忽视的。丘吉尔的想法是用很多小舰队猛攻达达尼尔海峡，但这一战略失败了，丘吉尔接下来的一个想法是从陆地夺取可以俯瞰航线的制高点，但也失败了。大约有4万同盟军为这次惨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大多是殖民地居民。人们想知道，丘吉尔和劳埃德？乔治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
的。人们给出了很多种解释，但只有一种解释有一定的分量，即英国决心要控制这一地区，原因就是为了该地区的石油。”
从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加利波利悬崖峭壁之上可以眺望达达尼尔海峡。达达尼尔海峡是一条狭窄的海峡，把欧洲与亚洲分割开来，它过去是从高加索地区向欧洲运输巴库石油的路线。1915年，加利波利战役造成了20多万人死亡，其中很多人都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英国政府丧失了入侵必胜的信心，派遣的军队太少了，因而未能击退土耳其人，英军只好撤离。
英国还是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鼓励当地阿拉伯居民反抗奥斯曼帝国占领军。他们进行了两次秘密谈判，但这两次私密谈判的内容是相互矛盾的。他们一方面同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SharifHusayn）谈判，承诺战后支持阿拉伯独立，以此换取当时阿拉伯反对土耳其。这是1962年大卫？里恩把《沙漠枭雄》（LawrenceofArabia）拍成电影时讲述的故事，这部电影由彼得？奥图尔主演。甚至在和谢里夫会谈期间，英国都坚持巴格达和巴士拉必须是英国的利益区，在亨利？麦克马洪写给谢里夫的信中说，用“特殊的行政协议”来“捍卫我们共同的经济利益”。然而，1916年，英国和法国两国签署了《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Agreement），共同瓜分了这一地区。
美国控制的地区就是如今的约旦、伊拉克以及今天被称为“以色列”的海法周边地区。法国得到了东南部的土耳其、北部的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英国和法国在其控制的范围内还有划分国家边界的自由。
根据与俄国和其他列强协商的结果，后来被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应该属于国际行政管理区。这个地区的边界是在随后几年内争议的主题。
该协议后来被扩大到将其盟国意大利和俄国也包括进来，并把奥斯曼帝国的部分地区划给了这两个国家，只是这些地方碰巧没有发现石油。作为对接受《赛克斯—皮科协定》条款的回报，俄国获得了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的部分地区。然而，俄国革命以后，列宁公开了《赛克斯—皮科协定》以及其他保密条约的详细内容。
也许因为皮科是一位经验更丰富的谈判高手，根据该协议，伊拉克北部划给了法国，那时候，英国为此已经追悔莫及了。
在与英联邦自治领域的各位首席大臣的一次谈话中，英国外交大臣阿瑟？鲍尔弗曾强调过石油成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主要是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部分）“灵魂导向”的重要性。他说：“我并不在乎我们使用什么方法占有石油，但我十分清楚，对我们来说，有石油用才是最重要的。”
英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巴格达，但1918年11月，他们违反了就在一周之前达成的停战协议，又占领了摩苏尔。在英国军队逼近巴格达时，英国战时内阁秘书长莫里斯？汉基阁下在给鲍尔弗的信中这样写道：“控制这些石油的供应成为战争的首要目标。”而法国得到的“礼物”则是英国已经占领摩苏尔的既成事实。
“永不和解”：二战前英国制衡政策造就今日中东
2011年03月20日22:21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作者：蔡伟
世纪中期到“二战”英国对中东外交政策和战略进行一次历史回顾，中东问题延续至今的纷争和战乱绝不是一种文明的冲突，而是大英帝国以地缘政治和制衡政策为工具精心播种的结果，只是最终收获的果实有些出乎事先的预料。
柏林—巴格达铁路：被英国拒绝的橄榄枝
19世纪末，普法战争后高速发展的德国基本完成了国内庞大的铁路网建设。这个了不起的建设成就极大推动了德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也给大国夹缝中（东有俄罗斯，西有法国）的德国谋划两线作战理论带来了实施的可行性。“一战”中，德国的“史蒂芬计划”的基础，就是要动用国内的铁路网，迅速将西线“获胜”的德国火速调往东线，以击败动员稍慢的俄军。然而当时“一战”尚远，倒是德国人一个新计划引起了英国的极度紧张。
德国人计划修建一条连接柏林和巴格达的铁路。当时的巴格达还属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里拥有一种令全世界都开始瞩目，并日益依赖且难以自拔的东西：石油。
德国人的战略不言自明。尽管德国和英国展开造舰竞赛，但面对当时英国在海上的优势，尤其是遍布全球的海外基地，寻找一条连接柏林和中东的安全通道更为迫切。
1899年，酷爱游历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访问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他此行可谓兴师动众。在耶路撒冷，为了让他骑马入城，不得不消凿雅法城门。威廉二世一生虽然不受法国待见从而不得巴黎之门而入，土耳其此行的成就却可弥补与法国结盟不成的遗憾。
1889年，从奥斯曼土耳其苏丹那里，德国得到建设从奥斯曼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横穿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的铁路特许权。10年后，又获得第二阶段建设权，即著名的“柏林—巴格达”铁路。它的起点是柏林，终点则是摩苏尔，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如果这条铁路得以建成，德意志帝国的力量将从欧洲大陆延伸到中东，进而直指东方。蛰伏在中欧一隅的德国将获得空前的力量延伸。
1912年，德国石油销售量的91%被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控制，显然，鲁尔区的煤矿已经不能像40年前那样保证德意志的未来。于是作为附加条款，德意志银行在与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的谈判中，为巴格达铁路公司赢得了铁路两边20公里范围内石油和矿产开采权。威廉二世的外交努力几乎已经要修补好德国贫油这个阿喀琉斯之踵。
然而对于英国而言，中东乃是一个决不能让他国染指的地域。
1801年，英国和奥斯曼土耳其联军从法国手里夺回了3年前被拿破仑攻占的埃及。1882年，英国以整顿治安为借口实际占领了埃及。虽然在法律上，埃及和邻国苏丹仍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但英国无时无刻不在觊觎着这个日益衰败帝国的政治和领土遗产——整个中东地区。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埃及成为衔接欧亚非三大洲、沟通英国和“皇冠上明珠”印度的交通要道，从这里可以阻止俄罗斯南下进入到温暖水域，更何况，这里还有刚刚成为战略物资的石油。如此，怎能让英国在欧洲新近最大的对手德国人染指？
与英国人自始至终充满敌意的警惕相反，德国其实从一开始就希望和英国人共同投资这一计划。金融领域远不如英国的德国做了极大努力以寻求英国的加入，以便为这个长达2500公里的庞大工程提供资金。那位要求获得“阳光下的地盘”的威廉二世也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这条铁路的修建不但将遇到金融问题，它还将驶过一条危机四伏的道路。
为此，威廉二世1899年在温莎城堡会见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再次邀请英国参与巴格达铁路工程。然而，结局却完全走向了德国人设想的反面。
遏制德国：大英帝国权力均衡政策的经济土壤
如果威廉二世深刻了解了他舅父以及他舅父领导的国家，他本应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试图与英国人合作修建柏林至巴格达的铁路不过是“爱的徒劳”。德国人显然没有理解英国人所谓“岛民心态”背后实际奉行的权力均衡政策，以及导致这个政策产生的大英帝国的经济运营土壤。
1843年，一本名为《经济学人》的杂志在伦敦创立。创办这本杂志的苏格兰商人詹姆斯·威尔逊认为，虽然国家的财富和资本一直在飞速增长，科学和艺术也“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但整个社会各阶层民众“都被打上了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印迹”。
威尔逊的解决办法是“自由”。他赋予《经济学人》杂志这样一个责任，那就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玉米法》，也反对试图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与他国的个人与阶层之间制造“交流壁垒、猜疑、仇恨和妒忌”的行径。
那正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年代，大英帝国在海外领地的总面积比本土面积大100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治下领土总面积和人口达到了全世界的1/4。
“北美和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和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洋洋得意、充满信心，极为愉快地注视着帝国的威风……”
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这段自豪的描述正是《经济学人》创立半个世纪后的实际写照。它也是该杂志为首倡议并实施的殖民地自由贸易经济模式的客观条件。殖民地让英国人有工作，进而让他们在维多利亚时代全球争霸战争中压倒了为国王而战的法国人。大英帝国几乎所有军事占领，其目的都是为了维系大英帝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捍卫帝国的海外航线——那正是为帝国覆盖半个地球的庞大躯体输送血液的血管。
随着英国新兴商业和金融业阶层的崛起，詹姆斯·威尔逊的观点正好反映出国家的主要利益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农场主。
大英帝国既然已经拥有了广大的海外殖民地和廉价的劳动力，可以从全世界获得廉价的农产品，传统的工业和农业已经不像工业革命时期那么重要。投资开始流向贸易和放贷，而不是投入到工业制造业。进行贸易和金融贷款的金融资产者（而不是国内农业主）的利益自然成为头等大事。
1846年《玉米法》废除，帝国的金融商业急剧发展。然而大英帝国赖以崛起的工业技术却因投资的转向，在短短数十年间迅速衰退。一个新的工业后起之秀却在此时挟科技和工业之利迅速崛起，这就是采纳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经济学理论的德国。
在俾斯麦领导下，德国开始建立庞大的铁路网，给国内的工农业发展施加关税保护。从1850到191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加了250%。与英国依赖贸易不同，德国的迅速发展建立在工业技术进步和教育、职业培训基础上。在产煤量、钢铁产量这些过去英国引以为自豪的指数上，德国迅速超越英国。而德国的化工、电力及工业设备制造领域则让英国汗颜。
然而英国人崇尚的自由贸易并不是如詹姆斯·威尔逊宣称的那样，反对在国与国之间制造“交流壁垒、猜疑、仇恨和妒忌”。
日不落帝国的自由贸易基础既然是庞大的殖民地，以及银行、航运、工业和政治军事一体化的庞大网络系统，那么英国的外交必须且只能维护垄断者的地位——所谓“霸权”。这让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永远不是合作，而是制衡。
只是，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另外半个地球给德意志帝国了——德国并没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更缺乏英国所拥有的制海权。所有的工业发展，让德国人开始为了寻找资源而焦躁不安。
俾斯麦曾经告诫他的后继者，德国要以陆上力量为满足。“俾斯麦所追求的目标，看得清楚，且志在必得。”然而他的后继者，包括野心勃勃的德皇威廉二世，则抱怨世人没有给予德国应有的尊敬，宣称需要“阳光下的地盘”。
威廉二世对意大利国王说：“我在位多少年来，欧洲的那些君主，总是把我的话当做耳旁风。要不了多久，有伟大的海军做后盾，我的话就会有人洗耳恭听了。”
美国历史学家讥讽威廉和他的臣民们是“尼采和特赖奇克之道哺育起来的”，他们的目标是“在整个地球上为德国的民族性和德国的精神赢得崇敬”，动力则是“或成为世界强权，或是没落”的“历史使命”原则。
为此英国人惊讶地看到，相对于已经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被削弱的法国，德国迅速建立了一支独立的、现代化的商船队，以及足以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公海舰队。
1870年德国商船队总吨位仅有64万吨，名列世界第五。但是到了1901年，德国已经拥有5.2万艘船只，总吨位达到900万吨。到1909年，德国商船队已经达到1300万吨，实现了德国70%的贸易运输，总吨位已经是世界第二。
在海军舰艇方面，德国海军上将冯·提皮茨在1897年宣布了第一个舰艇建造计划。在1900年，德国再次宣布，计划建造两倍于当时的舰艇数量。数百年来独霸海洋的英国受到了无可回避的挑战。作为回应，1906年英国首次建成全新的“无畏号”战列舰，意图以更强大的火力，更厚重的装甲和更快的巡航速度重新统治海洋，然而此举却导致新兴的工业强国德国开始和英国展开规模庞大的海上军备竞赛。
英国人意识到，他们必须制止德国的崛起，就像当年遏止拿破仑那样。柏林至巴格达铁路的合作或许会让英德共赢，但出现两个势均力敌的强国却会让传统陆权强国德国独霸欧洲大陆，而欧洲出现任何一个陆上霸权国家都是英国人要竭力避免的，为此不惜发动战争。他们怎么会接受威廉二世伸过来的那根橄榄枝呢？对于英国人来说，那简直是一柄直指命门的利剑。1815年的滑铁卢，对俄罗斯的小亚细亚战争和此后的“一战”、“二战”无不反映了英国人的政策思想。
1897年，赫尔弗里希伤感地记述了俾斯麦宣言的精髓：“只有一种情况能促进英德之间关系的改善，那就是勒住我们经济发展的缰绳。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绝不能让德国人的铁路抵达”：中东石油争夺的开始
石油这种黏稠的黑色液体虽然被发现很久，但其主要作用长时间停留在照明用途。当年成立的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还主要开发煤油灯市场。内燃机已经被发明，却还没有成熟，尽管在同一年，里海上的俄罗斯轮船开始使用这种黏稠的黑色油作为燃料，也没有引起世界过多的注意。
直到1882年9月，英国海军上校费舍尔开始宣传使用燃油作为舰艇动力较之煤炭的巨大优越性：内燃机只产生很少的黑烟，而燃煤内燃机的煤烟不但会把舰艇油漆和甲板弄得乌黑，耗费水手大量时间刷洗，更重要的是，它会带来长长的浓烟，在几十公里之外就能被发现。
显然，采用内燃机为动力的舰艇比烧煤炭的蒸汽机航行更快，战术行动更为自由。蒸汽机从启动到达到最大马力需要4～9个小时，但内燃机只需要5分钟；达到同样动力，燃油的消耗量只有燃煤的1/4，这带来直接的优势就是采用燃油的舰艇，其作战半径几乎是燃煤舰艇的4倍。给战舰提供油料，只需要12个人工作12个小时，而提供同样能量的煤炭则需要500人工作5天——还有谁能比德国海军“格本号”上的官兵更了解这后面需要付出的代价？
1914年8月，德国海军“格本号”战列巡洋舰在进入地中海后，受到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围追堵截。为了逃过这次令双方都精疲力竭的追击，“格本号”不得不将时速维持在24节高速。
在高温和煤灰飞扬的环境下，司炉不得不持续工作以至累死4人。此后在意大利墨西拿补充燃煤时，因受中立国意大利只能停留24小时之限，“格本号”上的德国海军上将祖雄不得不强令所有船员参加铲煤，甚至动用额外啤酒、军乐队的演奏和军官的爱国演讲来打气。但即便最后“水兵们在8月的高温下由于劳累过度而一个接一个地昏了过去，最后船上到处躺着浑身乌黑、浸透汗水的人，就像无数具尸体”，装好的1500吨煤还不够从墨西拿开到达达尼尔海峡的。
费舍尔的思想实在是超前，因为直到1885年，德国人戴姆勒才发明了第一个使用燃油的引擎。而直到1905年，英国情报部门和英国政府才意识到这种新燃料的战略价值。
富有远见的英国人在1909年开始实施费舍尔的燃油引擎改造计划，1911年温斯顿·丘吉尔接替他担任第一海军大臣后，更是开始鼓吹将军舰的燃料改为石油。石油，开始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出现在英德法等所有强国争夺的核心。
当年为了制造具有强大杀伤力的长弓，英国人大量进口紫杉木并将其囤积为战略物资，此后为了建立海上霸权而建造风帆战舰舰队，英国人几乎砍光了全英格兰的巨大林木以制造桅杆。但英国人发现，他们的国土并没有石油（北海油田是20世纪中期发现的）。出产石油的波斯（今天的伊朗）却不是英国的殖民地，阿拉伯世界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地盘，它正是德国在“一战”时的盟国，而德国人的铁路正在向那里延伸。为了独霸世界海上贸易线路，英国阻止一切得以连通欧亚大陆内部的交通枢纽，为此他们曾试图阻止另外一条铁路的建设。
1891年，俄国启动了一个铁路建设项目，这条铁路全长5400英里，横跨西伯利亚，把俄国西部和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连接起来，它的建成将改变整个俄国经济。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项目。对此英国也曾极力阻挠。
跨西伯利亚铁路项目开始不久，英国评论员科奎姆表达了英国外交部和伦敦金融城的主流观点。那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资助者是英国的老对手法国）最终将巴黎、莫斯科和海参崴连成一线，成为俄国人手中的政治武器。因为该铁路会使俄国以外的一个国家不再需要通过达达尼尔海峡或苏伊士运河，实现经济独立。
然而随着西伯利亚铁路1916年全线通车，英国人的阻挠失败了。德国人却并没有俄国人那样幸运，因为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程都在俄国国土之内，英国人的军事和外交对此无能为力。柏林至巴格达铁路却穿越了十几个国家。更可悲的是，从1875年塞尔维亚、黑山等国宣布退出帝国开始，作为铁路主要通过国家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版图正像一块春天的浮冰，正在令人心惊胆战的轰然声中加速分崩离析。
这是英国人竭力获得的结果。在英国看来，“如果柏林至巴格达铁路建成，这块生产数不尽的经济财富、海上军事力量根本攻击不到的巨大内陆疆土将统一在德国的周围。俄国与他的西方朋友——英国和法国，将会被这一屏障隔开”。
事实上，无论俄国还是法国都不是英国的朋友。英国需要联合土耳其卡住博斯普鲁斯海峡，以遏制俄国人进入地中海和温暖的印度洋。在苏丹的法绍达，英国人曾经后来居上占了便宜。在埃及，英国人最终在苏伊士运河窃取了法国人的果实。自1882年英国军队“暂时”占领埃及后，英国公务员为“保护”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利益事实上管理着埃及政府。最后，英国人又在法国人的眼皮底下悄悄地窃取了埃及。
于是，英国人在“一战”爆发前迟迟不给予威廉二世一个明确的答复，反而在1901年动用武力，迫使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将阿拉伯河下游的海湾地区港口划为“英国领地”。这块当时由穆巴拉克·萨巴赫酋长控制的地区，就是后来的科威特和伊拉克，正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英国人此举已经从政治地理上阻止了柏林至巴格达铁路未来向东方延伸的可能。1907年，萨巴赫酋长签署了一项协定，把土地永久地出租给“尊贵的英帝国政府”，并且承诺不会把这块土地上的石油开采权授予任何人。
英国人的地缘政治理念既然是要制衡，那么这条关系到中东这个在地缘和能源上都居于核心地位的土地，就绝不能让德国人的铁路抵达。正如1892年英国寇松勋爵（后来的印度总督）说的：“任何国家向俄罗斯开放波斯湾沿岸的港口，我都视之为对英国的蓄意辱慢，对现状的肆意破坏，是一种战争挑衅行为。”
于是，在柏林—巴格达铁路的另一端，英国人秘密支持了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导致土耳其失去了它在欧洲的大部分土地。柏林—巴格达铁路不再全程无忧了，巴尔干国家成为铁路线上随时爆发的火药桶。更悲剧的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8月4日，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仅8天之后，英国对德宣战。这条铁路承载的合作和竞争，对中东和它的石油的期待和梦想都成为一场梦。
排斥和侵蚀：用战争和外交进行的重新洗牌
1918年11月21日，就在“一战”停战协定签字10天后的一次庆功晚宴上，时任战时石油委员会主任的法国参议员亨利·贝任格说，石油就是“胜利的血液，德国过于夸大它在钢铁和煤炭方面的优势，而对我们在石油方面的优势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实在冯·麦肯森元帅的率领下，德国进攻罗马尼亚的主要考虑就是为了罗马尼亚在黑海的油田。这是战争中唯一能够保证德军石油供应的地方。而英国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同样也是为了确保来自俄国巴库的石油供给。
“一战”结束时，40%的英国海军舰队是以石油作为燃料。英、法、美在最后的西线进攻中每天消耗的石油达到了出乎人们想象的1.2万桶。1913年，在英国第一海军大臣丘吉尔要求下，英国政府秘密购买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的多数股份，英国从此得到了第一个可控制的石油资源。而这个公司正是今日BP，也就是著名的英国石油公司的前身。石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战”的争夺对象，而“一战”本身又让所有的强权意识到石油的价值。
“一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德国人对于中东的染指。重新分配奥斯曼帝国的遗产让中东石油地理版图发生巨变。谁能征服奥斯曼帝国及其埃及等属地，谁就由此控制通往东方的极
为重要的通道，谁就成为地中海、黑海、红海的主宰者。英法如愿以偿，将奥斯曼帝国过去的领土、全球最大石油产地中东，收入囊中。
根据“赛克斯－皮科特协议”，英法分得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中东的几乎一切领土（那些未来将布满井架的沙漠和绿洲）。另外，英国还控制着海法和阿克等港口。在石油资源争夺中，英国再次大获全胜。就连美国石油巨头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也认识到，他们的英国盟友十分巧妙地把他们排除在外。
这个秘密协议让英国首开随意划分领土的先例，这让今日的中东地图边界多平直如线，状若拼图。在中东，几乎赢得英德、英法博弈全胜的英国唯有一个失算，那就是忽视了沙特阿拉伯，当时那不过是一个布满黄沙，还没有勘探出石油的游牧人的沙漠
“一战”的失败者其实还不只是德国。通过“一战”，英国人还巧妙地窃取了盟友和竞争对手法国在中东曾经的利益。
此前在中东，法国是所有列强中输出资本最多的国家，也是奥斯曼土耳其最大的债主。然而1916年“一战”正酣时，法国和德国正将一代青年送入“凡尔登绞肉机”，英国却把超过140万人的庞大军队投入到了东方战场，准确说，是地中海东部和波斯湾。
英国对此的公开解释是，确保俄军对抗同盟国的同时，又能保障俄国的粮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运进急需粮食的西欧。但到1919年，英国在中东依旧保持了上百万军队。“一战”让德意志第二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让法兰西共和国成为残废（法国牺牲了将近150万士兵，并有260万士兵受重伤），而波斯湾却在1919年变成了“英国湖”。
战争毁灭了奥斯曼帝国，过去的合同废弃了。此时被大战极度削弱的法国却无力大规模染指中东。过去的利益只能在英国这个强有力的胜利者的控制下重新分配。
大英帝国对阿拉伯人的欺骗
“一战”之后中东本来有另外一个胜利者，那就是和英法并肩作战，从奥斯曼帝国独立的阿拉伯人。他们曾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做获得解放的机会，最后却换来殖民主义者的“委任统治”。
1918年10月30日，海军大臣劳夫率领的奥斯曼政府代表团在摩德洛斯港外的英国军舰上与协约国签署了停战协定，曾经占据中东、控制欧亚非三洲要道的奥斯曼帝国终结了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