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科学史学
世纪之交的中国科学史
詹志华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内容摘要：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科学史学在中国有着长足的发展并日趋成熟，这主要表现为：科学史学正经历着“再建制化”、科学史学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迅速上升、科学史学出版物的日渐繁荣和科学史学研究上呈现出新特点和新趋势。同时，这一时期在中国科学史学自身和外部还存在着诸多制掣其发展的不利因素，如学科定位不尽合理、学科规范尚待加强、研究领域不够平衡、研究水平亟待提升以及社会地位有待提高等等。这需要科学史学界联合国家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力量，调整其学科定位，促进学科互动；跟踪国际前沿，拓展其研究领域；加强学科建设，规范其人才培养；加大扶持力度，提高其社会认同。关键词：科学史学再建制化动向策略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20世纪中后期至21世纪初我国科学史学事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并日趋成熟，这主要表现为：科学史学界除了提高自身研究水准外，还取得了学科生存的社会环境的改善，包括学科点的建设与繁衍、学术资源的增长、权威部门的支持、公众的理解、后续队伍的培养、国际间高水准的对话和交流，以及相关出版物的繁荣等。然而，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时期在科学史学自身和外部还存在着诸多制掣其发展的不利因素，如学科定位不尽合理、学科规范尚待加强、研究领域不够平衡、研究水平亟待提升以及社会地位有待提高等等。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期，如何扬长避短，促进科学史学事业发展和成熟，是亟待人们思考、探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世纪之交中国科学史学的发展概况
（一）科学史学的“再建制化”
何谓“再建制化”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钝研究员如是说：“所谓‘再建制化’(re-institutionalization)是相对于‘建制化’而言的，它是前一过程的深入和继续，并不是说推倒重来……为什么还要强调这个‘再’字呢?因为最近几年，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的科技史事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如果说50年代开始的建制化是一场自上而下、为新中国的建立和振奋民族精神的热情所鼓舞、有着建设国家研究队伍这一明确目标的运动，现在我们所从事的活动，则是全国各地不同的研究群体与研究者个人，经过最近十来年社会转型的考验与磨砺，自觉形成的一股整合学术力量的趋势。”[1]中国科学史学的再建制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已在若干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建成一批博士点与硕士点，并培养了一批在自然科学
与人文学科两方面均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科学史专业人才。1997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中，科学史被定为理学类一级学科，可授理、工、农、医等博士学位。
(2)在若干高校出现了系一级的科学史机构，如1999年，上海交通大学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和中国科技大学的科学史与科技考古系成立；2001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与科技管理系成立。而其他高校特别是一些研究型大学中的科学史中心，如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以相关科研院所与高校为中坚的科学史学术共同体已在中国出现。
(3)今日中国科学战略的决策者，已对科学史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其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中国科学院率先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中，将考虑设置与科学史有关的国家级研究平台。如中国科学院决定在中国科学院建制内继续保留所一级的科学史研究机构，而且在其总体发展规划中，将“科学史与国家科技宏观发展战略研究基地”列为其知识创新工程二期计划拟建的研究基地之一。
(4)通过各种科学史组织（如中国科技史学会等）、多种学术期刊（如《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等）、大量科学史专著和工具书的出版、各类大众传媒（如科学教育电视频道的开播等）、科学史图书和论文的评奖等诸多渠道，科学史研究已赢得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
(5)中国科学史家的研究已引起国外同行的充分注意，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和一些中青年科学史工作者从国外学成归来，中国科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国际化正在加速进行。[2] 所有这些都表明，科学史在中国正步入一个再建制化的阶段。这一进程的发生与发展，必将有力地提升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也必将使科学史在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科学史学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
这一时期，我国科学史学界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更为密切，参加了第20届、21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第7至11届的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以及第8至11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而且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科学史学界自身的研究水准的提升，他们的研究成果日益为国外同行注意和接受。这些都促使我国科学史学的国际地位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的提高。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频繁举办国际性科学史会议
频繁主办大型国际性科学史会议不仅是一个国家国力强盛的见证，同时也是我国科学史学的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有力证明。就三大主要的国际科学史会议——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
（ICHSC）、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ICHSEA）和国际科学史会议（ICHS）而言，在1995年以前，仅在北京举行过一次国际科学史会议(1984年，第三届)。而在此之后，我国陆续举办了第七届国际科学史会议（1996年，中国深圳）、第九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2001年，中国香港）、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2002年，中国上海）、第十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2004年，中国哈尔滨）、第二十二届国际科学史会议（2005年，中国北京）、第十一届中国科学史会议（2007年，中国南宁）。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我国还举办了许多其他类型的国际科学史会议，如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国际讨论会、数学史国际会议、中日机械技术史及机械设计国际会议、丝绸之路数学与天文学史国际史国际会议、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研讨会暨中国传统手工艺论坛、国际冶金大会、“宋代国家与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历史城市与历史建筑保护国际学术讨论会等。
2、多人入选国际科学史（会议）组织的领导机构
这一时期，我国有多位科学史学家入选国际科学史组织或国际科学史会议组织的领导机构，是我国科学史学国际地位提高的重要体现。如在第9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1999年）上，韩琦教授当选为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副主席。在第10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2002年）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刘钝研究员当选为新一任会长；又如在第11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2005年）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研究员当选为副主席。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02年7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所长刘钝研究员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AHS)增选为该院院士。刘钝于1993年被选为IAHS通讯院士，2001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学会第二副主席并被任命为2005年国际科学史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在本次增选中，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李迪也当选为通讯院士。
（三）科学史学出版物日益繁荣
由于中国科学史研究水平的逐步提高，也因为科学史在宣传和普及科学文化和增进公众乃至学者们对科学自身的深刻理解等方面的表现日受关注，各界对科学史学论著的出版愈加热心。首先，这一时期以来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科学史学论文逐年增多，近年来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科学史论文发表。发表这些论文的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专门性的科学史研究刊物，如综合研究类的《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等；分科研究类的《中华医史杂志》、《中国农史》等。二是综合性研究刊物的科学史专栏。如《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杂志》等。三是一些大学学报，如《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等。四是科学史研究的论文集，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多元文化中的科学史——第十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论文集》等。五是报纸。如《科学时报》、《中华读书报》、
《学习时报》等。
其次，科学史著作的出版的势头依旧强劲。一是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影响极为深刻的科学史著作，如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98年）、袁运开和周瀚光主编《中国科学思想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郭金彬和徐梦秋主编的《中国科技思想研究文库》（科学出版社，2006年）、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辽宁教育出版社共同策划推出的《新世纪科学史系列》等，在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二是在原先研究的薄弱环节有了重大的突破。如在2006年出版齐全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这是我国科技界第一次大规模地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全面、系统和综合性的研究成果。三是在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方面，《壮族科技史》（首部民族科学技术史）和《西藏科学技术史》等著作的出现，说明了这方面的研究在不断的深入和提高。四在引进和翻译外国科学史著作方面有重大的进展。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科学史译著系列——剑桥科学史丛书正是这一进展的突出代表。这套丛书经过剑桥大学出版社精心加工，前后用了25年才使全套书陆续出版，在西方科学史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引进对开拓我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和提高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另外，李约瑟的鸿篇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在21世纪初出版告罊，留给中外科学史学界一座丰碑以及可供发掘的宝库。大量地引进和翻译外国的科技史论著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对外国科技史的研究，并推动着我国科学史学的发展。
（四）科学史学的新动向
1、研究主题多样性
新时期科学史学的研究主题愈加丰富，呈多样性的特点。在这些主题中传统研究项目继续占主导地位。据有关文献统计，这一时期研究最多的仍为学科史，其次是人物。学科史中研究最多的仍为数学史、天文学史和地学史等传统项目。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生物学史研究明显增多，“有可能成为未来学科史研究的热点。”[3]从断代分类看，科学史论著多侧重古代科学史研究。
但有迹象表明，近期国内对科学史学其他领域的探讨有所增多如对科学思想史、少数民族和地方科技史、世界科技史、科技史教育、科学史理论、科学与政策、科学与管理、科学与文化、科学与文明等方面，尤其是对科学史理论和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论著逐渐增多。如刘兵、李醒民、袁江洋、郭贵春、邢润川和魏屹东等人对科学史元理论的探讨。2002年由山西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哲学系发起并主办的“全国科学史理论学术研讨会”，正是科学史学界对加强科学史理论研究的一个回应。又如《中国近现代
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堪称是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典范，其中涉及到对科学与技术、科学与政策以及科学与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而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的、旨在“推动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加强科学与人文及社会科学之间的对话，以促进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的刊物——《科学文化评论》的发行，更是说明了我国对科学、科学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方兴未艾。著名科学史学家江晓原曾撰文指出，自新世纪以来国内科学史研究主题的走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中医问题、现代中国科学的体制和政策、科学主义、科学传播、科学理论和李约瑟问题。[4]这些主题也恰好验证了上述的分析。
当然，我国现阶段科学史学研究主题的多样性特点与国际科学史学研究的主流不无关系。如果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近些年科学史会议的主题倾向于关注多样性与多元文化：在2001年以及2004年召开的第九届和第十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的主题，分别是“科学技术中的文化多样性”和“多视野下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2001年第21届国际科学史会议的主题是“科学和文化多样性”，2005年7月底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国际科学史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与多样性”。不难看出，这些主题的共同特点就是对多样性的提倡。[5]
2、研究主体的集群化
近期国内科学史研究的主体日益呈集群化的特点与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各类科学史学的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使之能够吸引和集聚一批专家学者进行集体研究，并逐渐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风格。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在科学史研究的多个领域都颇有建树；山西大学对科学史理论、地方科技史的研究；北京大学医学部对医史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对物理学史和天文学史的研究；内蒙古师大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对数学史和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对科技史和物理学史的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对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等等。以各类科学史研究机构为依托进行科学史的集体化研究，有助于相关领域的科学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二是一些重大的科学史研究项目往往要调集大批的科学史研究进行集体研究，协同攻关。如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仅编委会委员就多达40余人，更不用说实际参加编写工作人员的总数了。又如《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研究丛书》是由全国百余位专家撰成，其中除来自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等科学院系统的专家外，还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科学史专家和研究所。再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齐聚来自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学等多种学科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在李学勤、李伯谦、席泽宗、仇士华四位首席科学家的带领下，团结协作，共克难关，取得了
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先后完成了9个课题、44个专题的研究。
3、研究趋势的综合性
这种“综合性”与萨顿所指的那种“综合性的科学史”是不同的，它更多地关注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和整合。这种意义下的综合，科学史实际上成了科学——文明史。正如国内一些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指出：“科学史家的基本使命就在于：从历史文化角度对科学的性质、对科学在人类社会中的整体运作方式及过程，做出系统理解和全面反思，在人类文明的整体历史框架中重建人类科学活动的历史，并以此促进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之整合”，[6]“21世纪的科学史，就其主要研究形态而言，将是批判的、综合的科学史，是科学-文明史。”[7]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学者就根据相关的研究明确指出，对科学史的进行综合化研究将是以后的一个重要趋势。如袁江洋在其《科学史的向度》一书中的的有关主张。从目前的状况看，“我国科学史研究从内史研究转向外史研究并走向综合史研究”。[8]它的这种转向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与自然科学本身社会化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现代科学正发生着一场重要的思想变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它正从分析走向整合、从静态的研究走向动态的研究、从各学科的单独研究走向各门类、各学科的协同攻关和综合研究。而这一趋势必将给科学史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带来重大的影响。二是与科学史学界的观念和方法转变不无关系。当代的科学史学家们已经深刻认识现代科学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意识到转变科学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价值和意义。正如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钝研究员在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这一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意义进行评价时所言：“通过这个课题研究，带动研究产品的转向:从古代到近代转向、在方法上从考证式的过渡到综合式的、从单纯内史的过渡到社会史的、思想史的、文化史的，从单纯的科学的历史的研究到战略性的以历史学为基础的科技史的研究。”[9]而早些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则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三是多样性的研究主题、集群化的研究主体以及科技政策的转向都为科学史的综合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科学史的综合性研究是以多样性研究为前提的。如果只有一门学科的科学史、一种类型的科学史或是一个国家的科学史，科学史的综合研究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在判断科学史研究存有的综合化趋势时，不能忽略现今科学史研究存在多样性主题的事实。而科学史研究主体的日益集群化，为科学史的综合研究提供了人力上的支持。同时，科学史的综合化研究又会促进科学史学人才合理流动，进行优化组合，最终进一步推动科学史学的发展。而近年来，国家科技政策的转向以及对科学史学态度的转变，为科学史学发展赢得了生存的条件和发展的空间，也为科学
史的综合性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外部环境。
二、世纪之交中国科学史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世纪之交中国科学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并日趋成熟。但不容置疑的是，就总体而言，我国的科学史学事业远非达到成熟的阶段。在科学史学事业的各个方面，都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利因素制掣其发展。
（一）研究领域不够平衡
虽然，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科学史学研究不断地开辟出新的领域，但是我国科学史研究存在的不平衡性仍旧严重。从国别分类看，对中国科技史研究较多，对外国科技史研究较薄弱；从断代分类看，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多，对近现代科技史研究十分欠缺；从民族分类看，对汉族的科技史研究多，对其他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比较欠缺。从学科分类看，对数学史、天文学史和地学史研究较多，对其他学科研究比较少；从研究取向看，对内史的研究居多，对外史、综合史的研究偏少。在一个存在多元文化的国际环境下和在一个存在文化多样性国家中研究科学史，这样的研究格局无疑是不利的。
（二）学科定位不尽合理
1997年，自然科学技术史被国家有关部门定位为科学中的理学一级学科。这是科学史学界的一大幸事，因为它结束了早期科学史研究人员零散的单兵作战状态，标志着科学史学科的建制。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把科学史划分为理学的一级学科虽然有“出自便于管理”之嫌，但这种学科性质的认定倒也不无道理，因为科学史毕竟跟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科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也往往离不开对其历史的逻辑或简单追溯。但科学史学终归是一门历史学科，因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一样，科学史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性质的学科。人为地把科学史定位为理学学科不能够体现其学科性质，不利于科学史从历史学研究中汲取必要的营养，如史学研究的传统和最新的进展，从而导致了自身研究视野的狭窄、理论和方法上的滞后与贫乏。同时也必然带来科学史学自身一些目的和功能的混乱，不利于科学史对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整合。[10]吴国盛教授曾指出：“作为理学学科而非史学学科，科学史的二级学科很自然地按照理学一级学科来分科的设置(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这样，科学史难以以整体面貌出现，萨顿所谓科学史的人文主义意义就显示不出来，科学史就不能发挥它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作用。”[11]合理的学科定位是关乎科学史学发展的大事，这是国家有关部门和科学史学界都必须认真对待一个重大问题。
（三）学科规范尚待加强
科学史学研究的视角可以多种多样，但必须有一个内在的学科范式。虽然现在科学史学的研究有了一个以“科学史”名分的外在的学科建制，但是内在的学术规范尚未建立起来。没有相应的学术规范，学术群体就会缺乏一种整体的学术认同感，同行之间没有同行的感觉；没有学术规范，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进步。[12]而与规范科学史学研究密切相关的是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科学史学基本功，它要求研究者必须兼有较好的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素质。正如席泽宗老先生指出：“科学史是一门历史科学，但是一门具有特殊对象的历史科学。它的研究者除了要接受历史学的训练外，还必须有自然科学素养。”[13]而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中国传统教育的文理过分分离，造成了研究视野的狭窄。而在研究生培养方面存在的教学内容的规范性不够、某些方面的训练欠充分等问题又进一步妨碍研究者素质的提高。另外，要深入了解国外的研究概况，除了要认真研究国内的译著外，还得研究国外相关的著作和刊物。要研究这些著作和刊物，首先要看得懂它们。更不用说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给外国的同行看了。这就要求研究者要有一定外文功底。而且，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研究中国科学史学问题，不仅要研究汉族的，而且也要研究其它兄弟民族的。如果不懂其它兄弟民族的语言，研究则是寸步难行。其实，即使是要研究汉族古代的科技史，也得要有古文字的功底。可见，要成为一名较为成功的科学史学研究人员，不仅要有较好的历史学训练、较强的自然科学素养，还要有一定的语言功底。居一项者易，兼前两项者难，齐三项者已属难上之难。而在现实的社会中，齐三项且能持之以恒者，实属凤毛麟角。没有明确的学术规范和严格的人才培养机制，终究要制约我国科学史学的发展。
（四）社会地位有待提高
近年来，科学史学的社会地位着实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客观地讲，它在社会中的整体地位还很低，人们对其根本看法尚未扭转过来。无论中外，研究科学史的专家在科学界常被戏谑为“最无用”的科学家。因为他们的成果既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会诞生方便生活的器物。[14]中国是一个注重“实用”的国度，当我们谈论起古代的科技成就时，大多数人也就只记得“四大发明”，而不在乎有过什么科学理论。无怪乎，当我国首次举行国际科学史大会（第22届，2005年）之际，纵然有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千余位科学史学家云集京城，也未能引起媒体太多的激情。媒体不关心科学史和科学史学的发展情有可原，但令人担忧的是一些领导，甚至一些大学的领导、学科带头人对科学史学事业的发展也是置若罔闻、漠不关心。据说，有些领导对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科学史研究基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是充耳未闻，着实令人心酸。虽然全国各地也有科学史的研究机构，但那也是寥寥无几；虽然科学史学科争取到一级学科的名分，但全国真正设立科学史系的也只
有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和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和科技管理系）三家。在这种境况下，科学史研究在社会、在高校里总有寄人篱下之嫌。
再从科学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看，由于传统看法的影响和学科定位的偏差，我国史学界实际上也基本无人问津科学史的研究，或很少关注科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与国际上的情形形成巨大的反差，不论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柯林武德所作《自然的观念》、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等科学(思想)史专著，就是当今许多流行的历史学通史著作中就包括了对科学史的描述，例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都有专章叙述科学的历史。可以说，国内的史学界对科学史学的发展漠不关心。[15]除此之外，科学史学界与其他各界的相处也不算融洽，“科技史学者与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者缺少共同的学术基础或兴趣，彼此处于不认同的状态。两者在非正式场合相互指责对方的短处，而很少在正式的学术活动中共同讨论问题。前者认为后者不熟悉科技史的基本资料，对后者的观点不屑一顾。后者对西方的了解较主动，批评前者只看重史料考释。”[16]可以看出，学术界对科学史学的态度也是贬多于褒。
（五）研究水平亟待提升
由于以上各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我国的科学史学的研究水平与国外相比，具有较大的差距。自本世纪以来，由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介入，西方科技史研究已经从早期的成就描述向多视角、多方法（思想、社会、文化）的分析和解释发展，跨学科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对科技史的外史和综合史研究方面有所改善，但就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目前仍较多地集中在内史，与国外的研究有阶段性的差距。就内史研究而言，情况也并非乐观。国内的科学史研究多集中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对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仍较薄弱。而在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中，又多陷于搜集、考证和罗列古代科技成就的窠臼之中，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横向和宏观的研究。另外，“近20年来，一些学者在撰写论著过程中做了不少内容重复、方法雷同、观点大同小异的学科史选题，造成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17]就外史研究而言，国内近期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加强，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学术研究一度受到政治禁区的限制，很多学者不能正常地探究历史上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或技术与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作用，‘科学家’与匠人的社会角色等问题。”[18]在某种程度上不能摆脱空泛的公式化的解说模式，科技史研究的解释与启发功能弱。从以上的分析看，我国的科学史的研究仍旧处于一个种较低的水平，亟
待提升。
三、新时期中国科学史学发展的策略思考
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的科学史学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期，如何抓住机遇，改进和弥补科学史事业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促进我国科学史学事业再上一个新台阶，是科学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以下是关于这方面的几点思考。
（一）调整学科定位，促进学科互动
现有的理学一级学科的定位终将束缚科学史学的发展，必须对其适当的调整，尽快恢复其史学的学科性质。这不但有利于科学史与史学研究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且可以更好地帮助其发挥在整合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但毕竟科学史是一门特殊的历史学科，它主要涉及科学这一人类特殊文化形态或社会建制，属于专门的领域。由于科学文化的特殊性，目前关于科学的元研究学科除了科学史外，还有诸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科学普及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庞大的学科群。这说明了科学的另一个鲜明的性质，即跨学科性。所以，要想推动科学史学事业的发展，除了从历史学接受必要的教益外，科学史还必须从自然科学、科学元研究学科，甚至其他人文学科汲取必要的营养。因此，我们在考虑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的同时，还要消除科学史与其他学科存在的隔阂和壁垒，推动科学史与其他学科的互动。这对科学史学的发展非常重要：科学史学可以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实现科学史理论与方法的创新，从而为开辟科学史研究的崭新领域奠定必要的前提和基础。[19]
(二)跟踪国际前沿，拓展研究领域
跟踪国际前沿，了解国际学术界，尤其是科学史界研究的主流和新进展，引进国外科学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拓展科学史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尤其跨学科的专题研究和综合性研究以及科学的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使研究成果具有更多的解释和启发功能。即使是在具有相对研究优势的中国古代科学史领域，我们也可以采用新方法加以深入的研究，如可以引入文化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方法，“在较宽的视野里研究不同民族的典籍和考古资料，调查和抢救现存的传统科学知识和技术，认识中国科技传统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在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的意义。”[20]跟踪国际前沿，首先要翻译和引进国外学术界特别是科学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为科学史研究者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与国外科技史研究机构和组织建立交流关系，开展合作研究，多参加或参与组织国际学术会议和活动，争取到国外做访问学
者的机会。鼓励青年学者到科技史的发达国家留学，直接吸收国外的理论和方法以取得新资料。同时，须吸引那些学有所成的科技史学者回国从事研究。”[21]
（三）加强学科建设，规范人才培养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科学史学科建设：一是拓展和完善科学史学的研究领域，特别是要加强跨学科的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在研究的薄弱环节上要有突破，如在世界科技史、中国近现代科技史、少数民族科技史以及科技史的传播研究和科技史的比较研究。二是建立和健全科学史学的学科范式。首先要联合科学史学界集体的力量，对科学史学的学科规范的有关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促其早日建立。然后在科学史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健全和完善，使学科范式在凝聚科学史学界的力量和增进他们的学术认同感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三、推动和加强科学史学科的再建制。科学史虽然是理学的一级学科，但其学位设置尚不能体现科学史的史学性质，而且至今尚未细分二级、三级学科，对科学史学的发展甚为不利。所以，在这个方面科学史学界要联合国家的有关部门推动科学史学科的再建制，细分二、三级学科。如在恢复其历史学科的定位下，可把科学史学史（科学编史学）、科学社会史、科学史比较、科学史传播等等设为其二级学科。又可以在科学社会史下设三级学科，如科学与政策、科学与文化和科学与管理等等。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加强学科建设必须同规范人才培养结合起来。缺少合格的科学史学人才，加强学科建设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人才在加强学科建设的方方面面都起不可或缺的作用。规范人才的培养可以从以下两种渠道着手：一要加大对在职的科学史学人员培训的力度，使其可以不断地通过进修提高自身的研究素质和研究能力；二要规范科学史学研究生的教育，使其可以受到比较完整的学术训练，特别是科学史理论和方法的教育。最后，要特别提到的是，为了加强对外的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生和年轻的学者们急需至少掌握一门的外语。在此基础上，鼓励学习多种语言，包括中国本土的少数民族的语言。[22]
（四）加大扶持力度，提升社会认同
近年来，科学史学的诸多功能逐渐地被人们认识和了解。如帮助人们理解科学本身和认识应如何应用科学方面的功能，也就是说，科学史可以带来对于科学本身以及与其内外相关因素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作为其他相关人文学科之基础的功能，也即作为诸如像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背景、研究基础，或者说认识平台；科学史的教育功能，特别是其在一般普及性教育方面的功能，包括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和对两种文化之分裂的弥合；作为科学决策之基础的功能，如国外近年来逐渐兴起的科技政策史的研究。[23]为此，有人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科学史学研究的关注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这种说
法应本毫不夸张。科学史学正日益显现其与众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在各个领域发挥其独有的作用。客观地说，近年来国家对科学史学事业的发展给予不少的帮助和支持，如给科学史学科一级学科的名分、斥资千万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召集有关部门和人员研究和编写大型的科技史系列丛书等等。但从科学史学的长远发展看，这些支持和帮助还远远不够。国家应该加强对科学史学发展扶持的力度，无论是在对科学史特有的功能的宣传力度上，还是在科学史学的学科建设、科学史学人员的待遇和科学史学人员的培养等诸多方面的支持力度上，都应该有所加强。在现有的高校的体制下，行政手段还是很奏效的。如教育部可以做出一个规定：研究生甚至大学生必须修或选修含有科学史学史内容科技史课程。从而促进师资的培养，推动“再建制化”。[24]惟有如此，科学史学人员才有所归依，才能不用操心生计而安于研究；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科学史研究人员，形成专业的研究队伍，推动科学史学事业的向前发展。
当然国家和社会的扶持对科学史学的发展和提升其社会地位有重大的帮助，但这毕竟是科学史学发展的外部条件。归根到底，科学史学的发展和要赢得社会更多的认同，关键是在于自身研究要有突破，要多出成果。所以，我们在呼吁国家对科学史学要加强扶持力度的同时，科学史学界乃至科学史学研究人员个人都要作出自身的努力和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固然不希望科学史学研究人员为生计而疲于奔命，但更不希望他们为生计片面夸大研究的功效或是粗制滥造而毁了自家园地。科学史学研究人员应该要有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意识和心理准备。据说，在西方的科学史学界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观点，即科学史并无“实际”或“实用”的功能，并相应提倡“为历史而历史”的观点。这是值得我国科学史学界借鉴和学习的。虽然过分提倡这种观点在短期内不利于科学史学的生存，但从长远来看，对保持科学史研究的学术水准却是至关重要的。[25]
参考文献：
[1]刘钝万辅彬走向世纪的中国科技史视野——科技史学家访谈录之六[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5
[2]刘钝俞晓群科学史在中国[N].科学时报，2002年10月18日
[3]路勇祥科技百年的回眸与新世纪的展望[J]. 未来与发展， 2000(4)
[4]江晓原关注当代问题:新世纪以来国内科学史研究专题回顾———以五种重要刊物为主[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6
[5]卢卫红科学史，也可以很多元[N].中国图书商报，2005年9月30日
[6][7]刘钝袁江洋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3）：53
[8]苏玉娟魏屹东 1979—2000年中国科学史研究状况及趋向计量研究[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6（1）：52
[9]许知鱼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将有新突破[N].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22日
[10][15][19]王大明郭继贤走向开放的科学史研究——关于科学史学科性质的思考[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12）：33、34、34
[11]吴国盛. 科学史学科建设几点意见[Z]. Http :/ / www.phil. pku. edu. cn/ personal/ wugsh/ fields/ academic/ 3. htm
[12]吴国盛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总序[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
[13]席泽宗科学史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8：26
[14]薛晖重新认识“无用”的学者国际科学史大会侧记[Z].人民网，2005-7-26
[16][[17][18][20][21][22]张柏春对中国学者研究科技史的初步思考[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1（3）：93、91、92、93、93、93
[23][25]刘兵科学史功能和生存策略[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1）：8-9、9
[24]张柏春对于科技史发展的几点意见：对香山会议议题的回应[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1）：10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century
ZHAN zhi-hu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has grown enormously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century, such as its going through “re-institutionalization”, its international impact and status ascend ing swiftly, its publication prosperity increasingly and its new trends. At one time it has many disadvantageous factors, such as the limitation of its orientation and criterion, realm and level and the social status. Therefore, the people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should unite the power from country and society to deal with such problem together.
Key word: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re-institutionalization; trend; strategy
作者简介：詹志华（1974 - ），男，汉族，福建平潭人，厦门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思想史和科学哲学
联系地址：福建厦门思明区莲秀里105号3E 邮编：361006
邮箱：zzhbaby2006@https://www.wendangku.net/doc/ee17993826.html, 电话：0592-******* ；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