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的交锋：晚清《鲁滨孙飘流记》诸译本对经济个人主义的翻译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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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利的交锋：晚清《鲁滨孙飘流记》诸译本对经济个人主义的翻译与批评

作者：崔文东

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04期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晚清时期中国译者翻译《鲁滨孙飘流记》中经济个人主义话语的方式，以及译者的文化心态。在英国文学传统中，鲁滨孙被视为经济个人主义的化身，因追求经济利益而离家冒险，在人际交往中以金钱为标尺。而在晚清，中国译者视鲁滨孙的冒险精神为救亡图存的手段，可是原著体现的经济个人主义与儒家伦理格格不入，亦与救国无关，注重义利之辨的中国译者必须设法处理这一文化冲突。于是三位译者用儒家伦理或国民论述刻意改造了鲁滨孙的冒险动机，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虽然具体翻译手法不同，但是基本倾向一致，可以看出译者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选择性地挪用西方文学与文化，改造中国传统。

关键词：晚清翻译小说；经济个人主义；儒家伦理；国民论述

一、引言

晚清是翻译小说大盛的时代，在这一时期，英国小说名著Robinson Crusoe（现在一般译

为《鲁滨孙飘流记》）备受瞩目{1}，就笔者所见，当时至少出现六种中译本，分别是：英国教士英为霖译《辜苏历程》（1902），沈祖芬（1879-1910）译《绝岛漂流记》（1902），秦力山（1877-1906）译《鲁宾孙漂流记》（1902-1903），林纾（1852-1924）、曾宗巩（1866-1938）合译《鲁滨孙飘流记》（1905）、《鲁滨孙飘流续记》（1906），汤红绂译《无人岛大王》（1909），袁妙娟译《荒岛英雄》（1909）{2}。

大致说来，这些译本分属于晚清文学翻译活动的两个主要类型。一类是来华新教传教士主导的文学翻译。此类翻译活动起源甚早，自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72-1834）以降，为了推广基督教，传教士将西洋宗教著述源源不断译成中文，其中也涵盖大量文学作品，如《天路历程》之类传教士小说③。英为霖译《辜苏历程》与之类似，原著中包含大量基督教内容，译者加以翻译、渲染，旨在传教{1}。另一类则由中国知识分子主导，大规模出现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小说视为启蒙大众的工具，无论维新派抑或革命派，都积极投身小说翻译事业{2}。《辜苏历程》之外的晚清《鲁滨孙飘流记》译本均属这一类型，译者试图借冒险故事激励国人进取冒险，以救亡图存③。

不过，对于中国译者而言，在传达冒险精神的同时，也不能不面对原著小说中其他类型的思想意识，有些甚至与晚清时期的思想潮流格格不入，其中之一就是作为商人的鲁滨孙身上体现的经济个人主义话语。所谓经济个人主义，指的是原著中鲁滨孙汲汲于金钱，并以金钱衡量一切价值的态度{4}。鲁滨孙奉行的价值观，就是资产阶级商人的价值观，以盈利为终极目的，处理人际关系时以利己主义为标准。在英国读者看来（譬如英国教士英为霖），是习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