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_徐崇温

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

·5·

本刊特稿

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

徐崇温

【内容提要】针对那些认为中国模式是由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的，要慎言

中国模式等种种观点，本文强调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强

调各国都应独立思考、独立自主地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其着眼点在于社

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而毫无自封样板以示范之意；它所体现的也不是民

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尊重民族特征、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中国模式可供别国借鉴参

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强加于人，它和什么“共识”并不是同一回事情；中国模

式还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

【关键词】中国模式 独立自主 发展道路

作者徐崇温（19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北京 100732）。

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健康发展，让整个世界为之称奇。还在2006年11月的时候，日内瓦现代亚洲研究中心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模式的魅力》的文章，说仅仅在30年前，中国和马拉维一样贫穷，而今天的马拉维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扩大了九倍。有的外国人则说，中国在西方国家在午餐后小酣的瞬间，就变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顺便让一半中国人摆脱了贫困。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却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并健康而快速地发展，人们争相探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中国模式。我们国内则从突破和摆脱苏联模式的反复探索中，悄然兴起和逐渐展开了有关“中国式现代化”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讨论。2004年，由于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清华大学教授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近年来，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由于我们党和国家沉着应对，率先实现经济总量回升向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穏定，而在世界舆论中引起了对中国模式更加密集的关注和讨论。但不同的人们是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注视中国模式的，因而在讨论中出现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意见，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有一些意见却是建立在对事实真相有所误解的基础上的，因此，通过讨论辨明是非，弄清楚到底应该怎样理解中国模式，就成为推动讨论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条件。特别是对于那些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的合理性的意见，事关我们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话语权，尤其需要通过讨论加以澄清。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年第2期

·6·

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 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由中国人、而首先是由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提出来的，意在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这种意见显然不符合客观事实。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一再提到中国模式，一次是在1980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时，就在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的对比中提出了“中国的模式”的问题。他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①另一次是在1988年5月，他指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②

在这里，邓小平一再提到中国模式的原因和意思都十分淸楚，就是因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因此，“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③。他所强调的是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在这里，中国模式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它所指的，无非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思考，反复探索所找到的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无非就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战略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怎么可以否认它的客观存在？又有什么根据说它是由别有用心的外国人为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提出来的呢？

二、中国模式的提出，着眼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现代化道路的

多样性，丝毫没有自封样板、示范的意思

有一种意见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板之意，因此要慎言“中国模式”。这种说法显然是有悖于邓小平提出中国模式时的着眼点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在最后沿着一些基本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所以，只有善于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各国无产阶级的事业才能得到成功，因为这些基本理论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因此，不言而喻的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必定是多种多样的。对此，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也是确认的。这个《宣言》明确指出：“为生活经验所检验过的社会主义建设共同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化，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具体贡献”。

然而，在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的过程中，特别是其后，苏联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却恶性膨胀起来，它违背了恩格斯关于“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

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8、319页。

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

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①的明确论述，违背了列宁关于“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的告诫②，把自己的经验凝固化、绝对化和神圣化，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把兄弟党、兄弟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错误地当作民族主义来加以批判和斥责，实际上根本否认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它把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采用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种种作法，如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中央指令性计划等等，统统当作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当作划分真假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这种“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和作法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事情正如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指出的：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其后，又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③。在理论上，这种“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则表现为故意混淆是非，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所谓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混为一谈，如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也耶夫在1975年主编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与现时代》一书就说，右倾机会主义者附和反共分子，断定社会主义有苏联的、中国的和古巴的等等模式。深入分析一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概念就不难看出，他们实质上是企图针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设计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容的模式。

所以，事情十分明显，中国模式的提出，其着眼点不仅不是、而且恰恰是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给苏联模式自封样板和示范，而主张各国要独立自主地寻找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邓小平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因此，“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④应该说，这才是邓小平提出中国模式时的着眼点。

三、中国模式所体现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

尊重民族特征、重视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

在苏联“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者的心目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由此形成中国模式，是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民族主义”。这种诬指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某些西方的汉学家。例如，美国著名的“中国通”费正淸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就说：“形成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时意味着不能当别人的狗尾巴”⑤；美国汉学家史华慈在《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成分和中国传统成分之间进行拆分组合，他沿着这两种成分经纬线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异端，中国成分仍然是其中的决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4页。

②《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7页。

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41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191页。

⑤费正淸：《伟大的中国革命》，香港：香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34页。

·7·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年第2期

定性因素①；美国汉学家施拉姆在《如何评价毛泽东》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拒斥和对中国现实及传统的提升，目的在于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使之符合中国情况”。②

应该说，这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模式作为民族主义的诬指，全都混淆了民族主义同无产阶级尊重民族特征和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之间的原则界限。

什么是民族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就是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对立起来，借口前者而反对后者，损害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但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理所当然地反对这种民族主义的同时，又一贯要求各国的无产阶级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候，要充分尊重民族特征和重视民族差别，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187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其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在25年后的当时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又特别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③；列宁则在1920年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要求使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国家的差别。他强调说：“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而为此就“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④。

那么，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构建中国模式的呢？答案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就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⑤。对于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问题，毛泽东在1942年2月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中，曾经作过一个生动而贴切的描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⑥。毛泽东的这个比喻，淸楚地说明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存在的是为了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实行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又发展理论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理论的折中混合。因此，在这里，压根儿就不存在某些西方汉学家所臆测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理论的成分孰多孰少、孰高孰低的拆分组合，哪种理论成分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的问题，也不是不当别人的狗尾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更不存在什么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而提升中国传统和现实的问题。所以，说到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模式所体现的，不是什么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充分尊重民族特征和重视民族差别的一贯要求。

那么，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模式，是否就成了列宁主义的异端？否。这里且以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革命模式为例，作一些剖析。众所周知，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都是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也就是说，在平时，无产阶级政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

①参见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北京：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②施拉姆：《毛泽东：再评价初步》，香港：香港中国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页。

④《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9、820页。

·8·

关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

集中力量发展工人运动，在革命危机到来时，在城市举行总罢工和工人武装起义，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教条主义者曾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企图在中国如法炮制这种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模式，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几乎陷于绝境。正是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显然不是离开列宁主义的异端，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既表现了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创立了不同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形式的气概，又坚持了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出的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革命道路。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革命模式，是用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方法走了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它既继承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四、中国模式可供别国借鉴和参考，但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强加于人

在当前，中国模式虽然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但由于它以这种形式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了或解决着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追求文明进步、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以及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又无疑地具有可供借鉴的世界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经说过，到21世纪中叶，中国“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就为“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①；“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②。但即使如此，邓小平仍坚持反对别国照抄照搬中国模式，更反对我们把中国模式强加于人。他说：“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③；“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据此，“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④。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把学习借鉴和照抄照搬别国经验严格区别开来。他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⑤。

在此意义上，应该说中国模式同雷默所说“北京共识”，并不是同一回事情。雷默对中国模式的概括，虽然含有若干合乎实际之处，特别是由此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引发了世界各大主流媒体展开对中国模式的广泛讨论；但他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却与中国模式的本意和宗旨背道而驰，因为中国模式只着重于总结自身的经验，阐释中国是如何在改革开放中取得成功的，而并不把自己看成就是与其他国家一道的“共识”，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55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9、31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65页。

·9·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年第2期

更不把自己看作是像“华盛顿共识”那样要往外推销的东西，而只是认为可供它国借鉴和参考罢了。

五、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

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

有一种意见认为，之所以要慎言中国模式，是因为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变化之中，还没有完全成功，甚至还没有定型，因此，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说中国模式正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这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为实现发展的战略目标，解决人们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生活中突出问题的发展变化，它的发展模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请问，世界上有哪种模式不是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过发展变化？又有哪种模式因为经历了发展变化而不成其为模式？显然没有。因为事情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①。例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胡锦涛提出的要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以及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重大战略思想，就标志着中国模式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发展变化。但要是以此为据去否认中国模式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认为中国模式还没有定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却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衡量一种模式是否已经取得成功的标准，并不是它还要不要发展变化，而是它是否已经推进了自己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应该说在这方面，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中国模式也要不断地与时俱进，而这并不证明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深入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②，这些话实际上也指出了中国模式在今后发展变化的方向和途径。

参考文献：

[1] 季塔连科：《论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载俄罗斯《远东问题》双月刊2004年10月22日。

[2] 卡洛斯 莫内塔：《中国改变了世界的重心》，阿根廷《号角报》2006年1月15日。

[3] 司马达：《世界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世界》，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年3月31日。

[4] 方展文：《举世关注“中国模式”》，载香港《镜报月刊》2009年4月号。

[5] 本杰明 泰里：《思想斗争迫使西方后退》，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0年2月18日。

（编辑：汪世锦）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12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11-812页。

·10·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第十九届年会综述

ABSTRACTS

Several Problems about How to Understand China Model

Xu Chongwen

There’s a popular view among Chinese academics that, adopted by foreigners with ulterior motives, China model should be used with caution. Opposing to the view,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Deng Xiaoping had mentioned China model as early as 1980s and stressed that each nation should think independently to find development model confirming to its actual conditions. Without any intent to demonstrate, China model mentioned by Deng focuses on the diversity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modernization path. It is not to reflect nationalism, but the consistent demand from proletariat to respect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national differences. China model can be referred by other countries, but can’t be copied, nor imposed, which differs it from the so called “consensus”. China model needs improving with times, but this does not hinder its objective reality.

How to Understand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Lv Shirong & Zhou Hong

In essence,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s in the method and spirit. At present, holding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s necessary conclusion of dealing with the attack of foreign bourgeois ideology and diversity of domestic social thought, learning from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Upholding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s China’s fundamental political principles. Marxism can guide because it is a scientific theory and method, and the spiritual cornerstone of the socialist China,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arantees for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succeed. Only grasp the spirit of Marxism can we realize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onsciously, adhere to the firmness of ideology position, and advance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moothly.

Capital and the Integrity of Marxist Theory

Zhang Leisheng

Marxist philosophy,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three major components on the study of objective world, huma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ir inherent logic relations form the integrity of Marxist theory. The development of inherent logic of Marx’s thought also reflects the integrity of Marxist theory. Capital fully demonstrates the integrity of Marxist theory in creative process, in determining the object of study, as well a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Capital is a grand masterpiece, which fully reflected the integrity of Marxist theory.

·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