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辨伪学理论和实践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年第$期胡适的辨伪学理论和实践!
王琼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湖北武汉%$&""’(）
%%［摘%要］胡适的辨伪学贯穿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方法论原则。在此方法论
指导下，胡适发现了清代辨伪学家崔述，并高度评价了其科学的辨伪学方法。其方法论的形成
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胡适从这一方法论出发，总结了自己的辨伪学思想，并在诸子学、水经
注研究及其他领域进行辨伪学的实践。胡适疑古辨伪的学术成果存在颇多争议，但是其提出的
方法论原则却意义深远。
%%［关键词］胡适；辨伪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中国!"世纪辨伪学成就卓著的是梁启超和顾颉刚，而胡适也是一位不得不提到的重要人物。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诸多学术领域都扮演了“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先行者角色。在辨伪学领域也是如此，他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方法论，运用于辨伪学，倡导整理国故，启发并参与了古史辨派的大讨论。虽然胡适在辨伪学方面如同他在文学革命运动中一样，始终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但是其方法论在现代辨伪学上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
%%一、胡适方法论的来源
%%胡适方法论的来源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是中西合璧的科学方法的综合，既有西方存疑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也受到中国传统的朴学方法和观念的感染和熏陶。%%胡适在其口述自传中说，他从幼年起逐渐形成一种怀疑的态度，而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接受了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胡适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和功用。”［,］事实上，在哲学上赫胥黎除了“怀疑”之外还有其他内容，胡适只吸取了其中的存疑思想，忽视其他。杜威所倡导的实用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哲学方法，而在胡适那里则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治学方法。
%%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原则，最初是在,(,(年他所发表的《实验主义》一文中提出的。在那篇文章中，他介绍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关于论思想的“五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王琼（,(/&.），女，湖北荆门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所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历史文献学。
步说”，即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疑难的境地；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何处；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决定哪一种假设是适用的解决；证明。接着，胡适把杜威的“五步说”加以归纳发挥。他认为上述五步中的前两步只是为了引起第三步———假设，而后两步则是为了“证验”第三步。这样，胡适就把“假设”和“求证”从杜威的“五步说”中概括出来并直接联系起来，把它作为人们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这就是他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论之始。
!!胡适的科学方法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影响，他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考察和分析了宋明以来学者的治学方法，将杜威的思想方法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融为一体，并且指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有两点：（"）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在倚重证据这一层面上，胡适沟通了朴学的治学原则和西方的科学方法，他说，“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和葛利略牛敦的方法，是一样：他们都能把他们的学说建筑在证据之上。”［$］胡适在以后治学方法的论述中多次提到“证据”的重要性。他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他重申了这一点，“他们的方法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
!!二、对崔述科学辨伪学方法的发现
!!胡适对于辨伪学史的重大贡献是对崔述的发现和研究。崔述是清乾隆嘉庆年间著名的考据辨伪学家，在考据辨伪方面成就斐然，堪称一代大师。崔述辨伪学的主要著作是《考信录》，其疑古辨伪学的成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史学考证方面的成就，二是其在辨伪学方法论上的贡献。他在史学考证上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考信辨伪的方法。［&］正是在这一点上，胡适与崔述找到了共鸣之处。但在胡适以前，崔述学术上的重大贡献一直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其著作《东壁遗书》刻成之后，在一百年里几乎无人过问。梁启超的《清代史学概论》也没有提及崔述的名字。
!!胡适极力推崇崔述，特别重视崔述的《考信录》在史学发展上的重要意义。胡适在"’#&年写了《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书，大力赞扬了崔述的科学精神。胡适在书中编订了崔述的家世和年谱，对崔述作了全面的介绍，充分肯定了崔述的辨伪考信的科学方法的重要意义，指出了崔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显然，胡适将崔述推向中国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说：“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渐谋更向上的进步。”［(］
!!崔述强调史学辨虚实比论得失更为重要。虚实即是伪与真，胡适认为崔述的“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是一切史学的根本方法。他指出，崔述的“考信”态度是地道的科学精神，也正是地道的科学方法。崔述所定下的辨别史料真伪的标准是：“凡其说出战国以后者，必详为考其所本（考其所本即是寻出他的娘家），而不敢以见于汉人之书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这正是胡适所倡导的无证不信的精神。崔述的考信辨伪的方法与胡适的科学方法不谋而合。
!!"’#"年，受胡适的嘱托，顾颉刚标点崔述的《考信录》，整理《崔东壁遗书》。"’$(年胡适在为已经完成的《崔东壁遗书》作序时，进一步肯定了崔述的科学法，并指出崔述在考信辨伪过程中存在的失误，即崔述受到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在考信辨伪过程中以儒家经典做为标准，犯了“先信而后考”的错误。胡适认为这些都是时代风气的限制，应当说胡适对崔
述的评价是中肯的。
!!从"#世纪"#年代初到$%&’年《崔东壁遗书》的问世，在胡适和顾颉刚的大力提倡下，学术界掀起过一阵“崔述热”，直接影响了“五四”以后以考信辨伪称世的“古史辨派”的学术发展方向。
!!三、辨伪学的理论建树
!!胡适在辨伪学理论上的成就并不突出，但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胡适将古书真伪的考订纳入整理国故的范畴，胡适是“整理国故”运动的倡导者，这一口号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总结明末到当时三百年的国学成绩时，认为整理古书的第三个方面是真伪的考订，而且还特别指出“考订真伪这一层，乾嘉大师（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和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但方法还不很精密，考订的范围也不大。因此，这一方面的整理，成绩比较的少了。”［(］成绩太少，方法不精，也许就是胡适致力于考信辨伪的方法和实践探索的原因之一。在此处，胡适将辨伪学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更强调了以往辨伪学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足以引起学界的重视。
!!其次，胡适在$%$(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对史料的辨析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胡适认为要揭示哲学家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胡适认为如果一味迷信古书，不审定史料的真伪，必定会“失了各家学说的真相；乱了学说先后的次序；乱了学派相承的系统。”［$#］并以管子为例说明考订史料是研究中国古史十分重要的前提。
!!其三，胡适在此书中还就中国古代哲学史论述了古人作伪的原因以及辨伪的具体方法，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古籍辨伪也有指导意义。
!!胡适认为古人作伪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恐怕自己人微言轻，不受重视，而借重古人的主张。二是人们为了钱财，有意伪作古书。此两条虽不全面，但也指出了一些问题。但在此处，胡适认为，只要是伪书，便失去了史料价值，便可以完全抛弃。用今天的学术观念来看，先秦很多古籍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全伪或者部分伪，但仍然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参考，在某一方面仍然具有学术价值。
!!胡适还提出了五条审定史料的方法，方法的核心依然是证据。他指出：“凡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证据，方能使人心服。”［$$］胡适将证据分为两大类，即内证和旁证。内证即史事，文字，文体，思想四种，看史事、文字、文体是否与作书人所处的时代相当来辨别某书或者某书中的一篇的真伪，看书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是否与作书人一贯的思想以及作书人所处时代的思想是否相和。如果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书的真伪就值得怀疑了。也就是说，内证都是从本书里寻出来的，而旁证是从别书中寻出来辨别真伪的证据。
!!胡适在以后的论述中还提出了证据的条件问题。他认为对于证据要谨慎看待，对于证据要问：“（$）这种证据是什么地方寻出的？（"）什么时候寻出的？（&）什么人寻出的？（)）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这个人虽然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心的）的可能吗？”［$"］这种对证具体分析的态度对于辨伪学是有指导意义的，胡适晚年在求证过程中也极为重视。
!!四、胡适的辨伪学实践及其失误
!!如同在文学革命中《尝试集》的诞生一样，胡适在辨伪学领域也进行过一些尝试，最开始是关于诸子方面的考辨工作。在《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丛考》中，上编以胡适的《诸子不出王官论》开始，下编以其《老子传略》开篇，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胡适辨伪学的重要作品，在文中做了大胆的假设，也进行了小心的求证，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
!!《诸子不出王官论》是论述诸子源流的文章，胡适举出三个论点说明诸子不出于王官，更驳斥了章太炎《诸子学略说》中认为诸子出于王官的观点。古史辨的讨论由诸子学缘起，逐渐到了具体的先秦诸子的考辨，以《老子》的考辨最为热烈。除了《老子传略》之外，胡适还有一系列论老子的文章，如发表于"#$"年的《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年的《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和"#$$年的《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在这三篇文章中，借由老子问题的探讨，检讨了自己的方法论。关于此问题已有专文论及，此处不再赘述。
!!此处想要说明的是，胡适此时发现了自己早年方法论上的一些误区。上文论及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了考辨史料的五种方法：史事，文字，文体，思想和旁证。在辨别老子成书年代的问题上，冯友兰提出《老子》成书年代当是战国时代。他的证据有三：一是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二是《老子》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之后；三是《老子》之文体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的作品。［"$］这几条都是论理学上的“丐辞”（胡适曾说，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通称丐辞）。显然，胡适所提出的方法缺乏恰当的前提，如老子的问题，现在并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春秋时期的文体当如何，战国时期的文体当如何，只能是依据经验的推论，如果单凭此来辨别史料，难免有失偏颇。
!!以思想的发展演变的脉络和线索为证据，寻求某书的时代和真伪，有时会有一些作用，有时又会让人进入疑惑的境地。《论语》中“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同样的话，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胡适认为，《论语》书中推崇“无为而治”，可以证明孔子受《老子》的影响，也就是说，老子与其书在孔子之前。顾颉刚认为，《论语》的话有甚似于《老子》的，若不是《老子》的作者承袭孔子的见解，就是他们的思想偶然相合。因此根据思想来辨伪论断，缺乏科学的客观标准，胡适由此感叹“这种所谓‘思想线索’的论证法，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
《醒世姻缘!!胡适除此之外，还有商量辨伪实践的文章，例如其早年的《论牟子理惑论》、
考证》、《周官著作时代考》、《辨伪举例———蒲松龄生年考》等文。胡适晚年致力于宗教和《水经注》的研究，在这方面也有不少考证辨伪的文字，如《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全氏七校水经注四十卷的作伪证据十项》、《证明全校水经注的题辞是伪造的》、《全氏七校水经注辨伪》等。试看这些文章，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说，胡适“$’年代还有些‘大胆的假设’（如关于《醒世姻缘传》作者的考辨等），&’年代后基本上只从事‘小心的求证’”。［"(］在后期小心求证的过程中，几乎舍弃了以前的种种方法，完全以文字校勘为依据，并提出“善本对校是校勘学的灵魂”之说，似乎完全陷入了清人治学的老路上去了，无法再有新的创造。其《水经注》辨伪的文字，后来自己也承认是错了的。耿云志先生论其《水经注》的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最大的贡献在于《水经注》版本的收集。这也许是胡适盛名之下，举步维艰的悲哀。
!!尽管胡适“创造无力”，但是他在"#世纪"#$%#年代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对顾颉刚等人产生了大的影响。顾氏对此指出，他是在胡适、钱玄同的影响和鼓励下作出成绩的。他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在疑古思想、科学方法的启发下所编成的《古史辨》一书更是影响深远，胡适自己也说，这部书“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彻猛烈的真实’的精神”。［&(］“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虽成就有限，但在当时影响深远，为后来史学的发展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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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