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选A卷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2008—2009学年度第二学期历史学院（系、部）历史学专业08级
《中国历史文选》期末考试试卷 A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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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曰：“筮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為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為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
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盂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或又摘其重複失檢，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
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複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一、寫出下列繁體字的簡化字（10×1′）
竊備嘗職藝變弔總體猶
二、解釋加點字詞（5×4′）
天人官曲諸史不祧之宗科舉之程式龜策
三、翻譯全文（60′）
四、如何理解上文中的“圆而神”、“方以智”？（10′）
参考答案及评份标准
窃备尝职艺变吊总体犹
天人官曲：周代官职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大类。《周礼》把所有掌管天、地、人事的官职以及下官职全都记载无遗。
諸史：包括：大史，职位很高，新王登基，大史参加策命典礼，王为国家大事有时还会访问大史，有时大史还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小史，秩卑，金毓黻说：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称之为“史”；内史，其秩最尊，《周礼》说内史掌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掌书王命，内史还奉王命出使诸侯国；外史，秩卑，《周礼》云其职务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御史，秩卑，又一名柱下史。其职务是掌管图书等。
龜策：指《龟策列传》，载于《史记》卷一二八，除记载宋元王与博士卫平的问答外，还记载了用龟甲和蓍草占卜求卦和判断吉凶征兆的方法。
不祧之宗：不迁入祧庙的祖先。比喻创立某种事业而受到尊崇的人。祧：古代帝王的远祖的祠堂。
科舉之程式：程式，程文格式。宋朝以后，把科举考试所取的士子试卷，叫做程文。金元时，主持考试的官员也需各作程文一道，发给参加考试的举人作为答卷的范本，即所谓程式。明、清时专称考官的范文为“程文”，而别称中式试卷为“墨卷”，合称“程墨”。它们的格式，即通常所说的八股。这种文体，怎么写，写什么，以及文章段落、字数，都有刻板的规定，出格者必落选。
《易》说：“用蓍草占卜的特点是圆形而变化莫测的，卦的特点是方形而历历可见的。”近来时曾经私下采取这个意思，用来概括从古到今的史书，撰述要它圆通而变化莫测，记注要它方正而可以知道。知用来集聚过去的知识，神妙用来预知未来的事物，记注想使过去的事情不被遗忘，撰述想使未来的事物出现。因此，记注集聚过去的知识好像有智慧，著述预知未来的事物好像变化莫测。集聚过去的知识要它完备没有遗漏，因此体制有确定的规则，它的性质是方形的固定；预知未来的事物要它选择取舍，因此体例不受常规的拘束，它的性质是圆形的变化。《周礼》三百六十个官职，人世官的才能和自然界物的效用之事可以说没有不具备的了。但是各史宫都只管记注，却来曾有掌管撰述的官。祝、史宣读的命告，未尝不是撰述，但是没有撰史的人。例如《尚书》的誓诰，自然出于史官所作，至于《帝典》等篇，并没有奉命撰写的官。那么，流传后世通行久远的事业不可以拘泥于职守，非得等到适合的人出现后进行，不是圣哲高明深知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精深微妙的顶点，不能够参预这事。这就是《尚书》没有固定方法的原因。
《尚书》、《春秋》都是圣人的典籍。《尚书》没有固定的方法，而《春秋》有既定的体例。因此《尚书》的支派转入《春撤入《尚书》却没有继承者。有既定体例的容易遵循，而没有固定方法的难以继承，这是人们所
知道的。但是圆通而变化莫测与方正而有智慧，自从有书籍以来，二者是不伯废的。人们不能探究六经的深奥罢了，没有得不到六经遗留的意旨的。史学家继承《春秋》而有著作，没有比得上司马迁、班固的，司马迁就近于圆诅而变化莫测，斑固就近于方正而有智慧。
《尚书》一变而出现了左丘明的《春秋》，《尚书》没有既成的方法，而《左传》有确定的凡例，以便辅助经书。《左传》一变而出现了司马迁的纪传体，《左传》按照年月顺序记事，而司马迁的《史记》分类别，以便搜集逸事。司马迁的《史记》一变而出现了班因的断代史，司马迁的书通变化，而班因守规矩，以表示总括。就形状面貌来说，《史记》和《左传》远远不同，而《汉书》同《史记》相近。大概《左传》体制直截，自成编年体之祖，面《史记》、《汉书》曲折完备，都是纪传体之祖。推究精深微妙处来说，《史记》离《左传》近，而《汉书》离《史记》远。大概《史记》本体圆通作用神炒，多得《尚书》的遗留；《汉书》本体方正作用明智，多得《周礼》的意旨。
司马迁《史记》纪、表、书、传等体，源出《左传》而大致表示区分，不很拘泥于题目。《伯夷列传》其实是七十篇列传的序例*不是专门为伯夷作传。《屈贾列传》是用来表示厌恶绛侯、灌进谗言，它叙述屈原的文字，不是为屈原表白忠心，实在是悼念贾谊的赋作。《仓公列传》记录他的医案，《货殖列传》同时记载各地物产，《龟策列传》虽然记载占卜之事，也有根据事情写成篇章的意思，本来不拘泥于为某一个人具备生平经过。《张耳陈馀列传》，由一人的事迹可以看到另一人的事迹。《孟子苟卿列传》，总括游士的著书。《史记》用姓名标明篇目，往往不受体例的限制，只是用来起个篇名，臂如《诗经》的《关维》、《鹿鸣》，内容是写男女相恋之事。而有的人却指责它所排列的不是一类，如量子与三位邹子。有的人又指摘它重复而失于检查，如子贡已列在《仲尼弟子列传》，又见于《货殖列传》。不知道古人著书的用意，却反倒用后世人所固执道守的既成方法，责备古人的变通，他们也知道《史记》本体圆通作用神妙，仍然有《尚书》的遗留吗！
司马迁《史记》的作法不可以当作固定的方法，斑固《汉书》依照司马迁的体制，制定了确定的体例，于是成为后世尊奉的创始者。夏商周三代以后，史学人才不是世代都出现的，就小心遵守规矩，等待合适的人出现后再实行，精势不得不这祥。但是斑固t汉书》本来是撰述而不是记注，那么在近似方正明智之中，仍然有圆通而神炒的性质用来为《汉书》安排布置，因此能成一家而可以流传后世通行久远。后世的史书丢失了斑固《汉书》的意旨，却把纪、表、志、传看作和科举的程式、官府的文书相同，就在记注、撰述两方而都没有相似之处，而古人著书的宗旨不可以再提起了。史学方面不能自成一家，而所记的事和文章都不显著，却还固执地遭守既定的方法，认为自己的书本来是尊奉司马迁和斑固的，那么文学失去传承很长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