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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课本热销引发讨论教育部称明年将修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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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课本热销引发讨论教育部称明年将修教材 10-12-28中国新闻网马海燕我要评论(51) 中新社记者马海燕

中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题：开明国语教材热销带动教材大讨论教育部回应明年教材将修订

一套78年前的老课本近日受到年轻家长热捧。这套由叶圣陶主编、丰子恺配插图《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在新世纪又被许多家长买给孩子当课外书，以至断货。趣味盎然、开放实用的编写给孩子丰富精神食粮的同时，也引发社会对当下语文教材的反思。

和开明书店版《开明国语课本》同时热销的还有1917年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国语教科书》、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有出版者感慨：这些问世已有七八十年上百年历史的热门教材受追捧恐怕不能用怀旧、复古、炒作等来解释了，应当成为今天教材编写的一面镜子。“不是我们的课本做不到引人入胜，而是当下教育体系饱含优胜劣汰的功利色彩。”

这些意象优美的课本，也讲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却没有让孩子感到假大空。叶老先生第一课就讲“先生早！”丰子恺为每一篇课文精心绘制的插图让现在的孩子读来仍感趣味盎然。而当下教材《陈毅探母》、《爱迪生救母》等范文的真实性都饱受质疑。有专家遗憾地指出，现行语文课本存在“四大缺失”，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

其实，大概从2001年开始，新中国的教材方针就已从原来的“一纲一本”发展到后来的“一纲多本”，即从只有一套固定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发展到目前的多套教材。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说，光小学的语文教材就有十几套，初中的教材就有八九套，现在的教材应该说呈现了百花齐放非常繁荣的阶段。

但这些教材仍逃不脱不断被学生、家长、学者“找错”的厄运。续梅表示，教科书的编写和评价专业性、学术性非常强，既要考虑时代背景，又要考虑中小学生的认知特点、年龄特点。她认为对于单篇文章、单个内容的评价，要放到整套教材大的体系当中来评判，才能更科学、更全面一些。

据介绍，教育部去年面向20多个省市十几万学生也进行了教材使用情况跟踪。续梅表示，目前全国师生对目前使用的教材还是基本满意的，当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这些都在由相关专家整体梳理，明年启动新一轮教材修订时，会把相关意见反映给相关工作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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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老课本”突然热销

不得不说

没想到五年前出版的“老课本”突然受到热议和热销，而我却忐忑不安。

其实，不同时期学生课本的产生，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时间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也摆脱不了认识的局限。就此而言，其产生都有相对的合理性。用后来的认识去批评先前的产物，总是会有些许道理。

我们出版民国的“老课本”，纯粹是出于出版社产品结构定位的经营性思考。借鉴历史，看看过去，获得某些启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教育从来都是国家意志的工具。新中国的教育，始终把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人作为方针。这就是新中国曾有的语文课本产生的合理依据。正如我们的国家在探索发展中走过的道路一样，我们的语文课本

也在汲取各种意见中不断修正、完善、与时俱进。

我们出版社从来没有对老课本的出版做过言过其实的宣传，更没有进行炒作，面对突然飞来的雪片般的订单，我却踌躇了。出版社专门研究此事，宁可放弃这诱惑，也要力挺现今的语文课本。厚今薄古，才是我们现今存在的理由。

因此，只重印5000册，再有需求也会严格控制印数。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态度。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社长赵炬)

·视频：民国老教材重印遭热捧新教材被批有毒 2010.12.01

·专家称民国教材走红源于民众对语文教学不满 2010.12.01

书店卖断货有人说反映了公众对现有语文教育不满民国老教材重印受热捧1932年，由叶圣陶主编，丰子恺画插图的语文课本《开明国语》正式出版。

时光荏苒，在时隔70多年后，这本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

简单的线条，丰富的内涵，这成了不少学生和家长追捧《开明国语》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么《开明国语》课本走红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谁，捧红了这套老教材？

文/记者李解

民国老课本走红

未到货就被订光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的赵炬社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开明国语》课本最初是被藏于上海徐家汇区的藏书楼里，随后该书与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和1930版的《世界书局国语课本》共同被列为出版社的“馆藏拂尘书目”系列中，并于2005年正式发行。

最初，这套书的销量不算太好，但是从2008年开始，该书的销量逐渐上扬，最近一两个月内，各地的新华书店求购此书的电话更是此起彼伏，而大部分订购者指名要订购《开明国语》课本。如今出版社决定再次加印这套丛书5000册。“这其实是非常违反常理的。”一位图书出版界人士向记者表示，一般来说，一本书如果在出版两年多后才出现断货的情况，出版社一般基本不会再考虑重印，但这套书却打破了这一惯例：“可见这本书确有市场。”

这本名为《开明国语》的民国课本，由叶圣陶亲自编写，丰子恺先生负责插画，全部是创作或再创作。1932年该书出版之后，截至1949年之前，该书已经翻印了40多次。

《开明国语》课本的热销也引起了不少济南消费者的兴趣，11月30日上午，记者就《开明国语》的销售情况致电新华书店，却被告知该书已经断货。据新华书店的销售人员袁雪介绍，最近一周内，来电订购或咨询《开明国语》一书的电话有数百个，而到店里来指名购买此书的人更多：“我们也跟出版社联系了，但是出版社方面表示他们也没货了，需要再次印刷。”而如今新华书店已经提前订购了200多本《开明国语》课本，

但是这些尚未出炉的课本如今也已经被读者订购一空。

“从来没有这种情况，我们订的书还没到，就被读者提前订购光了。”袁雪这样告诉记者说。

民国课本

因何而红？

民国时期老课本的走红，有着怎样的背景？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专家。

说法之一：

走红源于国学热？

司继玮，山师大心理教育学院教授

“我认为民国老教材的走红，或许与近年来的‘国学热’有关。”在司继玮教授看来，近年来的国学热让很多老师家长重新重视起国学的教育，“因为现在的教材中传统文化比较少，但是很多家长又意识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学的重要性，因此他们开始尝试着去追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开始追求经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信仰的缺失，而国学热的产生弥补了这一问题。

说法之二：

走红源于对语文教学的不满

万福成，济南市教学研究室语文教研员

在万福成看来，如今人们之所以追捧民国时期的老教材，是有诸多原因的。

“我觉得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教材是不是贴近生活？”万福成告诉记者说，现在的语文教材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不够贴近生活，“比如说《开明国语》课本第一课，就是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先生早，小朋友早。这是很贴近生活的，不像现有的教材，说教十足，内容空洞。”在万福成看来，老教材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性强，很多内容都选择了孩子们比较易于接受的形式出现在课本上，“既然是给孩子们读的课本，你首先要让孩子喜欢它，理解它。”

除此之外万福成还认为，人们疯狂地追逐民国时期老教材，反映了当下大多数家长对于现有教育制度，尤其是语文教育方式的不满：“很多孩子都不喜欢学语文，觉得它空洞，觉得它高高在上。”

语文教学，越来越像数学

民国时期老教材的走红，如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当今教育体制的脸上。

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高伟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

在他看来，如今的语文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数学”：“答案都是标准化的，错一个字，少一个字可能都不得分。我觉得语文培养的是孩子天马行空的思考能力，而数学应该培养孩子的严谨能力。”

由于长期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因此高伟经常与同行一起交流当今的语文教育问题，这也让他感受到了如今语文教材的“雷人神功”。

“有一次看一份卷子，写的是一个故事，一只蚂蚁掉进墨水瓶里，然后爬出来在白纸上爬，留下了很多花纹，其它的蚂蚁就很高兴，为它鼓掌，得意洋洋的蚂蚁于是又爬回到墨水瓶里想继续创作，不料却被淹死了。”在这段文字后面有一道问题是：“蚂蚁为什么会死？”

“当时很多学生是这么回答的：‘因为蚂蚁骄傲，失去了自我’或者是‘蚂蚁在同伴的欢呼中失去了自我’，我觉得这个答案很好，但是标准答案是：‘蚂蚁死去是因为它又回到了墨水瓶里’。”这个答案把高伟雷的“哭笑不得”，同时也意识到了语文教育背后的问题：“当今语文教育的一个问题就是太死板，扼杀孩子的想象力。” 对话《开明国语》编者叶圣陶先生的孙子

叶兆言：我怀疑这是策划

在网友和媒体为《开明国语》课本的走红而议论纷纷的时候，也有人开始质疑它的走红。

而作为《开明国语》编者叶圣陶先生的孙子，叶兆言先生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自己怀疑《开明国语》的走红可能会是一个策划。

《开明国语》走红？

我只是一直在听媒体说：叶先生，这次采访您主要是想请您谈谈《开明国语》课本的问题。

叶兆言：我知道，很多媒体都在给我打电话问我这件事，我也想问问你，它的走红会不会是策划？因为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媒体在说《开明国语》走红，但是事实是什么样的？一本5年前只印了5千册的书，现在忽然说红了，会不会是策划？(笑)：我刚才跟出版社方也联系过，他们那边反映说销量很好，已经脱销了。

叶兆言：我只是怀疑，这会不会是一个策划，为了卖书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因“国学热”走红？

是驴唇不对马嘴：现在有媒体报道说，《开明国语》走红是因为国学热，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传统文化？

叶兆言：我觉得这么说是驴唇不对马嘴，这本书1932年出版，它跟五四运动、跟新文化运动一脉相传，本意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语就是今天的语文，与国学是两码事。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会又成了“国学”热了？我觉得，让所有小学生都去读那些所谓的“国学”是很荒诞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是倒退。如果有个别家长和学生喜欢学古文，把古文当作钢琴和书法那样去培养，作为业余爱好，可以另当别论，但对于这些家长和孩子，《开明国语》根本不合适。

·民国老教材70年后走红拷问现行教育体系 201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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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套上世纪30年代由叶圣陶主编、丰子恺插画的小学教科书《开明国语课本》受到家长热捧，以至于卖断货。同时，一本名为《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的新书引起广泛关注。该书以教材点评的方式，刊发了一个名为“第一线教育研究团队”的民间研究团体的研究报告，提出了现有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文章存在的诸如内容失实、篡改经典等问题。他们痛批现有小学语文教材“有毒”，甚至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民国老教材70年后突然走红

近日，一本出版于上世纪30年代的《开明国语课本》受到了广泛关注。出版社重印卖断货，家长学者持续热捧，媒体引发热议……这本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插画的语文课本在时隔70多年后重新走进公众的视野，它勾起的不仅是人们对那个久远年代的回忆，还有对语文学习最本真的一种期待。

藏书楼里翻出的旧藏

引起社会关注的这本《开明国语课本》最早出版于1932年。5年前，它作为“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系列图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印。

作为上海图书馆旗下的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近年来一直致力于馆藏书籍的整理推广。在社长赵炬的记忆里，最早发现这本老课本是在上海徐家汇的藏书楼里，与之同时发现的还有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和1930版的《世界书局国语课本》。这三套共6本书作为“老课本”被收录进了馆藏拂尘书目中，每本书各印了8000本。

在这三套书中，当属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最为著名，这套书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当时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

“我们看到这本书时也被吸引了”，赵炬说，在当时关于选择哪些教材进入“老课本”时，参与编辑的同事们曾有过不少争论，这套书无论是从技术，还是内容上都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课本篇目简单，虽然话不多，却朗朗上口贴近生活，加上丰子恺的配图，构成了一幅幅意象优美的儿童田园诗。

由于课本使用的是繁体字，为便于现在的孩子理解，再版时，除了将原来课本用影印方式呈现外，每篇课文都在下面用简体字做了对照。

销售火爆近期将加印

老课本出版后，在很长一段时间的销售都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直到2008年，销售突然呈现上扬的趋势，其中更以《开明国语课本》销量最火，终于在去年脱销。“这是我们完全没想到的。”赵炬社长坦言，从出版规律来看，一本书出版两年多后才断货基本不会考虑重印问题，但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征订电话让他们备受鼓舞，考虑到市场需求，出版社已决定近期再加印《开明国语课本》（上、下）5000册。

面对如此旺盛的市场需求，为何只印5000册？对于这一颇为保守的印数，赵炬说

出了他的考虑：老课本毕竟不是学生们当下使用的教辅教材，不具备普及性，它只能作为一种课外阅读的补充，并不是人人必备的读物。

在他看来，开明版课本的“火”一方面与当下热议的教改有关，公众对现有语文教材的诸多不满，让这本70多年前的老书重新回到人们视野。“还有个原因就是逐渐兴起的国学热”，书中关于中国传统礼仪的教育也是现在的少儿读物中缺失的，而这些问题并非一本老课本所能解决。

专家谈小学语文应增加国学比重人大国学院李林林

“中国孩子教材中关于国学的内容太少”，人大国学院专家李林林毫不客气地指出。据他介绍，学者们曾对中、日、韩三国小学语文教材进行过对比，最后发现，日本、韩国小学生语文教材中有关国学的内容比中国学生要多出2—3倍，中国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国学的内容是三个国家中最少的。

“国学教育在中国曾一度出现断档”，李林林说，现在的孩子父母都以70后、80后为主，接受国学教育不多，不如上一辈有基础，国学教育缺失与其使用的课本有关。在调查中，现在孩子的小学教材中，有关国学的内容只有13课，而日本韩国一般都在30—40篇左右。

李林林说，现在社会生活压力大，人们追求金钱，对信仰缺失，国学热也是对信仰的一种回归。尤其在现代家庭，孩子习惯了家长倾其所有的奉献、付出，很少有分享、谦让、合作等体验，国学中所蕴含的一些诚信、孝义等理念恰好能给予弥补。

李林林认为，应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增加国学的比重，至少比现有篇目再增多4—5倍。对孩子的启蒙教育可以不必从高深的理论入手，把语文作为一种载体，应将国学融入其中。

针对小学生的国学教育应注重：能有效地把国学内容体现出来，不要太生涩，让孩子不易理解。应选择孩子易于接受的形式，如针对幼儿应采取玩游戏，讲故事为主；小学生应采用一些与孩子日常生活贴近的内容，如吃饭、与邻居打招呼等，注重日常习惯培养。开明版课本正是使用通俗的白话文，将一些传统理念渗透其中，娓娓道来、循循善诱，不失为国学启蒙教材的一个范本。

教材应有明确的主题北京十五中校长邰亚臣

北京十五中校长邰亚臣对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代表的老课本重受追捧现象很关注，谈到这些课本带给他的感受时，他用了一个词：温暖。

在他看来，这些跨越了70余年的老教材为何还能散发魅力，就是因为它的编写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贯穿始终，教材中渗透着公平、正义、自由、爱与被爱等最基本的社会价值观，处处体现生命间的微妙关系，展示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而反观现在的教材，为何屡遭批判？看似有标准实则没有标准。一会儿这个主题，一会儿那个主题，标准多了反而不知道遵循哪一条。作品间相互呼应的东西太少，专注于方法技巧的应试

教育。

“教材也是书，第一要务就是要吸引人，让孩子喜欢读，能理解。”邰亚臣认为，教材不是正襟危坐，现在一提到教材就想到规范、权威等字眼，教材是一种标准，但又过于神圣化了。教材的编写应该确立一个明确的主题，文章选择一定要有意义、有趣、真实。不用把所有问题都讲透，应留给教师发挥的空间。

各方反应

老师学生一读便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海师大第一附属小学作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一位老师举出佐证，如《绿衣邮差上门来》一文：“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简短的几句话，充满童趣，也让孩子们对信的认识变得鲜活起来。

家长给孩子做国学启蒙

一些家长将这本书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某购书网上，关于此书的评论不下40条。一位家长经常在睡前给孩子朗读课本里的内容，在她看来，里面的内容非常好，许多胜于现在用的小学课本。有些文章看后引人一笑，又不失儿童的天真。丰子恺先生的配图，形象又生动，讲解内容时，配上图，儿童非常易理解。

链接《老开明国语课本》始末

73年前——就是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一部初等小学用的国语课本，共八册。我父亲叶圣陶(绍钧)先生写的课文，父亲的好友丰子恺先生绘的插图。课本一上市，果然有点儿轰动，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赞誉。尤其小学教员，他们说有的教材内容陈腐，语言枯燥，插图呆板，孩子们见了就厌烦，哪儿来的学习兴趣。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科书本该编成这个样子。我父亲和丰先生受到了鼓舞，1934年，又完成了高等小学用的四册国语课本。

父亲和丰先生编这十二册课本的时候，我已经读初中了；七十年前的琐事，我还能想起一些来。初小第一册第一课只两行；一行是“先生早!”孩子们的口吻；一行是“小朋友早!”老师的口吻。两句话都很短，初学的听一遍就会；七个字中有一个是重复的，论生字只有六个，笔画都不多，间架又清楚，容易认，比着写也方便。把这两句话放在第一册开头，似乎还有些讲究。开学的那天，初小一年级是头一回跨进学校，觉得什么都既新鲜又陌生。见着老师，他们上前去鞠了躬，问了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等到上国语，老师发下课本，他们翻开一看，方才那温馨的一刹那原来已经写上课本了，还有像快照似的插图哩。插图上画着校园一角，叶绿花红的美人蕉开得正盛，正是初秋时节。教课的老师如果善于启发，定能使孩子们感到学习的快活，逐渐养成观察和思考的好习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开明书店正处在火线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许

多书籍只好停印，包括所有的小学教科书。直到1980年，父亲已经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了，有人约他写一篇《我和儿童文学》，他才回想起半个世纪前，曾编过这样一部小学语文课本。他说这部课本初小八册，高小四册，共四百来篇课文。四百来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抄来的。”又说，“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

（注：此为《开明国语课本》的序，作者为叶圣陶之子叶至善）

·民国语文老教材重印遭热捧新教材被批有毒 2010.11.18

[导读]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没货。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教材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儿？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意象优美，对现在的小学生吸引力丝毫不减。

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没货。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

20个一线语文教师组成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关于现行语文教材批判的新书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学者、媒体以及更多是家长们的广泛讨论。

老教材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儿？

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

这是1917年版《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17课《请问尊姓》的全文。现在上海市江湾中心小学读二年级的蔡亮，盯着右下方一脸懵懂的永儿肖像咯咯直笑。书页在她手中轻快地翻动，《语文》课本反被抛在了一边。

“如果拿现今的课本与此读本相比较，知道了什么才是孩子喜欢的书籍课本。”

“这本书孩子看了几页后，甚是喜欢。这更让我们家长明白好书籍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

“目前海外的许多华人家庭和台湾地区，还以此书来教育孩子。”

当当网读者对这套再版书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这套颜体字排印，淡墨着画，一课一图的教材，是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七千多万册。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

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

编得太用心了，小孩怎会不喜欢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干净的竖排文字，别无他饰。

陈宁宁五年前从旧书堆里刨出它们的时候，还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她1983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现在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在地，一栋法式洋楼，原是张元济、顾廷龙等开办的合众图书馆。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旧平装”。

这些当年被当成“新书”搜罗的古旧书籍，还来不及细加甄别、保护和收藏，“有的乱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但凭着对馆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国丛书编目》，陈宁宁从“旧平装”里，翻寻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

在这个过程中，还勾连出了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陈宁宁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啧啧称奇，“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

为了拣选出几部合适的老课本再版，当时，她的案头堆满了各种蒙学读本和新式课堂教材。有《三字经》的民国新排本，做成了识字卡片的样子；也有清末的钦定新式读本，少不得讲经尊孔。

最后选定再版的这三套老课本里，“最先确定的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一起编写的开明书局版”。为此陈宁宁还联系上丰子恺的女儿，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的丰一吟，“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她对这套课本的记忆还很鲜活。”

陈宁宁的老同学吴遵民，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这几套老教材的价值：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这套意象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不用教，一读就能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以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高老师举出佐证：

《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到。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洋溢着开放的精神，有些问题并不设置惟一正确答案，以引导小学生主动探讨问题。1932年版的《新选国语读本》有篇《两个疑问的信》。课文这样写：“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

这样的问题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似乎深了些，但这种尊重小孩子，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很让人服气。尤为可贵的是，有些课文不仅告诉孩子们道理，还会教给他们方法。

最能够体现当时孩子的神采的，是这样一篇应用文，出现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

《致某校足球会书》“某校足球会诸君公鉴：经启者，会自组织以来，只有两月，素乏练习，无从观感。久仰贵会热心体育，成绩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时，拟约贵会诸君，在公共体育场比赛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联络感情；想诸君亦必乐于赞同也。如荷俯允，请先示复为盼。此上，即颂健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足球会谨启。”

“这就是当时孩子们的日常应用文，这样的温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气度，让你情不自禁地赞叹。”媒体人潘采夫感慨，读者都是明白人，这样的课文，对于大国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想的小国民，又有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小学语文教材有“毒”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重点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这三种使用较广的版本进行分析找错。这份报告详尽列举出了三套教材的种种“毒素”：

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课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花脸》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养，如北师大版《三个儿子》。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

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孝”、“报恩”、“服从”。种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新语文课本有多“痛”

在“二期课改”之后，普遍加长的课文，让老师和学生们疲于应付。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

IAN是上海中心学校（小学部）的“高材生”，不久前还在全国小学生辩论赛上获奖。才十一岁的他，对学了五年的课本的感觉是“被洗脑了”。

上个月，20位教育一线的语文教师共同发起和成立了“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母亲和母爱专题研究小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发布新书《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问题又一次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

跟课堂教育较劲

二年级学生SUNNY的妈妈，曾在一篇《我怎么想就怎么说》的课后练习里，和课堂教育暗暗较劲。

课文讲述了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小时候，在客人前提反对意见，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思考题设问：你敢于向客人指出不是吗？“难道就不能尊重客人，一定要表现你的诚实吗？”SUNNY的妈妈针锋相对，默许女儿违逆标准答案，写上，“不会，因为妈妈会骂我！”

在事后与老师的交流中，SUNNY妈妈坦陈，“因为感觉课本里有太多刻意拔高的说教，有意挑战一下。”

绍兴稷山中学的语文老师蔡朝阳，与“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的其它成员，对北师大版、苏教版和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的“母亲”概念加以分析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拔高也是一种伤害，就像‘我们都是祖国的孩子，我们都爱祖国妈妈’这样的句子，包袱抖得太突兀，太有‘海拔’！”

送孩子去国际学校

上海江湾中心小学，有23年语文教龄的王老师感叹，课堂延伸阅读和学生自主思

考的空间，几乎被压缩殆尽。王老师的一对女儿，“尽管语感不错，但文章不太会写。”一道世博会的命题作文，姐妹俩的笔墨泼洒在观礼世博烟花，争辩烟火的形状上。“但会写文章的同学，就能从世博烟花联想到世界和平。”

这道同题作文，在作家叶开的家里，则引发了一场教育伦理的讨论。女儿乔乔因为没去过世博会，为写作文发愁，老师传授，“实在写不出可以编”。专程为写作文去了世博，女儿又为“要不要写厕所”发愁，因为“写作文要写那些漂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即使不好的东西，也要写好的方面。”

徒生出这样的无奈，父女间甚至达成了如此暗号，“语文考过九十分就是一桩丑闻”。三年前，叶开就注意到小学语文教材的严重问题，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应《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之约，写了十二期“语文之痛”专栏。

“我们这一代已经被牺牲掉了”，为了让女儿能够多少挣脱这种教育思想，叶开把乔乔送进了协和双语尚音学校（小学部）。这所建有国际部的学校，“至少能同时奉行两套价值观的教育”。

就像绝大多数就读于国际学校的孩子一样，乔乔偏爱原版英文课本胜过语文课本，每每看到一个人偷笑。上海中心学校五年级学生IAN比较中英文教材，认为“英文课本突出知识点，而在语文书里总有一段是最重要的，要告诉你一个课文背后的什么道理。”

最近，他被英文课本里的“餐厅”一课，调动起了研究菜谱的兴趣，甚至自己在家里要求配菜、做菜。“而语文课本也可以讲烧菜，只是最后要加一个感悟‘我这才体会到妈妈的辛苦’。”SUNNY妈妈的话已有了杯弓蛇影的意味。

幸好还有课外书

IAN一结束考试，向妈妈提出的要求是“我可以看课外书了吗？”

乔乔在学习时，会偷偷夹塞一本《波西杰克逊》瞄上几眼。这让爸爸叶开感叹好书的诱惑，但仍难释怀“抄词、归纳段意”那一套，“一是浪费小孩子的时间，二是让小孩子在语文作业这个问题上学会了阳奉阴违。”

虽然，从2001年语文教材放开以来，领袖的故事有所减少，但是王老师还是对叙述陈毅年少时的《神童》等课文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其实这是‘主题先行’观念作怪”，叶开如是说。

而另一方面，语文课本中的经典缺失到了贫瘠的地步。蔡朝阳历数三个版本，也就是泰戈尔的《新月集选》、托尔斯泰的《穷人》和罗大里的《不肯长大的小姑娘》等四五篇。在上教版小学课本里，长年沿用着几篇朱自清、老舍、巴金的旧文，经典几乎被三四十年代的作家“垄断”。

但在课外又是另一番景象：乔乔读过全套七本近千万字的《哈利·波特》，IAN和SUNNY“遗传”着“男读《三国》，女读《红楼》”的传统。IAN唯一一篇可称喜欢的课文，是由阿凡提的故事改编而来，但《一千零一夜》几乎在教材中处于完全空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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