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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史料5

晚清社会转型5
第五讲 晚清农民运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器


一、晚清农民运动的性质
太平天国运动: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运动。
义和团运动: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自发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
(一)背景原因:
1、太平天国运动——原有的阶级矛盾被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
(1)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掠夺
鸦片输入激增,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问题比战前更为严重。
1843——1846平均每年外流白银1000多万银元。
1821:l两白银——1000文铜钱;
1840:l两白银——1600文铜钱;
1850:l两白银——2300文铜钱。上升40%
(2)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和沉重剥削
清政府为支付战争军费(7000余万两)和赔款(2100万元)以及其他费用,总计不下l。2亿多元,相当于国库两年多的全部税收,于是借端进行搜刮。土地兼并加剧,地租剥削率提高。人民负担增加了好几倍。(1元合7钱银)
(3)连年自然灾害民众苦难雪上加霜
1846—1850年,黄河、长江、珠江流域连年遭受水、旱、蝗灾。
上述背景下的民众陷入失业、破产、饥饿、死亡境地,被迫奋起抗争。北方的白莲教、捻党、,南方的天地会相当活跃。在各地反抗斗争中,以两广、湖南三省声势最盛。
(4)两广、湖南地区遭受鸦片战争危害最深
鸦片战争中从这三省征调兵力和粮饷最多,战后又就地裁遣兵勇;贸易中心由广州移往上海后,原有的水陆运输线废弃,造成这些地区的散兵游勇、无业游民急剧增多。
广西是各种反抗力量(散兵游勇、灾民、破产者)的集中地,各种矛盾的焦点,犹如一堆干柴,只要一颗火星,就可以燃成熊熊烈火。
2、义和团运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全国反教会斗争总汇合。
第一阶段:1861年贵州驱逐外国传教士—1870年天津教案。特点是地主阶级上层官绅是反教会斗争的领导者。
第二阶段:1870—l885年中法战争结束。特点是中小地主是斗争领导者。
第三阶段:1885—1894年中日战争前。特点是斗争形式从驱逐教士焚烧教堂发展到以大规模武装起义为主。四川大足县起义、芜湖暴动、热河朝阳金丹道、在理教起义。
第四阶段;1895—l900年义和团运动。特点是把反教会斗争和反对列强瓜分结合;并明确提出“顺清灭洋”口号。这些特点是民族矛盾极端尖锐产物。
(1)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严重刺激——政治原因
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起于胶州湾事件。山东最先承受打击也因之成为风暴的起点。
山东半岛是甲午战争时期的战场,战后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修筑胶济铁路,侵占民田,强毁

民房、坟茔,激起民众强烈反抗。
(2)自然经济解体带来的阵痛——经济原因
鸦片战争以后,外来资本主义催发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其结果是自然经济一点一点被撕裂。战后列强修筑铁路造成沿线大批农民无地可种,海运通航使大批以运河为生的旧式运输工人生活无着。来自西方的轮船火车夺走了船夫、纤夫、脚夫、驿站夫的饭碗。这种演变体现了历史必然性,但对中国来说,它首先是民族战争失败带来的结果。
(3)全然相悖的宗教文化——文化原因
山东地区的洋教势力特别强大,民教纠纷也最多。全省108个州县中有72个州县有教会活动。大小教堂1300余处,外国传教士300多人。教民8万,占全国教民总数l/10。
一方面是传教士自觉地与中国传统文化为敌。传教士和教民不仅恃强凌弱,甚至“教士、教民与地方官并坐公案”。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下的中国民众对洋教日益增长的痛恶。西方宗教是一神教,不祭拜祖先。中国则是多神教。由于习俗不同和对西方宗教不了解,兼以对列强侵略的愤恨,常将一切坏事都归罪于教会,引发教案。如天津教案。
(4)清政府实行“扶教抑民”政策
传教士在中国广建教堂,收罗大量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入教。“一旦入教,即可以无所不为。”清政府则采取“扶教抑民”政策,1898—l899年连下几道保护传教士和教民谕令。因此地方官凡遇百姓与教士教民争讼案件,总是袒教抑民“于是教案遍及全国。
(二)斗争目标:
1、太平天国——“消灭清妖建立天国”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杨秀清等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盗神州,驱我中国悉变妖魔,罄南山之竹简,写不尽满地淫污,决东海之波涛,洗不净弥天罪孽。……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妖氛,同享太平之乐。
2、义和团——“扶清灭洋” 《义和团揭帖》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

二、思想文化与政权组织建设
(一)思想文化建设
1、太平天国——以外国一神教对抗中国多神教;绝对平均主义;资本主义改革
太平天国提出较为明确、系统而又带有时代特点的纲领和理论。如《原道救世歌》《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它不仅通过宗教语言提出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四大平等(政治、经济、男女、国与国)的革命思

想和系统明确的革命理论,而且提出全方位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设想与蓝图。达到了历代农民战争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
洪秀全将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和农民平均主义内容,构成拜上帝会基本教义,成为太平天国运动主导思想。
洪秀全的基本思想:宗教意识、民族革命与社会平等观念。但他的认识并不彻底,其言行又时常自相矛盾,尤其是建都南京之后,封建思想成其显著特色。《中国近代史》
(1)以外国的一神教对抗中国的多神教——拜上帝、反清、反孔
1)拜上帝 康有为的特点是托古改制,洪秀全的特点就是托上帝以改朝换代。
拜上帝教以种族意识“讨胡”(满清),并要建立新朝。由于洪秀全借来西方的宗教,在他手里,新朝变成了地上天国。对世世代代沉溺于愚昧之中的千百万小农来说,宗教语言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神秘力量是最可信赖的力量。于是造反成为天意选定的事业。
夏春涛《“拜上帝会”说辨正》,《近代史研究》2005.5冯云山建“上帝会”非“拜”
2)反清意识 “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
首与足,神与妖,以及形象、衣冠,显示的都是中国与胡虏的对立。当众多士大夫因西方人的到来而想到夷夏大防的时候,造反的农民却抉开了渐被淡忘的满汉旧创口,造成巨大的反清社会运动。30年后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创建兴中会的孙中山就是自命为“洪秀全第二”的人。作为一种比较,洪秀全辛苦经营的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了无余响,代之而兴的是反洋教运动。20世纪初期从事反满革命的人们常常怀念洪秀全,并不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而是因为他的反清扑满为后来者开了先路。
3)反孔,同时吸取儒家思想
太平天国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孔群众运动。所过之处往往焚学宫、毁木主。入金陵以后又大规模地搜书和烧书。但在思想上和实际上又接受了很多儒家的东西。例如,《原道醒世训》对大同社会的论述,就以唐虞三代为楷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其实施纲领就是《天朝田亩制度》以及“圣库制度”。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方面,更明显地脱胎于《周礼》。其原因:
首先,太平天国反孔并不因为儒家思想体系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而是争夺以上帝为唯一的神圣地位。孔子权威一旦丧失,上帝还是采取了给出路的政策。经过“罚种菜园”的劳动改造后还能在天父天兄的身边得到一个座

位,并‘“准他在天享福”。因此,太平天国的反孔态度后期与前期并不一样:“始以四书五经为妖书,后经删改准阅。”
其次,儒家思想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久已深藏于中国人心中。洪曾从科举制度寻过出路。所以当他自觉地反孔时,又会不自觉地被孔学牵引。这在他成为天国君王之后更加明显。造反可以不要儒学,统治却终究以儒术更为应手。于是三纲五常又回天朝。
(2)《天朝田亩制度》——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
1853年冬颁布,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等实行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1)主要内容:
——平均分配土地制度
——“通天下皆一式”的生活方式
太平天国领导者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案,建立绝对平均的理想社会——人间天国。
2)评价:
A;具有革命性
革命性——《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是农民阶级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反映广大农民要求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理想社会渴望。
B:具有落后性乃至反动性
落后性——《制度》所规定的平分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种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它将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把自然经济固定化、永久化。因此,它又具有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这种矛盾是由农民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
反动性——《人民日报》1956年1月11日范文澜:《制度》实质上带有反动性。
1982年董楚平认为《制度》应全盘否定。分配方式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只能是人人贫困、挨饿。《制度》设计的君主专制制度、政教合一、神权至上,是用一种封建制度代替另一种封建制度。革命初期平均主义用来对付旧的封建统治秩序,由于它有“破”的功用,可以得到人民的拥护。当革命进入高潮,平均主义用于人民内部,解决社会生产时,它就比封建主义为害更甚。因为平均主义违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违背经济规律,只能给人民带来更大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有“罪恶”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没有“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的道理。
袁伟时《帝国落日》现代经济是市场经济,它以赢利为整个经济活动的杠杆。但洪秀全追求的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以此为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其结果只能是除了“上主”以外,谁也不关心经济的发展,生产的扩大和效益的提

高失去了内在的动力。言不及利,人人不受私,道德自然无比高尚,生产的停滞和破坏却是无法避免的。在公有制的建立还没有成为成熟的历史要求时,为什么要盲目地歌颂呢?何况即使在建立了公有制以后,平均主义也只能令人们吃尽苦头。这类恶果我们还没尝够吗!
C:《制度》仅是太平天国宗教著作之一,是拜上帝教教义内容之一。
《制度》不过是太平天国一般文献,是史学家们从文献中抽出来奉为纲领。其实洪秀全对《制度》并不太重视,刊刻也很少。至今找不出一条资料可以证明当时人民群众曾如何拥护过《制度》,所谓极大地鼓舞人们革命精神的赞誉,纯属后来人的主观推想。
3)判断:《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平分土地的方案否定了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小农经济——商品经济)
(3)《资政新篇》——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设想
1859年,洪仁干来到天京。不久,他向天王洪秀全提出的对太平天国进行全方位资本主义改革设想的蓝图——《资政新篇》。全文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大类,而以“法法类”为核心,所占篇幅最多。不仅介绍了英、美、德、法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概况,更主要的是提出具体效法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方案。如“兴车马之利”条提出要“造如外邦火轮车”;“兴舟楫之利”条提出要仿造“火船汽船”。还提出要“兴银行”、“兴器皿技艺”等建议。
1)内容:
政治上,强调“设法”与“用人”。即制定法律、制度;选拔和使用官吏要得当。
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近代工矿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文化、教育等方面,主张兴办学校、开设医院、提倡移风易俗、革除社会恶习等。
外交上,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文化交流和平等往来,但不准干涉中国内政。
2)评价:
积极意义:《资政新篇》的内容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趋势。尤其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他超过了同时代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曾国藩等人发起洋务运动,是“镇压了革命的反动派充当了革命遗嘱的执行人”,另一方面为后来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开先河
局限性:《资政新篇》内容没有涉及土地问题,因而没有得到农民群众响应;又因为严酷的战争环境制约,也不可能提供进行改革的物质条件。
史学界通常认为《资政新编》的重大缺陷在于它没有触及土地问题,这个不足由《天朝田亩制度》解决了,这两个纲领

是互补的。
两个纲领的指导思想是对立的,哪里谈得上什么互补!
《天朝田亩制度》主张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空想式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
《资政新篇》则是提出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资本主义改革方案。
袁伟时《帝国落日》: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看,首先必须澄清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古代,无论中外都没有什么农民的思想体系。道理非常简单,任何思想体系即完整的理论的创立都必须具有当时历史条件下较高的知识素养;而在古代社会,农民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再加上统治阶级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风尚,农民领袖要冲决思想罗网极为困难,要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论谈何容易。因此,历次的农民起义曾经提出过反映自己利益的基本口号,如“均田免赋”等等,但没有创立系统的理论。洪秀全活动的年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未变,特别是在农村,延续几千年的基本状况未变;他是处于社会下层文化素养不高的知识分子,与农民联系密切,但创建系统理论的主客观条件均不具备。他的诗文的基本内容像不像一个“革命农民的思想体系”?这里讨论的是一个客观事实问题,无论出自多么善良崇高的愿望,恐怕也无法改变客观存在。
历史是铁面无私的法官,它判定各色风云人物是非功过的准则应该是一样的。来自哪一社会阶层不能成为褒贬的根据。重要的是必须认真审视人们的言行是促进了还是妨碍了社会、国家和人类发展,是有助还是有碍于人的解放和文明进步。曲意回护与深文周纳同样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亵渎。
2、义和团——以中国的多神教对抗外国的一神教;扶清灭洋
(1)扶清灭洋的提出与评价
“反清复明”——“扶清灭洋”——“扫清灭洋”
白莲教的宗旨——民族危机加深的产物——清朝廷对义和团残酷镇压。
1898年四川大足县余栋臣起义提“顺清灭洋”,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在山东冠县蒋家庄正式树旗“助清灭洋”。清招抚政策占上风后,“扶清灭洋”流传。
“扶清灭洋”就是抵御外侮救助中华。表现人民群众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
A:积极作用
一是扩大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群众基础,促使运动迅速高涨。
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旗帜后,广泛地争取了清朝统治阶级中的爱国官绅、士大夫和清军将士的同情与支持,义和团队伍迅速扩大,促使运动迅速高涨。
二是加速清朝统治集团的分裂,削弱了封建统治力量。
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旗帜后,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政出多门,剿抚两歧,茫无主见,嗣是匪势日益鸱张。”但口号不是科学纲领,它反映出农民阶级落后性、保守性。
B:消极作用
一是“扶清”模

糊人民群众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意识,以至后来被招抚利用。
“扶清”表明农民阶级认识不到它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性,认识不到封建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的一致反动性,对清政府失去警惕性,导致悲惨的结局。(少部分出于策略考虑“先拆电线杆,后扒火车道:杀尽外国人,再与大清闹!”)
二是“灭洋”带有笼统盲目的排外性,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主要侵略者。
“灭洋”表明农民阶级分不清外国侵略者与近代物质文明的区别。认为只有把洋人赶走,把洋货销毁,国人才有出头之日。达不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高度。
三是“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导致义和团队伍成分日渐复杂加速义和团运动失败。
口号的消极面随着斗争深入发展,给义和团带来越来越大的危机。
因此“扶清灭洋”的口号只是当时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外反动派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表明农民小生产者不可能提出超越皇权主义的救国方案,只能用洋人欺大清来激发民族义愤,用扶大清打洋人来概括反侵略斗争的内容。它不可能引导人民大众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重任。
关于对口号的几种看法
A、五、六十年代认为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吸引反洋教的群众长技灭洋斗争,以挽救民族危机。
B、认为是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是农民对中外反动势力认识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因为在义和团和清政府的关系上,是清利用义和团,而非相反。
C、认为是义和团的政治纲领。
D、应当分阶段看待这一口号。不能绝对地下结论。
1898年10月——1900年为兴起、发展阶段。这时是作为策略提出。迅速壮大了队伍。
1900年6月——8月,高潮阶段。此时成为其宗旨和政治纲领。奉旨后受统治者控制。
1900年8月——1902年,低潮阶段。由于清的残酷镇压,义和团提出扫清灭洋口号。
(2)“扶清灭洋”的口号被以满族亲贵为主体的后党和北方督抚利用。
当权旧党仇外之心与义和团民灭洋之志发生共鸣.
40年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物,在民族战争失败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命题。在这个命题里,反抗西方的侵略与学习西方先进事物是统一的。这种统一,以其所包含的时代内容而代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方向。60年代的“洋务”新政、90年代的维新变法,都程度不等地反映了这种统一。于是而有中国社会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艰难变革。义和团运动与戊戌变法一样,同是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并且义和团比洋务派、改良派表现了更多的反侵略勇气,但破产小农和手工业者归复自然经济的强烈愿望又使他们的眼

界无法越出中世纪。因此,他们在英勇反抗侵略的同时又会本能地守护二千年来已经陈腐的固有之物。
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表现了旧式小生产者在民族自强和近代化变革的重合交织面前所产生的迷惘。这种迷惘又决定了他们仇视洋务派、维新派等用夷变夏人物,而会同地主阶级中的最顽固者发生感应。宣称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
一是后党和北方督抚多为满洲贵族顽固派,对外国事物排斥,尤其在“废帝立储”问题上与列强矛盾大。
二是北方督抚虽然官高禄厚,但北方地区经济较为落后,惧怕实力强大的洋人。
三是封建顽固士大夫的非理性化。企图用封建主义战胜资本主义。
后党和北方满洲督抚对洋人又恨又怕,义和团扶保大清,要消灭一切洋人和洋货,正符合之需要,当权旧党仇外之心和义和团民自身的灭洋之志已发为一种浑然共鸣。
当时的舆论“谓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盖私仇”就西太后和载漪来说,确乎言之有据。但就多数旧党人物论,他们之借重义和团却未必全部出于私仇。
以理学家自命的大学士徐桐(汉军正蓝旗),曾在书赠义和团大师兄的一联中发舒情怀: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
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攻异端而证人心”和“仗神威以寒夷胆”的前后对应,于赞颂拳民之中,表露了理学“圣道”与义和团“神道”之间的内在联系。
“客或说桐曰:‘拳民藉妖术以图一逞,宁欲倚之以平寇耶?’桐曰:‘轮车、电邮、机械、百出夷人亦妖术耳。譬彼治疮,以毒攻毒,疾且瘳(chou,病愈)矣。’‘然则中堂能保拳民之必胜乎?’曰:‘拳民神也,夷人鬼也,以神击鬼,何勿胜之有!”
士大夫阶层是垄断知识的劳心者。他们的非理性化,既反映了传统社会在民族矛盾面前的倔强和不屈,又反映了传统社会无可救治的没落。
庚子年间与徐桐齐名的刚毅、毓贤、李秉衡辈,在当日的官场中多非污吏。他们有救国之心,但他们的救国之心又寄托于用封建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群起一决之中。
由救国而误国是一种悲剧。这是一代顽固士大夫的共同悲剧。
(3)义和团信奉多神主义
义和团的前身白莲教、天地会信奉的是多神主义。从无生老母到玉皇大帝,从弥勒佛到关云长,兼收并蓄,诸神济济。

(二)政权组织建设
1、太平天国——组织统一结构严密,建立政权完善体制
1844年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区,到1847年上半年,拜上帝信徒已发展到2000多人。1850年秋金田团营时会众达万余人。定都天京后发

展到100万,其中作战人员有十几万。
(1)制定“十款天条”、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洗礼、礼拜、祈祷、讲道理)
1847年在紫荆山地区制定,1852年刊行。仿摩西十戒。内容: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等。加强对会众进行思想和纪律教育。
(2)实行“男女别营”和“圣库”制度
1850年7—11月金田团营时实行。这种禁止情欲、废除私有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制度是超越历史的,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但借此把分散农民组织成具有强大战斗力太平军。
(3)军师和五军主将制(1851年3月武宣洪秀全称天王,建立军师和五军主将制)
(4)永安封王建制(1851年12月,并颁布《太平礼制》、《天历》)
(5)定都天京完善政权体制——军、政合一的王权专制制度
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政权体制进一步完善。官制不分文武,官员既管军又管政。
中央:天王府不设行政机构。 地方:省级由中央任命 县以下由本乡人充任
由东、北、翼王分别开府, 郡、县由中央委派 以军为单位12500户
各府下设六部。 每25户为一“两”
除王侯外
“朝内官”设军师 “守土官” 省 由王、侯兼任 “乡官”军帅
丞相 郡 总制 师帅
检点 县 监军 旅帅
指挥 卒长
将军 两司马
(6)内外政策
1)照旧交粮纳税
2)城市管理与工商业政策
最初天京城内废除家庭除诸王外暂停婚娶;废除私营工商业;废除私有财产。
结果造成天京城内经济萧条和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1855年初,太平天国领导者们不得不下令恢复家庭,保护和鼓励私营工商业,安定了城市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
3)妇女政策
太平天国实行一些尊重妇女地位的政策。妇女在参政、参军、分田、分物等方面都同男子享有同等权利地位。但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仍沿袭历代封建帝王妃嫔制。
4)文教政策
金田起义后,群众性的搜书、焚书运动。1853年冬,改焚书政策为删书政策。把有关鬼神、祭祀等文字删去,而孔孟之道的基本内容,如三纲五常、天命论等保留下来。
5)对外政策
奉行独立自主、反对侵略政策,不承认《南京条约》,反对贩卖鸦片鼓励正当贸易。但对外国侵略者本质认识不清。把侵略者看作“洋兄弟”,允许“自由出入”“货税不征”。
天京政权性质
天京政权一方面制订平分土地的方案,一方面建立封建等级制度,打击封建主义与自身封建性相伴并存。
A:封建政权说
判断政权性质最本质的标准是政体、国体、土地制度,而以土地制度为主。(国体即国家性质,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反映国体。)太平天国基

本沿袭封建专制政权模式。从奠都天京到失败,始终承认和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允许和支持地主收租的土地政策,因而它是维持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新的封建政权。
20世纪80年代中期,冯友澜先生说过,太平天国如掌政权,将是一个比清王朝更腐败、更反动的朝廷。
B:农民政权说
由农民群众建立,与清王朝势不两立,猛烈冲击封建王朝统治。政权方面,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农民领袖手中;经济方面,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平分土地制度。
C:农民政权封建化
初建都时基本上属农民政权。以后逐步接受封建主义侵蚀,后期封建主义更明显。恢复封建生产关系,允许和保护地主收租。转化原因在于农民政权与封建经济基础的矛盾。太平天国运动本质上反映改变封建生产关系的历史要求。但运动能否体现这个历史要求却取决于领导这个运动的阶级和领袖人物。洪、杨等人不可避免地受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们领导的反封建斗争,只能停留在自发的而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而农民小生产者的从属地位,又使他们的思想一般受统治阶级支配,不可避免地把封建因素带到农民运动中来。这样就促使农民政权逐渐向对立面转化。“照旧交粮纳税”方针的确定就是转化的象征和标志,到后期基本上完成了这个历史转化。
D:两重性政权说
封建社会农民和地址是对立的统一体。反映在天京政权性质上就是革命性和封建性,平等平均和封建特权复杂交错地结合在一起。天京政权的主导方面是革命性,因其领导者是农民领袖,支柱是农民军,斗争目标是推翻清统治,建立地上天国。但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它沿袭封建专制制度,无力改变旧的封建经济基础,因而它的结局不是被反革命扼杀,就是自身完全封建化。
E: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农民政权。
《资政新篇》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蓝图,洪秀全多表示认同。

2、义和团——组织分散各自为政;接受朝廷招抚
(1)组织来源——多源汇于一流。由多种民间反清组织和秘密会社发展而来。
清末以来论义和团源流,主要有三种说法。(一)义和团衍生于八卦教,乃白莲教之支流。(二)义和团起于论拳习武的民间秘密会社。(三)义和团由团练组织变化而来。
八卦教、大刀会 18世纪70年代乾隆时期 1898年6月张汝梅
梅花拳、红拳 义和拳(“反请复明”) 义和团(“扶清灭洋”)
义和拳最初是乾嘉时期一个以民间秘密教门和拳会为核心的反清组织,被清视为“邪教”长期遭禁。随着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发展为反帝团体。
(2)组织特点
1)基层组织名称:“坛”以自然村或城镇为

单位。活动场所多设在庵、观、寺院。
2)组织特点:彼此独立互不统属;迷信观念严重。易于被各个击破和做无谓牺牲。
义和团的前身白莲教、天地会信奉的是多神主义。从无生老母到玉皇大帝,从弥勒佛到关云长,兼收并蓄,诸神济济。与信仰上的多元化相对应的是组织上的多元化,白莲教支流遍布,天地会山堂林立。它们可以造成很大的声势,但难以汇聚成集中的力量。
组织特点形成原因:一是地域性强。二是长期遭受严禁。彼此独立行事,互不相关。
三是存在时间短暂(大多数义和团成败不过三四个月;再加上清廷的分化、瓦解)
四是沿袭白莲教宗教迷信色彩。如杂拜各家鬼神偶像以及“画符吞朱”“降神附体” “刀抢不入”等神秘主义活动方式。其虚妄荒诞最终造成无谓牺牲和悲惨结局。
(3)义和团没有成为北京城的真正主人
在清政府的招抚政策下,自6月10日起,外州县义和团兵不血刃进驻了北京城。团民们手持大刀,成群结队自由行动。官员上街遇到义和团往往被喝令下马下轿;义和团禁止买卖洋货,商人惟恐受罚,撤换洋字招牌,洋药店——土药店,洋货店——广货店。全城几乎家家门上都贴有表示信奉义和团的红纸条。义和团似乎成了北京城的主人。
然而,实际上义和团并没有真正占领北京城,使自己成为真正主人。主要表现在义和团并未建立自己的政权组织以取代清朝廷,相反却听命于朝廷。
义和团接受招抚的原因
l)主观原因:政权建设观念出现盲点和组织的极端分散性
——思想上,“扶清灭洋”的口号,表明义和团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因而在建设政权问题上出现盲点。由于它发生于历来农民战争从未遇到过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因此他们把外国侵略者作为主要斗争对象。正因为他们明确表示灭洋扶清,所以才能够得到清廷默许认可,从而迅速发展,并顺利进入北京。义和团起义目的既然是灭洋扶清,自然不可能推翻清王朝,由自己取而代之。
——组织上,义和团自始至终极端分散性,也不可能把建立政权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2)客观原因:清政府招抚政策,进行瓦解、控制的必然结果
北京义和团成分复杂。高潮时自王公贵族至帮会流氓头子几乎无人不团。外地义和团进京后,慈禧太后采用强令挂号、编入行伍等手段,进行瓦解控制。义和团大都到载勋庄王府报到,听候调遣,更谈不上建立农民政权。
由于上述主客观原因,义和团虽然占领了北京城,却没有成为真正主人。

三、失败原因与历史教训
(一)客观原因: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


1、太平天国运动——清“借师助剿”外国撕下“中立”伪装;汉族地主阶级武装镇压。
1862年2月8日清朝廷公然宣布“借师助剿”。西方国家撕下“中立”伪装,公开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
满清王朝作为正在衰败中的封建政权能够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时候崛起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生地主政治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期太平天国同满清政权的对抗,实际上是太平军与湘(淮)军的对抗,是洪秀全与曾国藩的对抗。两者对比,洪秀全似乎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他的理想在现世中只是一种异端。曾国藩则更懂得中国社会,并因此而能够代表传统的中国社会。前者用理想汇聚社会力量,后者用传统汇聚社会力量。历史事变中主角的这种个人特点,一定会成为影响事变结局的因素。作为一种对照,可以比较洪秀全周围的人物和曾国藩幕府中的人物。这两个地方曾经集合了当时中国能够影响历史的群体。然而就数量而言,19世纪中期中国的才识之士无疑更多地站在传统一边。他们以个人的选择,表现了某种历史的选择。
2、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镇压义和团运动;清王朝由剿抚并用转为一意剿杀。
由于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中国的爱国运动,因此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疯狂镇压义和团运动。
清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演变:剿杀——剿抚兼施——招抚利用——彻底剿灭
(运动初起)剿杀——(1900年前后地方官员的影响;“废帝建储”受挫)剿抚兼施,以抚为主——(1900年6月归政照会)招抚利用——(1900年9月)彻底剿灭
义和团初起,清政府几次下令“就地剿除,慎毋姑息养奸”。数次撤换山东巡抚。
1900年前后以抚为主。部分朝内外官员主张利用义和团;列强干预废帝立储激怒。
谋害光绪帝——英国公使窦纳乐通知总理衙门:“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西医宣布皇帝“无病也”。
己亥建储——谋害不成又计划废立。太后接受荣禄建议,以光绪无嗣为由,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再次遭各国公使拒绝。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康、梁反对。
1900年1月清上谕,各省办理教案应“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实际上承认义和团存在,政策变为剿抚兼施以抚为主。
5月义和团在直隶北京城日渐发展,列强再三要求清镇压,并威胁要直接出兵干涉。
军机大臣兼刑部尚书赵舒翘为代表的“主抚派”主张利用义和团对付外国侵略者。直督裕禄和湖

广总督张之洞为代表的主剿派主张镇压团民使列强失去武装干涉的借口。
此时的慈禧太后既没有决心镇压义和团,又不敢和用义和团抵御外国,决定用和平解散义和团的办法来阻止列强进京,于是命令清军停止与义和团对抗。
6月中旬以后清政府招抚态度更加明朗。将团民“年力精壮者,即行召幕成军严加约束” 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正式承认义和团存在合法性。团民大批进入北京天津。6月下旬北京坛口有1000左右,人数逾10万。天津义和团3万人
清政府对外宣战和招抚义和团的方针,不过是权宜之计。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方针很快发生了变化。9月7日发布上谕,宣称:“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要求各地文武官员“严行查办,务净根株”。从此中外反动派公开合流共同镇压义和团。
(二)主观原因:农民阶级本身的弱点(局限性:保守性、狭隘性、自私性、散漫性)
关于农民阶级局限性的分析:
《马恩选集》第一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67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生活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农民的小生产方式“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
“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的,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
马克思的话深刻指出与小生产相联系的农民阶级固有弱点,即阶级局限性:
小私有者的特点,决定了农民阶级的自私性;
彼此间毫无联系,像一袋土豆中的一个个土豆,决定农民阶级的散漫性;
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决定农民阶级的保守性;
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决定农民阶级的狭隘性。
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决定农民起义发动时没有先进的思想武器;提不出科学的革命纲领;不能建立超越封建制度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不能长期维持组织

纪律。
思想武器:宗教——拜上帝教 / 多神教
斗争纲领:消灭清妖建立天国 / 扶清灭洋
社会制度: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绝对平均的土地分配制度 / 服从朝廷
组织纪律:享乐腐化争权夺利内讧火并 / 组织分散各自为政
农民阶级用以指导自己行动的平等平均思想,从反对封建压迫剥削来说是革命的,但并不能指导他们去摧毁身上的封建枷锁。他们反对当朝皇帝,但又羡慕皇权;他们反对封建剥削,但又不能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加以认识和消灭。
当他们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时,不能区分外国侵略者和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本质不同,因此盲目笼统排外,拒绝一切外来的新事物。
因此,马克思说: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1、太平天国运动——保守战略、领导集团分裂、极端政策
(1)定都天京的保守战略——急于定都、偏师北伐、两次西征、拒绝“让城别走”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随后西征北伐,并相继击溃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到1856年9月杨韦事变前,太平天国已控制了从武汉到镇江的长江沿岸要地和江西、安徽的大片土地,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但进入南京,同时又预伏着太平天国的悲剧。
当时多数太平天国中人连石头城的外貌都没有见过。但江南之富庶繁华和金陵“城高池深”,可以做“帝王之家”,则耳闻已久,心向往之。虽然攻占武汉之后,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有过北上还是东下的讨论,但前一种主张几度提出.又几度被否定了。太平天国领袖人物对于天堂地点的盘算取舍,说明富裕的经济和“帝王之家”是对他们吸引力最大的东西。同小天堂相比,北京城成了非常遥远的东西。
透过历史人物的活动,在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千百万小农保守安逸的小生产意识。生产环境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眼界的狭隘造成了思想的狭隘。这一选择的结果,带来了太平天国事业的历史转折。
首先,对满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攻势变成了守势。
太平天国攻取南京是一重大胜利,但也由此而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包袱。“其注意上游,若婴儿之仰乳哺。”此后虽然有过北伐西征之举,但西征意在经营上游,屏障天京;而北伐则是以攻为守。偏师北伐犯战略性的错误。《贬妖穴为罪隶论》中见解甚至以为“至于妖穴,取之不足以安人民,弃之不足以伸武勇”。这种态度,同他们对东南的关切是一种鲜明对比。因此,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所统北伐军终因援军不继而溃散。造反而以战略保守为能事,这个矛盾的发展当然会造成与之相应的结果。此后二次

西征同样意在屏障天京。直到最后天京成为一座孤城,洪秀全依然拒绝李秀成“让城别走”的正确意见,坚持死守,导致太平天国的最终灭亡。
其次,进入南京之后,太平天国内部的尊卑贵贱等级意识加速人间天国的封建化。
洪秀全写的《幼学诗》、《天父诗》,宣扬的一是君权神授;二是三纲五常:“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天国的尊卑体制比“清妖”的尊卑体制更多一点霸道和蛮气。天下男子的兄弟之情和天下女子的姊妹之情,已经被忘得干干净净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一文件的空想性质和当时阶级斗争的残酷程度都决定了其用心规划的土地制度只能是一纸空文。真正成为太平天国实际赋税政策的是“照旧交粮纳税”。这一政策以土地所有者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它不仅保护自耕农的利益,而且也保护地主的土地权和收租权。旧的土地关系因之而保存下来。
时代的局限是真正的局限。在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他们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一条取代封建制度的出路。当封建制度还没有东西能够取代的时候,太平天国不能不回到封建制度。本是世人共有的天父,变成了父子祖孙一系的始祖。这种演变,使进入南京之后的太平天国政权,不能不日益变成一种不成熟的封建政权,并以自己不成熟的封建政权与正在衰败中的满清封建政权对峙着。它的不成熟性,使知识分子如王韬、容闳——来而复去。
(2)领导集团内部分裂
领导集团的腐化
追求享乐——定都前领导人“敝衣草履,徒步相从”。定都后则“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东王出行仪仗队伍多达千人。
争权夺利——起义初期领导成员“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定都后实行“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等级制度。诸王之间“彼此暌隔,猜忌日生”。
内部分裂——领导成员争权夺利导致前期的内讧火并自相残杀和后期朝政昏暗腐败,从而大大削弱自己力量。当满清王朝因儒生经世派的出现而获得加固的时候,太平天国爆发了杨韦事变,局面因此岌岌可危。杨韦事变后,太平天国之所以还能存在下去,同当时天地会的广泛发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发生削弱了清政府的力量有很大的关系.
洪仁干受命于危难之际,成为后期天国事务的主持者。就节操和知识而言,他是太平天国的一等人材,但他缺乏军事才干,因此他不可能扭救太平天国的颓势。《资政新篇》是当时中国最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由于它是游离于农民斗争之外的东西,这就决定了它不会在天国的群众中激起用上帝教造小天堂那样的反响,也不会转化为物质力量。把农民

群众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需要很多环节,而中国尚未有这些环节。
(3)等级制度、脱离实际的极端政策和措施、宗教迷信
严格的等级制度、极端的圣库制度、男营女营制度、诸匠营、百工衙制度等,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天京变乱揭穿拜上帝教的欺骗性,导致群众基础丧失。
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一场悲壮的斗争。其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反封建的人没有办法洗净自己身上的封建东西。因此,他们悲壮的事业中又有着一种历史的悲哀。
马克思:1862年7月7日在《维也纳新闻》上撰文《中国事件》
“在中国,在这块活的顽石上开始了革命酝酿,这个现象,就其本身讲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形,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同时将政治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则不断更迭。但这是东方各种运动所共有的一个特点。鸦片不曾发生催眠的作用,而倒引发了惊醒的作用。这是很矛盾的。在这次中国革命(指太平军起义)中,中国革命的代表才真是奇特哩,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抱定什么任务。他们没有提出什么口号,他们所给予民众的惊惶比旧有当权者给予的惊惶还更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似乎就在于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的腐化相对立。”
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失败说得言简意赅:他们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

(二)义和团——扶清灭洋、组织涣散
(1)思想上对帝国主义和清王朝本质都缺乏正确认识,同时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义和团反抗列强侵略带有笼统排外性,缺乏明确的斗争对象;对清王朝则抱有幻想,以至成为慈禧太后手中对付洋人的筹码。最终腹背受敌,在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下惨遭失败。并且义和团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表现在从组织形式到斗争方式上,“刀枪不入”的神话造成人员的巨大伤亡。
(2)组织上自始至终存在严重的分散性。
义和团由于分散而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没有统一的组织、行动计划和指挥,提不出正确的纲领、口号和策略,不能进行有力的战斗,极易为清政府瓦解利用和各个击破。
(三)历史教训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失败表明,农民阶级虽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但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却不可能领导这场近代时期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他们只有在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自身解放。
马克思评价:“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历代农民起义最终结局不是被

镇压下去,就是建立新的封建王朝,而不可能开辟新时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代表,他们本身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他们不可能自己解放自己。

四、晚清农民运动的历史作用——加速社会转型
(一)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扫清转型阻力角度:晚清农民运动英勇抗击中外反动势力,避免中国被瓜分,加速清王朝灭亡。
1、太平天国运动—沉重打击清王朝,猛烈冲击封建文化;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
太平天国英勇抗击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的武装进攻,猛烈冲击以孔孟之道为中心的封建文化,是反清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先导。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元气大伤,所谓“同治中兴”其实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这时许多汉族官员已经认识到清王朝的统治已是穷途末路。1867年曾国藩的幕僚及亲信赵烈文就认为:清朝“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李云汉《中国近代史》对革命运动而言,太平天国的影响有两点:
一是使秘密会党的民族思想得以重振并广泛流传。哥老会的势力也深入湘军,左宗棠、曾国荃都曾有被推为“大龙头”是事,为后来革命党人利用会党及新军铺好了路。一是对孙中山革命思想和行动发生启发作用。孙氏幼时常听太平天国遗事,以洪秀全第二自许,太平天国余党也有参加孙氏革命运动,如参加广州起事洪全福本是英王三千岁。
萧一山:“就近代民族革命的立场而论,它无疑的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为民族革命作初步之结束,为国民革命开崭新的道路。”
2、义和团运动——沉重打击帝国主义,避免中国被瓜分;打乱清王朝统治秩序
义和团运动一方面沉重打击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阴谋,一方面彻底暴露清政府反动虚弱的本质和卖国面目,促进了中国人民觉醒,加快了民主革命步伐,加速了清王朝崩溃。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动态》门户开放政策曾长期被认为是美国企图独占中国政策。
1979年,有学者认为该政策包含尊重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的内容,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起到一定作用。批评者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打着“贸易机会均等”旗号与他国争夺中国。把列强没有瓜分中国归之于门户开放政策无法成立。
有学者赞同重新评价,有人提出修正意见。经过讨论,形成大多数人能接受的看法。
关于提出这一政策的动机:美国决策者考虑的始终是美国垄断资本向海外扩张的现实利益和

潜在利益。因此门户开放是一个殖民扩张对外政策,而不是民主主义对外政策。
关于它的客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某些国家如俄、日瓜分中国的势力起制衡作用。
《剑桥晚清史》在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中,迟到的美国于1899年9——11月向列强各国发出“门户开放”照会。当时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态,只有日本提出了异议。
当义和团起事“门户开放”原则似乎受到威胁时;美国1900年7月3日发送第二次照会,补充包括保护中国领土完整和行政权力完整的条款。这只是美自身表态的声明。美国政府既不打算、也没有力量强制推行它。可是在宣布了这项政策之后,瓜分中国的趋势确实缓和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列强响应了美国的呼吁,而是因为真要瓜分,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害怕他们之间会造成对抗和冲突。另一方面他们又畏惧义和团英勇的战斗精神。义和团运动使侵略者认识到“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殊非印度、南洋各处可比”;中国此后“仍须以华人治华地,凡有意开通中国之人,应须小心谨慎,团匪之事,即可取以为鉴”。最终,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政策”改变为“保全政策”。“门户开放”政策也成为列强联合向清政府提条件的基础。列强终于约定这次谁也不提割地要求。这种对峙局面使清帝国免于立即被瓜分,但是它的国际地位却下降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义和团运动暴露了清王朝反动虚弱的本质,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得到人民大众的广泛支持。因此,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二)从统治集团内部削弱顽固守旧势力以利社会转型角度:迫使清王朝将政权、军权转移至汉族洋务派督抚手中,加速封建王朝的衰落与崩溃。
在清王朝政权格局中,把持朝政的满族亲贵思想多属顽固守旧,而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新崛起的汉族地方督抚则多属主张学西方以图自强的革新派。显然,在统治集团内部双方对弈,汉族地主阶级势力上升必然意味革新派力量比重增大,封建落后力量的衰落和清王朝统治的行将不远。
1、太平天国运动——汉族地主阶级势力崛起,开始改变清朝统治集团“内重外轻”“满重汉轻”政权结构
(1)曾国藩创建湘军
当太平天国摒弃儒家文化,以异族宗教作为造反者的思想武器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儒家经世派开始兴起。在保卫名教旗号下,同太平天国展开对抗。
1853年1月曾国藩受命任湖南帮办团练大臣。他以湘乡塾师罗泽南倡办的“湘勇”千余人为基础,扩编为湘军。1854年2

月正式建成,有陆师、水师,共17000余人。
湘军特点:
——“选士人,领山农”地域色彩浓厚。
——“以招募,易行伍”,实行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建立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
各级设制为:统领——营官——哨官——什长——兵勇。全军层层相依。
——强化封建思想、军纪教育和军事训练。
——自筹军饷,饷银丰厚
——自制战船,水陆相依,武器先进,战斗力强。
1862年春,李鸿章依照湘军的营制及组建方法,编成一支拥有6500余人的淮军,成为继湘军之后又一支重要的地主军阀武装。湘淮军取代八旗,绿营兵,成为清军主力。1964—1968年,太平天国及其后继者捻军被剿灭,长江流域的社会经济也日益恢复。清王朝出现了所谓的“同治中兴”。但是,这些都不过是历史的表象。“中兴”的背后,是随着汉人地方势力的抬头与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清王朝的王权危机正日益加剧。
2)地方督抚专权——统治集团“内重外轻”政权结构改变
清王朝是高度的封建专制政体,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督抚无可能恃势抗上。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国家军政实权渐渐落到地方汉族地主官僚手中。
一部分督抚利用国内战争所提供的特殊机会,包揽把持军、财、吏诸政,使督抚职能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变化。其主要标志就是湘、淮军地方集团的兴起。
1860年江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军摧毁,咸丰帝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1861年11月2日辛酉政变后,慈禧、奕忻上台执政,继续支持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势力。任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各官悉归其节制。时人称:“恭邸当国,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
辛酉政变:1861年11月2日,在北京发生的一场宫廷政变。慈禧太后勾结恭亲王奕忻,清除肃顺等八位辅政大臣,夺取最高统治权。奕忻为议政王大臣,主管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慈禧太后开始“垂帘听政”。清廷政策发生变化。对内更加重用汉族官僚,对外正式“借师助剿”,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并确立“师夷自强”兴办洋务的宗旨。
此后,清朝中央兵权开始下移,湘淮军代替绿营成为国家主力军。同时,曾国藩本人也由湘军统帅变为东南各省最高行政长官,军权与政权合一,迈开了督抚专权第一步。
为了便于作战,曾国藩把大批湘军将领举荐为封疆大吏,如举荐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沈葆祯为江西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四省巡抚又将自己的部将举荐为各省布政使、按察使。这样,东南地区就出现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政治军事集团控制地方权力。具体表现在:

军权——咸丰朝以前,八旗绿营兵权皆直隶中央,决非将帅可得而私有。但是,湘淮军则是将帅自行招募的私家军。故自湘军起,兵归国有一变而为兵为将有的局面。
财权——湘淮军的饷需非由清廷户部调拨,而是由将帅自筹。这样地方督抚将帅就有了相对独立的财权。此种筹饷制度进一步巩固了兵归将有,各私其军的格局。
厘金制度:清王朝为镇压太平天国筹集军饷而创设的一项税收制度。1853年江北大营帮办大臣雷以缄接受幕僚钱江建议,在扬州仙女庙对行商和坐商征税,值百抽一,俗称厘捐,1854年开始逐渐在全国推行。1931年民国政府取消。
地方行政权——成为地方督抚的湘淮军将帅利用手中兵权,独揽地方上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原是中央藉以牵制督抚的权力,现在降为巡抚属员。
这样,湘军集团控制了东南各省的军权、政权、财权与用人权,上下相应,成为一股强大的地方政治势力。清朝“内轻外重”的局面终于出现了。林懈言:“有洪杨内乱为之因,遂生曾、胡、左、李迭握朝权之果。”
湘军集团在扑灭太平天国以后虽然没有公开与中央分庭抗礼,但是督抚专权局面已经形成。尤其是李鸿章开府北洋二十余年,用人筹款,一切便宜行事,更是对以后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2)汉族地主阶级势力崛起——统治集团“满重汉轻”政权结构变化
伴随着地方督抚专权的出现,清王朝统治集团“满重汉轻”政权结构发生变化,上层汉族官僚势力的迅速崛起。
咸、同以前,清统治者信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朝中官职虽实行“满汉对等”,但汉族官员意见多不起决定作用;地方封疆大吏总督、巡抚之职也多由满族亲贵担任。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由于清朝正规军受到重创,国家军政实权渐渐落至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部分汉族官僚手中。梁启超言:“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
咸、同以后,汉族官僚担任督抚的比例已大大超过满族官僚。1864年,清政府的10名总督中汉人占9名;15名巡抚全部由汉人担任。1861年至1890年之间,清廷任命的44个总督中,汉人占34个;担任巡抚的117个人中,汉人占104个。清末地方政权已基本操在汉人之手。
随着东南地区督抚势力的增长,清政府原有的政治格局发生很大的变化。从制度上看,这是对中央集权的破坏;从满汉统治关系来看,这是以湘军、淮军两大集团为首的汉族统治者对满族统治者的夺权,此后逐渐形成满汉统治者平分政权的新格局。
2、义和团运动——汉族地主阶级势力进一步壮大,清朝统治集团“内重外轻”“满重汉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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