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长云先生有关夏代的论述

沈长云先生有关夏代的论述

第二节夏后氏的兴起及夏王朝的建立

一、夏后氏渊源

夏王朝是夏后氏建立的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也是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有关夏的历史记载最早可追溯到西周初年写成的我国最古的典籍《尚书·周书》，那里面的《召诰》、《多士》、《多方》、《立政》诸篇都提到了历史上商代以前有一夏朝，并且记载夏朝后期的统治者由于施行乱政，骄侈淫逸，因而被上帝派遣商汤革去了“命”，丧失了统治。之后，《诗经》、《左传》、《国语》及其它许多先秦古籍不断提到夏的历史片断，包括自禹以后的历代夏王的史迹。司马迁的《史记》更广罗《世本》等先秦旧籍作为《夏本纪》，以记录夏代诸王的世系。所有这些，表明夏的历史记录是其来有自并且是可以信以为实的。然而，由于目前可以确定为夏代人们使用的文字体系尚未在考古发掘中被找见，上述历史记录，包括《史记·夏本纪》中的夏王世系从严格意义上讲尚未被证实，谨慎一些的历史学者仍然把夏朝归入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尽管考古发现相当于夏代那个时期的人们已有了相当高的物质文化水平。

夏后氏属于姒姓族。这个氏名是它在建立夏朝以后的称呼。在那之前，?它被称作有崇氏，故而夏的第一个国王大禹一度被称作“崇禹”1。禹的父亲鲧亦被称作“崇伯鲧”。

有关夏后氏（即有崇氏）先世的文献资料颇为缺乏。一个比较重要的线索是，?夏后氏是古代著名的颛顼氏族的后裔。文献如《世本·帝系》称“颛顼五世而生鲧”，《大戴礼记·帝系》亦言“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2。以颛顼为首的部族集团活动在以濮阳为中心的古河济地区，则夏后氏的发祥地亦应当在此一带。《国语·周语下》引周内史过的话说：“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融即颛顼氏族的子嗣祝融，《国语》称夏的兴起与祝融降临崇山有关，联系到夏后氏本亦称有崇氏，知崇山为夏后氏族兴起的圣地。考察古崇山的地望，据《水经·瓠子水注》，知其正在古瓠子河流经的汉济阴郡成阳县西北，即今山东荷泽以北的豫鲁交界处，实当古代的河、济二水之间3。这一带还有许多尧、舜活动的遗迹，包括所谓尧的冢、舜所耕种的历山、制作陶器的陶丘、从事渔业的雷泽等等。尧、舜所出生的有虞氏据信亦在今河南东部的虞城县。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在古史上广为流传的尧舜禹部族联盟的历史地理背景。

史籍中没有禹所在的姒姓族的来历的记载，?但提供了姒姓族下面众多氏族部落分布的线索。《史记·夏本纪》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里面有的氏族已不可考，其可考者，除上面已指出的夏后氏的所在外，有扈（即有顾）在今河南原阳；斟

1见《逸周书·世俘》。

2类似记载又见于《墨子·尚贤中》、古本《竹书纪年》及《史记·夏本纪》等。一些文献或在颛顼之前为鲧加上了黄帝这一层祖宗，此实出于华夏族形成过程中将融入华夏的上古各部族的祖先编入自己的“共同谱系”的习惯做法，不足为据。

3关于古崇山的地望，不少学者指为今河南登封县境内的嵩山，以嵩、崇二字为古今字，可以通用的缘故。然嵩山在先秦时代只称作太室山或外方山，嵩山之名乃后起。据《墨子·节葬下》、司马相如《大人赋》及《山海经·海外南经》，古崇山应即《水经·瓠子水注》中的崇山。参见拙著《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戈（即斟灌）在今河南范县；斟寻旧说在今山东潍坊一带，实当与斟戈相邻；辛氏（即有莘）在今山东莘县；缯氏在今山东临沂；杞氏旧说即周初分封之杞国，在今河南杞县，然甲骨卜辞记今山东曲阜迤东有杞国族，则杞氏早期当在鲁西；费氏亦在曲阜附近，《尚书·费誓》之费在鲁东郊，《左传》隐公元年、二年有鲁之费伯、费庈父，金文费敏父作孟姒媵鼎出于邹县，皆可为之佐证。综观上述诸姒姓氏族的分布范围，知姒姓族亦正居住在颛顼氏所在的古河济地区及其附近。

此外，文献还记载了许多夏后氏的婚姻与国，?它们也多居住在上述姒姓族的周围。如曾与夏后相联姻的有仍氏，在今山东曹县西北；与夏后少康联姻的有虞氏，在今河南虞城县；为夏桀进献二女的岷山氏（即有缗），在今山东金乡东北；曾任夏朝廷车正的奚仲所居之薛，在今山东滕县南；号称为“夏伯”的昆吾和豕韦，分别在今河南濮阳和滑县东南，等等。其实，后来灭掉夏朝的商族，初亦属于夏的与国4，那时居住在离河济地区中心不远的豫北冀南一带。

所有这些夏后氏的同姓、婚姻和友邻，组成了现时人们所称的“夏族”。?它们和颛顼氏、祝融氏的众多后裔以及其它一些氏族世代居住在河济之间及其附近的土地上，辛勤开拓。这里适当华北大平原的中部，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古代著名地理著作《禹贡》将其划归为古九州中的兗州。这里地势平衍，为西部太行山地与东部泰蒙山地两个高地之间的洼地，境内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疏松，号为“九州之渥地”5，气候温和，宜于垦植。尤其是它处在各文明区中心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四周许多部族来这一带垦殖、定居，促使这里成为文物兴盛与人口繁庶的地区。不仅夏商周三代，就是以后的战国、秦、汉，这里的人口密度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可以认为，这种优越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给了夏族以长足发展的机会，促使其加快自己的文明化进程，从而率先进入文明社会。

二、鲧、禹治水

根据史籍，夏后氏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同它的首领鲧、?禹领导治水联系在一起的。

当鲧禹的时候，夏后氏加入了古河济地区众氏族部落组成的部族联盟。?这个部族联盟大概是颛顼领导的部族联盟的继续。众氏族部落先是奉尧，接着是奉舜来担任部族联盟的首领。那时部族联盟首领的职位尚未被某一家族世袭占有，而实行由不同氏族或不同家族出身的长老经过众氏族部落推举轮流占有这一位置的所谓“禅让制”。这种制度不容许联盟的首领利用职权来为本氏族或本家族谋取利益，因而尽管社会上已出现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联盟首领按照惯例仍是以“公仆”的身份来协调处理涉及联盟众成员共同利益的重大事务。由于这个原因，文献描绘尧、舜为具有很高道德修养的“圣人”，称赞他们以其“允恭克让”的品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从而使得众氏族部落都能做到团结友爱，众黎民也都十分和睦亲善6。大约他们一般不以武力干涉联盟内部各族邦的事务，联盟的治事机构亦不太复杂和不具有主宰一切的性质，所以文献又称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7。

就在这时，古河济地区再次发生了给人们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灾难的水患。?这一带地势低洼，河流纵横，首先有河济二水成夹角围绕着流经这一地区，河济之间又有一条濮水，此外还有灉、沮等小河流，一旦发起洪水来，积水难以排泄，百川之水便先自溢出，造成水患。有记载说，在鲧以前，这里就发生过水患，曾有共工氏对之进行过防治8。当尧任部族联盟

4诸史记载商祖先契为有娀氏女简狄吞玄鸟卵所生，有娀即有仍，是有娀氏同为夏、商二族之母家。又《国语·鲁语上》记载契的六世孙冥“勤其官而水死”，韦昭注称：“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也。”

5《说文解字》口部“ ”字解。

6《尚书·尧典》。

7《易·系辞下》。

8《国语·周语下》“昔共工氏弃此道也……欲雍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学者解释，此即是共工氏在遭遇水患时，将高地铲平，低地垫高的治水方法。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年新一版，第１３８页。

首领时，或许是气候变得更加暖和的原因9，导致降雨量的猛增，连绵不断的雨水使这一带的大小河流水势猛涨，造成整个河济地区的一片汪洋10。文献描述那时洪水的情景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汜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11尧为此十分忧虑，为了部民们的生存，他不得不召集部落联盟中各位氏族首领前来商议治水之策。

其时作为有崇氏首领的鲧正以善于筑造城郭一事闻名于众氏族部落。?关于鲧筑造城郭之事，后世的文献对之有所夸大，把城郭的发明权也给了鲧12。实际上，鲧以前的中原及其它地方早已有了城郭的出现，考古发现可证明这一点。但文献独将城郭的发明权归之于鲧，则至少说明了夏后氏在周围部族中以善于筑造城郭著称，考古发现正是鲧禹所在的豫东鲁西一带的龙山时代的城堡最为密集，其规模在中原也是最大的。那时不同部落集团之间的战争冲突不断，坚固的城堡可以保卫共同体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高耸的城墙亦可挡住洪水的侵袭。这些，都是文献称鲧发明城郭的客观历史背景。大概正是考虑到城墙具有的防水功能，众氏族部落首领觉得鲧对付洪水有些办法，遂一致推举他担任领导治水的总揆。尧虽然感到鲧有些性情乖戾，担心他“负命毁族”，但在大家的坚持下，仍答应让他一试。

其实鲧治理洪水的方法，不过就是将四边形的城墙展开，筑成沿河的堤防，?以图阻挡住洪水而已。然而这种简单阻塞的方法在各地大小河流全都水势汗漫的情况下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事情的根本在于治理水潦，那些或长或短的堤坊不仅不利于将广漠而低平的土地上的积水排出，反而阻滞了洪水的宣泄。后人批评鲧走的是过去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的老路，正是指此而言。后来尧的继承人舜到下面考察，“行视鲧治水无状”，不得已将其罢黜，不久又将他驱逐到东方的羽山（传在今山东郯城）。鲧最后死在那儿。

不过鲧的被惩罚并没有株连到他的亲族，舜担任部族联盟的首领后，?任命禹接替其父继续领导治水工程。据说禹当时也就而立之龄，他吸取鲧失败的教训，改用开挖沟洫疏导积水的办法，“高高下下，疏川导滞”13，“通大川，决壅塞”14，将水流引入河水下游及周围的湖泊。经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与部族一道制服了水害，从而使得广大庶民“降丘宅土”，从避水的高丘下到平地，重新获得种植蚕桑的机会，开始正常的农业定居生活15。在这个过程中，禹与民同甘苦而急水利之所需，文献或记他“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16；又或说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而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17。治水的大禹，成了人们推崇的圣贤。

鲧、禹治水的故事在我国历史上广为流传。出于对禹的尊崇，?后人在这个故事中加进了一些张大禹的威力，乃至神话的成份，比如讲禹所碰到的水患为充斥九州的洪水大泛滥，讲禹治洪水为在整个九州土地上的“导江”、“导河”，讲长江、黄河的各处险要为禹开凿水道留下的遗迹，等等。过去学者对这类神话进行清理，指出不能对之一概信从是必要的，但由此导致个别疑古之人对禹治洪水之事根本加以否定，则是不对的。从上述禹治洪水故事的基本情节看，它当是具有真实历史背景的。我国历史上，当夏代或夏代以前，中原地区确实发生过不止一次的洪水，殷墟甲骨文字中昔日的“昔”写作 ，作会意结构，意谓洪水之日；灾害之“灾”作 ，其字从川，实指水害之灾。这些，都说明商代以前是发生过洪水的，且

9据竺可祯考证，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到３０００年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气温较现在高约２℃左右。见其所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温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１９７３年第２期。

10如《墨子·三辨》引《夏书》曰：“禹七年水”，《庄子·秋水》：“禹之时，十年九潦”，《淮南子·齐俗训》：“禹之时，天下大雨”。

11《孟子·滕文公上》。

12如《世本·作篇》称“鲧作城郭”，《吕氏春秋·君守》记“夏鲧作城”。

13《国语·周语下》。

14《吕氏春秋·古乐》。

15《尚书·禹贡》。

16《韩非子·五蠹》。

17《史记·夏本纪》。

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至于文献及古文字资料中这类记载更比比皆是18，我们大可不必怀疑它的真实性。

禹治洪水故事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它不同于世界上其它许多民族的洪水故事，尤不具有所谓上帝在洪水之后重新安排人类社会的宗教成份，其所反映的我们的先民对自然作斗争的开拓进取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就这个事件本身的历史作用来说，禹治洪水亦在我国文明化进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不仅保障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继续健康进行，而且促进了我国早期政治组织的诞生，是夏代国家产生的助产婆和催化剂。

三、夏朝的建立

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古代国家产生的标志，也是我国迈入文明社会的开始。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一直在探讨我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问题。?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即中国古代国家与世界其它一些地区文明古国的产生是否走的同一途径的问题。传统的解释对于中国古代统治与奴役的关系亦即国家的产生总是按如下逻辑阐述的：首先是氏族公社内部由于家族的分工引起财产的积累，接着是出现贫富分化，进而富裕家族利用战俘和本族破产农民当作奴隶，最终导致奴隶主与奴隶的阶级对立，以及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国家的产生，并同时导致氏族制度的瓦解。然而这种解释是否符合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实际却大成问题。在由原始公社向文明社会的转变中，我国氏族公社内部各家族间不能说没有贫富分化，但这种贫富分化却首先表现在氏族首领与广大族众的分野上。换句话说，氏族内部少数人之所以拥有较多的财富，首先是由他们处在氏族组织上层的身份决定的，是他们的“贵”决定了他们的富，而不是由他们的富决定了他们的“贵”。这种情况使我国氏族组织长期存在，甚至一度成为我国早期国家政权的基础。至于奴隶制剥削，则一直在我国先秦时期只占据社会经济的很小部分，我们无法说明我国向国家过渡的时期社会已出现一个主要靠奴隶生产来养活自己的奴隶主阶级，并从而推断说这个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对奴隶的统治去建立一个奴隶制的国家机器。

实际上，按照恩格斯的理论，上述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只是在古希腊罗马所经历的过程，至于世界其它许多地区，其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却主要走的另一条路径。他在《反杜林论》这部著名的理论著作中谈到，在许多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他接着谈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长以及同别的集团利益冲突的增多，使单个的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并导致建立新的机构来保护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这些机构使得共同体中的各种社会职能变得更加“独立化”，以至出现社会职位的世袭化。最后，这种社会职能终于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而“起先的社会公仆”也“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变为社会的主人”，并通过使用暴力“集结成为一个统治阶级”19。

这种统治与奴役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国家。?他在另一篇著作中同样阐述道：“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20。

从我国第一王朝夏朝建立的经过看，?它走的也是这样一条由氏族共同体的“公仆”蜕变而成为“社会的主人”亦即统治者集团的路径。

18近出西周青铜器《 公盨》铭有“禹随山濬川”之语，为现存古文字资料中有关大禹治水之事的最早记载。

该铭拓片见《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１８－２１９页。

20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８２页。

根据上述史实，夏王朝国家权力的获得，首先即是与夏后氏祖先鲧、?禹在尧舜部族联盟担任公职直接相关的。这项公职，即是他们受部族联盟首领尧、舜的委派所从事的领导治水的工作。这项工作，对于部族联盟的所有成员来说，无疑是一项关系到大家共同利益的公共事业。鲧、禹所承担的角色，与尧、舜一样，都属于“公仆”的性质。后人对鲧、禹，尤其是对大禹的赞扬，都是赞扬他们在“公仆”的任上尽心尽职，这是无庸多述的。然而由于这项工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需要组织众多氏族部落的广泛参与，要对各部族的人力、物力统一进行调配、指挥与管理，在这个过程中，禹（包括他的父亲鲧）难免要利用联盟所赋予自己的职位与权力对各氏族部落施加更多的影响，甚或强制干预，这就势必使原来松散而较为缺乏约束力的部族联盟机构发生权力逐渐集中的倾向，并使之逐渐凌驾于众氏族部落之上，以至最终过渡到把各族邦沦为自己臣属的具有专制主义性质的国家权力机构，而禹则在长期担任这一要害公职的过程中树立了自己及自己家族的权威，由原本是有崇氏（后改称为夏后氏）的首领，继任为整个部族联盟的首领，最后发展成为君临众族邦之上的不可拂逆的夏后氏国家的国王。文献记载这一变化过程时说，由于禹的治水成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21，正表明禹作为共同体首领，由于其领导治水保护了部族联盟的共同利益，而得到共同体的拥戴，并由此获得统治“天下”建立“有夏”王朝的权力。文献又称“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22，是亦将禹获得宰制九州和使诸侯臣服的权力与其平治水土的事迹联系在一起的。

促使禹的权威急剧增长的因素，还有他领导的对南方苗蛮部族的战争。?苗蛮散居在今两湖地区，北及河南省的南部。当尧的时候，他们就曾与尧统率下的中原部族在“丹水（在今河南省东部，古济水之南）之浦”发生过冲突23。禹在担任部族联盟公职期间，亦曾率领军队对苗蛮展开过大规模征讨。他在誓师词中说：“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封）诸群（君），以征有苗。”24据说战争中苗民的将官中了禹师的箭而溃散败逃，而禹则赁借这次征伐的胜利重新划定山川，区分尊卑上下，致使“民神不违，天下乃静”25。在此战胜的基础上，禹召集四方诸侯（即部族首领）在塗山（传在今安徽怀远县境内）举行大会。文献记载，前来表示臣服与朝贡的诸侯，即所谓“执玉帛者”达“万国”之多26。此即所谓“塗山之会”。一般认为，塗山之会是禹确立王权亦即夏王朝正式建立的标志。大约在此同时，禹还召集了在“会稽”举行的另外一次盟会，《国语·鲁语下》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学者解释所谓“群神”也就是众诸侯；其中的防风氏，“乃汪芒氏之君名也”27。禹能在大会诸侯的场所，因一位诸侯的后至，便拿他开刀示众，说明他已经蜕变为一位专制君主式的人物了。

禹在建立夏王朝之后，将都城定在阳城，即今河南的濮阳。28这里地处濮水之阳，位在古河济地区的中心，也是夏族的祖先颛顼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四、夏的“家天下”及有关国家制度

夏商周三代人们所谓的“天下”，是指自己的国家或王朝统治的范围。?限于当时的地理知识，他们并不知“天下”到底有多大，只是感到天底下所有的部族，包括它们的土地人

21《国语·周语下》。

22《汉书·地理志》。

23《吕氏春秋·召类》。

24《墨子·兼爱下》引《禹誓》。

25《墨子·非攻下》。

26《左传》哀公七年。

27《国语·韦昭注》。

28古本《竹书纪年》及《世本·居篇》皆称“禹居阳城”，即都阳城。唯此阳城所在，诸家说法不一。据《战国策·齐策四》，古濮阳城早已有阳城的称呼，考虑到这里位于古河、济地区的中心，又离夏后氏兴起的崇山很近，故将其定为禹所都之阳城。具体考证可参见拙著《禹都阳城即濮阳说》，《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民，都应是王朝统治的领域，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9，即此写照。但实际上，三代王朝并不能对各地所有的族部都实行有效的控制，并且这控制的范围也是随着王朝势力的强弱而有所增减的。王朝大概是首先通过血缘与姻亲关系，笼络住自己的同姓族邦和婚姻与国。然后再谋求对其它异姓族邦的控制的。这前者，便是人们所说的“内服”，即王朝直接控制的范围；后者，即是“外服”。“外服”的四至，也就是今天人们习称的王朝的“疆域”。

夏朝的疆域，文献没有明确记载，但记载了某些夏王活动的踪迹，?可借此寻得其大概线索。按古本《竹书纪年》和《左传》等书的记载，夏前期诸王暨有关部族活动的地域，西不过豫西山地，东至于海，南至于淮水流域，北至于鲁西北。这大约便是其时夏朝疆域的范围。从夏代中期开始，夏人活动的地域似稍稍西移，至夏朝末年，其西部最远处可达于今河南、陕西交界的殽函地区，是其疆域已有所扩展30，其内服的范围，大致也从其世居的古河济之间稍稍西移，而及于伊洛平原。

夏对其控制的广大地域，实行“家天下”的统治。所谓“家天下”，?就是以天下为其最高统治者家庭的一家之私。著名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便这样描述我国由原始公社制的“大同”社会进入“小康”即阶级社会的历史转折：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这里谈到原始公社制的“大道”退出历史后的第一个变化，即是“天下为家”。“天下为家”者，按历代经学家的解释。即是父传位于子，以天下为一家族之私有也。由这个根本性的变化，整个社会也就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藏货于身，出力为己，建立起一套新的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礼仪制度，而各种争夺、诈谋、战争也应时而起，这便是“小康”社会。

《礼运》作者还提到，“小康”社会是从夏禹开始的。这当是指禹将国君的位置传给自己的儿子启，从而建立起“家天下”的制度而言。众所周知，夏朝的前身是尧舜禹担任首领的部族联盟，那时，部族联盟首领的产生方式是所谓“禅让制”，即在各氏族部落中民主推选首领的制度。传说尧年老时，向各氏族部落酋长征询继任人选，一位叫放齐的酋长推举尧的儿子丹朱，尧马上表示，丹朱“顽凶”，不可用。又一位叫讙兜的酋长举荐共工，尧认为其巧言便僻，也不堪用。接着尧自己探问一位叫四岳的酋长，看他是否能继任，四岳却谦虚地推辞了。最后众人一致推选一位“有矜在民间”的贤人舜，经过大家反复相商，又用各种办法加以考查，才确定了舜的接班人地位31。其后禹继承舜，实际上也是这样一种方式。这种制度无疑便是《礼记·礼运篇》记载的“大同”社会的“选贤举能”的做法。但是到禹建立夏朝以后，此做法就受到了新形势的挑战。虽然禹一开始还不太明确自己身份所发生的变化，还打算着按老规矩要将国君的位置转授给来自东夷的部族首领皋陶和伯益，但他同时却又很自然地将自己儿子启为首的本家族势力引入夏朝廷中的各级权力机构。即如战国时文献所说：“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启人”即禹子启家族之人。禹以自己家族之人掌管各权力部门，无异已在营造自己“家天下”的势力了。这种新的权力结构的性质已势不能容许他将国君的位置再转让给他人，故文献言禹虽做出传贤的姿态，“而势重尽在启也”，结果在禹死之后，“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时人认为，“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32从实质上看，家天下的制度是奠基于禹统治的时期，而体现在启最终继承禹的国君位置这件事情上。

29《诗经·小雅·北山》。

30以上所述夏王及所属部族活动的情况，可参见下节有关叙述。

31《史记·五帝本纪》。

32《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又《战国策·燕策一》。

“家天下”的制度为历代专制王朝所继承。既然国君把整个“天下”看作自己的私产，则其用管理自己家族的方式来管理整个“天下”（即国家），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一人而身兼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本家族的大家长，则其对这两者的管理往往交织在一起，甚或用此一管理机构去代替彼一管理机构的职能，也是常有的事情。在国家管理人员亦即官吏的安排上，他常把自己家族的成员，包括自己亲信的管家和奴仆放在最关键的位置上，或者干脆把现任国家官员都视作自己的奴仆，皆属正常之举。不难做出结论说，所有这些中国历代专制王朝的家长制统治的表现，或者现时学者所揭示的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各种特征，都渊源于夏朝创立的“家天下”的国家制度。

有关夏代国家的其它一些制度，文献记载十分简略，且皆为后人追述，需要进行一些分析。就夏代国家的官僚制度而言，《礼记·明堂位》说：“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可知夏的官吏设置在继承尧舜部族联盟机构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发展。《尚书·尧典》曾记载舜所任命的官职有司空、后稷、司徒、士、工、虞、秩宗、乐正、纳言等项，这里面固然有后人拟设的成份，但其中的司徒、后稷、乐正等在《左传》、《国语》等较为可信的文献中也被记为尧舜时的官称33，则应考虑当时实际已有此类官职的设置，并为夏王朝所

继承。此外，先秦文献直接记载夏代的官吏还有“六卿”或“六事之人”34、太史令35、车正36、啬夫37、遒人38等，尽管这类官吏的称呼也可能出于后人按其所处时代的官称对前代的拟设，但不能说夏代就没有类似这些官吏的职掌。如六卿（或六事之人），为天子所率六军的将领，其时夏代官僚机构中当有类似此种官吏的设置。司徒为主管民事之官，这种官职夏代也当是有的。司空为主管土木工程者，后稷为农官，士（一称大理）为刑狱之管理者，秩宗及乐正为主持礼乐之官吏，虞为山林川泽的管理者，工及车正皆专司手工作业，凡此之类，夏代皆应有所设置。只是像太史令这种主管图籍的官，因尚不能判断夏代是否有了图籍文书，故无法定其为夏代实有的官职；啬夫、遒人这类具体而微的小官职，也难保证夏代都已有所设置。当然也有许多失载的夏朝的官称。无论何说，作为国家主要职能部门的官位设置，夏代是已经具备了。

夏代已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从夏王屡次进行征伐战争看是不容置疑的。?不过这支军队似乎还说不上是所谓常备军组织，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按氏族和胞族编制的”“居民自动的武装组织”39的集合。《墨子·兼爱下》记禹伐三苗时称其统率的军队为“济济有众”，《左传》哀公元年记夏王少康在有虞氏居住时“有众一旅”，《国语·周语上》引《夏书》也说“众非元后何载，后非众无与守邦”，表明夏朝的军队是由“众”组成的。“众”在以后的文献，包括殷墟甲骨文字中都是族众的称呼，他们平时务农，战时披坚执锐，因而夏朝的军队应属战时临时征调的夏人的族众组织。这些族众既来源于夏后氏族，也来源于夏的同姓氏族和姻亲氏族。如少康复国的过程中，就曾使臣下靡收集同姓斟灌、斟寻二氏族的余部共同讨伐寒浞；少康居于姻亲有虞氏时所拥有的一旅之众，也属于有虞氏的族众。至于夏朝军队的战术构成，当包括车兵与步卒两部份，而以车兵为主。《尚书·甘誓》记启对兵士发布的誓师词说：“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

33《国语·鲁语上》“契为司徒而民辑”，《国语·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有仍氏生女……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有穷后羿灭之，夔是以不祀”，以上记载，皆与《尚书·尧典》所记舜所任命的职官相应。

34《尚书·甘誓》。

35《吕氏春秋·先识》。

36《左传》定公元年。

37《左传》昭公十七年引《夏书》。

38《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

39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５５页；又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６７页。

这里的“左”、“右”及“御”，就分别指战车上的车左、车右及御者三种作战人员。夏朝随时调集与使用这支武装力量，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对异姓族邦的统治。

夏朝还有自己的刑罚制度。《左传》昭公六年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的内容史无记载，但曾被舜任命为士而主管刑狱的皋陶继续任职于夏初，可以认为皋陶制定的一套刑罚也就是禹刑的具体内容。《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据《左传》引叔向对这名话的解释，“已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可知凡妄自杀人，贪婪渎职及有罪恶而掠取他人美名者，皆会被处以死刑。

如上所述，夏王朝不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其所统治的对象直接就是各地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因而不存在按地域划分它的国民的问题。这是中国早期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传说中有禹划九州之事，今学者或以之作为夏代已实行地区划分的依据。此种说法恐怕出于误解。所谓九州乃是战国时期人们的地理观念，前辈学者已有很好的论证，40勿庸置疑。夏朝对各氏族部落实行统治，亦即夏代国家存在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要求它们按时向朝廷缴纳贡赋。贡，指贡献各地的土产方物，赋则是军需物资，包括粮草之类。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就谈到了各地向朝廷输送的这类贡赋，同时期的《孟子·滕文公上》亦有“夏后氏五十而贡”的记载。尽管人们对《孟子》这句话的具体含义还存在着争议，但说夏代各地须向朝廷缴纳贡赋这一点，似已不再有人怀疑了。当然，这种贡赋尚带有早期国家较为原始的税收性质，还不能与以后成熟国家向臣民个人征收的赋税相比拟。

夏、商、周三代都属于建立在氏族组织之上的早期国家。不过，与商、周两代相比，夏代国家似乎更多地存留着一些氏族社会的残余。夏朝的国君称“后”，商代国君称“王”，间亦称“后”，周代国君一律称“王”，从三代最高统治者称呼的变迁上亦可看出这方面的信息。学者指出，“后”的本意实乃氏族部落首领的专称，而为夏代国家君主所袭用。41大概正因为如此，后人也把建立夏王朝的那支氏族称作夏后氏，而对商、周两个朝代的建立者则径称作“殷人”和“周人”。

第三节夏朝的统治经历及夏的衰亡

一、夏前期的政治动乱与少康中兴

禹死后，子启继立。由于禹在位时曾想按过去禅让的规矩将国君的位置传给辅佐过自己的嬴姓氏族出身的伯益，伯益个人亦自以禹的继任人自居，然而天下诸侯百姓已经习惯于由一个家族实行的统治，他们说“吾君帝禹之子也”，故而在禹去世之后，不去朝见伯益而朝见启，于是启便继承了王位42。伯益不肯善罢甘休，他组织了自己的氏族同启争夺王位，结果失败被杀43。

可是启并没有禹那种勤政爱民的精神，他即位不久，便开始了“康娱以自纵”的奢华生活44。《墨子·非乐上》对他的不务政事及奢侈腐化描写道：“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铭），苋（管）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天。”可见启不仅沉湎于声色歌舞，还喜好酗酒。这就引起了夏后氏的同姓诸侯有扈氏及斟灌氏的不满，他们借口启废除尧舜以来的传贤制，是不义的行为，带头发起了对夏王朝的叛乱45。许多文献记

40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载《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1《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7页。

42《史记·夏本纪》

43《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称：“益干启位，启杀之”，即指此。

44《楚辞·.离骚》。

45《淮南子·齐俗训》并高诱注。

载了这次事件，把它与西周时期发生的管蔡之乱相提并论46，说明它的声势不小。启亲率大军前往讨伐，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今河南辉县东）47，?后人曾追记启在甘之战前发布的誓师词，即今存《尚书》中的《甘誓》。誓词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而启则要“恭行天之罚”，他要求部下听从命令：“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这些话里的某些用语出自后人的观念，但亦表现了启对有扈氏叛乱采取的绝然严厉的态度。经过这次战争，有扈氏被压服，天下诸侯又都前来表示服从。《左传》昭公四年提到启会合诸侯举行的“钧台之享”，大概便是甘之战后重申这种服从关系举行的一次盟会。

启死后，子太康继位，但王朝内部的离心倾向并未真正得到克服，臣民对夏后氏家族的统治仍心存不满。太康大概是想躲过这场危机，便迁居到了同姓诸侯斟寻的住处48。这时，王朝内部一支叫有穷氏的部族的首领羿乘机发动政变，夺取了夏后氏统治的权力。

羿在文献中称作后羿。它的出身大概与妘姓的夷国族有些关系，因而又被称作夷羿49。传说他善射，大概是一位武功很盛的氏族首领。他趁着夏后氏政衰的机会，将自己的氏族由鉏（今河南滑县东）迁往穷石（今山东德州市西南），“因夏民以代夏政”，即利用夏民对夏后氏统治不满的情绪，取代了夏的统治。太康失去了国家，流落在外，依靠部分诸侯的拥戴，仍维持着国君的名义。不久，他死去，将君位传给弟仲康。仲康又传与子相。

羿的代夏，本是一件顺乎民心的事。屈原所作的《楚辞·?天问》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说明后人认为他的行动是受上帝的指使而为的。然而羿仅仅是一位不懂治国之道的武夫，他仗恃着自己善射的本领，“不修民事”而一味沉湎于野外的田猎，对于朝中一班善于治理国家的贤臣，也弃置不用，却单宠信自己的家奴寒浞。那寒浞本是与夏后氏同姓的有寒氏族的首领伯明家的“谗子弟”，因有劣迹而被伯明逐出本族，却被后羿收留并用为亲信。寒浞一面对羿百般献媚，哄骗他继续放心在外田猎，一面又对羿的家众进行收买，蒙敝一般庶民，以树立自己的威信，最终趁羿在田猎的归途中将他杀死，夺取了羿的权力50。

这时，夏后相的势力又有所复苏，以至他能够对东夷地区进行经略51，并一度迁回自己的老家濮阳。52不久又往居诸侯斟灌（今河南范县境内）53。为了防止夏后氏的东山再起，寒浞派遣自己的儿子浇往伐斟灌及其兄弟氏族斟寻，将夏后相杀死在那里。可是相的怀着孕的妻子后缗却从墙洞中逃出，归于母家有仍氏（今山东曹县西北），并在那里生下了少康。少康长大后，曾一度充当有仍氏的牧正（掌畜牧之官）。为躲避寒浞的追捕，他又逃奔到有虞氏。有虞之君虞思任他为庖正（掌膳食之官），同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安顿他在有虞氏下属的沦邑住下来，使他“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少康由是获得喘息之机。在取得

46关于有扈氏与斟灌氏对启发动的叛乱，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元年，称“夏有观、扈”。《国语·楚语上》及《韩非子·说疑》改作“启有五观”，再往后的文献讹作“启之五子”，称启的五个儿子，即太康等兄弟五人发起争夺继位权的内乱。今一并正之。参见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载《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47甘地所在，历来认为与有扈氏同在今陕西户县境内。近世学者考证，有扈氏当在今河南原阳境内，甘地亦应在其附近。甘或称作甘泽（《吕氏春秋·先已》，疑即春秋卫国境内之泂泽。甘与冋古字形近音同。泂泽在今河南辉县东，古属所谓西河之地。古本《竹书纪年》“二十五年，启征西河”，当亦指启伐有扈之事。

48《水经·巨洋水注》引《汲郡古文》云：“太康居斟寻”。关于斟寻的地望，前人有说在今山东潍县境内者，亦有称其在今河南洛阳附近者。按《左传》等先秦旧籍，斟寻实当与斟灌相近，盖在豫东北与鲁西之交界处，并与夏后氏的姻亲有仍氏相去不远的地方。

49《左传》襄公四年“夷羿”下杜注云：“夷，氏。”其隐公元年《正义》引《世本》则曰：“夷，妘姓。”是“夷羿”之称本于其国族之姓氏名。近人多以“夷羿”之称判断后羿属于东夷族，盖误。

50以上史实，据《左传》襄公四年。

51古本《竹书纪年》称夏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是皆表明相对东夷地区的扩张。

52《太平御览》卷82引《纪年》云：“帝相即位，处商丘”。王国维引《通鉴地理通释》四云：“商丘当作帝丘”，即今濮阳。

53见古本《竹书纪年》。

立足之地以后，他便积极地招集夏的余众。另一位夏的遗臣靡也在有鬲（今山东德州附近）收罗斟灌与斟寻二氏的余众。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靡首先伺机灭掉寒浞，拥立少康重新即位。这时少康的儿子季杼也已长大成人，少康便命令季杼与其他诸臣对寒浞的两个儿子浇和豷进行讨伐，将其一一消灭。这样，少康终于重新恢复了夏家王朝的统治。文献称赞少康能“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54，表明他是夏的中兴之主。

夏前期的政治动乱，如果从伯益与启争夺王位算起，到少康中兴，共经历了四代五王，近百年时间55。这样长时间的内乱，一方面说明了王位世袭制度的确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须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经过反复的斗争才能够得到巩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那些才刚由“社会公仆”转化而来的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们尚不怎么懂得正确使用他们手中的权力，而社会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并不是一概都能接受的。世袭王权的产生是历史的进步，但却往往伴随着君主的专断独行与奢侈腐化。夏朝统治者由太康的失国到少康的复国，包括后羿由取得政权到其败亡，也是与人民群众的向背有关的。

二、夏中期的发展及其与东夷地区的关系

少康中兴带来了夏朝中期的稳定发展。其子季杼在少康恢复夏家王朝统治的过程中曾参与对寒浞余孽的讨伐，这使他能够继续以武力维持夏王朝的统治。史称“季杼作甲”56，说明他能够制造好的兵甲用于战争。他即位后曾两次迁都，首先将都城迁移到原（今河南济源西北），然后又从原迁到老丘（今河南开封）。这里离东夷地区已经很近了，他遂以此为根据地，率兵向东进行扩张，“征于东海，及三寿”57。据考证，所谓“三寿”，乃平寿之误，在今山东潍县一带58，是知季杼征伐的范围已及于今山东半岛中部乃至渤海之滨。鉴于他的武功，夏族后人奉他为能继承禹的事业的名王，给予他以隆重的“报”祭59。

古代东夷族主要居住在今山东半岛及苏皖两省的北部。由于地形的阻隔及其僻处东方等客观原因，他们始终没有形成像中原那样大规模的部族的联盟，更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有关夏代的文献记载称那时东方夷人的居民为“九夷”，说明他们并未形成统一的联合体。所谓“九夷”，大概是言其支系甚多，并非如《后汉书·东夷传》所说只有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九种。因为《尚书》还同时记载了夏代有嵎夷、莱夷、淮夷、岛夷等等。从这些夷人部落的称呼看，有以所居地域命名的，有以颜色命名的，还有以其图腾或姓氏称呼命名的。文献表明，夷夏关系自夏初以来一直就是夏代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墨子·节葬下》曾提到“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说明夏初夷夏关系保持良好状态。盖自太康失国，始导致夷人对夏朝的叛离。然经过后相、少康及季杼对东夷地区的经略，夷人又重新表示对夏的臣服。整个夏代中后期，双方关系基本处于融洽状态。《后汉书·东夷传》说“自少康已后，（夷人）世服王化，遂宾于五门，献其乐舞。”古本《竹书纪年》对此记载更为详细，如：

“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

“后荒即位，元年，以玄圭宾于河，命九（夷），东狩于海，获大鸟。”60

“后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

“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

后芬，《史记》作帝槐；后荒，《史记》作帝芒。芬、荒、泄分别是后杼的子、孙及重孙。所谓“来御”，来“宾”，都是表示服从的意思。后发则是夏的倒数第二个国王，可见直到夏

54以上据《左传》襄公四年及哀公元年文字撮述而成。

55按今本《竹书纪年》计。

56《世本·作篇》。

57《山海经·海外东经》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58按毕沅刻本《山海经》注，“三寿”作“王寿”。《路史·国名记已》云：“宜是平寿，卫之下邑，在潍州西南三十里。”

59《国语.鲁语上》。

60此《北堂书抄》卷８９所引，原文“九”字下无“夷”字，据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说补。

朝末年，仍保持着使诸夷入舞及前来宾服的关系。不仅如此，一些夏人的氏族部落似乎也在这段时间迁移到了东夷地区居住。文献有“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的记载61，鄫即前面提到的夏后氏的同姓氏族，在今山东临沂。此外，尚有少康封其庶子无余于越的传说62，学者或以为其时越地在今山东泰山附近，以后东南地区的姒姓越国则是由今山东地区迁过去的63。总之，从夏代诸夷对夏朝长期保持服属关系，以及夏人部分入居东夷地区的史实看，夷夏关系基本上是友好的，过去有些史家宣扬的“夷夏之争”的观点则有失偏颇。这种友好关系对于夏朝的稳定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东方地区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从孔甲乱德到夏的灭亡

夏朝自其倒数第四个国王孔甲开始，入于其晚期。

大约在夏代中期，夏人在其东向发展经营的同时，也逐渐将势力由太行山东南麓向西伸展到了伊洛平原一带。今考古发现分布于伊、洛、汝、颍一带的二里头文化，学者普遍认为其包含了夏文化。它的典型遗址的上限约在公元前１９００年，下限延续到公元前１５００年，64正好跨越了夏代中晚期这个时间段。据分析，它里面明显含有来自东方的文化因素，这应当便是夏人将势力由东伸展到这里造成的。与考古发现相对应，文献如古本《竹书纪年》称：“胤甲即位，居西河”。胤甲即孔甲65，西河指春秋卫之西境，当今河南滑县、浚县一带，由此往西南，渡过黄河即可达于伊洛平原。大约不久以后，他即迁居到了河洛地区。《吕氏春秋.音初》篇载，?“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萯山在今河南巩县北，正在今洛阳以东不远的黄河南岸处。孔甲之子帝皋亦继续在此一带经营，《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他的陵墓在洛阳以西的崤山之下，想必是他在西略的过程中不幸死去，而将自己的遗骸留在了那里。

然而夏朝到帝孔甲时便开始出现了危机。《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叛）之。”所谓“好方鬼神”，大概是喜欢模仿鬼神行事，不过是其胡作非为的一个侧面而已。《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还记载了他手下一个叫刘累的侍者专门为其驯养龙，在龙死之后又将它烹煮进献给孔甲，孔甲食之味美，使更求之的故事。这里的龙不知是何动物，但从孔甲食后使更求之之举，知孔甲确实是一个无道的昏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要指责夏后氏的“德”衰了。四方诸侯叛他而去，也是事理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春秋时期卫国大夫彪傒说：“昔孔甲乱夏，四世而殒。”66夏朝的灭亡已经不远了。

孔甲之后，再经过后皋与后发两代，就到了夏的最后一个国王，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桀的时代。

桀在前几代夏王西向经营的基础上，把自己的都城设在了伊洛一带。《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吴起对魏文侯的话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吴起言夏桀之居在古河济与西岳华山之间，以及今河南洛阳的伊阙和太行山的羊肠坂以南的范围之内，以今地度之，正可以将今考古发现的偃师二里头夏代遗址包含在内。由于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相当于夏代晚期的大型宫殿，可以确认，这里就是夏末桀的居邑。不过夏桀的居处似乎并不止这一个地方。上引《竹书纪年》称“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亦居之”，由于二里头遗址夏文化的上限早不到太康时代，可知太康及桀所居之斟寻与二里头遗址势难牵合为一处。前面注释中已经指出，此斟寻应在豫东北及鲁西交界一带。从史籍所载夏桀活动

61《世本·氏姓篇》。

62《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又《史记·太史公自序》。

63董楚平《＜国语＞“防风氏”笺正》，《历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５期。

64《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１８页。

65《太平御览》卷８２引《纪年》云：“帝廑一名胤甲。”《史记.夏本纪》无胤甲，在帝廑之后即位者为孔甲。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云：“案《太平御览》八十二引《纪年》曰‘帝廑’云云，而《路史后纪》云：‘帝廑子胤甲立’，注云：‘见《汲冢纪年》，《左传》作孔甲。’是胤甲乃帝廑之子……《御览》误也。”据朱说，则胤甲当即帝廑之子孔甲。

66《国语·周语下》。

的情况看，尽管他把自己的政治中心设在了伊洛东北的偃师二里头附近，但其活动的地域却大多是在夏族传统的老家古河济地区。

桀统治之不善是历来所有史籍所公认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对诸侯的关系上。《国语·晋语一》记载：“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此描述夏桀强迫诸侯为自己进献美女。类似的记载还有“后桀伐岷山，岷山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67。岷山又作 山，《韩非子?·难四》称：“桀索 山之女……而天下离”，可见由于桀的荒淫无道及对诸侯的无礼，引起了天下诸侯的叛离。《左传》定公四年亦记载：“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有仍为夏后氏的姻亲氏族（今山东曹县西北），夏桀在有仍举行这次盟会的目的，大约是想借机镇服各地方的氏族部落，但却未达到目的。首先树起反叛旗帜的是有缗氏（今山东金乡东北）。或说有缗即上述遭到后桀征伐而被迫进献二女的岷山氏，是有缗之反叛正缘于后桀对诸侯的压迫。《左传》又说：“桀克有缗，以丧其国。”想必后桀为镇压有缗的反叛而倾尽夏的国力，终于导致了国家的丧亡。

然而夏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桀对国内下层民众的过分剥削与压迫。史载夏桀贪图个人的享受，“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68，同时仗恃武力，对百姓横施暴虐：“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69后来商汤在伐桀的誓师词中数落桀的罪行，说：“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偕）亡。”70因为夏桀竭尽了民力，?剥夺尽了夏人的居邑，众民全都同他对立而不愿为之卖力。据说他曾把自己比作太阳，称“太阳怎么会灭亡呢？只有太阳灭亡了，我才会死亡”71。失望至极的民众为之愤怒地发出咀咒：“你这个太阳何时才灭亡呵，我们愿与你一同死亡！”最终，连夏朝的大臣也因不满桀的残暴统治纷纷叛他而去。在这种形势下，居住在冀豫交界地区的原夏朝属下的诸侯商汤乘机起兵，先翦灭了夏的羽翼韦（即豕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即扈，今河南原阳县境）、昆吾（今河南濮阳），然后向势孤力穷的夏桀发动进攻。其时夏桀仍滞留在东方，居于其姻亲有仍氏附

近的斟寻。汤先败之于有娀（即有仍）之虚72。桀逃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又遭败绩。他本人大约在鸣条之战中亦被擒获，被汤流放至历山（或称亭山，在今山东荷泽），并最后死在那里73。夏于是灭亡。

据《史记·夏本纪》及《竹书纪年》，夏自禹至后桀共传１４代１７王，历４７１年。今按其所记，列出夏王朝世系表：

禹－启－太康

仲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孔甲－皋－发－桀

扃

67《太平御览》卷１３５皇亲部引。

68《文选·东京赋》注引《纪年》。

69《史记·夏本纪》

70《尚书·汤誓》。

71《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尚书大传》。

72关于古文献中有娀即有仍的论述，见于顾颉刚《有仍国考》，载《古史辨》第七册下，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２５－－３２６页。

73关于商汤灭夏的战争，《史记.殷本纪》称“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吕氏春秋.简选》则曰：“汤……以戊子战于成阝，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考成阝之地望在今山东鄄城西，正与有娀（仍）、鸣条等地迩邻，诸书所言并无大的分歧。唯《史记·律书》正义引《淮南子》称“汤伐桀，放之历山，与末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与《荀子·解蔽》言“桀死于亭山”不同。或者南巢之山即是亭山、历山。

第四节有关夏文化的考古探索

夏王朝存在时间将近５００年之久，毫无疑问，它应当留下自己在历史上活动的遗存。鉴于目前有关夏的文献记录都属于后人的追记，可以确定为夏代人们使用的文字体系尚未被找见，因而从考古发掘上探索夏王朝时期的历史遗迹，以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就成了学术界面临的一个紧迫的问题。现在人们常常提到的夏文化，主要就是从考古学角度认定的夏王朝时期夏统治者及其治下的众多氏族部落遗留下来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存。自上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学术界（主要是考古学界）在河南、山西一带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发现了一批处在夏王朝纪年范围内，并与夏代历史记录有关的文化遗址。尤其是在豫西发现的二里头文化，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暨有关夏文化的热烈讨论。从目前情况看，有关夏代的文献记录，至少是夏朝在历史上的存在，已部分地得到证实。

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年代约当公元前１９００年至前１５００年，主要分布于河南西部伊洛汝颍诸水及山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的考古文化。现学者一般以其典型遗址偃师二里头的文化层及出土器物为依据，将整个二里头文化分为４期，其中１－－３期可归属夏文化的纪年范围，第４期则已入于商文化的范畴74。如上节引用文献所表明的史实，夏至其中晚期已将势力伸入豫西，特别是伊洛地区，因而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考察，说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其中分布于伊洛汝颖一带的二里头类型文化包含有夏文化是有相当理由的。

二里头遗址位于今河南洛阳以东不足５０公里的河洛平原上，南临古洛水，北依邙山而背黄河，正处在河洛之间所谓“三代之居”的帝都范围内，其东西南北各约三公里，总面积达六、七平方公里，包括各种建筑基址、窖穴、水井、灰坑、数百座墓葬、手工作坊遗迹及各种器物，为已知国内同时代规模最大的遗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在历年的发掘中，最重要的收获莫过于在其第３期文化层发现的大型宫殿遗址。已经发掘出的这两座宫殿遗址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上。１号宫殿的台基高出地面约８０厘米，略呈正方形。宫殿基址座北朝南，东西长约１０８米，南北宽约１００米，占地１万平方米左右。根据其柱础的分布与排列顺序，知其主体建筑为一面阔８间，进深３间的大型殿堂。殿堂四周有廊庑，廊庑正南设有三个门道的庑式大门，门与殿堂之间围为中庭。２号宫殿规模较１号宫殿略小，其基址东西宽约５８米，南北长７２.８米，结构与１号宫殿相似而更严谨，?作为主体建筑的殿堂分作三间，亦有廊庑、门、庭等，庭院内且发现有地下水道及陶水管等设施。总起来说，二里头遗址这两座宫殿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布局严谨，气象尊严，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加上二里头遗址本身的巨大规模以及其它一些重要发现，人们完全有理由确定它作为古代国家政治活动中心的性质75。若再考虑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所提到“夏桀之居”的具体地理位置，则此处为夏末桀的居邑可下断语。

二里头遗址（主要是第３期文化层）还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包括爵、斝、盉、鼎等青铜容器，戈、戚、镞等兵器，小刀、钻、凿、锛、锯、鱼钩等生产工具，以及铜铃、铜泡、镶绿松石铜牌等杂器。与之相应，还发现了看来不止一处的铸铜作坊，其中出土有制造铜器所

74关于二里头文化中哪些阶段的遗存可以归属为夏文化的范畴，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分歧：或认为其１－－４期遗存都属于夏文化；或认为其１－－２期为夏文化，３－－４期则属于商文化；或认为其１－－３期是夏文化，第４期才是商文化。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进行，人们发现在二里头文化２、３期之间已体现不出太大差异，并且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掘提供了该遗址早期已入于二里头文化第４期的证据，现多数学者已倾向于将二里头文化第４期纳入商文化的范畴。参阅高炜等：《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三代文明研究》（一），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75以上据郑光：《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夏文化研究论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版。近二里头遗址发掘又有了新的进展，在其第3期文化层内又发现了除1、2号宫殿以外的第4、7、8号宫殿，及围绕这些宫殿而建的面积达十万余平方米的宫城建筑基址。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二里头遗址2003－2004年田野考古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8期。

用的陶范、坩锅片、炉壁及铜渣等。这些铜器多属小件，其中的青铜容器大多造型简单，器壁较薄，质朴无文，铸造技术亦属早期阶段。但如此多的青铜器集中出土于一个地方，又有了在我国古代被视作礼器的爵、斝、盉等青铜容器，以及消耗量极大的青铜兵器镞，这在同时期的遗址中是从未有过的，表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们已进入了青铜时代。

与青铜容器同样具有礼器性质和装饰作用的玉器，在二里头遗址的众多出土物中亦算一大宗，其种类有圭、璋、琮、璜、戈、戚、钺、多孔刀，斧、管、板、箍、柄形饰、坠饰、铲形器等。其用作礼器的大型玉器雄奇可观，一般玉饰造型优美、制作精良，显示了高超的工艺水平。

此外，遗址还出土有各种骨器、石器、象牙器、漆器、丝织品和大量的陶器，其陶器的种类及制作精良的程度都超过了龙山时期，还出现了印纹陶和印纹釉陶，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发展水平。

二里头文化尽管跨越了夏商两个时代，但其间的文化发展并未出现大的变异，二里头文化１－－４期紧密衔接，是同一种性质的文化，这表明夏商两族的文化并无本质的差异。昔日古史学者王国维曾在他的著名论文《殷周制度论》中指出：“夏自太康以后迄于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76从上两节叙述的史实看，王国维说夏代都邑及它地名“率在东土”固然有些绝对，但说夏商二族曾长期错处河济之间，其文化亦大致相同，还是有相当见地的。正因为如此，二里头遗址中所包含的夏文化与商文化才前后衔接得如此自然紧密和如出一辙。

由于二里头文化的上限与夏的始年还有相当差距，夏前期活动的地域亦不在二里头文化分布的范围之内，有关夏代前期的文化势必要在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龙山文化中去寻找。目前学者普遍将探索夏代前期文化的眼光集中在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上，但对于龙山文化中哪一处地域是夏前期文化分布的范围，却持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这个地域应该就是夏人向来居住的古河济之间。这一带所分布的龙山时代的文化遗址，考古界主要归之于龙山文化后岗类型，它实际上包含了豫东北及其邻近的鲁西、冀南同时期的文化77，因而也有人用冀豫鲁文化区系来对之加以范畴78。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即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舞台，其考古文化不仅对于探讨夏代史迹，而且对于探寻夏以前的帝颛顼及尧舜时期的古史遗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一地区龙山文化时期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其中晚期遗址中出现的一座座古城。目前这一地区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古城是全国最集中的地区，计有后岗古城，位于河南安阳西北洹水南岸的台地上；孟庄古城，位于河南辉县东南孟庄镇东之台地上；景阳岗古城，位于山东阳谷东面的景阳岗上；王庄古城，位于阳谷景阳岗东北的王庄村；皇姑冢古城，位于阳谷景阳岗西南；教场铺古城，位于山东茌平东北；太尉古城，位于教场铺东北；乐平古城，位于教场铺东北的三十里铺； ?尚庄古城，位于茌平西南尚庄；王集古城，位于山东东阿东北的王集。考虑到这一地区多属古代黄泛区，许多古遗址和古城址被埋于地下深处，实际尚有更多的古城址未被发现和发掘出来。不仅古城的数量多，其规模在整个黄河流域也是最大的。如景阳岗古城及教场铺古城，面积皆达３０余万平方米。从时代上讲，这些城堡的建造大致都在五帝至夏初这段时间。它们集中出现于夏人及其先世聚居的古河济地区，正好与文献所载“鲧作城郭”之事相印证。限于种种原因，我们目前尚未在这一地区找到禹都阳城的城址，

76《观堂集林》卷10，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

77目前人们习称的“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之类，是按现代行政区划对考古文化所作的划分，并不准确地反映考古工作的实际。实际上，标准的山东龙山文化主要指山东京沪路以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京沪路以西的龙山文化则深受河北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影响，有的甚至可以直接称之为河北龙山文化或河南龙山文化，尤以山东聊城地区和菏泽地区为甚。由是可知豫东北及其邻近的冀南、鲁西的文化属于同一系统。参见邹衡：《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78见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５日《光明日报》所刊《阳谷发现黄河流域最大龙山文化城址》中有关报导。

但作为夏同姓诸侯的斟灌（今河南范县）、有莘（今山东莘县）就在景阳岗古城址的附近，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这座古城或许就是其中某位夏同姓诸侯的居邑。这些，都进一步证明了早期夏文化应在冀豫鲁文化区系的范围内。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寻找我国早期城址高度重视，因为它们作为古代人们聚居的中心，最能说明当时的文明程度。像景阳岗这样的古城，不仅具有相当规模，而且城中还有大面积的夯土台基，城周围散布着许多遗址，包括附近较小一些的城邑，它显示了早期夏文化具有较高的物质文化水平，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

冀豫鲁交界地区的龙山文化到夏代中期以后发展成为下七垣文化79。这种文化一般又分作漳河型与辉卫型两种类型。应当说，下七垣文化在总体上仍然属于夏文化的范畴，因为直到夏朝灭亡以前，这一地区仍基本处在夏统治范围之内，包括韦、顾、昆吾、有仍等夏的同姓、婚姻和与国仍保持着同夏王朝的亲密关系。只是在这个地区偏北的漳河流域，作为夏王朝属国的商族邦似乎表现出某种独立发展的倾向，因而有不少学者称漳河型文化为“先商文化”。但如前所述，夏商二族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应有很大的差异，则所谓“先商文化”恐怕仍应视作夏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截止到目前，在整个下七垣文化分布的范围内，尚未发现有如二里头遗址那样大规模的宫殿基址和青铜器、玉器等礼器遗存。这大概应归结为夏代中后期的政治中心已不在这一地区或别的什么原因，并非意味着这一地区的整体文化水平低于二里头文化所在的豫西地区。事实上，在下七垣文化分布的地区内，已在不止一处发现过诸如青铜镞和小刀之类的青铜器；同时，这里龙山时期出现的城址，如孟庄古城和景阳岗古城，经过扩展或加固，到夏代中后期仍在继续使用，表明夏文化在这一地区仍保持着发展的态势，直到它最后被商文化取代为止。

79下七垣文化是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的介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的一种考古文化，其时代与二里头文化相当或略晚，以这种文化分布区内的典型遗址河北磁县下七垣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