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
历史真相：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更是关系到党存亡的前途命运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湘江血战后红军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指挥问题，肯定的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一、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
1.毛泽东——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宁都会议上被解除了军职）。
2.周恩来——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革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
3.张闻天（洛甫）——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4.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委员，中共临时总负责人，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
5.朱德——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革军事委员会主席。
6.陈云——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如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1.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革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2.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长，五军团中央代表（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3.凯丰（何克全）——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4.邓发——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长。
三、当时实际列席会议的参加长征的红1方面军正军职以上主官如下——
（一）红1方面军正军职任职情况如下——
1.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2.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3.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4.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5.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6.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7.李德——（1901年—1974年）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8.伍修权——（1908年—1997年）翻译（专为李德作翻译）。
9.黄苏——红8军团政治委员。
（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各主要师以上人员名单——
军委纵队——司令员叶剑英37岁；政委陈云29岁。
1.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27岁；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34岁；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武亭29岁（后为李维汉38岁）；第四梯队司令员陈赓31岁，政委宋任穷25岁。
2、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28岁，政委聂荣臻35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2岁，参谋长左权29岁，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第1师师长李聚奎30岁，政治部主任谭政27岁；第2师政委刘亚楼23岁。
3、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36岁，政委杨尚昆27岁，李富春34岁，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委。参谋长邓萍26岁，第4师师长张宗逊26岁，政委黄克诚32岁；第5师师长李天佑20岁。
4、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39岁，政委李卓然35岁，参谋长陈伯钧24岁，第13师政委，朱良才34岁。注：第34师师长陈树湘（湘江血战时担任后卫，全军覆灭，师长陈树湘负重伤后扯断肠子而亡，未过湘江）。
5、红八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36岁，军团长周昆32岁，政委黄苏26岁，参谋长张云逸。长征出发时，红八军团担任全军的右后翼，掩护军委第一纵队前进。越过三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红八军团变为左后翼，一度还担任了全军的后卫。红八军团是存在时间最短、战斗最为激烈、伤亡最为惨重、最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军团。湘江战役中，8万多红军主力折损过半，红八军团几乎全军覆没，仅有第21师的1000多人渡过了湘江。12月18日，中革军委决定取消红八军团的番号，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军团领导也随之未担负任何责任。
6、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31岁，政委蔡树藩29岁，参谋长郭天民29岁。遵义会议是什么会议？遵义会议是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是会议的主体，具有表决权。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11人。出席会议的有：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5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该次会议被递补为政治局委员）、邓发、何克全（凯丰）；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四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都出席。扩大进去的只是列席代表。能扩大进去的依据当时战争环境和会议目的，必须满足一个基本条件：军团军事主官。当时中央红军有1、3、5、8、9军团。所以，刘伯承以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副主任，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八军团政委黄苏；九军团政委蔡树藩共计八人列席会议。在1976年前，遵义会议不存在参会人员之争，因那时参会人员很多还健在，遵义会议纪念馆早于1955年公开对外开放。馆名为毛主席亲自书写。六八年红卫兵大串联时，很多大红卫兵都到了遵义，毫无疑问都去参观了。我这小红卫兵也随大红卫兵到了遵义会议纪念馆，根本没有邓小平。改革开放后，怎么连遵义会议人员也改革了与时俱进了不成？
这里有必要了解邓小平长征前的任职情况——1929年邓小平随李明瑞、韦拔群的右江红七军起义失败后，私自离队去了上海。上海待不下去后，随中央局到了江西苏区，邓在江西任何职没有公开记录，有过寻乌县委书记之实，后因“罗明路线”随毛、古、谢而被解此职。从未担任过任何军职，师职级都没达到。因为遵义会议上的历史地位超级重要，八十年代后就冒出个邓小平出席（列席）遵义会议了。
那么，邓小平以什么身份列席呢？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根据邓小平自己的请求，担任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编辑。李一氓予以否认：长征期间，不可能发行《红星报》。况《红星报》主编是陆定一，红军长征路上的标语均出自他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