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弘诲与利玛窦首次进京

王弘诲与利玛窦首次进京

李君明1, 杨权2

(1.中山大学中文系, 广东广州510275 ; 2.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入了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 从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进京的西方传教士; 而广东籍的南都南京的礼部尚书王弘诲, 则是利玛窦此次北上的策划者与引导人。此次北京之行虽未能使利玛窦实现其接触神宗皇帝的目的, 但为他后来的成功居京打下了基础, 意义堪称重大。精神的投契与旨趣的相合是王弘诲与利玛窦结交的基础, 帮助朝廷修订历法是作为朝廷高官的王弘诲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浅层动机, 帮助利玛窦传教则是作为准天主教徒的王弘诲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深层动机。他对自己策划和帮助利玛窦进京一事讳莫如深, 既是想维持其高官地位, 也是想在对外战争的背景下避免“里通外国”的嫌疑。

〔关键词〕王弘诲; 利玛窦; 天主教; 北京

明代嘉靖以来, 曾有不少西方传教士先后来华传教,而意大利人利玛窦是第一位扎根中国内地并首次成功进入明朝京师北京的传教士, 这一点众所周知; 但鲜少有人注意, 广东省琼州府(今属海南) 籍的南京礼部尚书王弘诲,是利玛窦首次进京的策划者和引领人。利玛窦和王弘诲, 一位是西方的罗马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 一位是中国明朝的士大夫, 本来“风马牛不相及”,是什么机缘, 把他们二人连结在一起了呢?利玛窦(Mattew Ricci 1552 - 1610) , 字西泰(一说畸人)〔1〕, 意大利中部教皇邦安柯那(Ancona) 省马塞拉塔(Macerata) 城人, 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士。1581 年, 利玛窦奉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 之命, 从印度来中国传教。《明史》卷三二六《意大里亚传》载:“至万历九年(1581 ———作者注) , 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所谓“香山澳”, 即系当时广州府香山县所辖之澳门。在澳门经过一年多的语言熟悉及其他准备之后, 他与另一位同国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一起进入了广东肇庆, 在中国内地建立了第一个传教会所。后来他离开肇庆, 移

地韶州、南昌、南京等地传教。万历二十六年(1598) , 他在王弘诲的引领下成功进入北京, 使罗马天主教耶稣会的触角伸入到了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万历三十八年(1610) , 他在北京病逝。他逝世之后, 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 根据利玛窦晚年所作的笔记手稿, 并参考其他资料, 用拉丁文写成了《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 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留下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 对王弘诲与利玛窦的结交并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经过, 有翔实的记载。

王弘诲(约1541 —约1617) , 字绍传, 广东省琼州府定安县(今隶海南) 人, 世称忠铭先生。他十三岁中秀才,明嘉靖四十年(1561) 以弱冠之年中解元, 四年后中进士。隆庆四年(1570) 授翰林院检讨, 万历十一年(1583) 升南京国子监祭酒, 十七年(1589) 任南京礼部尚书, 十九年(1591) 告休回籍。万历二十二年(1594) 复起, 后因未见重用而乞休, 得旨致仕。大约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 逝世。著有《太子少保王忠铭先生文集》, 今存世。

对照《太子少保王忠铭先生文集》卷首所附区大伦撰《赠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忠铭王先生传》与《利玛窦中国札记》两种中西文献, 可悉王弘诲是在万历十九年(1591)与利玛窦结识的, 地点在广东韶州, 即今日的韶关。此年,王弘诲因仕途不顺心, 在南京礼部尚书任上“再疏告休,得旨回籍”〔2〕。当王弘诲乘官船路过韶州时, 适逢利玛窦在韶州传教。王弘诲过境前, 早已“从这样或那样的渠道,听说到外国教士(即利玛窦) 所表现的奇迹”〔3〕191 , 这位“从来没有离开他所乘的豪华船只登岸去做正式拜访的习惯”〔3〕191的二品大员于是舍舟登岸, 专程前往教堂拜访利玛窦。为了发展传教事业, 利玛窦向来喜欢与中国士大夫及社会名流交往, 对王弘诲的来访自然十分欢迎。二人相见甚欢, 王弘诲“跟他们(指利玛窦及其助手) 差不多谈了一整天, 而且他十分大方地不仅表示友谊, 还赠送贵重礼品”〔3〕191 。大概是意犹未尽, 第二天利玛窦又专程到王弘诲停泊在江上的官船回访,“他在船上受到甚至超出他所预期的尊敬而又客气的接待〔3〕191 , 二人谈锋甚健, 一直聊到深夜。韶州城里一来一往的会见, 使两位本来素昧平生的中西士人结下了友情。利玛窦这位“泰西儒士”表现出来的宽容精神与渊博学识, 让王弘诲欣赏不已; 而王弘诲所具有的缙绅风度, 也给利玛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次会面中, 王弘诲向利玛窦承诺, 可在适当时候把他引进北

京。信守承诺的君子王弘诲后来果真履行了这一承诺。

王弘诲与利玛窦分别之后, 就沿北江南下, 回到了海南。他的“告休回籍”, 说白了是被迫辞职, 不过王弘诲并没有从此告别官场。万历二十年(1592) , 日本的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动了“壬辰倭乱”, 企图吞并中国的属国朝鲜。应朝鲜国王的请求, 明朝出兵援朝, 开始了长达七年的援朝抗日战争。由于战争初期战局不利, 朝廷召回了部分在籍的官员, 王弘诲也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 东山再起〔2〕,官复原职(区传记为“甲午”即万历二十二年, 与《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载有四年的出入, 兹从《札记》) 。这一年他离琼北上, 当他过韶州时, 利玛窦已移地江西南昌府传教, 所以在韶州他只见到了利玛窦专留在这里等候他到来的助手、意大利人郭居静(Lfizaro Catfino) , 并在在郭居静的陪同下来到了南昌。王弘诲、利玛窦两位老友在时隔七年之后在南昌再度相会, 自然欣喜不已。也许是对三年前王弘诲在韶州赠礼的回报, 在这次见面中利玛窦送了王弘诲一块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玻璃三棱镜。正好王弘诲有意于要到北京疏通关节, 以谋求“入阁”, 他笑对利玛窦说这块三棱镜可成为“垫脚石”。在交谈中王弘诲了解到, 万历二十三年(1595) 利玛窦曾借口为一位北上任职的官员之子治病而到过南京, 但未能在南京站稳脚跟。王弘诲获悉这一情况之后, 答应这次可陪利玛窦等再赴南京。不仅如此, 王弘诲还主动提出, 愿意利用自己不久将代表南京的六部官员去北京参加神宗皇帝的万寿圣节庆典(明神宗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 八月十七日(西历9 月17 日)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正是其三十五大寿) 的机会, 把利玛窦引入北京。王弘诲的提议,自然使利玛窦大喜过望。1598 年7 月4 日, 王弘诲等与利玛窦、郭居静一起乘船离开南昌, 前往南京。在旅途中, 利玛窦又送给王弘诲一座非常名贵的时钟, 并教会了他开启和调整的方法。羁旅给利玛窦接触王弘诲家人带来了某种便利, 利玛窦力图“同王大人全家、仆人、儿子, 尤其是其舅父姓晁者, 搞好关系”〔3〕240 。利玛窦的努力似乎很奏效, 王弘诲的一个儿子在利玛窦的影响下皈依了天主教, 主动接受洗礼, 成为了教徒, 教名“保罗”。这个“王保罗”, 后来于崇祯五年(1632) 到澳门把外国传教士请进海南, 开启了天主教在岛内传播的先河。〔5〕42王弘诲和利玛窦一行抵达南京后, 发现形势有点不对头。由于抗倭的关系, 南京城里的气氛十分紧张。官府在城里实行了严格的戒备措施, 严禁窝藏任何有嫌疑的人。利玛窦身为外国人, 自然在

“有嫌疑”者之列。这种形势使王弘诲这个二品大员也不无慌张,“生怕有人控告他秘密带进了外国人”。当时“没人敢于接待神父们, 他们被留在小船里, 天气酷热又没有任何保护”。利玛窦曾“好几次进城拜望尚书, 但总是乘着遮起来的轿子; 而且即使以这种方式他也不能旅行, 除非是向驻军司令通知他的到来”〔3〕225 。“驻军司令”甚至曾派兵捉拿他, 但当知道他是礼部尚书的好友之后又把他放了。大概是为了掩人耳目,王弘诲到南京后不久即从陆路出发北上, 而没有与利玛窦同行。过了十天, 利玛窦才在王弘诲的好友、南京的“总督”(实为应天巡抚) 赵可怀的资助下, 和王弘诲的家人及差役一起, 登上了沿运河北上的“快马船”。

利玛窦及其随从于西历1598 年9 月7 日(即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七日) 到达北京, 这时上距他万历九年(1581)从印度来到澳门, 已整整十七年! 利玛窦在中国居留了这么久, 才在王弘诲的帮助下, 如愿以偿地进入大明的政治文化中心, 其心情激动, 自不待言。在自己的笔记中, 利玛窦怀着劫后余生的心情, 情不自禁地用大量笔墨记述了自己来到倾慕已久的大明之都的感受, 激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利玛窦是历史上第一位成功进入北京的西方传教士,他的进京是中西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 也是古老的中华文明与近代的西方文明正面碰撞与对接的标志, 利玛窦也因此被认为是“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而王弘诲在利玛窦进京这一重大事件中, 充当了策划者与引路人的角色,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这么说, 如果没有王弘诲, 就不会有利玛窦的这次进京。

利玛窦甫到北京, 就迫不及待地与已从陆路先期到达的王弘诲联系。既是为了安全, 也是为了方便, 王弘诲让利玛窦住进了自己在城内的私家府第, 而随从利玛窦进京的郭居静等人则居住在王弘诲的郊区别墅。进入了北京的利玛窦十分希望有机会觐见神宗皇帝, 王弘诲答应尽可能利用自己的关系来帮助他实现这一愿望。他找到了自己所熟识的一位宫中太监, 希望他代为转递利玛窦给皇帝的奏章。这位太监表示可以考虑帮忙, 不过他说在转递奏章之前, 最好让他先看看利玛窦送给皇帝的礼物。于是王弘诲在约定的日子里陪同他来到了自家的郊外别墅, 与他一起观看了利玛窦准备贡献给皇帝的自鸣钟、耶稣十字架受难像、圣母像、八音风琴以及玻璃三棱镜等奇珍。这位太监原先听说传教士有把水银变成真银的魔力, 当他了解到这其实是误传之后, 就变了卦。“他告诉他们, 由于各

种原因他不能代表外国人向皇帝进言, 特别是在这个非常时期”,“他还向他们肯定说, 中国人对外国人不加分辨, 认为他们全部相同, 或者几乎相同, 所以可能把神父们当做日本人”。由于同样的原因和友人的劝告, 王弘诲“也开始认识到, 使自己卷入外国人的事是很危险的”, 他“对自己的努力感到绝望, 所以想把神父们送回南京去”〔3〕235 。为了不使进京的巨大劳动和开销白费, 利玛窦等又在北京呆了一个月, 想方设法希望能获得皇帝的接见, 但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 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至同年11 月初, 眼见留京的期限已到, 他们不得不黯然离开北京。后来利玛窦在王弘诲的保护下在南京居住了下来, 并以自己非凡的个人魅力逐渐征服了南京的社交圈。首次进入北京的利玛窦虽然未能实现觐见皇帝的目的, 但此行使利玛窦积累经验, 为他后来再次进京并成功在京居留打下了基础。

两年之后, 1600 年的5 月18 日, 利玛窦等第二次从南京向北京进发, 费尽周折, 才于1601 年 1 月24 日(此日为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明史·意大利亚传》记为“至二十九年入京师”, 时间略有出入) 第二次进入北京。利玛窦此次进京, 王弘诲已无法同行, 因为前此一年, 他已致仕南返。不过他在临行时“向他在北京的朋友们发了信, 推荐神父们到首都去工作”〔3〕269 , 为利玛窦等最终留在北京传教出了一分力。从此之后, 王弘诲与利玛窦一南一北, 天各一方, 再未见过面。利玛窦这次进京, 由于已无战争阴影的影响, 且获得某些官僚和太监的帮助, 终于顺利地把礼品送入了宫中。在利玛窦进贡的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中, 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最为神宗皇帝所喜爱。由于当时宫内缺乏维护自鸣钟的专门技术人才, 皇帝下旨, 利玛窦每季进宫检查钟表一次。这样利玛窦就成了吃俸禄的御用钟表修理师, 获得了出入紫禁城的特许, 成功留在了北京。作为对利玛窦这位“恭顺”的泰西士人的回报, 神宗皇帝“在宣武门内赐予传教士一处地面, 建起了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 即现在的‘南堂’”〔6〕85 。利玛窦以其丰富的学识广泛结交明朝的士大夫,并以中文编撰新书, 获得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 并成功地使一部分人信奉了天主教。利玛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 五月逝世于北京。本来, 依照明朝惯例, 客死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必须迁回澳门神学院墓地安葬, 但利玛窦死后, 耶稣会士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 向神宗皇帝上奏,希望皇帝能破例赐地埋葬利玛窦。

庞迪我在奏章中称:

利玛窦以年老患病身故, 情实可怜, 况臣利玛窦自入圣朝, 渐习熙明之化, 读书通理, 朝夕虔恭, 焚香祝天,颂圣一念, 犬马报恩忠赤之心, 都城士民共知, 非敢饰说。生前颇称好学, 颇能著述, 先在海邦, 原系知名之士, 及来上国, 亦为缙绅所嘉。臣等外国微臣, 悲其死无葬地,泣血祈恳天恩, 查赐闲地亩余, 或废寺闲房数间, 俾异域遗骸得以埋瘗, 而臣等见在四人, 亦得生死相依, 恪守教规, 既享天朝乐土太平之福, 亦毕蝼蚁外臣报效之诚。

这一请求获得了神宗皇帝的批准, 利玛窦被安葬在平则门外二里沟的滕公栅栏。这块墓地, 后来成为明清以来的西方传教士在东方安息的一个最为集中的场所。由利玛窦开辟的在华传教事业则历经百年而不衰, 直至清康熙末期某些自负踞傲的传教士违背了“利玛窦规矩”, 才遭受了重大挫折。

与利玛窦结交并把他引入北京, 这在王弘诲的人生经历中, 无疑是一件令他终身难忘的大事。可是奇怪的是,在王弘诲留下的传世文字中, 对这件事却只字未提; 在散见于各种史乘、志书的王弘诲传中, 这件事也未留下痕迹!要不是利玛窦自己把它写入了札记中, 这件事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荡然无存。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王弘诲与利玛窦会结下友谊? 是什么动机使王弘诲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为什么王弘诲对自己与利玛窦的交往讳莫如深?

对第一个问题, 虽然历史资料并没有提供正面的答案,但是从他们的个性特征与交往轨迹中似乎可以看出, 是精神的投契与旨趣的相合促成了他们的接近。本来, 王弘诲与利玛窦, 种族不同, 社会角色亦大异, 一个是罗马的耶稣会士, 一个是中国的朝廷命官, 无论是教育背景、文化观念还是思维方式、精神信仰, 都距离甚远。但是这些差异并不一定成为二人订交的鸿沟。在王弘诲认识利玛窦之前, 利玛窦已在广东居留了十年。利玛窦本来就是一位西方硕学, 对哲学、历史、科学、宗教等方面均有深厚的修养。16 世纪的西方传教士, 身上大都带有那种“绝对真理占有者”的夸张性格———热情、坚毅、不乏殉道精神, 但也因为对非欧洲民族文化毫不妥协而显得僵直、教条、不近人情。与这些传教士不同, 利玛窦从踏上中国领土的最初一刻开始, 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 若要使罗马的传教事业获得成功, 就必须摈弃“欧洲中心论”, 实行“文化适应主义”, 适应东方的社会环境, 尽可能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扎下根来。当年他初到肇庆, 并不

是自称来自意大利而是自称来自“天竺”, 并这样向中国官员解释来华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 因为仰慕中国, 希望可以留下, 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以至中国官员以为他们是佛教徒。他在肇庆建立的第一个传教基地, 竟称“仙花寺”。在肇庆期间, 他刻苦研习汉语, 学习中国的文化。直至到了韶州之后, 为更方便与中国的官员与士人交往, 他才脱下僧衣, 蓄发留须, 穿起了儒士的服装。利玛窦不仅穿衣打扮与一般中国人无异, 而且在内心中对中华文明亦由衷赞叹。他觉得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 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中国的传统典籍《四书》, 就是由他在韶州首次译成拉丁文的。关于这一点, 教皇若望·保禄二世(一译约翰·保罗二世) 在《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致词》中对利玛窦的评价, 可谓公正: 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 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 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 使他成为大“汉学家”, 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 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 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 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 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7〕

利玛窦的博学卓识, 尤其是他尊重中华文化的态度,为他赢得了中国士人的尊重, 其美名一传十、十传百, 连远在南都的王弘诲亦有所闻。正是利玛窦的良好声望, 使王弘诲纡尊降贵, 在路过韶州时主动登门拜访了他。

至于王弘诲本人, 虽贵为南都的礼部尚书, 但从其传记资料与仕履历程看来, 似乎还算得上是一位保持了士人风骨的知识分子。其本传称: “江陵(内阁首辅张居正——作者注) 当国专恣……, 公作《火树篇春雪歌》讥焉。……江陵闻而衔之。会赵、吴两翰林疏论江陵构祸, 公为救解。江陵愈怒, 思以蜇之。……公在馆十四季, 始转司业。十八季, 江陵败, 乃晋春坊。”〔2〕后来虽然官升至南都的礼部尚书, 但有职无权(南京的六部机构自成祖迁都北京后便成了徒具虚名的中央行政机构) , 而在这样的处境,他也不怎么见宠于朝廷。正唯其如此, 他才不得不在任上“告休回籍”。这样一个人物, 当比那些官气十足的官僚自然更易于与利玛窦沟通。事实正是如此。俗云: “酒逢知己千杯少, 话不投机半句多。”

他们初次见面就谈了一整天,次日又从白天谈到黑夜, 如果不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哪里会有那么多的话可聊? 因此我们相信, 二人初会, 定有相见恨晚之慨。特别是王弘诲, 利玛窦的人格魅力一定深深征服了他。

至于王弘诲把利玛窦引入北京的动机, 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根据利玛窦本人的记载, 王弘诲主动提出要领他入京, 是想要他用西方的数学与天文学知识, 为朝廷修订历法服务。《利玛窦中国札记》提到, 利玛窦在初会王弘诲的时候, 曾向王弘诲谈及一些数学问题的解法, 并向王弘诲介绍了西方天文学的若干知识。这一点让王弘诲很感兴趣, 他因此对利玛窦说, 将来倘有机会, “将把利玛窦带到京城去校正中国历法中的错误, 因为他们自己的天文学家不知怎样进行补救”。中国的历法是从上古时代发展起来的, 春秋时代已出现《夏小正》一书, 汉武帝时期实行了有完整资料记载的《太初历》, 后来各代又出现了数十家经过改进的历法, 著名的有《乾象历》、《大明历》、《皇极历》、《大衍历》、《宣明历》、《统天历》、《授时历》等等。在王弘诲生活的时代, 明朝实行的是《大统历》。中国历法为太阴历, 与西方的太阳历相比, 在精确性方面有较大的差距, 故需不时置闰来纠正误差。利玛窦广博的数学与天文知识给王弘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而使他产生了带利玛窦进京参与历法修订的想法, 这一点毫无疑问是他把利玛窦引进北京的最初动机, 想来也会是他后来果真这么做的时候对外宣称的理由。王弘诲官居南京礼部尚书, 本来就负有接待南方各省的外国人的责任, 把有特殊知识与技艺的人带进朝廷为皇帝服务, 是其职责所在。

不过, 王弘诲把利玛窦引入北京, 还有更深一层的动机, 这就是帮助利玛窦发展其传教事业。作为罗马耶稣会派到中国来的传教士, 进入紫禁城为明皇帝服务并不是利玛窦进京的真正目的——尽管他十分愿意以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为皇帝服务, 传播《圣经》中的教义、让更多的人皈依天主教才是他进京的真正目的。利玛窦雄心勃勃,他在写给罗马方面的信件中, 甚至提出了进京后设法使中国皇帝也信奉天主教的计划。皇帝信服天主教意味着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罗马方面对利玛窦进京充满了期待。在利玛窦进京前夕, 罗马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范礼安曾特意任命他为中国传教团监督。《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范礼安特别向新监督(指利玛窦) 建议的是, 尽一切努力在北京开辟一个居留点, 在他看来, 除非有某个人被皇帝欣然接受, 否则长期居留在中国就没有任何保证。为了

使利玛窦实现上述目的, 他特意“搜集了他认为凡是有助于这个目标的所有物品, 都送往南昌府”, 为利玛窦准备了一大批贡品。显而易见, 利玛窦的传教计划如果没有中国高层的支持, 是很难实现的。本来利玛窦首先想到的靠山并不是王弘诲, 而是他在南昌结交的建安王, 因为这位王爷在血统关系上与皇上最近。“然而, 经过重新考虑, 他肯定这种接近方式是无用的。他警惕到这样一个事实, 皇帝不仅使他的亲属置身于公共生活之外, 而且实际上还在防范他们,惟恐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接管他的帝位”。利玛窦放弃与建安王的接近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毫无疑问不会对这个计划感兴趣”。而恰在此时, 利玛窦获悉他的老朋友王弘诲将要北上复官, 王弘海便充当了替利玛窦穿针引线的角色。王弘诲不仅与建安王的身份不同, 对利玛窦进京传教的态度也不相同, 他有能力也乐意于帮助利玛窦。王弘诲身为朝中的二品大员, 为什么会这么不遗余力地帮助、支持利玛窦呢? 道理很简单: 在利玛窦的感化下, 王弘诲已成为了一名准天主教徒。这并不是臆测, 而是有史实为证的。上文已经提到,《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 王弘诲与利玛窦在韶州城初次见面就谈了几乎一整天。虽然对二人具体谈了些什么, 利玛窦并没有记录下来, 不过我们可以想见, 作为传教士, 利玛窦一定忘不了向王弘诲灌输天主教义。而在利玛窦登船回访的时候, 他们二人的确谈到了天主教的道理。王弘诲告诉利玛窦, 他从韶州府同知的口中知道利玛窦曾有过宽恕袭击过自己的强盗之举, 利玛窦的宽仁行为使王弘诲相信,“基督教义是难以理解的尽善尽美, 他对这一点赞不绝口”。在后来的接触中, 他进一步受到了利玛窦感化, 最终成为了一位准教徒。我们可以举出的一个旁证是, 王弘诲的儿子——即教名为“王保罗”者, 在利玛窦的引导下皈依了天主教。需知在“父为子纲”的封建时代, 如果未获王弘诲首肯, 王保罗是不可能成为天主教徒的。其实要不是王弘诲的多妻身份与天主教义的要求有冲突, 他很有可能成为利玛窦发展的第一位高官教徒。根据《利玛窦评传》记载, 王弘诲的确对天主教产生了信仰。利玛窦说他“对我教就更有感情了, 虽然始终由于某些很大的障碍(即娶妾) 而不能入教”〔4〕287 。“敬鬼神而远之”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遵循的人生哲学, 但也有不少知识分子因为不得志、心情苦闷而对宗教产生信仰,仕履并不很平坦的王弘诲正属后者。在明代, 像他这样信仰天主教的贵族或官僚其实并不在少数。在北京, 受利玛窦影响而信奉天主教的有数百人, 当中有数名是

公卿大臣,包括后来影响很大的翰林徐光启和官至太寺少卿的李之藻。明永历二年(1648 , 清顺治五年) , 以永历帝的太后为首50 余妃嫔、大员40 人及多名太监受洗入教〔8〕154 。据当时的外国传教士记载, 连当时的重臣瞿式耜都皈依了天主教,不过瞿式耜自己在诗文集中对此事只字不提。这一点与他的前辈王弘诲颇为相似。把利玛窦引入北京来传教, 是准天主教徒王弘诲心中的秘密, 他不会向人泄露。

至于王弘诲为何对自己与利玛窦的交往讳莫如深, 那是很容易理解的: 一方面因为王弘诲是朝廷高官, 如果让人知道自己与一位西方的传教士过从甚密, 甚至在其的劝导下信奉了天主教, 这显然对仕途不利; 另一方面, 在万历时期, 东北地区的后金已崛起, 日本在经营了多年之后妄图侵吞朝鲜并进犯中国, 接踵而来的西方海盗则骚扰沿海地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果王弘诲对自己把一位外国人潜入北京之事大肆张扬, 会有被弹劾的危险, 弄不好还会因“里通外国”而丢官失爵。王弘诲可不这么傻!

不管如何, 王弘诲把利玛窦引领入北京, 是中西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值得今日大书而特书。这一事件, 促进了西学东渐, 使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开阔了视野, 初步了解了欧洲的宗教和科学技术; 也促进了东学西渐, 让欧洲人认识到了中华的地大物博、人文鼎盛, 推动了西方的启蒙运动〔9〕1 - 26 。我们对王弘诲在这一事件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是不应忘记的。

〔参考文献〕

〔1〕荣振华.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M〕. 北京: 中华书

局, 1995.

〔2〕区大伦. 王弘诲传〔M〕. / / 王弘诲. 太子少保王忠铭先生文

集天池草重编. 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刻本.

〔3〕利玛窦, 金尼阁. 利玛窦中国札记〔M〕. 桂林: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1.

〔4〕裴化行. 利玛窦神父传〔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5〕章文钦. 澳门历史文化〔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6〕余三乐. 早期西方传教士与北京〔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1.

〔7〕〔2001 - 10 - 24〕. http : / / www. cathlinks. org/ ricci400. htm.

〔8〕顾卫民. 中国天主教编年史〔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9〕安田朴, 谢和耐. 明清间入

广东省揭阳市2018年高三高考第一次模拟考试文综历史试题

揭阳市2018年高中毕业班高考第一次模拟考试 文科综合 第Ⅰ卷（选择题共140分） 本卷共35小题，每小题4分，共140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24．顾炎武认为“盖自汉以下之人，莫不谓秦以孤立而亡……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柳宗元强调“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 此其所以为得也”。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A．都认为分封制优于郡县制B．都认为郡县制优于分封制 C．都强调圣人在制度构建中的智慧D．制度的更替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25．宋代以前，历朝监察制度都是谏官对君主言谏，御史对百官纠弹。唐代谏官分属中书、门下两省管理，宋代则谏院独立，谏官言谏失误，不加谴责，谏官言谏对象扩大到宰相等百官。 这一变化 A．加强谏官对皇权和相权独立监察的权力B．加强了君主对百官的控制 C．提高了各级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积极性D．有效的清除官僚系统的腐败 26．有历史学家提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始于明朝中后期。下面历史现象可以作为这个结论的依据的是 A．一条鞭法实施后，白银货币普遍流通 B．万历年间，苏州出现“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现象 C．1567年，明朝政府允许民间从事海外贸易 D．“商帮”的出现和长途贩运贸易发达 27．义理之学和考据之学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诠释与流布的两种主要方式。义理之学注重从思想理论角度阐发儒学。考据之学是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盛极一时，嘉庆道光之际，义理之学崛起。影响这一学风变化的是 A．清朝思想控制逐渐放松B．清朝社会危机日趋严峻 C．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D．清朝洋务运动的开展 28．甲午战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等人，纷纷向清政府上书，希望清政府聘请外国人为顾问，“亟行变通改革”，实行“新政”。这种现象反映 A．传教士关心中国政治B．维新变法成了时代主流 C．列强干涉中国内政D．英美意图夺取对清政府的控制权 29．清朝末年北京出现“近支排宗室（皇族近支），宗室排满，满排汉”的民谣，反映了当时A．清政府已经众叛亲离B．民族矛盾成了主要矛盾 C．清政府政治集权不断加强D．满汉官僚间矛盾尖锐 30．20世纪的二十、三十年代是中国文化人较为普遍地回归民族传统的时段，国学复兴运动兴起。“中医”改称“国医”，京剧改称“国剧”，“武艺”改称为“国术”等等，就在这个时期。与这一现象出现无关的是 A．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兴起B．对新文化运动的反省 C．日本侵略加剧，民族危机加深D．“一战”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 31．1956年中共“八大”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中央作出这个新的论断是基于 A．新中国政权的巩固B．土地改革的全面完成 C．“一五”计划的顺利开展D．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利玛窦传(古文版)

《利玛传》 利玛窦者，西域高僧也，别号西泰。与其弟僧天佑重九译而至粤之端州，寓古刹中，采石陶砖建巨塔焉，其色尚白，颜曰?银海世界?。岁己丑，予与浙东陈海楼公同守韶阳。以职事赴端，谒制府刘公，维舟塔下。议翌日取道三水，查盤连阳诸州，因有游七星岩之约。是夕宿舟中，步王龟龄韵，口占云：?白塔何僧舍，清灯此夜舟。遥从三水去，少为七星留。?诘旦，利僧登舟献茶，询之，知为欧罗巴国人也。其貌则突颡深目，苍颜紫髯，觉有异焉者。其茶则清香满室，啜之两腋风生也。见予案头诗，因以请，遂命吏录以遗之。 越两月，连阳事竣，复诣端境，盖以制府檄余谈兵务也。会间密语，曰：?近惠潮道报称，合浦大盗陈某者，连年勾引琉球诸国，劫掠禁地，杀人於货，大为边患。又香山澳旧为诸番朝贡舣舟之所，迩来法制渐弛，闻诸夷不奉正朔者，亦遄遄假朝贡为名，贸迁其间，包藏祸心，渐不可长。本院欲肃将天威，提楼舡之师，首平大盗，旋日一鼓歼之。第闻海南欧罗巴国，有二僧潛住我境，密尔军门，倘一泄漏，事体未便。该厅当以本院指召而谕之：‘韶州有南华寺，为六祖说法之所，中有曹溪，水味甚甘，与西天无异，曷徃居之？是一花五叶之后，又德积馀芳也。’即彼当年有建塔之费，本院当倍偿之。?余?唯唯?。出。是日诏僧，语之故，余尚未启口，辄曰：?大夫所谕，得非军门欲搜香山澳乎？此不预吾事，吾何敢泄。第皇明御世，如天覆地载，异域远

人，招之尚恐其不来，今欲逐之，则越裳白雉，不当献周庭矣。?余曰：?汝何以知之？豈军门将吏有私於汝者乎！?曰：?小僧舫海越都，走数萬里，豈人间念头尚不能前知乎？但欲我移居南华固所愿也。?及语以建塔偿金，乃曰：?军门用兵，无非欲加官荫子耳。和尚视中国四夷如一人，即此幻身究亦成空耳，须金何为？但人命至重，一观兵不无波及，大人若承望风，旨而行之，恐有鬼神司祸福者。?予闻其言，大骇。次早谒军门密请曰：?臺下曾以兵事询将吏乎？?曰：?此事甚大，即府道亦未及询，直以该厅慎密，故厚讬之。?云云。是日，二僧亦赴军门叩辞，且治装行，塔中物一无所取，僅图书数匣，出之几上，方移人舟中。军门令人觇之，始知其所携者，皆《六经》《语》《孟》及《性鉴》《史记》诸书，而他不与也。益深喜，复遣篙师送之，而二僧竟辞不受。盖自是即入南华矣。 居数日，予有香山之行，声言查盤军饷，实是则物色澳夷也。香山尹徐君迎而问曰：?大人此行，豈军门令观兵乎？?余曰：?惟查饷耳。?徐曰：?饷以饷兵，而特委大人，固知军门指矣。?次日，余偕徐尹，亲诣澳中，则见诸番皆鸟言卉服。即所称操萬赀者，多文身断髪，绝无他技。询之皆中国之人，勾引而来，利其所有耳。徐尹曰：?职矢以百口，保其无他，且军门军饷，取给广州者，每岁不下三十馀萬，皆自榷税中来也。倘必欲加兵诸夷，必疑畏而不至，则此饷何从取足？又朝贡诸番，假令藉口而绝中国，九重之上，将有辞於此举矣。窃以为寝之便。?余於是

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及启示

宁波大学考核答题纸 （20 12—20 13学年第二学期） 课号：017K06AA1 课程名称：西方管理思想史改卷教师： 学号：123010047 姓名：何佳丽得分： 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及启示 何佳丽 （宁波大学商学院，宁波315211） 摘要：管理思想一个企业的灵魂，随着管理实践而发展。管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科学研究领域，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却早已在人们的生活中存在。伴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进步而发展，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过程中，圣贤和时代精英们各抒其才，都形成了各具时代特色的管理思想。正是因为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我们现代管理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营养。 关键词：管理思想；差异；启示 一、引言 东西方的文化不同，其管理思想也存在着差异：东方管理学是由苏东水教授创立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是他的精髓所在，其融合了中国古代的各学派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符合了现代科学发展观的管理思想；而西方管理学则是由管理科学、行为科学以及权变管理思想等建立起来的现代管理学思想，重点在于提高生产率，根据市场以及宏观大环境创造更高的利润。 二、东方的管理思想 东方管理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优秀管理文化为主要内容，既包括着《易经》，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和兵家等传统优秀管理文化，同时也吸收了佛家管理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可谓是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髓深刻。主要表现在：强调以人为管理的中心的人本思想、强调处理问题的最好方式是中庸、形成以家为生活及日常活动的中的关系导向、在战略思想上善于运用计谋为交往中心。 （一）儒家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治人”。他有两种人性假设，即是善与恶的两种假设。儒家思想对与组织有着独特的见解，提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侧重于组织的影响力，其管理的本质是一种以道德为引导, 借助相应的礼节来加以规范的行为，即是行“中庸之道”、“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理”。儒家的管理思想在于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别

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别 一,中西方启蒙教育的认知方式不同 东西方民族各自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结构,生产活动方式和发展水平不同,反映在思维,认识方式和风格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西方民族思维方式以逻辑分析为主要特征,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民族思维方式则以直观综合为基本特征.中西方不同的认识方式深深影响了本民族理论思维和科学文化沿着不同的路向发展. 西方重唯理,思辩,中方重经验,直觉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对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关心世界本源,主客体关系,事物如何发展变化等.虽然他们在简单仪器下的观察和实践缺乏逻辑连贯性,理性的方式并不系统,但人们的这种直接观察总是弥漫着理性思维的色彩,抽象思辩是西方思维的特征.而作为东方民族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则以直觉和经验为特征.中国古代科学和哲学的各种范畴是靠向内思维得到的,是将各种经验现象酝酿体会,豁然贯通而提出的概念的.这些概念的理解与西方向外思维逻辑演绎所得到的不同,理解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如对中医医理和气功的理解,又如对一幅书法作品,一幅国画的欣赏,只能向内领会,才能领略作者的神韵的起伏. 西方的细节分析与中方的整体综合 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可见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和意识结构中,从整体出发的综合观占

利玛窦与记忆法

《西国记法》：一本介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的书 利玛窦与记忆法 1600年，徐光启和利玛窦的见面，时节当在春天，尽管双方对会面都有记载，但具体的日期已不可考，见面的情形现在也很难得知。他们见面的地点也有争议，一说在南京的天主教堂，一说在徐光启的老师焦竑家中。根据利玛窦的日记记载，他在南京的时间是在1597年7月到1600年5月之间。根据利玛窦日记整理出来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说，这是一次短暂的见面。徐光启主要向利玛窦讨教一些他(从郭居静那里)听说过的基督教教义。双方并没有深谈。 1600年，利玛窦在南京已享大名，高官显贵和名士文人都乐于与他交往。作为一个高鼻深目的蓝眼睛白人，利玛窦当时身着儒服，能够被有名的狂士李贽称作是“第一标致人”，想来是风度颇佳，当然，利玛窦汉语流利，还能用汉字写文章，这一点足已令人称奇；加之高明的社交手段，以及他随身携带的那些引人入胜的、代表着西方工艺水平的钟表和科学仪器，引得许多人登门拜访，想一睹西方的各种玩意为快。这些都对他的知名度有所增益。 利玛窦好学多识、博闻强记，尤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中国的知识阶层表演记忆术，将一张写有数百字的单子看一遍，随即就能复述，居然一字不差，人们纷纷称赞他过目不忘时，他又随意地将这张单子倒背出来，让人瞠目结舌。 这种神乎其神的记忆术并非利玛窦的天赋，其实也是刻苦训练的产物。耶稣会传教士受过严格的教育，对记忆力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利玛窦1552年生于意大利的山城马切拉塔，1571年在罗马成为耶稣会的见习修士，在教会里接受了神学、古典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训练，又在印度的果阿学会了绘制地图和制造各类科学仪器，尤其是天文仪器。 即使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士阶层里，利玛窦的记忆力也称得上惊人，史景迁认为他大概已经接近当时人类记忆力的极限。在他本人看来，这样的技术应该为传教事业服务：利玛窦希望中国人会对他神奇的记忆力感兴趣，从而跑来跟他探讨宗教问题——因为似乎只有宗教才能产生这样的奇迹。 他的记忆术的确在中国的士大夫中间很受欢迎。利玛窦在南昌传教的时候，江西巡抚陆万垓对利玛窦的记忆术颇有兴趣。两人初次相见就显得十分相洽。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说，利玛窦本来打算跪拜行礼，但巡抚连称免礼，随即道了一番久仰，客气地说道，久闻利玛窦的德行和学识高超，尽管相见之下未及言谈，但已经深信不疑，因为从利玛窦的品貌和风度就可以看出来。

东西方管理的区别

东西方管理的区别 西方以“法”为重心的管理模式 比较东西文化的特质就可以发现，西方文化追求卓越，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在西方形成的是独立人格。西方人文主义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强调人是宇宙中心，周边一切皆“备于我”。在独立人格基础上形成的西方社会，只能是契约社会，即人与人之间不形成宗法伦理、等级关系，而是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当社会发展需要把这种契约关系用某种法定形式规范下来时，西方社会就形成了法制社会。它的管理上的表现就是规范管理、制度管理和条例管理，即在管理中特别注重建立规章制度和条例，严格按规则办事，追求制度效益，从而实现管理的有序化和有效化。 如果了解西方科学主义的逻辑思维特质，就会了解依靠法规、条例来进行管理，正是科学主义思维特质的基本要求，科学主义的五大原则是：精确、量化、分解、逻辑和规范，由此可见，其所制定的管理模型肯定是强调规则、秩序和逻辑程序，以制度为主体，以防范为特征。正是这种以法规为核心的管理模型，反映了科学主义的管理原则和要求。 由此可见，特定管理模式的成型，必定同其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历史传统(原罪思想和防范管理)，资本结构(契约资本)等一系列基本因素有关。 在人类管理发展史上，美国式西方管理提供了科学管理的全部内容，行为科学管理中属于“独立人”方面的全部内容，现代管理系统中的电脑、数学模型、新科学管理方法的大部分内容，创新管理的全部内容。由于制度管理克服了传统管理的无序状态、放任状态、经济主义等方面的缺陷，因而构成为全部管理的基础。亦即任何形式的管理，如果不能经历科学管理阶段的全部内容，建立自己的科学管理体系，其管理绩效不是无效的就是低效的。 东方以“情”为特质的管理哲理 其一，“静思”习俗。中国人是长于思维的民族，千百年的文化传统给他们形成了某种价值定势，使他们的思维问题难以割断历史脐带，难以违背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因而他们的行为是思索清楚了再行动。 其二，“家”本位。家本位是东方社会又一基本特点，因而其管理和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家庭的“安宁”为代价，以损害社会稳定为成本。东方的社会秩序之所以比西方好，东方经济的内在动力也比西方更厚实，其缘由就在于东方经济以“家”为本位。孔子的“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惠”之所以在中国千古不衰，正是建立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伦理秩序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破坏这个伦理秩序，相反，正是建立在这个伦理秩序基础之上，市场经济才能得以迅速发展。同时，中国特色的管理也必须以“家宁”、“家兴”和“家顺”为特点。它不仅表现为企业本身就是“大家”、“厂家”，更重要的表现为东方管理具有更多的“情感”特色。企业成为员工情感交流和满足需要的重要场所。 其三，“重义”网络。市场经济是交换经济和网络经济，经济联系和网络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网络在不同国家和民族通过不同的途径而建立，而在华人经济圈内，如果同中国社会传统的“重义”网络结合起来，而往往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人无信不立，人无义不正。如果人的经济行为背信弃义，就会受到社会排斥；反之，“信”、“义”两字，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网络中最有价值的媒介物，构建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网络、信息网络和交换网络，现代市场经济网络显然应当同这个网络接轨，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海外华人战后经济发展的成功，正是依据于这样的网络，从而使商品、资金、

试论东西方文明发展与地域的关系

试论东西方文明发展与地域的关系 汤谨熙12040032035 地球信息科学与技术 内容提要：东西双方自古相隔整个欧亚大陆，在千余年的岁月中，虽然有着路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连接，但由于科技和地 域的限制，双方的交流并不能频繁的进行，所以它们基 本处于各自独立发展的状态。本文试论东西方在各自独 立的发展状态下与地域的关系。 关键词：东西方文明地域演变古代环境规律 一、古代西方文明与地域 追溯西方文明的源头，只能将目光放向爱琴海沿岸，那正是迈锡尼文明和克里特文明的发源地。爱琴海地区独特的多良港，多山，土地贫瘠的环境孕育了西方文明的理性与辉煌。 (一)地域与经济 爱琴海地区土地贫瘠，但是其拥有大量的良港，这使得希腊人无法大规模的发展农业来满足自身需要，迫使希腊人只能通过海上贸易来获取生活物资。这使得整个古希腊的经济呈现一种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海洋性特征，使他们与海洋结下了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性，使得它们是一种开放型的经济。单纯一个民族不能完全靠自己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必须通过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贸易来换取必需品。这种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在之后的西方，也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在

航海大发现之后，殖民主义兴起也与西方对外部的依赖有很大关系。 此外，这种独特的海洋属性赋予了希腊人冒险的基因，并且这种基因在西方文明中一代代的延续了下来，使得西方拥有一种强烈的商业意识和进取精神，这促使他们去发现新的世界，去寻找新的原材料产地，间接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地域与政治 希腊的气候温和，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较为适宜人类居住。法国学者丹纳在论及希腊气候对希腊的影响时说：“这样温和气候中 成长的民族，一定比别的民族发展更快更和谐。没有酷热使人消沉或懒惰，没有寒冷使人僵硬迟钝。”不断的航海冒险，易于培养人民的 独立性和平等观念。 虽然，希腊半岛的生存环境稳定，但它的内部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它分成了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城邦，并且它们之间的斗争也十分严重。希腊处于一个相对松散的形式之下，可每个城邦内部相对又比较紧密。个人的独立和平等需要一个平台去得到实现，这种结构恰好为人民提供了一个相对能满足自我权利的环境。因此西方文明的民主制度的萌芽在希腊诞生了，虽然这只是一种在一部分人范围内的民主，可是它是现代民主的先祖。 (三)地域与文化 古代希腊文明的海洋特性使它更容易接受其它文化的东西，所以在古希腊时代，在地中海东岸的几个古老文明的交流频繁，不同的民族和宗教不断的融合，发展，形成了古代在地中海东岸的辉煌文明。

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

“昙花一现” ——浅谈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 四百多年前，明末清初之际，欧洲耶稣会士的足迹开始踏入中国的土地。这些来自遥远欧洲传教士们，顶着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给传统教会带来的巨大压力，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成果，带着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来到了这个令他们好奇憧憬的、神秘而文明的古老东方国度。他们持着十字架传教，却没有像他们的同伴在东南亚国家一般在另一只手中握上宝剑。他们以另一种和平的方式，开始了一场的文明之间的空前对话。 之所以称之为“空前”，是因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虽然可以追溯久远，但在16世纪中叶之前，这种交流始终处于较低的层次之上。它基本停留在人们能够感知的物质层面之上，即使是宗教文化层面的传播——如唐时的景教与元时也里可温教的流传，也一直处于“倏兴亡乎，戛然而止的偶然的不连贯的状态”[1]，最后也终随着朝代的沿革变迁而烟消云散无处寻觅。而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则是对过去历史的继承与发展，此次中西文化交流，无论就地域的活动范围，来华传教士的人数极其科学文化素养，还是交流所达到的深度而言，都达到了前所未及的水平。可以说，在这些传教士的引领之下，西方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以一个加速度进入中国”[2]。 这一场文明对话的结果如何，历来史学界众说纷纭。就我认为，这一次的西学东渐，层次深，范围广，规模宏大却影响甚微。这场文明对话，仅仅盛于明末清初之际几十年，而在清王朝之后漫长的历史中，却几乎杳无音迹。因它只是昙花一现，所以过于夸大它的积极意义或消极影响都有失偏颇。它确实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起到了一定作用，为明清之际陈腐的社会文化注入新鲜的血液，但是，却没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革。这些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传入中国的思想文化，也终究没能帮助中国人走出中世纪。它的声音，也直到晚清的枪声炮雨里，才被重新唱响。 西学东渐实质上是一场文化传播，这场传播是以传教士为引导的，以中国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为主力的。由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最初目的，是在中国传播天主教。在最初登陆中国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与僧侣一样的宗教工作者而披上了袈裟。但是他们很快发现，僧侣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怎么高，至少不如他们在欧洲的时候一般德高望重受人敬重。而中国人，已经在“天朝上国”的繁荣强大之下受用了几千年，对一切的外来文明都似乎不屑一顾。“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3]，而当时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走向空前的强化，正统儒家文化需要对中国社会保持一种极为严格的思想控制。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儒家文化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觉不容许任何其他宗教在此完整体系上打开哪怕是一个缺口——这一点从明朝末年对民间宗教的严格控制就可看出。如英 [1] 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试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7 [2]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2卷:七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 何高济等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东方管理思想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

东方管理思想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

主题东方文化VS西方文化汇总

主题：东方文化VS西方文化 陈星帆高二（9）班 前言： “孝”、“万事孝为先”是东方文化的基本信条。上千年来，由“孝”派生出“忠孝节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封建礼教中更有妇女要“三从四德”的规矩（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西方文化的核心是“爱”，博爱、仁爱。强调以“爱”作为行为准则。爱的本质是主动、控制、强制。我“爱“你，就是以自己的愿望主动控制，要求对象按照我的意图行为，要求对象实现我的目的。因而是主动的，不是服从，是控制对象的，是创新，开拓，发展。这种文化鼓励创新，开拓，扩展思维，因此促进社会快速发展。 正文： 稍有点儿文学素养的人都听说过夸父和后羿，想必也听说过亚当和夏娃，更不必说女娲和耶稣了。他们都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代表形象，他们身上都渗透着东西方文化的精髓，由字面深入本质，我们不难以发现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 我们不妨将切入点放在东西方文化中占据等价重要性的龙的身上。众所周知，在东方，龙是至高无上的象征。它吞云吐雾、能飞善游、上天入地、活灵活现；然而在西方，龙却是妖孽的代表，它动辄伤及无辜、玩火焚物、霸气十足。东方的龙长着猪鼻、蛇身、鹰爪、鹿角、鱼尾，这集万物生灵的龙无疑是吉祥如意的象征，通常脚踏五色云，身披七彩霞，腾云驾雾、穿梭自如；西方的龙则长着硕大的翅膀，笨重的身躯，每每出现都携带着滚滚黑云。风云骤变，电闪雷鸣。同一种事物，通过截然不同的人主观给予的客观评论，就一夜之间拥有了与众不同的色彩。 同样是为红男绿女牵红姻缘线的神话形象，东方是一位满面春风的智慧老人，西方却是长着翅膀拿着弓箭的可爱小孩儿；同样是普度众生的最高神灵，东方是一位不食人间烟火、法力无边的玉皇大帝，西方却是一位拥有七情六欲、近乎常人的宙斯；同样是创造人类的神灵，东方是一位母性十足、和蔼可亲的女娲，西方却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耶和华；同样是为了时空转移，东方的嫦娥双脚轻轻一踏就能够登上月宫，西方的太阳神却能够驾着马车去上班；同样是奸诈狡猾的动物，东方的狐狸专门喜欢修炼得道玩弄凡人，西方的狐狸却喜欢与人玩耍，机灵敏锐集于一身。 我们通过多组神话形象的鲜明对比，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东方文化侧重的是万物皆和谐，而西方文化注重的是人类所富有的独立人格化。神话的差异折射出文化领域的区别，然而其差异却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所积累沉淀形成的。 酒香飘四野，哺育了东西方人不同的品酒方式。 粗放豪爽的东方人喝酒总要摆出大碗，这样才能够突现出客气大方，用其有力的大手抓起酒坛。倒上一碗，然后十分随和地捧起碗“咕咚”一声，酒便入肚了。其外放豪迈的酒意就不知不觉与醇醇酒香融为一体，浪漫精明的西方人，喝酒时很讲究。其一，选择恰当适中的氛围；其二，挑选共享对象；其三，根据不同场景不同气氛品位不同口感的酒，再者，西方人在喝酒之前都会余少许时间进行感情酝酿，接着轻轻端起精致的酒杯，轻缓地摆弄着酒

论文：利玛窦与中国人的世界观

论文大赛 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历史文化遗产方向 年级2014级历史3班 姓名马梦琪 论文题目利玛窦与中国人的世界观 指导教师史经霞职称讲师 2015 年 10 月 28 日 学号：

目录 一、利玛窦为中国人世界观改变所做的努力 (3) 二、中国人的天下观 (4) （一）天下观念形成的原因 (4) （二）天下观念的形成 (4) 三、中国人的世界观 (5) （一）《坤舆万国全图》 (5) （二）究天人之际 (6) （三）世界观改变 (7) 四、利玛窦对中国人世界观的影响 (7) 结语 (7) 参考文献 (8)

标题利玛窦与中国人的世界观 学生姓名马梦琪 学号 20145161329 历史文化学院文化遗产方向专业 指导老师史经霞职称讲师 【摘要】16世纪末17世纪初，明朝末年的中国在社会经济及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西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利玛窦是“西学东渐”的先行者。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为了传教担当科学的传播者。传播科学知识、进行文化交流，这只是利玛窦传教的手段，传播福音、弘扬天主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最终以西方的基督教同化和取代中国固有的宗教。但是利玛窦——这位在中国度过了他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基督教之时深深的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因为在近代以前的中外交往中，中国一直奉行“我族中心主义”的“华夷之辨”，形成了深厚的天下观念，自视天朝，自居世界的中心，中国人的世界观是盲目愚昧的。直到晚明，世界意识才在中国人中悄悄觉醒，使中国人明白天下万国林立，而非中国一国独尊，中国并非世界中心。所以利玛窦是中国人望向世界的窗口，开拓眼界的引路人。 【关键词】利玛窦；天下观；世界观;明末时期 【ABSTRACT】The late 16th and early 17th century, Ming dynasty of China in the areas of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profound and complex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ommunication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matteoricci was the forerunner of the "introduces". In 1583, Italian jesuitmatteoricci to China, in order to missionary bear science communicators. Spread scientific knowledge, culture communication, this is just a means of matteoricci missionary, spread the Gospel and carry forward the Catholic church is his real purpose, to the western Christian assimilation and, eventually, replace the inherent religion in China. But matteoricci, who spent his life in China, jesuit missionaries in the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deeply changed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world. Because in pre-modern Chinese and foreign exchanges, China has always pursued "I race center doctrine"

高考试题中的利玛窦

利玛窦的传教“规矩” 葡葡萄牙人手持保教权的“令箭”，驾驶着三角帆船，来到了远东。在他们的船舰中，一般有3种人，商人、军人、传教士。商人是开拓生意的，军人是征服殖民地并保护商人的，传教士则是归化异教徒的。1578年，年仅26岁的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就是这样从里斯本出发的。 5年后，即1583年10月，利玛窦第一次来到广东。最初在肇庆，两广总督郭应聘批准在西城建“仙花寺”，匾额是肇庆知府王泮题写的。郭应聘是个清官，《明史》有传，在修身律己方面，与海瑞齐名。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公关能力。当时的肇庆是繁华之地，不仅有知府衙门，而且是两广总督衙门所在地。利玛窦初到中国，身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是怎么迅速融入当地，并且为传教事业打开局面的？利玛窦在华前后27年，在华南（广东肇庆、韶州）居住了12年；在华东（南昌、南京）居住了6年；在华北居住了9年，最后终老北京。 利玛窦在华传教，有“三绝”，第一，他可以用汉语传教，写作汉文；第二，他学识渊博，利用自然科学传教，俘获了很多知识人的心；第三，他依靠士大夫传教，虽然最终也没有见到皇帝（万历皇帝根本就不上班），但是连徐光启这样的大学士级别高官，也接受他的洗礼。这些功夫都是他在广东期间打下的基础。 先说汉语汉文。利玛窦虽然在澳门也学习过汉语，但“初时言语文字未达”，他在肇庆及韶州，都请了家庭教师，帮助其学习语言和文字，以致能“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他广泛搜罗中文经典，并且下功夫研习。在向国人传教之前，先接受了国学的洗礼！ 利玛窦利用科学传教。他介绍了这个世界的模样，为的是打破国人的中国中心主义；可是，他所绘的世界地图，中国处于天下之中（今日中国的地图就是如此），叫做《舆地山海全图》，为的是满足国人的中国中心意识。他展示了西方科技成就，自鸣钟、玻璃三棱镜、天球仪；欧洲印刷精美和封面烫金的书籍、数学计算法，教堂建筑的欧洲式风格，“天主圣母像”栩栩如生的人物和色彩。无论在肇庆还是在韶州，利玛窦介绍的数学、地理、医药、钟表、音乐等先进科技知识和异域文化，都吸引了当地士绅的注意，使这位西儒成为茶余饭后的中心话题，使他的名声远远超越了广东省。 利玛窦在广东得到落魄士人瞿汝夔的鼎力相助。瞿汝夔因“叔嫂通问之奸”，从苏州南下肇庆，1589年偶然认识了利玛窦，后追随利玛窦到了韶州。开始，利玛窦以“西僧”面目示人，瞿也只是想向利玛窦学习“炼丹术”。其后，瞿汝夔接触到了利玛窦介绍的西方科学，服膺其学，劝说利玛窦改穿儒服。1592年秋天起，利玛窦不再称“和尚”。瞿翻译了利玛窦讲的“欧几里德几何”；还协助他撰写《交友论》，并为之作序；帮助他阅读和翻译《四书》。利玛窦从西僧到西儒的变化，反映了耶稣会传教方式的重大改变，即入乡随俗、尊重所在地区的传统；要改造对方，先要尊重和适应对方。这一政策，被康熙称为“利玛窦规矩”。 利玛窦在肇庆、韶州的12年，为他后来入京提供了事业的基础。使得利玛窦在北京与明朝官方打交道，从容不迫，《明史·意大利亚传》说，“公卿以下重其人，咸与晋接”（都与他交往）。“玛窦安之，遂居留不去。”事实证明，他的入乡随俗、尊重中国文化的传教政策，符合文化交流的规律。可是，这一政策也埋下了此后耶教与儒学既融合又冲突的种子，从一个侧面，掀开了东亚格局翻天覆地的新篇章。

东方的管理思想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东方的管理思想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几千年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的文化。通过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归纳起来，基于中国文化所形成的管理思想有以下这样一些特征。 一、以人为政治管理的中心 二、以家为生活及日常活动的中心 三、以计谋为交往的中心 以人为政治管理的中心 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人当作宇宙的中心，人是万物的主宰，是天地间最为灵秀的生物，是万物之灵。但是要强调人的重要性，首先是通过宣扬天的重要，然后用天的权威来证明人的重要，这即是天人合一。中国的哲学就是以追求人身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为命题的哲学，所有关于自然社会规律的探讨都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所以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本主义精神的具体表现。 对于人的研究，以及对于人如何适应统治者需要的规范，中国文化是有着独到之处的。首先是人要听命于天，天的代表者是天子，那就听命于天子，这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儒家提出了大量的规则和道德规范。如“克己复礼”，通过自身的修养来满足统治者的要求。总体上说，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奴性文化，用鲁迅的话来说是一种伺候主子的文化。但同时它也有两面性：一方面要求个人如何克制自己来适应统治者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却要对国家具有雄才大略，有治国安邦的才能和志向。这两方是矛盾的，在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何使之得到完美的统一，这就是这种文化的艺术之所在。用好人去伺候一个坏人，而且坏人还掌握好人的生死大权，同时道德规范了好人不能违背坏人，这对于一个好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的题目。于是好人就只有几条路走了，一是好人变成坏人；一是坚持还是好人，这样得到好名声而结束自己生命；再就是既不使自己变成一个坏人，也不坚持自己是个好人，而且使坏人向好人转化，又让他感觉不到，同时又实现了自己治国安邦的宏伟大志。因此，中国人的最有办法是中庸。 21世纪，是管理学理论全新发展的一个阶段。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区域合作的日益频繁．也使得东西方管理思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和融合。 一、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思想的回归

走进宁波走进中西方文明

略谈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温州市龙湾区海滨中学周巨鹤中西方文明相互间很不容易了解的，两大文明之间有很大差异，因此凡是作中西文明比较而强调中国与西方如何有相似性的，必然都很难理解。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两大文明体系,即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东方文明即亚洲和北非文明,西方文明即欧洲和美洲文明。这两大文明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可以说现在的世界就是在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中发展的。 一、不同宗教下的文明 东西方不同程度上归结为不同宗教下的文化。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华夏(佛道儒)文明。不同的宗教，人们的信仰也不同，因而世界观也不同，价值观也不同。 各自文明与其它文明碰撞和发展对游牧文明除了少数成就被我们借鉴之外，其余被彻彻底底的同化了。在同一地区内，少数处于劣势的文明遇到更为高级的文明，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被同化，要么被征服。就像农业文明取代狩猎文明。佛教被明显的中国化了。与中国传统融合。虽起源于印度，但难见印度的影响。在近代以前，个个区域性的文明核心区之间不会出现同化或完全征服。基于科技和交通的制约，每一处文明核心区都发展出了最适应自己地域特征的文化。外来的同样高级的文化会在本土显示出强烈的不适应。西方文明并不是西方想将自己的文化传播给别人，而是其他文明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接受西方的文明。先是军事，而军事的发展又需要工业，而工业有需要科学技术，进而扩展到文化，教育，政治体制… 二、不同价值观下的处世哲学在人与人的相处中，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处世态度。有两句话虽不很准确，但反映了不同文化下的不同态度。说是“中国人走在大街上，先要把人看成坏人，防范着，接触中再找出谁是好人。西方人走在大街上先把人看成好人，然后再辨出谁是坏人”。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一个故事。大意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攒了一辈子的钱，在临死的前一天终于攒够钱买了一栋房子，没来得及住漂亮的新房子就死了。而一个

利玛窦在中国的概况

在近代以前，中国学术思想和外界的大规模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魏晋以来的佛学，一次是明清之际的“天学” 第一个进入中国内地并且深入宫廷的传教士 他是通晓中西方文化并为之传播的使者在中国生活了28年——游历重要省份、和中国的贵族、高官以及杰出学者友好交往，会说本土的语言，他的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专心攻读过了中国的古代的儒家经典 1582年受教会委托前往中国传教 因为欧洲的葡萄牙人在澳门获得居住权，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先停留在澳门 1584年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在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肇庆，广东总督府的所在地。 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为什么要自称为僧？关键是他们急于与声名狼藉的葡萄牙商人保持距离，朝廷是姓闭关锁国的政策、同时葡萄牙商人在广东、福建一带表现恶劣，他们害怕传教士会把葡商带入内地， 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饰，认为这样能够博得人们的好感，而且他们也觉得这与天主教神父的装束相差不大。这也使中国人更加相信他们是远道而来的僧人。 以便获得定居内陆的机会 他们在这里所强调的主要有三点：是僧人而不是商人；来自西方而不是澳门；为了与世无争的侍奉上帝而不是给他人增添麻烦 僧人、天竺之说纯属借用，前者为了表达西士的非世俗性后者则为了表明其故里的遥远 对于把守国门、控制人员进出的封疆大吏来说，只有把这些西士当做僧人来看待，才能为他们入华定居找到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因为僧侣们即使在最保守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下也得以享有进出国门的相对自由，在官员开来，僧人是与世无争的，不会给国家的安全和政治的稳定带来麻烦，反而还会提升社会道德水平 有证据表明，在1595年利玛窦改穿儒服之前，中国官员均认为他们是佛教僧侣，充其量是一个新教派的僧侣 第一座教堂：仙花寺完全按照佛教的风格建造 但是他们的目的，终究是为了传播天主教的教义。西方文明与中国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科学来沟通，因为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有趣的东西，利玛窦就成了一个文化大使 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机械钟、地图等并做演示如何运用这些先进仪器。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仙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发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东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礼仪传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奇风异俗。亚洲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古巴比伦的所在地,也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发源地,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亚洲虽然是世界上语言、种族、宗教种类最多的地区,但亚洲各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很注重交际礼仪。崇尚个人的谦恭和整体的和谐,对待客人热情周到,特别是在有儒家传统和影响的国家,人们更是把传统礼仪摆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我家住在东部沿海,东部沿海有很多日本企业,往往要和日本人打交道,日本既是公认的世界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又是一个保持有浓郁传统文化的国家。日本人十分看重礼仪,从日常起居到待人接物,处处都受到礼仪的约束。日本人见面时会脱帽鞠躬,一般不握手,但要递名片,没有名片就自我介绍,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日本人讲究礼仪,有送礼的习俗。去日本人家中做客时一定要送礼,但一般送些对其本人没啥用途的物品,收礼人可以再转送。日本人喜欢中国的丝绸、名酒及中药,对一些名牌货也很喜欢,但对有狐獾图案的东西则比较反感,因为狐狸是贪婪的象征,獾则代表狡诈。日本人忌讳绿色,认为是不祥的颜色,忌讳荷花图案。赠送礼品时忌讳赠数字为4和9的礼品。认为你把他看作是强盗。但不同场合有关数字的习俗不同。如送日本人婚礼礼金时要避免偶数,因为偶数是二的倍数,容易导致夫妇分裂。 我们在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打交道时更要注重礼仪,因为他们忌讳的东西比较多。例如我们在和沙特阿拉伯人交往时要注意阿拉伯人初次见面时不送礼,否则会被视为行贿。按阿拉伯习俗,用旧的物品和酒不能送人;特别不能送礼物给有商务往来的熟人的妻子。更不可询问他们的家居情况。去阿拉伯人家参观做客,千万不能盯住一件东西看个不停,那样阿拉伯主人一定会要你收下这件东西,否则心里将鄙视你。到主人家时要脱鞋,除非主人提出不用脱鞋。不要随便进入清真寺,入寺必先脱鞋。忌讳用鞋底后跟面对人,忌用脚踩桌椅板凳,因为这被认为是污辱人的表现。在给沙特阿拉伯人送礼物时多选白、绿两色。他们崇尚白色、绿色,白色代表纯洁、绿色代表生命,而忌用黄色,黄的代表死亡。国王身着土黄色长袍,象征神圣和尊贵。一般人不能“皇袍加身”。礼物设计忌用猪和类似猪的熊猫、十字架、六角星等作图案 按照沙特人的商务礼俗,冬日宜穿保守式样的西装。会面须预约,但不守时;因此,即使是约定的时间去拜会,最好仍需在日程上留一点余地,对方晚到15~30分钟是常有的事。在洽谈业务时,沙特人员常被来往人员打断。阿拉伯人认为这是“家庭”的延伸,不认为是失礼。遇到这种情况,一是耐心等待,二是预约到外面单独洽谈。当地商人多通晓英文,名片和说明宜用阿文和英文两种文字。一般人在外多以握手问候为礼。如果双方(指男子)信仰一致或比较友好,双方左右贴面三次。有时候主人为表示亲切,会用左手拉着对方右手边走这说。交换物品时,用右手或用双手,忌用左手。按穆斯林的习俗,以牛、羊为上品,忌食猪肉,忌食有贝壳的海鲜和无鳞鱼,肉食不带血。以前阿拉伯人多用右手抓饭,现在招待客人多用西餐具。 西方国家崇尚自由,提倡个性的解放,但正式场合却非常注重礼节,和美国人相处时更能体现这一点。美国人穿衣以宽大舒适为原则,自己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别人是不会议论或讥笑的。春秋季,美国人一般下身着长裤,上身在衬衣外面再穿一件毛衣或夹克,宽松舒适,无拘无束。夏天里穿短裤和着短裙者大有人在。但正式场合,美国人就比较讲究礼节了。接见时,要讲究服饰,注意整洁,穿着西装较好,特别是鞋要擦亮,手指甲要清洁。美国商人较少握手,即使是初次见面,也不一定非先握手不可,时常是点头微笑致意,礼貌地打招呼就行了。男士握女士的手要斯文,不可用力。如果女士无握手之意,男士不要主动伸手,除非女士主动。握手时不能用双手。上下级之间,上级先伸手握手。长幼之间,长者先伸手握手。主宾之间,主人先伸手。男性之间,最忌互相攀肩搭臂。美国人谈话时不喜欢双方离得太近,习惯于两人的身体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般应保持120-150厘米之间,最少也不得小于50厘米。准时守信,相当重要。美国商人喜欢表现自己的“不正式”、“随和”与“幽默感”。能经常说几句笑话的人,往往易为对方接受。美国商界流行早餐与午餐约会谈判。当你答应参加对方举办的宴会时,一定要准时赴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