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金庸小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个字，贯概十四部小说，构成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凡有华人处，必能见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此等境遇，对于武侠小说而言，可谓空前，也必将绝后。若要归结原由，正如小说的内容一般，包罗万象，见仁见智，但至少有一点，那便是文化的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代代传承，乃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真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读本。倘若寻章摘句，按部就班，只怕能够集合成一部国学巨著，此处只是浅尝则止，窥见一斑。
先要说的是琴，也即音乐。音乐由来已久，据说皇帝命伶伦为律，听闻凤凰的鸣声而制成十二律。十二律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弹奏音乐最常用的乐器是琴。传说神农氏用桐木制造了五弦琴，能够弹奏出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后来周文王添了两弦，音调为少宫和少商，改良为七弦琴。在小说《倚天屠龙记》第一回中，郭襄在少室山遇见弹琴的何足道，何足道弹的便是七弦琴，书中叫做焦尾琴。原是东汉左中郎将蔡邕以烧焦的桐木制造。二人先后弹了数首曲子，其中有两首都是出自《诗经》。《考槃》出自《卫风》，是一首隐士之歌。表现的是大丈夫在山涧之间自由游荡，独来独往，无拘无束，固然寂寞无伴，形容憔悴，却又志向高洁，永不改变。《蒹葭》出自《秦风》，说的是和美人隔水分离，相思之极，想象如见。在小说《碧雪剑》中，阿九思念袁承志，弹的曲子是《子衿》，同样出自《诗经》，表达的是男女相思之情，“一日不见，如隔三月”。小说《笑傲江湖》的名字就来源于书中的一首同名曲子，据说曲谱中间的一大段，取自嵇康的“广陵散”。嵇康是三国时魏国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音乐家，为“竹林七贤”之一。他厌恶烦琐礼教对人的束缚，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不为统治者所容，慷慨负死。临终之前曾弹奏一曲，便是《广陵散》，并叹息道：“广陵散从此绝矣！”书中的曲洋挖掘了二十九座古墓，才由蔡邕的墓中觅到了曲谱。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古琴还有伏羲离徵、黄帝清角、庄子橘梧、李斯龙腮、司马相如绿绮、赵飞燕凤凰、赵孟頫震馀等。
其次要说的是棋。古代说的棋大多指围棋。通常的棋盘，横竖各十九轨，三百六十一子。古人采用坐标的方式记录棋谱，方法众多。《天龙八部》中段延庆指点虚竹下棋，采用的是《忘忧清乐集》中的法子，将棋盘分为上平去入四个区域。《笑傲江湖》中提到了两个围棋古局，一个是《烂柯谱》，一个是《呕血谱》。前者出自于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说的是晋人王质到石室山上伐木，看见几个童子在那里下棋，便停下来观看。后来吃了童子
赠送的仙果，回到家中时才知道已经过了许多年，斧子和砍到的柴都已经腐烂尽了。后者说的是北宋国手刘仲甫与骊山仙姥下棋，给杀得大败，气得呕血数升，那局棋的棋谱便称作《呕血谱》，共一百一十二手。
接下来说的书，即书法。将书法融入进武功的段落很多，如《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等都有描写。其中涉及了不少书贴，简单解说几篇。《裴将军诗贴》，唐朝颜真卿吟赠及书予裴将军，乃其晚年精品巨作。该贴以草书、真楷和行书三体书写，其字大小参差错落，随意安排，布局新颖。除以上三种字体外，还杂以隶书、篆书，写来高古雄浑，刚柔兼备，不拘法度，洒脱之极。《八濛山铭》，三国蜀汉大将张飞所书，隶书写就，笔法源于汉代“张迁碑”，下笔较重，极有气势。《怀素自叙贴》，乃玄奘法师的大弟子怀素所写，师承张旭的狂草，即草书中带有狂笔。书帖原文共七百二十字，字体大小悬殊，一气呵成，狂而不诞，严谨有致。《笑傲江湖》中，秃笔翁便以上面三帖里的笔法和令狐冲对敌，但令狐冲不懂书法，只以独孤九剑破之。在小说《神雕侠侣》中，朱子柳将书法和“一阳指”结合，大败霍都王子，也涉及到《房玄龄碑》、《自言帖》、《褒斜道石刻》三篇碑帖，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说完了书法，自然便是绘画。《笑傲江湖》中提到的《溪山行旅图》最为有名。此幅图画为北宋范宽所作，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人一名中正，字中立，最擅长山水绘画，特点是：多描绘北方关陕地区景色，全景式布局，主峰峻拔，折落有势。山顶好作密林，水旁喜作突兀大石，山石用短促峻削的“雨点皴”，用笔凝重锐劲，墨色黑沉深重，风格壮武。
琴棋书画之外，其他传统文化涉猎繁多，难以尽数解说。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今后共同探讨。金庸先生的小说底蕴深厚，雅俗共赏，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金庸小说的基本特点是大俗大雅，至幻至真。大俗大雅是指金庸
小说从“雅文化传统”与“俗文化传统”的接合部切入，融通雅俗而
超越雅俗。金庸小说一方面以“俗文化传统”中富有活力的文学形式
和合理的文化因素向“雅文化传统”渗透，一方面又把“雅文化传统”
中的文化理想融汇到“俗文化传统”中去。至幻至真是指金庸小说不
拘泥于细节的真实，甚至刻意追求超越细节的真实，直接诉诸人们心灵的最深层次，达到了理念的真实、文化的真实，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诗的功能的文化小说样式。惟其如此，金庸小说才能摆脱种种局限，将各种应有的情感推向极致，才具有了其他小说无法具有的魔力。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考察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武”与“侠”——征服世界与完善道德的恒久渴望。在伦理本
体型的文化中，“武功”、“武力”、“武术”等以“武”为中心的
概念反映的是人们征服社会的渴望，“侠客”、“侠义”、“侠行”
等以“侠”为中心的概念反映的则是对完善道德的祈盼。“武”的最
高境界是“神武不杀”，“侠”的最高境界是“欲除天下不平事”，
两者的终极目的都是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所谓“侠”是目的，“武”
是手段，两者在行为方式、道德追求、文化理想等方面和谐地统一起来。金庸小说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个方面对“武”作了深刻的阐释。
武德的高尚与卑下是决定武功成败的根本因素之一。作为社会道德的武德要求练武要有“振人不赡”、“扶危济困”的正确指导思想，作
为文化道德的武德，主要表现在对武功的理解、选择和练功的方法上，由此而分出所谓的“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正派武功”应符
合儒家、道家乃至释家哲学的和谐理论，主张性、命双修，顺应社会伦理道德和人性的基本要求，有助于构建弘大刚毅的人格；“邪派武功”则破坏人自身及宇宙万物间的和谐，追求“片面的深刻”，违反
“情”与“理”——本真生命与道德禁锢的纠结与冲突。金庸小
说最大的成功之一是通过爱情描写为我们建构了一种携手走天涯的人生范式。由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令狐冲与任盈盈、袁承志与温青青等人共同构建起的这种人生范式有着恒久的激动人心的力量。“走天涯”是指仗剑行侠，“携手”则是指与红粉知己共闯江湖。仗
剑行侠之诱人，尚不在其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倒多是为了肆逞己志，抒解久遭压抑的情绪。“携手”的妙处就更多了，沙里淘金、自择伴
侣、追求幸福。这“携手走天涯”五字，既能满足人的社会实现的要
求，又能使人充分享受感性生活，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实现的方式：“走”。豪迈、刚烈、苍凉、忧伤、潇洒、自由，一“走”，就全出
来了。从这一意义上讲，“携手走天涯”确是一种诗意人生。这种融
“水浒”与“红楼”于一体的人生范式，既植根于传统文化深处，又
为正统的封建观念所不容，因为她把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的本真生命的内在的合理因素张扬出来，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道德观念的封建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尖锐的冲突，并对其发生着撞击性的破坏作用。
传奇与传统——以传奇的形式展示民族的文化原型和文化精神。
郭靖想实现的是儒家的社会理想，萧峰企望以死来消弥刀兵，陈近南则是一个兼侠客、忠臣、民族英雄于一身的人，书生侠客陈家洛的失败及归隐异域正使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理想成分。袁承志自幼立志复仇，但国仇、家仇、天下仇，仇仇报不得，却在层层的“复仇”过程
中升华了自己的人格。再加上杨过和小龙女归于玄寂，令狐冲和任盈盈“曲终人不见”，狄云和水笙逃避深山，真是一部悲壮的侠客无奈
奏鸣曲。文人与侠客都是要建立一个德化淳美的世界，只是文人用笔，侠客用剑而已。
与此相关，中华民族追求理想境界的情结在金庸小说中也有鲜明
的体现。在《倚天屠龙记》中的冰火岛上，谢逊恢复了人性，正派的张翠山与邪派的殷素素结为连理，一旦回到中原，一切都被“异化”
得面目全非。在活死人墓中，杨过与小龙女是那样的清纯自然，而来到“花花世界”中，却是一次比一次更惨痛的折磨。所有这些，都表
现了传统文化中要建立一个清纯世界的文化理想与文化冲动。
金庸小说结局可以分为两类，或失败，或归隐，总之难有“大团
圆”的结局。成吉思汗怀着英雄的迷茫逝去，郭靖战死襄阳，张无忌
将江湖拱手相让，袁承志“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都是有志不
骋的失败结局。至于以令狐冲与任盈盈的“曲谐”为代表的归隐型结
局，是对江湖、江山乃至人生的超越与提升，也不是所谓的现实的成功。其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理想只能向现实一点一滴地积淀，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但永远不能完全取代现实，因此，金庸小说的结局不是谁的随意安排，而是历史文化的必然选择。此外，像对于恩仇观念和正邪观念的超越，《天龙八部》中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悲悯情怀，《鹿鼎记》对民族劣根性的挖掘，也都表现了民族精神的一些重要方面。
金庸小说因与传统文化的深度关联而成为一个开放的文本。在当
代语境中，其传统文化的底蕴会在现实中生成相当复杂的东西，并对现实产生复杂的影响。我们应该从文化的深度入手，梳理并显扬其合理的因素，剔除其消极的负面因素，使之为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民族文化本体的重塑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