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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引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母亲形象的塑造是有别于其他女性的,贬抑谴责女性为祸水的例证在中国的历史小说中俯仰皆是,但对于母亲形象的塑造,则以歌颂、赞扬为主,这是大部分作者的共同态度。因为母亲以自身的勤劳、善良、坚韧与爱,不仅养育了普天下的子女,更重要的是将其一生奉献给了子女,在生活中、文学中承担着善良、苦难、伟大的象征意义。回眸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画廊,中国现代文学的女作家对母亲形象的书写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关注,她们热衷于对母亲形象的阐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史上为我们描绘了一系列母亲形象。冰心与张爱玲塑造出的两类母亲形象――慈母与恶母,是极具代表性的。她们带着自己的感受、思考,以及独特的文学素养,极大地丰富了母亲形象的文学画廊。冰心以审美为关照点,展现母亲的真善美的特征,张爱玲却以丑为切入点,剖析女性畸变心理。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时代生活某一方面的反映,都给人以启悟。

学术界对于现代女作家小说中母亲形象的研究,近年来有了一定的展开,也达到了一定深度和广度。但总体上看多侧重于单个作家及作品的批评,较少作“母爱”文学的综合探讨。宾恩海在《略论冰心诗歌“母爱”题材的审美特征》中论述了冰心诗歌中对“母爱”描写的三个层面的审美特征:梦幻化、知觉化、精神家园。丹娅、晓燕的《冰心“母爱形象”之探》认为“母爱”是冰心“爱的哲学”的本质特征,而这种母爱“绝不仅仅是生物之爱”,这一意象的涵义是极为丰富的,文章同时分析了母爱形象得以形成的“政治资源”和“宗教资源”。正因为“母爱形象”与“冰心形象”的合二为一,才“构成了冰心这个生命与文学,生活与艺术的双重文本奇迹”。[1]对张爱玲母爱话语进行研究的有赵秀芹的《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分析》、李富华《母性精神之塔的坍塌——张爱玲小说中母亲形象探析》,肖朝红的《母性的异化——张爱玲小说母亲形象解析》,严秀英的《我读曹七巧——兼谈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恶母”形象》,张文振的《颠覆与重写——论张爱玲创作中的父亲与母亲形象》等文章,着重从母亲形象的异化和心理变态角度阐释现代女作家的母亲形象书写。而把不同创作风格的女作家创作中的母亲形象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较少,因此,本文试图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考察冰心与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迥然不同的风貌,并进而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价值及其意义。

一、慈母与恶母:冰心、张爱玲笔下母亲形象的两极塑造

(一)冰心笔下的慈母形象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可谓母爱的一首伟大赞歌。它以慈母的关怀与牵挂,以小草般微薄的心,以三倍于春光来比喻母爱的伟大,真正让历代的人们由人及己,感慨万端,同声喟叹母爱的伟大,而母亲也就此作为灯下密密缝,盼儿早日归的无怨无悔的天使形象定位在世代人们的心中。在“五四”文学狂飙突进的洪流中,冰心最先继承历代文人的这一传统,扬起“母爱”的旗帜,作为一位理想主义者的歌唱家,唱出了母爱的赞歌。“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雨来了,我只身躲到你的怀里。”[2]“母亲呵,撇开你的忧愁,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只有你是我灵魂的安顿。”[3]“造物主,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真诚的求着:我的母亲的怀里,母亲的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4]在这些小诗里,冰心直抒胸臆,毫无保留,将心中对母亲的赞扬如泉水般的喷涌而出,对母亲的赞扬,不仅仅是在诗歌里可以体现到,在小说和散文中也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不仅如此,对母爱的歌颂更贯穿冰心的文学生涯,身居他乡,夜里对母亲也是魂牵梦绕,于是便有了小诗《惆怅》:“梦里的母亲来安慰病中的我,絮絮地文人的爱语——几次醒来,药杯儿自不在手里、海风压衾,明灯依然,我的心,是如何的惆怅——无着!”[5]《纸船——寄母亲》这样写道:“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他无端入梦。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他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6]回国后,冰心写了散文《我的母亲》,她写道:“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一切。”“她热烈地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母亲不但“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于政治也“极关心”,她为同盟会员的舅舅们“传递消息”,“收发信件”,“她不反对自由恋爱,但也注重爱情的专一……我的一个同学,同人‘私奔’了。”她说:“‘私奔’也不要紧,本来仪式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就行。”[7]这是一位开明大度、有胆识的母亲。因此,“她的一言一行,成了她的子女的南针。”他培养的子女个个成才,优秀。冰心由衷地赞美“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对记忆和现实中母亲的描写如此伟大,在《我朋友的母亲》中也塑造了理想的母亲。K老太太“满面的慈祥”,善良、理智,富有同情心、正义感,而且“通今博古”,他怀

着刚失去女儿的惨痛,千里迢迢来到重庆探望儿子,当她感觉到已有妻儿的儿子与F小姐相恋,十分不安。她抓住时机泪眼相劝,诱导这对青年分开,终于阻止了一场家庭悲剧的发生。这个善良的K老太太保全了儿子的声誉,保护了儿媳的地位,亦为多才多艺的F小姐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五四”新文学中,大量充斥反抗家庭和包办婚姻、争取婚姻自住的内容,而冰心塑造的K老太太这一形象显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这不是一个压迫青年男女自由的封建长辈的形象,而是一位具有观音菩萨心肠、拯救受苦大众的母亲形象。确实,冰心对于母亲伟大形象的塑造还远远不止于此。众所周知,被“五四”春雷震上文坛的冰心以“爱的哲学”在文坛上绽放光彩,其中母爱是一切爱的基础。冰心说:“人类以及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8]归根溯源,可以说母爱是冰心“爱的哲学”的根基和出发点。“母亲”在冰心的心目中带着神圣的光环。在《超人》、《悟》中,冰心系统的阐述了自己以母爱为根基的“爱的哲学”。在《超人》中,主人公何彬是现实所造就的人物,这个人物冷漠、颓废,毫无生机与生趣,是一个一望而知的病态青年,作为这种情状的对立面出现的则是由梦幻中母亲所构成的具有丰富情感,生机盎然的虚拟理想中的世界,是母亲提供了她这个在现实中如同行尸走肉般的儿子在梦幻中回到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里面去的精神之源。正是因为主人公何彬心中还有母爱的一息尚存,精神领域中还有母爱对他的召唤与感染,僵尸般的他才有被拯救、被复活的希望与机会,因为“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与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而不是互相遗弃的。”[9]此时的母爱带着神圣的光环,这种“爱的哲学”其实是一种坚定的信仰,母亲成为宇宙间爱的播种者,作为人间美的化身。《南归——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是一首“失母的哀歌”,是作者痛定思痛献给母亲的一支心曲。长久以来,母亲的存在是支撑冰心的重要力量,母亲的去世使这种支撑愈发显得重要,为了寄托这份沉重的哀思,冰心开始倾力于对母亲的吟念。如此深挚的情感,却是用最精细的写实手法,铺叙描述了“归途、待疾、佯归、丧母、葬母、弟归”等情节,用心血和泪水追忆母亲病逝的经过。总之,对母爱执着不倦的讴歌使冰心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书写母爱的作家。

(二)张爱玲笔下的恶母形象

如果说冰心是一位以理想主义者的姿态叙写母亲神话的话,那么张爱玲却以一位现实主义者的身份解构着神话,从世纪初“五四”女性颂扬母亲角色以对抗父权世界的思维定势中走出来,以极端的内在体验,以其对人生、对社会的独到

观察,对人性的深刻解剖,对变态心理的深层剖示,用洞察自身角色的微弱声音,书写出失常的、脱序的心理变态的母亲形象,揭露出在那黑暗的社会里不曾注意的黑暗的一角,解构着母亲神圣的光环。在张爱玲众多的母亲形象中,尤以《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最为成功,正如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的“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10]公馆的二奶奶曹七巧是北方一家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哥哥和嫂嫂贪图金钱把她嫁给了姜家的二少爷,可谓是小家碧玉攀上了名门望族,但这“高攀”的代价是她以青春之躯许给了患骨痨的残废少爷,陪着这堆“没有生命的肉体”来消耗着血气充盈的青春。叔伯妯娌间的鄙夷,使她以下层市民的放肆、尖刻和粗俗来煽风点火,并将之当作自卫和进攻的武器。作者开始就把她写成了“众矢之的”,一个不讨人喜欢的角度。不甘于火辣辣的青春被埋葬,她与小叔子眉来眼去,试图寻找一个情欲的宣泄处,但又不能遂愿。她以十年的青春熬到大家族分崩离析,熬到分到属于自己的财富,成了“黄金的主人”,按理说是“苦尽甘来”。这时作者却写出了她多年被贬低、被压抑、被欺辱、被扭曲的命运积淀和历史惯性,使她实际上成为黄金的奴隶,意中人姜季泽上门要求重叙旧情,在她看来不过是图谋自己的财产,疯一般地将他逐出门。这最后的一掷,耗尽了她青春的奢望与期待,使她生命中最后一点希望的泡沫完全破裂。自此,她便成了一个徒具黄金躯壳的幽灵,变得自虐而又恣意虐人。她为儿子长白娶亲,却又以鸦片将长白羁留在身边,他毕竟是她生命中最后的唯一可亲近的男人。她探出儿媳的床第秘闻,四处传播,逼死了两房媳妇,她见被她耽误到三十岁的女儿长安开始认真的和留学生童世舫恋爱,便百般侮辱责骂女儿,千方百计、不惜牺牲女儿的名声来拆散这桩婚事,直到毁了女儿和儿子一生的幸福。我们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在旧的伦理纲常中一败涂地的女人,一个外表健康,而精神极度荒芜的发了疯的女人,看到了令人感慨的女人的毁灭过程。其中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作家对母性丑陋的展示,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女性被扭曲时撕心裂肺的痛楚,感受一个健康正常的母亲在男权社会的贬抑下怎么一步步的地丧失了女性的生机,母亲的本性,被男权社会彻底异化为变态的母亲。也让我们看到了无私博大的母爱中可能隐藏的虚伪、狭隘、欺骗、残忍以及来自母亲本性的趋于扭曲的支配欲,使人们正视了温情脉脉之下的人生的荒凉。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张爱玲同样塑造了一位女儿悲剧制造者的母亲形象。小说中蜜秋儿太太把女儿教导的纯洁天真的使人不能相信,连她们读的报纸也要经她们的母亲检查后才女儿看。在这种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教育中,

她们生理上发育成美丽的姑娘,但心里上对人自身的认识还是混沌盲目。姐姐靡丽笙出嫁后不知夫妻性爱为何物,认为丈夫是禽兽而已。妹妹愫细在新婚之夜仓惶出逃,并四处宣扬丈夫“是个畜生”,她将丈夫对她的爱限定在“可以吻我一下,只限一下”的范围。她们的婚姻悲剧是由她们的母亲亲手造成的。

总之,冰心和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呈现出了两极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冰心和张爱玲认知反差的原因

(一)童年的母爱体验不同

从认知心理学来分析,童年时代的认知会对作家的性格和创作思想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童年经验直接影响着个体性格的形成,“大量的事实表明,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常常为她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并规范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人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11]冰心一生拥有的爱最为丰富,她出生在一个进步幸福的家庭,自小就获得父母、长辈的慈爱,兄弟们的亲爱。在学校里享受着深挚的师爱、友爱。冰心的母亲杨福慈,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慈蔼的贤妻良母,她叫冰心认字识理,给了女儿最富足的母爱与丰富的感情。在《寄小读者·通讯十》中,冰心写到:“有一次,幼小的我,忽然走到母亲面前,仰着脸问:‘妈妈,你到底为什么爱我?’,母亲放下针线,用她的面颊抵住我的前额,温柔的,不迟疑地说:‘不为什么——只因为你是我的女儿!”[12]于是,冰心进而发现普天下的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一样的长阔高深,分毫都不差减,“当我发觉了这神圣的秘密的时候,我竟欢喜感动得伏案痛哭!”这便是少女冰心对母爱的元体验。冰心的父亲在海战中大难不死,后担任过清朝海军的副舰长。小时候,父亲常指着地图告诉她:“我们的北方大港,不止一个烟台呵,但是你看——大连日本的,青岛德国的,秦皇岛是英国的,都被他们占去了,现在只有烟台是我们自己的了。”父亲对冰心爱国思想的教育在日后逐渐转化为她的:“爱的哲学”的组成部分,正如冰心在《童年杂记》中所说的:“我的童年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我的母亲、父亲、祖父、舅舅、教师以及我周围的人,都帮助我的思想、感情往正常健康里成长。”[13]因此,冰心的“爱”又是他人的爱的释放与升华。

与冰心相比,张爱玲的童年体验与其有着天壤之别,正如张爱玲在《天才梦》

中所说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同时,在对张爱玲自叙传性质的散文《流言》中,我们也可得知她对世事的否定情绪和敌对性格心理,使她远离了中国传统女性的温柔,而是在笔尖上刻意发掘着种种人性的阴暗主题,借以宣泄她对那个冷醒生活环境的不满和仇恨。她虽出身名门,贵为李鸿章的外曾孙女和张佩纶的孙女,但祖上的显赫已随历史远去,时光给她留下的是一个旧习气深重,对子女缺乏责任感和父爱的父亲。母亲是一位新女性,过于注重自我而忽略了母爱,在张爱玲小小年龄就几次出洋,张爱玲在《对照记》里这样形容母亲:“她是个学校迷,我看茅盾的小说《虹》中三个成年的女性入学读书就想起她,不过在她纯是梦想与羡慕别人,后在欧洲进美术学校,太自由散漫不算。1948年她在马来侨校教过半年书,都很过瘾。”[14]张爱玲的父母因为新旧观念和中西文化的冲突反差导致家庭的解体。父亲另娶后母,为与后母一点冲突的小事,父亲对她拳打脚踢,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在张爱玲的《私语》中曾这样记载,父亲将她牢禁在空房里,“在筹划逃亡出路时,生了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15]他不甘父亲的虐待逃出家庭,却又与母亲家格格不入,母亲“将她暌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他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16]与父亲恩断义绝后张爱玲生活在母亲的身边,她并不快乐,母亲的淑女培养计划使她苦恼,自然母亲很失望,用她不时流露的怀疑,用她的不耐烦提示女儿的不合格。事实上,母亲的这一套标准已经成为对张爱玲天性的压抑,而那一番淑女训练对于爱玲也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痛苦和折磨,母亲的苛责使她在心里成长的关键时刻,失掉了她最需要的东西——自信心,自然,爱玲对母亲有更多的期待,而母亲对她却从未流露过喜爱之意,爱玲感到的只是一种生疏。总之,除了淡漠还是淡漠,而这份淡漠,你没有可能将其解释为任何形式的母爱。因此,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多次流露出对母亲的怀疑和不信任,以一个爱的悲观者的心态来观照母亲,结论自然是悲观、苍凉、变异的。张爱玲既不见容于封建遗少父亲的旧家,又无法全身心地进入母亲精心调教淑女风范的新家,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他无所归依,在父母身上他体验到了恐惧和绝望,“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17]敏感的张爱玲自小在高门巨族中过着孤独而凄凉的生活,从未享受过正常的家庭温暖,沉重的心灵创伤使她逐渐形成了似乎对一切都抱有怀疑甚至敌视态度的人格心理。

(二)生活的时代环境不同

“每一首伟人的诗歌都是它的时代的产物,因此它也受那个时代焦虑的影响。”[18]冰心的高峰写作期是“五四”时期,周作人曾将“五四”最大的贡献归结为“人”的发现。从此,中国的知识女性就在这史无前例、荡涤一切的“五四”新文化大潮中被卷裹着投身于妇女解放的运动之中,女性从历史的空白之处,从“文化”的潜层和彼岸回来了,开始“浮出历史的地表”,浮出历史地表的知识女性拿起了笔杆子——这个原来只属于男性的武器,开始讲述自己的历史,“女性出路在何方?”是“五四”女作家们在现实世界中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于是,一批批女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但是由于被压迫了漫长的岁月,觉醒的女性犹如冬眠后的青蛙,肢体不免有些僵硬,步伐不免有些磕磕绊绊,虽说她们自己已经意识到了父权制文化的荒谬和残酷,但她们还不能马上用自己的武器与强大的父权制文化相抗衡,她们必须有所凭借,必须有所依托,这个依托她们就凭借着本能找到了,那就是母亲。虽然表现出精神的怯弱,但却从另一方面表明女性已经从“女奴”的精神僵化中复苏过来。所以冰心在风雨如磐的“五四”时期,封建的阴霾笼罩着中国,这使得她不得不用如泣如诉的方式诉说她笔下人物无自由的苦闷和不觉醒的麻木,并用爱来感悟启迪人们且最终走向善的光明道路。

然而,与充满生命力的解放区相比,沦陷区的豪富们灯红酒绿,醉生梦死,贫民们民不聊生,艰难度日。因此,沦陷区知识分子们目光焦点是在如何唤起民众,如何暴露社会黑暗。揭露“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19]但漫漫寒夜使他们不知何处是尽头,大众的觉醒又使他们感到极度的孤独与痛苦,在痛苦要和孤独中他们在无望地挣扎,张爱玲却独树一帜,将手术刀伸向社会最黑暗的底层,将女性千百年来在社会中的惨痛遭遇淋漓尽致的呈现给读者,在她的文学世界里,母亲一洗超凡脱俗的神圣光环,从云端直坠凡尘,母亲脸上挂着的再也不是慈祥和仪容,她的心胸也不再是博大宽厚的,她和无私奉献更是不搭界,她的世界里只有仇恨,她的字典里只有无情和恶毒,她已从天使变为恶魔,成为子女们摆脱不掉的梦魇。正如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所说的:“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20] 终上所述,由于冰心与张爱玲童年生活经历和所处时代环境的不同,母亲形象有极大的差异,将二者放在一起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三、冰心和张爱玲所塑造的母亲形象的价值与意义

从“五四”女儿们对母亲的热烈歌唱到沦陷区日常生活中平庸与苍凉的母亲形象的描述,我们可以从中体验到母亲形象的演变历程:冰心所塑造的是单一、慈爱、理想化的圣母亲形象,而张爱玲却揭开母亲神圣的面纱,使母亲形象从“五四”女儿所筑的祭坛上跌入凡尘,描写日常生活化的、多元化的、现实中的母亲,她所描写的母亲不仅仅是作为母亲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女人而存在。

纵观我国漫长的历史,它只是一部“父亲的历史”,对母亲形象的描述则始终处于缺席的地位,仅有的一点对母亲形象的描写也只是在强大的父权制文化下,对母亲苦难形象的歌颂。更多的是对“孟母三迁”、“岳母刺字”之类道德母亲形象的塑造。母亲们不仅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也是父权制文化的传播者,实际上,母亲的存在仅仅是一个符号或以第二性的身份出现,她们没有自己的姓氏,而仅以“××氏”或“××娘”出现,犹如一个可有可无飘忽不定的影子,任由男权文化的手指任意发挥拨弄,母亲是那样的卑微弱小,她们只是一个父权制文化的附属物,得到父权制文化的认同便是最高的奖赏,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做了奴隶而不自知或自知却以做奴隶为荣。

“五四”春雷的一声巨响,给中国的文学带来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长期受着父权制文化压迫的“五四”女儿们,最先冲出封建的樊篱,浓墨重彩地歌唱母亲,礼赞母亲,为苦难的母亲而呐喊,让母亲从种种枷锁中挣脱出来,回归作为人与作为女人的母亲。冰心在感受母亲慈爱的同时,也揭示了礼教的残酷,否定了封建男权对女性生命价值的贬抑。细细思索,我们可以发现以冰心为代表的“五四”女作家对传统母爱的描写既有传承,又有反拨:传统中勤劳、善良、慈爱的自然母亲出现在“五四”女作家的笔下便转化为对理想母亲的书写;“五四”女作家将传统礼赞的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道德母亲转变成控诉父权压迫的现实母亲,用母爱的大量书写表达对父权秩序的反叛和颠覆,同时也是以母亲的名义书写无名的自己。总之,第一代“五四”女作家主要写母女依恋,“慈母”为主,“爱”是核心,书写母女深情,把母爱升华为灵魂栖息的精神庇护所,母亲以“精神之母”和“圣母”的形象呈现。随着时代的发展,革命的需要,个人主义的消退,群体意识的增长,个性解放呼声的减弱,爱的哲学让位给斗争哲学。面对着祖国的生死存亡,女作家们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让母亲形象从家庭走向社会,赋予母亲形象现实生活的质感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以丁玲为代表的第二代女作家用二元对立的模式描写着母亲,在她们的笔下,母亲拥有了双重身份,一是女儿的同行者,二是女儿的解救对象。如丁玲的小说《母亲》描写了“阳刚”

之气的大母形象。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的孤岛沦陷区,游离于大众话语和经验之外的张爱玲揭开母亲神秘光荣的面纱,从远离阶级、政治意识形态主导话语的角度,以偏离主流话语的姿态,更女性自身以更多的关注,从母亲与父亲对等的角度出发,不再刻意表现母亲头上的光环,通过对男权文化阴影下母亲身上的心理痼疾的挖掘,审视母亲作为女人的内在真实,母亲不再是父权话语中被命名的状态,而是女性自身意识与反思精神的载体,写出历史和生活本相中母亲身份的欲望与尴尬,日常生活中的平庸与苍凉,写出了牢狱中挣扎而不折手段的母亲形象,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女性生存环境的真实与女性自身的深层心理,揭示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异化,同时也对女性自身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塑造了恶母的形象。

综合看来,现代女作家对母亲形象的描写形成了一个形象群体,它有着丰富性与代表性。从冰心的笔下的慈母到张爱玲笔下的恶母形象的一系列发展,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着母亲的发展历程:从“精神之母”到“欲望母亲”或“恶母”。不同时代的女性作家赋予母亲形象以相似而又相异的文化语义,“精神之母”烛照“五四”女性,“大母”的光辉映照时代女性前行,对母亲欲望的挖掘使母亲形象更趋于完整。现代女作家共同构筑了一道现代文学史上母亲形象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结语

从远古洪荒到现代文明,歌颂母亲,书写母亲,礼赞母亲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从女娲造人到母系社会可以看到一脉相承的母爱光辉,但到父系社会,母性的光辉在人类的生命中逐渐暗淡无光,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一个重礼教、人伦的传统社会,但怀念母亲、歌颂母亲的文本却很罕见,事实上,母爱主题成为中国文学一个重要母题的时间是从“五四”开始的,细细看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冰心侧重写人生的飞扬,讴歌“爱”与“美”,是一位从正面向我们塑造清丽柔美健康人格的女性作家;而张爱玲注重人性“丑”的一面只“破”不“立”,从反面让我们了解女性非人性、非女性的惨痛历史,其中寄托着她对世俗人生的关怀。张爱玲到的话:“古代的女作家中最喜欢李清照,……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之前冰心的清婉往往流于做作,丁玲的初期作品是好,后来略有点力不从心。”[21]虽曾明确表示自己不愿与冰心相提并论,但我认为,冰心与张爱玲为女

性的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母亲形象的塑造方面是相得益彰的,作为各有千秋的杰出作家,她们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形成互文现象,她们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共同汇入女性文学的大潮,她们一“破”一“立”,共同为理想女性的建构而呼吁!

注释:

[1]丹娅、晓燕,冰心“母爱形象”之探,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123-128页

[2]高玉琪编,冰心经典作品选·繁星(一五九),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332页

[3]高玉琪编,冰心经典作品选·繁星(三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287页

[4]高玉琪编,冰心经典作品选《春水》(一零五),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

[5]范伯群曾华鹏,冰心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105页

[6]高玉琪编,冰心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 第387页

[7]高玉琪编,冰心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62页

[8]高玉琪编,冰心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9]高玉琪编,冰心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465页

[10]高玉琪编,张爱玲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97页,第92页

[11]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 92页[12]高玉琪编,冰心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89页

[13]牛胜福、李瑞霞编,冰心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第209页[14]陈春林、颜楠编,张爱玲典藏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第24页[15]高玉琪编,《张爱玲经典作品选·私语》,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16]高玉琪编,张爱玲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年,第9页

[17]高玉琪编,张爱玲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年,第114页[18]诺思洛普.弗莱(加),王逢振等译《批评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

[19]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1941年1月1日

[20]高玉琪编,张爱玲经典作品选,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97页[21]静思,张爱玲与苏青,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7页

参考文献

1.寿静心,女性文学的革命——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杨泽译,阅读张爱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阎浩岗编《中国现代小说研究概览》,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

致谢

四年的大学生活马上就要划上句号了,在这份最后的也是含金量最高的作业中,凝聚了我大学四年的所学,同时更离不开乔老师细心的建议,耐心的点拨。在这里,首先我对乔老师说声衷心的谢谢。如果没有她的莫大的帮助,作为一名经验匮乏的本科生,想完成这篇论文其难度是难以想象的。论文经过了初稿、二稿、三稿一遍又一遍的改正,终于完成。其中熔铸了乔老师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那一道道勾画在我论文上的红色线,使我的论文思路从混乱到清晰,材料从芜杂到精要,语言从琐碎到凝练,一步步接近成熟。乔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深受启发,同时告诉我在以后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老师。

我还要感谢大学四年生活中所有传授给我知识的任课老师以及和我同甘共苦的同学,是他们的陪伴使我的大学生活更加多彩。最后,我要感谢生我养我的父母以及所有关心和爱护我的家人,没有他们的默默付出,我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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