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探源
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探源
欧式雄
(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上海 200080)
摘 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植根于西汉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又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它是在摭拾并放大了传统的天命观,继承和发展了思、孟的天人合一论,推演了邹衍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相结合的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董仲舒;探源
中图分类号:K23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04)05-0079-05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甚广,它曾经泛滥古代,涉及近代,乃至今日也不无其影响。
天人感应,并不是董仲舒首创,但他却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特别是他把天人感应精心地编织到神学目的论之中,遂形成较为精致的思想体系,从而把天人感应思想推向了峰巅。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首先植根于现实社会的生活之中,同时又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本文的重点在于顺着历史的轨迹,探寻这一思想发生、发展、变迁的线索,弄清其逻辑发展的路向。
(一)
为探其渊源,就不得不把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加以简要地概括。
董仲舒认为,天是万物之始祖,宇宙中之至尊。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四时的更替,国家的兴衰治乱,都是天的意志表现。大千世界纷纭繁复的现象都是天有目的地安排,万物是天创造的,天创造万物是为了养人;伦理道德也是天生出来的,天生出伦理道德是为了规范人心。阴阳的入出,五行的生胜都是天按着一定的目的规定好的。
董仲舒的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那么天的意志是如何体现的呢?是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来表现的。因此欲观“天志”,明“天道”,就必须“明阴阳之入出”,辩“五行之顺逆”。他用阴阳四时的变化来论证“天心”和“天志”。他说“天心”是“仁”。“天地之常也,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阴者天之刑。”“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悬于后而
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不任刑也。”①因天是好德不好刑的,故曰“天心”为“仁”。天又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之志。“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②
他又用阴阳五行的变化和所谓的阳尊阴卑,来论证天是有伦理道德的。人世间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关系,是天意决定的。他说“王道之纲,可求于天。”③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有两个理论根据,即天人同类和物同类相动。他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④又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⑤他以音乐上的共振现象和自然界中“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⑥的现象得出物有以类相应的结论。既然物同类相应,天与人又是同类,天人感应则是顺理成章的了。
以上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大体。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在论证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时,借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使阴阳五行说成为他哲学思想的理论支柱。因此,我们探求董仲舒神学目的论的思想渊源,就得上溯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学说这两个源头。
(二)
天人感应的先决条件是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神,这种天命观念在殷周时已经产生。天人感应正是从这个母体上生发出来的。
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把自己说成是天的子孙,统治人民的权力是“天”给予的。夏说:“有夏服天命。”⑦商说:“帝立子生商。”⑧周说:“丕显
作者简介:欧式雄,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教师。
文王,受天有大命。”⑨这种天命观主要谈天对人的主宰作用,人对天的作用则很少提到。这是人在自然的、社会的重压下,尚未认识到自我力量的反映。
在《尚书?洪范》里则谈到了人的行为可引起天的感应。美行则有好的征验:做事严肃,就能有适时的雨水;处事得当,就能有充足的阳光;见事明白,就能气候和暖适时;谋事合理,就能气候寒冷适时。……反之,恶行则有恶的征验:做事狂暴,就淫雨不止;办事僭妄,就长久干旱;贪图逸乐,则久热不凉……这种人的行为对上天的影响曲折地反映出人的作用的提高。
春秋时,天人感应思想已广泛流行。这在《春秋》、《左传》、《国语》里多有反映。文公十四年,彗星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便预言:“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⑩晋候问日食的原因,士文伯便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国不用善,则自谪于日月矣。” λ?他们或者以天象预测人事,或者说人事能影响上天,其根据则是天人感应。
总之,战国前的天人感应思想,作为一种宗教迷信,已广泛存在。但是,从内容上来看,它是赤裸裸地讲天命,谈灾异;从存在形式上来看,尚是散乱的、零碎的。因此,这个时期的天人感应说,尚是十分粗陋的。
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目的论是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形式的。阴阳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成了闪着神秘灵光的东西。然而早期的阴阳五行非如此,它是在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产生的,主要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唯物主义思想学说。而且早期的阴阳五行并非一体,是各成体系的。阴阳观念早在殷代已经产生。甲骨文记载,晴天为阳,阴天为阴;向日为阳,背日为阴,后来含义逐渐扩大,举凡一切对立、对物、互相消长的因素都称为阴阳。在自然,天为阳,地为阴;在人类,男为阳,女为阴;在性情,刚为阳,柔为阴。显然,这是对客观物质感性认识的抽象,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
早期的五行思想,也属于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最早明确提出五行的是殷周之际的箕子。这记载于《尚书?洪范》。《洪范》里的五行,是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五种物质。所体现出来的五行思想,是人们通过对大自然的长期观察和反复实践,所做出的自然界物质间相互关系的总结。尽管人们对这五种物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尚停留在初级阶段,没有经过理性的加工,但他们在探讨其性质及其关系时,毕竟是从五种物质的本身出发,因此说是朴素唯物主义的。把五行提到哲学高度的是史伯。他说:“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λω这里五行说显然成了宇宙
构成的元素论。
春秋时期,五行思想进一步发展,并发生了初步的演变。
《洪范》里的五行虽已涉及到五行间的关系,但还停留在表面上。它只是笼统地把它们“一曰水,二曰火……”地罗列出来,还没有确定主从生胜的关系。一来由于这种思想体系本身的需要,二来由于生产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进步,使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了可能。所以春秋时期很多人比较深入地探讨五行间的关系,产生了多式样的五行相胜说。如史墨提出:“火胜金”,“水胜火”的说法。作为相胜说的补充,兵家孙武提出了“五行无常胜”,后期墨家则有“五行毋常胜”之说。这反映了人们对五行关系的认识在逐步深化。
春秋时,五行被无限制地进行推演,把五行于五声、五色、五味、五官相配合,并用五行相胜之理来说明社会上的事变是有定数的。这样,先前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五行说,开始用于社会人事,朴素的五行说日益被神秘化。
总之,战国前的阴阳、五行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宝贵哲学思想。它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化和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它尚未和宗教迷信划清界限,存在着为唯心主义利用的弱点,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毕竟是它的主流。
(三)
各自独立的阴阳五行,在战国时则融为一体,形成完整的阴阳五行学说,并且开始为天人感应所利用。这样,原来的阴阳五行发生了质的变化,天人感应获取了新的形态。这种融入阴阳五行学说的天人感应,奠定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基础。
阴阳和五行的合流,完成于以邹衍为首的阴阳家之手。《史记》说邹衍“观阴阳消息”,“演五德终始”,其五德就是五行。可知他是阴阳和五行并提的。
使五行说发生质变的代表人物是思、孟和邹衍。
孟子喜言“五等”、“五世”、“五服之制”,他根据“临民以五”的数字形式,编造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λξ的历史周期。这些以五为纪的说法,根源于五行。这样,朴素的五行说便被输入了“时”、“数”的血液,导出“时”、“数”的规律,五行说便变得神奇起来。
思、孟还将木、火、土、金、水五行比附仁、义、礼、智、诚五德。这就给五行赋予了伦理道德的属性。邹衍继思孟之后,则直截了当把五行说成是“五德”。又由五行相胜,推出“五德终始”,用“五
德终始”的造说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这就使五行说发生了质变。
对于天人感应,思孟和邹衍也从不同的方面加以发展。思孟在传统天命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论点。《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意思是说,人只要“至诚”,则可“尽性”,“能尽性”便和天浑然一体了。这种思想孟子说得更明白。他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 λψ他把心、性和天连在一起,逻辑地得出“万物皆备于我”和“天人合一”的结论。既然“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则是理所当然的了。
邹衍则把天人感应和五行结合在一起。《吕氏春秋?应同篇》里保留了邹衍的五德终始思想。其中说:“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螟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又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又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帝王将兴,天先见祥瑞,这和子思的“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龟蓍,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和(《中庸》)的天人感应说是一脉相承。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邹衍的“天人感应”同先前直接讲天命或简单地谈灾异不同。他所讲的符瑞是和五行相应的。这样五行便进入了天人感应,把早期简单的天人感应说推进了一大步。
利用阴阳五行说论证天人感应的代表作是《管子》和《吕氏春秋》。这种和阴阳五行说结合在一起的天人感应,则直接为董仲舒所继承。下面重点分析一下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同《管子》及《吕氏春秋》的联系。
《管子》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思想见于其中的《五行》、《四时》、《形势》、《幼官》诸篇。其基本思想是“政教必合于天地,刑法必合于时令。”以阴阳五行为其逻辑的出发点,认为阴阳五行的变化决定四时之属性,而行相应的政事,布相应的命令。
为了和五行相配,它把一年三百六十天按七十二天为一季分成五季,把五行、五季、五气、五德等组
合搭配在一起,并牵强附会地规定了君主每季的衣食住行及所要行的政事,以阴阳五行为间架,编织一个天、地、人相融相通的关系网。五行有常轨、四时有次序、政事有定数,不得紊乱。若按四时之序,行相应之政,则会出现好现象:春行春政则“柔风甘雨乃至,百姓乃寿,百虫乃藩。”夏行夏政则“九暑乃至,时雨乃降,五谷百果登。”若不是这样,则要出现灾变:“春行冬政则凋,行秋政则霜,行冬政则敝。”“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 λζ《管子》着眼于四时之自然属性,援引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生硬地规定了各个季节相应的政事,以及君主的行为。如春天,气候温暖,万物发生,故其政事为务耕耘,解怨赦罪;冬季气候严寒,万物收藏,故其政事为断刑致罚。本来因季节的变化安排农事,使不误农时是合理的。国君因季节的不同,农事的忙闲,颁布适宜的政令,也是适宜的。然而《管子》把政事与时令的关系绝对化,这便陷入神秘主义的泥坑。《管子》中的“天人感应”还不是神学的,而是一种神秘的机械感应。
《吕氏春秋》里的天人感应,也含有机械感应论的成份,但已向神学的天人感应迈进了一步。《吕氏春秋》中《夏季?明理》说,如果国君不行正道,怪异则会接踵而来:天上会出现若犬若马的怪云,地上则“菟生雉”,“雉生鹌”、“猪生狗”、“妖孳有生如带。”这些怪现象“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这些怪异现象的成因,是君主不善政所致。这种说法和《管子》也没什么不同。然而下文接着说:“国有此物,其主不知警惧,上帝降祸,凶必亟,其残亡死丧绝无类,流散循饥无日矣。”这里把上帝引了出来,这个上帝显然是能够赐福降祸的意志神。然而这个上帝是在怪异现象出现之后才出现的。这里,尚没有把灾异说成是上帝的遣告。可见,这个上帝的神通还不够广大,它还受着社会因素的制约。这里的上帝和董仲舒至高无上的“天”还有些不同,然而二者已相去不远,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再前进一步,把上帝的权力再扩大一下,把怪异的出现也说成是上帝的意志,那么,以上帝为中心,以谴告说为主要形式的天人感应便水到渠成了。
《管子》讲天人感应,可管子的天是自然的天,天人感应是神秘的机械式感应。《吕氏春秋》也讲天人感应,但已引出了上帝的幽灵;它的天人感应虽然也有机械感应的成分,但以阴阳五行为门面的神学的天人感应已经产生。它预告了更加隐晦曲折、系统完备的天人感应说即将问世。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正是这种逻辑发展的结果,董仲舒兼采《管子》神秘的机械感应和
《吕氏春秋》神学的天人感应,并极力吹涨其神学的部分,创造出自己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
董仲舒的天有感应含有机械感应的成分。“气同则会,声比则应”,“五音比而自鸣”,“阳益阳,阴益阴,阴阳之气以类相益损” λ{这些都属机械感应。然而这种机械感应是从属于他的神学体系的。因而又被淹没在神学的天人感应之中。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形式的特点是天有自由意志,并能以对人的赏罚来体现这种意志。他说,如果君主行仁政,上天就地降下“符瑞”或“祥瑞”现象,以示天的授命或奖励;如果君主行暴政,上天就会降下灾异现象,以示谴告。以前的天人感应虽然也谈祥瑞灾异,并且把这些现象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但并没把这些说成是上天的有意安排,而董仲舒则明确指出是天有意地谴告或褒奖。这反映出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的地位的提高和宗教迷信思想的增长。
董仲舒的创造是他苦心孤诣地编造出一套神学目的论。传统的天命观虽然尊崇天或上帝,但并没有把世界上的一切说成是天有目的地安排。董仲舒对先秦以来有神论的天命观予以修补,把自然界、社会上的种种现象都说成是天有意志、有目的地活动。阴阳四时的变化,五行的生胜关系,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伦理关系都是天有意志、有目的地安排。董仲舒认为天创造万物是为了人类,天创造人类是为了贯彻和体现自己的意志。人按着天意行事,天自然会予以褒奖,人违反了天的意志,天自然会予以惩罚。可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建筑在他的神学目的论之上的。
董仲舒在论证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时,借用了阴阳五行学说。在他看来,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阴阳五行是天意的表现。阳为天的恩德的表现,阴为天的刑罚的表现。五行相生体现了天的恩德,五行相胜体现了天的刑罚。天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来表示自己的意志,沟通天人关系,实现天人相感。他在《五行变救中》说:“木有变,春凋秋荣,秋木冰,春多雨,此徭役众,赋敛重,百姓贫穷叛去,道多饥人。”人君当“救之以德”,“省徭役,薄赋敛,出仓谷,扶困穷。”“如火有变,冬温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赏,恶者不罚,不肖在位,贤者伏匿……”人君当救之以“举贤良,赏有功,封有德”。《天地阴阳》又说:“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乘,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灾害起”。可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以神化了的阴阳五行为形式的。是一种具有理论色彩的神学唯心主义,因此更有其欺骗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是对《管子》、《吕氏春秋》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们有一脉相承关系,但也存在着差异。它们虽都在谈天人感应,但侧重点和性质有所不同,《管子》的天人感应是人为主动,天为被动,着重讲人对天的影响,机械式的感应为其特征;《吕氏春秋》的天人感应则含有较多的神学成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是天为主动,人为被动,着重讲天对人的作用,灾异谴告的神学目的论为其主要特征。他抛弃了传统的、具体的、人格神的宗教观念,把原属唯物主义的阴阳五行学说纳入天人关系的轨道,这就使传统的天命观和天人感应思想获取了较为完备的形式,把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四)
以上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思想渊源。但是,真正的“源”是现实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潮。汉初盛极一时的方士迷信、巫术,则是酿成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思想土壤。
刘邦当上皇帝,即刻下诏说:“吾甚重祠而致祭。今上帝之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礼,祠之如故。” λ|文帝、景帝对上帝诸神更是毕敬毕恭。特别是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祠。” λ}整个汉代都笼罩在鬼神迷雾之中。谈符瑞,讲灾异,宣传天人感应之风甚盛。
《史记?高祖本纪》载:刘媪与蛟龙交而生刘邦。又说邦醉卧,“其上常有龙”,居“上常有云气。”把刘邦说成是真龙天子。文帝时,得刻有“人主延寿”之玉杯,以为吉祥,更始为元年。武帝时获白鳞,以为是祥瑞,应瑞改元“元狩”。统治者把自然界偶然的现象,少见的事物,当作祥瑞,作为精神兴奋剂来自我麻醉。然而社会矛盾的尖锐,也使得统治者惶惶然不得安宁。史书上连篇累牍的有关灾异的记载,正是统治者这种心理的写照。文帝时发生日蚀,文帝大恐,便下诏罪己。“天下旱、蝗”,文帝便慌忙“为民加惠”,以图免灾去祸。至于谈天人感应的,俯拾皆是。
《史记?孝景本纪》记载:“四月壬午,孝太后崩……丞相申屠嘉卒。”这时便出现“彗星出东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的怪现象。又载:“三年正月乙己,长星出西方,天火燔洛阳东宫大殿城室。”这时人间便发生七国吴楚之乱。孝景帝崩时,则有“日月皆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庭中。”这样的现象。汉武帝当了皇帝想成仙,住在地上想上天。他千方百计找不死之药,寻升仙之路,迷信神仙方术。方士、
巫人投其好,装神弄鬼,骗取信任,多由此获高官厚禄者。齐人少翁因言能使武帝与死后之夫人见面,拜为文成将军。上行下效,君唱臣和,燕齐怪迂之士大扬其波,搞得乌烟瘴气,宗教迷信甚嚣尘上。
在这种浓厚的宗教迷信空气里,即使是佼佼者,其思想也难免不被打上时代的烙印。陆贾是汉初难得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但他也有天会对社会“罗之以纪纲,改之以灾变,告之以祯祥。” λ～的说法。和董仲舒差不多同时的《淮南子》,在哲学世界观方面,虽然唯物主义是其主流,但里面也有不少神秘主义的因素。其中《天文训》、《览冥训》诸篇,大谈天人感应。《天文训》说:“物类相动,本标相应。”《览冥训》说:“夫物类之相应有尽有,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辩不能或动之也”《淮南子?精神训》则有人象天的说法。什么“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肢、九窍、三百六十六节。”这与董仲舒的“人副天数”的说法如出一辙。
总之,在神学迷信泛滥的时代造就出董仲舒这样
的神学家,实不足奇。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是一个以传统天命观为基础,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形式,以天人感应为主要内容的比较系统、完备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摭拾并放大了传统的天命观,继承和发展了思孟的天人合一论,他把邹衍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相结合的五德终始说拿过来,再进一步推演;他从《管子》、《吕氏春秋》中直接摄取了自己需要的思想资料,通过自己“三年不窥园”的苦心经营,才泡制出他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
另一方面,就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社会内容而言,它当然是现实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是一定阶级利益和社会倾向的表现。汉初的宗教迷信思潮,也是酿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
由此可见,作为时代宠儿———董仲舒,其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产生,不仅是神学唯心主义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历史的必然。
注 释:
①《春秋繁露?基义》
②《春秋繁露?天辩在人》
③《春秋寒露?基义》
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⑤《春秋繁露?阴阳义》
⑥《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⑦《尚书?召告》
⑧《诗经?商颂》
⑨《尚书?大盂鼎》
⑩《左传?文公十四年》
λ?《左传?昭公十四年》
λω《国语?郑语》
λξ《国语?周语》
λψ《孟子?尽心上》
λζ《管子?四时》
λ{《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λ|《史记?高祖本纪》
λ}《史记?封禅书》
λ～《新语》
董仲舒
董仲舒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 本节从五个方面介绍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 二、“天人相与之际”的重建； 三、天人关系的神秘化； 四、“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 五、董仲舒哲学的历史影响。 一、董仲舒其人及其时代 董仲舒是西汉新儒家思潮的集大成者。董仲舒自幼学习刻苦，博览先秦文献，特别对《春秋公羊传》有着专门的研究，是西汉最为著名的公羊学者。《春秋公羊传》是战国以来所形成的《春秋》解释系统之一，属今文经学。东汉王充说：“董仲舒读《春秋》，专精一思。”（《论衡·儒增》） 董仲舒生活的时间，是西汉景帝、武帝时期汉景帝时期。董仲舒曾任博士官，开始受到当权者重视，并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同时，他开展讲学活动，培养了一批学生。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作为地方推荐的贤良文学，受到征召，三次上殿回答汉武帝的提问，阐发自己的思想君臣之间的这些问对，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汉武帝在策问中，不是就具体的问题和措施征求意见，而是与董仲舒探讨天人关系问题，努力探寻维系大一统封建国家长治久安之道。正是在与汉武帝的探讨中，董仲舒回答了时代的大问题，提出了重建“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主张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的这一建议，旨在通过倡导儒学来确立统一的价值观念，加强西汉王朝的价值认同和意识形态控制，稳固大一统封建国家。因而这一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的著作，保存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又称《举贤良对策》）。这些著作体现了董仲舒的哲学思想。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可作为《春秋繁露》的基本读本。 董仲舒的时代，是西汉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转折时期。由于汉文帝、汉景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取得“文景之治”的政绩，西汉帝国进入了稳定期和繁荣期。在这个基础上，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对内发展经济，强化中央集权，对外开拓疆土，抗击匈奴侵扰，造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但这种积极有为，也引起了内外关系的新变化，使原本缓和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变得不合时宜了，时代的变化要求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也要作出与之相应的变化。 董仲舒所处时代的大问题，主要是如何巩固新兴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的问题，即如何来巩固西汉王朝的问题。具体地看，这个时代的大问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来论证西汉王朝长久存在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不仅包括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合法性，而且还包括刘姓子子孙坐天下的合法性，更进一步说，还包括西汉王朝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封建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永恒性。不解决这一问题，西汉王朝是难以坐稳天下的。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寻找一种机制来制约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这种最高统治者的无限的权力，实际上正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秩
董仲舒著作解析
《董仲舒著作解析》 董仲舒的著作较多，其中较为出名的有《天人三策》《春秋繁露》 《天人三策》 ，历史上，虽然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认为是董仲舒的作品，近年来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天元人三策关于天人三策的作者问题是班固伪造的，而不是董仲舒的作品，这种观点以2000年十月在《南京社会科学.历史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为班固伪作》最具代表性，论文的主要观点认为天人三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而是班固的伪作。当然，天人三策，即使不是董仲舒最原始的作品，可能经历过班固的加工，但也不能草率认为其不是董仲舒的作品。在没有新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认为《天人三策》是董仲舒的作品。 其次关于天人三策的写作时间问题。先后产生过六种说法。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建元元年二月说，建元元年五月说，元光五年说，
学界对对策时间议论很大。司马光提出建元元年说，他在资治通鉴中提出这一说法。建元五年说由齐召南提出。等等，各有所持 综合比较。元光元年说证据比较充分，没有新的资料前提下，基本可以确定是这个时间。 写作背景 当时汉高祖建立西汉王朝统治者吸取秦朝覆灭的教训，实行休生养生息的政策。经过五六十年的修身养息，到了汉景帝末年社会经济极大繁荣。到汉武帝初期。社会却两极分化严重。地主豪强富裕起来，广大农民却处于贫穷中，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汉武帝向社会征求对策。董仲舒在这时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
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探源
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探源 欧式雄 (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上海 200080) 摘 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植根于西汉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又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它是在摭拾并放大了传统的天命观,继承和发展了思、孟的天人合一论,推演了邹衍的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相结合的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比较系统、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董仲舒;探源 中图分类号:K23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04)05-0079-05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甚广,它曾经泛滥古代,涉及近代,乃至今日也不无其影响。 天人感应,并不是董仲舒首创,但他却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者。特别是他把天人感应精心地编织到神学目的论之中,遂形成较为精致的思想体系,从而把天人感应思想推向了峰巅。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首先植根于现实社会的生活之中,同时又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本文的重点在于顺着历史的轨迹,探寻这一思想发生、发展、变迁的线索,弄清其逻辑发展的路向。 (一) 为探其渊源,就不得不把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加以简要地概括。 董仲舒认为,天是万物之始祖,宇宙中之至尊。日月星辰的运行,寒暑四时的更替,国家的兴衰治乱,都是天的意志表现。大千世界纷纭繁复的现象都是天有目的地安排,万物是天创造的,天创造万物是为了养人;伦理道德也是天生出来的,天生出伦理道德是为了规范人心。阴阳的入出,五行的生胜都是天按着一定的目的规定好的。 董仲舒的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那么天的意志是如何体现的呢?是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来表现的。因此欲观“天志”,明“天道”,就必须“明阴阳之入出”,辩“五行之顺逆”。他用阴阳四时的变化来论证“天心”和“天志”。他说“天心”是“仁”。“天地之常也,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阴者天之刑。”“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悬于后而 守空处。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不任刑也。”①因天是好德不好刑的,故曰“天心”为“仁”。天又和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之志。“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② 他又用阴阳五行的变化和所谓的阳尊阴卑,来论证天是有伦理道德的。人世间君臣、父子、夫妻的主从关系,是天意决定的。他说“王道之纲,可求于天。”③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有两个理论根据,即天人同类和物同类相动。他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④又说:“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⑤他以音乐上的共振现象和自然界中“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⑥的现象得出物有以类相应的结论。既然物同类相应,天与人又是同类,天人感应则是顺理成章的了。 以上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大体。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在论证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时,借用了阴阳五行学说,使阴阳五行说成为他哲学思想的理论支柱。因此,我们探求董仲舒神学目的论的思想渊源,就得上溯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学说这两个源头。 (二) 天人感应的先决条件是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神,这种天命观念在殷周时已经产生。天人感应正是从这个母体上生发出来的。 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统治者都把自己说成是天的子孙,统治人民的权力是“天”给予的。夏说:“有夏服天命。”⑦商说:“帝立子生商。”⑧周说:“丕显 作者简介:欧式雄,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教师。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曾出现了许多耀眼的思 想家，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或者具有预见性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主要活动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他是汉初杰出的大儒，他治学严谨，学识丰富，为适应汉初政治上加强封建大一统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他提出了许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而且其中一些思想主张对中国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的社会形势董仲舒生活在西汉前中期，战国后期以风靡之势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经过二世而亡，西汉在农民浪潮以后得以建立，汉代建立以后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作为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在汉代封建剥削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汉代的封建剥削主要有：其一是领户制即所谓的封建领主制；其二是豪强地主实行的租佃制。汉承秦制，继续实行奖励军功的食邑制度，这一方面是刘邦为自己夺取天下招揽人才，另一方面是解放奴隶，实行封建制，更好的适应历史的发展要求。此外汉初尤其注重对暴秦短命而亡的总结，对农民起义尤为重视，因此汉初轻徭薄赋，于民生产。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
矛盾，封建富商和封建政府之间的矛盾，豪强宗族地主和封建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而这三个矛盾整体上还是中央集权政府一方与富商、宗族地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一方的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汉初社会中超过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 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的矛盾，成为了汉初的主要矛盾。汉初时，由于刚刚结束秦末战争，汉初几位统治者都实行休养生息，轻租薄赋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以安定，然而到汉武帝使土地兼并迅速膨胀，对封建政权和封建经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关系国家生活的盐铁，铸钱很多都未集中在中央，商业经济发展严重影响了封建中央政权的根基。在汉武帝之前，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中始终存在着儒道法的争论，中国从秦代到汉代在政治经济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术的发展也从百家争鸣到一尊法术，再到崇尚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这其中董仲舒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秦朝兴于法术而亡于法术，汉承秦制，然而汉初统治者并未完全照搬秦制，而是以道家的无为作为指导思想，这是当时的学术发展、形势的需要以及统治者选择的结果，实行黄老学说，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史称“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而到汉武帝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发展生产，支持对匈作战，急需加强中央对思想的统一，董
论语》中的天命观,儒家文化
《论语》中的天命观,儒家文化 中华文明自盘古时代，经历了漫长的萌芽、积淀期，至春秋战国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论语》作为其中代表流派儒家的经典被流传下来。
公元一九九八年，当历届诺贝尔奖得主中的三分之二在世者于巴黎聚会时，会议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人类若生存于21世纪，必须回首2500年去孔子那里寻找智慧。”这里所说“孔子的智慧”应该主要是指孔子和他所开创的儒家思想文化，其代表当然首推《论语》。比如其中的“畏天命”、“和为贵”、“过犹不及”、“其生也荣”、“节用而爱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等等，无不闪烁着浓郁的生态思想。下面我们根据《论语》原文，并结合有关材料，对其蕴涵的生态思想进行阐释。 秦代由于历史原因而采用了法家的思想，儒家思想并未得到重视。至汉代高祖安邦定国，经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及汉武帝的推动，儒学成为治理国家的典范理论，从而形成了封建社会历代沿用的儒外法内的治世模式。自此，由于儒家的特殊地位，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论语》作为儒家的代表著作，其意义更为重大。 天本身是在人之中才具有生命力和决定性，人顺天之性，回应天命，是人之为人的生存意义和天职，对天命的认同和领悟，意味着天人之间积极，亲和关系的建立与确认。这是对天命之性的承接与顺从，是人对其自身使命的自觉。孔子将天命与人为的结合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将天命意义的昭显体现为圣人道德智慧的昭显，这种统一是通过“知”的体认和“畏”的实行来实现的。“知”，不仅是认知之知，而且是实践之知。“知天命”即体现天命蕴涵，因为知的转换，天命才能由外在的他律化为内心的自律，踏踏实实在人心寻一个安置处。换言之，天命即人生，天命的意义便体现为人生的意义，天人合一即天命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开始成为官方哲学，并延续至今。其教育思想和“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统治的理论基础。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在研究他的思想体系及故里等方面的文化，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卢梭在这场思想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董仲舒是我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和政治活动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本文将结合他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和他个人的思想历程论述他对中国的政治与思想史的发展作用。 一。董仲舒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 1，社会经济背景 董仲舒是汉朝武帝时代人士，当时的中国经历了汉初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得以摆脱秦末的凋敝状况，社会经济开始出现巨大好转。这时人口开始增殖到历史的最高限，货币开始大量流通，国内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定价的市场，以此汉武帝任用桑弘羊改革汉朝的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而当时，国内政局却是封国格局，统一的货币与定价市场很难形成，这使得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不得不思考如何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准备。 2，社会政治背景 汉武帝时正是七王之乱平定之后，由于贵族制度的残留，汉朝实行的仍是封国制度与郡县制度的结合体，这对秦朝的郡县制度无疑是一种退步，而直接危及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统治地位。因此汉武帝开始以“推恩令”的方式来间接推行郡县制度以保证汉武帝对国内的政治专制和对匈奴作战时政治动员的有效实施。 3，思想文化背景 汉朝初年，汉朝最高统治者实行黄老之学，而九流十家在当时并未断绝，春秋战国时代所形成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状况得以保持。这些多不利于国内思想的统一，更不利于汉武帝实行最高的君主专制，因此，富有雄心的汉武帝开始寻找一个能够统一全国的思想体系来保证自己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只有有这样的思想体系才能保证汉武帝自己既不被皇姓成员篡夺又不被人民造反。 董仲舒上承孔子,下启朱熹,对儒学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董仲舒继承、吸纳、融合了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家等诸多学派思想,把各家各派中有利于统一集权、尊君爱民、安定社会的主张,以及关于社会发展变化的思想,根据时代的需要、君臣士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批判和总结,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顺应了春秋战国以后百家思想的“合流”趋向,是学术思潮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兼收并蓄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二、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1、关于董仲舒大一统思想 应其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它对进一步巩固汉武政权乃至维护整个封建社会的统一和稳定，防止封建割据，发挥了至关生要的作用。 2、以教化为大务、刑罚为辅
天人感应思想是一种古老的思想
天人感应思想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先秦时期的天人感应比较零散，汉代以后天人感应的神学色彩愈发浓重。只有汉代时期的天人感应经历了由建构到解构的过程。因此，阐述这一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能够呈现一个动态的且清晰的发展过程，从而能够更加深入的认识天人感应思想 。 一、天人感应思想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哲学的感应，在对象和内容上尽管偶尔涉及物与物、人与物的关系，但主要还是指天与人之间的感通与应和。天人感应的观念起源很早，其痕迹散见于先秦的远古典籍中。为方便介绍，本文暂把其分为春秋以前和春秋战国两个时期。 ( 一) 春秋以前天人感应思想的萌芽 这一时期的天人感应思想主要体现在古书《诗经》、《尚书》、《周易》以及管仲的哲学思想中，现概括如下: 1．《诗经》中有多处体现了人与“天”( 帝)之间的矛盾，如“瞻仰昊天、则不我惠”，“彼苍者天，歼我良人”，“浩浩昊天，不俊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天( 帝) 似乎已被当做一种类似于人的、有性情的对象存在。正是基于这一点，一方面，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对天的行为作出感情的判断。另一方面，《诗经》中也有“克配上帝”、“顺帝之则”的原始感应意识。在远古先民的观念中，天无疑是作为一个人格神而存在，并主宰着人间的一切事务。因此，天是人们既崇拜又畏惧的对象。尽管“天命靡常”，人无法正确的认知或确凿地把握天的意志，但还是应该尽心尽力地去“昭事上帝”，“克配上帝”。因为有一个准人格化的天在监管你，所以，无论个人的 行为，还是国家的政治都必须与上天相称合、相呼应，努力做到与上天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顺帝之则”。否则，上天就会通过异常的天文现象予以谴告、警戒。远古先民认为，日食和月食现象的发生与君主统治的好坏有密切的联系。王行善政，人民安居乐业则不会出现日食月食现象。如果君王无道，百姓民不聊生，那么上天一定会通过日食月食来警告君王，敦促他弃恶从善。所以，人君国主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对违反天的意志的行为要及时加以改正。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前提已经根植在远古先民的心灵深处，即天与人是可以相互感通的。而人是如何感知天的存在、如何与天相沟通呢要用“度”，即用自己
董仲舒
第五部分董仲舒的思想 （一）“三纲”、“五常”可求于天 董仲舒生活在西汉中期，当时国力强盛，但社会矛盾依然尖锐董仲舒正式确立了“三纲”、“五常”的政治纲领，以此作为维护封建专制“一统”秩序的根本。依据阴阳之道以及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韩非“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思想，董仲舒又将“三纲”与“五常”相联接，指出“夫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旨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董仲舒对三纲五常的完善和神圣化，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因此，他的思想深受统治阶层和儒家后学的青睐，被尊奉为儒者宗和醇儒。 （二）“天人感应”的宇宙图式 董仲舒根据阴阳五行家的观念来肯定王道之“三纲”、“五常”，“可求于天”，理论上的论证却是围绕传统的“天人之辨”展开的。从而以天人“相类”、“合一”的模式来阐发他的哲学思想。 董仲舒强调天人之际互相征验，是古今一贯的道理。把孔孟儒家的天命论与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说相结合，构造其宇宙图试论体系。 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中，人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强调：一方面，他以天人感应作为君主受命于天的基本途径，即“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是受天之委托而获得驾驭群臣、役使百姓全权的。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符瑞”说和“谴告”说，对君主权威进行一定的制衡。实际上主张在仁政德治的基础上强化君主专制的权威，按照宗法等级制的“三纲”原则维护大一统的安定局面。这在当时具有其时代的进步性。 （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上，董仲舒提出了两个基本看法：一是肯定治世之道奉天法古，不得变更；二是论证了朝代迭替、更法改制的合理。由此构成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循环论的基本特色。 什么是道？董仲舒说：“春秋之道，奉天法古”。借助历史经验教训，国家的兴衰治乱完全在于统治者循道还是背道。唯有奉天法古，遵循春秋之道，天下才能长治久安。 在强调“道”不变的同时，董仲舒又根据秦亡的教训，主张“更法”、“改制”，论证汉代秦的合理性。他认为：“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正月）朔（每月初一日的开始时刻），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这样，守“一”、循“道”与更法、改制就成了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二者因此而获得了协调统一。 （四）“顺命”、“成性”与“防欲”思想 董仲舒的天道观是和他复古主义的人道观相互关联的。 “顺命”原是孔子的思想主张。董仲舒的天命具有意志主义和命定论色彩。他所说的“天”即“天意”，“命”即“天”之命令。因此，顺命的结果就是要求在下的，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专制统治，因为“天子受命于天”，“承天意以从事”。君权与神权相结合，具有极大地权威性和欺骗性。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浅析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 摘要：“天”是中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范畴之一。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哲学重视“天”的传统，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神学主义体系。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它的基本内涵包括十端说、人副天数说、祥瑞灾异说和受命改制说，其精神实质是“言天道而归于人道”，即通过祥瑞灾异说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和历史观。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天人感应人副天数谴告 一“天人感应”的理论基础 （一）天为大神 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体系的出发点是论证“天”为至上神，为万物之始。首先，董仲舒将“天”与宇宙万物建立起血缘伦理关系，把“天”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母体和缔造者。董仲舒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即万事万物皆由“天”所生，没有例外。那么，作为万物之杰的“人”自然也是“天”的子民，董仲舒说：“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这样，“天”与人的关系就被等同于父与子的关系，从而在伦理上获得了至上权力的合理依据。 其次，董仲舒巧妙地借助阴阳五行学说将”天”进一步神化，“天之道，出阳为暖以生之，出阴为清以成之”，使得“天”与阴阳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因此，“天”自然就成为“王者之所最尊”，“百神之大君也”。这样一来，“天”理所当然地取得了统摄自然与社会的无上权威。 （二）人副天数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感应，首先就在于“天人同类”。“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即人本身是“天”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称之为“人副天数”。 首先，人的形体结构就是“天”之模式的副本。“人之身，首窾而员（圆），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认为人的身体结构与“天”有着相同的模式；“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指出人体四肢关节、五脏六腑皆与“天数”相合，因此天人本为同类。 其次，不仅人的生理构造是“天”之模式的复制品，就连人的精神意志、道德属性也与天相同。董仲舒认为，人“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
中国古文化中的天命思想
一、从“服天命”到“天命令”先期的人类从自然中走来，原始的图腾崇拜和祖先神崇拜占据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在论证他们说理的合理性时，都打上了“天命”的烙印，把体现他们意志的说理说成是天命的体现。《易经》是其典型的例子。人类社会是一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自然历史过程在今天看来是太深奥了，不过，在人类之初，其自然历史过程是最切帖的。因为他们刚刚从自然中走来，还抹不去身上的泥土，他们把他们自身与自然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遵从四季的变化，遵从阳光、雷电、风、雨，遵从山川水泽的安排，他们努力使自身与动物界分离，他们要别男女、区分父母兄姝、着衣服、同姓不通婚，他们要有人伦，他们要敬祖宗，他们要建立礼文化。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天命”的要求。因为只有服从这些“天命”人类才能发展自身。认识这些“天命”的人大概就是圣人，要求人们服从这些“天命”的人大概就是领导人——伏羲、神农、黄帝。伏羲、神农很难考，黄帝时代中国已有“天命”思想，不过这个“天命”是指自然规律之“天命”。远古之时的“天命”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上天决定的命运，它的核心是自然之天。人从自然中走来，他们首先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也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一部分，只是人是有高度思维的存在物，他们把自己当作主体，把自然界当作客体，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改造自然以利于人类自身的发展。但是，那高高在上的，包罗一切的，变化无穷的，给人类以阳光、风云、雷电、雨雪的“天”其力量太大了，似乎决定着人类万物的命运。人类自身太弱小了，他们必须顺应那高高在上的自然之天才能存在和发展，顺应那天者发展得最好，其生命存在得最好，他总是遇到好的运气。人的思维总是双向的，是人要服从那自然之天的运动变化规律——天，反过来是天要命令人们服从那自然之天的运动变化规律——天的命令。这两种思维的方向是相反的，但一定条件下对人的结果是一致的，即：你必须服从自然规律才能生存，自然规律命令你服从它你才能生存，“生存”的结果是一致的。后一种思维把天赋予了思维，把天当成了主体，把人自身当成了客体。天被神话了。中国人的“命”这个词，既指“命运”，也指“命令”。本来是拟人化的天，当人们赋予自然之天生命，把自身当作自然之天的客体时，自然之天就成了“上天”，成了有思维（灵魂）、喜、怒、哀、乐的能主宰人的生存发展的天。人类要服从自然之天，成了天要人民服从它的命令。这就是神权思想的思维萌芽。当自封为“神权者”的人制订规章制度成为法要人们服从时，这个法总是披着神的命令的外衣，这个法就是神权法。中国人思维中，从原始的“天命”思想到集权社会管理的神权思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1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 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 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 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 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 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可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接受董伸舒的“对策”而实行的。董仲舒的
2019年高考重点文综历史专项选编汉代儒学成为儒学思想解析版
2019年高考重点文综历史专项选编汉代儒学成 为儒学思想解析版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2小题，〕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支配有暴力、经济等因素．但是，除了这些以外，通常还需要一个更深层次的要素--对正当性的信仰．〞能够用来佐证该观点的是〔〕 A. 孟子宣扬的〝民贵君轻〞 B. 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 C. 朱熹倡导的〝格物致知〞 D. 王阳明主张的〝知行合一〞 B 材料中〝对正当性的信仰〞，其〝信仰〞为思想方面的，意为〝在思想上树立一个权威，使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的支配．〞故B项中〝君权神授〞，神化了皇权，美化皇帝统治的合法性，故符合； A项中〝民贵君轻〞不是强调统治者的权威性，而是强调民众的重要，故排除． C项〝格物致知〞和D项〝知行合一〞是理学中强调自我道德休养，与题中服从统治者的信仰不符．故排除； 应选B、 此题主要考查董仲舒的思想和宋明理学，要求掌握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和影响．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主流思想，一方面了解它作为正统思想的原因，认识它的发展过程也是为迎合君主专制加强的需要而不断改造的过程，它是封建专制统治下思想专制的产物．另一面也要认识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中的积极影响． 〝太〞：现代汉语解释为〝过于、很、高、大〞等，在日语中有〝粗、胖〞之义，韩语中有〝大的、最初〞等意思．〝祭〞：现代汉语解释为〝对死者表示追悼的仪式〞，在日语和韩语中，除了这层意思，还增加了〝节日〞的用法，如〝樱花祭〞．可见中、日、韩三国〔〕
A. 存在文化共通之处 B. 曾经同族同宗同文 C. 古代崇尚儒家思想 D. 自古和睦形同一家 A 材料反映出中日韩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故A正确； 中日韩不是一个民族，故不存在同族同宗，故排除B； 材料中没有表达古代就崇尚儒家思想．故排除C； 日本对中国在古代和现代都发生过侵略战争，因此不能说〝自古和睦形同一家〞，故排除D、 应选A、 此题考查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儒家思想的演变及其对东亚文明的影响． 此题考查学生对材料的准确解读和所学知识的识记和运用能力．了解在古代中国在东亚文化圈中起主导作用，中国的儒家文化影响了东亚其他国家的文明． 如图是根据汪盼玲?中国婚姻史?中统计的历代节妇烈女人数绘制的柱状图．该图呈现的发展趋势，深刻说明〔〕 A. 清代统治者最重视妇女的贞节教育 B. 中国的传统主流思想逐渐趋于保守 C. 两汉以前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较小 D. 宋明理学对中华民族性格的积极塑造 B
董仲舒
漫谈董仲舒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似的人物。董仲舒经过周密的思考与组织，以儒学为本，综合各家，最终形成一种以公羊学为骨干，以天人感应为基础，整合阴阳、黄老、法、诸家的思想体系，从而完成了汉代新儒学。 从董仲舒所处时代入手，以当时社会矛盾和任务、自然科学状况、秦汉...相关答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 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与
董仲舒与《天人三策》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窦氏驾崩，汉武帝乾纲独揽。建元初年被扼杀的新政，再一次被提上了日程。元光元年，汉武帝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在内外政策上进行一系列变古创制、更化鼎新。他在元光元年策贤良文学诏中向董仲舒问道：……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汉书〃董仲舒传》）同时还向董仲舒强调：“朕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汉书〃董仲舒传》） 可以看出：汉武帝求解的不是具体的一时权变之策，而是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兴亡治乱的历史经验教训，又能解决国家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汉朝强盛的长久治安之道。是带有规律性、普遍性、战略性的历史政治哲学。
针对汉武帝的征问，董仲舒连上三篇策论作答，因首篇专谈“天人关系”，故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天人三策》被班固全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天人三策》中的主要建议如下： 1.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2.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3.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 4.建立太学，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反对任子訾选制。 天人关系说先秦时就有之，但董仲舒杂揉诸家，加以发展，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来详尽论证，将这个学说发展成为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认为《春秋》一书记录了几百年的天象资料，所以后世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来解释。他通过援阴阳五行学说解《春秋》考察其中与天灾人事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天人感应”学说。“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董仲舒天人关系的核心。 董仲舒认为有“天命”、“天志”、“天意”存在，认为：“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者，百神之君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天是宇宙间的最高主宰，天有着绝对权威，人为天所造，人副天数，天人合一于是天命在论证君主权威的重要性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基础上，君权乃天
浅谈董仲舒的天命观
浅谈董仲舒的天命观 一．天的神学性 董仲舒的“天”是宇宙人间的最高主宰，是“百神之大君也”，但这个“天”并未仅仅停留在人格神的意义上，而更多的是一种与其他因素相联系相配合的结合体，这些因素就是天、地、人、阴、阳、五行共十项。十大因素相结合形成四时五行，“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 所以“天”一方面是主宰，另一方面又是十大因素之一，是整体结构自身，这与商周时的天有所不同，与墨家人格神的“天志”也不同。 二．天的自然物质性 在董仲舒关于“天”的观念中，“天次之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天”主要是通过五行次序来显示它的性格和功能。 董仲舒的五行完全是从政治伦常和社会制度着眼，他把天时、人体、政治、物候等列入了五行图表中，组成了一个相生相克的从宇宙到人事的结构系统，这种结构系统主要是作为帝国行政的依据，也就是说君主顺着五行特征施政，例如春天务农，“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木，劝农事，无夺农时。”如果破坏时令，则是破坏宇宙秩序，自然界出现灾祸，王朝也会覆灭。所以，这里的“天”有自然物质性，同荀子的“天”有几分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董仲舒还把地震、水灾、日蚀等作为上天对人君的警示，这个“天”还包含了神性。三．天的道德性 董仲舒在肯定统治秩序的同时，又把这一秩序安排在谁也不能超越的五行图示的普遍模式中，他把自然事物伦理化，把自然的天赋予人格。天的道德性，正是体现在这整个的统治秩序的系统中。天子作为专职君主，其施政行令不能够任刑滥杀。董一再强调德是阳，刑是阴，天是好仁恶杀的，“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以此配天”。但这里天的道德性，是将儒家一贯的仁义与秦亡的经验相结合，是放在五行结构里以制约君权的。先秦是从主体的道德性出发，而这里是从客观的宇宙论系统来论证，这里的道德性，并不纯粹。 四．以天为核心的宇宙论系统在统治中的应用 首先，在社会方面，强调孝悌、衣食，“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 然后，在政治体制方面，树立绝对军权，重文士，轻武夫 由此建立了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皇权的行政支柱。这与先秦儒学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制度已有很大的不同，这建立了不以血缘维系的较为完善的整套行政官僚体制。在官僚系统内部职能分化，各有规定，虽然也存在与社会人情的混杂，但从整体上，是从统一的大帝国处着眼，开创了中国新的官僚体制。 小结：董仲舒的天既有神学性，又有自然性，还有道德性，他们是混杂在一起的，其“天”的观念较之先秦有所退步，但以天为核心的宇宙论对儒家之仁义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实，具有重大作用。
董仲舒思想
第五部分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思想史经由春秋战国至两汉时，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即原先的百家争鸣的思想 自由为独尊儒术的思想集权所取代，这一转折是专制主义政治在思想上寻求一统的具体体现。汉初统治者接受暴秦一味地任用法家苛严刑律而加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以“黄老之术” 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黄老之术”乃假托黄帝、老子之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的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综成。具体表现为清静无为、以柔制刚、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刑德相辅）。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 “公正无私”，“恭俭朴素”，“贵柔守雌”，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上述主张使得战乱和灾荒之后的汉初，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从而出现了“文景之 治”的盛世局面。 虽然黄老之术也杂糅有儒家思想，然而汉朝统治者，作为对秦“焚书坑儒”的反动，也曾十分有意识地利用儒家的礼制和德治来加强统治。刘邦初登帝位，曾痛感群臣“造反”的野性未改，君主威严一时难以确立，于是请出儒生淳于越按礼制定君臣等级及其礼仪规范。文帝则重用贾谊，强调儒家的父子、君臣之关系伦理，明确尊卑名分，大力提倡忠孝，强化了儒家的纲常礼教。礼制和德治的贯彻，推进了儒家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的新阐发，《礼记》堪称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如《礼记》中的《大学篇》提出了“三纲领”、“八 条目”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三纲领表现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由认识论上的格物、致知，到伦理学上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在转化为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形成了熔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学于一炉的思想体系，不仅为汉初统治者的治国策略提 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武帝时的“独尊儒术”作了舆论准备。 、董仲舒生平 董仲舒，河北广川人，公元前179-前104年。其学术研究专攻经学，曾精研《春秋公羊传》，并广及群经。曾担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但他在政治上终不能得志，于公元前121年托病弃官归家，潜心著书讲学。朝廷每遇大事，武帝则派人征询董仲舒的意见。【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之中，董仲舒最擅长的是《春秋》公羊学。《春秋》本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撰的一部政治史。汉代流行有五家春秋学：即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左氏春秋、邹氏、夹氏春秋等。公羊传，文美义富，加上董仲舒的大力弘扬，最先流行开来。】 汉元光元年（前134 ），汉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征求治国方略。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学 开始成为后世的官方哲学。其“大一统”、“天人感应”理论，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提供了 统治的理论基础。他的著作汇集于《春秋繁露》一书，《汉书?董仲舒传》也载有其部分思 想。 三、董仲舒思想的主要表现 一）“三纲”、“五常”可求于天
董仲舒
四、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政治观 ?在儒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最具影响的就是汉儒董仲舒建构了一套系统的天人合一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是西汉景、武之世的著名公羊学大师，西汉中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以儒为主，揉以阴阳五行、法、墨等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天人政治论，对于传统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影响，可谓前承孔、孟，后启朱、王。 ?他的哲学观点是唯心主义的神学目的论，他的政治学说是把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法治作为相辅相成的统治原则和手段结合起来，把严格的等级名分同维护君主专制和君权至上结合起来，在神学的外衣下融合以“三纲五常”为准则的政治理论。董仲舒的全部政治学说就在于把封建制度全面肯定下来，论证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神圣性和永恒性。正是他把维护地主阶级对农民统治的理论系统化和神秘化，甚至庸俗化，从而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统治思想。 （一）天的体系与天人合一－－天人政治论。 ?汉代政治思想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从宏观上把握政治上的根本问题 ?1、天的体系：董认为，天、地、人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要素和基本条件，这三方面构成了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内容。他试图从天人关系入手解决时代的政治难题， 把天人关系作为他创建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天人政治论。 ?“天、地、人，万物之本也。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 2、天的权威： ?董认为，天是具有某种神秘性和人格化的至上神，它的权威是无限的。 ?首先，天的内容极其博大，涵盖整个宇宙和社会，由十项内容组合而成——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人。 ?其次，天通过阴阳五行与人联系，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物，而是具有了与人一样的意志和感情。 ?再次，人是天的造物。天是依照自己的形态和规律造出了人，人的形态和内在道德、感情、意志都是从天那里塑造演化而来。在董看来，天与人外在相同，内在相通，小而为人，大而为天，天人合一。 ?“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366，副日数也；大节12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也；外有四肢，副四时也。” ?“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性，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晴；人之喜怒， 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 3、天人合一： ?董杜撰了天的体系，通过天人合一完成了天的神秘主义人格化。他对天进行了神秘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