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三十年：经济奇迹的解释与展望(宏观专题)
中国经济增长三十年：经济奇迹的解释与展望
郭金兴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300071
内容摘要：本文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至于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下，试图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对二百年前欧洲奇迹的回应。中国经济奇迹可以从经济发展战略引发的制度变迁、要素投入数量和质量的增加以及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所形成的技术进步来解释。决定中国奇迹发生的主要因素仍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带来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经济在未来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关键词：经济增长、历史大分流、中国奇迹、可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全球瞩目，因为它不仅改变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方式，使之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并且随着日益深入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经济问题更多的成为世界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主要的经济转轨国家，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为其它国家和地区提供广泛的借鉴，并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事实，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由于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的不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问题，常常存在着很多争论，并在争论中取得了一些共识，从而增进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认识，推动了相关理论的发展。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论述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下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试图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实际上应当视为19世纪中西方历史大分流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的回应；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奇迹的解释，从经济发展战略、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等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第三部分围绕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中国奇迹是否能够继续。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关，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模式是由要素禀赋的比例决定。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比例，因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不同的含义。
一、历史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国际比较：从历史大分流到中国奇迹
坚持边际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同马歇尔的名言，“自然不能飞跃”，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前后经济增长绩效的巨大差异？一个自然的解释是，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实现迅速增长的一些条件，但是特殊的国际与国内政治环境限制了恰当的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政策使经济迅速增长的潜力转变为现实（帕金斯，2006）。帕金斯对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增长绩效进行的历史比较与国际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因素及其增长潜力。显然，过去三十年奇迹般的增长并非一种偶然的现象，中国为实现国家富强而进行的艰难探索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与西方世界相比，在过去的100多年中，中国从领先到落后再到奋起追赶，只有从这幅气势恢宏的历史长卷中，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当前发生的中国奇迹的准确含义。
（一）中西方历史大分流与中国奇迹
长期以来，中国人口一直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大致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人口总数相当（李中清等，2004）。在近代以前的农耕社会，人口规模及其增长被视为发展的主要标志。庞大的人口规模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在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发达程度。从张宇燕、高程（2006）的文献综述来看，在16、17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各项基本指标，比如人口增长率、人均GDP和生活水平、工业化程度、市场规模和运作状况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等并不逊色于西欧，在科学技术这样的重要领域甚至比西欧表现得更为出色。实际上，直到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与欧洲地区相近，甚至在某些重要指标方面仍处于领先的地位（Pomeranz，2000）。但在19世纪之后，中国与欧洲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工业革命首先从英格兰兴起，而后迅速传播到欧洲大陆国家，继而扩散到美洲殖民地。工业革命在一些主要产业上的技术突破带动了整个经济的迅速增长。而中国经济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长期处于停滞甚至衰退的状态，因此，相对西方而言，中国经济迅速衰落了。根据Maddison（2007）的估算，1820年，中国作为当时最大的经济体，拥有世界GDP总量的32.9%，超过了欧美的总和，后者比重仅为28.4%。至1952年，中国仅占世界GDP的5.2%，而欧美的比重上升到56.8%。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8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00美元，约相当于同期欧洲和美国的55%和48%；而在1952年，这一比例分别下降到12%和5%。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大约每年下降0.1%，而欧洲和美国分别增长1.05%和1.61%。在18和19世纪之后，中西方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出现了重大的差别，在西方世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而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西方的中国迅速衰落，
经济史学家称之为历史大分流（Pomeranz，2000）。1
中西方长期力量的相对变化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更令世界惊奇的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极快的增长速度，接近于10%的年均增长率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成长最迅速的经济体2，中西方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的缩小。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欧洲和美国的8.9%和5.3%，而在200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8.7%和16.5%（Maddison，2007）。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以及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比重的由1978年的4.9%上升到2003年的15.1%3，而同期欧洲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分别由1978年的27.8%和21.6%下降到2003年的21.1%与20.6%（Maddison，同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引人注目，被恰当的概括为“中国奇迹”（林毅夫等，1999）。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再次引发了学者们对中西方经济比较的关注。
在世界经济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中西方交替成为领先者与挑战者，其经济发展的模式、绩效及其成因应相互比较，互为镜鉴。本节关注对历史大分流的各种竞争性的解释，相互影响的三类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即要素禀赋、技术进步及制度环境。中西方之间在三类因素上的差异构成了对于历史大分流的不同解释。不同的解释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有着不同的含义。通过比较各种解释的逻辑脉络，本文试图说明当前的中国的经济奇迹并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对历史大分流的回应。
（二）工业革命与技术进步
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是导致中西方历史大分流的直接原因，这也是李约瑟之谜所强调的重点。英国在纺织、煤炭、钢铁和陆地运输等关键性部门取得了重大并且是相当突然的突破，促进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并随后扩展到欧洲大陆。工业革命使欧洲地区的科技水平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促进了劳动生产率与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同一时期的中国正处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康乾盛世”，但经济增长模式却陷入马尔萨斯式的“高水平陷阱”，经济繁荣使人口迅速增加，人口压力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增加了粮食产出，从而使人口进一步增
1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被概括为“李约瑟之谜”，即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运用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但现代科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文贯中，2006）。“李约瑟之谜”所强调的创造与运用科学技术的差异是形成历史大分流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并非唯一的原因，因此，历史大分流的解释涵盖了“李约瑟之谜”，并且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
2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高估了中国GDP增长速度，经过调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6-8%（岳希明等，2005）。即使如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也高于增长较快的其他主要的发展中国家。
3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被高估的同时，由于统计制度与统计方法的问题，服务业增加值的绝对水平以及整体经济规模被低估（岳希明、张曙光，2002）。而且，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实际产出和生活水平时，应当以购买力平价代替官方汇率。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远低于欧美等高收入国家，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汇率往往高于官方汇率，比如按照购买力平价，1990年大约1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而官方汇率为4.78元人民币兑换美元（武晓鹰，2000）。因此，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与官方的汇率水平，中国GDP水平将被低估。
加，但由于工业缺乏实质性的发展，人均收入却处于停滞的状态（Elvin，1973）。从1700至1820年，中国人口由1.38增至3.81亿，增加了1.7倍，同期欧洲人口仅增加了69%，但中国人均GDP没有增长，而欧洲增长了18%（Maddison，2007），这种增长方式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变化（Elvin，1973）。中国这一没有发展的增长被称为“内卷化”或“过密化”（involution），以区别于西方由技术进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黄宗智，1992）。
如果中西方18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绩效差异是由于技术水平不同造成的，那么，中国可以利用技术上的后发优势，通过模仿西方的先进技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且信息技术的发展降低了技术传播的成本，人力资本的积累降低了技术学习的成本。然而，仅仅依靠技术的模仿显然无法实现经济赶超，中国将难以实现由跟随者到领先者的转变。而且，随着应用的技术趋近于前沿水平，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会下降，中国将不得不放慢追赶的步伐。因此，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而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无疑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但是，技术水平的差异仅是中西方历史大分流的直接原因，我们仍需要解释为何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水平相似的条件下，西方世界而不是中国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并从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强调由制度因素决定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方面的差异，另一种解释强调要素禀赋的变化对于技术选择的影响。在中西方的历史比较中，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不仅应该解释16-18世纪以后中国为何衰落，也应解释在此之前中国为何领先（文贯中，2006）。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长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复杂现象，正如以下的论述所表明的那样，不同的理论为了对这一复杂现象增强解释能力，常常需要阐明制度、禀赋与技术对经济增长的综合作用。
（三）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长期增长
林毅夫（1994）分析了前现代时期与现代时期技术发明方法的差异。前者主要来自于经验，人口规模是决定技术水平的首要因素。中国一直拥有庞大的人口，大约相当于欧洲人口的两倍，因此，在前现代时期中国技术更为先进。但在17世纪以后，实验方法成为技术发明的主要方法，解除了人口规模对于技术发明的约束。实验方法的普及以及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使欧洲产生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使得中国在技术竞赛中落后于西方。之所以中国没有实现科技发明方式的转变，是由于科举制度造成的激励结构使然。竞争性极强的科举考试通过提供最荣耀的职业，吸引了众多的人才，使之没有兴趣积累科学研究所需的人力资本。因此，制度因素是决定中国近代技术水平落后的根本原因。文贯中（2006）认为林毅夫的理论不能解释以下事实，16世纪之前的漫长时期，印度人口规模比中国更大，却没有
发展出与中国相当的实用技术；明清两朝人口几倍于宋朝，即使科学技术与制度创新不能与欧洲相比，但与宋朝相比，显得十分萧条；最为重要的，为何西方能够在15世纪后找到新的发明模式。
诺斯和托马斯（1973）将西方世界的兴起视为一个长期的渐进式过程，市场扩展、劳动分工、小规模的技术创新、普通民众涓涓溪流般的资本积累均是这一历史长卷的组成部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产权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其他组织结构的变革与创新。诺斯（1981）提出了更一般化的理论解释工业革命。更完备的产权改善了要素和产品市场的状况，带来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引起了进一步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但也增加了交易费用。组织变革降低了交易费用和创新成本，扩大的市场规模和更完善的产权制度提高了创新的收益，由此产生了工业革命。
诺斯及其合作者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一般性理论，并对西方世界经济史进行了分析，但并未从中西方比较的角度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韦森（2006）以“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为核心，概括西方世界和清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动态演化以及内在因果关联机制，以解释西欧国家如何成功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实现经济长期增长，而中国却为何没有实现同样的目标。“斯密动力”是指由于市场交易存在自发扩展的内在机制，市场扩展加速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由此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布罗代尔钟罩”是指由于受到社会因素和社会机制的制约，市场经济不能实现自我扩展，如同被困在与世隔绝的“钟罩”内。西方国家在持续和路径多样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实现了分工的深化和市场扩展，并导致了后来的科技革命。制度变迁、斯密动力和科技革命相互作用和相互促进，使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反观清代中国，在制度演化方面没有根本性的变革，虽然市场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促进分工深化和市场扩展所必需的有效的财产法律制度以及支撑财产法律制度的宪政民主政治未能形成，使得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各地市场经济处于无形的布罗代尔钟罩之下，最终未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实现经济增长质的飞跃。按照韦森的观点，中西方分流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世界实现了制度变迁与演化，而清代中国处于制度内卷（Institutional Involution）的状态。
了解了制度因素对于科技发展与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作用，我们仍要追问为何中西方会出现“制度分叉”。宗教、文化、伦理等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是先于正式制度的形成而存在的。诺斯（1981）将意识形态纳入自己的分析框架。他认为即使有着较为完备的产权制度也难以约束搭便车的行为，而搭便车行为将损害经济组织运行的效率，恰当的意识形态可以减少搭便车的行为，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诺斯分析了一定制度安
排下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并未说明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制度变迁。韦伯（1978，1991）通过对中西方宗教与文化的比较说明，新教伦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缺少催生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
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形成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的充分条件，而且资本主义精神也并非西方世界所独有。在明朝后期，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不利于商业的传统观念出现了变化，勤俭、守信、逐利等观念逐步融入新的精神伦理中，但并未有利于产权保护的制度变迁提供足够支持（张宇燕、高程，2006）。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后半叶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成功，勤恳耐劳和奉行节俭等儒家文化被认为是实现成功赶超的原因（林毅夫等，1999）。
（四）资源约束、资源暴利与技术选择
对于技术水平差异的另一种解释强调了要素禀赋变化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彭慕兰（Pomeranz，2000）对中西方18-19世纪产业革命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从生产、消费、市场发育、劳动分工等方面说明中西方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而并不具备渐进式制度变迁所暗示的那种差异。例如，在1750年前后，中国人口摄入的食物热量与欧洲人口相当，而且预期寿命更高，死亡率更低。在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情况下，欧洲同样面临资源约束，如果无法突破这一约束，欧洲将不可避免的走上与中国相似的内卷化增长道路。因此，彭慕兰所要解释的问题并非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经济最发达的中国江南，而是英格兰为什么没有成为中国的江南？
彭慕兰认为一些偶然因素改善了欧洲所面临的资源约束，从而走上了不同的增长道路。根本的原因在于新大陆使英国获得了意外的资源暴利（Resource Bonanzas）。英格兰从新大陆进口土地密集型的产品，尤其是粮食、棉麻、建材和燃料，出口纺织品等制成品，因此，从农业中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与中国的自我维持型的经济不同，新大陆更多依赖进出口贸易，因此，英格兰得以实现土地密集型产品的持续进口，使初级产品的价格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使其稳步实现工商业的专业化。由于欧洲对殖民地的垄断，中国缺少获得这些资源的途径，资源短缺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障碍。正是由于新大陆提供了资源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的初级产品，要素禀赋相对价格的变化使英格兰更倾向于采用节约劳动型的技术，而中国由于资源禀赋的约束，更多的采用节约资源型的技术。因此，中西方之间技术水平的差异，其实质是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技术类型的差异。
另外一个偶然因素是自然资源分布的差异。英格兰的煤炭储藏在离市场更近的地区，因而幸运得转向了采用化石燃料。当浅层的煤炭资源耗尽时，工匠们对蒸汽机进行了重要的改
进，以进一步获得能源。这些改进对于蒸汽机的自身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在初始阶段，蒸汽机非常低效，需要耗费大量燃料，以至于只有燃料几乎免费的煤矿才能使用。蒸汽机的创新和改善促进了其他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同时，使用煤炭减少了用于燃料的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生产，从而可以释放出更多劳动力，以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相比较而言，中国煤炭资源远离经济核心地区，在铁路发展之前，成本之高难以产生任何的技术突破。因此，根据彭慕兰的解释，意外的资源暴利与偶然的资源分布使英格兰进而欧洲地区摆脱了资源约束，产生了具有突变性质的工业革命，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与彭慕兰的解释相似，阿里吉等（2003）比较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家与西欧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他们的研究表明，欧洲在新大陆发现之前，与亚洲一样面临人口增长的压力，但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走上了节约劳动、资源密集型的发展道路，并导致了产业革命的出现，而亚洲节约土地、吸纳劳动的勤劳革命在另一条道路上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直至这种增长方式的潜力挖掘殆尽。因而，在19世纪两个地区发生直接冲突时，东亚国家处于全面落后的局面。从更长远的历史背景来看，200年前欧洲崛起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最近50年的东亚奇迹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奇之处，因为这只是对过去衰落的回应而已。
其他一些学者将资源禀赋与制度变迁的相互影响，深化了我们对于中西方历史大分流的认识。例如，张宇燕和高程（2006）同样强调新大陆发现导致的外部冲击对于历史大分流的影响，但是分析的外部冲击的重点在于美洲的金银涌入。对于西欧而言，涌入的美洲金银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偶然性的初始动因，最终形成了以保护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创新，为经济长期增长奠定了基础。而在同一时期，大量的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流入中国，但在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商人们选择了与统治者结盟，以保护自己的财产，因而未能实现政治或体制上的变革。通过与彭慕兰的分析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虽然形式上中西方都受到了来自于新大陆的货币冲击，但是对于西方而言，新大陆更重要的作用是放松了资源禀赋的约束，而中国面临的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对于要素禀赋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西方也由于这一根本性的差异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文贯中（2006）同样强调了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他指出工业革命的产生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五个条件。一是良好的地理禀赋条件，即适当的地理位置，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资源，以及由地理位置决定的气候条件。地理位置应当与主要文明保持适当的距离，既便于吸收其他文明的主要成果，又保持相对独立。二是较高的工商型城市化水平，即由工商业活动所内生决定的城市化，而不是由于政治或军事原因形成的外生型的城市化。三是与其他文明有民间经济交流的条件，以具备内在动力能够不断吸收外部的信息、技术和知识。四是私有财产与
自由交易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避免专制对于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五是具有安全保障，以免文明的发展由于蛮族入侵而中断和倒退。在以上五个条件中，地理禀赋在工业革命之后对人类的约束减弱，然而，从长期来看，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从而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
（五）小结
正如众多的经济学文献所强调的那样，制度因素决定了各种经济活动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从而决定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正是由于与促进市场扩展相关的制度建设的落后使中国在100多年的时间里，相对于西方迅速衰落，形成了历史大分流。与之相应的是，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改变了激励与约束机制，为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而进一步深化改革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世界的兴起并非由于宗教、文化、伦理等意识形态所导致的长期的渐进过程，而是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从新大陆获取的资源暴利是西方世界突破资源约束的重要条件，否则，西方世界完全有可能与中国处于相同的发展路径上。就此而言，与中国奇迹相对应的，在100多年前同样存在着欧洲奇迹，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并非一个简单的奇迹，而是对100多年前欧洲奇迹的回应，是一个大国的复兴。
二、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
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众多的学者曾将以“四小龙”为代表的部分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称为“东亚奇迹”。按照这一标准，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经济以平均10%增长率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是当之无愧的（林毅夫等，1999；蔡昉，2006）。在东亚金融危机以后，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有所回落，而中国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1。对经济增长绩效进行国际比较的文献表明，中国的国别特征非常显著，说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同寻常之处。中国经济以其快速的成长、庞大的规模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奇迹是何以发生的。
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与制度因素，对于中国奇迹的解释主要从以上三个方面展开2。要素投入是实现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投入的
11991-2000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为6.2%，2001-2006年下降至4.3%，而中国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0.4%和9.8%（国家统计局，2008，表4-6）。
2世界银行一系列的研究表明，亚洲奇迹包含以下基本因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高储蓄率和投资率、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任人唯贤的官僚体制、收入不公平程度的降低与减少贫困、促进出口、成功的工业化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及相关实用技术的转让（斯蒂格利茨、尤素福，2000）。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东亚模式的特征，因此，对于亚洲奇迹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而这些基本因素
特点与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是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实际的劳动投入增长迅速，二是由于资本深化和资本广化，资本积累率较高，投资增长迅速。要素投入的迅速增加是实现经济赶超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要素投入的增长速度将会减缓，而且随着要素数量的增加，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将会发挥作用，为了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要素投入的生产效率。技术进步体现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向外移动，并且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是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增长的根源。与经济运行密切相关的具体制度形成了要素投入与技术创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具体的制度安排涵盖的内容较为宽泛，包括基本的产权制度、资源配置方式与宏观经济政策等，它既可能是由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内生决定的，也可能是由主要的政治力量外生决定。
（一）经济发展战略：比较优势、市场竞争与经济开放
林毅夫（1999）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以解释中国奇迹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中国作为一个贫穷落后、资金匮乏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的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的特点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在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在建国以后，为了尽快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违背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为了实施这一发展战略，积累和运用重工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必须采取扭曲的宏观政策，以压低生产要素的价格。为了使要素投入方向符合既定的目标，建立了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以控制各种生产要素与产品的使用和流转。为了使微观主体服从资源的计划配置，建立了人民公社，对私人企业采取了国有化政策。由此建立了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即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制度。传统的体制导致了产业结构失衡、技术效率低下和劳动激励不足。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目标的赶超战略违背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甚至还有扩大的趋势1。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遵循了比较优势战略，即主导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一般性的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使得人均收入水平随着资本积累和人均资本数量的增加而不断提高，资源禀赋结构得到提升，逐渐使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这是因为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革改善了经营者与劳动者的激励机制，解决了激励不足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解决了信息搜集和传递的问题，提高了微观经济决策的效率；宏大都包含在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中。
11952-1978年中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2.33%，低于欧洲的3.66%，更远低于日本的6.69%，仅比美国的2.24略高（Maddison，2007）。
观政策环境的改革矫正了扭曲的价格，改善了微观主体的外部环境。传统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被打破，市场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微观主体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将遵循比较优势原则，从而实现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当限制市场自发扩张的布罗代尔钟罩消失后，斯密动力机制发挥主导作用，市场规模的扩大引发了劳动分工的深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市场机制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韦森，2006）。
在中国渐进式转型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减弱，而市场自发力量不断增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整体经济的效率得到不断提高。从就业人员和创造的产值来看，国有单位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政府的干预力量和对市场的影响日益减弱。2006年，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在城镇就业人员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78.32%下降至22.71%，在全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仅为8.42%。在1995年以前，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呈上升趋势。这反映了经济发展使得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国有单位相应的有所扩展，但增长的速度远低于非国有经济。在1995年以后，城镇国有单位就业的绝对数量持续下降，国有单位规模逐渐萎缩。（见表2-1）
表2-1 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7，表5-2
国有企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同样呈下降的趋势。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国有企业在工业生产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至2006年，在国有与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虽然仍占有46.41%的总资产，但企业数量仅占8.27%，工业总产值仅占31.24%，工业增加值仅占35.78%，从业人员仅占24.52%（表2-2，2-3）。一方面我们观察到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国有企业资金运营效率较低，在使用同样财产的情况下，但创造的产值和就业更少。
表2-2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资料来源：1978-1998年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3，表1-5；2000-2006年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7，表14-4，14-8。前者统计工业总产值包括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后者仅统计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
表2-3 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要指标比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表14-4和14-8计算而得，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相关指标为100。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者们试图建立指标体系以较为全面和客观的测度市场化进程。顾海兵（1997）分析了90年代中期劳动力、资金、生产和价格形成的市场化程度，认为劳动力与资金市场化程度不足40%，生产与价格市场化程度约为55-60%，再考虑到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40%。陈宗胜等（1999）在对市场化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从经济行为主体的独立化、经济决策的分散化、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多元化、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经济行为规范化、法律化、秩序化、信誉化等方面对我国市场化进程进行综合测度。研究的结果表明，从市场体系上看，我国的商品市场已经接近充分市场化，市场化程度已达85%以上，而要素市场体系的发育则不是很健全，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比如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只有大约10%左右。从政府行为来看，政府部门适应市场化的程度在60%左右。从不同的产业来看，三次产业市场化程度分别为65%、50%和80%。从不同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约为60%，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53%和52%。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2005）参考了国外经济自由度测度的相关指标，对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
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市场化测度总指数由2001年的69%上升到2002年和2003年的72.3%和73.8%，说明中国市场化程度稳步提高，并且强调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
樊纲等（2003）从另一个角度对我国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樊纲等并没有以完善的市场经济为标准，而是测度了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距。对我国各地区相对市场化程度的测度表明，各地区“市场化指数”值与当地的人均GDP 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见表2-4）。显然，市场化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表2-4 2000年我国各省市区市场化总指数据排序与评分
资料来源：樊纲等，2003，表2
以经济分权为特征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为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王永钦等，2006）。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激励，当地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在经济分权的同时，政治集权减轻了利益集团的发展可能造成的危害，这对于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结构下，以GDP为主的绩效考核机制产生的晋升激励，是地方政府官员有很强的动力促进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促进了各地的经济竞争。
对外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成功地关键因素之一。对外开放主要通过以下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出口导向战略有效利用国际市场，缓解了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国内市场需求有限的困境，出口导向型企业创造了大量产值和就业机会（尹敬东，2007）；通过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增强了市场
竞争的激励程度；吸引外资流入缓解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加快经济工业化进程；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我国技术水平和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经济的整体效率（沈坤荣、耿强，2001）。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非常迅速，2006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相当于1978年的近400倍，自90年代以来，以年均23.59%的速度快速增长，始终保持较大的顺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与整体经济规模相比，我国对外贸易比重不断增加，说明经济开放不断深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我国还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8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实际利用的外资平均每年增长16.51%。外资的大量流入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各界对我国经济增长前景有着良好的预期，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在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表2-5 我国贸易依存度与利用外资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表3-1，18-3，18-14计算整理。
（二）劳动投入、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劳动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劳动数量的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配置效率的提高。根据蔡昉、王德文（1999）的测算，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上述三种因素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分别为23.71%、23.7%和20.23%，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合计达到67.64%，因此，是实现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从就业人口的绝对数量来看，2006年我国就业人口为7.64亿，与1978年相比增长了90%。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有利影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人口增长模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转变（蔡昉，2006）。在这一过程中，就业人口增长速度快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总扶养比下降，被称为人口红利。就业人口在总人口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41.71%提高到58.12%（表2-6）。从人口年龄结构的长期变化来看，14岁以下的少儿比重在20世纪60年
代中期达到高峰，此后比重逐渐下降，而适龄劳动人口的比重在6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增加，目前接近于最高峰，而老年人口比重此后也会相应上升。总扶养比由1964年的0.79和1982年的0.63上升至2006年的0.34（表2-7）。根据王德文等（2004）的测算，总扶养比的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率提高2.3个百分点，贡献了同期人均GDP增长的四分之一左右。
表2-6 我国总人口与就业人口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表4-1，5-2计算整理
表2-7 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表4-5，4-7计算整理。
人口红利更多的体现劳动数量的优势，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最终会消失，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可以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技术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生产率而直接增加产出水平，还通过增强本国技术吸收能力和研发水平而间接促进经济增长（赖明勇等，2005）。人力资本积累的形式包括正规的教育、“干中学”所获得经验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中国像其他具有儒家文化价值观的亚洲邻国一样，具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能够在维持一定程度教育质量的同时，尽量扩大教育体系的规模，但是，改革开放之前，人力资本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帕金斯，2006）。在改革开放以后，教育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各级普通学校毕业生升学率逐年提高，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得到提高（图2-1）。从不同教育程度人群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来看，文盲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3%下降到2000年的7%以下，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由不足1%提高到3.61%。到2002年，虽然总人口的45%只有小学教育水平甚至更低，但是12%的人口完成了高中教育，还有5%的人口完成了大学教育（帕金斯，2006）。作为全部人
口平均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77岁上升到2000年的71.4岁。从不同的指标来看，我国人力资本存量有了极大的提升（见表2-8）。
图2-1 就业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平均教育年限=小学毕业生比例*6+初中毕业生比例*9+高中毕业生比例*12+大专及以上毕生生比例*16。
表2-8 教育程度和预期寿命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表4-5计算整理。*为1981年数据。
劳动投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劳动配置的效率。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传统经济部门存在着大量不充分就业的人口，劳动人口由低效率的传统部门向效率较高的现代部门的流动和转移，带来了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城乡分割的传统体制下，劳动力的转移受到了极大限制，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放松了相关的制度约束，使劳动人口能够较为自由的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之间流动，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为28.2%，却吸收了70.5%的就业人口，就业结构被严重扭曲。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为剩余劳动力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劳动力得到更充分的利用，总体上提高了劳动力参与率。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镇体制改革的深入，城镇部门逐渐产生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劳动力流动进一步创造了有利条件，跨地区流动成为就业非农化的主要渠道。农村外出劳动力由1997年的3千9百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1.03亿，平均每年增长14.9%，其中出省的农村劳动力增加
到4千3百万人，年均增长18.66%（蔡昉，2007）。随着更大范围劳动力流动，扭曲的就业结构得到调整，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的差距由1978年的42.3%下降到2006年的30.9%，劳动力配置的效率得到极大提高（见表2-9）。
表2-9 产值比重与就业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表3-2、5-3计算整理。
按照早期经济发展理论，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根本差距在于人均物质资本量的不同，为了实现自我增强的经济增长，投资占收入的比重必须从5%提到12%或者更高的水平（克拉格，1997）。高储蓄与高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投资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之一。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由农村向城市、由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既是这种增长模式的必然结果，也是劳动力得以持续转移乃至这种增长模式得以维持的关键原因（李扬、殷剑峰，2005）。1978-1991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平均为28.85%，在1992-1996年经济高涨时期上涨到35.4%，此后逐渐回落。在2002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周期中，这一比例逐年上升，2006年达到42.75%的历史高峰（见图2-2）。中国投资率不仅高于经合组织国家（OECD），也高于日本和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高增长时期（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
图2-2 固定资产投资率与储蓄率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表3-1、3-15、3-16计算整理。固定资产投资率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与当年GDP的比值，储蓄率为（1-最终消费率）
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中国保持了很高的储蓄率。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以后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高储蓄率是重要因素之一王德文等（2004）。在经济起飞阶段，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例如，日本经济起飞时储蓄率达到了35 %以上，香港、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时储蓄率在30 %、甚至在40 %以上。与之类似的是，1978年以来，我国储蓄率平均为38.7%；2002年以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至2006年已经达到50.1%。这一比例同样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高储蓄率可以使中国在不依赖于外国的资本流入的情况下，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金融部门改革相对滞后，国内金融市场资金配置效率较低，影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就此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金融意义上的资金流入，而不是实物资本的流入，外资流入后促进国内劳动力与资本的结合，弥补了国内资金转化效率的不足（李扬、殷剑峰，2005）。
无论劳动投入还是资本积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都要受到资源的限制，因此，无论是古典增长理论还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都非常重视技术进步的作用。新经济理论将内生的技术进步视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知识或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所引起的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使总量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性质（朱勇、吴易风，1999）。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模式在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要素投入的迅速增加，因此，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东亚经济增长来自于汗水而不是灵感，来自于更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更聪明的工作，这种增长仅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斯蒂格利茨、尤素福，2000）。克鲁格曼批评的问题之一在于技术进步并不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变量，需要在各种假设条件下利用要素投入和实际产出的数
据进行间接的测度，随着使用的数据或测度方法的变化，计算的结果往往有很大差异（林毅夫，任若恩）。因此，我们尽量考察使用同一口径的数据和测量方法计算的生产率的变化，避免对不同的估算结果进行直接的比较。
帕金斯（2006）考察了我国长期以来资本、劳动与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将中国经济分为三个阶段，在1953-1957年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但在此后的20年里生产率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改革开放以后，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乡镇企业，再到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这些基础性的创新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为GDP增长贡献了2.7个百分点。
表2-10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来源
资料来源：帕金斯，2006，表4
王志刚等（2006）考察了1978年以来我国不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他们进一步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生产效率的变化、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变化。生产效率用来衡量要素投入不变条件下实际产出与生产前沿的距离。技术进步表明了生产可能性边界随时间变化的轨迹。规模效率变化体现出要素投入产出的变化，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增加要素投入，或是规模报酬递减条件下减少要素投入，则规模效率变化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从测算的结果来看，东部地区生产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的技术进步更快；技术进步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最大。
表2-11 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
资料来源：王志刚等，2006，表4
为了更全面了解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绩效，我们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主要国家与中国进行比较。美国是典型的发达国家，从长期来看，各项经济指标表现非常稳定。日本和韩国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类似。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70年代受到两次石油危机冲击以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韩国经济起飞时间晚于日本，同日本相比经济规模也较小。1978年以前，我国劳动投入和资本积累均增长较快，劳均资本数量迅速增加，但经济
效率较低，全要素生产率为负值，因而GDP总量和人均GDP增长虽略快于美国，但增速远低于处于经济赶超中的韩国和日本。1978年后，改革开放政策提高了整体经济效率，出口增长大幅增长，在生产性资本增速相同，劳动投入增速下降的情况下，GDP总量和人均GDP 实现了快速增长，增速快于同处于高速增长期的韩国，并远高于日本和美国。这一时期，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远超过韩国、日本和美国，对经济高速增长提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见表2-12）
表2-12 宏观经济绩效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Maddison，2007，Table 3.9，表中数据均为年均增长率，其中劳动投入按受教育程度进行了调整。
（三）小结
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可以归结为三个主要因素，即要素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放弃了违背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逐步进入市场机制，使资源配置符合比较优势原则，扭曲的经济结构得到调整。市场竞争与经济开放进一步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宏观政策环境、资源配置方式与微观经营机制的一系列基础性的制度变迁改变了要素投入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我国要素投入具有发展中经济的特点。劳动投入的增加不仅是因为人口的自然增长，由不充分就业向充分就业的转变提高了劳动的实际投入，人口结构的变动提高了劳动参与率。由于资本深化与资本广化，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储蓄率和投资率均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多数的经验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经济奇迹不仅是因为积累了更多的“汗水”，也是因为迸发了更多的“灵感”。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自然而然的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毋庸讳言，中国经济始终面对国内外各种问题的挑战，这些问题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以及影响有多大，都需要仔细地进行研究。从长期来看，依靠资源与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不仅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很高，而且必然是不可持续的。本节将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主要因素，考察中国奇迹是否能够继续。
（一）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1、工业化、城市化与要素投入
从国际经验来看，长期保持经济较快增长并非没有先例。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相似的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等亚太国家和地区，自步入高速经济增长快车道后，一直保持了40年以上的快速增长。1960-2000年，韩国实现了7.9%的年均GDP增长速度，香港地区为7.8%，新加坡为8.7%，泰国和马来西亚均为7.1%（蔡昉，2006）。2001-2006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增速有所回落，但是韩国等以上国家仍保持了4.6-5.1%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欧盟地区2.1%和美国2.4%的增长水平（国家统计局，2008，表4-6）。
从工业化进程来看，东亚模式下的亚洲经济与原发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要依靠市场经济本身的力量来调节，政府并未起到显著的作用。以美国为例，虽然其资本主义制度很早就已经建立，但是，直至1880年农业劳动力仍占50%以上，将这一比例降至10%以下，花费了70多年的时间，并且，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的速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说明美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相当平稳的过程（见表3-1）。
表3-1 美国农业劳动力数量与比例的变化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不仅需要运用科学性、技术性高的方法，还应该遵循正确的原则；既要重视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又要考虑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对国内外因素及其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提高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科学性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判断的准确性，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稳的发展。 标签：宏观经济形势经济分析未来发展趋势 1 概述 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及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影响着政府、企业或个人对市场的决策和调控的决策。在实际分析和判断中，如果忽视了正确的原则可能造成宏观经济判断上的分歧，使得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判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难以确保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相关部门必须科学合理的分析与判断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准确的把握未来经济发展趋势，从而提高个人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政府部门经济调控的有效性。 2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情况 2.1 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机遇一是我国经济顺利驶入了稳定发展的正常航道；二是内生性增长机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是中国出口呈现出了恢复性增长的趋势。 另外，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向逐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内需潜力巨大；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企业在面临市场经济改革或者调控时，自我发展能力和适应能力逐渐增强；国民储蓄率较高，对宏观经济政策发展空间较大等。 2.2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矛盾首先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国通胀压力有增强的趋势不利于市场调控，使得我国房地产行业和汽车行业无法形成新的增长点，房价、物价持续上涨。另外地方债务风险、局部金融风险仍然存在并在积累，诸多中小型企业发展遇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出现一方面贷款宽松，一方面贷款难的问题同时存在，给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带来了巨大的阻力。 3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未来趋势判断需要把握的问题 3.1 确定经济变量合理的参照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未来趋势的判断，涉及到的宏观经济变量范围较广，往往需要正确的确定相关参照值，参照值可以是正常值、过去值或者目标值，往往需要根据实际的经济变量，以确定不同意义的参照值。就GDP增长率来讲，其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一
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0年，中国面对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极为严峻的各类自然灾害等挑战，虽然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基本稳定，但汇率不断升级、通胀压力不期而至、外部需求持续变化、资本流动大幅波动，宏观经济形势未可乐观，就如温总理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如果说2009年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那么2010年是中国经济最为复杂的一年”，不过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效巩固和扩大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使得2010年国民经济运行态势总体良好。 201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09年增长10.3%，增速比上年加快1.2个百分点。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11.9%，二季度增长10.3%，三季度增长9.6%，四季度增长9.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0497亿元，增长4.3%；第二产业增加值186481亿元，增长12.2%；第三产业增加值171005亿元，增长9.5%。 1．国内生产总值（GDP） GDP是最受关注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GDP增速越快表明经济发展越快，增速越慢表明经济发展越慢，GDP负增长表明经济陷入衰退。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10年前GDP为39798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3%，比上年同期增幅加快1.2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国内消费支出情况，对判断国民经济现状和前景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提升，表明消费支出增加，经济情况较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表明经济景气趋缓或不佳。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54554亿元，同比增长18.4%。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额133689亿元，同比增长18.8%；乡村消费品零售额20865亿元，增长16.1%。2010年自8月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幅连续五个月保持在18%以上，国内市场销售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3．进出口额 2010年全年进出口总额29728亿美元，同比增长34.7%。其中，出口15779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亿美元，增长38.7%。进出口相抵，顺差183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6.4%。从月度同比增幅来看，2010年12月进出口受2009年高基数影响，增速正常回落，国内生产的放缓也是导致本月进出口增幅回落的重要原因。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论文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企稳回升走向全面恢复的关键阶段,应努力保持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妥善处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与困难,为下一阶段经济平稳运行打好基础。宏观调控应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一、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1.消费增长保持稳定 (1)推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政策因素将继续成为支持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二季度家电、汽车、节能产品消费政策将继续完善,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收入的措施将进一步落实,“万村千乡”和“双百”工程建设将深入推进,政策对消费的推动作用依然较强。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将提高社会消费意愿。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同比增长9.2%,比上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7.5%。根据一季度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城镇居民判断收入增加的占比从2009年二季度的12.6%回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21.3%,实际收入与收入预期的改善将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三是世博会召开刺激消费增长。二季度世博会在上海举行,届时周边地区旅游、会展等生活性与生产性服务消费将大幅增加。四是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将促使消费名义增速走高。2009年二季度CPI同比负增长1.3%,而今年二季度CPI呈明显上行趋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将提高。 (2)抑制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国家近期连续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在二季度显现,与住房相关的家具、建材消费增长将趋缓。而且,前期房价涨幅过大,对已买房居民下一阶段的其他消费形成一定制约。二是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将减少当地居民收入,降低居民生活水平,导致局部地区消费能力下降。三是近期粮食、蔬菜、水果价格涨幅较高,成品油价格调整,不利于居民实际购买能力提高。 总体而言,消费需求将保持稳定,初步预计,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9%。 2.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一是翘尾因素提高二季度物价涨幅。经计算,二季度CPI翘尾因素为1.6个百分点,PPI为4.4个百分点,分别处于全年翘尾值次高和最高水平,即使不考虑新涨价因素,二季度CPI与PPI也将呈现一定幅度上升。二是输入型物价上涨动力增强。世界经济复苏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
王维安：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王维安：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1月10日晚，求是金融汇举办第111期公开课。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王维安教授第五次做客求是金融汇，与大家展望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公开课要点 1. 宏观经济分析主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基本面；二是经济政策面。 2. 十九大后的宏观经济政策有两个主线：一手抓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手抓防范系统 性金融风险。 3.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依赖 于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4.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基调下，货币政策更加强调稳健中性，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金 融监管，2018年经济金融形势会更严峻。 5. 着眼未来，中短期内宏观经济仍有下行压力，并伴有系统性金融风险，要继续把 风险控制放在第一重要位置。长期角度，待经济完成转型后，股票股权投资或许迎来趋势性机会。 做事讲究顺势而为，经济金融行业同样要判断大趋势、大方向。宏观经济影响因素众多，需要抓住主流因素。宏观经济趋势分析主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基本面；二是经济政策面。2018年作为十九大后的开局之年，分析经济形势首先需要把握十九大精神，同时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等会议内容。 一、十九大后的中国经济工作重心调整 十九大提出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不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五位一体全面发展。同时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其主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经济工作重心调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表述始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当时社会主要矛盾从“阶级斗争”转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后近40年发展，新时代社会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更加突出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现状
当前xx宏观经济的现状 我国当前的经济运行现状可以从宏观经济政策的四个目标着手。从经济增长来看，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复苏缓慢，复苏的基础还稳定；从就业上看，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上升，社会有效吸收就业，再就业的能力明显不足；从物价上看，当前出现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大宗商品价水平持续上涨；从国际收支看，总体顺差任然存在，但顺差额在减少。 1.经济增长GDP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日趋佳境。尤其是1996年底中国宏观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的十年间，中国经济走过了一段持续“高增长，低物价”的辉煌历程，从而使中国经济彻底摆脱十年前“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动特征。2006年中国GDP更是大增 10.7%，GDP总量首次突破20亿大关。 从长远看，中国庞大的农业劳动数量和“三农”问题仍将是困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有转变的最大难题，尽管我们的工业GDP比重曾高达50%以上，但事实上我们仍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这便是矛盾的症结所在。同时，节能消耗和环保任务十分艰巨。 为此我们国家和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产业政策并采取相关措施，大力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我国将大力发展无污染高技术的第三产业。 2.就业方面 劳动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一国的国民收入中，很大一本分来自劳动力的贡献，因此，对劳动力必须加以充分利用。而劳动的实现就是就业。 只靠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充分就业，必须引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我国目前的失业率是4%，由于产业的转型，许多产业都向高技术方面发展，需要的劳动力急剧下降，由于现在许多企业都需要知识型人才，导致一大部分非知识型人失业找不到工作，在家滞留。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3.通货膨胀
魏杰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深度好文)
魏杰教授：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深度好文） 10月9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魏杰，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为第二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经营管理培训班（EMT）60名学员精彩解读了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魏杰教授的核心观点：1.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主要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风险在哪里，二是增长动力在哪里？ 2.风险在哪里？主要是防范金融风险。防范金融风险，主要抓好六个方面重点工作：抑制资产泡沫；稳住外汇；稳住债务；治理金融秩序；调整货币政策；稳住实体经济。 3.增长动力在哪里？就是推动供给侧结构型改革。供给侧结构型改革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调整经济结构；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三是调整开放战略；四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下根据魏杰教授的讲课整理： 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主要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风险在哪里，二是增长动力在哪里？风险在哪里？主要是防范金融风险。增长动力在哪里？就是推动供给侧结构型改革。一、防范金融风险（一）抑制资产泡沫什么是资产泡沫？就是资产价格涨得太快太高。资产泡沫主要集中在股市和房市。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股票不太可能，主要基于三点判断：一是证监会目前主要职能是加强监管；二是证券部门对
场外资金配置极度关注；三是IPO速度快规模大。预期未来五年内，股市将呈现慢牛态势。目前来看，资产泡沫主要在房市。房市是否存在泡沫，重点关注住房供给与刚性需求的关系。房产具有两种属性，即居住需求和投资需求。日本在1985年就是因为住房供给大大超过刚性需求，加上美国的剪羊毛，从而导致房市泡沫破裂，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走出泥潭。房产超过刚性需求后，一旦没有居住功能，也就没有了投机功能与投资功能。抑制房市泡沫的对策就是：中短期对策与长效机制相结合。中短期对策主要是两个立足点：一是严格约束投机和投资性需求。采取严格的限购政策；二是约束开发商的行为。今年以来两个手段很见效，一个是控制融资通道；另一个就是让面粉超过面包价格（地价高于房价）。长效机制，主要包括租售同权、共有产权、调整空间布局等手段。关于调整空间布局，是前段时间的热点问题。突然冒了一个雄安新区，有的人很吃惊，我说不用吃惊。我们几年前就在讨论调整空间布局。北京三大体系已经逐渐进入负面层面所以有必要调整，调整方向，把北京非首都功能剥离出去，找一个地方来承接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哪里承载啊？这个地点选择很重要，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公布的是雄安新区，承载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什么叫非首都功能呢？首都功能就是四件事，第一个就是政治中心，第二个国际交往中心，第三个文化中心，第四个科学创新中心。这四项最后
中国宏观经济现状
中国宏观经济现状 近年来，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身边的巨大变化，国家的高速发展。最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变化非常巨大，足以令其他国家瞠目结舌。 自2005年以来，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个可喜的现象，消费的增长速度有了明显提高，消费需求增长保持在12％以上，出现了消费增长逐步加快的好趋势。2007年和2008年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2.2％和12.3％左右，名义增长率分别为16.5％和16.2％左右。消费继续保持较稳定的增长，成为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受世界经济增长和国内需求旺盛的拉动下，我国的经济发展火热。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连续4年保持了10%以上的高速增长，且增长速度逐年提高。发展有从偏热开始转向过热的趋势。GDP增速由2006年的11.1％提高到2007年上半年的11.5%。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已经加大了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主要是7次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和5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发行特别国债，取消或降低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和反征出口关税以及人民币升值等，这些政策措施对以至经济从偏热转向过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7年全年GDP增幅最后为11.4%。 在宏观经济持续高涨的带动和国家积极就业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就业形势进一步好转。经济的增长反馈于人民，由于就业的情况较好，新增就业人数较多，各地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企业效益好转使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得到提高，农产品涨价使农民普遍收益，城乡居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广大群众从经济增长中得到的实惠增多，不再出现之前的经济增长与人们收入不相关、群众受益少的现象。2007年和200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将分别增长12.5％和10.9％左右，高于前两年的增长水平。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继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得以实现继续增长。预计2007和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率将分别到达8.5％和8.0％左右，增长水平比前两年进一步有所提高。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改变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仍将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的局面。 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来问题，效率与质量往往很难相平衡。早前受到供需不平衡、游资投机炒作和美元不断贬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原油、铁矿石和粮食的价格快速攀升，全球通胀压力骤然增大。虽然居民收入得到提高，但是近年来居民消费价格的涨幅也在提高，甚至在2007年出现过连续两个月突破公认的可承受通货膨胀率界限值。2007年以猪肉价格为导火索，居民消费价格出现了始料未及的较大幅度上涨。由于各种价格上涨因素的影响，2007
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收稿日期：2015-01-29 网络出版网址：https://www.wendangku.net/doc/0d2849461.html,/kcms/detail/13.1356.F.20150415.1627.011.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4-1516:27:2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61005）资助。 作者简介：郑嘉伟（1985-），男，山西沁水人，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金融，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 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我国2014年全年 GDP 增长率在7.4%，略低于7.5%的经济增长目 标，延续了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下滑趋势，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的拉动效应略显疲态，经济增长正处于一个换挡换动力的调整时期。一是经济增速连续跌破下限。进入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第2季度 GDP 增速跌至7.4%，跌破7.5%的年初政府工作 目标，第3、4季度则继续下滑至7.3%，基本打破了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区间，全年经济增速创24年新低。二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尽显疲态。近些年我国出口保持低位增长的态势下， 2014年2月出口出现了-18%下滑，之后继续维 持低位震荡，全年进出口增长2.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 30%已经回落到15.7%，其中，扣除土地购置款 的房地产投资2014年11月份以来已经进入负增长，消费虽然取代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但是消费需求也保持着一个逐年下滑的态势，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回落到10.9%。三是物价水平持续走低。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其中 2014年9月CPI 跌破2%，目前已连续4个月运 行在2%的下方，11月和12月分别为1.4%、 1.5%，创下近年来的新低。四是经济发展预期有 所恶化。2014年7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从51.7%的高位回落到12月的 50.1%，已经靠近经济强弱的分界点50%。经济 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指数从3月份就一路下滑，从3月的62.7跌至 12月的48.7。 ① 宏观经济在2014年增速回落的过 程中同时表现出一些可喜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很大程度上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一是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拉动力增强；投资结构改善，民间投资开始发力。二是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 “中低速增长、高就业” 格局初现。三是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 “目前我国经济 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未来几年是新常态统领中国经济工作的关键年份，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年份，未来几年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型切换。但是转型切换的过程充满风险，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之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力量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新的常态的经济驱动力还没有强大起来，再加上美元升 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笪郑嘉伟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摘要]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宏观背景下，预计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宏观经济将面临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在中央提出“新常态”的判断后，我国将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在设定经济发展目标时，将进一步淡化经济增长速度，换之以弹性目标和发展区间进行管理，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调控手段予以应对。未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实现稳增长与促改革、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其政策要点在于：短期内通过稳增长为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打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长期内围绕促进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激发企业活力。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展望；综述[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5-0039-06 2015年5月第37卷第5期 M ay 2015Vol.37No.5 当代经济管理 CONTEMPORARY ECONOMIC MANAGEMENT DOI ：10.13253/https://www.wendangku.net/doc/0d2849461.html,ki.ddjjgl.2015.05.007
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分析
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分析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仍面临着不少下行压力，如企业利润增速低迷，过剩产能仍有待消化，出口需求疲软，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呈上升趋势等等。但总体上看，支持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仍然存在。 一、就业形势较为平稳 近几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是不容乐观的,特别是大学生的就业情况越来越严峻。在我国,就业吸纳人员最多的就是服务业了,并且这几年来服务业所容纳的就业人员也越来越多,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的服务在加速发展,创造了许多的就业岗位,解决了许多的就业人员,这也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经济发展与就业之间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有一定的增强作用,预计在2015年新增的就业人数可超过1000万人,总体的就业压力不大,但是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以及农民工的就业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国家在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较多地关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以及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 二、物价温和回升 从物价方面来看,我国的工业消费品的物价基本上保持稳定,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处于平稳运行的状态之下,通货膨胀的压力不大。从服务价格来看,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者的工资逐步上涨,使得一部分生活服务品的价格上涨。从食品价格来看,大部分的粮食都增产,粮食价格比较稳定,但是相对来说,蔬菜、肉类的价格会微涨,这可能与劳动力工资上涨有一定的联系。除此之外,从资源产品方面来看,近几年的资源性产品在不断地改革,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上涨,出现高物价的局面,这与国家实行的节能减排,提倡节能减排的政策有一定的联系。此外,纵观全国的房地产业,房价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房价实现了小幅度上涨。 三、国民经济依然保持平稳增速 纵观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我国的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增长,其发展的潜力还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前瞻学习心得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及前瞻学习心得 风云变幻的2008年，许多历史性的事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不管是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还是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现象都对中国当代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天，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市场，我们应该更加深入的研究学习，以求得更深刻的认识。 前段时间，来自清华大学的刘美珣教授应经济管理学院之邀为经济管理学院的同学做了一次关于当代中国国情与青年的历史责任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前瞻的精彩演讲。此次演讲不仅加深了我对当代中国经济形势及发展走势的了解，也令我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有了自己的一定的看法与体会。 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由一个封闭的落后的中央计划的社会主义国家向开放的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转变的转折点，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高速腾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首先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增长。据资料显示，从１９７９年到２００７年，中国的ＧＤＰ增长了９.７％，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与世界强国的差距正在缩小。另外，在ＧＤＰ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大幅度的提升。 其次，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与经验累积，我国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我国的外貌总额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并成为了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而且自１９９３年起，中国成长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另外，也是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不仅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更解放了人民的生产力，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实现了两大历史性跨越。首先是表现在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据资料显示，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年间，世界减贫人数的９０％都是由中国实现的。其次城乡居民的衣食住行也大幅度改善。最近三十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３４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２７倍。 最后中国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与腾飞的时候，也为世界经济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２００７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１７.１％，居世界之首，相对比而言，欧元区为１４.６％，美国为１４％。中国对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率也由１９７９年的不足１％达到２００７年的超过１１％。 三十年的时间，在探索适合中国自身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的道路上，中国收获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得到很多值得深思的教训，然而中国在探索发展与转型成功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值得我们去探讨与思索。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经济发展道路主要以借鉴苏联经济为主，然而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苏联国内也在进行着一次巨变，两中同样巨大的历史巨变，却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与中国相反，苏联的改革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种灾难性后果首先表现在经济大幅度的下降，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８年间ＧＤＰ下降了５０％，还应发了超过６０００倍的恶性通
中国宏观经济现状分析及未来趋向
中国宏观经济现状分析及未来趋向 ◆任达轩 2009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各国纷纷推出了超常规的经济刺激计划，而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更是值得关注。从加大投资，到刺激消费；从两年新增投资4万亿，到全年新增信贷近10万亿；从减税降费、贴现降息，到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一系列刺激方案使中国经济以顽强的“V”形反转。在中国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后，我们迎来了2010这个承上启下之年，这是年轻共和国的下一个航程、又一个甲子的开启。2010年无论对于实现经济全面复苏，还是谋求发展方式转变而言，都是关键之年。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当今的全球及中国经济形势？中国的经济又该走向何方？为此，我们将从全球经济及中国经济现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短期隐忧、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问题和中国宏观经济的未来展望4个部分进行分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参考依据。 一、全球经济及中国经济现状 全球经济在经历了2009年第一季度大幅下滑、第二季度降速放缓之后，复苏势头在第三季度开始显现。第三季度，美国经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环比负增长的局面，GDP增长率达2.8%；日本经济也结束了连续4个季度的负增长，二、三季度分别增长0.7%和1.2%；欧元区经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三季度增长0.4%。中国经济在2009年则演绎了奇迹。从经济增长率上看，如图1所示，中国经济从2009年一季度跌入谷底（GDP增长率仅为6.1%），再到三季度GDP增长率达到8.9%，划出了一个漂亮的“V”形轨迹。更为可贵的是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一种均衡的增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全面复苏。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看，如图2所示，2009年11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17，924亿元，同比增长32.10%，环比增长2.23%，自年初累计额为168，634亿元。从企业景气及企业家信心指数看，如表1所示，2009年第三季度，企业景气指数为124.4，同比增长24.40%，环比增长8.50%。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0.1，同比增长20.10%，环比增长9.90%。由此可知，世界经济已经走出了经济衰退的低谷，而中国经济已率先在全球经济中实现复苏。 图１２００８年第１季度至２００９年第３季度中国ＧＤＰ增长率的变动情况 图２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情况 部分学者认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持续上升的轨道，而中国经济无论是从实体经济指标如钢铁、发电、汽车销量等，还是从楼市、股市等资本市场经济指标，或更具有全局意义的GDP等指标看，经济复苏的基础都已经巩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复苏之快超出预期，目前经济正处于从局部恢复到全面恢复时期，全年经济很可能在今年呈现“V”型复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认为，无论是从生产还是需求看，2009年经济都处于回升的态势，经济增长进入了新一轮的上升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研究员认为，中国经济正经历“V”型复苏，并不会出现一些人所担心的“W”型波动。2009年中国经济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目 录 一、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风险 (1) （一）发展速度换档的风险 (1) （二）发展动力置换的风险 (1) （三）发展体制转轨的风险。 (2) 二、 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六大挑战 (2) （一）宏观调控效用递减 (2) （二）金融“融而不通”带来的融资约束 (2) （三）房地产行业新常态化后的低增长 (3) （四）全球价格下行通道中的通缩将给经济造成不良影响 (4) (五)就业出现阶段性萎缩 (5) (六)企业“三座大山”的压力持续发酵 (6) 三、中国宏观经济展望：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 (6) （一）服务改革这一主题稳定经济增长 (7) （二）围绕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 (8) （三）抓住企业这一关键 (1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未来几年是新常态统领中国经济工作的关键年份，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年份，未来几年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型切换。但是转型切换的过程充满风险，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之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力量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新的常态的经济驱动力还没有强大起来，再加上美元升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 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的宏观背景下，预计我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增大，未来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 一、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风险 （一）发展速度换档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城镇化红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顺应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做出 了“增长速度换档期”的判断。增长速度换档切换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反应，但是在切换的过程中也存在换档的风险， 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容易陷入停滞，近期我国增长速度连续跌破 7.5%的下限，出现继续探底的趋势，预计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滑，突破 7.5%～8%的区间波动，这一风险值得警惕。（二）发展动力置换的风险。 从旧的发展方式向新常态过渡，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但转换过程如果发生动力断档，那将会给经济造成断崖式下跌的风险。 当前依靠要素投入为核心的增长动力在弱化，新的创新驱动的动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 2010 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势头，工业生产强力反弹，国内需求强劲，出口快速增长，三大动力协调性增强。 ● 2011 年，我国经济将由回升转入增长与通胀并行阶段，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世界经济殊途同归于“滞胀”；“三驾马车”均有放缓，经济景气小幅回落；通胀压力上升，价格调节面临“二难选择”。 ● 2011 年，我国经济将由政策刺激下的较快增长转为结构调整中的稳定增长阶段，全年 GDP 增长呈现“前低后高”走势，与 2010 年正好相反，增长 9.5%左右，比 2010 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CPI 增长在 4%左右，高于 2010年 0.7个百分点。 ● 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重在“调结构”和“控物价”；财政政策重在“调结构”“稳增长”；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更加注重对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运用，货币信贷回归常态。2010年，中国经济延续了2009 年以来的回升向好态势，工业生产强力反弹，国内需求强劲，出口恢复性较快增长，三大动力协调性明显增强。由于发达经济体复苏进程艰难曲折、新兴经济体增长动力减弱，2011 年世界经济形势谨慎乐观。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在外需乏力、货币政策收紧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预计 2011 年我国 GDP 增长9.5%左右，比 2010年回落约 0.5个百分点；CPI 上涨 4%左右，高于2010 年 0.7个
百分点左右。在经济减速、通胀增压的大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转向积极稳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稳定经济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社会和谐；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更加强调审慎灵活，把稳定物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持信贷规模适度增长，加强利率和汇率调节。 一、2010年我国经济运行“前高后低”，协调性显著增强 2010 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势头，工业生产强力反弹，国内需求强劲，出口快速增长，三大动力协调性增强。 1.受政策效应衰减和基数两大因素的影响，GDP增长“前高后低”在外部环境改善、政策刺激和低基数等因素的影响下，2010 年我国经济延续了2009年以来的回升向好态势。前三季度，GDP 增长 10.6%，比上年同期加快了 2.5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长 4.0%，与去年同期持平；第二产业增长 12.6%，比上年同期加快 4.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 9.5%，比去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但分季度看，经济增长则呈逐季放缓态势。第一、二、三季度 GDP 分别增长 11.9%、10.3%和 9.6%，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长还将有所放缓。今年季度之间经济增长逐季放缓，前高后低，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基数不断抬高。去年全年经济运行呈现“前低后高”，对今年经济走势的影响明显。二是政策主动调控。今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两次房地产“新政”、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和加大节能减排等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尽管 2010 年前 11个月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
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报告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报告
摘 要：一在经济处于下行周期的背景下，工业企业利润数据面临两大悬疑：统计局发布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是否反映了工业企业 的真实经营状况？在工业企业利润总体数据背后，国有企业 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分化到底有多大？分析表明，工业企业利 润在２０１８年的整体增速较为稳定三但是国企二民企的经营状 况确实出现较大分化，原因在于融资成本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三 同时，中小企业的相对景气指数步入近１０年来的次底谷，而 且行业融资成本的分化还在加剧三这可能影响短期宏观经济 稳定，还可能影响相关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进而影响中长 期增长动能三面对这种结构分化，政策需要跳出短期宏观调 控的框架，回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通过构建有效的 市场机制，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从而培育微观主体的活 力二增强中国经济系统的韧性三 ２０１７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处于周期性顶部，之后温和放缓，
延续至今三在增速放缓过程中，出口增速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三截至２０１８年９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速仍高达１４ ５％，中美贸易顺差还在扩大当中，中美贸易冲突的负面冲击尚未显现，甚至提前抢单的行为还使得短期内的出口更为活跃三因此，截至２０１８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面临的周期性下行压力，其主要动力来自内部因素，尤其是投资增速的放缓三 在此过程中，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速仍然维持在高位，引发了一些观察者的争论三不过，即使是在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数据可信的背景下，工业企业经营状况的分化也是当前不容忽视的重要矛盾三如何看待这种分化，如何理解分化的原因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下将就这些问题尝试进行分析三 一 GDP名义增速下行，工业企业利润数据 面临两大悬疑 一一２０１８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４１ ９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速为６ ８％三分季度来看，２０１８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速为６ ８％，第二季度为６ ７％三实际ＧＤＰ增速非常平稳，已经连续１２个季度保持在６ ７％ ６ ９％的区间三最高二最低增速仅相差０ ２个百分点三 但是，同一时期的名义ＧＤＰ增速经历了较大波动：２０１５年第四季度，名义ＧＤＰ增速为６ ４％（上轮周期增速谷底），２０１７年第一季度为１１ ７％（末轮周期增速峰值），２０１８年第二季度则已经回落到９ ８％ 这也是最近６个季度以来，名义ＧＤＰ首次回落到１０％以下三在２０１８年第三季度，名义ＧＤＰ增速进一步回落至９ ６％三目前，名义增速的总体下行态势已经确立，并且仍在探底过程中三根据经济周期的过往表现，中国ＧＤＰ名义增速或在２０１９年中后期见底三 为什么要关注名义ＧＤＰ增速？其一，从观察经济周期角度来看，名义增速更有意义三从图１的数据来看，名义ＧＤＰ具有更强的波动性二更为显著的周期性三如果对名义ＧＤＰ增速进行分解，可以看到其由两部分构成，即：名义ＧＤＰ增速＝实际ＧＤＰ增速＋ＧＤＰ平减指数通胀率三图１显示的实
中国宏观经济现状
中国当前宏观经济风险研究 ――基于政府投资主导的中国宏观经济风险研究 前言 2008年年底，美国发生了房屋次级贷危机，危机在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形成了自二战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在宏观经济上的直接表现是：股市狂跌、消费低迷、投资锐减、失业剧增。各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均积极饯行凯恩斯主义，出台了庞大的救市政策。面对巨大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也出台了四万亿的公共投资计划，加上各个地方政府的配套投资，数量超过了10万亿。如此巨大的资金的投入，一方面可以拉动了GDP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 包括资产泡沫、通货膨胀以及对于社会资金的挤出效应。由此我们有理由认真分析一下，当前中国依靠政府投资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文献综述 投资与GDP是高度关联的两个不同类别的概念，投资反映社会资金的使用，GDP反映价值的创造，当时间足够长、空间足够大时，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重叠部分就大，反之亦然。在现实中，投资对GDP的影响作用有二个，一是从微观上讲，当投资项目完成以后，其功能的发挥对生产有促进作用；二是从需求上讲，投资资金的进一步细化，形成对各类实物或服务的具体购买，通过市场需求的实现来刺激经济的增长。社会总投资是由一个个具体项目组成的，每个项目从起步到结束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同的时间段，其对GDP的作用是不同的。作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我国，投资按其主体不同,分为政府投资、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这种划分对于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促进GDP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刘立刚在《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与GDP的数量关系及政策选择》中通过对中国及世界主要国家的投资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论证了扩大投资规模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同时该文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1 986-2002年间中国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与GDP进行回归分析,创造性的提出了适用于对时间序列进行扩大时距分析的阶段实际平均等级和阶段理论平均等级的概念、计算方法和判断其运用于对时间序列扩大时距划分阶段是否有效的方法,并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论文
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由企稳回升走向全面恢复的关键阶段,应努力保持来之不易的经济成果,妥善处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与困难,为下一阶段经济平稳运行打好基础。宏观调控应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一、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1.消费增长保持稳定 (1)推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政策因素将继续成为支持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扩大消费需求,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二季度家电、汽车、节能产品消费政策将继续完善,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收入的措施将进一步落实,“万村千乡”和“双百”工程建设将深入推进,政策对消费的推动作用依然较强。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将提高社会消费意愿。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同比增长9.2%,比上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7.5%。根据一季度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城镇居民判断收入增加的占比从2009年二季度的12.6%回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21.3%,实际收入与收入预期的改善将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三是世博会召开刺激消费增长。二季度世博会在上海举行,届时周边地区旅游、会展等生活性与生产性服务消费将大幅增加。四是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将促使消费名义增速走高。2009年二季度CPI同比负增长1.3%,而今年二季度CPI呈明显上行趋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将提高。 (2)抑制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国家近期连续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在二季度显现,与住房相关的家具、建材消费增长将趋缓。而且,前期房价涨幅过大,对已买房居民下一阶段的其他消费形成一定制约。二是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将减少当地居民收入,降低居民生活水平,导致局部地区消费能力下降。三是近期粮食、蔬菜、水果价格涨幅较高,成品油价格调整,不利于居民实际购买能力提高。 总体而言,消费需求将保持稳定,初步预计,二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9%。 2.物价上涨压力加大 一是翘尾因素提高二季度物价涨幅。经计算,二季度CPI翘尾因素为1.6个百分点,PPI 为4.4个百分点,分别处于全年翘尾值次高和最高水平,即使不考虑新涨价因素,二季度CPI与PPI也将呈现一定幅度上升。二是输入型物价上涨动力增强。世界经济复苏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际价格对我国物价的传导影响逐步加深。三是西南地区多年少见的干旱、华北地区普遍低温等异常天气影响农产品(16.07,0.00,0.00%)产量。四是目前较高的生产资料与原材料购入价格将向下游传导。一季度流通环节生产资料价格上涨17.9%,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9.9%,上游产品价格涨势将有部分传导至下游行业。五是沿海地区通过提高工资解决“招工难”问题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品价格改革导致水、电、燃气和成品油价格上涨,这些因素客观上将加大成本推动型物价上升压力。 综上所述,二季度物价上升动力较强,初步预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 4.2%;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增长7%。 二、经济增速创危机以来新高点 1.经济并未“过热” 去年二季度以来,我国宏观经济逐季回升。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8057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1.9%,比上季度加快1.2个百分点,达到本轮经济回升新高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139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39072亿元,增长14.5%;第三产业增加值36366亿元,增长10.2%。第二产业增速明显提高,带动了经济整体快速拉升。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1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形势依然具有典型的“两面性”特征。短期内经济增长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来看经济运行将进一步趋于平稳。从上半年的主要指标数据看，尽管部分经济指标有所回落，但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继续由前期政策刺激的偏快增长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首先主要的经济指标还是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其中，一季度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5700亿元，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102178亿元，增长11.0%；第三产业增加值86581亿元。可以说，国家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使我国经济在面临欧洲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增长不断放缓等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取得了不错成绩，但宏观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 一、上半年国内经济形势：经济增速在宏观调控下平稳回落 GDP是最受关注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GDP增速越快表明经济发展越快，增速越慢表明经济发展越慢，GDP负增长表明经济陷入衰退。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11年上半年GDP为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与去年同期相比降低1.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在宏观调控下平稳回落,但仍保持较快增长。 经济放缓是三个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一是宏观调控影响。自去年以来央行已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M2增速从去年底的19.7%至今年6月末的15.9%，紧缩政策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二是要素供给冲击。二季度以来，不少省份出现“电荒”，有关测算表明，仅用电缺口就将拉低工业增加值3.6个百分点。三是企业去库存化。从去年底到今年一季度，在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带动下，企业库存增加很快，远超往年同期，而新订单增加不明显。由于库存增加超过需求，且二季度开始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企业开始去库存。 二、上半年国内物价走势：价格全面上涨，通胀形势不容乐观 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变动的综合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要指标。与货币供应量等其他指标数据相结合，能够更准确的判断通货膨胀或紧缩状况。 PPI主要用于衡量各种商品在不同生产阶段的价格变化情况，与CPI一样，是观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PPI对CPI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