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路径研究
试析我国产业升级路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0年GDP达39万亿人民币，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受各方面的约束，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竞争优势下降，新的竞争优势产业又还未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一、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一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离不开国际分工角色的转变。国际分工大致有三个层面：一是欧美发达国家，主要是国际科技创新的源泉和产品及服务的消费中心；二是人口众多或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负责产品加工；三是资源丰富的国家，为全世界提供矿产资源。而中国基本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上游，靠资源耗费型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到国际生产中。这样的一种生产模式如今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首先，中国面临着越来越强的资源约束：一方面，低端工业巨大的资源需求和我国资源供给不足导致了资源供需矛盾尖锐：中国的耕地面积已经全线逼近18 亿亩的红线；仅正常年份中国的缺水量就已经达到400 亿立方米；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2010 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54．8%，铁、铜、铝等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均超过70%。另一方面，粗放型的工业生产模式无疑加速了资源约束的到来，中国万元产值能耗不仅远高于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发达国家，甚至数倍于巴西、墨西哥这类新型发展中国家，单位资源产出效率仅为日本的1 /20，美国的1 /10，德国的1 /6。
其次，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基础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人口红利逐渐丧失：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大幅减缓，2004-2011年间，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以每年13.6%的速度减少，2015年前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停止增长；城市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主要靠流入的农村劳动力支撑，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不断提高，中国目前是“未富先老”的状况。刘易斯拐点临近后，农村劳动力转移趋势逐渐下降，无限供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劳动力工资、用工企业成本上涨，以低廉劳动力为立身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竞争力削弱，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将无法与越南、印度等新兴世界工厂竞争。
最后，人民币升值带来出口竞争力的下降：近年来，人民币持续升值，在2005年7月21日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8.2765，而2014年1月2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0990。人民币升值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阻碍我国出口增长。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一半以上的出口商品属于加工出口商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完全依靠低廉的价格优势占据市场，人民币的升值意味着出口商品在国外的价格将要提高，对其国际竞争力有着极其不利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都不再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甚至是难以维系。唯有实现产业升级，才能带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产业升级在于国际分工层次的升级——沿着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 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和部门升级(Inter- sector Upgrading)的路径进行（Hum- phrey，Schmitz，
2000），即依赖包括技术、信息在内的高级要素使产业附加值由低向高演进，使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下游移动。而中国目前在面临重重变革压力的同时，亦出现了产业升级的储备要素：首先，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提升了基础劳动力的素质水平；高等教育的连年扩招为产业升级储备了大批高素质人才。其次人民币升值大大降低了我国进口外国资源、技术的成本，为我国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中国的内需有了极大的改善，居民消费需求大幅增加，而且正朝着追求高档次、新品种、宽领域方面演进，消费结构明显处在升级转化中。
由此可见，中国目前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也具备产业升级的基础条件。中国唯有面对挑战，抓住契机，实现产业升级，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富强。
二、基于“钻石模型”的中国产业升级路径分析
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产业升级依赖于产业环境升级和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当一国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战略与行业竞争、支持性与相关产业这四类要素构成的产业环境升级后，产业竞争优势才能实现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变，该国才能完成产业升级的过程。
产业环境升级中最重要的是生产要素的升级，一个国家具备了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所必需的生产要素，产业升级就变得自然而然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初级生产要素为天赋的资源（如未接受太多教育的劳动力），适用于低级产品的生产，如初加工商品、劳动密集型产品；高级生产要素则是经过时间和资本投入后形成的（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适用于较高级产品的生产，如高新技术产品。生产要素还有一般性生产要素和专业化生产要素之分，一般性要素又称通用型要素适用于所有产业的生产，专业化的生产要素则只适用于特定的产业，专业化要素的提升和积累往往支撑着一国竞争优势产业、战略性产业的发展。由此可知，一个国家要实现产业升级，必得实现初级要素向高级要素、通用要素向专用要素的生产要素升级，通过高级专业化生产要素来支撑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而生产要素的升级除了受初级要素、一般性要素本身形态的影响外，是可以通过企业战略选择和同业竞争、需求条件、政府引导等外力来促进的。企业的战略性选择构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其升级往往形成对高级专业化生产要素的需求、形成要素升级的压力，是促进要素升级和产业升级的最直接的市场动力。而企业的战略性选择取决于居民的消费需求条件、行业竞争情况、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政府的产业政策——居民的消费需求（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还包括外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是企业的产品、服务实现价值的依托，需求条件的升级具有引导企业战略性选择升级的作用，是企业战略性选择升级的直接动力。行业竞争使企业有压低成本或者提供差异化产品、服务的动力，促使企业进行创新、关注需求变化以及实施企业战略选择的升级。支持性产业为一产业的上游产业，而与某产业共享技术、零部件等环节的产业就是该产业的相关产业；支持性产业通过扩散与协同效应对下游产业予以支持，而相关产业通过提升效应对与之相关的产业予以支持。显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为企业提供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其升级为企业战略选择的升级提供了条件和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具有部分资源配置的权力，政府的行业政策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向特定产业的倾斜，直接构成企业战略选择升级的动力；政府还可以通过引导需求条件升级、维护行业竞争来间接促进企业的战略选择升级；政府引导还可直接促进要素的升级。另外生产要素升级也会促进企业战略选择的升级，两者是相互作用、
与对低技能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的培训。二是通过国家政策、市场引导和企业战略调整等的共同作用，引导高素质劳动力向新兴战略产业配置、向研发和营销两个重要的产业环节配置，实现一般性劳动力要素向专业化劳动力要素的转变，以为我国向新兴战略性产业转型、向自主品牌转型的过程中提供人力支持——应该通过政策支持加大对教育、科研投入来促进我国高端人才队伍的培养；通过政府引导和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来使得劳动力更适应市场和就业的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形成高等教育和战略产业岗位之间的挂钩和对流机制；通过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面协同努力，使高素质人才适应劳动力市场，实现自我就业、再就业，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
从技术要素供给看，我国现有产业环境存在着明显缺陷：一是产、学、研之间脱节，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的成果不能非常有效地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技术动力；二是产权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不利于我国技术研发革新；三是在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代工型产业以及资源出口为主的战略主导下，企业缺乏技术积累的动力。因此，我国应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技术要素升级：首先，通过增设科研机构、加大对科研机构的投入来实现生产要素由初级向高级的升级；其次，应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学术机构与研究机构的成果转化，完善产权保护机制；另外，通过政策引导、市场竞争促使企业战略转型，促使企业产生技术积累的内在动力，并从税收、科研经费上支持企业技术积累；最后，注重引进外国技术并研究转化、注重和外国的技术合作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也为我国引进外国技术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四、“钻石模型”产业升级的经验验证
“高端制造业大国”德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德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渐被信息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替代：传统制造业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产品设计、产品性能和产品质量；传统制造企业多元化经营，逐渐形成了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条。这得益于其推动产业升级的政策：（一）以扩大内需为着重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德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德国稳定的房地产市场）促进国民财富公平分配、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大大扩大了内需并实现内部需求条件的升级。（二）把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人才队伍建设的保证，德国历来重视教育制度对产业发展的基础性支撑作用。1871年德国后，德国很快建立了小学、中学、工商学校、技术学校和综合性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到1890 年时文盲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德国制定了《职业技术培训法》，规定青年人必须参加技术培训，企业有义务为青年工人提供技术培训的岗位，通过学校与工厂的结合，德国培养出了大批的高素质产业技术工人，成为“德国制造”在全球竞争中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重要源泉。（三）加大科研投入，目前德国研发经费投入占到GDP 的3%左右；为制造业技术创新创造了很好的制度框架，通过专利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及技术标准为企业创新提供激励，促进了技术要素的升级。（四）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重视政府力量和产业政策的运用，出台配套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解决传统产业集聚地区的资金问题、落后企业的淘汰和新企业的进入等问题。
而日本的升级得益于消费结构的升级和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日本家庭在1946 年到2004 年的近40年间，在交通和通信方面的支出增长率为2630%，娱乐、医疗、住房、教育和能源方面的支出增速的区间为700%-900%之间，家用设施、服装和食品类的支出增速区间为200%-330%之间；60年代之前其推行倾斜
政策优先发展煤炭等行业，60 年代推行“重化学工业化政策”，70 年代提出《知识密集化》构想。台湾则通过引进外国技术、加强与外国技术合作；加强人才培训,充分运用现有高学历人才, 靠高科技、高人工技术以及强调更高服务品质的产品实现振兴台湾经济。而大学研发工作对韩国的产业升级亦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五、结论
作为120多个后发国家中冲破“中等收入”陷阱、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四个国家、地区，她们基于各自独特的地理资源、经济基础，走了不同的产业升级道路。但是可以看出的是，任何一个国家要实现产业升级都必须通过政策引导促进需求条件升级、维护行业竞争、促进企业战略选择升级以及生产要素升级，实现产业环境四大要素的相互促进、升级。
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在这个产业升级迫在眉睫的时刻，中国政府唯有抓住转型的契机才能实现长足的发展——基于地理资源环境和经济现状，确定我国重点发展的新兴战略性产业、未来的主导产业，也即我国产业升级的方向；引导生产要素、需求条件、企业战略和同业竞争、相关和支持性产业这些产业环境要素的相互促进、共同升级，培养能够支持这些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产业环境，形成核心战略性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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