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基本法正确处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

依基本法正确处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

——一论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本报评论员

《人民日报》（2014年06月30日01 版）香港回归祖国近17年来，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这有赖于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一国两制”的共同维护。《“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对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作出规定，是基本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正确处理这一对关系的核心，就是处理好中央的权力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

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这些规定清晰地界定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这意味着，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里，中央拥有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的全面管治权。这也是主权原则的具体化，体现了主权国家的宪制责任和义务。基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并不限于通常体现主权的外交权、防务权，还包括特别行政区的创制权、基本法的制定权修改权解释权、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权力、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权、对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的监督权、对特别行政区财政预算和决算的备

案权、对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任免的备案权、对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对特别行政区作出新授权的权力、对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决定权、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等权力。

同时，基本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中的许多权力，如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自行实施出入境管理、根据中央授权依法自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以及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都是内地的其他地方行政区域没有的，不仅超过了一些联邦制国家的州所拥有的权力，有的甚至是主权国家才能拥有的权力。这充分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但是，无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有多么广泛，都没有改变香港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高度自治权并非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更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固有的权力，而是来源于中央授权的地方事务管理权。

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两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中央行使的是国家层面的权力，不干预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两种权力依法行使，相互配合，共同维护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运行。有些人认为中央对香港越少干预越好，甚至能不管就不管；还有的认为主权原则应该仅限于外交、国防等领域；有些甚至认为全面管治权是“全面接管香港”。这是对中央和特区关系的片面、错误解读，不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

“一国两制”是全新的事业，既开启了香港的新纪元，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推进这一伟大实践，必须处理好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只有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把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

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维护特别行政区制度健康运行，保障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促进香港繁荣稳定。

根据《香港基本法》,谈谈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含义

根据《香港基本法》，谈谈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含义： 2014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全面管治权受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框架的约束，是法定管治权，不是无任何约束的任意管治权。在既定法律框架下，全面管治权主要包括中央直接管治权、中央对特区的授权及授权调整权以及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全面监督权。对于自治权范围内的事项，中央不会直接越位干预，而是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并加以宪制性监督甚至问责。 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是“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应有之义，与特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有机结合，这样既是要确保中国对港澳主权的落实以确保国家利益，也是要确保港澳的优势以确保港澳繁荣稳定，从而确保“一国两制”得到很好的落实。 将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就是要将基本法上的中央直接管治权与全面监督权逐项加以检索和制度化、程序化，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机制，确保“一国”不只是抽象遥远的主权象征，也是具体化、接地气、可感的实在治权。这种结合过程是符合基本法秩序及可兼容于香港法治的，因而不会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也不会损及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调整是回溯“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与完整意涵，是国家权力的充实与就位，是国家承担“一国两制”最终责任人宪制责任的积极体现。 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是港澳回归祖国本身的必然要求，有助于香港特区诸多难题和社会矛盾的化解。这是“一国两制”实践中的一体两面，绝不可片面强调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而忽略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这也是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港澳特区治理方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在《香港基本法》中的体现： 中央一直都享有这项权力,我们不妨来看《基本法》第二条。 《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是根据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通过的,享有全国性法律的地位;没有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就没有《基本法》。除了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其他条文也适用于香港,一些《基本法》特有规定不直接适合香港的除外。例如,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宪法》第三十一条容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陆法,香港实行普通法,等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均是获中央“授权”行使各项权力的,这表明中央一直享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一、中央对特别行政管治权的法理基础 关于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的法理基础，应从三方面进行理解。 （一）从“一国两制”战略方针理解 “一国两制”是实现我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决策。“一国”包容了“两制”，“两制”统一于“一国”之内。所以在强化“一国”观念时，其核心就是确保国家对特别行政区的主权管辖。 （二）从国家主权管辖理论理解 基于中国对香港和澳门拥有主权，中国政府对特别行政区就具有法律上的全面管治权。所谓主权，是指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特殊属 二、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的构成

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漏洞及填补

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漏洞及填补 ——居港权案的再思考与刚果金案的新启示 曹旭东 2012-09-07 22:49:11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1期摘要: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其解释制度的构造，这种“一元双重”的解释体制最重要的一环是香港法院释法与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衔接。也正是在此环节存在漏洞：对于香港法院应当提请解释而未提请的，没有有效的制约途径。香港法院居港权案中“不厚道”的解释，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本文分析了“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和“当事人”模式后，建议借鉴“当事人”模式，设立当事人启动程序，以约束法院滥用提请判断权。香港特区的司法权与基本法解释权是分离的，其司法权是完整的，但是其基本法解释权却并不完整。因此，“当事人”模式并不侵犯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当然新法律规则的确立需要时间和等待，在过渡时期需要政治方法的补充。 关键词:提请解释判断权；“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当事人”模式；政治压力 一、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构造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基本法解释制度，其内容如下：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从该条规定可以解读出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构造： 1．在解释体制方面[1]，有以下几点：(1)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区法院均可行使基本法解释权。(2)不同的是，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是原始解释权和普遍解释权；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是授权解释权和有限解释权。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源自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这一点基本法第2条也可以印证，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也就是说，基本法解释权的权源是一元的，即只有人大常委会是解释权的所有者，香港法院的解释权并非固有的，不是解释权的所有者而是权力的行使者。(3)既然是授权解释，香港法院所作解释的效力必然低于人大常委会所作解释的效力。正如法条所说，“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4)另外，香港法院的解释权相较人大常委会的原始解释权是有限的，其关系可以类比于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关系。人大常委会的

国两制 香港与大陆的关系

一国两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了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任务提出的科学构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国两制”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二)两制并存。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和香港，澳门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行长期共存，共同发展。 (三)高度自治。不同於中国其他一般省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实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除了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之外，拥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可以同外国签订商务、文化等协定，享有一定的外事权。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台湾各界的代表人士还可以出任国家政权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全国事务的管理。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是中国这个整体一个组成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 关系&区别 政治 香港实施和三权分立的模式，并制定由行政长官和行政会议领导的管治体制和架构。 行政主导是指以行政长官为首长的政府应该拥有较大的权力，行政机关在制定公共政策、立法议程和政府日常工作上起积极的主导作用。 代议政制是指机关的成员是由以选举形式选出，并代表其在议会中行使权力（代议），与之相反的是直接民主制。除了在选举中外，选民和被选者并无约束关系，即被选者在议会中的行为并无需要遵从选民的意愿 从中可以看到香港政治与大陆的的联系和区别。香港的代议政治其实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着相同之处。公民选出代表，代表在会议中行使权力。但是又有不同之处，全国人大代表必须代表选民的意愿，但香港则对这一点毫无要求。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首长是，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根据《基本法》选举、并经委任产生。行政长官负责执行《基本法》、签署法案和财政预算案、颁布法例、决定政府政策以及发布行政命令，并由行政会议协助制定政策。 从这一段可以发现其中的关联在于行政长官在选举出后，要经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这就体现出来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拥有高度自治的同时，也是有所制约的。 经济 1、国际贸易收支： 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两地的贸易关系十分密切，且中国对香港的收支是逆差，香港为顺差。香港地区保持中国最大服务贸易伙伴地位。香港是中国最大的服务出口目的地、进口来源地和顺差来源地，双边服务进出口总额占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的%。 两岸的贸易对彼此的经济都有贡献，但相对于中国大陆，对香港的经济和金融推动更加明显。

香港基本法

香港领养子女居港权案件 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有香港人在内地领养子女声称根据《基本法》第24条第（3）项，他们具有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身份，享有香港特区居留权。但是，香港政府入境处其后作出内地领养子女在港没有居留权的决定。该等香港人在内地领养的子女处于1998年向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透过司法覆核，向入境处处长作出上述关于内地领养子女在港没有居留权的决定提出异议。这件事件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讨论及关注。有关的司法覆核案件（以下统称“谢晓怡案”）资料如下：（1）原讼法庭案件编号HCAL 13/98 法官：祈彦辉，申请人：谢晓怡（译音），与讼人：入境处处长。（2）原诉法庭案件编号HCAL 14/98 法官：祈彦辉申请人：（1）谭雅彦（2）吕耀良（3）陈伟华（译音），与诉人：入境处处长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4条规定，香港特区居民，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居民两类。永久性居民在香港特区享有居留权和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非永久性居民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区法律取得香港特区居民身份证，但并不享有香港特区居留权。只有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方可享有香港特区居留权。基本法第24条（1）至（6）项规定了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条件如下： （1）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 （2）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 （3）第（1）、（2）两项所列居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 （4）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 （5）在香港特区成立以前或以后第（4）项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满二十一周岁的子女；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法规类别】港澳特别行政区港澳特别行政区 【发文字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6号 【发布部门】101 【发布日期】1990.04.04 【实施日期】1997.07.01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２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包括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１９９０年４月４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 １９９０年４月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一九九○年四月四日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目录 序言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政治体制 第一节行政长官 第二节行政机关 第三节立法机关 第四节司法机关 第五节区域组织 第六节公务人员 第五章经济 第一节财政、金融、贸易和工商业 第二节土地契约 第三节航运 第四节民用航空 第六章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服务第七章对外事务 第八章本法的解释和修改 第九章附则

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 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 序言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被英国占领。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从而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国家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由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予以阐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以保障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第二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依基本法正确处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

依基本法正确处理中央与香港特区的关系 ——一论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 本报评论员 《人民日报》（2014年06月30日01 版）香港回归祖国近17年来，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这有赖于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一国两制”的共同维护。《“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对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作出规定，是基本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正确处理这一对关系的核心，就是处理好中央的权力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 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这些规定清晰地界定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这意味着，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里，中央拥有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的全面管治权。这也是主权原则的具体化，体现了主权国家的宪制责任和义务。基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并不限于通常体现主权的外交权、防务权，还包括特别行政区的创制权、基本法的制定权修改权解释权、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权力、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权、对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的监督权、对特别行政区财政预算和决算的备

案权、对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任免的备案权、对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对特别行政区作出新授权的权力、对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决定权、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等权力。 同时，基本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中的许多权力，如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自行实施出入境管理、根据中央授权依法自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以及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都是内地的其他地方行政区域没有的，不仅超过了一些联邦制国家的州所拥有的权力，有的甚至是主权国家才能拥有的权力。这充分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但是，无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有多么广泛，都没有改变香港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高度自治权并非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更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固有的权力，而是来源于中央授权的地方事务管理权。 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两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中央行使的是国家层面的权力，不干预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两种权力依法行使，相互配合，共同维护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运行。有些人认为中央对香港越少干预越好，甚至能不管就不管；还有的认为主权原则应该仅限于外交、国防等领域；有些甚至认为全面管治权是“全面接管香港”。这是对中央和特区关系的片面、错误解读，不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 “一国两制”是全新的事业，既开启了香港的新纪元，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推进这一伟大实践，必须处理好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只有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把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

香港基本法的启示

香港基本法的启示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事关当代中国内政和外交，事关中国统一大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重要法律。它的作用如何，应该由法律适用范围内的群众以及国际社会的检验才能得出准确结论。香港回归10年来保持了长期繁荣和稳定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基本法不仅在世界法制史和中国法制史上有着特殊地位，是无愧于有国际意义的一部伟大法律，而且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发展史上也是具有开拓意义的政治文献。在基本法实施10年后的今天抚今追昔，基本法的成功制定和成功实施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继续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有着许多重要启示。 1．集思广益，殚精竭虑 古今中外任何一部伟大的法律，无不是集思广益与殚精竭虑的产物，基本法也是如此。说基本法是殚精竭虑和集思广益的产物，是因为它是在党和国家以及香港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全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下，全国人大专门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集中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一大批一流法律专家与政治学和经济学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共同参与起草完成的。当时基本法的起草专家队伍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不仅如此，党和国家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重要成员都十分关心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对基本法的起草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及时为基本法的起草指明了方向，为一些重要条款进行了准确定位。说基本法是殚精竭虑和集思广益的产物，还在于它是经过5年时间兢兢业业的反复研究、修改和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才最终形成的。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一部一国的国内法能够得到如此的重视和关注，持续酝酿如此长的时间和精雕细刻到如此精致的程度。基本法制定的领导机构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参与基本法制定的专家队伍的代表性和学术性，征求意见的广泛性和反复性，凝聚共识的全面性和长期性，法律内容的求实性和严谨性等，对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这种范例作用已经被实践所证明。尽管台湾的政治情况比港澳更复杂，牵涉的外交和国防问题也比较多，但毫无疑问，香港基本法制定的以上经验对将来台湾基本法的制定会有直接的借鉴价值。 2．突出重点，粗细相宜 基本法的制定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中国政府恢复和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二是使中国在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能够保持长期的繁荣和稳定。实现这两个目的就要求基本法要突出重点和粗细相宜，即解决主要问题的条文要详尽，要十分周密细致，在枝节问题的解决上则要简略，不要过于铺陈。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恢复行使主权，是制定基本法的首要和最主要的目的。而且，也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基本法的最成功之处，正是在于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与对“一国”的内容所作的详尽规定相比，基本法对“两制”方面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叙述则比较简略。个中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央政府给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比在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拥有更大的权力，二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原来香港的个别与中国行使国家主权不相符的权力和法律条文予以取消外，其他的权力与法律都予以保留，香港回归后与香港回归前经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不变，也就不会使回归后的香港产生大的震荡。因此，基本法也就无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内部的事务规定得很细很全。基本法内容的粗细相宜还表现在，对香港民生和民权的问题上对民生规定的比较细，对民权则规定得比较粗。这是因为中央给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比在英国统治时更大的自治权，给香港人民比

_人大释法_与香港特区终审权

联合时报/2007年/7月/6日/第003版 论语?提案 “人大释法”与香港特区终审权 从“居港权”案感悟“一国两制”内涵 徐静琳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代表、宝山区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市委常委。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港澳台法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长期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法学和行政法学。发表专著和合著8部、论文80余篇。代表性论著有《演进中的香港法》、《港澳基本法比较》等。 ——编者 香港基本法的成功实施极大地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涵。“大大释法”及时化解了“居港权”案引发的“宪政危机”，表明中央具有对香港高度自治的依法监管权，从而也能确保香港特区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在香港回归的十年历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施，使“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获得成功实践。然而，由于内地与香港社会制度的不同。两地法域在法律传统上的差异。在执行基本法的过程中，反映了诸多困惑、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几宗涉及基本法解释_的案件，曾经在香港和内地引发了有关宪政问题的大争论，。甚至遭遇香港泛民主派的多次干扰和攻击。可以说，基本法经历的每一次挑战，都是对“一国两制”的严峻考验。 “人大释法”化解“宪政危机” 涉及基本法解释的案件有数十例，影响最大的是“居港权”案。其内容是有关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是否具有当然的香港居留权问题。1999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作出的一个判词涉及到特区法院的有关权限，所阐述的有关特区法院审查人大行为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特区法院的审查权力究竟有多大?是否可以延伸到审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通过行使基本法解释权来推翻终审法院的判决?一场“宪政危机”和政治争论由此发生。 争议的焦点是有关香港法院的司法权限问题。基本法在香港具有根本法典的地位，终审法院依据基本法审查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终审法院除审查香港本地立法外。还有无权力审查它认为违反基本法的其他法律，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从香港终审法院判词的内容看，该项司法审查已涵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22条和第24条作出解释。“人大释法”的内容主要有三项：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中国籍子女进入香港特区的程序；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确定；本解释对香港特区法院判决的拘束力。该项解释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原则。及时解答了疑惑和化解了危机。 首先，“人大释法”是对基本法第24条立法原意的阐释，不涉及法院如何处理案佯的问题。其次，基本法明确规定，特区审理的终审案件涉及对中央与特区关系条款的解释权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在该案中，终审法院的解释在内容上超越了其权限范围，在程序上也没有遵循有关报请的规定。“人大释法”最后强调，今后特区法院在引用基本法第24条时，以该解释为准，但这并不影响此前当事人因终审法院判决而取得的权利。由此表明，中央在对香港特区行使管理权的同时，同样尊重特区自治权的行使：人大释法具有最高权威。其本身也是法律的一部分，但对以往案件没有溯及力，并不会影响甚至推翻特区法院的判决，因而不会妨碍香港特区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格局

中国对外贸易关系的格局 课程名称：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班级：国际贸易11-1 姓名：刘钊 学号：201103101112

对外贸易是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具体体现，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增进与世界各国的友谊和合作，是我国的一贯方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各贸易伙伴的贸易关系稳定发展，对外贸易不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柱，也成为我国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经贸关系的重要标志。 一、深刻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确立世界贸易大国地位 1、与贸易伙伴货物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第一大出口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往来不断加深，贸易规模持续扩大。1978年至2013年，我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由206.4亿美元扩大至4.16万亿亿美元，共计增长了200倍，其中，进口由108.9亿美元增至1.95万亿美元；出口由97.5亿美元增至2.21万亿美元，分别增长了178倍及225倍。2013年我国占世界贸易比重达到12%，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在全球的贸易地位更是迅速上升，1999年，世界前五大出口国分别为美国、德国、日本、法国和英国。五国共占全球前40大国家出口值的43%，中国排名第九，2009年，中国已越居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年均增长率为20%，比美国4%的年均增长率高出16个百分点。国际货币仅仅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2、与贸易伙伴服务贸易稳定增长 服务贸易也是我国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也随之表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 3、贸易伙伴分布广泛，贸易份额相对集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伙伴不断增加。1980年，我国对其出口在1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仅有19个，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已经同世界各大洲的所有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从传统市场到新兴市场，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贸易关系格局。亚洲及欧洲是我国最大的进出口市场，。 4、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成为全球分工体系重要一环 加工贸易是国际“水平分工”得以实现的重要贸易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遵循市场规律，积极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根据香港基本法45条的规定,特首候选人应由提名委员会提名。

“这次关于香港行政长官普选的争议，比历次争议都激烈。表面上是制度之争、规则之争，而实质上是政治问题。”李飞8月22日在深圳与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座谈时表示。 如果香港能够顺利拿出政改方案并获通过，2017年就可实行特首普选。但是，香港激进反对派要求特首候选人必须经由“公民提名”，并以违法的“占领中环”胁迫，给政改平添波折。根据香港基本法45条的规定，特首候选人应由提名委员会提名。 中央几位涉港官员在讲话中点明了反对派的真正心思。李飞指出，香港反对派提出的政改观点背后，贯穿着一个简单的逻辑，这就是要求允许与中央对抗的人能够通过普选担任行政长官，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做不到，就要求在基本法之外另搞一套所谓的普选办法，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不是“真普选”、不符合所谓的“国际标准”，就要“占领中环”、搞公民抗命。“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反对这种主张，理直气壮。” 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23日出席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40周年会庆典礼时，同样强调摆在香港人面前的不是方案之争，而是香港与中央的互动模式之争。他说，如果真正有国家观念，真正认同“一国为先”的原则，真正认同基本法的规定，真正认同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包括对香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导权，政改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议。 冲击中央底线注定徒劳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迺强23日在香港表示，中央一向不会轻易将一件事定性，但现在已多次表明香港普选本质是政治问题，所以“一步都不会退让”。他指出，行政长官候选人必须要爱国爱港、不可以对抗国家，这是中央的底线。中央非常有诚意去落实特首普选，但一定要在这条底线之上去讨论。 香港特区政府提出政改方案后，须经香港立法会通过。刘迺强指出，若反对派议员一意孤行，中央便会“由得你否决”。若普选由此被耽搁，反对派则需负责任。 针对“占中”威胁，李飞直言，“如果因为有些人威胁发动激进违法活动就屈服，只会换来更多、更大的违法活动，香港将会永无宁日”。《香港文汇报》专栏作者黎子珍就此评论，当年撒切尔夫人表示中国取代英国管治“香港就会崩溃”，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回答：“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那时的英国吓唬不了中央，今日的“占中灾难论”也绝不可能。政治讹诈最终只是徒劳。而“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仍强调扩大“占中”规模可令中央退让的说法，不过是夜行人吹口哨，强作镇定却掩盖不了内心的虚怯。 评论员刘斯路指出，中央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激进反对派企图通过要挟，逼中央让步，打错了算盘。

香港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 （2011年8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解释（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的议案是应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有关规定的报告提出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在审理一起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有关的案件时，涉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否应适用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采取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的问题。为此，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如下问题：“（1）根据第十三条第一款的真正解释，中央人民政府是否有权力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2）如有此权力的话，根据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真正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特区?）（包括香港特区的法院）是否：①有责任援用或实施中央人民政府根据第十三条第一款所决定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或②反之，可随意偏离中央人民政府根据第十三条第一款所决定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并采取一项不同的规则；（3）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是否属于《基本法》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一句中所说的…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以及（4）香港特区成立后，第十三条第一款、第十九条和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对香港原有（即1997年7月1日之前）的有关国家豁免的普通法（如果这些法律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第十三条第一款所决定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有抵触）所带来的影响，是否令到这些普通法法律，须按照《基本法》第八条和第一百六十条及于1997年2月23日根据第一百六十条作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的规定，在适用时作出必要的变更、适应、限制或例外，以确保关于这方面的普通法符合中央人民政府所决定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上述提请解释的做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并征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解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和第十九条的规定以及相关问题，作如下解释： 一、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解释的第（1）个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第（九）项的规定，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行使管理国家对外事务的职权，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属于国家对外事务中的外交事务范畴，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统一实施。基于上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第一款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的规定，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权力，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决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 二、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解释的第（2）个问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央对香港全面管制权并非全面接管

中央对香港全面管制权并非全面接管 香港回归祖国近17年来，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这有赖于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对“一国两制”的共同维护。《“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化、制度化。对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作出规定，是基本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正确处理这一对关系的核心，就是处理好中央的权力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关系。 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这些规定清晰地界定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这意味着，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里，中央拥有对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的全面管治权。这也是主权原则的具体化，体现了主权国家的宪制责任和义务。基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特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并不限于通常体现主权的外交权、防务权，还包括特别行政区的创制权、基本法的制定权修改权解释权、任命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权力、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的决定权、对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的监督权、对特别行政区财政预算和决算的备案权、对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任免的备案权、对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对特别行政区作出新授权的权力、对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决定权、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等权力。 同时，基本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中的许多权力，如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自行实施出入境管理、根据中央授权依法自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以及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等，都是内地的其他地方行政区域没有的，不仅超过了一些联邦制国家的州所拥有的权力，有的甚至是主权国家才能拥有的权力。这充分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但是，无论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有多么广泛，都没有改变香港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的地方行政区域的法律地位。高度自治权并非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更不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固有的权力，而是来源于中央授权的地方事务管理权。 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两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中央行使的是国家层面的权力，不干预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两种权力依法行使，相互配合，共同维护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运行。有些人认为中央对香港越少干预越好，甚至能不管就不管；还有的认为主权原则应该仅限于外交、国防等领域；有些甚至认为全面管治权是“全面接管香港”。这是对中央和特区关系的片面、错误解读，不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规定。 “一国两制”是全新的事业，既开启了香港的新纪元，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推进这一伟大实践，必须处理好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只有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把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维护特别行政区制度健康运行，保障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促进香港繁荣稳定。 20150306

对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思考

对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思考 香港基本法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为解决香港实际问题而制定的宪法性法律。基本法的提出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为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同时和谐并存于一个主权国家之中提供了一种可能，但作为一种还未被反复检验与完善的新鲜事物，它必然存在着一些缺陷与问题。 一、三次“释法”过程中的争议与冲突 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97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实施至今，共三次对基本法的有关条文进行解释，分别是1996年6月26日就“吴嘉玲案”有关争议对基本法作出解释；2004年4月6日就“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对基本法作出解释；2005年4月27日就新任行政长官的任期问题对基本法作出解释。释法过程中产生的许多争议与冲突，例如认为立法机关解释立法，违反司法独立原则，会危害香港自治；认为人大无权主动释法，人大释法需要终审法院启动；人大主动释法漠视特区政府的工作，冲击香港的高度自治。① 1.基本法解释权归属及范围 1999年6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吴嘉玲诉入境处处长案以及（即“无证儿童案”）中的有关争议，第一次对基本法中的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引发此次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对“吴嘉玲案”作出的判决。（虽然严格说来，对“吴嘉令案”的判决发生在解释基本法

之前，但是即使不能说该判决是导致释法的必然原因，也不得不承认该判决对本次释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以及其所反映的基本法解释权问题，因此也将其视为释法过程中的一大争议）其判决中第三条写到，“香港终审法院享有宪法性管辖权。如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与基本法相抵触，香港法院有权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该判决一出，立即引起两岸学者的广泛争议，争议焦点在于香港法院是否有权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大陆学者普遍不认同这一说法，在相关座谈会上有学者认为，“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该判决中有关特区法院可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的内容，违反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对“一国两制”的严重挑战。”② 后香港终审法院应入境事务处处长的申请，对于判决作了如下澄清，“我等在1999年1月29日的判词中，并没有质疑人大常委会根据第158条所具有解释基本法的权力，及如果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作出解释时，特区法院必须要以此为依归我等接受这个解释权是不能质疑的。我等在判词中，也没有质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条文和基本法所规定的程序行使任何权力。我等亦接受这个权力是不能质疑的。。 然而，一些学者认为，终审法院的澄清实际上并没有撤回原裁决中那些有关宪法管辖权的清晰的主张，而人大常委会也不会被所谓的“澄清”所欺骗。尽管如此，中央仍然对终审法院的补充判词表示欢迎，一场可能的“宪政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几个问题

编者按：著名法学家肖蔚云教授于２００５年１月２０日不幸逝世，我们编辑部全体同志深感悲痛。 肖教授生前长期任本刊编委、顾问、为本刊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为本刊改进工作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宝贵意见，而且多次亲自揉笔为本刊撰稿，为提高本刊质量作出了重大贡献。《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几个问题》一文是肖教授２００５年１月在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举办的香港基本法研讨会上的发言，这也是他的最后一篇佳作，现发表如下，借以寄托我们对先生永远的怀念和追思。 蓑雷羲港境麟馕臻鬃羹泰瀵蟾魇舍阗鼷而ｒｅ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Ｌａｗ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ｄＩＩｌ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ｇｉｏｎ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１Ｑ０８７１） 内容提要：本文共分三个部分，讲了三大问题，一是“一国两制”的关系，说明“一国”是“一国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二是中央与特区的关系，说明中央的职权和特区职权的划分，高度自治不同于完全自治；三是特区的行政与立法、司法的关系，应坚持以行政为主导。 关键词：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行政主导 本文谈三个问题，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中的主要问题。第一是“一国”和“两制”之间的关系；第二是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第三是行政与立法、司法的关系。当然经济、教育、文化等问题都比较重要，不过，我还是挑选这几个跟《基本法》的关系比较密切，而且当年起草时，注意力或争议也是比较多的问题。 一、“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一）“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一国”与“两制”互相联系。这里讲三点。我觉得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构想也好，方针也好，它是一个整体。所谓一个整体，就是既要讲“一国”，也要讲“两制”，不能把它断然地、绝然地分开。因为整部《基本法》，从序言到第１６０条，还有三个附件，都贯彻了“一国两制”方针。《基本法》从序言第二段就规定了“一国两制”，总则又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规定了“一国两制”；然后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最后，又在不同的方面，具体地规定了“一国两制”。所以说，《基本法》从头到尾地贯彻了“一国两制”的精神。 “一国”、“两制”是互相联系的。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一定要全面看它，不能只讲“一国”，只讲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也不能只讲“两制”，只讲“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如果只讲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而不讲“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那就是“一国一制”，而不是“一国两制”；反过来，如果只讲“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而不讲“一国”，不讲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就是“两国两制”，也不是“一国两制”。 首先应把“一国两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互相联系，而《基本法》里的确也贯彻了这一精神。第１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主要讲“一国”；第２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 作者简介：肖蔚云（１９２４—２００５），男，汉族，湖南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浅析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浅析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 摘要：香港作为我国第一个成功践行“一国两制”方针的特别行政区，回归后十几年的繁荣发展依旧；其中最根本的保证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施行，为其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但是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不同传统、政策分别实行相异的法律解释体制，在基本法适用时的解释权问题上发生了不少尖锐的冲突；而基本法所规定的“双重”解释体制在实际运用中并没有收到最好的效果；本问将对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冲突等做一个介绍，并尝试性地提出自身看法建议。 关键词：香港基本法；法律解释；双重解释体制；协调机制 一、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 香港特区与内地奉行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这是导致对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产生问题的一个原因。 香港采用普通法制度，依据其现行法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司法机关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有权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即“司法解释”；以具体案件为基础进行解释，而非“抽象、原则性解释法律”①；而由此产生的判决也将会成为法律的一部分；而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程序对存在漏洞的法律进行修改补充；行政机关在处理事务时也拥有一定的解释权；但最终法院依旧是作为法律解释的最终裁定者，具有最高权威。相反，中国内地采用大陆法系，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均拥有权解释法律。具体而言，全国人大负责制定法律，在法律条文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或作补充规定时，可对该法律进行解释或者制定法例加以规定，而司法解释指的是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时候，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至于行政解释指的是凡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该如何具体适用时，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解释；但是当针对同一法律的解释出现分歧时，都需要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由立法解释来进行最终裁决。因此，可以看出，根据约束性判例理论，香港较高级法院在判案中做的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和权威性，而内地不具有这特点；同时，香港法院若在审讯中对涉及的法律条文解释有疑问时，不得征询立法机关在草拟该条文时的原意，而需按照具体案件及对该解释的理解进行判决；而内地在此情况下一般需要呈交至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再根据此解释来进行判决；而对于司法审查的问题，内地对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而香港则是仅赋予法院拥有对法律的审查权。因此，香港和内地的法律解释制度自成体系，而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就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二、《香港基本法》对解释权作出的规定 香港作为我国特别行政区，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状况，基本法的解释必须根据“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既要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体现中央的权威性，又要充分体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达到双方的协调统一。因此，我们需要对基本法对其自身的解释权如何规定有所了解。 首先，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是根据宪法而作出的最基本规定；再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接着，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是，有着一定限制，在解释时凡是涉及对基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时，必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样的规定是针对那些涉及中央利益的事项；最后，规定了在特殊事项时的法律解释应该征询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①郭天武蔡冰菲《试论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