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崃县志》里的1959：人口急剧下降 死于饥荒

《邛崃县志》里的1959：人口急剧下降死于饥荒

发现中国

述弢知名翻译家

我的家乡是四川省邛崃县(今邛崃市)。邛崃古称临邛。这里气候温和，物产丰饶，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南边缘，一部分土地属于都江堰灌区，自流灌溉，旱涝无虞。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邛崃则有“天府南来第一州”之美誉。天府之国，其实主要指的是成都平原。

少小离家，多年与亲人相隔千里。对于家乡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家乡亲友也不便向我透露更多的真相。新近购得《邛崃县志》一本，如获至宝。不料浏览之中，竟有惊人的发现。

且看人口数字。县志收录的数字，应该是可信度相当高的吧。据县志记载，截至1949年7月，全县总人数为379535人。1949年年底邛崃解放，人口连年递增，1957年已增至452756人。奇怪的是，此后竟连续数年出现人口数字急剧下降的情况。1958年为429986人(出生人数由1957年的13582人减至11093人)，1959年为406734人，1960年为387243人，1961年为378001人，1962年为377075人，达最低值。1963年开始回升，至1968年方达到452265人，与1957年基本持平。1959至1961这三年间，共出生16564人，年平均出生率下降了13.74%；死亡57846人，年平均死亡率升至48.16%。1962年与1957年相比，减少了75，681人，相当于1957年总人数的16.7%，也就是六分之一左右。

那么，这是否同自然灾害有关呢？

据县志记载，1960年和1961年皆有干旱发生。1960年以夏旱为重，持续20天，全县稻田干裂29 .3万亩。1961年初夏旱，殃及大部分地区。然而，这并不是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据县志记载，1975年、1982年和1983年也曾发生旱灾，灾情与1960年和1961年相似，却并未出现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又如民国35年(1944年)大旱，从34年农历十一月至35年六月，冬春旱连夏，南河断流，沿河两岸水稻栽插甚少。粮价暴涨，据县志记载，仅平落乡就饿死10余人。然而从统计数字看，民国37年的人口总数为363561人，比民国34年的335926人增加了26635人，可见民国35年大旱并未带来人口大量减少的后果(民国35年和36年的数字缺失)。

细读县志，逐渐明白了人口数字连年急剧下降的原因。1949年至1956年，由于政策对头，粮食产量连年增长，1956年达最高值，为32941万斤。1957年降至31695万斤，减少了1246万斤。那是因为初级社升高级社后，群众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初级社阶段，仍然承认耕地私有，每年收益分配中，必须按股分红，付给社员土地报酬，实行“以劳为主，劳土分红”的分配办法。

1958年开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农业生产每况愈下。1958年秋天，邛崃县主事者好大喜功，谎报产量，声称全县粮食总产量已过七亿斤(实际上已从1957年的3.01695亿斤降至2.0781亿斤)，一年翻番，亩产破千斤，人均占有粮食1500斤。就凭着这些虚报的数字，一名县委副书记居然堂而皇之地作为邛崃县的代表，前往首都北京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是年冬天，四川省委要求大面积亩产分别达到3000斤、5000斤和1万斤。邛崃则提出1959年水稻播种面积中，亩产3000斤和5000斤者各占30%，亩产1万斤者占40%。

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下面各公社竞相提出亩产1万斤、2万斤、3万斤甚至5万斤的指标。牛皮吹破了天。高指标之下必然出现瞎指挥。全县大搞深耕、熏土、积肥三结合的土地大翻身运动。所谓深耕，就是过分深挖田土，甚至深达数尺。熏土，就是大量砍伐林木熏烧田土，甚至拆掉草房旧屋作燃料。积肥，甚至提出“为青山剃头，为大地修面”，用草皮、竹木制作堆肥和烧制粪灰，使地表植被、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深

耕和熏土，破坏土壤结构，导致农作物减产；过度密植者，更是颗粒无收。如此违背客观规律，一意孤行，很快就受到了惩罚。

工业也搞大跃进。1958年邛崃和全国一样大办钢铁，抽调大量劳动力上山炼钢，大春作物不能及时收种，粮食损失很大。最要命的是，农业生产方面虚报浮夸、谎报产量，带来的后果是国家的高征购，也就是征购过头粮。1959年全县粮食比1956年减少25.4%，而征购量却增加47%，达到1.2亿斤，占实际生产量的近50%，全县人均占有粮食不足300斤。出现了所谓的“非正常死亡现象”。1959年至1961年，粮食连年大幅度减产。1961年达到最低谷，全县总产量仅为18917万斤，比1956年减少了42.6%，农业总产值低于1949年的水平。城市居民每月定量降至19斤(全年228斤)，机关干部降至17斤(全年204斤)，农民口粮更是严重不足。当时农民早就不自己开伙，而是人人吃公共食堂。公共食堂初办时大吃大喝，到这时家底早就吃光，缺粮少菜，成了无米之炊。因此1959—1961年，全县人口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三年的死亡人数分别为18303人、27734人和11809人。这可不是干巴巴的数字，而是一个个骨瘦如柴的饿殍，一个个死于饥荒的冤魂啊！

始于1966年6月、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也给邛崃的经济带来重创。例如县志中说，当时农业生产停滞不前，农业生产饱受创伤，群众生活十分清苦。1976年，社员人均分粮414斤，人均分配41元。农村的劳动日值仅为3角钱。贫困社队更低。1978年，石头公社七大队第四生产队劳动日值仅为4分钱，八大队第五生产队劳动日值更低至负4分钱，也就是说干一天活反而倒贴4分钱。

人物篇中，值得一提的是裴增万，他是历届县委书记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裴增万作风深入，经常直接去农村基层了解情况。对农业和农村干部了如指掌，100多名农村支部书记，他可以叫出名字的占三分之二以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极左思潮泛滥，高指标、浮夸风盛行时，尚能保持清醒的头脑。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曾对一度盛行的浮夸风有所抵制。1959年秋收，他亲自组织三个验收工作组到下面收打水稻，核实产量。他说：“我们没产那么多，报高产量得了奖，群众会骂我们的。”1960年邛崃处于严重困难时期，他如实向地委汇报实情，并设法安排群众生活，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向地委递交了题为《关于巩固集体经济、恢复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然而他的正确意见非但未予采纳，反被视为“右倾”，并在当年召开的四川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受到公开批判。“文化大革命”中，裴增万的这篇报告更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他因此受到残酷迫害，直至万念俱灰，走上自我了断之路，年仅4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