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的动因

试论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的动因

On writing motivation of Zhang Tianyi＇s Children literature

（泉州儿童发展职业学院福建泉州邮编：362000）

吴建荔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始终在成人文学、儿童文学两条战线上创作的作家，大概也只有张天翼了。在成人文学领域已经收获不斐的他为什么还要在儿童文学这块被当时作家们冷落的荒地上去耕耘？本文主要对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动因做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张天翼儿童文学创作动因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始终在成人文学、儿童文学两条战线上辛劳耕耘的作家，大概也只有张天翼了。

30年代的中国文坛曾涌现出不少以社会底层的中国儿童的生活为素材，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加以呈现的儿童文学作品。当然，这类作品的出现与左翼文学思潮的萌发与涌动紧密相关。在这创作潮流中，张天翼独树一帜的儿童文学作品是3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50年代后，他所有的创作几乎全是儿童文学。

从“五四”时期到五十年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文学从多元走向一元，亲历了这场时代文化及文学变迁的张天翼也完成了自己创作上的艺术选择。在成人文学领域已经收获不斐的他为什么还要在儿童文学这块被作家们冷落的荒地上去耕耘？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张天翼是位很少谈论自己的作家。他的评论和杂文或者作品的前言大多是客观的事实和客观的意见，所以，这个问题直接从他的著作中是无法了解到。每逢有人问他关于有些儿童文学的什么问题，却常回答不上。他曾说过“我只是为了方便，才这么办的。你说这所写的不过是个比方，是个譬喻，也可以。说是个幻想故事，也可以。我之所以要这么写，无非为了更容易表达出我那个想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为了想把这个思想内容表达得更集中，更恰当，更明显，更为孩子们所能领会”。［1］

张天翼出生于一个教员家庭，曾经当过记者、编辑、小职员、教员，且又有叔伯兄姊在国民党政府的政、军、教界位居要津，其交往上至高官，下至平民，能够在30年代的中国社会各层面自由游走。因而，他较之一般的左翼作家有着更宽广的视域。他喜欢与各种社会底层的人交往，对日常接触的社会生活有浓厚的兴趣，处处留心。所以，在成人小说领域，他就以讽刺和幽默的笔法成就了一幅幅多姿多彩的人物绘画，生动地展示了3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层众生相。而他

之所以步入儿童文学领域，我认为，既有时代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他作为创作个体的一种必然。

（一）时代的感召

三四十年代，政治斗争极为激烈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不同阶级的人都面临着教育下一代争取接班人的问题，要求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都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哲学、道德、文艺等都要求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当民族生存和民族解放成为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时，对儿童来说，他们更重要的是认识社会生活中的阶级矛盾，而不是释放和理会自身内在的精神世界。儿童文学很自然地就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民族解放、民族生存紧密结合在一起了。而当时给儿童的读物少得可怜，所谓儿童画本，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恶作剧的儿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2］充斥书摊的依然是司马光砸缸，岳武穆王脊梁刺字及《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本。

大革命失败后，许多知识分子被现实接二连三地抛进惶惑的漩涡，急切地想要寻找一种能帮助他们看清现实的思想支撑。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就为许多作家找到了一种简捷明快的价值观。张天翼也正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在1926年就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他用阶级论的观点清理了自己的混乱的感受，重新明确对现实的判断，迅速地摆脱了心理困惑。富有政治热情的张天翼非常及时地适应了这种社会生活的需要。所以，当他以饱满的创作激情，以成人对生活的洞察和领悟走进了儿童文学的世界时，就体现了坚持现实主义精神前提下对政治主题的迎合，呈现出一种难以摆脱的教化情结。他在谈到自己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动因时就这样说过：“当时写童话也罢，写小说也罢，就是想使少年儿童读者认识、了解那个黑暗的旧社会，激发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使他们感到做一个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是多么可耻和无聊”。［3］

再看，5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政治一元化、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文学已无条件地自觉地纳入了政治轨道。一方面，由于文学环境及话语方式的急剧变化，使得一些作家“意识到自己的文学观念、生活体验、艺术方法与新的文学规范的距离和冲突，或放弃继续写作的努力，或响应时代的感召，以适应、追赶时势，企望跨上新的台阶”。［4］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无论是儿童教育家还是普通民众，都强烈意识到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未来的大事。对儿童文学作家而言，关注儿童，抒写儿童以达到对儿童的教育目的，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也是富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的体现。

50年代的张天翼不仅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更是政府的文化官员和儿童教育工作者。从1950年起，他就先后开始担任团中央少年部的课外辅导员、中央文学研究所副主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委员、建国后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委员、多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职务。他在成人小说创作领域上的艺术生命已结束，但他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却焕发出极大的热情并获得了新生。这也主

要得益于他在艺术上自觉而积极地响应了时代的号召，主动地投身于主流文学的激流中，从而使他找到了文学与政治、文学和道德的契合点。所以，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我们总能感受到他对社会现象夸张极至的嘲讽，感受到他创作的政治倾向性和理性色彩，感受到他浓厚的教化目的。

（二）创作方法使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天翼是一位世所公认的幽默作家。日本的评论家伊藤敬一说：“他的创作方法，有时使人自然地想到画家的创作方法。”［5］胡风也说，张天翼的创作“最明显的是漫画家的本领。——“单纯，夸大，简明的对比，笑”［6］而这正是漫画创作所应有的条件，也恰是张天翼创作的特殊的表现手法。他正是采用以夸张为主的漫画技法来进行小说创作的。30年代初，他运用胆大的夸张、犀利泼辣的讽刺手法，从客观的现实中选择细小而生动的题材，成功地对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矛盾的心理、虚伪的人生和卑劣的灵魂作了深刻的揭露。他为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画廊绘制出系列讽刺性典型人物，《包氏父子》、《华威先生》就是他杰出的代表作。

而在30年代，能够从中国的现实之中发现人类希望的只有儿童世界这种题材。在那个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包括张天翼在内的许多中国作家，总是把文学的要求和政治的要求以一种不可分割的形式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张天翼就是本着“为人生”的艺术观，要告诉孩子们“只要不是一个洋娃娃，是一个真的人，在真的世界上过活，就要知道一些真的道理”［7］而步入儿童文学世界的。

相对于成人文学而言，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具有浓厚的幻想，是儿童文学中最契合儿童心理与思维方式的一类文种。童话的幻想和荒诞主要是通过拟人、夸张和象征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从儿童接受心理角度看，儿童喜欢漫画，漫画所具有的夸张大胆、对比鲜明、色调单纯、构图明快幽默等特点是易于儿童喜爱和接受的。因而漫画技法本身是很适合于儿童文学创作的。

就创作个体而言，张天翼自幼生活在一个充满诙谐气氛的家庭里，自幼聪颖，模仿力极强，他的父亲是个爱说讽刺话的老人，二姐“爱说弯曲的笑话，爱形容人，往往挖到别人心底里去”。［8］童年时代的他就阅读了《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使他从小对讽刺幽默的文学有所偏好；中学毕业后曾学过绘画；后来历经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接触了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形成了独特的冷静客观看世界的处世态度。这些经历和特点都为他娴熟地运用漫画技法为儿童描绘人生的图画提供了可能，也为他的创作带来了鲜明的色彩。尤其像童话，是一种幻想的艺术，表现上所受的拘束要比小说少一些，它可以更自由地运用各种技巧的夸张。正如（日）伊藤敬一所说的：“他是将童话作为技巧的一个试验场地而加以运用的。”［9］在他的童话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通过夸张和幽默相结合的漫画化手法营造出一个个富有浓烈喜剧色彩的场面。

可以这么认为，张天翼选择童话形式来进行教育功能的实施是因为童话特有的幻想、夸张、怪诞的手法能为作家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的讽刺幽默的天赋。

（三）童年生命体验的精神还原

张天翼是中国现代文学家中，很少撰写个人自叙和情感世界的作家之一。但在他有限的自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中小学时就是一个典型的顽童。而他也是以一种欣赏的态度来肯定自己顽皮、贪玩及爱搞恶作剧的童年。在他的《自叙小传》和《我的幼年生活》中，都谈到了自己的童年。初小时，“功课没有一样行，只有和同学打架，说故事，是拿手。到高小以后别人叫我‘蛮牛’，‘野牛’，也有人叫我‘小昏热’”。［10］“进了中学不到两个星期，又全校都认识我了。无论先生，无论同学，总得撩他们几句，遇到些比我大得多的同学要动手（并非真打），我就逃上楼去，一见别人上了楼，我就跨过栏杆，抱着柱子溜下到地下来”。因此，“教务主任老是叫了我去：饭厅里别人打碎了碗他以为是我，无论什么地方有人闯祸他也疑心由于我。要是他走一个蹩扭的地方看见没有我，我相信他准得很失望的”。［11］据他的中学同学周颂棣回忆：“在自修室里，或在上课之前的教室里，他常常装作某个教师在讲话，在教课，手舞足蹈，并做出种种滑稽的样子，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12］

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汤锐曾说过：“每一个成年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永远的儿童存在着，从他的幼年直到老年，这个儿童逐渐从生活的表层沉潜入生活的深层，却一刻也未放松地把握着、控制着他的整个个性和人生。这就是每个人自童年时代所形成的人格基质和那一份童年经验，它伴随着并影响着每一个人的一生”。［13］在张天翼的经验世界中，这些有限的童年记忆是他那一段生活中最有意义的篇章，也是他的人格结构和生命深处埋藏极深的一个童年情结。正是这种童年情结在心灵深处召唤着作家。当作家在不经意的艺术创作中，童年的生命体验便会有意或无意地投射到创作对象上，并通过作品来宣泄表达；也正是这个潜藏赞赏的无意识情结，融入到作家的审美意识中，化作了艺术创造的一种生命源泉。

30年代的张天翼虽是“左联”盟员，但他在组织上只与“左联”保持一种比较松散的关系。“就现有材料看，游行示威，飞行集合，散传单，贴标语，公开讲演等等活动，他都极少参加，甚至也没有关于过严格的组织生活的记载”。［14］此外，在理论上，30年代的多次讨论、论争，张天翼也几乎没有参与，也就少受影响，心灵较为自由，毫无宗派的羁绊。这样，他可以常从世俗的纷扰和成人的功名利禄中走出，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情绪饱满、乐观，精力旺盛，充满青春的活力，可以使他较其他的作家相比更具有童心。解放前，他就喜欢和一些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可以无拘无束的和我谈话、玩耍，和我很要好。有时我写东西，他们就爬到我身上来玩，坐在我的膝头，我一手搂着他们，一手写作”。［15］解放后，他经常参加孩子们的队日活动，孩子们也常到他家来玩，“他们知道我的一些老朋友管我叫‘老天’，他们就都喊我‘老天叔叔’，动不动就和我‘咬耳朵’，谈这谈那，有些不肯和自己爸爸、妈妈谈的心里话，也和我这‘老天叔叔’谈”。［16］他的友人说他“有一肚子笑话和故事”，常“毫无保留地敞露出全部心灵，使你感觉到在你面前的简直是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17］

由此可见，张天翼的这种外向性格与顽童般的心灵一旦倾注被称为“快乐的

文学”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必然会留下其独特的审美情趣和鲜明的创作个性。也许，张天翼就像日本的儿童文学理论家上笙一郎所认为的是“具有儿童般天性”的作家，“他们虽已成年，但在心理上却保留着比一般人远为强烈的精灵崇拜的倾向，属于具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的性格类型”，“其作品自然而然成为儿童文学”。［18］

总之，当我们重读现当代文学时，张天翼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不应为我们所忽视的。在时代的感召下，他完成了文学创作方向的新选择。时至今日，当我们再度回首他的一篇篇儿童文学作品，会发现里面跳动着耀眼的时代的折射光；也正是他创作上的艺术选择，才有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张天翼.《给孩子们》序[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09.

[2]鲁迅.上海的儿童[A].南腔北调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3]张天翼.为孩子们写作是幸福的[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17.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29.

[5] （日）伊藤敬一：张天翼的小说和童话[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446

[6] 胡风.张天翼论[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89.

[7] 张天翼.《奇怪的地方》序[A]. 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55.

[8]张天翼.我的幼年生活[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17.

[9] （日）伊藤敬一.张天翼的小说和童话[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447.

[10] 张天翼.我的幼年生活[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17.

[11]同上.121.

[12] 周颂棣.我和天翼相处的日子[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62.

[13]汤锐.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M].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33页.

[14]张大明.张天翼与左翼文坛[A].吴福辉等主编.张天翼论[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00.

[15]张天翼.为《宝葫芦的秘密》再版小读者的信[A].张天翼文集第九卷[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219.

[16] 同上

[17] 蒋天佐.记张天翼同志几件事[A].沈承宽等编.张天翼研究资料[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87.

[18] （日）上笙一郎.儿童文学引论[M].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41-42.

作者简介：吴建荔，1971.8，副教授，主要从事儿童文学教学与研究。邮箱：yswjl@https://www.wendangku.net/doc/1013258803.html, 电话：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