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笔记提纲(陈思和等)

中国当代文学笔记提纲

第一节文化批判运动与文学的曲折发展

一、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到19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通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茅盾和周扬分别总结了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的成绩；大会选出了由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联领导机构；毛泽东文艺思想被确定为新时代为工农兵服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文艺总方针；起到了继承革命文艺传统，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创造新时代文艺而奋斗的重大历史作用；第一次文代会被视为当代文学的起点。

二、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

《武训传》于1950年12月在全国上演；武训终生以行乞而兴办义学，受到统治者的赏识；不久，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开展对这部电影的讨论，《人民日报》、《文艺报》等相继发表文章批评这部电影；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1951年11月起，全国文艺界进行了范围广泛、声势浩大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文艺思想；对《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开了以政治运动对待思想批判、文艺争鸣的先例。

三、第二次文代会

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第二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

四、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俞平伯是现代很有影响的一位红学家，在学术上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研究的方法乃至观念颇受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李希凡、蓝翎著文对此进行批评、置疑之时，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从针对俞平伯进而发展为针对胡适，由文艺界迅速扩大到全国思想战线，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

五、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胡风把世界革命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与五四新文学战斗传统相结合，总结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1952年《人民日报》批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5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批评，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批判运动，不久就升格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79年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这是建国后文艺界历时最长的一场悲剧。

第二节政治的调整与文学的迷茫

一、“双百方针”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具体内涵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这一方针的实施界限和范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从胡风事件的阴霾里走出，文学创作出现勃勃生机。

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印发，《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7月，毛泽东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随后，一场波及广泛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理论家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的文章也被定性为“大毒草”而遭公开批判；文艺界这场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使我国当代文学遭到极大的挫折。

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1958年3月，毛泽东提出“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第三次文代会认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最好的创作方法”，“不只适用于文艺创作，也适用于文艺批评”。

四、毛泽东的两个“批示”

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对文艺问题两次“批示”，认为文艺领域“问题不少”，“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不执行党的政策”；不久，文艺界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草的运动；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几乎宿命般地逼近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五、《海瑞罢官》与文化大革命导火线

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该剧“为彭德怀翻案”，“反对三面红旗运动”，全国主要报纸均予转载，成为“文革”的导火线。1966年2月，江青、张春桥等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宣称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1966年5月，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阐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第三节拨乱反正与文学的新时期

一、“伤痕文学”

是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提法源于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而真正的发轫之作是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同属“伤痕文学”的重要作品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作品揭露了“文革”灾难，描述了人们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及其在人们灵魂深处留下的难以弥合的内在创伤，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二、“伤痕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作为新时期发出的第一声真实的呐喊，“伤痕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对“人道主义”的继承：“伤痕文学”对“文革”进行了全面、整体彻底的否定，使人性得以复归，“人”地位得到重新确认，继承了“五四”人道主义传统，最好地诠释了“文学是人学”的意义。

第二，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了久违了的悲剧精神。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而到了“文革”结束后，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萌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悲哀与愤懑。

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恢复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第二章诗歌

第一节概述

一、1949—1978年间重要诗人和他们的代表作

郭沫若《新华颂》、臧克家《一颗新星》、冯至《西郊集》、卞之琳《第一个浪头》、艾青《欢呼集》、田间《天安门赞歌》《赶车传》、李季《杨高传》、阮章竞《新塞外行》、邵燕祥《到远方去》等。

二、1949—14978年间诗歌发展概貌

①流派的贫乏畸变：可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角度进行审视。先来看现实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使诗人们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欢乐感、自豪感，所以“颂歌”顺理成章地成了建国

初期的主题。诗人们不对社会生活作辩证地深入观照，而是仅对生活的“光明面”浮浅地描摹，然后唱出千人一腔的颂歌。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使得诗坛的现实主义从单调贫乏到扭曲畸变，诗歌成了标语口号的罗列和政治概念的堆积，从而彻底丧失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

再看浪漫主义，一些人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用神话代替理想，用矫情压抑真情实感的表达，催生了大批粗制滥造和伪浪漫主义的赝品。这种伪浪漫主义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兴起于50年代、风靡整个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也明显存在类似问题。由于往往从不当乃至错误的政治观念出发，狂热地憧憬着一种神圣伟大的“乌托邦”，脱离生活实际和社会现实，因而内容贫乏空洞，情感虚假不真。这种反现实的伪浪漫主义的取向，既背离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更背离了中国诗歌的传统。

②体式的畸形化：虽然这一阶段自由体、格律体、半格律体、散文诗都还存在着，甚至还从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那里移植来了“楼梯式”或“阶梯式”。但就总的趋势来说，却同样是扭曲与畸形化。这主要表现在对民歌体的极端推崇，使其在各种体式中居于一花独尊的特殊高位，在诗的体式上也就不能不发生扭曲与畸变。

③诗美内涵的极端化：具体表现为美与善的严重分离，并把美与善分别推向其反面，变成工具和虚妄，从而失掉了美与善。首先，是竭力推崇所谓崇高美，致使审美意象贫乏单一，诗歌创作往往是从某种观念出发，用矫情代替真情实感的抒发，使诗美蕴涵由崇高沦为虚妄。其次是艺术情感的贫乏和艺术个性的泯灭，诗歌艺术情感贫乏甚至虚化。第三，由于极端地追求诗的社会功利（善），致使善与美分离并分别被推向自己的反面，使诗美逐渐沦丧，变成了政治的工具。

第二节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

郭小川诗歌创作特色

①鲜明的时代色彩，浓烈的革命激情: 郭小川被誉为“战士诗人”，他的诗洋溢着强烈而真挚的激情。诗人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草木，50年代，他热烈歌颂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黑暗永远地消亡了/随太阳一起/滚滚而来的/是胜利和欢乐的高潮。”（《向困难进军》）。60年代，他把对党、对祖国的激情化作对祖国钢都、煤都、林海、草原、边塞、海防的礼赞，对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歌颂，在《厦门风姿》中诗人以浓墨重彩描绘这座地处海防前线的英雄城市“满树繁花、一街灯光、四海长风”，“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从他的诗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历史的风云，而且可以咀嚼诗人关于人生、理想、生活、幸福的精辟见解。如《致青年公民》《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等

②立意高远，哲理性强：他善于将从生活中领悟到的哲理加以诗意的表现。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无论是描绘现实生活图景，还是对重大社会命题进行诗的议论，都努力从自己的理解中提炼出闪耀着思想火花的哲理，发人深省，促人向上。如在《青松歌》中，诗人赞美青松：“活着时，/为好日月欢呼；/倒下时，/把新世界建筑。”实际上是对革命战士高尚节操和英雄品格的赞颂，其中包含的人生哲理引人思索，耐人寻味。同类诗歌还有《望星空》《致大海》《白雪的赞歌》《致青年公民》等。

③艺术上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诗人曾努力尝试过多种体裁样式，如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楼梯式等，从中吸取营养，进而加以创新，以推动诗歌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更好地表达丰厚的内容，热烈的情怀。他吸取楚辞、汉赋的某些特点，融进民歌的优点，运用比兴相结合的“赋”的铺陈手法，创造了他所独有的相当格律化的诗体――“新辞赋体”。“新辞赋体”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大量采用铺陈排比、自然流畅、音调铿锵的长句体和短句体，铺张渲染、反复咏叹，增强了诗歌内部的严整，强化了诗的形式美、节奏美和抒情气氛，形成一种宏阔彭湃的气势。如《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等，节奏感强而韵律鲜明，气势浩荡又婉转流畅，达到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在我国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三章散文

第一节概述

一、本时期重要散文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

碧野《天山景物记》、叶圣陶《游了三个湖》、茅盾《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欧行书简》、何为《第二次考试》、巴金《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冰心《樱花赞》；吴伯箫《菜园小记》、曹靖华《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王石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黄宗英《小丫扛大旗》、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唐弢《“言论老生”》、巴人《况钟的笔》、邓拓《燕山夜话》；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烈火中永生》、陶承《我的一家》、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杨植霖《王若飞在狱中》；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二、1949—1979年间的散文创作概貌

①抒情散文的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1956年和次年的一段时间里，表现了作家要回到个人性情、体验上的努力，并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第二次发生在1961年，并延续至1962年上半年。由于散文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成果获得丰收，散文作家在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普遍重视借鉴我国古代散文和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艺术经验，注重诗意的捕捉、情感的抒发和语言的锤炼。

②报告文学的涌动：在主题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英雄们的热情讴歌；歌颂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本色和中朝人民的深厚情意；报告社会主义建设的喜人成绩；揭露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等。

③杂文的沉浮：本时期杂文主要包括:歌颂新中国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针对人们思想问题或论说革命道理的“思想杂谈”；对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进行针砭和讽刺；针对现实发表议论，将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的知识小品等。

④史传文学的生长：50年代前期，侧重于记写英雄人物；1956至1965年，史传文学逐渐地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写作活动，形成了持续的创作繁荣；1958年，在群众文艺运动中兴起了文艺性“三史”（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的写作，记写劳动人民的血泪史、斗争史、翻身史和幸福史；进入60年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多方面人士撰写回忆录和自传，回忆了从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约半个世纪里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里的历史事件。

第二节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

杨朔散文创作特色

①对火红年代和普通劳动者的赞颂：杨朔总是将笔墨倾注到崭新时代背景下的普通劳动者，如《香山红叶》中的老向导、《荔枝蜜》中的老梁、《茶花赋》中的普之仁、《雪浪花》中的老泰山，他们在辛勤的劳动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在日常的工作中体味生活

的价值，作者满怀热情地表现了他们高尚的思想品质，歌颂了他们的崇高精神。对这些无名英雄的赞美，汇成了杨朔散文乐章的最强音。

②独创的诗体散文风格：杨朔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在整体构思上通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使散文境界优美、诗意盎然，使描写的景物和抒发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如《雪浪花》借浪花来表现老泰山的性格和激扬的时代；《海市》借奇异的海上幻景展现今日鱼岛生活的兴旺美好；《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出祖国的欣欣向荣。

③布局精巧，语言凝练，意境深沉含蓄：他的文章讲究“起笔”，起势不凡；中间行文跌宕起伏、往复三折，见“曲径通幽”之妙；最后“卒章显志”，骤然翻出新意，含蓄止笔；但同时又力求变化多姿，讲究修饰文辞，注重锤炼语言，如《茶花赋》中“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一“踏”一“醉”，确属形神俱现、含义丰富。

第四章小说

第一节概述

本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概貌

①革命战争题材代表作：主要有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等。

②历史题材代表作：徐懋庸的《鸡肋》、师陀的《西门豹的遭遇》、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姚雪垠的《草堂春秋》、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徵》、李束为的《海瑞之死》等。

③农村题材代表作：马烽的《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等着重反映农村和农民的新气象；而像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西戎的《赖大嫂》、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则对农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揭示。

④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李凖的《灰色的帆篷》、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

⑤打破人性禁区、表现人性、人情的作品：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李威伦的《幸福》、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

⑥中短篇小说创作出现短暂转机时期的作品：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孙健忠的《山鹰展翅》、侯建水的《路标》、张登魁的《带响的箭》等。

⑦重获新生的中短篇小说：刘心武的《班主任》、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卢新华的《伤痕》、莫伸的《窗口》、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周立波的《湘江一夜》、王愿坚的《足迹》、成一的《顶凌下种》、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宗璞的《弦上的梦》等。第二节茹志娟的《百合花》、王愿坚的《党费》

一、茹志娟《百合花》的艺术特色

①构思新颖独特，表现重大主题：以战士向百姓借被子、保护伤员构成基本情节，以一床绣有百合花的被子为道具，表现了拥军爱民的重大主题。自然而巧妙地安排了一系列前后呼应的细节，对英雄人物的刻画起到了重要作用．

②注重人物的心灵和情感的“诗化”：作者善于经营一些富于诗意的画面，让人物置身其中，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摹人物的音容笑貌，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她笔下的人物如山野的“百合花”一样圣洁、纯朴，透着自然的情韵和独特的诗意。

二、王愿坚小说特色及《党费》中的人物塑造

①选材独特：王愿坚选择和表现了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还涉及得不多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斗争生活，表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党员和军民所历经的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党费》集中刻画了女共产党员黄新这一典型形象。

②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注重描写一些平常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以表现英雄性格，他不着力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善于捕捉英雄闪光的一刹那，以此来凸现人物的心灵之美和情操之美。如黄新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舍不得把积攒下来的钱给女儿买衣穿、买东西吃，却把钱无私地献给了党。

③注重细节描写：他善于采用横断面结构的方法，用平实的语言讲述英雄的故事，不事形容和夸饰，而是在具体细节场面上用力，手法精雕细刻，艺术的感染力强。

第三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小说

一、“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是由部分山西作家构成，以写农村题材小说为主的一个文学流派；

起源于40年代，繁荣于五六十年代；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三里湾》、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胡正的《汾水长流》、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等；作品多取材于山西农村生活，反映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竭力追求小说的平民化、大众化和地域性特色，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二、赵树理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

①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进程的形象化表现：它涉及到了农村方方面面的问题，如农业合作化、集体农庄，落后人物的转变，封建习俗迷信的根除等，如《三里湾》、《“锻炼锻炼”》等。

②所塑造的“中间人物”是对现实主义的深化，是对农民形象的丰富性开拓。

③追求小说的民族化与大众化。A . 根据农民的欣赏习惯，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写小说，故事有头有尾、首尾呼应、情节完整，一般先介绍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身份和经历，然后紧紧抓住某一事物突出的特征，或者人物的某一显著特征，演绎故事。B. 吸取了大量的民间口头语言，并对民间口语进行艺术加工，使其小说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农民喜爱的口语化语言, 体现了浓厚的地方性特色。C 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叙述故事, 加强故事的动作性叙述，轻人物心理刻画，而重故事进程。

第四节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

一、杨沫创作概况

杨沫于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报告、通讯和散文。1958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中短篇小说集《苇塘纪事》、《红红的山丹花》、《杨沫小说选》；散文集《不是日记的日记》、《杨沫散文选》、《大河与浪花》、《自白——我的日记》及电影剧本《青春之歌》等。

二、林道静的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林道静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受过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意识的深层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印记。但她的生母又是被迫害而死的劳动妇女，她从小失去母爱，受尽封建家庭的折磨，这又形成了她富于反抗的性格，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她有可能走上革命之路，同时又注定了她革命化过程的艰难。为了反对包办婚姻，她依然离开了封建家庭，走向社会，但她摆脱不了黑暗势力的包围，因而想以死来来表达对黑暗世界的最后诅咒。她的这种不幸遭遇，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说明了个人反抗奋斗的软弱无力。后来她被余永泽搭救，并与之相爱、同居，但她仍然不时感到人生的苦闷。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引导下，她逐渐投身于革命运动，最后，终于走出了狭窄的金丝笼，走上新的人生之路。经过农村阶级斗争的风雨和狱中的生死考验，她终于与旧我决裂，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林道静所走的道路，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摸索前进过程进行的一次总结，她的成长道路，十分准确地概括了30 年代知识分子的总体趋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深刻的教育意义。

第五节柳青的小说

一、柳青的小说创作

1936年用柳青笔名发表第一篇作品《待车》。1946年创作了第一部反映陕北解放区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种谷记》。1951年创作了第二部表现陕北农民英勇支前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9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这是一部探索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原计划写四部，“文革”到来，作者的写作计划被迫中断。

二、《创业史》中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形象创造

梁生宝十一个平凡而又高尚、踏实而有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他身上，普通农民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典型地体现了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平凡、勤劳、朴实、淳厚，生活的严峻磨练，培养了他的顽强坚韧和老成持重，也培养了他对苦难兄弟乐于相助的美德。而作为经过党培养教育的农民新一代，他身上的传统基质又升华为新的优秀品质：胸怀开阔、克己奉公、无私正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梁生宝性格的另一个侧面是对于党的事业的忠诚。到郭县买种子、进山割竹进行生产自救、整顿互助组、吸收白占魁入社等，都是从党的事业着想，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可以说，梁生宝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英雄形象。

梁三老汉是一个勤劳、务实、耿直而又思想守旧的老一辈农民形象。作为一个老式农民，私有观念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使他因循守旧，对梁生宝走合作化道路不能理解，甚至反感；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阶级地位、旧社会艰难的创业经历和新时代给他的美好印象，使他本能地在精神上与党和政府很贴近，作家通过描写梁三老汉矛盾对立的双重性格，既写出了私有制对老一代农民的影响之深，又写出了党对他们引导和帮助的重要性，从而揭示了引导和教育农民的重大历史命题。梁三老汉的形象概括了

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了老一代农民弃别私有制、接受公有制所经历的艰难、痛苦的思想历程，是一个真实度、典型性非常高的形象。

三、《创业史》的心理描写

作者注重对人物的心理分析，总是对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作一些提示、解说和剖析，以揭示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如对梁生宝遇事爱思考的个性的描写，对富农姚士杰仇恨新社会的阴暗心理的揭露，对郭振山、改霞、梁三老汉的矛盾心理的分析都很精彩。因而，《创业史》可以说是一部表现农业合作化时期各阶段、各阶层人物形象的心理发展史。

第五章戏剧

第一节概述

本时期戏剧创作发展取得的成就

①推陈出新”的戏曲变革：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导下，出现了两次戏曲变革高潮。第一次是在1949至1957年，主要任务和成就体现在对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1958至1976年，以京剧现代戏改革为标志，戏曲发生了第二次重大变革，出现了新的高潮。吴晗的《海瑞罢官》、田汉的《谢瑶环》、孟超的《李慧娘》是60年代初诞生的优秀新编历史剧。

②高潮迭起的话剧创作：建国初期，话剧走在关注新生活的前列，老舍的《龙须沟》被誉为反映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生活的开山之作；胡可的《战斗里成长》描写了全国解放前夕部队生活。在1956至1957年，出现了“第四种剧本”浪潮。杨履芳的话剧《布谷鸟又叫了》，反映了农村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新思想。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赵寻的《还乡记》等作品都属于“第四种剧本”。老舍的《茶馆》则被视为“第四种剧本”中最优秀的剧作。1958至1962年间，历史剧的创作和评论异常活跃，产生了大量优秀或较优秀的历史剧，如郭沫若的《蔡文姬》、《武则天》，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老舍的《神拳》，曹禺等人的《胆剑篇》，朱祖贻、李恍的《甲午海战》等等。而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则是“教育剧”方面的较为优秀的作品。

③辉煌一时的新歌剧：1953年起，新中国歌剧开启了专业化和建立剧场艺术的历史帷幕，李伯钊创作的《长征》，是在歌剧舞台上表现领袖形象的首度尝试。

第二节郭沫若、田汉的戏剧

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的“剧诗”风格

①从剧本内容看：在充分掌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作者以“蔡文姬就是我”为创作基点，发挥高度的想像力，将蔡文姬独特的人生经历，安排在尖锐的矛盾漩涡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剧情跌宕起伏，摇曳生姿，把这位才华盖世古代女诗人的命运写得楚楚动人，充满诗意。

②从人物设置看：不仅蔡文姬是一位诗人，剧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曹操也是一个诗人和文学家，剧中穿插的有关论说诗文的场景，也强化了该剧的“剧诗”色彩。当然，最为典型的还是剧作家根据时代需要对曹操的“反案”，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胆识，使全剧更具浪漫主义特征。

③从剧本的文字风格看：剧中的人物对话，大多是诗一般的抒情语言，尤其是在揭示人物内心矛盾时，更用大段的抒情诗般的内心独白。缠绵哀怨的《胡笳十八怕》贯串全剧，增添了作品浓厚的诗意。最后的一幕那首《重睹芳华》更是把全剧的抒情气氛推向了高潮。

第三节老舍的戏剧

一、《茶馆》的民族化特征

老舍所有的话剧中，《茶馆》的成就无疑是最高的，它以1889 年戊戌变法失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为背景，通过旧北京一个“裕泰大茶馆”兴衰变迁的描写，反映了三个时代长达50 年的历史风云变幻，是一部描绘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史诗性剧作，表达了腐败堕落的旧制度是人民痛苦的根源、只有新社会人民才能当家作主、彻底改变悲苦命运的重大主题。

剧作在历史内容、人物、艺术表现手段等等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

①《茶馆》展现的社会背景、生命形态、人们的情绪愿望等方面具备了鲜明的中华文化特征。

②在戏剧人物与戏剧语言方面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以民族化的语言活画了人物的民族性格。③《茶馆》具有突出的民俗文化特征。反映在《茶馆》中的民俗文化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这样两个方面。第一，各式各样的京华旧俗；第二，“满汉全席”的各色人物本身所具的民俗文化性质，从而构成了作品内容上的整体文化氛围。

二、《茶馆》的结构艺术

①结构安排：《茶馆》表现了老舍大胆、独特的探索和创新，与传统话剧不同，这个戏没有贯串始终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但人物众多（其中有台词的多达50 人），细节极为丰富，因此有人称它为“图卷式的作品”。由于矛盾的接触点与生活的横断面结合，形成了蛛网般的结构。三幕戏就像三组风俗画，按照社会发展时序，选取一重大事变发生后的短暂时期，一幕反映一个时代，时间跨度极大，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缩影。

②表现角度：作家选取了一个最有表现力的角度，就是裕泰茶馆，三幕戏都在这里展开。“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茶馆联系着广泛的社会生活，从茶馆的变迁和茶馆里出现的人物和事件中，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③以人物带动故事：为使跨度极大、情节松散、人物众多的《茶馆》保持连续性和整体感，在人物安排上，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这三个主要人物自壮年到老年，贯串全剧，而几个次要人物则“父子相承”，使三个独立的横断面浑然一体。同时，每个角色都说自己的事，但又都与时代发生关系，扩大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

④亦悲亦喜的内在感情基调：全剧内在感情基调统一，在喜剧因素下面，隐藏着深刻的悲凉情调；在悲凉和绝望之中，又包含着对光明的确信。

第二编

第一章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改革开放与现代主义的冲击

一、第四次文代会

第四次文代会于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北京召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这次大会，全面总结了建国30年文艺战线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明确了新的历史时期文艺要为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的工作任务；重新确立了“发扬文艺民主”“创作方法多样化”等文艺政策；在中国当代文艺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两为”方向

第四次文代会闭幕不久，1980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今后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发展方向，不再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并且确定“两为”方向是“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不仅能更完整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对文艺的历史要求，而且更符合文艺规律”。

三、“三只报春的燕子”

指的是最早展露新时期文艺复苏迹象的三篇作品：白桦的剧本《曙光》、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

四、现代主义的冲击

80 年代初，西方现代的许多哲学思潮不断被引进，像“实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均被一些文艺批评者所接受。与此同时，尼采、萨特、布莱西特、海明威、塞林格、卡夫卡、福克纳、乔伊斯、马尔克斯、川端康成、昆德拉等外国作家作品纷至沓来，不仅拓展了中国作家的艺术视野，而且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文学创作领域先后出现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探索戏剧”等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作品。随后，“黑色幽默”、“意象诗”、“荒诞戏剧”、“元小说”、“新新闻体”、“表现主义”等各类艺术表现手法，都陆续进入新时期文学，打破了创作方法单一的旧格局，创造了多样的艺术审美形态。

五、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

人道主义问题讨论始于1978 年底，到1983 年，共发表相关论文600 多篇。1983 年3 月，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 周年，周扬在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根据早期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同样存在着人的“异化”问题，对解放后文学创作中否定“人”的现象做了全面深刻的质疑。代表“上层”出面批判周扬文章的是胡乔木，他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中对周扬做了严厉指责。由于该文不再是“学术讨论”，这场人道主义问题讨论随之停顿下来。

第二节创作自由与审美意识的觉醒

一、“反思文学”

“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在新时期出现的第二个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有，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谌容的《人到中年》、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灵与肉》等；作品着重对“文革”、十七年甚至更早的历史事实进行思考，从而在意识形态、国民性等方面挖掘现实问题的根源，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索。

二、寻根文学

进入80 年代中期，文坛出现“文化寻根”热，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作品有，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的《爸爸爸》、张承志的《黑骏马》、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等；他们希望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解答为何中国会出现“文革”十年动乱乃至自盛唐以来国力衰落的疑问；这是新时期首次出现的以明确的理论主张倡导的、理论与作品同时出现的完整意义上的文艺思潮。

三、改革文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许多作家开始把目光由历史拉到现实，关注现实中的改革发展，形成了风行一时的“改革文学”；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被公认为“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其他如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何士光的《乡场上》、张一弓的《黑娃照像》、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柯云路的《新星》、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等；着重表现对农村和城市改革出现的新气象的肯定，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和热点难点问题的思考，体现了作家对社会、时代的广泛思索。

四、先锋实验文学

是指8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批作家以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为主进行的文学创作，代表性作家作品有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魏明伦的《潘金莲》等；这些新异乃至怪异的“先锋实验”之作，以独特的审美方式和艺术构造，带给人们崭新的审美感受，展露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产生的巨大艺术能量，对人们艺术观念的革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五、大众通俗文学

大众通俗文学从80年代初经由港台传入，以武侠、侦探、言情小说为代表，伴随着文化市场的不断繁荣，大批消费者的形成，作品数量猛增，如何顿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王安忆的《长恨歌》以及王朔的小说及影视作品等，逐步形成与精英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并立状态。

第三节社会转型与文学精神思想的失调

一、“新写实小说”

又称“新写实主义”，80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代表性作家作品有池莉《烦恼人生》、方方《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一地鸡毛》等；他们热衷于对现实生活进行近乎自然主义的“生活流”细节描绘，崇尚对现实的“原生态”表现，刻意避免在叙述中掺杂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其创作呈现出新的气息，一时成为读者喜爱的新的小说形式。

二、新历史主义小说

80 年代末出现的文学思潮；莫言的《红高粱》被认为是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之作”；其他主要作家作品有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新历史主义在真实观、历史观和艺术观上都带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追求对题材的抽象和超越，把题材、人物、事件仅仅当作一种背景，主要表现主观体验和人物心灵，拓展了作品的思想容量。

第二章诗歌

第一节概述

一、“归来的诗人”

“归来的诗人”主要指由于政治及其相关的原因，50年代中期以来被迫完全终止创作或根本不能公开发表作品，到70年代末期又陆续回到诗坛的诗人。具体包括：

①在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受到牵连的诗人，如绿原、牛汉、曾卓、罗洛等；

②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诗人，其中既有在三四十年代成名的艾青、穆旦、唐祈、唐湜等，也有在50年代初露头角的公刘、邵燕祥、白桦、流沙河、昌耀等；

③在五六十年代褊狭的艺术观念支配下从诗坛上自觉消失的诗人，如辛笛、郑敏等。

二、“崛起的一代”

“崛起的一代”主要指70年代末期以后涌现的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青年诗人。具体包括：

? 延续五六十年代诗歌主流“传统”的诗人，如雷抒雁、张学梦、叶延滨、杨牧等；

? 在“文革”中成长的具有反叛和变革意味的朦胧诗人，如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

? 80年代以后出现的更年轻的诗人，如海子、骆一禾、西川等。

三、本时期诗歌发展的三个阶段

①第一阶段1978年到1980年，为历经劫难的诗人“归来”和延续“传统”的青年诗人“歌唱”的阶段；

②第二阶段1980年到1986年，这是具有叛逆和创新意识的新一代诗人，即朦胧诗人崛起并得到认可的阶段；

③第三阶段1986年到1989年，一批更年轻的诗人以民间群落形式突破朦胧诗，寻求更加自我的诗歌精神的阶段，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90年代诗歌的主力。

四、本时期诗歌发展的总体特色

①对诗的真实性的普遍关注，这是对前一时期诗歌，尤其是十年动乱中所出现的虚伪和矫情的反拨和矫正；

②对诗的个性化的自觉追求，不管是对国家社会的历史现实，还是对个人自我的心灵世界，都坚持一种独立的思考立场；

③对诗的本体建设的高度重视，从诗体形式、意象结构到语言句式，都被不断地变革和翻新。

第二节朦胧诗及其有关诗人

一、朦胧诗

新时期重要的诗歌创作潮流，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而得名；代表性诗人和作品有，北岛的《回答》、舒婷的《致橡树》、顾城的《一代人》等；曾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侧重表达对“文革”政治神话的抗争和反思，对自身价值的追问与探求，对自由理想的追寻；从整体上改变了当代诗歌的基本格局和基本风貌。

二、关于朦胧诗的争论

朦胧诗这一名词首先出现在1980年8月《诗刊》发表的章明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中。朦胧诗最早可追溯到一群插队在白洋淀及周围地区的知青诗人组成的“白洋淀诗人群落”的地下创作，有黄翔、食指、芒克、多多、根子等。“文革”结束后，一些具有相似风格和倾向的诗歌作品开始更多地出现，包括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人的诗作，遂形成一股创作潮流。

朦胧诗曾导致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广泛激烈的论争。论争由公刘的一篇文章《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引发，论争的意见大致有三种：

? 认为这批青年诗人的诗作是新诗史上的“新的崛起”，代表着诗坛的希望；

? 认为是一种数典忘祖、食洋不化的现象；

? 认为朦胧诗可以存在，对青年人的创作既要热情鼓励又要正确引导。讨论使朦胧诗的概念有了比较确定的含义，人们的诗歌观念也得到了积极反思与发展。

三、朦胧诗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朦胧诗的内容特征：

①从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价值角度对动乱年代的苦难历史、人性毁灭、理性沦丧进行反思与批判；

②对自由人格的追求和对奴性人格的否定，对个体价值的肯定和对主体情感的宣泄，并表现完成这一过程的强烈愿望与信念，体现有一定的自我反思精神。

③重建了一整套不同于十七年诗歌中的那种价值与信念。

朦胧诗的审美艺术特征：

①打破现实主义审美模式，由写实转向写意，由具体转到抽象，由物象转到意象，由明晰转向模糊，着重于表现多变、曲折和复杂的主体世界。

②打破过去诗歌线性因果或单向直抒的方式，以主体情感和情绪流动的内在曲线结构作品，情感呈散点辐射状态，主题的多义性和情感的多向性代替了过去的平面状态，在结构上实现了真正的“自由”。

③多用象征、暗示、通感等，用意象的模糊性取代形象和意旨的明确性，闪烁的意念、跳跃性的转递切换、瞬间感伤的捕捉等等，是其典型特征。

第三节海子的诗歌

海子诗歌主要内容和艺术特色

①自然之爱：海子将自己童年与少年时代15年在乡村的生活经验，凝结成一个个质朴、单纯的世界：麦地、村庄、月亮、天空等，他把景色的元素变成了诗的语言和呼吸，对大自然元素怀有不可质疑的感恩之情，对苦难而辽阔的“麦地”进行一而再、再而三的歌咏，如《麦地》：“这时正当月光普照大地/我们各自领着/尼罗河、巴比伦或黄河/的孩子在河流两岸/在群蜂飞舞的岛屿或平原/洗了手准备吃饭”，在海子笔下，自然其实更多的是他儿时的乡土，诗意与苦涩交替出现在他的诗行，“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他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他们破碎”（《四姐妹》），眷恋、感恩、忧伤这些朴素而强烈的感情纠结在一起，成了海子诗歌反复咏叹的主题。

②悲剧色彩：海子执着追求生命、追求存在的意义；同时，他又看到了这生命在黑暗中所注定要遭受到的阻力，不得不去表现生命的痛苦。“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上升”（《黑夜的献诗》），环境的压力，现

实的逼迫，这使诗人陷入幻觉之中，也导致了海子诗歌艺术的悲剧色彩。

③神秘美感：海子的诗歌仿佛是一堆古瓷的碎片，在不完整的残缺中，却给人一种神灵般的启示和诱人的美艳。读他的诗，会有一种难于把握的恍惚不定的感觉，但这感觉又是独特的，而且是十分确切的。理想的境界与现实的“废墟”，冲撞而又交错的意境，赋予海子的诗以强烈的个性化的特征：“当我没有希望/坐在一束麦子上回家/请整理好我那零乱的骨头/放入那暗红色的小木柜。带回它/像带回你们富裕的嫁妆”（《莫扎特在<安魂曲>中说》）。

第四节艾青的诗歌

一、艾青新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

①独特思考，主要是对当代中国现实政治作出思考，如《在浪尖上》和《迎接一个迷人的春天》等。

②视野开阔，有着浓郁哲理倾向的诗篇，流露出诗人试图把握人类历史乃至大千世界运行规律的努力，如《光的赞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向海洋》等。

③即兴短章，通过眼前的物象阐发哲理，在看似随意的发挥中找到意象的哲理归属，如《盼望》、《盆景》、《镜子》、《山核桃》等。

④“域外题材”，大多是记游式的随感短章，如《慕尼黑》、《维也纳的鸽子》、《芝加哥》等。

二、艾青“宏观抒情诗”的艺术特色

重返诗坛的艾青，为了解决诗歌创作中出现的政治激情澎湃而诗情淡薄，生硬和缺乏形象性的不足，选择了“宏观抒情”这一磅礴大气的艺术形式。

所谓“宏观抒情”就是试图从纵深的时间过程和开阔的空间范围来把握个人和民族历史的艺术追求，是面对国家、民族、人类，甚至全宇宙所作的抒情。

艾青总是从艺术辩证法出发去观察体验生活，又从这些艺术地再现的生活中探求到了宇宙、社会以及生活的辩证规律；以意象的如实的微观，层层推演到象征的宏观甚至无限，最终完成一个巨型的艺术构思。如《光的赞歌》通过回顾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光明与黑暗的搏斗，艾青以他全部的感情，气势磅礴地讴歌了“只知放射，不求报偿”、“大公无私，照耀四方”的光明，着力地鞭挞了“凝固得像花冈岩似的”黑暗。诗中袒露出来的诗人对政治和人生的见解，体现了诗人的宇宙观、历史观和美学理想。

这一类作品不直接表现社会政治事件，也很少表露作家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内涵，作者有意让诗歌和具体的历史事实保持一定距离，并借此来完成“将对个人遭遇的关注升华为对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心态的概括”。艾青这种处理题材的方法，使其诗歌从描述事实的层次上升到哲理的层次。在《光的赞歌》中，艾青成功地运用象征手法，通过光这个具体可感同时又凝聚哲思的亮丽雄奇的形象，诗化地反映了诗人对人生的广博深思，对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精微观察透视，对现实社会的富有胆识的剖析，表达了诗人对人类的前途、理想的确信，并借对光的赞颂而肯定和颂扬了一切美好的事物，既有感染力又有启迪意义。

第三章散文

第一节概述

一、“哀悼散文”重要作家作品

①悼念领袖人物类：毛岸青和邵华的《我爱韶山的红杜鹃》、巴金的《望着总理的遗像》、何为的《临江楼记》、杜宣的《刻骨铭心的教诲》、廖承志的《我的吊唁和回忆》、曹靖华的《小米的回忆》、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薛明《向党和人民报告》；

②悼念在“文革”中受冤屈死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类：楼适夷《痛悼傅雷》、柯岩《哭李季》、丁宁《幽燕诗魂》、黄宗英《星》、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陈荒煤《忆何其芳》等。

二、“反思散文”重要作家作品

巴金《随想录》、杨绛《干校六记》、丁玲《“牛棚”小品》、冰心《怀念老舍先生》《悼念林巧稚大夫》《悼丁玲》、陈白尘《云断梦忆》《牛棚日记》、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北京城杂忆》、黄秋耘《丁香花下》《雾失楼台》《“十年生死两茫茫”》、柯蓝《在记忆的海洋上飘荡》、赵丽宏《死亡余响》、ersonName ProductID="韦">韦ersonName>君宜《故国情》《似水流年》，柳萌的《心灵的星光》。第二节巴金的散文

一、《随想录》的创作过程

“文革”中，巴金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妻子亦被迫害致死，经历了沉痛的“文化大革命”后，饱经沧桑的巴金，一改解放后欢乐与歌颂的创作基调，将自己凝重的沉思汇集于《随想录》。

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151篇《怀念胡风》，其间历时8年，陆续出成5集，按时间先后分别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

中集》和《无题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5个集子又总称《随想录》。1987年9月，由三联书店结集出版合订本，全书共42万字。

二、《随想录》的思想价值

①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巴金带着个人深刻的认识和痛苦的经历，站在亿万人民的立场上，对“文革”进行反思，这是《随想录》的基本思想，在《我的噩梦》《人道主义》等文中，对“文革”中的现象进行重新审视、分析、批判、探索，深刻认识这场“革命”的性质及其产生的思想和历史根源，反复思考“人为什么变成兽”等问题，触及到“文革”的本质，表现了大胆解放思想的勇气，以实践检验真理的胆识。

②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在总结清算“文革”的基础上，巴金反思自身，对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一切违背真心的选择，作了严肃的自我解剖、自我反省、自我谴责和自我批判，不仅揭示了“文革”产生的原由和危害，也不仅对自己曾经失去独立人格进行追悔，而是想把对自我的谴责与对民族心理和性格弱点的反思连在一起，力图体现出一种立足自我又超越自我的勇气，因而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如《怀念萧珊》，在痛苦地责问自己、解剖自己的同时，不仅祭奠了自己的亡妻，也在怀念着所有在十年浩劫中冤死的灵魂；相同题材的还有《小狗包弟》。

③“写真话，吐真情，求真理”的创作态度：巴金以赤子之心勇敢地探求真理，是贯穿于全书的基本精神，无论对社会问题还是对文艺问题，都能直言不讳，表现出一种无畏的批判精神，而且不乏深刻的见解，体现出一定的思想价值。

第四章报告文学

第一节概述

本时期报告文学创作概貌

报告文学创作大致以80年代中期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段。

①80年代中期以前，以写人物尤其是当代新人形象为主，主题取向的主旋律意识也颇为鲜明。它最先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老作家徐迟捷足先登，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写出了《哥德巴赫猜想》等一批高质量的作品。紧接着，大批歌颂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源源不断地涌现。如黄宗英的《大雁情》、柯岩的《船厂》、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的《高山与平原》、黄钢的《亚洲新大陆的崛起》等。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报告文学的题材渐见泛化，各式人等、各种社会问题陆续进入了作家的视野。特别是在社会批判方面，得到了普遍的强化和重视。刘宾雁的《人妖之间》、程树榛的《励精图治》、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乔迈的《三门李轶事》等，就突出地体现了报告文学参与现实、干预生活的功能，因而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②从80年代中期起，报告文学创作由一人一事的“小景观”的描绘转向宏观整体的“全景式”的把握，由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转向对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关心，由艺术审美转向写实纪实，作品的信息密集度和思辨抽象化大大加强。像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张胜友、胡平的《世界大串连》，贾鲁生的《亚细亚怪圈》，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作品。它们有的报告政治和经济生活，有的关心道德文化建设，有的忧虑生态环境现状；从国际关系到民族历史大事件、儿童教育，从国家大政到家庭婚姻、青少年早恋，都普遍地具有规模恢弘、视野开阔、客观写真、生活容量博大以及思想力度强劲的特点，从而给报告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象。

第二节徐迟的报告文学

徐迟“诗化”报告文学的主要特点

①诗的构思：徐迟善于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抓住人物行动的一刹那来谋篇布局，把全景与特写相结合，构成动人的生活画面。如《在湍流的涡漩中》一文，他将周培源在黑暗与光明搏斗之际的悲愁和欢乐，高度集中在一天去写。这种高度“浓缩”、“集中”的写法，打破了一般报告文学的惯例，使它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更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

②诗的想像：徐迟的报告文学在恪守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往往具有丰富而奇特的想像，让读者随着作者的神思遐想，看到科技领域中那色彩缤纷、诗意盎然的动人画面。如《哥德巴赫猜想》写陈景润所要攻克的数学命题时，作者把形容它们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充满诗意诗情，使作品具有浓厚的诗的色彩。

③诗的文辞：在语言文辞上，徐迟突出地显示了其诗人的气质和长处，努力运用将诗情与哲理高度统一的语言，同时吸取古代文言和“欧化”的语言精华，尤其是古代骈文的排比、对偶和“欧化”长句的运用，从而形成了诗理互渗，描写、抒情与议论熔为一炉的语言特色。如“只见大自然抖开了丝绸，甩开了锦缎，大幅大幅的铺在中国大地上。它们覆盖起一座一座山峰，使整座整座山峰都如同穿上了剪裁合身的最时新的艳丽的衬衫和裙子”（《生命之树常绿》）。

第五章小说

第一节概述

本时期重要小说作家作品

①“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作品：刘心武《班主任》、卢新华《伤痕》、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郑义《枫》、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竹林《生活的路》、莫应丰《将军吟》、古华《芙蓉镇》、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②“反思文学”代表作家作品：王蒙《蝴蝶》《悠悠寸草心》《活动变人形》、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剪不断的红丝线》、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韩少功《西望茅草地》、李国文《月食》《冬天里的春天》、高晓声《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陆文夫《美食家》《井》、张炜《古船》等。

③“改革文学”代表作家作品：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锅碗瓢盆交响曲》、王蒙《春之声》、何立光《乡场上》、柯云路《三千万》《新星》《夜与昼》、邓刚《阵痛》、高晓声《水东流》、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浮躁》、路遥《人生》、水运宪《祸起萧墙》、张贤亮《男人的风格》、张洁《沉重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等。

④“寻根文学”代表作家作品：阿城《棋王》、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张承志《残月》、王安忆《小鲍庄》、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等。

⑤先锋文学代表作家作品：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马原《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残雪《山上的小屋》、洪峰《奔丧》《极地之侧》、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格非《迷舟》、孙甘露《信使之函》、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

第二节刘心武、蒋子龙的小说

一、刘心武的小说创作

①“问题小说”阶段：以1977年11月发表《班主任》为开端，在一年多时间内，连续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十多篇小说。《班主任》是刘心武的成名作，作品通过对两个不同类型的青少年谢惠敏、宋宝琪所受到的“四人帮”愚民政策的戕害，最早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造成的精神内伤，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焦灼呐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文坛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小说打破了文坛的僵滞局面，给沉寂、封闭的文坛冲开了一个突破口，预示着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回归，被视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

②“写人生”小说阶段：1979年发表的《我爱每一片绿叶》是刘心武从“问题小说”向“写人生”小说过渡的标志。这一阶段，刘心武的小说更注重写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写人与人的关系，写人的心灵、人性和人情。《如意》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③“文化小说”阶段：1981年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的发表标志着刘心武小说创作进入第三阶段，他开始把笔触深入到北京市民的世相心态上，比起前一阶段的创作，更多了一层文化色彩，更具有一种艺术美的内在魅力。这个阶段的代表作是《钟鼓楼》。此外，刘心武的“纪实小说”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人道主义特色

从创作《班主任》开始，刘心武就将关注的重点聚集于人的内心与精神世界，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关注和同情，力图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和爱，体现了他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他曾说，自己所追求的就是“从写实入手，去探索人的心灵，或说是灵魂，干脆说是人性”。小说《如意》表现了普通工人石义海和前清贵族小姐金琦纹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悲剧，为久被压抑与遏制的人性、人道主义呼号呐喊。在石义海这个人物身上，突出地体现了普通劳动者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美。他出身贫苦，他佩服共产党就是心里面觉得“共产党不糟践人”，他认定“人对人不能狠过了限”，因而处处与人为善。但就是这样善良的老实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得不到好报，最后只能在无望的爱情中孤寂地死去。

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人道主义特色突出地体现在：他肯定了人性需要的合理性，对扼杀人性的环境予以毫不留情的鞭挞，并希望唤起人们的自觉意识，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去溶化十年动乱在人们心中累积的坚冰。

第三节谌容的《人到中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一、谌容《人到中年》的现实意义

《人到中年》是谌容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新时期文学复兴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80年，《人到中年》一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陆文婷的“断裂”、傅家杰的未老先衰和姜亚芬夫妇的出国，揭示了中国一代中年知识分子在庄严的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和不胜负担的工作重担、生活重担之间的矛盾困扰。作品尖锐而深刻地提出了人才问题、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以及知识分子

政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小说进一步把中年问题加以升华，提到人生价值这一更具根本性和普遍性的高度，使作品具有不同凡响的现实性和尖锐性。

二、陆文婷形象及其意义

《人到中年》在凄婉细腻的心态描写中，展示了陆文婷这一普通、平凡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当了18 年眼科医生的陆文婷既非主治医生，也不是党员，无职无权，无名无位；一间陋室，两袖清风，家徒四壁，饱经忧患，但一直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从第一次拿起手术刀，到像“一茎瘦草”而枯倒，她的手术刀从未因政治的冲击而卷刃，从未因“超负荷运转”而变形，也从未因病人身份的不同而利钝不一。作品还通过陆文婷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充分展示她作为妻子、母亲等角色的女性美。在事业、家庭两副重担下，最终心力交瘁，濒临绝境，即使在昏迷之中，在她的潜意识里出现的，仍然是病人一双双盼望见到光明的眼睛。陆文婷这个人物形象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一个最普通、最平凡的人物身上那高尚的品格和极其艰难的处境的强烈对照，在于她以温柔文静、谦抑克己的外观呈现出来的献身精神所具有的某种悲壮美。

三、“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艺术形象

“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作为一名领导ersonName ProductID="干部">干部ersonName>夫人，言辞上冠冕堂皇，满口马列词句，实际上却据权势以营私利，庸俗不堪。强烈的优越感、夫贵妻荣的特权思想是秦波思想的核心，但又借助革命词语、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貌似亲切的语气加以包装，开口闭口“我的同志哟！”实际上却是盛气凌人、惟我独尊、目空一切、颐指气使。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神情毕肖，是谌容对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独特贡献。

第四节王蒙的小说

一《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刘世吾形象

作品中的刘世吾是一个革命意志逐步衰退的领导干部形象，作品成功地表现了他从一个革命者蜕变为官僚主义者的真实面目。刘世吾有一句口头禅“就那么回事”，他似乎什么都了如指掌，也什么都看透了，对工作中的缺点、干部中的问题，不是看不见，而是无动于衷，失去了理想，随波逐流。他善于找出各种理由，诸如工作要分清轻重缓急啦，条件不够成熟啦，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啦等等，把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蜕变的灵魂掩盖起来。作者也写了他对昔日斗争生活的怀恋，自己对现状的不满，写出了一旦“条件成熟”后雷厉风行的果断行动，从而使这个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二、王蒙对“意识流”等现代创作艺术手法的吸收和借鉴

①立足于民族性和现实性的思想内容：从《布礼》开始，王蒙大胆吸收“意识流”的表现形式，用人物的心理活动来结构作品，表现主人公心灵变化的历程。《夜的眼》《春之声》进一步表现了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的典型情绪和感受。这些小说所表达的主题、思想诸如历史的阵痛、灵魂的扭曲、生命力的压抑、理想的失落与寻找、两代人的精神隔阂与沟通等，都牢固地立足于民族性、现实性，打上了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烙印。

②追求题材和手法多样性的创作原则：王蒙意识流小说不像西方意识流小说那样晦涩，在借鉴意识流让大量的感官印象和意识流动进入作品，从心理角度来处理时间次序和空间位置等手法的同时，还糅入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如白描、比兴、象征、主观感受与夸张变形、幽默讽刺滑稽、杂文式的嬉笑怒骂、巧合、悬念、戏剧性冲突的运用、作者的旁白与人物的独白、对比、反衬、正衬、空白与停顿、各式各样的心理描写等等艺术手法，使他的“意识流”小说具有开放的品格。

③充满诗情画意的文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意象明丽，文风飘逸清新。《春之声》写岳之峰坐在闷罐子车里的印象、见闻、感触，写回荡在主人公耳边的《春之声圆舞曲》的旋律，写出了他心中的希望和在闷罐子车里发现的诗意。《海的梦》写年逾五十的翻译家缪可言失去了青春的海的梦，却窥见了海的魂，生命终于获得了高扬起来的力量：“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它们永远和海，和月，和风，和天空在一起”。可以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改造，因而被称为“东方化意识流”。

第五节汪曾祺的小说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①浓郁的乡土风俗画描写：汪曾祺的小说是一幅幅清新隽永、淡泊静雅的风俗画，由于对故乡的热爱和对苏北水乡风土人情的谙熟，使得他描述起来潇洒自如，而且大量的风土人情描摹有着深刻的人生内涵。在汪曾祺笔下，地方风俗多靠人物来体现。风俗即人，这是他和很多作家最显著的区别。《大淖记事》近一半篇幅写民情风俗，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相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又是写风俗。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②鲜明的传统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汪曾祺的小说融会了儒道互补、儒内道外的哲学意识和民间文化的生存意识。其人物大多

重入世、重实践、重世俗，又不为功名利禄所左右，追求自由放达的人生。无论是《大淖记事》还是《受戒》，汪曾祺所塑造的主人公都具有善的本性，他们那可以死，可以生的爱情故事，浸染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当然，在描写传统的真善美人物的同时，他也对人性的丑恶发出了深沉的喟叹，对于自私、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有所针砭。

③小说散文化：a、重氛围描写：《受戒》开篇用了几千字来写庵赵庄一带的风景，“出于生计当和尚”的习俗以及佛门净地的人间烟火。真正写主人公明子和小英子的文字并不多，这样就消除了一般小说中的“戏剧化”设计，显示出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b、轻情节结构：汪曾祺小说的结构大都散漫随便，貌似随笔，无拘无束，随物赋形，姿态横生，《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等作品都是信笔拈来，一地一景一人一事娓娓道来，其间还借用中国画中的“横断云风法”，插入一些风俗轶事的片断，等到人去事散后，小说也在读者不知不觉中结束了。C、散文化的语言：他的叙述语言简洁干净，文白相间，雅俗互现。雅则简洁冲淡，不乏幽默情致，俗则贴近口语，多用短句，质朴鲜活。在追求生活语言的色、香、味，让人感到清新自然的同时，又讲究文学语言的妙、绝、雅，令人觉得韵味悠长。

第六节莫言、马原的小说

一、莫言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

①生命意识：一方面表现为莫言小说描写了中国北方农村的生存状况：艰难的生存条件和充满野性的顽强生存；另一方面，这种生命意识在莫言小说中也表现为对人性中一种永恒不灭的生命渴求。

②独特的艺术感觉：莫言大胆地以富有张力的感觉描写取代了对对象的描写刻画，以感觉的奇异超常取代了描画的逼真酷似，甚至以感觉的变异夸张等来组织故事的文本形态。这使他笔下的生活具有湿漉漉、毛茸茸的原生状，又富有超越常情的浪漫感。

③想像性与神奇感：在莫言的笔下，通过想像，小说构思奇诡，其中最具创意的是打破“过去”的连续性，让一个隔代的叙述者在现在、过去之间穿梭往返，使先辈生活的历史成为当下的每一个“现在”包围和缠绕的瞬间。这样，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就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张力。

二、《红高粱》的艺术成就

①以敢生敢死敢恨敢爱的民族生命意识，通过战争这一特殊环境，描述农民真实的原生状态的文化心理，开掘真正属于农民意识的正负（如伟大与渺小、强悍与虚弱、自尊自信与自卑自贱、善良与残忍等等）两个层面，揭示了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某种有机的精神联系，即民族之魂的复杂内核。在以往的抗战生活题材小说中，还没有哪一部像《红高粱》这样深刻独到、动人心魄。

②全新的悲剧美感：小说的悲剧美不同传统悲剧美学中的悲悯、崇高的美感，莫言在写到最惨烈处时往往会笔锋一转，以轻松甚至幽默调侃的笔调，将读者从本来的悲剧审美轨迹中拉出来，进入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使小说具有多重审美意蕴。如罗汉大爷被剥皮时“父亲”的感受描写就掺杂着一种幽默调侃的意味。这种对传统悲剧观念的背叛，正是为了表现那种原生状态的生命意识，也把小说中的悲剧、悲壮推到了令人震撼的极境。

③对现代主义技巧的吸收：在现实主义精神中，莫言吸纳了大量现代派技巧，借鉴了马尔克斯的魔幻技巧和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采用童话寓言模式来结构小说，因而充满象征、隐喻、幻象等。如森林般的红高粱本身就是民族精神内核的象征。可以说，以《红高粱》为代表的莫言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以其独特风格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轨迹，成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又一座里程碑。

第六章戏剧

第一节概述

本时期戏剧创作概貌

①对“文革”的声讨、对“四人帮”的揭露批判：如金振家、王景愚的6场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于无声处》等。

②对人民热爱的革命领袖的怀念：如白桦的《曙光》、程士荣等的《西安事变》、所云平、史超的《东进！东进！》、邵冲飞等的《报童》、丁一三的《陈毅出山》、东生的《巍巍昆仑》、沙叶新的《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等。

③表现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如崔德志的《报春花》、赵国庆的《救救她》、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宗福先、贺国甫的《血，总是热的》等。

④探索戏剧：如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的《屋外有热流》、刘树纲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高行健的《野人》、马中骏、秦培春的《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魏敏的《红白喜事》、沙叶新的《寻找男子汉》、李杰的《田野又是青纱帐》、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及锦云的《狗儿爷涅槃》、陈子度、杨健、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陶骏、陈亮的《魔方》等。

第二节沙叶新、高行健的戏剧

沙叶新剧作特点

①坚执的社会责任感：沙叶新的创作，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总是秉持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为时为事而作，在历史—现实—未来的联系中，表现我们时代生活中的重要课题，力图通过艺术推动生活前进。他的《陈毅市长》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而《假如我是真的》是告诉人们不该怎样。以《寻找男子汉》为界，他对现实的关注开始从浅层次向深层次转化，而推动他苦苦寻找民族灵魂和社会精神的内在动力，仍是社会责任感。

②平民意识和“世俗性”倾向：不管是伟大领袖还是神人圣人，沙叶新总是能给读者和观众留下平易可感的印象。在他创作的戏剧世界里，读者或观众可用平视的眼光来洞察其中人物形象的言行、情感和思维方式，作者尽量以平等的态度和观众进行交流和沟通。《陈毅市长》中陈毅叱咤风云的革命家的一面被隐去，而代之以机智、幽默、风趣的生活化的陈毅形象；《马克思秘史》中塑造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给观众更多的感受是平常生活中的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无形中用替换伟人的社会角色的方式来消解着伟人和普通观众间的距离感。

③喜剧化戏剧风格：沙叶新的剧作往往寓庄于谐、庄谐结合，具有喜剧色彩。他似乎习惯以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表现严肃而深刻的主题，挖掘事物内在的矛盾，揭示包含着的荒诞性。《假如我是真的》中的骗子最后还是被意外地识破，难逃法网，于是，他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几近于零，他行为的结果变成了滑稽的行为，变成了观众的笑料，事实上已经化解了戏剧矛盾。

④重视戏剧的结构形式，在创作《寻找男子汉》时，他试图将传统和现代、现实和荒诞相结合。他的代表作《陈毅市长》中的“冰糖葫芦式”的结构，更是别具特色。

第三编

第一章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市场经济与文学三元格局的形成

精英文学、大众通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的“三元一体”格局

①三元格局的形成，与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和时代变化密切相关，世界多极化格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巨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们新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思想并立而生，绝对主流话语不复存在；经济、文化领域的剧变以巨大能量辐射到文学领域，要求文学改变过去视角单一、齐声共语状态，以多种话语方式和思维向度反映多姿多彩的当代生活。

②如果把此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看成是一个金字塔的话，那么，大众通俗文学就是它的基座，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是它的塔身，而精英文学则是它的塔尖。

③中国的大众通俗文学经历了“从支流到合流再到主流”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进入90年代后，大众通俗文学以颇具规模的文化市场为依托，更加锐不可当，颇顺利地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不少作家弃雅从俗，从雅文学队伍中分化出去，加盟大众通俗文学创作阵营。

④主流意识形态文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是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代表。这种文学要求个人向社会主体认同，力图使社会成员纳入到稳定的社会模式中，其文化态度是稳重守成的，代表着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正统的价值取向，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绝对的、“合法化”的话语权力。

⑤精英文学进入90年代后，呈现出某种衰势，这种衰落诚然取决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嬗变，但也与精英文学内部的自我颠覆以及思想贫血和精神萎缩有关。知识精英自身的先锋性消退，从根本上丧失了精英之源，使其急剧地从形而上的理想理性层面堕入形而下的生存欲望层面。一些作家不谈崇高，拒绝批判，放弃对思想与艺术的超前探索；热衷于“零度情感”，或沉湎于语言文字的拆解、颠覆、重组与游戏，使精英文学失去了自己独特的话语和主体性。不过，也有作家面对商品经济带来的负面现象，大声疾呼，希望人们保持精神的纯洁，重新回到信仰的怀抱，重温“人民神话”的余辉，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具有思考和独立人格的“精神自由”之旅。

⑥转型时期“三元一体”文学，它们彼此既渗透又分化地统一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多极角逐又多元共存的互动矛盾关系，并贯穿于整个90年代文学的全过程。在既歧异又互补的各种不同文学主张和观念的支撑下，文学才能从多方面展示自己，实现多种可能性，从而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文学景观。

第二节文化守成与作家边缘化的写作

“人文精神大讨论”

①缘起：1993年6月，《上海文学》在“批评家俱乐部”栏目里发表王晓明与张宏等5人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王晓明的论述引人注目：“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

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也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漠，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便拉开序幕，诸多作家、评论家纷纷投笔加盟，如王蒙、刘心武、张承志、张炜、王朔、谢冕、钱中文、雷达、陈平原、朱立元等等，几乎所有著名的作家、理论家都为此留下了有着独特思考的文章。

②对于“人文精神”的界定：袁进认为：人文精神“是对人‘存在’的思考，对人生价值、生存意义的关注”；王蒙则强调：“人文精神应该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

③讨论的焦点问题：焦点之一是如何看待当前的人文精神状况，如何评估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的“俗化”现象，如何看待文艺的价值和功能。一种意见认为，当下情境中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王晓明等人就认为，王朔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分别是文艺“媚俗”和“自娱”的代表，是人文精神微机的形象表征；另一种意见（如王朔）和他们的意见更好相反。焦点之二是重建人文精神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以及人文知识分子对价值重构的作用。不少人认为，应当对当前的人文精神进行调整或重构；尤其是新的时代，为新的人文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个体可以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信仰”。

④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面临的问题以及知识分子队伍分化、自我分裂和价值困惑的事实；提示知识分子看清自身境遇，调整生存姿态，建构理想的自我；对艺术品生产世俗化、作家艺术工匠化、审美趣味庸俗化的批判和警惕显示了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恪守和张扬，对自我价值最大化的正当需要，从而有助于形成制约世俗化极端发展的机制和批判精神的成熟。

第三节后现代主义与文学的世纪末重构

一、后现代主义的冲击

①西方后现代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后现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等地孕育并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波及全球的文化思潮，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思想产物。早在80年代初期，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开始成为热点并在传播、移植过程中，其中已有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和艺术，某些作家还在创作实践中程度不同地进行尝试；进入90年代，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了文坛的热点。

②实际影响：从创作实践看，全面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方法而用于自己创作实践的甚少，但受其影响在文本中程度不等地进行吸纳、借鉴的，有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北村、孙甘露、叶兆言等“先锋作家”；岛子、柏华、欧阳江河、孟浪、杨黎等“先锋诗人”；王蒙、刘心武、王安忆、史铁生、朱苏进等以现实主义为创作原则的作家也常常有意在其作品中尝试、借用一些后现代的创作方法和叙事策略。

③后现代主义盛行的原因：社会文化转型加速和中心价值解体导致了人们的精神空缺，加上消费文化迅速蔓延，权威话语严重失语，故而发生精神蜕变的知识分子才有可能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找到回响，并身体力行地将其贯彻于自己的文本实验。

二、永恒的现实主义主潮

①90年代现实主义的新面貌：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形态是不断发展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核是“现实精神”。尽管现实主义受到多种思潮特别是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但它并没有退出文学舞台，只不过改变了从前那种对塑造典型人物、刻画典型性格、构造典型环境的严格恪守，出现了一些非典型化趋向。这种创作不再着力塑造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物，渲染形成他或他们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而是侧重于生活的真实，用“全景式”的扫描视点塑造一个形象群体，其中的每个人表现出各自不同的思想、情感、意愿和行动。在情节处理方面，几乎看不到贯穿始终的一条情节线索，所能感受到的只是许多人在同一背景下活动。不过，尽管文学形态改变了，但“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种现实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没有变。

②现实主义创作实践：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张炜的《九月寓言》、贾平凹的《怀念狼》、张平的《抉择》、王蒙的《季节三部曲》、王安忆的《长恨歌》、池莉的《来来往往》、张洁的《无字》，以及谈歌、何申、关仁山的《大厂》、《穷人》、《年前年后》、《破产》，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威风凛凛》，李贯通的《天缺一角》等。

第二章诗歌

第一节概述

一、“新生代诗歌”

被称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新生代诗歌”又称“后朦胧诗”、“后新诗潮”、“当代实验诗”等；酝酿于8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潮；他们反抗朦胧诗经典化的诗歌理念，具有非英雄和非崇高、荒谬感和随意性、非修辞和口语化等特点；代表性诗人和诗作有：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于坚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等等；他们的诗歌体现出来的“平民化”和“私人化”倾向，张扬了“个人话语”和“私人感觉”的合理性，也暴露了远离史诗意识的诗歌创作在意义上的缺失。

二、“他们文学社”

90年代新生代诗歌团体，1984年冬在南京创立；主要成员有韩东、于坚、吕德安、王寅、丁当、陆忆敏、朱文等；共出过9期《他们》杂志；其诗作注重对诗歌本体的追求，主张诗歌语言要与个人的灵魂、生命体验相对应，反对任何形式的理性观念的介入和干预，甚至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诗学命题；在青年诗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90年代富于代表性和争论性的诗歌论题。三、“非非主义”

“非非主义”的实验诗歌活动由周伦佑、蓝马等人于1986年在四川组织发起；相对于诗歌实践，“非非主义”的突出活动在于其诗歌理论和主张；“非非主义”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他们表现出“对语言的不信任和对诗歌变革语言的可能的执信”；他们提倡包括“感觉还原”、“意识还原”、“语言还原”三项内容的“创造还原”；并要求诗歌语言实行“非抽象化”、“非确定化”等“非非”处理等等。

四、“莽汉主义”

“莽汉主义”的成员有万夏、胡冬、李亚伟、马松等。他们受美国五六十年代“垮掉的一代”诗人的影响，自称“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往往以嘲讽的、不羁的叙述者形象，十分随意地使用口语。对于“优美”、“崇高”的摧毁和破坏，是“莽汉主义”解构性作品的主要特征。较著名的诗篇有胡冬的《我想乘一艘慢船到巴黎去》、马松的《咖啡馆》、李亚伟的《中文系》等。90年代伊沙的《饿死诗人》等诗作，是这种诗风的延伸。

五、女性诗人创作的崛起

90年代一批女性诗人的崛起是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她们以女性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建构了自己的诗歌世界，在创作中越来越表现出自觉的女性话语建设的努力。代表性的女诗人有翟永明《女人》（20首）、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和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此外还有海南、伊路、王小妮、李轻松等。

第二节于坚、韩东的诗歌

于坚、韩东等“新生代诗歌”的创作特点

①新生代诗人在价值观念上，“非英雄”、“非崇高”，注重对平民日常生活的审美，通过对普通人物日常生活的表现来告别精英意识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他们反对布道式的教诲和道德的渲染，强化平民意识而淡化英雄意识，以凡夫俗子的平民日常情绪来取代英雄的崇高感，用无怨无愤的玩世态度来表现自我。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古都西安大雁塔雄伟壮丽，是盛唐文化的象征，也是历代文人墨客赋诗作词、抒情写意的载体，但韩东这首诗却完全剔除了有关大雁塔的文化内涵，只剩下表层的生命体验和感觉。那些想当“英雄”而登塔的游客、失意者、发福者等，都成了他调侃的对象，流露出诗人一种平静、自然、无为的心态，表现出“非英雄”、“非崇高”的情感基调。新生代诗人的这种思想倾向市民话语渴望夺取话语权力的具体反映；同时又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诗被知识分子语言、西化语言甚至殖民话语异化的一个富有意味的调整；但是，这种放弃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创作立场，无疑也疏忘了诗歌对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应有追求。相同的作品还有《你见过大海》等。

②在艺术观念上，新生代诗人“反意象”、“反优雅”，主张从蕴涵文化含义的书面语退回到原生态的日常语言作为新诗的表现语言。“诗到语言为止”这一宣言的真正意图是，将诗歌创作的出发点从服务于社会需要尤其是意识形态需要的工具论泥淖中解脱出来，恢复诗歌艺术本身，恢复诗人本身的艺术敏感。于坚坚持用口语写诗，坚持关注当前的“日常生活”，他的诗有着鲜明的节奏感，词语组合具备有力的强度，如同旋律急促的现代音乐。他的《对一只乌鸦的命名》、《下午一位再阴影中走过的同事》、《O档案》都是如此。他的《尚义街六号》就像叙家常一样地展览了他和朋友们在尚义街六号的日常生活：聚会、抽烟、聊天、排队上厕所、夸奖或攻击其中某人的作品、谈女人、用衬衣当抹布擦手上的果汁……“恩恩怨怨吵吵嚷嚷/大家终于走散/剩下一片空地板/像一张旧唱片/再也不响”。没有想象，没有夸张，没有隐喻，完全用口语，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一种温馨、朴素的诗意。新生代诗歌在平民化、通俗化、口语化表达中国经验尤其是平民经验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然而，他们在最大限度地逼近生活中的口语的同时，在某些诗歌中，也使艺术风格走向了粗俗和平庸。

第三章散文

第一节概述

本时期散文创作的显著特征

①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大散文”概念的提出。“大散文”概念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开阔了作者表现和思考的疆域。一大批具有深厚学术修养和人生阅历的学者介入散文创作，加重了散文的知识品味和文化份量，使“文化散文”与“学者散文”成为90年代散文园地中枝繁叶茂的两棵大树。学者散文的作者将学者的理性思考与个人的生存感受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显示了知识分子关注现

实问题和参与现实文化建设的“民间情怀”，主要有张中行、金克木、季羡林等资深的老学者，以及一批在解放以后的大学校园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如余秋雨、陈平原、赵园和李辉等，“新学人散文”与“老学者散文”一起，形成了90年代学者散文的丰富内涵。

②“美文”的提出恢复和强化了散文的艺术本体特征。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之下，本时期的抒情散文也有了重要的收获。与60年代的抒情散文不同，90年代的抒情大多是作者自我情感体验的真实表露。如以西部边陲生活为背景的周涛和以西北独特文化面貌为背景的贾平凹的创作。另外还有一些小说家的散文创作作为一种创作小憩，因发自本人的情感世界，所以也表现出浓郁的抒情性。如汪曾祺的《蒲桥集》、张炜的《融入野地》、韩少功的《夜行者梦语》等，都是抒情散文的佳作。

③女性散文创作的繁盛。这些作者往往从性别角色出发，善于从细微的日常生活中挖掘诗意，表达自我敏感多思的情绪，抒情散文是她们的重头戏。也有一些女性散文家从性别角色出发又超越了性别角色，表现了对社会现实乃至人类命题的关注，如王英琦、唐敏和苏叶等人。

④“边缘作家”的散文创作：如哲学家周国平的《人与永恒》、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还有青藏高原的女作家马丽华、杂文家王小波等。尤其是被誉为“戏谑的智者”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著有散文集《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他坚持理性、自由的文化立场和活泼幽默、冷嘲热讽的文风，针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写作，给读者以颇强烈的震撼；而且叙述方式独特，显示了在文化转型时期自由主义者的文化思想立场。

第一节余秋雨的散文

余秋雨散文在当代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

①余秋雨的主要散文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霜冷长河》、《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

②余秋雨的散文品格可归纳为三个要素：有悟性的文人，自然山水和封存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自然、历史与人这三者，也是由余秋雨开始形成的文化大散文的内涵的总体特征。

③评价秋雨散文应该将其放到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余秋雨出现在90年代的散文文坛并迅速引起读者巨大反响，是有内在的文学自身发展与读者接受的客观规律的。其时，中国当代散文正面临着一个发展高峰上的平顶，在此之前有两个重要的文学事件：对杨朔散文的再评价和巴金《随想录》的完成，文学思潮变革的积累已经完成，接下来亟需的就是既具有作家讲真话的独立人格又具有散文艺术性审美性的作品。余秋雨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学时代的要求与呼唤下出现的。在他的散文中，写得最好的，往往是积淀了文化人格的自然山水游记，自然山水为他的情绪和智慧提供了具象，为他展现自我性灵提供了自由转换的天地。自我性灵正是余秋雨提供给读者并引起好感的重要原由。八九十年代散文文体复苏，余秋雨走出学术书斋写散文在这个文学变动的历史时刻出现，本身就有内在的必然性；同时，他的广闻博识，他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内在修养，他的优美的文笔，造就了他的成功。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评价他为学术散文和文化散文的开路先锋和中坚作家。

④余秋雨的散文体现了当代文学“话语转换”的历史变动，即从“知识分子话语”转向“民间话语”。他试图突围“精神和体魄”、“深邃和青春”、“学识和游戏”的矛盾。尤其是在《文化苦旅》中，他较好地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俯视角，以一种平等姿态的“对话者”与“交谈者”的身份切入对历史文化的评价，引起读者的亲近感。综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余秋雨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一起，完成了当代文学从“知识分子立场”向“民间话语立场”转变的一次重要的文学转向和转折。

第四章小说

第一节概述

本时期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

①多样化、个性化小说新格局的形成。由于社会文化的转型，作家已不再简单地充当大众代言人的角色，而是依照各自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追求，转向探寻新的艺术空间，试图建构起个性化的创作道路。由此，民间的、历史的、媚俗的、游戏的、传统的、现代的等多种创作模式纷呈于作家的笔端，小说现象各式各样、五花八门。这里既有新状态、新市民、新武侠、新言情等持各色旗帜的“新”字号小说，也有同一创作方法的不同变体（以现实主义为例，就有“新写实现实主义”、“新状态现实主义”、“人文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冲击波”）；既有由雅入俗的大众化写作，也有痛感人文流失而坚守精神圣地的精英写作；既有体制内的遵命文学，也有体制外的自由撰稿（如王小波）。

②本时期小说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作为一种边缘性话语，后现代主义在80年代中期就已在中国出现，其消解颠覆一切的价值观和不确定叙述的文学观显示出相当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各类“新”字号小说普遍地滑向性、暴力、死亡、阴谋等主题，并消解崇高、游戏人生。在这方面，王朔的创作最为典型，他的颠覆性的叙事使其作品在直率坦诚之中散发出浓郁的“痞”气。

③长篇小说的兴盛是本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由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废都》的畅销以及“陕军东征”引发了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据统计，仅1994年全国共出版长篇小说500余部，相当于50至80年代的总和。在这些作品中，尤以张

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九月寓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一批史诗性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为深远。从整体上看，由于创作空间的拓宽，这些作品从思想意蕴到艺术手法都表现出了丰厚的美学意义，因而文本价值较以前也就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二节陈忠实、贾平凹的小说

《白鹿原》对于白嘉轩形象的塑造

陈忠实《白鹿原》以渭河平原上白鹿村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围绕白、鹿两家几代人的争夺和冲突，全方位地展示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存状态，勾勒出一幅凝重深厚的社会历史画卷。

陈忠实着力塑造了白嘉轩这一典型形象，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人格代表，白嘉轩身上复杂地凝聚了民族文化的温情与乖谬。在白鹿村里，他是一族之长，其道德人品完全符合宗法家长的规范，牢记古训，以耕读持家，积善积德，挺直腰板堂堂正正做人。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不忘修祠堂、立族规、办学校、振兴家业，艰难地维持着整个家族的日常运转。同时，他还是一个长者，有忠孝仁义、温柔敦厚的古风。对大儒朱先生尊崇有加；以兄弟之礼对待长工鹿三，同桌吃饭，同地干活；不论尊卑，视黑娃如亲子，供他上学，而对自己的子女，则严格要求，其风范为时人所称道。然而，他性格中还有保守、虚伪乃至残酷的一面。为了争夺风水宝地，对鹿子霖以利相诱。当上族长以后，又处处以宗法纲常教化约束村人言行，俨然一个卫道者形象。当白孝文、黑娃等触犯族规时，他不悯亲情而施以严刑，果敢严明中夹着专断和冷酷。特别是对田小娥，更显出他的残忍，哪怕是在田小娥死后，尤深恶痛绝之，在其窑洞上造塔让她永世不得翻身。民族文化的乖谬被他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

对于这一人物，作者没有作简单化处理，而是力图细致地写出他们曲折的性格发展史，通过白嘉轩等人物的塑造，作者为我们展现了民族文化的精髓与糟粕以及它们的相生相克的状态，从中寄托着对民族文化的讴歌和反思，以及对民族文化价值取向的深沉思考与探索。

第三节王安忆、余华、苏童的小说

王安忆小说取材与叙事视点变迁过程

王安忆是新时期一位重量级的女作家。在其20 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她不断地探索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最大可能的空间，将她对生活、人生、艺术的追求渗透于其中。在新时期文学的每一发展阶段，她始终是一位有活力的探索者。

①早期带有理想色彩的“雯雯”系列：1980 年至1981 年间，王安忆创作了一批被称为“雯雯”系列的小说，写一个纯真、善良而又幼稚的女孩子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幻想和渴望温情理解的心理，这些小说具有作者“自我抒发”的特征。

②“雯雯”系列之后，她将目光从自身转向广阔的人生，写下了《本次列车终点》、《野菊花，野菊花》、《停车四分钟的地方》、《庸常之辈》、《尾声》、《流逝》、《归去来兮》等，这些小说调动了她插队、在文工团和“文革”中的生活体验，写普通人的矛盾、苦恼、困惑和希望，其中《流逝》曾受到广泛好评。

③八十年代中后期，有了国外生活经历的王安忆在小说创作中开始有意淡化时代色彩，模糊社会背景，像在实验室做试验一样，设置一个封闭的环境来探讨人性。《小鲍庄》以沉郁、冷静的方式，呈现了一个远离政治漩涡和社会联系的村落中五户人家、十几个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理，涉及到儒家传统、民间文化、农民的生存状况和行为方式、生命原欲与文化制约等诸多方面，被认为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

④从情和性两方面探讨男人和女人作为性角色在相互交往中体现的人性，包括《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冈上的世纪》等，这些作品将男女双方从种种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对其情和性进行观察和剖析，体现作者对人性探索的艺术深度。

⑤1999 年末，《叔叔的故事》发表，标志着王安忆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她的叙述意识更加自觉，叙述人“我”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公开暴露叙述动机、手段，而且“我”也成为叙述的主角之一。而在考察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和历史进程、环境因素的关系时则流露出一定的宿命感、失落感。《纪实与虚构》当同属此类。

⑥《长恨歌》、《富萍》以都市文化为背景，展现了在社会挤压下一些人物的世俗生活，以及在时代大变局中无常的命运，以一种“苍凉”的心态和眼光，写出了对时间、历史、和生命的深入体验，被有的评者认为是继张爱玲之后将上海这一摩登城市写活写透的一位新海派作家。

第四节王小波、王朔的小说

王小波小说的主要特征

王小波于1968 年开始尝试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电影文学剧本《东宫·西宫》；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随笔集《沉默的大多数》；小说剧本集《地久天长》；早期未竟作品集《黑铁时代》等。王小波是一个具有

独特个性的作家，他立身体制外写作，并始终保持着思想的独立性，既不媚俗，也不从权，率真为之而不失其度，表现出洞察一切的清明理性。王小波的小说，大多取材自“文革”历史，其主要特征是：

①舍弃了“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关于“受难”的叙述模式，转以民间化的视角，审视由巨到细的生活场景，多角度、多侧面地探究“受难”的深刻历史成因，从而把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导入一个新的层面。在王小波看来，“文革”充满了荒诞性，在将其分解示众的过程中，他的矛头首先指向了所谓的“正统”和“权威”，把它们的伪神圣、伪崇高挑得面目全非，直至露出无聊和荒唐的原形来。在颠覆权威的同时，他也不盲从大众，因为他觉得历史的荒诞决不仅仅是权威操作的结果，更多的是大众的趋同——愚昧、迷信、狂信的累积和迸发。大众既是受害者，更是闹剧的参与者。由此，王小波将笔触转向对历史的深刻反思，表现出他对待历史的冷静客观的立场和真诚坦率的态度。

②对自然人性的讴歌：他的小说揭露了扭曲变形的历史对正常人性的压制和摧残，凸现人性的高贵魅力。《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的爱情，就反映了人性的自然发展；与之相反，女团支部书记X 海鹰，则代表了一种变态的人性。此外，作品中大量出现的“性”，也存在“常态”和“变态”之分，一方面展示了“性”的自然、纯洁，另一方面又具有颠覆性，或者影射现实中的一种权力关系。因此，“性”在王小波笔下既是一种批判的武器，又是一面张扬的旗帜。

③狂欢化的文体： A 、他经常运用夸张、讽刺、比喻等艺术方法，以顽童般的视角，把生活中的细微场景，装扮成一出出滑稽的闹剧，充满了喜剧性。《黄金时代》里老鲁对王二无休止的追打，缘于厕所里不知谁画的色情画，X 海鹰的帮教，更多地带有暧昧意味。 B 、幽默、活泼的叙事语言，在轻松中显出调侃，在表面的佯谬下隐含着思想的机锋，显出一种知识分子的风趣。

第五节陈染、林白的小说

陈染和她的《私人生活》

陈染上大学时便开始小说写作，1985 年发表处女作《嘿，别那么丧气》。她的早期小说多受到当时文学潮流的影响，《纸片儿》和《塔巴老人》可纳入“寻根文学”，《世纪病》、《定向力障碍》则具有“先锋派”的文体特征。

到了90 年代，其创作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她开始以一种回忆性的笔调叙述隐秘的女性情感，《私人生活》标志着陈染“私人化写作”风格的确立。此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角逐累赘》、《空的窗》、《空心人诞生》、《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站在无人的风口》、《嘴唇里的阳光》、《破开》等。

陈染是女性小说私人化写作的代表，幽闭空间中女性的自我幻想，情感的自恋，“寡居”于男性世界之外的女性与女性的交往，成为她叙事的典型方式。她的这一类小说都是在纯粹观念意义上写一种绝对的妇女生活，那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男人在场或拒绝男人在场的地方，一些独居封闭世界的女人不断地与自己对话，形成了她们独特的内心体验和自恋又自虐的女性形象。她们偏执地维护着边缘式人格，拒绝社会认同并被社会所排斥。在她的小说中，充斥着大段大段的梦境、呓语、幻想、独白和哲学化的生存之思。另外，躯体语言在她的小说里被转化为高密度的隐喻，使得她的的叙事空间弥漫着女巫般怪诞与迷乱的气息。

《私人生活》是陈染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叙述现代都市女性生命历程的“身边小说”。它从主人公隐秘的女性生活经验出发，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女孩”在成长为一个“女人”的非凡过程中的特殊经历。主人公是在一个特异家庭中长大的，在学生时代，她是孤绝于“群体”之外的陌生人，长大后与一个男人有一段紧张中相互吸引的“性”的关系，同时又与女邻居禾寡妇在暧昧的关系中密切来往。当她终于摆脱这些“畸形”关系的羁绊，在恋人的关爱中即将回到“正常生活”之中时，一场意外变故使她同时失去了母亲、女邻居和恋人。于是，在无以复加的痛苦中，她变成了“自闭症患者”，被送入精神病院。

这部小说囊括了陈染一贯写作的基本主题：恋父/轼父情结；恋母/仇母意绪，生存之思与孤独之痛，从一个侧面探索了70至90年代女性意识的演变过程，主人公实际上是一个宽泛的女性“自我”的化身。

第五章戏剧

第一节概述

90年代戏剧发展概貌

①现实主义话剧：90 年代的戏剧中，现实主义话剧仍占据着较大的比重，剧作家除了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外，往往还间杂着其他的创作手法，现实主义的创作显得更加繁复。有从日常人生的小事中提炼出来的戏剧，如《同船共渡》（沈虹光创作）通过退休的小学教师方老师与小夫妻刘强、米玲合住在同一所单元房子里所发生的摩擦、矛盾以及后来的理解、宽容，这些平民人家所演绎的平凡小事，道出人生的真谛；此外，还有《地质师》（编剧杨利民）、《旮旯胡同》（编剧蓝荫海、顾威）等。90 年代的现实主义的话剧更加深入人心，更加注重靠近人性的本质内容，从而具有相当震撼人心的威力。

②历史剧的创作成绩喜人：如姚远的《商鞅》，剧本选取了我国古代政治家商鞅一生中的几个重要片断，透视了在封建集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