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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制度变迁理论综述

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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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的社会实践的推动下,在学者们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贡献下,制度变迁理论获得了较大发展,并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是:分析变化了的自然环境、技术水平、人口结构、产权、道德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如何向人们提供新的获利机会,从而提供变革旧制度、创造新制度的动机,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节约某些交易成本,人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只有当环境改变时,才会又发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与“供给”。

关键字:制度变迁路径依赖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 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

制度选择存在“路径依赖”

诺斯指出,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存在“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诺斯认为,在“路径依赖”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人们对利益的考虑。对组织来说,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他们对现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效率。而对个人来说,一旦做出某种选择后,就会不断投入各种资源。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无法摆

脱这种路径依赖。如果哪天发现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价值时,才会做出新的选择。

诺斯在1971年与兰斯·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同样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及不断的源泉。诺斯指出,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但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但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者推动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在美国历史上金融业、商业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制度变迁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总收益的增加同时又不使个人收益减少。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分析杨明东、曾繁华教授

▲基金项目:2007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编号NCET一(17—0856)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1(美)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1.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IM 1.人民出版社,1 972

3.林岗,刘元春.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I1.经济研究,2000(6)

中国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性研究及其评价

李艳,罗小川

2O世纪80年代末新制度经济学被引入中国,90年代以后,中国对该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更为普遍,其中,制度变迁理论成为解释中国问题最强劲的一支。学者们在解读该理论的同时还结合中国改革实践对其进行本土化的尝试。

一、经典制度变迁理论概述

1.制度概念。新旧制度经济学者对制度的解释有所不同。旧制度经济学者凡勃伦是从非正式规则认识制度,认为制度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1](Pl39)。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规则【2】(P87)。新制度经济学家从两个角度定义制度,一是从制度的规范性功能角度界定制度,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范,其代表人物有柯武刚和史漫飞、舒尔茨、拉坦和诺斯等,其中,诺斯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中给制度下定义最多的人。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指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3】P225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诺思在其另一本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更明确地提出了制度的概念,他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4】P5从博弈论的角度定义制度,更注重制度的起源和演化的动态性特征。通过将经济过程类比于博弈过程,经济学家形成3种制度观,即制度是博弈的参与人、制度是博弈规则、制度是博弈的均衡。青木昌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均衡的扼要表征制度观,他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

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5】P28 2.制度变迁理论。诺斯是制度变迁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借助于“需求一供给”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将产权、交易费用、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一起纳入了制度变迁理论体系中。所谓制度变迁,就是用一种制度安排替代另一种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的动因是由于对规模经济、外部成本和收益、风险、市场等外部条件的变化引起的新的潜在利益的追求。但是任何制度变迁都是有成本的,只有人们预期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成本时变迁才能发生。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是符合经济人假设的个人、团体和国家,他们都是在进行成本收益对比的基础上选择最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动方案。诺斯把制度变迁看作一种制度非均衡一均衡一非均衡的反复循环的过程。所谓制度均衡是指制度供给满足制度需要的均衡点,处于制度供需均衡的制度就称为均衡制度。但是这种均衡是暂时的,非均衡迟早都会发生。制度非均衡也是制度变迁或变革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它包含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为了更好地解释制度变迁中的集团行为、非理性行为以及制度变迁的动态性等问题,诺斯把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纳入了他的分析框架。为解释不同国家的制度变迁差异和无效经济制度长期存在的问题,他还将路径依赖理论引入了制度变迁理论。

3.经典制度变迁理论存在的问题。

制度变迁理论虽然解释西方历史和现实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没有给制度一个确切的界定,这给使用者带来混乱和不便。其次,没有看到制度变迁模式的多样性,而更多关注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忽视了制度变迁的强制性一面。它重视个人在制度供给中的主导地位,强调私人产权制度对制度创新的决定性影响,推崇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决策过程,其对法制健全与产权制度的要求,削弱了该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供给问题的解释力。再次,对制度环境的忽视。制度变迁仅仅涉及制度安排,而不涉及制度环境,制度环境被当作是外生的和既定的。总之,该理论是以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为背景,缺少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现实的考量,影响了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中国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性研究

结合上述问题,中国的学者在分析现实问题时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涉及以下几部分内容:

1.制度概念的界定。西方经济学家们没有给制度一个确切的界定,中国学者在解读时也没有对制度达成统一的判断和认识。总体上,我国学者是从制度的功能角度界定制度,普遍接受的是规则制度观,把制度看成是一系列规范社会中人和组织的正式或非正式行为准则或规则,认为制度有两个层次: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是最接近制度的一个概念,指某一特定类型活动和关系的行为准则;制度环境也是制度结构,指经济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包括组织、法律、习俗和意识形态等,林毅夫、张字燕、汪丁丁、张曙光等学者均持此种观点【6】。

有些学者对制度作出了其他界定,如刘为民(2004)从博弈角度界定制度含义,认为“制度是一系列内生的或外加的博弈规则及其实施机制”。宋智勇(2003)则是从系统论和均衡观角度给出制度的定义,认为制度是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具体的制度要素构成的一个自我维系、动态演化的系统,它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特定的

功能。制度的均衡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变量的均衡问题,而是一种结构均衡。张旭昆(2002)、方卫华(2005)等人认为可以从制度的特点和制度分析的多层次来把握制度。

2.制度供给和制度均衡分析。

第一,制度供给分析。相对于西方学者更多关注制度需求而言,中国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学者们把视角转向制度供给。张曙光认为相对于制度需求而言,制度供给是制度变迁得以实现的更重要的条件。只有当新制度的社会净效益和个别潜在净效益均大于原有制度的社会净效益和个别潜在净效益时,变革者才会把潜在的制度供给变成现实的制度供给,从而实行制度变革【6】(243——245)。卢现祥分析了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认为在一些集权和政府管制较多的国家,制度供给过剩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这是因为政府主体是决定制度供给方向、形式、进程及战略安排的主导力量。【7】邓大才结合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指出在制度供给过程中要注意制度的整体供给以避免落入制度陷阱。此外,需求诱致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应交替使用和及时转换,为此,他还提出了“制度需求累增效应假说”。【8】

第二,制度均衡分析。国内学者对制度均衡的分析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制度均衡的界定;二是从制度均衡角度论述制度变迁。首先,对均衡的界定。对此问题有3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制度均衡是一种行为均衡,认为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因而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张曙光,2003)。第二种观点认为制度均衡是一种结构均衡,即各种具体制度之间达到一种普适状态,并在总体上是耦合而非互斥(宋智勇,2003)。第三种观点是前两种的综合,制度均衡既是行为均衡又是结构均衡。制度均衡是一种双适应的均衡,即现存具体制度相互适应以及适合各群体意愿的状态(张旭昆,1993)。其次,从制度均衡角度论述制度变迁。盛洪(1997)、张珉和卓越(2004)等人认为从制度均衡角度分析制度变迁有两种,一种是一般均衡制度变迁,即直接改变初始的产权安排,并辅之以产权的自由交易,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安排改革的进程的制度变迁;另一种是局部均衡制度变迁,它在不直接改变初始的产权安排和不触动原有利益格局的条件下,对经济的增量部分实行新的产权规则。张珉和卓越认为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两种制度变迁方式具有不同特点和前提条件,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的制度演进的具体过程是局部均衡式制度变迁通过示范效应、学习和替代效应、补偿条件的改善,改变一般均衡式制度变迁的收益和成本,引致一般均衡式制度变迁,进而通过制度问的互补性,导出整个制度结构的均衡。他们还提出“补偿性财富积累”的假说来支持该理论。【10】3.制度变迁方式的创新性研究。针对西方制度变迁理论忽视制度变迁方式多样性的研究,国内学者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林毅夫依据“需求一供给”把制度变迁方式划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这种划分不是针对某个国家而言,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一种探讨尝试,为研究者提供了制度变迁模式的理论分析框【11】(P253)。其后多数学者都是沿用该分析框架结合经济改革实践具体分析中国的制度变迁方式,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新性模式和理论假说,代表人物有杨瑞龙、黄少安、金祥荣、史晋川、沈国兵等。杨瑞龙提出制度变迁三阶段论,他认为我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制度变迁方式的转换将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3个阶段。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仅在中央政府和微观主体之间起联结和沟通作用,而且还成为积极的制度创新主体[12 ;黄少安提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说。黄少安不同意杨

瑞龙的中间扩散理论,他认为,制度的设定和变迁不可能发生在单一主体的社会里,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都会参与制度变迁,根据支持程度的不同,分别担当“主角”和“配角”,同时,这些主体在制度变迁中也会发生角色转换。黄少安认为,中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不存在所谓的“三阶段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及其他主体的角色定位在不同方面的改革以及改革的不同阶段上都是变化的M。金祥荣提出“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假说”,主张在中国应走供给主导型、准需求诱致型和需求诱致型等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和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14】。史晋川和沈国兵也把制度变迁划分为供给主导型、准需求诱致型和需求诱致型3种类型,但是他们是以“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标准来进行分类,从而赋予了这3种变迁方式新的内涵【15】。

不同于上述“需求一供给”分析路径,周业安则引入了演化论分析中国制度变迁模式,他从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出发,同时借鉴诺思、熊彼特的演进论思想,立足于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的冲突和协调来推演中国制度变迁过程的基本特征和性质。中国改革进程中交织着政府供应外部规则和社会成员自愿进行内部制度创新的双重秩序的演化路径。从动态来看,中国制度变迁的进程实质上就是外部规则不断退出,内部规则不断自发演化与供给的过程【16】。

目前西方制度变迁理论是沿着以诺斯为代表的工具理性主义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演进理性主义两条思路展开的。前者以经济人为前提假设,在“需求一供给”的框架内,用“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强调制度的设计性。后者抛开了“均衡”分析,强调动态演化的分析方法,即着重从技术和市场的动态演化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变迁;认为由于“有限理性”和信息的分散性,制度变迁因此是无法预设的,而是渐进演化的。当前,二者出现融合趋势,自2O世纪90年代以来,诺斯在关于信仰结构、路径依赖和文化重要性的论述时,特别是在涉及到社会制度中的非正式约束的演变路径时,采取了向哈耶克趋同的演进理性主义的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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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J】.经济研究,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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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中楼.新制度经济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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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胡海峰,李雯.对制度变迁理论两种分析思路的互补性思考[J】.人文杂志,2003,(4).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中的表现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等人(2005)认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以认知层面为起始,中间经过制度层面,最后走向经济层面。(C.曼特扎维诺斯,C·诺思,s·沙里克.闫健编译.学习、制度与经济绩效[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03):103— 110.)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表现为社会制度的实际变革过程:当新现象产生时,社会小部分人也就是第一行为人对其进行不确定性分析,发掘潜在收益,并宣扬其意图,这就是社会学习过程在认知层面的表现;第一行为人的意图受到社会领导阶层和学术阶层的重视,并通过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进行诠释,形成意识形态,并着手进行体制改革,以激励这种意图所产生的实际行动,这就到了制度层面;当社会各阶层对这种意识形态表示认同,并直接或间接受益于随之而来的体制改革时,就开始支持或追逐第一行为人,同时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并产生了实际的经济效益,最终完成了经济层面的制度变革。

[2]North.1994a.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J】.Ameriean Economic Review,84(3)362:359 368.

[3]周业安.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发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01):74~80.

[5]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O03.106.

制度变迁是一种公共选择,应该防止个别利益集团主导制度变迁NIE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是变迁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而在现存制度中主体无法获得这一利润,因此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获取潜在利润,就应该由制度A变迁为制度B。这种对潜在利益的追求,很容易激发政府、团体、个人等主体的制度变迁动力,也可能使制度变迁沿着有利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发展。而OIE认为,制

度变迁往往是非中性的,因为制度代表着社会中保守力量(或者称之为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而制度变迁是被这群利益集团所主导的。它提醒我们不要那么乐观地看待制度变迁。当一种制度变迁对大多数人有利而对他们不利时,他们就可能用现有制度阻碍变迁;相反,当一种制度变迁对他们有利而对大多数人不利时,他们就会设法强制地实施变迁。由此可见,NIE与OIE在讨论制度变迁的时候,侧重点是不一样的,NIE主要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和探究制度为什么会变迁,而OIE 在理论上则走得更远、更深,它主要从规范的意义上回答人类社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变迁,从而讨论制度变迁的性质。制度变迁是一种公共选择,它必须反映全民的意志,它不是某个政府或某个利益集团或某些个人的选择,它不能仅反映或主要反映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意志;制度变迁要达到全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要实现社会公正与公平,而不能仅实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或局部利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变迁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因为它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更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因为它本质上是利益的再分配,是全社会利益关系的优化调整。

4.制度变迁的效率评价标准:发展与增长在老制度学派看来,评价制度变迁的效率不是经济效率,由于制度本身就是一个价值范畴,他们关注的不是制度的绩效,他们用价值原则来评价制度变迁。凡伯伦认为,衡量制度变迁的好与坏的标准是生活的便利程度,也就是延续和改善人类的生命过程。只要提高了整体的生活便利程度,就是进步的制度变迁。艾尔斯提出了自己的工具价值理论。他认为要保证和促进人类生命过程或文明的连续性,就必须保证工具或技术的连续性从而有利于生命过程的延续。所以价值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有助于技术过程的连续性。艾尔斯还进一步明确了技术过程所包括的所有真实价值的内容,那就是自由、平等、安全、丰裕和民主,从而可以看出老制度学派非常重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仅仅是增长问题。新制度学派对于制度变迁的认识基本是一种功能倾向的,即将制度变迁的经济功能放在核心地位,它本质上是一种构建理性主义,制度变迁的方向很明确,似乎任何一项制度变迁都是人类经过理性计算的结果,都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所以对不同制度的效率进行测量是新制度学派十分关注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没有对制度效率的准确测度,制度变迁就会缺乏客观的依据。目前对制度变迁效率的评价主要是在假定制度受益的情况下,关注制度成本。由于交易成本对每一种制度不能进行直接的测量,所以一般通过运用比较法比较不同制度下交易成本的高低从而形成对制度变迁效率的评价

(三)路径的依赖性

诺思在制度及制度变迁的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下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有极强的制约作用。

路径依赖理论说明,制度的变迁对路径具有依赖性,因此制度的变迁进程具有渐进性和历史继承性。同时,制度结构由核心制度和次级制度藕合而成。基于改革成本的考虑,渐进制度变迁一般采取从次级制度向核心制度逼近的改革路径,在实践中应遵循这一规律,否则,将会激化矛盾,引起混乱。

从制度变迁的速度来考察,制度变迁可分为“渐进式”和“激进式”两种变迁方式。激进式的制度变迁是以终极预期目标为参照系数,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一步到位安排预期制度的方式,“破”与“立”同时进行,也就是在新制度安排的同时,否认现存的组织机构和信息存量,这种变迁方式的突出优点是减少变迁成本向后累积的风险,急需的核心制度能够较快安排到位。渐进式的制度变迁是假定每个人、每个组织的信息和知识存量都是极其有限的,不可能预先设计好终极制度的模型,只能采取需求累增与阶段突破的方式,逐步推动制度升级并向终极制度靠拢。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的产生是由于制度安排的非均衡,及未达到帕累托效率准则最优,这是制度变迁的前提。制度变迁的动因在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制度变迁,否则,就会维持原有制度不变。诺思(1991)同时指出,当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变化后,制度安排便由于潜在利润的存在而受到创新的压力,原有制度均衡将被打破。新的制度安排取而代之,均衡状态重新出现。这一过程就是制度变迁或创新的过程。

相当一部分研究都运用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框架,但是他们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都过于狭窄,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历史演进,众所周知,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的研究范畴主要有三个方向,演化论、历史论、博弈论。

路径演变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概念,它刻画和描述了制度变迁的轨迹。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个人有选择自由,制度就会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演化和变革(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95页)。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社会中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永恒的持续不断的演化过程。经济学家在分析人类制度演变的过程中提出了多种制度变迁模型(具体内容参见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276、295~301、327~339、371~4D0页),这些模型对制度变迁的分析虽各有侧重,但基本逻辑是一致的,都认为制度变迁是对新的利益源的捕捉,是一种社会逐利行为。据此,制度变迁应该反映一个基本的目标模式,即在特定制度装置下参与人受新的获利机会的驱使,改变现有行为规则而形成的一种博弈均衡的演变。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它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核算变迁的成本和收益。由此,变迁结果可以看作不同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后形成的一种利益均衡。

制度变迁是参与人期望获得更大的潜在利益,但由于制度结构的影响,潜在的利益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实现,为获取潜在利润,就必须进行制度的再安排,以实现外部利润内在化。

浅谈治理理论

浅论“治理理论” 摘要:治理理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较有影响的理论,是 关于当前政府和政府改革的研究课题。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福利国家失败和市 场机制失灵的语境中,它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治理理论 在西方一经提出,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并已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热点 问题。治理理论虽对我国的政府改革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由于社会发展阶段 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在研究治理理论时,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做 出正确的抉择。 关键词:治理理论;理论基础; 一.治理问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学术界,治理理论十分流行,以治理为研究 课题的著作开始涌现,并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从1989年世界银行在分析非 洲的发展形势时,首次提出了“治理危机”,再到世界银行1992年年度报告的 标题就是“治理与发展”。“治理”一词在学术界传播的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与此同时,治理理论在实践上也被运用到各国的政府和政治改革上,甚至有学 者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治理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因此作为舶来品的治理理论是否适应于中国,就成为中国学者争论的焦点。我国学术界开始重视这一 理论,并且将这一理论应用于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强烈的人文 关怀而忽视了学者应有的学术理智,否则就会导致对治理理论的滥用和对政治 实践的误导,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仍需要我们进行探讨和大量的理论 和实践论证。本文将从治理理论兴起的背景和理论基础入手,以求能把握治理 理论的精髓,从而对治理理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做一个尝试性的判断。 二.关于治理概念的综述 在英语中,治理”一词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语和古典拉丁语中的“操舵”一 “

中小企业发展问题(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题目中小民营企业发展问题综述 系经贸系 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 姓名 班级 学号 指导教师 【摘要】:中小企业是区域经济中最具生机和活力的群体,它们数量多、影响广,可以撑起区域经济的一片天,是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驱动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中小企业自身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差、核心竞争力低等问题,使它们面临着诸多困难,并陷入了生存危机。本文针对中小民营企业发展问题进行分析论证,特别是融资难问题,进而寻求解决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民营企业发展问题

1.2.1 中小企业的困难 (一)内部困难 中小企业自身特点的存在,使得它们在人才引进、战略管理、技术创新和市场核心竞争力等方面遇到了困难。 (二)外部压力 1、融资压力 由于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尚不完善,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使得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十分狭窄,主要依靠间接融资,也就是从银行贷款。而商业银行在中小企业经营风险大、信用等级低、财务信息可信程度低、管理水平低、无抵押等因素造成的高借贷风险现实面前,大多都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融资,从而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 2、成本压力 目前我国各地出现的作为“民工荒”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内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的问题。我国劳动力开始从无限供给向敬爱个决定劳动力供给数量的转变,这使得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面临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的压力。 3、转型压力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十二五”期间的重要目标,国民经济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投资性向消费型”转变、从“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这就要求企业也必须跟从国家大的政策转变,由“粗放型”向“内生型”发展转变。但由于中小企业技术水品低、技术创新水品低、资金短缺等问题,使它们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 4、国际市场压力 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是中小企业的国际市场大幅萎缩;另一方面,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对出口型或贸易加工型中小企业的影响巨大,使它们失去了国际市场竞争力 在这些困难中,融资难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企业的转型升级需要资金,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需要资金,改进技术,提高核心竞争力也需要资金。 1.2.2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成因分析 目前, 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局面是由企业自身素质、我国金融体系、国家宏观政策等多层次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企业信用等级低,融资意识淡薄 贺云龙(2003)[1]指出近年来,我国企业缺乏诚信已经成为一大问题,而中小企业以破产、改制为名逃避银行债务的事件时有发生。目前,根据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调查发现,中小企业的违约率要高于大型企业。贷款的高违约率是银行不愿向中小企业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因。借债还钱的意识淡薄、信用观念缺失直接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概述(一)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概述(一)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并分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两书中较为系统地展开和表述的。这一理论提出以后的一百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忽视,甚至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盲点”和“空场”。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的深入,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对其本民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得到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展开,并在以下方面取得共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或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建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是他剖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建构未来社会和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根据。然而,由于我国理论界对这一理论研究较晚,在这一理论深入研究过程中,争论较多,总体上讲还是分歧大于共识,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世界历史范围的涵义及其与民族史、地域史的关系 第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范畴,它不是各民族历史的简单的总和,它是资本主义建立大工业以来各民族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世界历史是由民族历史构成的统一整体,但它又有不同于民族历史个体运动规律的整体运动规律。因此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具有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因为:世界历史虽存在于今天,但它却形成于近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稍后这一观点稍有变化,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总体历史。二是特指18—19世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但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概念主要指后者,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且同时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历史学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范畴含义不同,两者不可混淆。首先,从时间上看,上限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特指16世纪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所形成的历史。而历史学的世界历史,在时间上则包括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其次,从空间上看,其涵盖范围和意义上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以交往及其扩大所造成的世界性后果为特征,是指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一体化,即世界形成了有机整体。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则强调把全球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包括在内,即在地域上包括全球。再次,从学科划分的级别上看,层次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哲学范畴,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具体历史学科的范畴。 第四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多层次含义的范畴,在黑格尔时代,世界历史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历史学、编纂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它在空间上是指相对于民族史和地域史而言的世界史、全球史。它在时间上是包括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总体历史。二是指由维柯以来到黑格尔所完成的哲学精神层面上的世界历史概念。从纯粹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又发掘出世界历史的第三层含义:即自18世纪以来,由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方式的迅猛发展而使世界成为统一整体、统一格局的历史。但同时这种观点又认为,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斥上述两种世界历史观。相反,他的世界历史概念统率了前人的观点,并以前人的理解为基础,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有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二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系统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体。三是专指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四是特指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产生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结果。这种观点还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这

自动控制原理论文

自动控制 摘要:综述了自动控制理论的发展情况,指出自动控制理论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即经典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和智能控制理论。最后指出,各种控制理论的复合能够取长补短,是控制理论的发展方向。 自动控制理论是自动控制科学的核心。自动控制理论自创立至今已经过了三代的发展:第一代为20世纪初开始形成并于50年代趋于成熟的经典反馈控制理论;第二代为50、60年代在线性代数的数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控制理论;第三代为60年代中期即已萌芽,在发展过程中综合了人工智能、自动控制、运筹学、信息论等多学科的最新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智能控制理论。经典控制理论(本质上是频域方法)和现代控制理论(本质上是时域方法)都是建立在控制对象精确模型上的控制理论,而实际上的工业生产系统中的控制对象和过程大多具有非线性、时变性、变结构、不确定性、多层次、多因素等特点,难以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因此,自动控制专家和学者希望能从要解决问题领域的知识出发,利用熟练操作者的丰富经验、思维和判断能力,来实现对上述复杂系统的控制,这就是基于知识的不依赖于精确的数学模型的智能控制。本文将对经典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和智能控制理论的发展情况及基本内容进行介绍。 1自动控制理论发展概述 自动控制是指使用自动化仪器仪表或自动控制装置代替人 自动地对仪器设备或工业生产过程进行控制,使之达到预期的状态或性能指标。对传统的工业生产过程采用自动控制技术,可以有效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一些恶劣环境下的控制操作,自动控制显得尤其重要。 自动控制理论是和人类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一门学科,是自动控制科学的核心。自从19世纪M ax we ll对具有调速器的蒸汽发动机系统进行线性常微分方程描述及稳定性分析以来,经过20世纪初Ny qu i s t,B od e,Ha rr is,Ev ans,W ie nn er,Ni cho l s等人的杰出贡献,终于形成了经典反馈控制理论基础,并于50年代趋于成熟。经典控制理论的特点是以传递函数为数学工具,采用频域方法,主要研究“单输入—单输出”线性定常控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但它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即对“多输入—多输出”系统不宜用经典控制理论解决,特别是对非线性、时变系统更

浅究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本土化

浅究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本土化 公共治理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众参与二者整合而成的公域之治模式,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依据多样化、治理方式多样化等典型特征。 摘要:1887年,现代行政学鼻祖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发表了行政学的 开山之作《行政学之研究》,他将欧洲大陆发展起来的行政学与美国本土特色相结合,借鉴法国和德国行政学的长处,将欧洲大陆的行政学本土化,使之具有美国的观念、语言和思想。他反思了当时的美国行政学研究中的不足:“行政科学并不是我们的创造,它是一 门外来的科学,很少使用英国或美国式的语言规则……如果要应用这种科学,我们必须使 之美国化,不只是从形式上或仅仅从语言上加以美国化,而是必须在思想、原则和目标方面从根本上加以美国化。” 后来,经过学者们的不断努力,这门产生于欧洲而被美国本土化的新型学科在20世 纪初期得以创建。在这门学科创建之时,也正是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完成之时,西方国家实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成功转型。也正是在这场工业化的进程中,先觉的威尔逊借鉴欧洲大陆的行政学,促进行政学的本土化,得以使得美国行政学领先于世界。目前谈到西方行政学,也即美国行政学。20世纪后期,世界掀起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运动,中国 应把握住这次社会转型的机会,借鉴西方国家在工业社会中构建的公共行政理论,使之本土化,具有中国的观念、语言和思想。 这也是我国行政学学者们应肩负的使命,夏书章于1982年早就指出:“要搞好现代 化建设事业,就需要社会主义的行政学和行政法学。”张成福在分析中国行政学发展趋势 的文章中指出:“本土化是中国公共行政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最大的挑战。”中国应当把握住 后工业化带来的机遇,本土化西方公共行政学前沿理论,使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后工业社会的背景,而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则是本土化的首要任务。 本文所说的本土化既指理论的中国化,也指理论的应用化。理论的中国化与应用化是以我国实际为出发点,本土化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因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本土化的必 要性分析“行政学研究只有面向本土经验,了解和解释我国的公共行政实践,才可能找到 合适的分析中国公共行政实践的工具。” 如果说行政学的本土化是为了借鉴先进理论指导我国政府改革并解决我国实际问题,那么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的本土化也是很有必要的,是我国行政学科构建、社会转型和我国改革实践的迫切要求。学术背景:“他山之石”与中西差异。“他

浅析企业家能力提高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电子商务 浅析企业家能力提高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一、国内外企业家能力研究现状 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的创新作用,认为企业家要起到“创造性的破坏”经济循环的惯行轨道,其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具有能完全胜任不胜其烦的会议交涉的体力和魄力,善于说服他人并能够支持及具有能够通过巧妙的交涉他人的谋略和胆识等。他还认为企业家能力具有稀缺性,且能力层次越高,其稀缺性越显著。 奈特强调企业家承担不确定性的能力,即对各生产服务合同收入的保证能力。具体包括:洞察他人的能力、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能力、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彭罗斯认为,企业家的能力是创见的多样性、取得信任的说服力、野心和冷静的判断力等多项能力的综合。 许庆高,周洪勇把企业家能力定义为:通过对不确定环境的敏锐观察,挖掘具有市场价值的机会,获取资源,整合企业内部其他要素资源,并构建组织的能力。企业家能力不是一种或几种能力,而是一种集很多能力的能力束。 (1)企业家能力的组成要素 张焕勇在《企业家能力与企业成长关系研究》中根据其在企业成长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不同,并借鉴其他学者的分类方式,也把企业家能力分为六种不同的类别:发现机会的能力、整合资源的能力、配置资源的能力、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学习能力。 胡罡在《企业家能力_领导力与管理力》一文中把企业家能力分为领导力与管理力。他指出企业家要具备有远见的领导力和高效的管理力,就是要具备总揽全局的战略性思维和全球视野,开放的思维和精神以及实现激励与约束、风险控制与提高效率的能力。 王庆喜在《民营企业家能力内在结构深析》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家能力的内在结构存在7个维度,它们分别是:成就动机、创新学习能力、人性特征、把握机遇能力、处事能力、领导能力和操作能力。 程博、李秉祥在《基于解释结构模型方法的企业家能力因子分析》一文中指出:企业家能力因子包括市场应变能力、控制创新风险能力、战略管理能力、组织指挥能力、投资融资能力、危机处理能力、社交能力、计划能力、运营管理能力、获取知识能力、领导能力、控制能力、总结经验能力、创新方法和方式、政府公关能力、分析能力、捕

财务战略管理研究文献综述

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课程论文《财务战略管理研究文献综述》 专业:会计学 课程名称:财务管理理论 课程类别:专业必修 任课教师:刘静 开课时间:2014年9月 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财务战略管理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财务战略是整个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维持企业经营的正常运转以及提高资金运转效率的主要动力,在企业各个发展周期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随着企业面临的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财务战略的制定,选择以及其与企业盈利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都引起了相关人士的关注。如何发挥企业财务战略在其整个企业经营中的作用,为企业的长远以及可持续发展发挥作用是企业财务战略在多年研究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借以对企业财务战略相关研究的梳理,进一步不断的深入财务战略在企业各个层面的作用,不断突破财务战略对现有企业发展的影响力,促进企业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字:企业发展财务战略环境 一.财务战略研究的发展历程 关于企业财务战略的发展渊源是随着企业战略发展而来,基于对企业战略的不断重视以及企业战略中财务分析的重要作用,财务战略才得以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一部分被不断的细化和研究。 美国学者Ansoff 教授(1976)首次提出了“企业战略管理”之后,企业战略在企业大局发展中的作用不断的被研究界关注,在之后的14年,Tom Copeland (1990)学者再次指出,公司财务和战略伴随公司管理的不断发展已经在思维和行为上不断的得以融合和发展。[1]在此之后,西方学术界开始了对企业战略中财务战略的研究,财务战略在企业战略中发挥的作用不断的被提到了新的研究层面,关于财务战略的定义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完善。E.F.Harrison 与C.H.John (1985)等在《组织战略管理》一书中将财务战略定义为“企业为配合其发展与竞争战略的实施而须提供的资本结构与资金的计划”[2],。J.A.Pearce和R.B.Robinson(1988)在其《战略管理学》一书中提出了“财务策略”的概念,并指出企业财务策略包括资金筹集、资金分配(投资)与分红、营运资金管理三大方面[3]。我国学者杨学义, 武笑坷(2009)指出,广义的财务战略包括资金的筹集战略和所筹资金的管理战略, 狭义的财务战略仅指筹资战略, 包括资本结构、筹资来源和股利分配等政策。[4]之后随着对财务战略定义的越来越广泛

西方治理理论综述

西方治理理论综述 (一)治理的涵义 1、治理的内涵 以“governance"(“治理” )为题材的理论著作的涌现,反映着社会科学界对统治以不同方式体现出来的模式感到的兴趣。无论传统用法或辞书上的解释,都以“治理” 为“统治” 的同义词。但在愈来愈多的讨论治理的著作中,它的用法和内涵都转移了方向,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在众多定义中,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治理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治理是个人和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同意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2、治理的目标 简单地说,治理的目标就是实现“善治”。善治涉及到:“一种有效率的公共服务,一种独立的司法体制以及履行合同的法律框架;对公共资金进行负责的管理;一个独立的、代议制的立法机构负责公共审计机关;所有层次的政府都要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多元化的制度结构以及出版自由。”(来福特维奇把善治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系统意义

的、政治意义的和行政管理意义的。)——这是一个“政治——行政” 的治理框架。 治理的目标在于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强调政府和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它不仅关注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公共部门,而且重视公共政策与社会资本的相互连接,强调非市场力量的凝聚(如公民和非营利部门的参与)。可以说,治理在公共管理的语境下,是以企业精神重塑政府,以社会资本的力量来应对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公私合作的结构和过程,其目标在于提高公共管理的水平及公共服务的质量。——这是一个“社会——政治” 的治理框架。 在美国,治理主要是通过调整技术层面的权力配置尤其是政府内部的权力配置来提高政府绩效,回应当前治理存在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内部解制型治理,而不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 3、治理兴起的主要原因 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管理危机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根本原因。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市场和等级制的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治理理论的兴起还与众多社会组织集团的迅速成长密切相关。——公民社会的成长经济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公共治理模式的产生。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活动跨越了国家疆域的限制,因此也产生了一些国际性的跨国经济、社会组织,直接导致新的管理领域和管理主体的产生。

超现实主义综述

超现实主义思潮综述 摘要:本文用客观的语言,论述了脱胎于达达主义的超现实主义的历史背景和深受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影响的哲学背景,并简要谈论了其成立的过程及艺术的纲领。通过对其代表人物达利、米罗画作的分析浅论了超现实主义抽象和具象两种不同风格的特征。 关键词: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潜意识象征性 超现实主义是现代艺术的一项运动与流派,它脱胎于瑞士的达达主义,由达达主义在法国同象征主义相结合后逐渐演变而成。超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直觉主义和弗洛依德的梦幻心理理论及精神分析学,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超现实主义者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所谓彼岸世界,即无意识或潜意识的世界。超现实主义者致力于探索人类经验的先验层面,同时致力于突破合于逻辑与实际的现实观,尝试将现实观念与本能,潜意识与梦的经验相揉合,而达到一种绝对的真实,超越的真实。例如,超现实主义画家与过去画家描写梦境有显著不同,这在于他们能重现梦境,并将逻辑上不相干的事物加以喻示性地并列,由此传达出梦境特有的感性气氛。 一、超现实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从达达说起 1914年8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四百多年来形成的“美的艺术”体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尽管博物馆继续开放,展览会照常举办,但欧洲稳定、统一的艺术体系已经开始瓦解。许多艺术家在战争中身心遭到重创。在这段时期内艺术家继续从事传统的艺术活动似乎不合时宜,更不愿在官方举办的画展上展出自己的作品。那个时代需要另一种艺术--一种全新的批判性艺术--达达主义产生了。 “达达”一词主要表达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象征意义。达达主义者将他的攻击目标指向所有以前的艺术运动和形式,无论是传统的还是二十世纪初期的实验性艺术。他们对既有的体制、道德和一切美学等传统价值观念一律加以破坏和颠覆。 达达主义者抨击伪善没落的旧世界,与其说是一场艺术运动还不如说是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反抗,从本质上看他代表了对艺术的否定--但它否定一切时最终不得不否定自己,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总是不破不立,在对旧事物摧枯拉朽的无情涤荡后,新事物的兴起也就为时不远了! 二、超现实主义产生的哲学背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 在达达主义衰落的同时,有两种学说广为流传--一是法国哲学家柏克森的生命哲学,二是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尤其以后者的影响最为广泛。他把人的的心理分为意识和潜意识两个对立部分。他认为梦总是指向人的心灵深处,梦境体现了人的潜意识和本能的欲望,是潜意识完美的再现,是摆布个人命运、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但这些潜意识却受到现实规范的种种抑制,人们长期忽略了它。弗洛伊德反对一味压抑潜意识,主张寻找合理渠道来发泄,而艺术创作给潜意识超越现实规范理性和道德提供了最佳途径。因为梦和艺术是相通的。 三、超现实主义的产生 1924年,法国作家布列东在巴黎发表了第一个《超现实主义宣言》,布列东在第一个《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曾对超现实主义作过经典性的解释:“超实现主义,阳性名词。纯粹的精神无意识活动。人们通过它,用口头或局面,或其他方式来表达思想的真正作用。它只接受思想

企业发展多元化战略文献综述

一、多元化战略概述 (一)定义 多元化战略又称多角化战略,是指一个企业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业中进行经营,向不同的行业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国内外也有很多学者对多元化发展战略进行了定义。1950年,安索夫于《公司战略》一书中提到:多元化战略是指当企业现有产品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目标时,企业进入新的产品领域,或者是某种高利润率诱惑企业进入新的产品领域的一种战略选择。[1]该定义的提出具有一定的意义,如明确多元化是针对企业经营产品的种类数量,但这种方法较为粗略,不够准确。1959年,彭罗斯于《企业成长理论》一书中提到:一个企业任何时候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都是在不完全放弃原有产品线的基础上从事新产品生产,包括中间产品的生产。[2]1962年,戈特于《美国产业的多元化与一体化》一书中提到:多元化是指为单个企业服务的市场异质性的增加。[3]同年,钱德勒于《战略与结构》一书中提到:多元化经营是企业最终产品线的增加。随着多元化战略的深入发展,多元化战略定义越来越明确。[4] 笔者认为,所谓多元化战略,主要是相对企业的专业化而言的,主要是通过有效结合多元化实例、技能或者目标,与原来相关联的活动方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战略。因此,多元化战略的实质就是开发和进军新的领域,以让企业拥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发展壮大。从内容上而言,多元化战略的内容包括:产品的多元化、市场的多元化、投资区域的多元化和资本的多元化。[5-6] (二)类型 从阅读文献和分析整理中发现,目前很多学者都对多元化战略进行了分类。但是,由于每个企业的发展不同,应该选择适合自身企业发展的多元化发展战略类型。以下笔者主要分析安索夫的多元化战略分类、赖利的多元化战略分类、国外目前比较流行的多元化战略分类和国内目前比较流行的多元化战略分类。 安索夫把多元化战略分为四大类型:水平型、垂直一体化、同心圆型和混合型。其中,同心圆型又分为销售与技术相关、销售相关型和技术相关型。 赖利把多元化战略分为三大类型:主导型、相关型和无关型。其中,主导型又分为集约型、扩散型和垂直一体型。相关型又分为集约型和扩散型。 国外目前比较流行的多元化战略分为四大类型:水平多元、垂直多元、多向多元、复合多元。其中,水平多元又细分为市场开发、产品开发和市场产品。多向多元又细分为技术多元、市场多元和资源多元。复合多元又细分为资金多元、

战略管理文献综述 (2)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宜自勉,岁月不待人。 战略管理文献综述 陈世荣<越南留学生》行研09级 一、关于国内外战略管理理论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企业战略管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呈现出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理论学说及典型案例,对于指导各行各业企业发展发挥了作用。国际学术界对企业战略管理进行了大量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可将国外企业战略管理发展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 (1)早期的企业—环境综合分析范式阶段。进入20世纪60年代,欧美国家企业出现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重大变化,国际市场逐步开放,大多数大企业以并购方式采取多元化经营。企业不满足于年度预算,开始采用运筹学和预测技术进行规划,形成了战略规划学派。该理论认为企业战略应当使企业自身条件与所遇机会相适应,实质上是认为企业战略应当放到如何使公司能力与竞争环境相匹配的框架上,寻求发展商机。 (2)以环境适应范式为中心的企业战略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环境变化加快,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未来是不可预测的,环境是不确定、不连续的,从根本上动摇了战略规划关于未来可以计划、可以预测的思想。以环境变化分析为中心的战略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由于环境的复杂性,仅从分析外部环境的变化出发制定战略具有局限性,因此开始出现基于企业内部分析(如价值链理论)的战略理论及基于企业社会关系分析的战略理论(如网络优势理论)。环境适应范式认为战略决策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强调战略的动态变化,认为最适合的战略制定与决策过程依赖于环境波动的程度。这个学派包括:安索夫的企业战略行为是对其环境的适应过程及由此导致的企业内部结构化的过程思想,伊丹敬之的战略适应性观点,奎因的逻辑改良主义等。产业组织分析也可以视为一种环境适应理论,只是更重视环境中的产业结构分析。1980年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产业分析竞争战略思想,既可以视为早期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也可以视为环境适应理论的深化。1985年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价值链理论,从企业内部价值创造过程寻求竞争优势来源,弥补对企业内部因素不够重视的缺陷。 (3)多种范式并存阶段。进入90年代后,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化步伐加快,顾客需求的多样化及产品设计周期、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客观要求企业通过提高自身 能力,全面考虑企业内部要素和企业外部环境要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在这种背 景下,基于企业内部分析和企业内外部综合分析的战略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 包括:①资源论。1984年沃纳菲尔特的发表“企业的资源基础论”,意味着资源论的诞生。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述评 精品

全球价值链理论研究述评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前完全由一家企业单独生产的产品,现在可能被切割成许多不同的价值环节,由遍布全球、成千上万家企业同时协作生产。基于价值环节在企业之间分割、组合及其在全球布局的现象,理论研究者提出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涌现了大量相关文献,本文试图对这些研究的演化及发展进行归纳、比较和总结,对其主要结论进行评述。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化 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于1985年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价值链”概念,认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每一项增值活动就是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其总和即构成企业的“价值链”(波特,1985)。早期的价值链理论偏重于从单个企业的角度分析企业的价值活动与竞争优势,价值链研究的重心在企业内部。20世纪90年代开始,波特把价值链研究的重心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外部,价值链的范围开始从单个企业层面向产业层面扩展,并开始研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 寇伽特(Kogut,1985)在分析国际战略优势中使用了价值增值链(value added chain),认为价值增值链是由技术与原料和劳动力的融合而形成的各种投入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并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寇伽特认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或一家企业的竞争能力,不可能体现在商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国家或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最终决定了国家比较优势所在的价值环节。与波特相比,寇伽特将价值链的概念从企业层次扩展到了区域和国家,更加强调了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 全球价值链概念是在早期的价值链、价值体系、全球商品链的基础上提出的。20世纪90年代,格雷菲(Gereffi)和其他研究者将价值链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联系起来,提出了全球商品链概念,即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所形成的一种

经典控制理论

1、经典控制理论与现代控制理论的主要差别。 经典控制理论和现代控制理论,同属于自动控制理论的范畴,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方式。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多接触的是物理模型,而自动控制理论,归根结底,是个数学问题。那么,把真实的物理系统理想化之后,即为物理模型,对物理模型进行数学描述,即为数学模型。经典控制理论着重研究系统的输入-输出特性(即外部描述),现代控制理论不但研究系统的输入-输出关系,而且还研究系统内部各个状态变量,采用状态向量描述(即内部描述)。两种描述,都有时域和频域方法。从广义上讲,现代控制理论的应用层面更宽,而经典控制理论的应用领域相对狭窄,仅仅用线性时不变定常连续系统。 2、传递函数 那么怎么把一个物理模型,描述出数学模型,很简单,就是利用了传递函数。任何一个线性定常连续系统,都可以用一个线性常微分方程描述。把输出量的微分线性组合放在方程等式左边,输入量的微分线性组合放在方程右边,等号两边分别取拉普拉斯变换,就得到了我们的传递函数模型。通过拉普拉斯变换,线性微分方程转换成了代数方程,传递函数表达了一个系统输入-输出的关系,一旦系统给定,传递函数就不会变化,即传递函数不受输入和输出的变化影响。传递函数又可定义为初始条件为零的线性定常系统输出量的s变换与输入量的s变换之比。传递函数的局限在于,它只能反映系统的外部特性,即输入-输出的特性,因此传递函数模型也常被称为“黑箱”模型,我们只能看到由它引起的外部变化,并不能解决系统内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用状态空间模型和现代控制理论,因此状态空间模型又称“白箱”模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它的内部结构,以便对系统进行优化和完善。 3、经典控制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已知一个系统的传递函数,这个系统的动态性能从最根本上讲取决于什么,这些决定因素是如何影响系统性能的。这个问题其实是经典控制理论最最核心的问题,经典控制理论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是基于这个问题展开的。给定一个传递函数G(s),决定系统性能的最根本因素就是系统的零点和极点在复平面上的分布情况,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极点的分布,它决定了系统是否是稳定的,是否有震荡,震荡的频率和幅度等等系统最关键的东西,零点的存在起的是一种调节作用,要么是锦上添花,要么是雪上加霜。学习经典控制理论,最终目的是学会如何根据各种被控对象来设计合适的控制器,但从上面的意义上来讲,设计控制器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把整个系统的零点和极点控制在我们希望的区域或范围内(被控变量的可控性)。 4、经典控制理论的分析方法 经典控制理论,概括来讲,有三种分析方法:时域分析、根轨迹分析、频域分析。 那么PID调节,属于哪种分析方式呢?属于时域分析。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这样的观点。PID,含有零点、含有极点,零极点的概念,在频域分析法中同样存在,应该属于频域分析。

治理理论

陈振明版《公共管理学》之治理理论第一节治理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及善治概念日益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概念,治理理论是在西方学术界日渐崛起的显学,而合作网络途径则是其在90年代中后期的新进展。 本节将主要从合作网络途径的角度,探讨作为公共管理的治理理论。 一、治理理论的实践基础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处理群体生活的组织活动,就有了解决合作事务的具体实践。 公共管理就是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国家产生以前。 早在国家产生前,原始人就以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为单位管理集体生产和共同防卫等事务。 这是公共管理在人类历史上的原始形态。 步入阶级社会后,国家和政府成了管理公共事务的主要组织方式。 国家除了要履行政治统治只能,还要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以维持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公共事务少且目标单一,国家的公共管理只能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从根本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和长远利益。 同时,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也反映了社会的共同利益,对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具有重要的作用。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 “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维持下去。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公共管理的范围日趋扩展,规模不断扩大,大量社会事务被纳入政府议程,公共管理逐渐淡化阶级通知的色彩,进而获得了相对政治通知的独立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适应公共管理的这种发展趋势,行政力迅速扩张,大量介入国家和社会事务,出现了行政国家现象。 建立在政治——行政二分法基础上的官僚行政成为这一时期管理公共事务组织工具。 它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到官僚组织的管理范围,随着公共事务的增多,政府的管理只能随之增加,政府规模随之膨胀,大政府时代也就到来了。 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是官僚行政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70年代末,一场质疑官僚行政有效性的运动在西方各国蔓延开来,各国开始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注国家的竞争力,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部门对公众的回应能力,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 一开始,人们提倡民营化,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采用工商业的管理方式治理公共事务,重塑政府。 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生态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范围不断扩展,政府、工商界和市民社会之间的1合作正成为民族国家竞争力和国家繁荣的基本构成要素。 在这种背景下,片面依靠市场竞争机制来改造公共管理的做法捉襟见肘。 合作网络应运而生,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形式。 在网络中,各种行动者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和分权化提出的挑战,一起处理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使公共管理开始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 正如瓦尔特所言: “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 公共管理因而是种网络管理。

文献综述江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措施研究

文献综述--江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措施研究 1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按照国外经验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EM原始设备制造商贴牌生产Gereffi G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8 37-70 [2]Humphrey J Schmitz H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in Global Value Chains[C]Paper for the Bellagio Value Chain Workshop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Brighton BN19RE UK 2000 [3]Ernst 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A Knowledgecentered Approach[R] 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2001 [4]Hobday MInnovation in East Asiathe challenge to Japa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5[5]Nonaka Ikujiro Toyama Ryoko Konno Noboru SECI Ba and leadership a unified model of dynamic knowledge creation[J] Long Range Planning 2000 33 5- 34 [6]Szulanski G 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 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firm[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special issue 1996 17 27- 44 [7]Myrna Gilbert Martyn Cordey- Hayes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to achieve successfu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J]

女性主义的发展研究综述

女性主义的发展研究综述 著者:曹咏彤 摘要:女性主义又称女权运动、女权主义,是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女性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了解不平等的本质以及着重在性别政治、权力关系与性意识之上。本文综合概述了女性主义的历史、沿革、理论和形式。 关键词:女性主义;性别歧视 引言: 2015年央视羊年春晚中语言类节目中某些涉及女性的词语成为了网友热烈讨论的对象,并引出“春晚歧视女性”的争议话题,引发社会关注。女性主义的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在这样一个跨历史、跨文化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当中,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这样的私人领域中,女性也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 历史 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社会兴起,有其特定的背景,当时欧洲社会女子的地位十分低下。在十七世纪前,英国的已婚妇女基本谈不上有何权利,除非丈夫自愿地让给她权利;当丈夫在世时,她的财产和她的人身完全供丈夫享乐;在某些国家,如果丈夫死后没有遗嘱,女子的财产要给丈夫的亲戚,而不给她或她的孩子。 以现代的哲学与社会运动的观点来看,女性主义通常以18世纪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为起源。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女权辩护》是19世纪之前少数几篇可以称得上是女性主义的著作之一,她认为女性拥有比男性多上很多的权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更早以前就存在着其他关于两性平等的著作,例如神秘哲学家安里西·哥內留斯·阿格里帕在1529年所著的《关于女性之高贵卓越的演说》。 女性主义在19世纪渐渐转变为组织性的社会运动,因为当时人们越来越相信女性在一个以男性中心的社会中受到不平等对待。女性主义运动根源于西方的进步主义,尤其是19世纪的改革运动中。组织性运动的时间是起于1848年在纽约州色内加瀑布市召开的第一次女权大会。艾米琳·潘克斯特是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奠基者之一,她揭露英国社会制度里的性别歧视,并且成立了妇女社会政治联盟。在许多成员微罪遭捕,然后因为《猫捉老鼠法案》而重复进出监牢数次后,她们进行绝食抗议。其强制喂食的结果让这些成员病得很严重,使得当时法律体制的残暴受到社会关注,也因此助长了她们的目的。 现代女性主义有个非常重要的支援因素就是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出版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一书。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也是美国女性主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贝拉·艾布札格所就读的大学。在米德的书中报告说,查恩布里部落中的女性拥有支配地位,却没有造成任何问题。这本书使得艾布札格那个时代的知识份子相信,欧洲对于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观念是非常文化取向的,而并非无可抹灭的天性。 沿革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与最初的女性主义运动通常被称为“第一波女性主义”,而1960年之后的女性主义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也有所谓的第三波女性主义,但是女性主义者之间对于其存在必要性、贡献与概念意见不一。这三个“波”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就像海浪般,一个接一个永不间断,后来者运用了前行者的贡献与资源。 妇女解放运动到今天为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两性平等

关于模糊控制理论的综述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 《人工智能》 课程设计报告 课题名称关于模糊控制理论的综述 专业自动化 班级 11级3班 学生姓名郑艳伟 学号 指导教师崔明月 成绩 2014年6月18日

关于模糊控制理论的综述 摘要:模糊控制方法是智能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简要回顾了模糊控 制理论的发展,详细介绍了模糊控制理论的原理和模糊控制器的设计步骤, 分析了模糊控制理论的优缺点以及模糊控制需要完善或继续研究的内容,根 据各种模糊控制器的不同特点,对模糊控制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进行了分 类,并分析了各类模糊控制器的应用效能.最后,展望了模糊控制的发展趋 势与动态. 关键词:模糊控制;模糊控制理论;模糊控制系统;模糊控制理论的发展模糊控制是以模糊集理论、模糊语言变量和模糊控制逻辑推理为基础的一种智能控制方法,从行为上模拟人的思维方式,对难建模的对象实施模糊推理和决策的一种控制方法.模糊控制作为智能领域中最具有实际意义的一种控制方法,已经在工业控制领域、电力系统、家用电器自动化等领域中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兴趣. 模糊控制系统简介 模糊控制系统是以模糊集合论、模糊语言变量和模糊逻辑推理为基础的一种计算机数字控制技术.1965年美国的扎德[1]创立了模糊集合论, 1973 年, 他给出了模糊逻辑控制的定义和相关的定理.1974 年英国的Mamdani 首先用模糊控制语句组成模糊控制器,并把它用于锅炉和蒸汽机的控制, 在实验室获得成功, 这一开拓性的工作标志着模糊控制论的诞生. 模糊控制系统主要是模拟人的思维、推理和判断的一种控制方法, 它将人的经验、常识等用自然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 建立一种适用于计算机处理的输入输出过程模型, 是智能控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从信息技术的观点来看, 模糊控制是一种基于规则的专家系统.从控制系统技术的观点来看, 模糊控制是一种普遍的非线性特征域控制器. 相对传统控制, 包括经典控制理论与现代控制理论.模糊控制能避开对象的数学模型(如状态方程或传递函数等) , 它力图对人们关于某个控制问题的成功与失败和经验进行加工, 总结出知识, 从中提炼出控制规则, 用一系列多维模糊条件语句构造系统的模糊语言变量模型, 应用CRI 等各类模糊推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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