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宁亚基层监狱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难点及对策

焦宁亚基层监狱贯彻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难点及对策

焦宁亚

2006年11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各级政法机关要善于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最大限度地遏制、预防和减少犯罪。2007年3月27日召开的全国监狱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各级监狱机关要“认真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基层监狱，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直接实施者、执行者，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科学发挥刑罚功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如何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基层监狱的执法能力也是一种考验。

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监狱刑罚执行工作的指导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水平迈向了一个新台阶，对于监狱刑罚执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是有利于监狱机关和民警对罪犯的科学认识。任何社会都存在犯罪现象，犯罪不仅是一种法律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转型过程中贫富悬殊，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与冲突增多。在这种情况下，犯罪也呈现出高发的态势。应当指出，我国目前的犯罪现象已经不同于几十年前的犯罪，犯罪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更多的是由于对财产的过度追求与社会不能提供更多获得财产的合法途径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还有些是由于邻里纠纷、干群矛盾等社会因素所导致。现在，监狱押犯当中，绝大部分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诸如下岗职工、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对于这些罪犯，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采用对敌斗争的方式，一味地强调严刑重罚，对不同的犯罪采取不同的惩罚措施，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才能尽可能地将犯罪控制在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内。

二是有利于对监狱刑罚功能的科学认识。我们过去往往把刑罚视为专政工具，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如何用刑是一个科学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刑罚是其他社会管理不妥的补偿。如果各种社会管理措施得当，对于社会的治理就可以不再依赖于刑罚。因为刑罚是一种代价最为昂贵的社会治理方式，只有不得已才用之。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当然是为了获得威慑犯罪的效果，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但是刑罚威慑力并不会随着刑罚的加重而无限地增加，一旦刑罚超出公

正的限度，刑罚威慑力就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如果我们有了对刑罚功能的科学认识，就会消除对刑罚的迷信心理，不再把刑罚看作是治理犯罪的灵丹妙药。而是根据犯罪自身的发生规律，在综合治理上下功夫，对罪犯采取理性的态度，坚持基本的公平正义理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尽管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犯罪，可以做出刑罚或轻或重的选择，但我们的刑事政策只有做到宽严相济才能获得最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才能实现行刑效果的最大化。

三是有利于监狱机关科学改造罪犯。按照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罪犯，除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暂不收监外，均应当由监狱执行刑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持续开展的“严打”斗争，使大批刑事犯罪分子纷纷落网，被投入监狱进行改造，加之监狱的“出口不畅”，造成了监狱押犯人满为患，给监狱安全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时，这里还存在一个刑罚成本问题，根据统计，以监狱服刑人员的生活费而言，在经济落后地区每年每人需三千元，在经济发达地区则每年每人需五千元。若将监狱的整个费用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则国家每年对一个服刑人员支出的费用约为一万五千元。这一费用甚至超出了国家每年为培养一个大学生支出的费用。由于经费紧张，监狱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罪犯进行监狱生产，以弥补监狱经费不足，从而削弱了监狱的教育改造职能。同时，由于多种类型的罪犯一同关押，监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罪犯之间相互学习犯罪技巧的“传习所”、“大染缸”，使监狱改造罪犯的质量大打折扣，这也是近年来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条重要原因。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有效减少监狱的押犯人数，降低监狱关押和改造罪犯的成本，减轻监狱的“大染缸”效应，使监狱能够充分行使惩罚与改造罪犯的功能，对罪犯进行科学改造，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

二、基层监狱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面临的实际困难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重要的刑事司法政策。监狱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在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中担负着重要职责，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基层监狱仍面临着诸多的现实困难。

第一，传统观念的束缚。一是根深蒂固的“重刑主义”观念。作为一个有着重刑文化传统的国家，“善恶报应”的思想使人们普遍认为，对犯罪分子必须实行苛刑峻法，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之得到应有的报应，社会正义才能得到伸张。二是

“从严从重”的惯性思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严打”以来，从重从快从严已成为惯性思维，不少干部的执法思想倾向了“严”的一面，对于应当“宽”的一面，重视不够，意识不强，存在不愿从宽、不敢从宽的心理，甚至忽略不计，怕自己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三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僵化理解。认为“人人平等”就是“绝对公平”，对一部分罪犯从宽或从严是违法的、不公平的。四是对“罪当其罚”的错误认识。认为犯罪就意味着坐牢房，对罪犯的惩罚就是要将其关押起来，否则就不足以体现对犯罪的威慑和警示作用。这些思想认识问题不解决，宽严相济的政策最后的重点可能就仅仅停在“严”的方面，偏离了政策的本意。

第二，具体操作执行难。目前，由于没有一套完整的可操作性强的执行依据，监狱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存在执行难的问题。主要表现：一是严、宽的对象难以界定，即对哪些罪犯从宽，对哪些罪犯从严。对此，《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在实际执行中缺少法律依据；二是严、宽的方式难以适用。法律规定的刑罚措施有很多种，如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分级处遇、分级管理、离监探亲、会见亲属等等，可以说涉及罪犯改造生活的全部，这为基层监狱运用法律的授权、最大限度实行宽严相济政策预留了空间，但也为实际执行留下了难题。由于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不同的罪犯，适用哪一种方式才能更好地体现“宽严相济”，基层监狱在实际执行中很难选择和适用。三是严、宽的限度难以把握。作为刑罚执行机关，执法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办事”，任何一项执法活动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在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过程中，严，严到什么程度，宽，宽到什么程度，难以把握。

第三，现有刑罚执行制度的缺陷。《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对刑罚执行制度做了明确规定，内容包括暂予监外执行、减刑、假释、保外就医、通信、会见、奖惩等。但由于一些制度本身存在缺陷，适用率很低。以假释为例： 1996年全国被假释的罪犯有36552人，假释率为2.58%；1997年假释人数为41993人，假释率为2.9%；1998年假释人数为29541人，假释率为2.06%；1999年假释30075人，假释率为2.11%；2000年假释23550人，假释率为1.63%。而在国外，美国1993年中被假释的成年犯有658601人，假释率为72%；在加拿大，1992年-1993年联邦矫正机构罪犯的假释率为36.2%；在俄罗斯，1994年的假释率

为46.93%。由此可见，我国假释使用太少，假释率非常之低，且呈现出逐年减少的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有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规定得不够具体，操作性不强；适用条件苛刻，难以提高适用率；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案件客观标准不统一，环节过多，程序繁杂；监狱经费紧张，有些程序无法实施；公安机关对假释、保外就医的罪犯监控不力，导致监狱在考查时找不到被假释、保外就医的罪犯等等。这些刑罚执行措施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的具体措施，而措施的缺陷必然导致落实的困难。

第四，罪犯分押分类分级管理制度粗放。罪犯分押分类分级管理制度，是基层监狱具体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个主要途径。但应当看到，目前的我国罪犯分类制度不科学，对罪犯分类主要是靠监狱民警以及法院判决进行一种简略的分类，对罪犯也未规定详细的处遇计划。规定男女分管分押，以及对罪犯主要按照犯罪类型进行分别关押，这只是粗略的分类，对罪犯进行管教也只是“大而化之”的改造教育，对于具体罪犯的改造和矫正并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不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较好的贯彻实施。

第五，单一行刑方式的制约。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须进行综合治理，才能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疏通各种社会怨愤，由此获得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要求。然而，目前，罪犯接受惩罚的地方就是监狱。这种单一的行刑方式，除存在诸多不利于罪犯再社会化弊端外，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因为，目前与监狱实施“宽”、“严”具体措施相衔接、相配套的其他社会矫正手段、方式、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使得监狱机关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途径十分狭窄，制约着政策的贯彻实施，影响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效果。

三、基层监狱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对策

第一，正确理解和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党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是在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思考、提出的新理念，它与我党历次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以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深刻内涵。

一要在法律范围内做到宽严有度。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必须在法律许可

的范围之内进行。政策指导法律的制定和适用，但在具体适用时，又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范围内准确体现出政策。在做到宽严相济的同时，还要做到宽严有度。这里的“度”，一是指法律赋予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不能超过法律的幅度；二是指要有一定的标准，不能无原则的宽或严。宽不是要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要当宽则宽，该严要严，在法律的幅度里宽严有度、宽严得当。

二要做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宽严相济”的目的在于要通过贯彻这一政策来维持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的稳定与良性运行，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保障。因此，在具体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时，要追求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主要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是否有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在对犯罪人适用轻缓政策时，要充分听取和考虑被害人的意见和建议，这样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二是是否有利于教育和挽救罪犯。在法律框架下，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的教育挽救初犯、偶犯及团伙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等轻刑犯。三是是否有利于保持罪犯家庭的稳定与和谐。避免给罪犯的家庭带来情感缺失，增加经济负担，甚至出现家庭破裂或其他负面作用。四是是否符合公平、正义。对于有影响的案件，要充分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在法律范围内体现出人民群众的意志，做到公平、正义。

三要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做到尊重人、爱护人、帮助人。特别是对那些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轻刑”罪犯，悔罪态度较好，可尽量从宽管理，让其在司法机关的管教、亲属的帮助和群众的监督下，努力进行各种形式的自我改造。避免使偶犯、初犯等轻刑犯在管教期间受到“交叉感染”而染上新的恶习，以至重新犯罪。同时，也可以使他们充分体验到社会的宽容和温暖，有利于他们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和自身发展。

第二，尽快出台监狱机关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细则

一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必须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以指导基层单位切实把党的政策落实好、贯彻好。所以，监狱机关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细则必须尽快出台，并重点明确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要明确对不同主体身份的具体适用。除一般主体身份外，刑罚执行中还涉及

到一些特殊主体法律未作专门规定，除“老弱病残”外，还有一些不得不考虑的“弱势群体”（如下岗失业者、无业者、农民工、普通农民等）。老弱病残犯、艾滋病犯、精神病犯等执行刑罚以宽缓为主，这是基于其身体原因而为的。“弱势群体”罪犯同样应以宽缓为主，由于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犯罪往往与自身生活和工作有关，对其宽缓管理，人们可以理解，也较公平。但“弱势群体”的范围还很难有个准确的界定，一个共同点应该是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由于生活贫困、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往往为了生存而实施了一些犯罪行为，对此，要区别情况，具体对待。

二要明确对不同罪名的具体适用。贪污贿赂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社会的毒瘤，它危害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而是直接或间接的危害着整个国家。这类案件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声誉，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执行刑罚应从严。如对这部分罪犯从宽管理，势必会助长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对涉黑、涉毒、涉枪、涉爆罪犯及惯犯、累犯应从严管理，这部分罪犯主观恶意较深，犯罪危害较大，只有依法从严，才能起到震慑作用，才能挽救他们。对其他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侵犯财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也要依法打击，但相对于前面的犯罪来说，这些犯罪的危害性要小些，也要区别对待，依法管理。

三要明确对有不同量刑情节罪犯的具体适用。对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以及对胁从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而初犯、偶犯、激情犯、过失犯、认罪态度好等则是酌定情节，在执行刑罚中，对其应本着教育挽救的目的，充分考虑到其的具体情况，如是否得到受害人的谅解，民事赔偿是否到位等等，在适用“宽严相济”政策的具体措施时适度从宽。对具有累犯、故意犯、主犯、首犯、认罪态度差等情节的应该依法从严。这些人的主观恶意较深，犯罪危害较大，只有依法从严才能起到震慑作用，才能挽救他们。

四要明确在服刑期间不同表现罪犯的具体适用。对遵守监规、认罪服法、劳动积极、真诚悔改或有举报立功等其他情形的，应积极予以减刑、假释，对未成年人犯，在法律范围内幅度可以更大些；对抗拒改造或重新犯罪的，坚决从重处理，特别是判处死缓的罪犯，更应该严格要求、严格监督。对在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于他们和群众直接接触，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很现实，因此，要积极加强监管和监督。一方面，要为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监管气氛，以便于他们改造和回归社会；另

一方面，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监督，发现有违规违法的情况，要及时采取措施，情节严重的，该收监的要收监，做到宽严相济。

第三，完善现有的刑罚执行制度。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等刑罚执行制度是《刑法》、《监狱法》所规定的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长期的实践表明，这种制度是行之有效的。但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这些制度出现了一些困境和问题，必须予以完善。一要加大对老年犯、精神病罪犯、严重疾病罪犯、弱势群体罪犯以及具有初犯、偶犯、激情犯、过失犯、从犯、胁从犯、认罪态度好、真诚悔过等情节的罪犯在减刑、假释、保外就医上的适用力度和幅度，提高适用率；二要细化量化实质条件。我国法律虽已明确规定了各项刑罚制度的适用条件，如“确有悔改表现”，“有立功表现”等，但这都是十分笼统的，难以操作，必须进行细化量化。如对“确有悔改表现”细化为：认真遵守监规，全年没有违反监规纪律行为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出勤率达95%以上，学习成绩达优秀的；积极参加劳动，出勤达到90%以上，完成生产任务，产品合格率达95%以上，没有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等等，以便基层监狱在实践中具体执行和操作。三要简化办事程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监狱、公安、检察、法院等机关协力配合，才能更好的落实。要合理确定公检法、监狱的任务分工，完善相关的责任制，简化办案手续、缩短办案流程，减低办案成本。特别是在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各项工作中，在司法机关之间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相互衔接的规章制度，改变目前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间断”或“跳跃”的状况，使刑罚目的的实现过程变得更为通畅。

第四，完善分管分押和分级处遇管理制度。分管分押和分级处遇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教育刑思想，一方面可以做到因人施教、有的放失，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但对罪犯的分类应尽可能地详细，要根据罪犯性别、民族、刑种、年龄、刑期、犯罪史、身体状况、主观恶习和人身危险程序科学分类，将罪犯置于不同的监所。在对罪犯进行分类时，应由专门机构与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社会学等方面的专家，在经过对罪犯背景资料的调查，并进行一定的科学测量后进行分类，同时根据罪犯实际改造的需要，制定罪犯的待遇类别，制定改造方案，当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适度。

第五，改进行刑方式，推进行刑社会化。一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是

一种促使罪犯顺利回归社会，挽救人性的特殊策略，对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减轻监狱的行刑成本十分有利。作为一种新的行刑方式，社区矫正较好地体现了“宽、轻”的刑事政策。因此，监狱机关要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但社区矫正也还面临着重大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法律根据问题。社区矫正立法势在必行。社区矫正立法涉及行刑权的配置，应当在各个司法机关之间进行协调。二是机构设置问题。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的设置也是当务之急。三是人员配置问题。社区矫正需要各种专业人员，包括专职的社区矫正人员、社会志愿工作者等，还要配备一定的警力。为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得到正确贯彻，社区矫正的制度化、法律化十分重要。

二要借鉴恢复性司法理念。恢复性司法理念是指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除双方冲突，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刑罚执行机关，对罪犯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特别是对罪犯实行“宽”的管理模式时，对罪行较轻或切实改过自新的罪犯，是完全可以借鉴“刑事和解”的。当然，在采用“刑事和解”时，应首先考虑到被害方的感受，要让被害人直接加入到和解处理中来，其意愿直接决定着加害人的责任。通过刑事和解，被害人获得加害人的赔礼道歉与赔偿损失，以此作为对加害人谅解的一种条件，使纠纷得以解决，矛盾得以化解。这样做好处有三：一是有利于缓解矛盾，稳定社会，促进公民之间的宽容、和解；二是有利于帮教和改造罪犯，减少危害社会的犯罪因素；三是有利于降低关押成本，缓解监管场所紧张的状况。

三要推行开放式处遇制度。就是打破传统监狱的高墙、电网的物理拘束，设置开放式处遇制度。通过组织有悔改表现、积极接受改造、离监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符合条件的罪犯白天在社会上劳动，晚间返回监狱。获得开放性处遇的罪犯虽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但可直接参与社会生活，基本可以全方位接收社会发展信息，同时可以掌握更符合社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缩短罪犯社会化的时间。同时，当监内劳动岗位不足时，监狱通过组织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会上开展劳动承包，可以有效解决监内劳动岗位不足的问题，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创造更宽阔的落实渠道和途径。

此外，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必须健全监狱机关与公安机关对假释、

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考查、监管及检察机关的监督制度，真正形成三位一体的监控格局，切实加强假释、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管，使他们不致再危害社会，或发现重大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维护政策和法律的严肃性。

（作者系太原第一监狱政委）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一)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辩证关系/司法实践 内容提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刑事政策，它是根据当前我国的犯罪态势和犯罪规律而制定的与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方针和策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和严打方针的一种传承与超越，是现代法治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有力回应。司法实践中，应当按照衡平原则、统一原则和全面原则正确处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刑法（罚）正面功效，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断增加社会和谐程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刑事政策，“宽与严”的辩证关系既是报应与功利、惩罚与预防刑法哲学合乎逻辑的展开，也是理性主义、谦抑主义刑法思想在反犯罪斗争方略中的具体表现。本文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及司法实践中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哲学基础 刑事政策并非只是单纯的刑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公共政策的问题。对刑事政策的研究，也不能局限在法规范的视域内，而是应当进行超法规的考察。①政策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这些活动是由一个或一批行动者，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②任何政策的制定必然要以一定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哲学基础。笔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哲学基础。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哲学基础之一：唯物论——存在决定意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与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方略，是“立法国家的智慧”，③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换言之，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世界的本质和基础，意识是对物质的能动反映，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事物是复杂多样的，但它们都有一定的本质和规律，这就要求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按照规律办事。 在刑事政策的视野里，犯罪是研究的对象，一切刑事政策都围绕犯罪现象展开，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决定刑事政策的内容。犯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可以将犯罪分为轻微犯罪、一般犯罪和严重犯罪；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不同，可以将犯罪人分为初犯、偶犯、累犯、惯犯等。犯罪与刑罚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有学者指出：“虽然犯罪的形式有所不同，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也不是到处都一样，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代，总有一些人因其行为使自身受到刑罚的镇压。”④刑罚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但是不加区别地适用重刑从严打击犯罪，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发生，也不能真正减少犯罪，相反却可能导致更多更严重的恶性犯罪发生。理性地对待犯罪，就不能只考虑运用刑法惩罚犯罪这一个方面，不能只追求刑罚的合理性，而必须把惩罚与预防结合起来，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认真思考如何有效地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强制措施的比例原则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在于追究刑事犯罪时的区别对待。这项政策对于缓解社会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制度中引入比例原则，也是适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比例原则强调适用强制措施时的合理限制，达到手段与目的的相称性和必要性，在诉讼过程中尽可能选择对公民权利限制较小的手段，体现了人权的保障，规范了强制措施的适用，促进了刑事侦查的诉讼程序控制。 标签：宽严相济；强制措施；比例原则 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强制措施的影响 在强调维护秩序、尊重人权的今天，我们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现代民主法治反映到刑罚理论中，自然要求追究犯罪具有严厉性，但也要讲求效益。既要追求打击犯罪的社会效果，也要体现社会的宽容性，这样才能使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因为绝大多数罪犯是在情绪化或根本不可能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而且大多数犯罪并非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对于许多罪犯来说并非非定罪才可，并非非判其入狱才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该是：该严则严，当宽则宽，严中有宽，宽中有严，宽严有度，宽严审时。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仅从刑罚权方面理解，而且还要从程序法的角度给与关注，刑罚权的落实离不开刑事程序法。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影响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目的和功能，在刑事诉讼中确立和引进比例原则，进一步强调强制措施在适用时的适当性、必要性和相称性。 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正当权利免受不必要的侵害，是一种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惩罚性措施。适用强制措施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强制措施是一种法定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各种强制措施的适用机关、适用条件和程序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为了严格控制强制措施的适用，防止出现因为滥用强制措施而侵犯公民合法权利，公安司法人员在适用时不得突破法律的规定而任意自由裁量。因而，在适用强制措施时，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 二、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比例原则的内涵 比例原则是西方国家公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它对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例原则是行政法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现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加以贯彻，然而，在我国的公法领域特别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这项原则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比例原则是利用实质法治理念和精神来具体考量手段与目的是否妥当，在众多手段中是否选择了造成损害最小的手段，该手段所造成的损害与预期产出的社会效益是否相适应、成比例等因素，来最大限度地达到实质法治下追求自由、保障人权的目

解读宽严相济形势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它的确立表明我国的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完善。本文站在一个刑法学者的立场上，围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行学理上的解读。 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通过对“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从而揭示其基本蕴含。 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宽”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是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之义，也合乎刑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本来就应当处以较为轻缓的刑罚。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该重而轻，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感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的“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指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可以分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将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通过立法方式将其从犯罪范围中去除。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法虽然规定为犯罪，但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在司法过程中对这种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化体现了刑法的轻缓化，因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 二是非监禁化。非监禁化是指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我国刑法中的非监禁刑包括管制、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这种非监禁刑相对于监禁刑而言，由于其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因而是刑法轻缓化的体现。此外，缓刑是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分子，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轻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重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缓刑和假释都是附条件地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以体现对犯罪分子的宽大处理。 三是非司法化。非司法化是就诉讼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可以经过刑事和解，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非司法化，是对轻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得以结案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 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在上述三种“严”的含义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严格与严厉。储槐植教授曾经指出四种刑罚模式：严而不厉、厉而不严、不严不厉、又严又厉。严而不厉是指法网严密，刑罚却并不苛厉。厉而不严则是指刑罚苛厉，法网却并不严密。显然，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严而不厉，摈弃厉而不严。在此，存

试论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试论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意义:“刑事政策在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始终关注如何以最小的社会资源耗费达到最大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预定效用[3]”。刑事政策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策略和措施,是刑法的先导和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在犯罪控制系统中,刑事政策指导着刑事法律,共同担负着预防犯罪和控制犯罪的功能。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发扬民主与法治、实现公平正义、提倡诚信友爱、增强全社会活力、维持安定有序、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社会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司法活动自身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 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问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刑事政策。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是最早使用“刑事政策”一词的学者,他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 和”,“刑事政策是立法国家的智慧[4]”。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被认为是刑事政策学的奠基人,他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与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的总和[5]”。法国刑法学家米海依尔·戴尔玛斯一马蒂认为:“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法的总和,因而是不同社会控制形式的理论和实践[6]”。日本刑法学家大谷实则认为,“所谓刑事政策,是国家机关(国家和地方公共

团体)通过预防犯罪、缓和犯罪被害人及社会一般人对于犯罪的愤慨,从而实现维持社会秩序目的的一切措施政策[7]”。我国刑法学家赵秉志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依据本国犯罪态势制定的,依靠其权威推行的,通过指导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对犯罪人和有犯罪危险者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实现预防犯罪目的的方针、策略和行动准则[8]”。宽严相济的基本含义是: “宽”,在汉语中有:(l)“不严,宽大对待”(如《史记·大宛列传》:“居匈奴中,益宽,赛因与其之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2)“减轻”(如《史记·威将军缥骑列传》:“减陇西、北地、上郡戌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睬。”)等含义[9]。在古代春秋时期,郑国执政子产第一个提出了“宽”、“猛”两手的问题。子产在执政期间,很强调“宽”,认为“为政必以德[10]”;但是到了晚年,其思想发生了变化:“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闽钾而玩之,故多死焉,故宽难[11]”。在这里,子产虽然也说“以宽服民”是“有德者的统治方法”,但实际上他认为“猛”是统治人民最切实有效的方法。子产提出的“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儒家和法家分别继承和发展了他的“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说明宽严相济的思想是有历史渊源的。由于刑事政策是对犯罪采取的各种刑事措施和对策的总和,所以刑事政策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是刑事对策中的一种,它主要体现的是对犯罪的惩治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有学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事审判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29759216.html,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刑事审判 作者：林宏斌 来源：《法制与经济·下旬刊》2013年第10期 [摘要]文章从我国古代德礼与刑罚的关系中探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渊源出发，通过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内涵与理解，结合刑事审判的实际情况，提出在刑事审判中应体现公平正义、刑法谦抑、宽容地对待犯罪、人权保障、人道主义和刑法经济理念，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关键词]刑事政策；宽严相济；人权保障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历史渊源 悠悠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理念，自国家、法律产生以来，统治阶级就不断探索新的治国方略，以期能保国家社稷的长治久安。中国最正统的刑事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基于德礼与刑罚的关系，这当中产生了教化与刑罚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宽严相济的影子。 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慎刑”、“轻刑”、“刑期于无刑”的思想。以后的统治者更是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在《尚书·吕刑》中有“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的思想。《尚书》中有：“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春秋时期，郑国子产提出：“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孔子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这是孔子对治国方略的经典表述。此后，秦朝崇尚严刑峻法，西汉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罢黔百家，独尊儒术”，推崇相对轻缓的刑事政策，如实行“亲亲相隐”、“矜老”、“恤幼”、废除肉刑的政策。《晋书·刑法志》中有：“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贞观政要·卷八·刑法》中记载，李世民“用法务在宽简”，“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推崇德主刑辅，因而成就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大好社会局面。在宋代，朱熹认为应“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明朝时期，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治乱世应用重典，治平世用轻刑”。《明史·刑法志》在评述朱元璋的刑事政策时也说：“盖太祖用重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未尝偏废也。”清朝采取重刑主义，但也严中有宽，雍正皇帝曾说：“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不得预存从宽从严之成见”，“宽严之用，务在得中”。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在刑事政策的运用上，大多主张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来决定宽和严的适用，从而形成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刑事政策传统。而刑罚的轻重和宽严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确定的，就是在采取严刑峻法的朝代之中也有宽缓的一面，严中有宽，以宽济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宽严相济的表现。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它的确立表明我国的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完善。本文站在一个刑法学者的立场上，围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行学理上的解读。 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通过对“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从而揭示其基本蕴含。 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宽”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是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之义，也合乎刑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本来就应当处以较为轻缓的刑罚。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该重而轻，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感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的“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指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可以分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将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通过立法方式将其从犯罪范围中去除。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

指刑法虽然规定为犯罪，但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在司法过程中对这种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化体现了刑法的轻缓化，因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 二是非监禁化。非监禁化是指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我国刑法中的非监禁刑包括管制、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这种非监禁刑相对于监禁刑而言，由于其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因而是刑法轻缓化的体现。此外，缓刑是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分子，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轻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重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缓刑和假释都是附条件地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以体现对犯罪分子的宽大处理。 三是非司法化。非司法化是就诉讼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可以经过刑事和解，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非司法化，是对轻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得以结案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 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在上述三种“严”的含义中，尤其应当注意的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它的确立表明我国的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完善。本文站在一个刑法学者的立场上，围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行学理上的解读。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通过对“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从而揭示其基本蕴含。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宽”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是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之义，也合乎刑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本来就应当处以较为轻缓的刑罚。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该重而轻，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感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宽严相济的“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一是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指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可以分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将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通过立法方式将其从犯罪范围中去除。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法虽然规定为犯罪，但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在司法过程中对这种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化体现了刑法的轻缓化，因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二是非监禁化。非监禁化是指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我国刑法中的非监禁刑包括管制、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这种非监禁刑相对于监禁刑而言，由于其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因而是刑法轻缓化的体现。此外，缓刑是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分子，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轻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重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缓刑和假释都是附条件地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以体现对犯罪分子的宽大处理。三是非司法化。非司法化是就诉讼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可以经过刑事和解，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非司法化，是对轻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得以结案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在上述三种“严”的含义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严格与严厉。储槐植教授曾经指出四种刑罚模式：严而不厉、厉而不严、不严不厉、又严又厉。严而不厉是指法网严密，刑罚却并不苛厉。厉而不严则是指刑罚苛厉，法网却并不严密。显然，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严而不厉，摈弃厉而不严。在此，存在着严与厉之间的负相关性：严可以降低厉，不严则必然以厉为补偿。例如，十个人犯罪，每个人都受到刑罚处理，只要每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就足以维持刑罚的威慑力。但如果只有五个人受到刑罚处罚，另五个人逍遥法外，那么为维持同等水平的刑罚威慑力，对五个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人每人就要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换言之，逍遥法外的五个犯罪人的刑罚转嫁到了受到刑罚处罚的五个犯罪人身上。这就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揭示的刑罚不在于严厉，而在于使犯罪分子及时受到惩罚的原理。因此，宽严相济的“严”虽然同时包含严格与严厉这两个方面的精神，但我们更应当强调的是严格。即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当然，对于严重犯罪仍然应当坚持“严打”，也就是该重而重，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宽严相济的“济”，具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救济，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刑罚的宽与严是相对而言的，例如死缓相对于死刑立即执行而言是一种宽缓的处理；但死缓相对于无期徒刑而言又是一种严厉的处理。正因为宽严具有相对性，没有宽则没有严，没有严

如何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如何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004年12月召开的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明确提出对轻微犯罪采取轻缓的刑事政策从宽处理的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也规定在检察工作中要进一步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制度。这体现了在刑事司法中既要“雷霆万钧”，也要“春风化雨”；既要治标，也要治本；既要注重法律效果，也要注重社会效果。 目前，在刑事司法中，既不能强调“严打”而忽视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又不能以轻缓刑事政策代替“严打”。那么，在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如何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呢？ 笔者认为，轻缓刑事政策与“严打”刑事政策是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两个方面，是辨证统一的整体，是“宽严相济”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性、相对性和运动性。在刑事司法工作中，我们要充分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充分运用刑罚手段与严重刑事犯罪斗争，贯彻“严惩”的要求，还要落实刑罚的教育挽救功能，体现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即使在同一案件中我们也要尽量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要善于发挥这一政策的感召力，进一步分化瓦解犯罪分子的攻守同盟，集中人力、物力把打击的锋芒对准主要犯罪者。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定要切实兑现政策，对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特别是有检举揭发等立功表现的，要依法宽大处理；对拒不归案、坦白的，要查清犯罪事实、追捕追诉使之归案，依法从严惩处。工作中，只有正确理解并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才能使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得到有机的统一。 在刑事司法中，对于正确掌握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 一、吃透刑法立法精神，坚持刑法基本原则，切实把握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 司法实践中，要在法律框架下落实“严打”刑事政策和轻缓刑事政策，要坚持人道主义原则、法治原则和公正原则。对待犯罪分子的处理，法律规定该严的一定要严，该宽的一定要宽。要准确、深刻地理解“严打”刑事政策，严格限定“严打”对象，宽严相济，以体现“严打”的重点和精度。但轻缓刑事政策也应掌握严格的适用对象和适用条件，轻缓绝不是放纵。工作中，我们特别要注意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的发生。 二、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分析如何做更能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针对具体案件情况可分析以下几点：1、分析在法律框架下，如何运

最高人民法院解读《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解读《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的下发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在此间对该意见进行了权威解读。 一、《意见》出台的背景和主要内容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这是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要部署，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这一政策既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继承，又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发展。它根据当前社会生活的需要，补充完善了许多新的内容。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的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根据中央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性文件，以促进全国法院更加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法院为此成立了项目组，广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范围涉及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政法部门、各高级人民法院、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及部分知名法律专家，并报中央政法委审核。经反复修改完善，数易其稿，制定了本《意见》。 《意见》制定的总体思路是，根据党和国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政策特性和定位，对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如何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指导性意见。《意见》不是提供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而是重在解决政策导向问题。同时，《意见》注重政策的稳定性以及政策与法律之间的统一性，对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出台的一些法律文件的内容和精神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将相关内容纳入《意见》中，成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的具体的刑事司法原则。 《意见》共计四十五条，包括“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要求”、“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严’的政策要求”、“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宽’的政策要求”、“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求”以及“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 作机制”五个部分。 二、《意见》的主要特点 《意见》主要体现了以下四个特点： （一）强调宽严并用，反对偏轻偏重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法发〔2010〕9号 三、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依法从“宽”的政策要求 14、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从“宽”，主要是指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或者罪行虽然严重，但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以及主观恶性相对较小、人身危险性不大的被告人，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依法可不监禁的，尽量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 15、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或者未成年人、在校学生实施的较轻犯罪，或者被告人具有犯罪预备、犯罪中止、从犯、胁从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情节，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对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做好善后、帮教工作或者交由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 20、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在具体考虑其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其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以及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因素，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偶尔盗窃、抢夺、诈骗，数额刚达到较大的标准，案发后能如实交代并积极退赃的，可以认定为情节显著轻微，不作为犯罪处理。对于罪行较轻的，可以依法适当多适用缓刑或者判处管制、单处罚金等非监禁刑；依法可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犯罪情节严重的未成年人，也应当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四、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宽严“相济”的政策要求 2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相济”，主要是指在对各类犯罪依法处罚时，要善于综合运用宽和严两种手段，对不同的犯罪和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做到严中有宽、宽以济严；宽中有严、严以济宽。 34、对于未成年犯、老年犯、残疾罪犯、过失犯、中止犯、胁从犯、积极主动缴付财产执行财产刑或履行民事赔偿责任的罪犯、因防卫过当或避险过当而判处徒刑的罪犯以及其他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罪犯，在依法减刑、假释时，应当根据悔改表现予以从宽掌握。对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确有悔改表现的，依法予以减刑，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假释条件的，应当依法多适用假释。 五、完善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工作机制 39、要建立健全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刑事案件审理机制，寓教于审，惩教结合，通过科学、人性化的审理方式，更好地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目的，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早日回归社会。要积极推动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改造和管理的各项制度建设。对公安部门针对未成年人在缓刑、假释期间违法犯罪情况报送的拟撤销未成年犯罪人的缓刑或假释的报告，要及时审查，并在法定期限内及时做出决定，以真正形成合力，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戒和预防工作。

论宽严相济与三个刑事政策的关系(一)

论宽严相济与三个刑事政策的关系(一) 【内容提要】宽严相济是指惩治违法犯罪的制裁措施宽严适度，宽严协调，其政策实质是区别对待，辩证地运用“宽”与“严”。新中国成立以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二十余年的“严打”刑事政策的高压下，实际上已成为应然的刑事政策，而且带有明显的时代政治色彩；而“严打”刑事政策则从临时的应付对策变为长期对策，事实上已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而成为实然的刑事政策。由此使业已存在的中国重刑主义思想更加浓厚，已无法满足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因此，可以借鉴西方国家“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的有益经验，将宽严相济确立为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刑事政策。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打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含义 宽严相济，顾名思义，指惩治违法犯罪的制裁措施应有的放矢地使用，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适度，宽严协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质是区别对待，因时、因地、因人、因势，辩证地运用“宽”与“严”。 关于宽严相济的科学含义，目前还未见到正规的定义。陈兴良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文中，也只是对“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字作了科学的界定。宽严相济之“宽”，即刑罚的轻缓，可以分为该轻而轻和该重而轻两种情形：该轻而轻是指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就应当处以较宽轻之刑；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行为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或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宽严相济之“严”，是指严格或者严厉，具体而言是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理，即该重而重，而不是指不该重而重，当然也不是指刑罚过重1]。在此问题上，陈兴良赞同著名刑法学家储槐植所提出的“严而不厉”的思想2](P305-306)。宽严相济之“济”，是指救济、协调与结合之意，强调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相互衔接，形成良性互动，以避免宽严皆误结果的发生1]。由此可见，宽严相济强调的是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有度，宽严协调。 宽严相济的“宽”，体现了中国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对犯罪人的感化与人道，有利于罪犯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宽严相济的“严”，体现了行责相当尤其是罪、责、刑相均衡的原则与思想，彰显了刑事制裁的威慑与公正，有利于震慑罪犯、警戒虞犯。宽严相济的“济”，体现了抗制违法犯罪的艺术，凸显了刑事制裁的正义与效率，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二、宽严相济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不少人认为是一种新的刑事政策与提法。其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曾以“刑罚世轻世重”、“宽猛相济”、“德主刑辅”、“隆礼重法”和“慎刑慎杀”等形式存在过，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的应有之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主持编写的《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一书的研究，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精神实质，概括起来有四条：第一，区别对待；第二，宽严相济；第三，分化瓦解；第四，打击少数，教育改造多数。该书认为，宽严相济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中心内容。宽和严密切结合，有宽有严，是对立统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宽严相济的精神有三点：一是惩办与宽大不可偏废，既不能“宽大无边”，也不能“镇压无边”，忽视惩办与宽大任何一方面的倾向都是错误的；二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和严是相对的；三是宽和严有张有弛3](P72-75)。由此可见，宽严相济的中国刑事政策不是什么新提法，而是一贯所倡导的。 那么，宽严相济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对此，目前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观点认为，宽严相济不是独立的刑事政策，只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内容和要求之一。其理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其从未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正式刑事政策与策略中单独提及过，目前只是中共北京市委及政法委的提法。第二种观点认为，宽严相济是惩办与宽

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解读

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解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 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对于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宽严相剂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 宽严相济中的“宽”是指宽大、宽缓，主要表现为非犯罪化、非司法化和轻刑化三个层面。 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严格，即法律对于犯罪必须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严厉，即指对某些特殊类型的罪犯所规定和施加的刑事惩罚更加严厉，包括在立法上对犯罪行为规 定更重的刑罚，在审判中对罪犯处以较重的刑罚，在行刑过程中对罪犯限制适用减刑、假释等。 通过对不同的违法犯罪“宽”“严”不同的制裁，在宽与严之间把握好平衡点，实现两者之间的 互相衔接，形成良性互动，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总体要求 2.1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 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 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2.2 要正确把握宽与严的关系，切实做到宽严并用。既要注意克服重刑主义思想影响，防止 片面从严，也要避免受轻刑化思想影响，一味从宽。 2.3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切实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 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依照法规规定准确定罪量刑，从宽和从严都必须依照法 律规定进行，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2.4 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要全面、客观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经济 社会状况和社会治安形势，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以及惩治犯罪的实际需要，注意从严 打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和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对于犯罪性质尚不严重，情节较 轻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犯罪，以及被告人认罪、悔罪，从宽处罚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 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2.5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维护法律的统一和权威，确保良好的法律 效果。同时，必须充分考虑案件的处理是否有利于羸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社会稳定，是 否有利于瓦解犯罪，化解矛盾，是否在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回归社会，是否有利于减少社 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争取更好的社会效果。 3 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以期以来总结的可贵经验 3.1 实践证明，社会急剧变革过程中所带来的刑事犯罪高发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坚持严打方针，就难以有效地控制住社会治安局势，就难以有效地遏制住刑事犯罪高发的势头，但是， 从刑事犯罪发展的规律来看，严打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单靠严打不可能完全抑制犯罪、减 少犯罪，而且随着严打斗争的持续进行，严打本身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因此，必须以与时 俱进的精神，调整并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犯罪分子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 则严。 3.2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可编辑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完善分析思考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理政目标。社会和谐的前提是法律的和谐，法律和谐的关键是立法、司法和执法的和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作为我国刑事法律的有力补充，促进了我国刑事司法活动更加趋于和谐的进程，在维护我国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仅限于原则性的笼统规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地方。对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兼顾实体与程序的统一现阶段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理解、适用，主要贯彻落实在对犯罪人及犯罪行为的处遇与解决上，对于其程序性亦应加以明确。一是区分“宽”和“严”的办案氛围。要根据性质、后果等具体情况，区分不同的犯罪案件，有针对性地营造“宽”和“严”的侦查、逮捕、公诉、审理、执行氛围，充分发挥法律打击和震慑犯罪的作用，适时宣传和兑现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实现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的有机统 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如，利用公开宣判大会体现法律“严”的一面；在对某些过失犯罪案件的庭审方式上营造适度宽松的庭审氛围，体现“宽”的一面，既震慑、惩处了被告人，又教育、感化了旁听者。二是进一步健全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司法机关要加强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因地制宜地确定打击犯罪的重点，增强打击的针对性；特别是检察机关要规范对重大刑事案件适时介入侦查及公诉、侦查监督引导侦查的机制，增强打击的时

效性。对于被告人犯数罪的案件，如果主要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次罪中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在法定的期限以内无法查清的，以主要罪名起诉，无法查证的次罪不予认定；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如果同案犯在逃，但现有的证据足以证明在案犯犯罪事实的，就应对在案犯起诉，决不能久拖不决。三是依法扩大简易程序和简化审理程序的适用。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根据检察机关的建议或直接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对于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符合有关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适用简化程序审理。四是改革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案方式。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公、检、法各部门应指定专门人员或者设立专门机构办理，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审判工作机制，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原则上实行分案处理。分案处理制度，是指司法机关对于受理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在不妨碍案件处理的情况下，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进行分案起诉，法院分案受理、审判的制度。实行分案起诉制度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司法保护的具体体现，对于教育挽救未成年犯罪人意义重大，有利于贯彻区别对待原则，落实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规定，有利于创造适于未成年犯罪人悔过自新的庭审氛围，有利于解决诉讼中存在的问题。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分案办理，不是简单地就案而分，而是更大程度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更好地教育挽救未成年人而为。五是建立轻微刑事案件的快速办理机制。所谓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是指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犯罪嫌疑人认罪，社会危害不大的轻微刑事案件，提高办案速度，加快办案流程，尽快结案，最大限度的缩短犯罪人在押期的一种快速办理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快侦、快捕、快诉、快判，使司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