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档案学史上的双子星座

美国档案学史上的双子星座

——兼论早期档案学家的专业认同

李刚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210093）

[摘要]20世纪早期，美国档案工作开始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进程，历史学家詹姆士和他的学生利兰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詹姆士创立了美国历史协会的“历史手稿委员会”和“公共档案委员会”。利兰作为卡耐基历史研究部的专家长驻欧洲，全面调查欧洲档案馆馆藏的美国史档案资料，同时，利兰积极向国内介绍欧洲档案理论，并和詹姆士一道推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建设。他们被誉为美国档案工作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奠基人，这对志同道合的师生堪称美国档案事业史上的“双子星座”。

[关键词]美国档案史詹姆士利兰专业认同

[分类号]

Abstract: Early 20th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Archives began the process of speci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the historian James and Leland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James founded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historical manuscripts Committee" and "Public Records Commission". Leland was a resident expert in Europe of Carnegie Historical Research Department and investigated comprehensively the archival collections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y in Europe, at the same time, Leland introduced the European archives theory to the United States. James and Leland pushed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 construction. They are known as the founders of the American Archives specialization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they also are called the "Double Sta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rchives.

Keywords: the United States archives; J. F. Jameson; Waldo Gifford Lel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21世纪以后，中国档案学界积极吸收欧美档案学的成果，极大推动了中国档案学的发展。但是这场学术引进主要着眼点是欧美档案学的技术性、实用性成果，而对欧美档案学的学科史成果介绍很少，这必然妨碍我们对欧美档案学的理解。章学诚指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如果我们不能深刻理解欧美档案学的发展史，那么必然无法深刻理解当代欧美档案学的变革。本文拟以詹姆士和利兰为中心，考察美国档案学形成时期历史学家与档案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的关系，以及早期档案学家的专业认同问题。

1 约翰·F·詹姆士——美国历史学和档案工作专业化的推手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历史学家逐渐认识到书写美国历史的基本材料还牢牢封闭在伦敦、巴黎、马德里等欧洲的大都会档案馆里。19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斯帕克斯(Jared Sparks,1789-1866)就开始在欧洲抄录有关美国殖民地史和美国独立战争史的档案资料，他是美国第一位历史学教授，当时正在编纂多卷本的华盛顿、富兰克林等美国独立革命英雄的文集，他认为，了解和抄录欧洲档案馆里的美国史材料，不仅是一项极富意义的学术工作，而且这些资料忠实地记录美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历史，“人们的事件是短暂的，但是历史是不朽的”，争取自由的历史会永远激起子孙后代的敬仰和模仿。①19世纪中期，盛行于欧洲大陆的科学史学思潮的代表——兰克学派的史学理念和方法传到美洲大陆。兰克认为，科学的史学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学术基础之上。欲求史学的信实必须有赖于有系统地利用和研究原始史料。这种以原始史料治史的风尚，实际上引发了一场史学史上的革命，美国史学界当然不能免于这个世界史学的风潮。②这个风潮流传到美国之后，美国史学界对原始档案的需求大为增加，1884年成立的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A）则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平台。在其推动下，美国史学从“富裕的有教养人的业余爱好”逐步转变成“专业史学”，史学工作成为一种专门的学术性职业。1884年，美国虽然只有15位全职的历史学教授和5位全职的助理教授，30个历史学的研究生，但是，这毕竟是历史学专业化、职业化的开端。1895年，AHA成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历史手稿委员会，负责出版有关美国历史的个人文书和手稿。1899年，AHA又成立了公共档案委员会，负责保存和管理档案资料以及出版州级档案目录。约翰·富兰克林·詹姆士（J. F. Jameson，1859年9月19日-1937年9月28日）是这两个委员会的主要领导。

1859年，詹姆士诞生在马萨诸塞州的一户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中学教师、律师，母亲是邮政局的局长。1879年，詹姆士作为杰出的学生毕业于著名的阿默斯特（Amherst）学院，1882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学位。作为AHA 的奠基人之一，1895-1901和1905-1928之间，他一直担任美国最著名的史学刊物——《美国历史评论》的主编，而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是AHA历史手稿委员会的负责人，1907年，他还担任了AHA的主席。③詹姆士曾经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任教，在经历了短暂的教学生涯之后，1905-1927年，他一直担任卡耐基学会历史研究部主任的职务，卡耐基学会主要被自然科学家控制，在历史研究部被裁减后，詹姆士担任国会图书馆历史手稿部主任直到退休。

詹姆士的专著《作为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被学界认为是社会史的典范之作，④但是，

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20世纪早期对美国历史学专业化的推动。他认为能够获得原始资料进行研究是美国史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先决条件，收集和评估历史证据比创作鸿篇巨著更为重要。詹姆士的一生都在为美国历史学能够拥有一个扎实的文献基础而努力，他说：“我为之奋斗的工作是制造砖块而不管这砖块如何使用，但是我相信最好的建筑物也不能没有砖块，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制造最好的砖块。”⑤1905年，被任命为卡耐基历史研究部主任之后，詹姆士集中精力收集、编辑和出版档案资料，全面调查联邦、州和私人档案材料，领导了创建国家档案馆的运动，还创建了国家历史出版物委员会。就美国档案史而言，发现并信任利兰或许是詹姆士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因为没有利兰可能就没有美国现代档案学的发轫。

2 沃尔多·G·利兰——美国现代档案学之父

沃尔多·G·利兰（Waldo Gifford Leland）1879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牛顿市，父母都是中学教师，1900年在波士顿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入哈佛大学，1901年获得硕士学位。⑥利兰是詹姆士的学生，在布朗大学时修过一门詹姆士主讲的历史课程，从而结下终身的友谊。哈佛大学毕业后詹姆士推荐利兰帮助著名史学家克劳德（Claude H. Van Tyne）编辑《华盛顿美国政府档案指南》。1907年，詹姆士推荐年轻的利兰担任了卡耐基学会历史研究部一系列重要项目的主持人，此后，利兰在卡耐基学会历史研究部服务了24年之久，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时担任了AHA的秘书、AHA公共档案委员会委员、档案工作者年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等重要职务。他还在詹姆士的领导下负责编辑《美国历史评论》以及AHA年度报告的重要工作。但是，利兰在卡耐基学会历史研究部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对欧洲档案馆中美国历史原始资料的研究工作。从1907年到1914年，以及从1922年到1927年，利兰大部分时间是收集研究法国档案中的美国史资料，主要目的是编辑多卷本的《巴黎档案馆和图书馆藏美国史资料指南》，第一卷提供了详细的巴黎主要图书馆藏有的国家书目，第二卷主要是法国外交事务大臣档案。在他的主持下卡耐基学会出版了20卷的法国、英国、西班牙、俄罗斯收藏的美国史档案资料指南，还出版了30卷的《英国驻美国公使训令》、《1791-1812美洲奴隶贸易史文献注释》。

作为长驻巴黎的历史学家，利兰为到欧洲查资料的历史学家和无法到欧洲的学者提供了大量的参考咨询服务。就在利兰代表卡耐基学会调查欧洲美国档案材料的时候，美国其他一些机构，比如国会图书馆、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等也开始在欧洲大肆收集和复制档案。利兰为国会图书馆提供了欧洲档案的线索，根据他的“指南”，国会图书馆复制了数万页手写或打印的历史手稿和档案文献。利兰还协调密西西比河谷地区数十家州档案馆、历史学会、图书馆联合出版了两卷本的《至1803年巴黎档案馆图书馆藏有关密西西比河谷历史的手稿总目

录》（Calendar of Manuscripts in Paris Archives and Libraries Relat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Mississippi Valley to 1803）。⑦

利兰在欧洲档案馆的研究活动以及作为书目专家和研究者的杰出成绩，使得他在欧洲档案界声名远播，也结识了许多欧洲档案学家，接触到了欧洲档案学的先进理论。他认真研究了荷兰S. Muller、J.A.Feith和R.Fruin三位合著的《档案整理与编目手册》，此书完整阐述了“来源原则”的思想。来源原则的应用，使得历史学家能够了解档案的来源与目的，当然深得利兰的赞赏。他积极向美国档案工作者介绍来源原则的思想，敦促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这种先进的档案整理方法。1909年12月30日，利兰在纽约主持召开了第一届美国档案工作者大会，他指出，荷兰学者阐述的“来源原则”和“尊重全宗原则”已经得到欧洲档案界的普遍采纳，档案的分类应该按照其来源，它们应该反映出档案原初的处理过程……按照现代图书馆分类方法处理档案是一场真正的灾难。⑧谢伦伯格认为这是美国档案界第一次深入讨论“来源原则”，标志着欧洲档案理论开始影响美国档案界。1910年，利兰又参加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档案工作者和图书馆员大会，会上他做了题为“美国历史协会公共档案委员会的工作”的报告。会后，利兰写信给詹姆士，他说在大会上得到了新的启发，认为在美国运用欧洲档案理论必须适应美国的具体情况，必须区分手稿和档案的差异，档案收藏也必须注意到为经济史研究服务，要注意档案的凭证价值，档案工作要为美国的司法提供服务，档案分类应尽可能按照原始的日期顺序。他知道不能把欧洲思想原封不动地传输到美国，美国的档案教育必须反映美国的特点。比如，法兰西文献学院开设的古文书学、纹章学、古版本学、年代学等课程对美国档案工作而言就没有多大的实际用处，这些学问是处理欧洲独有的中世纪档案文献的。他认为，对于美国而言，档案工作者最好接受过历史学的训练，但是对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也要有所涉猎，历史和法律是重点。利兰的这些思想是新的突破，他第一次超越了档案纯粹为历史研究服务的比较狭隘的目的，看到了档案的管理价值和在司法上运用的巨大前景。

为了支持詹姆士建立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建议，利兰从理论上阐述了建立国家档案馆的意义。他认为，国会图书馆不能够完全承担国家档案馆的职能，档案与历史手稿者是有明确区别的，运用处理历史手稿的方法整理档案最终必然毁灭档案，档案是一个有机体，有自身的结构与历史，国会图书馆把档案看成是历史手稿，就像随意摘取动物的一个器官必然导致动物个体的死亡一样，随意地把档案中自认为是有价值的部分拿走也必然毁灭档案有机体。他坚决反对国会图书馆处理档案的方法，认为詹姆士主张设立国家档案馆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利兰认为国家在保存档案上负有特殊的责任，档案是一个国家历史的主要载体，保存档

案是一个文明国家政府自然而然和基本的职能，保存档案具有双重的价值，一方面具有学术和文化的目的，另外也是出于行政管理和司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因此，政府和学术界都必须负起保存档案和研究档案的责任。1926年，国会投票表决通过了建立国家档案馆大楼的法案。利兰在这件事情上的贡献是无人可以替代的。

詹姆士对自己得意门生的档案学修养极为赞赏，在1926年建立国家档案馆大楼的计划中，他说必须重视利兰杰出的档案学思想，必须听取利兰的意见，因为利兰知道欧洲档案馆建筑的优缺点。1934年，美国国家档案馆设立，詹姆士认为利兰是最合格的馆长人选，他指出，利兰具有杰出的管理能力、机敏的人际管理处理技巧、谙熟华盛顿档案并对此长期保持兴趣、对欧洲档案和档案系统非常熟悉，他是最值得考虑的国家档案馆馆长人选。但是，因为他是共和党人，罗斯福总统并没有任命他为国家档案馆馆长。不过，1938年，罗斯福总统任命他为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的主任，这种图书馆具备档案馆的性质，1946-1952年，利兰担任了罗斯福图书馆基金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1936年成立的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选举利兰为第二任主席，这是对他在档案学领域贡献的充分肯定。

3 早期档案工作者的专业认同

20世纪早期，美国档案事业和档案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大部分是历史学家，詹姆士和利兰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美国档案学界一致认为詹姆士和利兰是美国现代档案事业的奠基人物。1955年，美国历史协会在国家档案馆研究部入口处的墙上安放了一块颂扬詹姆士功绩的铜牌，上面写道：“因他的坚持和智慧的指导，才有了国家档案馆的创设。”两年以后，国家档案馆悬挂了利兰的肖像，在揭幕仪式上，利兰被尊为“美国档案工作专业化之父”。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和美国历史协会分别在1959年和1981年设立了“沃尔多·利兰奖”以纪念他对档案工作和历史学的贡献⑨。虽然詹姆士和利兰在档案学界具有如此崇高的声誉，但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档案学家。为什么美国档案学的创始人反而不认同自己是档案学家？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首先詹姆士和利兰的贡献绝不限于档案领域，档案领域只是他们诸多贡献中的一个领域罢了。利兰还参与创立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ICHS），又从1938年开始担任其主席十余年，同时还是国家学术联盟（UAI）的主席。利兰离开卡耐基学会历史研究部之后，在1927-1939年间，担任了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秘书，从1939年起担任主任直到1946年退休。在二战期间，利兰为国际联盟工作，并作为国联的代表参与了联合国的创立工作，1946-1949年，他是联合国科教文（UNESCO）国家委员会的副主席。1935年起，利兰就是美国国家公园服务处（NPS）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因此，利兰等人不认同自己是档案学家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像

这样的学术大师，就像中国的梁启超、王国维、郭沫若等人那样，在诸多领域的贡献都是超一流的，他们不是专家而往往是通人和学术事业家。

其次，20世纪早期档案学的专业认同还没有建立起来，“Archivist”到底是档案学家还是档案工作者？20世纪早期美国政府文件还没有实行集中保管，分散保存在政府大楼的走廊、夹楼、阁楼，任由老鼠、灰尘、破旧水管、老化电线引发的各种灾害的侵蚀。⑩美国对于政府文件的保管在19世纪90年代有两种基本的分歧：一种是主张建立档案馆集中保管，一种是把文件变成图书，选取文件中重要的部分出版分散到各个图书馆，因为后者是主导意见，所以，美国的图书馆、历史协会、州政府的档案管理处都保存档案。但是，图书馆管理者并不重视档案文献的保存。图书馆的历史手稿部负责档案保管，在这里档案是被等同于历史手稿保存的，而历史手稿和档案毕竟是有区别的。美国的历史学会也保存档案，不过，历史学会并无权接受政府和公立机构的档案，它们主要靠一般私人和公立机构的捐赠，这种捐赠档案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就很差了。至于政府的档案管理处，在政府里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部门，无法担负文件转变成档案，并加以妥善整理的责任。因此，这些图书馆员、历史学会的工作人员、政府公务员谁会认为自己是档案工作者？结果，自然无法建立起档案工作者的专业认同意识。

另外，档案事业的制度性基础尚未构成，这也是档案专业认同无法建立的原因。虽然建立了AHA的历史手稿委员会、公共档案委员会，但是美国国家档案馆1934年才正式开放，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直到1936年才建立，1938年才创办自己会刊——美国档案工作者（American Archivist），也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利坚大学首次提供档案和手稿管理的课程。这些制度性建设大部分是20世纪30年代才完备起来。而制度性因素，比如，档案馆实体、档案学学科教育机构、档案学出版物、档案协会才是学科和专业认同的对象和基础，这些东西在20世纪早期并不存在，因此，那个时期档案工作者无法形成专业认同是非常自然的。詹姆士和利兰否认自己是档案学家，其实反映的是当时美国档案事业发展的一般状况，历史学家成为美国档案事业的奠基者并不奇怪，这也不妨碍我们称他们为伟大的档案学家。

参考文献：

①Sparks to General Lafayette, March 1, 1828, Jared Sparks Paper,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转引自：Randall C. Jimerson, American history and European archival theory: the collaloration of J. F. Jameson and Waldo G. Leland, Archival Science, 2006(6):300

②王荣祖.史学九章.北京：三联书店，2006：28-29

③Presidential Address of R. R. Palme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76,No.1 (February 1971): 1-15

④J. Higham. History: professional scholarship in America.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21

⑤E. Donnan. An Historian’s world: selections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John Franklin Jameso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Philadelphia, 1956:136

⑥Waldo G Leland, https://www.wendangku.net/doc/2a3089673.html,/pugsley/leland.htm, 2008年6月12日

⑦Waldo G Leland, https://www.wendangku.net/doc/2a3089673.html,/pugsley/leland.htm, 2008年6月12日

⑧Waldo G Leland, American archival problems. In :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1909:346

⑨R. A. Ross, Waldo Gifford Leland: archivist by association. Am Arch 46(Summer): 265-266

⑩Bruce w. Dearstyne, Archival Politics in New York State, 1892-1915, New York History, Vol.66, No. 2(1985:Apr.):166

[作者简介] 李刚，男，1969-,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

[通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210093

lamligang@https://www.wendangku.net/doc/2a30896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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