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戏曲家徐懋曙事迹考略-文档
清初戏曲家徐懋曙事迹考略
摘要：宜兴徐氏家班，是清初著名的昆剧家庭戏班。班主徐懋曙以晚明进士、三任知府的身份，入清后隐居不仕，以戏曲自娱。其家班演员脚色完全按照职业戏班的演出配置来组建，自己则身兼导演、曲师和作家等数职，从多方面参与戏曲艺术实践。徐懋曙以寄寓沧桑、感慨兴亡的心态从事戏曲活动，对研究清初同类戏曲家的创作心理，有借鉴作用。
文献标识码：A
作为戏曲活动家，清初宜兴徐懋曙在戏曲演出史上有一定影响。过去已有学者在研究昆剧女乐家班时注意过此人的存在，将徐氏家班与李渔、俞文水、季振宜、查继佐女乐，并列为当时“著名的家庭戏班”。如已故著名昆剧艺术史研究家陆萼庭(1925―2003．9．22)先生，是他最早在所著《昆剧演出史稿)
中征引了昆山叶奕苞“赠徐氏歌姬”诗序和宜兴陈维崧吴鹏、《奇梦记》作者季世儒、《当垆记》作者陈贞贻、《梅花梦》作者陈贞禧、《凤求凰》作者陈玉蟾、《粲花斋五种曲》作者吴炳等一批戏剧作家。同时，当地的征歌蓄伎之风亦盛。如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储昌祚之子懋端，出身宜兴望族，“颇豪华，蓄女乐二部，堂中匏竹、丝管、歌舞之声不绝”)，至清初仍被人津津乐道。徐懋曙的岳父任名臣，字赞勿，为天启元年(1621)副榜，亦是广蓄歌姬之人。懋曙不仅曾撰《贺家岳得新姬》相贺，还因
替之谢绝友人赠姬而作《为家岳谢任宇赠姬》，由两诗可见明末当地士绅喜蓄并互赠歌姬的社会风气。任宇为许启洪之字(懋曙另有《为许任宇悼宠》诗)，亦为宜兴人。天启四年(1624)举人，历官钦州知州、副都御史巡抚广西，明末死于乱。
懋曙本人在晚明虽无直接从事戏剧艺术的记载，但是已经表现出较高的戏曲音乐修养。所作七绝《周将军座间出青衣唱吴歌佐酒》云：“吴歙雅调满吴阊，人耳欣如在故乡。为问主人能赏鉴，应知顾曲是周郎。”此诗创作的时间，从其七律(巡新河饮周大将军营中赋赠)推断，当写于徐氏崇祯四年中进士后官工部都水清吏司时。诗中表现出作者对流行于家乡吴中地区的民间乐曲(很可能是昆曲清唱)极为熟悉和欣赏，与主人周将军一样具有精于鉴赏的艺术才能。
但是，真正展示出徐懋曙的戏曲艺术才华的，是在其鼎革隐居之后。他以三任知府之财力和诗人士夫之修养，所蓄家庭戏班，演员众多，技艺超群，在当时就享有较高的声誉。如叶奕苞(1629―1686)《赠徐氏歌姬六首》诗序曰：“宜兴徐太守哄薇，蓄歌姬如梨园色目，无不辈列，皆妙龄雅技也。……姬之演生者曰湘月，旦曰凝香，小旦曰花想，若贞玉、寻秋、云菰、来红、慧兰、润玉、拾缘，则杂色也。”陈维崧(1625―1682)《感旧绝句?徐太守映薇》自注云：“太守讳懋曙……性晓音律，喜宾客，家居蓄女伎一部，姿首明丽。正末湘月，旦泥凝香、花想，色艺尤为动人。数邀余焚香顾曲，歌丝鬓影，辄萦人心臆间。无何，
太守既亡，歌姬亦散，闻湘月已黄帔人道矣。”
在戏曲研究史上，首次从浩瀚的清代典籍中辑得叶奕苞、陈维崧两诗及诗序、诗注的学者，是陆萼庭先生。如将这两段文字合起来，确实“可以当作一篇徐氏家班的小史读”，至少可以在徐哄薇(映薇)与徐懋曙之间划出无可置疑的等号来。只是萼庭先生在引述叶奕苞诗序后，认为“所谓‘杂色’，即包括外末净丑……，这些本来都是不可或缺的脚色，却统称之为‘杂’，女乐的以演生旦剧为主，于此益显”；进而指出“徐氏还经常带着他的班子出门应酬”，并引陈氏(徐太守映薇》诗“风流太守识宫商，城北迎宾烛万行。今日歌姬都人道，听歌人况客他乡”为证。凡此尚有不够确切之处。后者似乎是误读了第二句，诗中“城北”并非是地点，而是代指徐姓，典出《战国策》卷八《齐一》“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是指哄薇曾邀请作者至家“焚香顾曲”；至于前者所谓“杂色”问题，充其量只能说叶奕苞的戏曲脚色观念是如此，与徐懋曙家班女乐的实际构成尚未尽吻合。关于这一点，从徐氏七绝组诗究清初江南文人戏剧交游和家班活动，均提供了有用的线索。此外，《经锄堂诗稿》后附《花信诗》一卷，对于研究清初戏曲家的生活交游亦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此卷乃叶奕苞与友朋唱和之作，诗均无题，总名“花信唱和”。从“锡山同学弟刘恒震修”序：“凤雏叶子，心醉遏云之曲，目成回雪之容，与迎风动影情事迥别。然而来兮飞燕，去兮
惊鸿，未能叶叶相当，花花相对，因之蠲虑成端，没情多绪，试探彩笔，遂满香笺”诸句，已可略知其事涉暧昧。陈维崧[满江红](易识君家)词序曰：“……九来向与余邑某氏歌姬有目成之约，曾为作《花信诗》。今某家歌舞久散，此姬亦人道多年矣。”[念奴娇](卖饧天气)词序亦曰：“春日玉峰叶九来招饮半茧园……九来向与吾邑某氏歌姬有目成之约，今此姬已属他人，故及之。”吴伟业序《且朴斋诗稿》的时间，为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季秋”；《花信诗》作于次年“辛丑春”(小序)。陈维崧与徐懋曙为宜兴同县友人，所云“九来向与吾邑某氏歌姬有目成之约”极有可能是指徐氏家姬；从“此姬亦人道多年”云云，令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陈维崧为徐懋曙撰怀旧诗“无何，太守既亡，歌姬亦散，闻湘月已黄帔人道”的注解。由此亦可推测叶奕苞与徐?＾毕肪缃挥蔚拇笾率奔洌?即顺治末、康熙初。
虽然陈维崧撰徐懋曙诗注中亦有某姬“黄帔人道”的记载，为其“吾邑某氏歌姬”所指就是徐懋曙家姬，提供了间接的证据。但是同时也留下了一个疑问：陈氏两首词序，均讲到昆山叶奕苞与宜兴某家歌姬一见钟情，订立终身之约，但云及后来此姬的下落，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人道多年”和“已属他人”，一指遁入空门，一指嫁人为妾。是陈氏的自相矛盾、实指一人，抑或是叶氏有情于徐家两姬，还是叶氏曾“目成”宜兴两家之姬?谜底的揭开，还需引入徐懋曙七言律《预作遣姬诗》叙：“初余家两旦，曾许字友人，以两年为期，临别时曾求一诗为
定……七月终，忽得白门一信，云友人欲促聘人都，托有力者为之道地。余以家多事，误信，亦欲速遣，遂作二律赠别。后廉知为谗口造孽，弗果行。诗可存也，录之。”(前首诗尾联云：“季伦枉自情痴死，尤物情怀那似余。”看来两旦颇思早行)原来，与叶奕苞订约者为徐家两旦脚，分别为凝香、花想，在其亡后，皆因故未能与奕苞终成眷属，一出家(与生湘月结局相同)，一嫁人。甚至所谓某人“谗口造孽”说叶奕苞为了提前迎娶而“托有力者为之道地”，以致徐懋曙一时信以为真，也是可以坐实一二的。极有可能是在康熙二年癸卯(乡试年)，叶奕苞赴南京参加秋试时发生之事。葛芝《经锄堂诗集序》云其“十馀年来，以试事三至金陵。……方上雨花台，问桃叶渡，吊晋代之衣冠，悲故宫之花草。”陈维崧曾云：“一日者，余与得仲、古晋(引者按：华亭彭师度字古晋，与吴兆骞、陈维崧并称“江左三风”)诸贤相遇于桃叶酒家。九来适至，余拍九来肩而语曰：‘九来、九来，宋大夫之玉钗罗袖，天下莫不闻矣；淳于髡之罗襦芗泽，臣心已最欢矣。登墙而望者三年于兹，子岂无意乎?’会石卫尉家歌舞有属意叶生者，陈生故为此言挑之。九来恐诸人闻馀语，亟以他语乱之，曰：‘子慎无妄言，且为我序诗。’”很有可能便是这次邂逅于南京城南“桃叶渡”酒家的席间闲话，被“诸贤”中的某位有意无意地传走了样，变成了奕苞欲早纳娶、以势相逼了。奕苞堂兄叶方恒、方蔼分别为顺治十五年进士、十六年探花，如有人造言为“有力者”，徐懋曙自然也是很容易相信的。这位自
比枉为情死的石季伦，与陈氏诗序所谓“家歌舞有属意叶生者”的石卫尉，均指富贵风流的西晋石崇(字季伦，官卫尉)，也应该不是偶合吧。
四、馀论
研究徐懋曙家班始末及其与叶奕苞等人征歌作剧、赠姬观戏之事，反映出清初文人的实际生活状态，亦有助于了解他们作为戏曲家的具体行为活动。这其中既有娱宾遣兴或醉生梦死的一面，亦有寄寓沧桑和感慨兴亡的一面。吴伟业在介绍徐懋曙之所以鼎革后“急流疾退，一遁而人于野夫游女之群”却走上戏剧创作道路的原因时，就曾指出：“然而气运关心，不堪凄恻，乃教翠鬟十二，遂空红粉三千……人谓是映薇湎情结绮、缠绵燕婉时，余谓是映薇絮语连昌、唏吁慷慨时也。”(《且朴斋全稿原序》之一)结绮，指陈后主建结绮阁居张贵妃，享乐其中；连昌，唐高宗宫殿名，元稹撰《连昌宫词》咏叹安史之乱前后的朝政兴衰。吴伟业有关徐懋曙“气运关心，不堪凄恻”、“絮语连昌、唏吁慷慨”的归纳和总结，便反映了一代遗民和具有遗民意识的知识分子在从事戏剧创作或参与戏剧活动时的寄托动机和伤世心绪，是研究清初相关阶层剧作家创作心理的重要史料。徐、吴二人为故明同榜进士，入清后一隐居、一再仕，出处迥异，但心态仍有相通之处。杜桂萍教授在其研究古代杂剧的新著中，以充分的理由论述了吴伟业是一位“政治身份应归属于贰臣，但其文化心态是遗民的”特殊的剧作家；而吴伟业为友人、遗民、戏曲家徐懋
曙诗稿所撰的这一序言，亦为探析梅村本人“遗民人格”与杂剧创作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同时，我们似乎也应该认识到，作为封建的戏剧文化的特有产物――家班女乐，从总体而言，其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力，相比剧本创作之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要单纯得多。固然，具体到每个女乐家班，自然是各自有各自的形成原因，或出于排遣抑郁的目的，或源于戏曲艺术的热爱，或因为娱亲奉老的需要，但是封建男性对异性占有的多多益善的心理，也是蓄养女乐的不可忽视至少是无庸讳言的基本动因之一。这是封建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没有人性而又历史久远的恶习，许多古代历史上的正人君子，在宣讲着圣贤“大道理”的同时，均不乏纳妾和蓄养歌儿侍女的行为，例如“韩愈与白居易都有不止一个侍女，司马光的词里也有赠歌妓的生活内容”。正因为有着实同侍妾的特殊关系，家班主人一般能以较为平等的态度对待所养女乐；像徐懋曙这样当歌姬心有他属而愿以两年为期，更属难能可贵了。只是六十馀岁老翁所作《预作遣姬诗》“季伦枉自情痴死，尤物情怀那似余”的自作多情，以及“追悼”歌婢巫云诗“暮暮朝朝云雨梦，知伊今往阿谁峰”的深情款款，还是道出了他与家姬诸角在艺术之外的情感关系。再看叶奕苞，康熙初年才三十馀岁，自是风华正茂之年，其写戏观剧的热情，按照他的自白是“追欢行乐惯逢场，其奈中年易感伤”，亦是感伤和追欢并存的。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文人士夫观剧赏姬的所谓艺术活动中，“追欢行乐”或“缠绵
燕婉”是一个重要因素。徐懋曙、叶奕苞们与家班女乐的这种性别的而非艺术的关系，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乐家班的繁荣；但由于这是一种病态的繁荣，故在本质上并不利于其健康发展。至少，主人的去世和主角的离去，都会造成对原有家班的毁灭性打击。在老主人逝世后，其子孙多将家班遣散，原因亦或即在此。
此外，关于家庭昆班在清代前期具体的兴衰轨迹，学术界多认为：“顺治年间，由于改朝换代，战火频繁，家庭昆班减少”；“康熙年间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家班又逐渐增多”。然而，这最多只是文艺的一般规律，即便是需要充裕的经济支撑的家班，其盛衰之变亦不能据此一概而论。不仅宜兴徐氏乐孺堂家班兴起于顺治前期，至后期而鼎盛，并在康熙初年解散；而且另一同样为昆剧史研究者所注目的苏州太湖东山朱氏云津
堂家班，班主是朱必抡(1601―约1666)，一向被误认为是“明末”有代表性的女乐之一，其实亦是组建并兴盛于顺治年间，康熙初年已遣散。对于大多数江南士绅及其所从事的文化艺术事业摧残最大的，并不是政权上的江山易主、舆图换稿，而是发生在顺治十七年冬至次年夏的，在政治、经济上对他们均有釜底抽薪打击的“奏销案”或名“抗粮案”。此案“苏、松、常、镇四府属并溧阳县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计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连懋曙同邑友人周季琬(为撰《且朴斋全稿》序二)，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亦因欠粮而降二级调用；时已家居多年的吴伟业，亦“以奏销事几至破家”。在清政府严厉执行奏销欠粮惩处法令的
淫威震慑下，“斯文扫地的清朝文人士子魂飞魄散，从而使明朝乡绅的豪迈风气由此丧失殆尽”。这一点，在徐懋曙自己的诗文中也自有蛛丝马迹：《庚子岁余年六十有一，值家多难，储贻为赋诗以悦，酬之》、《且朴斋全稿》“且朴斋主人”自序云：“今更罹原难，抑郁谁语；聊借短什，用纾结怀。因思病废两年，呻吟床笫，几死者数矣。”(全稿原序共三篇：首为顺治十七年季秋吴伟业撰，后两篇皆未署时间，写于此后的可能性较大)其实清廷对奏销案涉案地区的惩罚是多方面的，宜兴任绳隗就曾说过：“辛丑，吾乡以抗粮待罪，洎甲辰，不得与南宫试。”以停止一科会试相处罚，这则史料甚为新鲜，只是离拙文本题已经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