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利游戏

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

黄光国

西方有关人际行为及交易法则的研究应当扩大其视野，不应单只假设每个社会的社会化都是要求个人依据自我的利益做出理性的决定。最近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社会与其他类似的社会所遵循的法则与西方迥然不同。这些社会十分重视“报”的规范，这些规范又因人们在差序性“关系网”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彼此间“义务”的性质、以及双方长期刻意操作面子、及其他观念所造成的义务不同而有所改变。这些特殊的文化象征以及有权力的领导者在历史上长期垄断有价值的资源，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些行为型态的产生。有些外来的力量可能使它们发生变化；可是同时也有一些因素会使这些行为型态不因政治及经济环境的变迁而有所改变。

长久以来，强调社会和谐性及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性之一（Abbott，1970）。许多社会科学家曾经注意到：在中国语文中有些本土性的概念常为人们用以定义人际关系之安排的合适性。他们曾经试图阐释诸如“人情”（金耀基，1980），“面子”（Ho，1974；Hu，1944；King and Myers，1977），“关系”（乔健，1982：Jacobs，1979），与“报”（文崇一，1982；Yang，1957）等本土性概念的意义及重要性，他们的努力对于深入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确有所贡献。不过，以往的研究大都偏重于理清其中一、二个概念，而未曾整合这四个概念。

本论文的目的，是以社会交易理论为基础，发展出一套理论架构来解释这些概念之间的动力关系。笔者认为：这个理论架构不仅描绘出中国社会中社会行为的原型，同时也可以作为解释大多数文化中社会互动过程的一般性模式，尤其适用于“集体主义”的文化中。许多研究“正义理论”（Justice theory）的学者主张：在群体里，人们经常根据三种法则来进行社会交易，或分配社会资源，它们是“公平法则”（equity rule）、“均等法则”（equality rule）以及“需求法则”（need rule）。

“公平法则”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依其贡献比例的大小，获得相当的报酬。在“以经济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利益导向的情境中”（Deutsch，1975，P.143），在“接受者的主要责任是有效率地完成工作”（Leventhal， 1976 b，P.216），或者当“互动双方不把对方当做个人，而只要考虑彼此所扮演的角色关系”时（Lerner，1975，1977），此一法则最常为人所引用。

“均等法则”不管每个人客观贡献的大小，要求大家一律平均分摊利润及损失。它适用于重视分工合作、团结和谐的情境下，强调“促进或维系和乐之社会关系”的场所（Deutsch，1975，P.146），当“接受者之间的和谐及团结十分重要”的时候（Leventhal，1975a：P.218），或者当个人视对方为“人”，而不是某一社会地位之占有者的时候。

“需求法则”认为利润、成果或其他利益的分配应该满足接受者的合理需求，而不管他们个别的贡献大小。它适用于一个亲密的社会团体中，每个成员均热衷于“促进团体的福利与发展”的情境（Deutsch，1975），“成员间关系非常亲密的时候（Greenberg and Cohen，1982；Lerner，1975，1977；Leventhal，1976a）”，或者个人和他人间感情深厚而有亲密的“同一关系”（identity relation）时（Lerner，1975，1977）。

笔者虽然同意：这些行为的法则几乎是普遍而适用于任何文化的，然而笔者以为：它们仍然不足以解释我们在某些文化中观察到的令人着迷的行为现象。由于每个文化都是独特的结构情境，也各有一组特殊的文化分类体系，它们会使个体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人际关系，世界各地的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在面对高度工业化、都市化、教育普及和

快速资讯交流的情况下，这些差异虽然可能逐渐消失，但其速度仍然十分缓慢。

中国的“人情”概念，虽然可视为普遍性的“均等法则”之一例，但以之与其他文化相较，“人情”的含意却更为复杂；它与相互性的“报”之观念也有更为紧密的关系。它强调在差序性结构的社会关系内维持人际和谐及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换言之，“人情法则”不仅是一种用以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稳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网络下可以用来争取可欲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social mechanism）。

在其他集体主义的文化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行为模式。例如，日本文化中“恩”的概念也蕴涵着一种类似的相互性交易。当一个施恩者因为施恩于他人，而产生一“恩”的关系後，接受者便有义务回报“恩”，以恢复两者关系之平衡（Benedict，1946；Leba，1969，1976）。

为了解释“人情”及“面子”的社会机制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首先要讨论“人情”，“关系”及“面子”等概念在中国语文体系中的意义，以及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後，本文将回顾以往有关中国人心理及社会心理历程的实征研究，以作为佐证，来支持此一理论模型的主要论据。最後，将讨论可能促使个人使用“人情”及“面子”机制的某些社会情境。

即使东亚某些地区仍然顽强地抗拒变迁，这些观念无疑是在改变之中。由于都市化及西化的结果，香港、新加坡，台湾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社区都逐渐由共同社会（Gemeinschaft）转变成为利益社会（Gesel1schaft）（Tonnies，1940）。社会结构的机械连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变得愈来愈有机化（Durkheim，1933）。这种社会变迁不可避免的会改变生活于这些社会中的中国人之人格结构及社会行为。本文中的模式也将考虑中国人行为型态的这种改变。

一、中国人权力游戏的社会机制

在分析“人情”和“面子”的“权力游戏”之前，我们必须对“权力”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所谓“权力”是：社会交往历程中，一方以社会道德的说服或群体的压力加诸另一方，使其改变态度、动机、或行为而表现顺从的力量。有些社会心理学者以为：个人以“权力”影响他人的历程，基本上也是一种“社会交易”的历程（Cook and Emerson， 1978；Baldwin，1978）。

个人之所以会用权力来影响别人，主要是这样做可以让他获得对方所能支配的某种社会资源（socia1 resources），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样的，对方之所以愿意接受个人的影响，也是因为他预期这样做能带给他某种酬赏（rewards），或帮助他避开他所嫌恶的某种惩罚（punishments）。

为了说明上的方便，兹将请托者的行为和资源支配者的心理历程绘如图一的理论模式，用以说明中国人如何以“人情”和“面子”的社会机制影响他人。由于“人情”、“面子”、“关系”和“报”都是流传于中国民间的本土性概念，在图的下方，我们特地以与其对应的西方心理学术语来加以解释。

图一的理论架构将社会行为化约成为双人互动的形式（dyad interaction），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读者的理解。其实此一架构也可以用来解释三人以上的社会行为。更值得强调的是：此一理论架构将交往双方区分为资源支配者和请托者，亦是为了说明的方便。在实际的社会互动情境中，互动双方都可能掌握某些能够满足对方需求的社会资源，也都可能期望对方将其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自己的分配。因此，在交往过程中，交往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在某些时候扮演资源支配者的角色，在其他时候又扮演请托者的角色。以下各节将对图一各阶段的心理历程做更为详尽的说明。

二、关系判断：支配者在权力游戏中的第一步

在某些情况下，诸如公平、均等、或需求等法则均可能被视为是合乎正义的交易法则（Deutsch，1975；Sampson，1975；Leventha1，1976a，1976b，1980），而且个人会以不同的交易法则和关系不同、亲密程度不同的人交往（Lerner，1975，1977：Greenberg and Cohen，1982），这些都是社会心理学中广为人所接受的普遍性原则。然而，受中国文化影响的社群却较其他地区更强调这些原则。

传统中国人非常讲究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格局”，他们常常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费孝通，1948：Hsu，1953；Nakamura，1964）。如果有人向掌握有某种社会资源之支配权的他人要求：将他所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资源支配者首先会考虑的问题是：对方和自己之间具有什麽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有多强？

图一中，代表资源支配者之心理历程的方块里，以一个长方形代表不同的人际关系。长方形的对角线将之分成两部份，斜线部份代表人际关系中的情感性成份，空白的部份代表其工具性成份。长方形中的一条实线和一条虚线将该一长方形分隔成三部份，分别代表中国社会中个人可能拥有的三大类人际关系，即情感性关系（expressive ties），工具性关系（instrumental ties）和混合性关系（mixed ties）。这两条线的性质代表划分这三类人际关系之心理界线的可渗透性：虚线表示，属于工具性关系的个人较容易改变成为混合性关系；实线的意思是：混合性关系与情感性关系之间的相互转换，比较困难。图一显示：上述三种人际关系都是由工具性成份和情感性成份所构成的，其间差异仅在于：不同关系中两种成份所占比例不同而已。以下将解释：中国社会中，这三种人际关系的性质及其相关的社会行为法则。

（一）情感性的关系

情感性的关系通常都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满足个人在关爱、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像家庭、密友，朋侪团体等原级团体（primary groups）中的人际关系，都是情感性关系之例。当然，除了满足情感方面的需要之外，个人也可以用这种关系为工具，来获取他所需要的物质资源。不过，在这类关系中，情感性的成份仍然大于工具性的成份。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可以说是对个人最重要的原级团体。典型的传统中国家庭具有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多重功能，能够满足个人各种不同的需要（Hsu，1967；Lang，1946；Levy，1955；Winch， 1966）。传统中国家庭的理想是把家庭成员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收支单位。这个收支单位的特色有三：（1）每一个人的劳力所得皆归公库（妇女的私房钱除外）（2）:每一个人的生活所需皆由公库支出：家庭的财富由家中成员所共享（Shiga，1978）。换言之，在未分家之前，中国式家庭中主要的社会交易和资源分配法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need rule），依照此一法则，每一成员都应当为家庭尽力，家庭也应当供给他生活所需之资源。

子女幼小时，父母不仅有抚养他们的义务，而且有教导他们的责任，他们通常会训练儿童压抑下任何形式的攻击行为，并且要互相帮忙以增进家庭中的团结与合谐（Scofield and Sun，1960；Wolf，1964，1970）。当父母年老不能工作时，子女亦有奉养父母的责任。

当然，家庭成员彼此以“需求法则”交往且分配资源，并非意指：中国家庭中的成员很少发生人际冲突。从以往的研究看来，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其人际困扰的主要来源乃是家庭内的人际冲突（例如：Chin，1948；Hwang，1978）。在本文的理论架构中，作者将引起这类冲突的情境称为“亲情困境”。由于这种家庭内的困境不是本文所要处理的对象，故对

这个问题不再多加讨论。

（二）工具性的关系

在图一的长方形中，和情感性关系相对者，是工具性关系。个人在生活中和家庭外的其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要获得他所希冀的某些物质目标。更具体的说，个人和他人维持情感关系时，维持关系本身便是最终目的；可是，个人和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时，不过是以这种关系作为获得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或一种工具，因此这种关系基本上是短暂而不稳定的。譬如：店员和顾客，公车司机和乘客，大医院中的护士和门诊病人，双方都以和对方交往作为达成自身目标的手段，双方交往时，彼此可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其间纵然带有情感成份，亦属十分有限。

像其他文化一样，中国人和属于工具性人际关系的其他人交往时所遵循的法则是讲究“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equity rule）。这是一种普遍性而非个人化的法则，凡被个人划归为工具性关系的对象，个人都会一视同仁地以同样的原则与之交往。当个人以公平法则和他人交往时，双方都会根据一定的比较水准（comparison level）来衡量：自己可以从对方获得多少酬赏？为了获得这些酬赏，自己必须付出多少代价（cost）？酬赏减去代价後的结果（outcome）是否与对方获得的结果不相上下（Blau，1967；Homans，1961：Emerson，1976）？

由于工具性关系中的情感成份甚为微小，个人以公平法则和他人交往时，比较能依据客观的标准，做对自己较为有利的决策。如果他认为某项交易关系的结果对自己不利，他可能提出条件和对方讨价还价；对于对方不合理的要求，他可能严词拒绝；如果对方不接受自己的条件，他还可能中止这项交易关系，而不以为意（Adams，1976）。

有些实征性的研究显示，当中国人和陌生人交往时，往往倾向于斤斤计较而尽量作出理性的行为。Bond和Leung（1983）曾做过一项文化比较的实验，以96位女性作为受试者，其中48位是来自香港的中国人，另外48位是美国人。他们要求每位受试者与每一位陌生人（其实是位研究者）一起作加法的工作。受试者必须以其较不常用的手从一份本国文字的文稿及另一份外文稿件中抄写数据。最後，受试者发现她所完成的工作是同伴的两倍或只有一半。然後，实验者要求受试者分配一笔款项给她自己及同伴作为酬劳。结果显示：中国受试者往往比美国受试者更能衡量客观情势而采取较公平的策略来分配酬劳。

社会学者通常假设：在像中国这样的集体主义社会中，个人对社会亲和的需求，在既定的群体内已经可以获得充分的满足。个人可能只在这些群体中积极扩展社会关系，他和陌生人交往时所关心的是公平与否，而不是以平等主义的方式和对方分配资源。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人在帮助陌生人时为何犹疑不前。在一个文化比较的田野实验中，实验者在台北市及新墨西哥艾尔布寇市的街道上挡住陌生的受试者，要求他们帮忙寄信。结果显示：中国受试者比美国受试者不愿意帮助陌生人（Huang and Harris，1974）。看来中国人虽然常常因为社会义务而帮助其所属群体中需要帮忙的对象，但他们却未必乐于帮助陌生人。

当中国人认为自己和陌生人的社会交易关系发生不公平的现象时，他们便很可能和对方发生冲突，尤其是这种冲突系出自于捍卫自己所属群体的利益时，更为明显。在仔细回顾有关中国社会中攻击行为的文献之後，有一篇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人常常为了维护团体内的人际和谐而压制或禁止攻击行为。然而，他们却常常为了团体的利益，而对其他的敌对团体采取非常激烈而且过度的集体攻击行动（Bond and Wang，1982）。

（三）混合性的关系

在中国社会中，混合性关系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

范畴。这类人际关系的特色是：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是有一定程度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不像原级团体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可能包含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等不同的角色关系Fried，1969；Jacobs，1979）。

在这类角色关系中，交往双方通常都会共同认识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第三者，这些彼此认识的一群人，构成了一张张复杂程度不同的关系网。从旁观者的角色看来，一个人可能同时涉入几个不同的群体中，而置身于数张不同的关系网内。从当事者的角度看来，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而拥有其独特的社会关系网（Mitchel1， 1969； Kapferer， 1969）。每个人关系网内的其他人又各有其关系网，这些关系网彼此交叉重叠，构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

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对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由于关系网内的人彼此认识，混合性关系的另一项特色是它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混合性的人际关系大多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不像情感性关系那样的绵延不断，长久存在。它的延续必须藉人与人之间的时相往还来加以维系。

不仅如此，它和工具性的人际关系也不大相同。在工具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普遍性（universa1ity)和非个人性（impersoilality），交往双方即使可能再次相遇，他们也不预期：将来他们会进行更进一步的情感性交往。混合性关系则不然，在混合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特殊性（particu1aristic）和个人化的（personal），交往双方不仅预期：将来他们可能再次进行情感性的交往，而且他们还会预期：其共同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也可能了解到他们交往的情形，并根据社会规范的标准加以评判。因为关系网具有这些特性，如果个人需要某种生活资源，而要求其关系网内的某一资源支配者给予协助时，资源支配者往往会陷入所谓的“人情困境”中。假如资源支配者坚持公平交易的法则，拒绝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则势必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破坏其“人缘”。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资源支配者不得不遵循“人情法则”，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尤其对方掌握有权力时，更是如此。

在中国社会中，许多人常常利用混合性人际关系的这种特性，运用种种方法来加强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以影响对方，并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资源。在下列各节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人情法则”、“人情困境”，以及中国人运用“人情法则”来影响别人的种种方法。

三、人情及人情法则

大体而言，“人情”在中国文化中，有下列三种不同的涵义：

第一，“人情”是指个人遭遇到各种不同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礼记”中有言：“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非学而能”。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一个通晓人情的人，就是具有“同理心”（empathy）的人。如果他能够了解：别人在生活上遭遇到各种不同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进而喜其所喜，哀其所哀；甚至投其所好，避其所恶，这个人便是“通情达理”的人。反过来说，如果他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无动于衷，见人有喜，既不欣然于色；遇人有难，又不拔刀相助，这个人便是“不通人情”的人。

第二，“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resource）。在中国社会里，别人有喜事，我赠送礼物；别人有急难，我给予实质的济助，这时候，我便是“做人情”给对方。对方接受了我的礼物或济助，便欠了我的“人情”。此处所谓“人情”，指的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易的“资源”。

Foa和Foa在其“社会交易的资源说”（Resource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中，以“具体性”（concreatness）和“特殊性”（particu1arism）两个向度，来描述人们经常用来

作社会交易之资源的性质（Foa and Foa， 1976）。假如我们采用他们的座标架构来描述“人情”的性质，则“人情”在其架构中的位置，应当与Foa和Foa所称的“爱情”（1ove）约略相当。在各种资源中，“人情”的“特殊性”最高。换言之，个人只和其“关系网”内的某些特定对象进行特殊的“人情交易”。“人情”的具体性则居中。换言之，作为社会交易资源的“人情”，不仅可能包含具体的金钱、财货、或服务，而且还包含有抽象的情感。“人情”之不易计算，“人情债”之难以清偿，其道理即在于此。

第三，“人情”是指中国社会中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人情”的社会规范主要包含两大类的社会行为：其一是，在平常时候，个人应当用馈赠礼物、互相问候、和拜会访问等方式与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保持连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有来有往，亲眷不冷场”、“圆团来，塌饼去，人在人情在”，斯之谓也。其次是，当关系网内的某一个人遭遇到贫病困呃或生活上重大的难题时，其他人应当有“不忍人之心”，同情他，体谅他，并尽力帮助他，“做人情”给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其蕴涵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诸如此类儒家所谓的“恕道”，都是这个意思。“受人点滴之恩，须当涌泉以报”，对方受了别人恩惠，欠了别人人情，也应当时时想办法回报。这样的社会规范，构成了本文称的“人情法则”。

人情法则的涵义之一是：由于关系网内的人彼此都会预期：将来他们还会继续交往；而且因为不管在任何文化中，以“均等法则”分配资源，一向都是避免人际冲突的重要方法（Deutsch, 1975： Leventha1，1976a，Shapiro，1975），如果有“关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做一件事情，不论每个人在完成这件工作时投入（inputs）有多少，资源支配者为了维持团体的和谐及团体成员之间的感情，他往往会依照“均等法则”，将工作所得的成果在工作者之间作均等的分配。

许多实验研究的结果支持了此一假设。例如Bond,Leung和Wan等人发现：当团体成员共同努力而获致某种成果後，中国受试者在分配成果给团体成员时，倾向于采取平等均分的策略。尽管他们事实上都能客观地评估成员们在团体工作上的贡献，但是在作酬赏的分配时，他们都宁可修改公平法则：贡献较少的成员，相对的得到较多的酬赏，而贡献较多的人，却相对的获得较少的报酬。

朱真茹和杨国枢（1976）所做的另一项有关分配行为的实验显示：台湾的学生倾向于偏好在同伴或实验者心目中塑造出一种能获得社会赞许的印象，即使因此而使自己在社会交易情境中蒙受利益的损失亦在所不惜。当受试者的工作表现比同伴差时，他宁愿依个人的表现来分配他们共同获得的资源；但是当他的工作表现比同伴好时，他却愿意将利益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由此可见，对中国人而言，维持团体内的和谐与团结似乎比强调公平分配更为重要。

四、“报”的规范及人情法则

Gouldner （1960）认为：“报”的规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规范，也是任何文化公认的基本道德律。人类的社会关系莫不建立在“报”的规范上。在中国文化中的人情法则，和需求法则或公平法则一样，都是“报之规范”的衍生物（Yang，1957）。这些法则的主要差异，在于它们适用的人际关系范畴不同，“报”的方式和期限也有所不同。

在工具性的关系中，交往双方并不预期他们将来会进行任何情感性的交易，所以他们可以根据比较客观的标准，估计双方所掌握之资源的价值，然後在彼此认为「公平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在交易过程中，一方将资源交付另外一方後，对方通常必须立即给予回报，其间如有延宥情事，双方必须明白约定回报日期。

在中国式家庭中，依照“需求法则”进行交往的情感性关系，也同样遵循“报之规范”。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其中便蕴涵有父母预期子女回报的意思。事实上，许多有关中国家庭生活的实征研究均显示：在不同时代的中国各地区，年轻一代的男性通常都必须轮流奉养年老的父母（Lang，1946；李亦园，1967；Wang，l967）。当然，这种回报关系不管在交易的资源或是回报的期限都没有一定的限制：父母抚养子女时，子女有任何需要，父母大都会竭尽所能，设法予以满足，殊少考虑自己付出资源之代价。反之亦然。子女回报父母，亦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明确的范围和客观的计算方法。至于子女回报父母的时间间隔，更是可长可短，没有一定的回报期限。

以“人情法则”进行交易的混合性关系，自然也和“报之规范”若合符节。不过其中蕴涵的“报”的方式和性质，都和“公平法则”或“需求法则”大不相同。中国社会中讲究的“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主要适用于混合性的人际关系范畴（文崇一，1982）。混合性的关系既不像血绿关系那样的不可分割，又不像工具性关系那样的可以“合则来，不合则去”，假使个人不顾“人情法则”而开罪他人，则双方在心理上都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在混合性的关系网内，交往双方平时必须讲究“礼尚往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以维系彼此间的情感关系。一旦一方在生活上遭遇到贫病困呃或其他重大困难，而开口向拥有资源支配权的另一方请求帮忙时，资源支配者往往会考虑对方可能作的各种回报，而给予特别的济助。在这种情况下，受恩者便欠负资源支配者一份人情，而必须在将来俟机回报。这时候，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便发挥了工具性的作用。反过来说，如果资源支配者不讲人情，不愿意伸出援手，双方的关系便可能弄僵；甚至彼此“反目成仇”。

总而言之，促使中国人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尽管儒家伦理十分强调“施人慎勿念”、“施恩拒报”，然而，诸如此类的想法基本上只是一种“圣贤的理想”（金耀基，1980）。对于一般人而言，中国伦理十分肯定“受恩者”回报的义务，而强调“受施慎勿忘”，“人有德于我，虽小不可忘也”。这种符合“报之规范”的道德律是一般人实际行动的准绳，在这样的道德律之下，“施者’能够放心的期待：“受者”欠了自己“人情”，将来自己如果开口向他要求帮忙，对方必然难以拒绝。基于此种回报的预期，资源支配者才愿意对别人“做人情”。

五、人情的困境

资源支配者“做人情”给别人时，他必须立即付出某些代价。他虽然能够预期：对方接受其恩惠後，将来可能有所回报，可是他们究竟什麽时候回报，却是遥不可期之事。因此，在中国社会中，和资源支配者有关系的人如果向资源支配者求“情”，要求他将其所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自身的分配，资源支配者往往会陷入“人情困境”之中。这种“人情困境”主要是由下列三个因素所构成的：

（一）资源支配者付出的代价

资源支配者接受了对方的请托，他必然要付出某些资源。如果他是资源的拥有者，帮助对方，自己便要承受某些损失。对方的要求愈多，自己的损失愈大。在许多情况下，他往往不是资源的所有者，而只握有资源的支配权。假使他违背公平法则，将资源作有利于对方的分配，他还可能遭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社会非议，甚或法律惩处。这些都是他接受对方请托时必须考虑的代价。

（二）受者回报之预期

在一个讲究“受人点滴之恩，定当涌泉以报”的文化里，资源支配者施恩于他人时，虽

然能够预期：受者一有机会终将回报。可是，由于“人情很难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不仅对方回报的时日遥遥无期，对方回报的方式也难以预计。因此，资源支配者只能依照对方权力的大小来估计他可能作出的回报。对方的地位愈高，权力愈大，掌握的资源愈多，平常又以出手大方着称，他可能回报的层面愈广，回报的方式也愈丰厚。反过来说，对方的地位愈低，权力愈小，掌握的资源愈小，平常又是小气成性，他可能作出的回报也愈为有限。

（三）关系网内其他人的回应

在像中国这种关系取向的社会里，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是否要“做人情”给对方时，除了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和对方可能的回报之外，往往还会考虑：对方的关系网内到底有那些人物？这些人物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如果对方“结交尽权贵，往来无白丁”，而且这些权贵对自己又有直接的影响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他们的可能回应後，便可能“不看僧面看佛面”，屈从对方的请求。反过来说，如果对方家世寒微，又没有“良好的关系”，资源支配者便比较可能推拒他的求情。

总而言之，资源支配者在面临“人情困境”时，往往会考虑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权衡轻重，以决定是否要“做人情”给对方。倘使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定的，而向他求情者的权力很大，关系很好，资源支配者不管是“施恩”对方，或是拒绝对方，预期获得回报的绝对值均远大于他所付出的代价，则他很可能接受对方的请托。反之，假设对方权力很小，又没有什麽社会关系，不论接受或拒绝对方的要求，预期回报的绝对值均不大，则他便可能拒绝对方的请托。在中国社会中，无权无势又无社会关系的人，在失意潦倒之馀，常会感叹“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其道理即在于此。

除了拒绝或接受对方的请托之外，资源支配者可能做的另一种反应，是采用“拖”的策略、不给予具体答覆。由于人情是很难估计的社会资源，而且资源支配者又很难预期请托者将来会给自己什麽样的回报，在许多情况下，他往往既不愿意答应对方的请托，又不好意思予以回绝，这时候，他便可能采取「拖延］的策略，不给予对方肯定或否定的具体答覆。

不给予对方正面答覆，是中国文化中表现拒绝的一种方式。这时候，请托者最好另谋解决之道，倘若请托者不知趣地直接向资源支配者洽询，後者很可能表示歉意并且提出许多理由来说明自已实在是爱莫能助。

有时候，请托者可能因为资源支配者的拖延不决而恼火，整个情势也可能因而搞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请托者都会考虑维护人际关系和谐的文化价值，仍旧在资源支配者的面前表现得泰然自若，原先的请求也在没有任何具体结论的情形下不了了之。

中国人所谓「社会取向」的国民性格，通常都被定义为一种由社会服从性，不得罪人的策略及顺从社会期望与权威等特性所组成的复杂行为组型（Hsu，1953；Yang， 198l）。这种组型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个人在面对由许多明显的或隐含的社会要求所构成的困境时，表现出来的行为反应。

许多纸笔测验式的文化比较心理学研究显示：和美国对照组比较之下，中国受试者显得自主性较低（Fenz and Arkoff，1962；Hwang，1967；Singh，Huang and Thompson，1962），攻击性较低（Fenz and Arkoff， 1962），社会外向性较低Sue and Kirk 1972），顺从性较高（Fenz and Arkoff，1962），妥协性较高（Huang，1974； Sue and Kirk， 1972；Tarwarter，1966），较尊重权威（Huang，1974； Meade and Whittaker，1967； Singh，Huang，and Thompson，1962），同时较容易受到有权力之他人的影响（Lao，1977）。以上结果一再反映出中国人社会取向的特性，与美国人的个人取向正好相反。

这两个族群最明显的差异，是他们面对来自群体或权威的社会压力时，所采取的反应方式。例如，在明显要求个人顺从群体压力的实验情境中，中国受试者的反应不是服从就是采相反意见，而美国受试者则比较能够作出独立的反应（Chu, 1979; Meade and Barnard，

1973）。不仅如此，中国受试者对于模仿对象的地位或能力也显得比较敏感（Chu, 1979）。还有一个实验显示：当中国受试者在权威式、民主式或放任式三种领导方式下完成一项团体工作时，他们在权威的领导方式下所作的判断，会表现出较高度的团结行为（Meade, 1970）。

Hiniker（1969）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戏剧化的研究。他设计出一套服从权势者的实验，他以一九六○年代未期由中国大陆逃出的50名难民为受试者，做了一项强迫顺从的实验，然後测量受试者为降低认知失调所作的所有反应。他发现：虽然强迫顺从的外在情况可以成功的造成认知失调，但他的受试者并未曾试图要减低他们的失调。

这些实征研究的证据显示：社会取向的中国人，往往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依他对外在情境中权力结构的知觉而表现出顺从或反抗社会要求的行为。

六、面子工夫：印象整饰

请托者在资源支配者心目中权力和地位的大小，会影响後者是否愿意将其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因此，个人和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交往时，往往要特别重视“面子”和“面子工夫”。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socia1 position）或声望（prestige）（Hu，1944）；所谓面子工夫，其实就是一种“印象整饰”（impression management）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schlenker，1980；Schneider，1969，1981；Tedeschi and Riess，1988）。

Goffman曾经提出一种戏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行为分为前台（front stage)和後台（back stage）行为二种（Goffman，1959）。用本文的理论架构来看，“面子工夫”是做给混合性关系网内其他人看的“前台行为”；真诚行为则是只能显露给情感性关系网内“自己人”看的“後台行为”。个人对混合性关系网内其他人作“面子工夫”，就像在舞台上演戏一样，他会刻意地安排他和别人交往时的情况背景（setting），修饰他在别人面前的服装仪表（appearance）和举止动作（manner），务期在别人心目中塑造出某种特定的形象。

至于个人企图在别人心目中将自己塑造成何种形象，则取决于他个人的价值观念，以及他对于关系网内其他人之价值观念的判断（A1exander and Knight，1971； Alexander and Rudd，1981）。我们说过：个人的“面子”是其社会地位或声望的函数。个人在其关系网内的社会地位或声望可能是由其归属的地位而获得的（ascribed status），譬如性别、家世、祖籍等等；也可能是由于个人的努力而获致的（achieved status），後者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基于个人素质（persona1 qualities）所获得的地位，例如：学识、美貌、能力等等，以及得自非个人因素（nonpersonal factors）的地位，诸如：财富、权威、或社会关系（socia1 connections）等等（Ho, 1976）。

此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Jacob，1979）。讲究“人情法则”的社会，必然是个关系取向的社会。人们不仅依个人本身的属性和他能将支配的资源来判断其权力的大小，而且还会进一步考虑他所属的关系网络。个人的社会关系网愈大，其中有权有势的人愈多，他在别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也愈巨大。

因此，在中国社会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许多人用情境背景、服装仪容、和举止动作来炫耀他的财富、学问、身份、美貌等等权力象征；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人用类似的“前台行为”来显示他的人际关系。譬如在客厅里悬挂名人字画，身上佩带要人送的装饰品，或声称他和某要人的关系如何如何等等，均是其中之例。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所谓的“面子工夫”。

由于“面子”不仅牵涉到个人在其关系网中的地位高低，而且涉及他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以及他可能享受到的特殊权力，因此，在中国社会中，“顾面子”便成为一件和个人自尊（self-esteem）密切关连的重要事情。

最近有一个以内省法对中国受试者所作的调查显示：当中国人主观的觉得“失去面子”时，他的自尊心会受损，造成情绪的不平衡。因此，个人平时不仅要消极地“维护面子”，而且要积极地运用种种的面子工夫来“争面子”（朱瑞玲，1983）。

由于了解“面子”对他人的重要性，如果个人不能在实质上为社会关系中的他人“添加面子”最少也要在表面上对他人“敷衍面子”（Chiao，1981）。中国人经常用以保留他人面子的策略包括：避免在公共场合批评他人，尤其是长辈；必须评论他人的表现时，尽量使用委婉或模棱两可的言词；对善于保全他人面子的人给予较多的社会酬赏。中国人管理现代社会组织也经常使用这些方法（Si1in，1976）。这些行为不仅在老一辈的中国人身上看得到，有一个精心设计的实验显示，中国大学生也同样会作出这些行为（Bond and Lee，1981）。

当请托者向其有关的资源支配者求“人情”时，资源支配者如果不“给面子”，而予以拒绝，他会觉得自尊受损，很“没面子”。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社会规范之下，将来一有机会，他也可能让对方“面子上不好看”，最後是“大家没面子”。为了避免难堪，资源支配者最好是考虑“人情留一线，日後好相见”，做“人情”给他。如果资源支配者接受了对方的请托，就等于是肯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增加了他的自尊，他会觉得“面子上有光彩”，而且欠了对方人情，一定要伺机回报，这样才“大家有面子”（Hu，1944）。

第三种情况是：资源支配者既不愿意答应对方的请托，又不愿意损及对方的“面子”，这时候，他往往不给予对方肯定的答覆，而采用“拖”的方法，最後是不了了之。这种拖延策略，有时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有时却是在不损及对方颜面的前提下，间接拒绝对方的一种好方法。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社会中，“做面子”是个人炫耀其权力的一种手段；以“面子功夫”影响资源分配者，使其依照自己的意思改变资源分配的方式，则是中国人常玩的一种权力游戏。

七、拉关系

由图一及前述各节可知：中国人往往以不同的交易法则和关系不同的人交往。请托者如果期望资源支配者依照“人情法则”，将其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自己的分配，他必须运用各种方法将对方套系在和自己有关的角色关系中，以混合性的关系和对方保持往来。所谓“攀关系”、“拉交情”、“认亲家”，基本上都是透过角色套系的作用，和原本没有关系的人建立关系。中国人本来就有很强的宿命观念。他们经常用“缘”的概念来解释人际关系的建立及其性质（杨国枢，1982）。萍水相逢式的短暂性人际关系，经过“攀关系”、“拉交情”之後，双方便能把彼此的偶遇视为一种命定或前定的“机缘”，并设法把对方套系在自己的角色关系网内。假使请托者知道某人掌握有其所需资源的支配权，即使他们连偶遇的“机缘”都没有，他还可以运用种种“钻营”的办法，透过关系人士的引介，和资源支配者“串联”关系（乔健，1982；Walder，1983）。一旦“串”上关系之後，资源支配者“不看僧面看佛面”，双方便有了以“人情法则”交往的先决条件。

攀上关系只是双方建立混合性关系的第一步。如果请托者知道某人掌握有某种资源的支配权，具有交往的价值，他可以进一步地用拜访、送礼、宴客等方式，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情感关系，其中又以宴请和送礼最为重要（Yang，1982a）。依照“人情法则”，“吃人家的口软，拿人家的手短”，资源支配者接受了别人的宴客或礼物，欠了对方人情，便有回报的义务。

宴会愈丰盛，礼物愈贵重，欠负的人情也愈多。当对方开口要求帮忙时，资源支配者便难以回绝。如此一来，请托者对资源支配者便有较大的影响力，比较能够影响他支配资源的方式。

八、人情的规避

从前述各节中可以看出：“人情”这种可以用来馈赠他人的社会资源，不仅可能包含有金钱、财货、或服务等具体成份，同时还可能包含有抽象的情感成份，所以“人情”很难估计其客观价值。“受人点滴之恩，定当涌泉以报”，一个人一旦欠了别人人情，对方万一遇到困难，只要他开口求助，个人便有义务要在能力的范围内尽力设法回报。由于“人情”的价值难以计算，即使他回报了对方，他的“人情债”还是没有了结。所以许多人会感到“钱债好还，人情债难偿”，而尽力设法规避人情的纠缠。不仅如此，有些有钱有势的资源支配者，认识的人很多，自身的关系网络十分复杂，更是畏惧人情的瓜葛会损及自身的利益。

从图一的理论模式中，我们可以导衍出几种规避人情的方法，这几种方法可以说是中国人规避人情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文化设计”：

（—）个人取向的内化

在图一代表资源支配者之心理历程的方块中，长方形内的情感性关系和混合注关系之间以实线隔开，其意思是；分开这两类人之间的心理界线，其可渗透性及可替换性均极低，个人都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对待这两类人。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之间以虚线隔开，其意思是：此一虚线可以因人之不同，而作上下之移动。更具体地说，个人重视人情的程度是有个别差异的：混合性关系区域较宽的人比较重视人情，凡是和自己沾上一点情感关系的入，他都会以“人情法则”相对待。混合性关系区域较窄的人比较不重视人情，无论对方和自己的感情多深厚，他都倾向于一视同仁，以“公平法则”对待之。个人对于人情的重视程度，可以视为其人格特质的一部份，是他在长久的社会化历程中，逐渐内化而形成的。

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中，各国社会的副文化对“人情法则”和“公平法则”的强调程度各不相同，他们教育出来的子女对待他人的社会态度也不一样。在一个强调“人情法则”的副文化中成长的个人，比较重视人情关系，决定各项事务时，较倾向于对人不对事；反之，在强调“公平法则”之副文化成长的个人，较不理会人情包袱，为人处世，比较讲究对事不对人。

许多研究中国人传统及现代态度之形成与转变的论文显示：上述假设是颇为合理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态度之重要成份与社会取向的国民性有密切的关系，现代化的态度则倾向于“个人取向”（黄光国与杨国枢，1972，Yang，1981）。有一系列的实验性研究显示：诸如在都市地区生活（Yang，1976；杨国枢与文崇一， 1976 Yang，1981）正式教育（Podmor and Chaney，1974），接触现代大众传播媒体（Dawson and Ng，1972）等不同经验都可能与中国人的现代化态度有关。不仅如此，後者又与自主需求（瞿海源，1971;瞿海源与杨国枢，1972）、自我导向的成就动机（杨国枢与梁望惠，1973）、及对挫折的责他性反应（extrapunitive reaction）（杨国枢，1974）有正相关。

同时，它与社会兴趣（瞿海源，1971：杨国枢与瞿海源，1974）、社会赞誉动机（黄光国与杨国枢，1972），顺从及谦卑需求（瞿海源与杨国枢，1972）、权威主义（Yang，1976；杨国枢与瞿海源，1974）、集体主义价值取向（杨国枢与张分磊，1977），及对挫折的自责反应（杨国枢，1974）等有负相关。

有些探讨现代化态度如何影响中国人对社会情境之反应的实验，也有极富启发注的发现。其中一个研究要求每一位女性受试者在男性实验者面前辨认字汇，这些字汇是以逐渐延

长呈现时间的方式，在瞬间显示器中显示出来。结果发现：“现代化态度得分较高的受试者，能够以较短的时间正确的辨认出与性有关的字汇。换言之，她们在面对令人困窘的社会情境时，压抑其反应的倾向较低（黄光国与杨国枢，1972），

第二个实验要求每一受试者反覆做一项单调而冗长的工作，他们必须将围棋子一个个捡起，放入盒子里，倒出来再捡起，达二十分钟之久。结束後，受测者必须根据几个向度来评估此一实验，结果显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学生较倾向于评定：本研究使用的方法不能测量运动技能；根据此实验作成的研究报告不具科学上的重要性；同时他们再度接受类似实验的意愿也比较低（黄光国与杨国枢，1972）。

另一项研究发现：“现代化态度”得分较高的中国大学生在决定与自己有切身关系的事情如参与课外活动，选课，选择结婚伴侣，或在公开表示意见时，事先征求他人意见的倾向较低。

这些研究显示：个人将现代化的个人主义内化成为人格特质的一部份後，他在待人接物时，比较不理会有关“人情”、“面子”的问题，内心也比较不会感受到“人情困境”的冲突。这可以说是个人规避人情的根本解决办法。

（二）以公平法则建立互动规则

另一个规避人情的方法是在包含有各种不同人际关系的团体中，依照公平法则，建立一套清晰的社会互动规则，譬如在中国企业组织中采用现代管理制度，便是其中一例。

首先我们必须强调，即使是在今日（1985）的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家族企业仍然是最典型的企业组织，老板拥有最高的决策权（黄光国， 1983； Redding，1983；Silin， 1976）。身为最重要的决策者，老板通常不信任家族之外的其他成员，因而倾向于指派自己的家人或亲戚担任公司重要职位。

由于这些企业通常多没有组织章程及职务说明书，因此，员工的权利，职权及责任也没有划分清楚而显得模棱两可，员工的考绩大都是由主管主观地评定，而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遵从老板的指示，不能表示太多意见。

和家族企业对比之下，目前也有许多中国的企业组织采行西方的管理制度，包括以清晰的规章界定主管及员工的功能及其实施办法、权力与责任的划分、发展长期的正式计划、以职务说明书界定每一员工在特定工作领域内的责任、评定绩效的客观标准、以及依考绩而定的奖惩办法等等。

两者相较之下，家族企业的老板在理论上会有较大的空间可以人情法则与员工交往。笔者所作的一项实征性研究支持了此一推测。笔者有系统地测量制度明确性、制度合理性、奖偿公平性、人际和谐、人际沟通、团体认同感、开放气氛、领导授权、责任感、工作主动性等，并以之作为指标，比较台湾地区三类企业的组织特征：外商投资之私人企业，家族企业，及有正式管理规则之本地私人企业。

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及有规章制度的本地私人企业的组织型态并没有显著的不同，两者的运作均较家族型企业更为客观、健全。换句话说，采用明确的管理规章使主管们能够将依“公平法则”与属下交往，其组织气氛则较“人情”导向的家族性企业显得更为开放及公平。

（三）到陌生地区建立公平法则

对于某些重视人情的人而言，规避人情困扰的方注之一，是暂时离开个人原来的混合性关系网络，到一个陌生的社区，和别人建立工具性的关系、再以“公平法则”与之交往。譬如，商人离开自己居住的地方，到邻近城镇去做生意，便可以避开人情的困扰。

到生疏的社区做生意的商人可以无所顾虑的和顾客讨价还价，以获取较高的利润。再如，将官员调离本籍到遥远的外地去服务，也是使行政官吏避免人情困扰以便贯彻政府政策的一

种常用策略。当然酷吏可能因此而对百姓横征暴敛；贪官也可能藉此机会而中饱私囊。

（四）心理“区隔”策略的运用

规避人情的第四种方法，是采用心理学上所谓“区隔”（compartmentalization）的策略，将人情法则的使用，限制于某些特定的范畴之内。心理区隔策略的使用范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于“事”的区隔，一种是对于“人”的区隔。就对“事”的区隔而言，其策略是严格限制自己：对于某些生活领域（domain of 1ife）中的事物，必须以“公平法则”和别人交往，对于这些生活领域之外的事物，则可以“人情法则”和他人来往。有些人使用这种方法规避人情时，其原则是：坚持以“公平法则”来处理自己祗拥有支配权的资源；对于自己拥有所有权的资源，则可以用“人情法则”来加以处理。譬加：公务员在处理公务时，诉诸法律权威，强调“公私分明”的原则；在私人事物上，则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关系，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这种方式，即是解决“人情困境”的一种常用方法。

九、结论

以上的讨论显示：我们必须同时注意文化普遍的及特殊的社会互动型态。正如许多学者所言，社会所期望的行为，从极端强调普遍性的公平法则，到强调重要之他人的特殊需求，其间构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续谱。在这个连续性的向度上，西方工业社会倾向于强调：在大多数交易情境下，个人都应当根据自我的利益做出理性的决定。这种文化特色可以解释：为什麽西方的社会科学界针对“公平法则”做了许多精致的研究（例如，Greenberg and Cohen，1982；Messick and Cook，1983； Walster， Walster，and Berscheid，1978）。

笔者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以及其他对类似社会（如日本）的研究都显示：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所发现的型态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情境。在这些例外的情况下，社会互动的法则有几个层面的不同。首先，这些社会较重视“报”的规范。乍看之下，这一点似乎是说：这些社会比西方更强调公平法则。其间最重要的差异，在于他们的回报规范往往比西方文化更强调情境的适用性。换言之，他们的相互回报并不是自主性行动者之间的一种普遍性交易，而是个人在特定社会情境中的一种义务。在中国文化中，它包含了一个以均等法则为基础的丰富概念，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在“人情”的运作之下，个人在其差序性关系网中所处的地位，他对这些关系将维持多久的期待，以及将来继续交易时可能会造成的义务之性质等，均将影响其回报的义务。最後，实践这些义务时，通常必须先作种种“面子工夫”（例如：增加面子、失面子。和挽回面子），并考虑接受或拒绝请托可能造成增强或减损社会关系的後果。在谈判过程中，这种运作的自觉性成份似乎要比西方强得多。

这些差异的来源是什麽？它们为什麽会长久地存在于变化如此广大的中国社会之中？“文化”使然应该是答案的一部份。由于在此我们无法深入讨论的某些历史因素，以及政治和文化精英的操弄，中国人发展出一套精致的词汇来描述人际关系及其成败之道。本论文即试图解释这些词汇丰富的意义及其奥妙之处。

答案的另一部份是“结构”使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在现代，仍然有许多中国人生活在差序结构严谨的封闭社会里，其主要的经济及社会资源是由少数权威者控制并任意分配。在这些情境下，无可避免的，个人会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因长期交往造成义务关系而能获得或失去的资源，感到特别敏感。

目前中国社会的结构显然存有几种不同型态，但某些重要的社会资源仍然是由结构严谨的社会阶层所控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社会中，由上而下的决策及资源分配方式，造成了某些特殊“关系”。这种现象的例子之一，是在地方选举中候选人动员“关系”以争取选票的

方式（Jacobs，1979）。

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大陆，由上而下的资源分配方式更为明显。结果正如Butterfield （1982）及Walder （1983）所指出的，许多人经常使用“走後门”、“拉关系”和“搞关系”等策略，自控制稀有资源的组织领导手中乞求一些恩惠。因此不管在什么地方，中国人常常用相同的词汇及行为来应付结构类似的情境。

这些反应方式像它们己从西方社会中消褪那样地在中国社会情境中减弱吗？也许。许多力量正促使它往这个方向变，首先，由于深受西方影响的教育及大众传播逐渐普及，许多人开始采用比较西方的“个人主义精神”作为日常生活中行为的准则及主要的动机来源。第二，由于市场的扩大，提供了许多不是由上而下控制的资源，人们可以有更多机会与陌生人建立工具性或公平性的关系。第三，采用普遍性的管理规则有助于大机构增加其效率，尤其是在必须获得利润的私人企业中，人们往往倾向于在工具性或公平性的基础上与他人建立关系，而不是以“人情”与“面子”作为互动的基础。

当然，这种型态的改变并不是千篇一律的，中国各地仍存有相当大的差异。有些地区甚至会抗拒变迁，即使许多情况已经有所改变，这套词汇及思想型态仍旧会继续存在。因此，我们最好不要光只考虑简单而具有“普遍性的人际交往法则”而应当考虑人际义务的文化及社会背景，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

选自黄光国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巨流，1988。

论中国的面子文化

论商业文化中的面子文化 摘要 中西方学者对面子的概念都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探讨。面子是支配中国人社会行为的重要概念，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当前的商品化时代，自古以来形成的面子文化对于人们的商业活动渗透的更加深刻。面子文化形成原因是复杂的，而了解面子文化在商业文化中占据的位置，对我们理解当前种种商业行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也有利于促进自身正确的生活和消费规范。 关键词：面子问题；面子文化；商业文化 一、“面子”文化概论 （一）“面子”文化的产生根源 “面”由字面上看,是指人脸、头的前部,它原来只是一种生理上的指标,后来演化为心理及社会意义的价值象征。据胡先缙考证,早在公元前4 世纪, “面”就具有了指涉个人与关系的象征性意义。 爱面子其实是一种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的心理因素。但是形成的面子文化却是中华民族独有现象。中国“面子文化”的形成由来已久，最原始的“面子”就是“脸面”，古人外出活动前都要洗脸打扮，在镜子面前照上一照，梳洗完毕才能做正式的工作——上朝的上朝、下地的下地、经商的经商。中国人以“四大美人”为傲，以黄皮肤为荣，正是看重这样的有形脸面才形成了无形的面子文化。（二）“面子”文化的内涵 “面子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西方世界最早研究中国人“面子文化”的著述当属1894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所著的《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明恩溥认为，“保全面子”是中国人的第一性格1。鲁迅先生曾经专门撰写过分析国人“面子”的文章，他说外国人往往认为所谓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而其实“面子”之有无，情况相当复杂，并且富于变化2。而中国文豪林 1[美]明恩溥.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M].舒扬等译,太原:书海出版社,2004:3;1. 2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26.

如何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作业

如何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姓名：于际都专业：水利水电工程学号：142002010229 对以下四个论述题的回答要作为一个附件，在线发送给我，时间截止 点是本课程第九周上课前。附件名称为：“考试”加上“你的名字”，如：考试张三。另请特别注意，第九周上课必须到课，并且将此考试 答卷打印好，写名字和学号交给我。 1、结合你看视频，对本课程的任意三节课的内容加以详述，说明哪 些地方使你印象深刻？为什么？（大约500字） 在第一节课中，翟学伟老师先提到了过去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 为的方法，是在各个学科中分散地进行研究。而老师则是进行了一次 整合，从精神、文化、伦理、美学等方面研究上述问题。其研究特点为：以社会科学的方式进入，以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作为基础。接着 又给我们梳理了本门课的十个专题。 随后就展开了第一专题的讲解。提到两大文明形态：农业文明和 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即乡土文明或称为农耕文化，是人与土地的关系，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晚清之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主要文明形态。而 工业文明指向的是现代化，是人与机器的关系，是生产资料极大交换 的市场经济。在现代化历程中，还不能说请当今的中国人具有那些稳 定的心理与行为。故而只能寻找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下中国人相对稳 定的心理与行为。

农业文明的本质特点是：人对自然的亲近；人对自然的顺应性，并对自然现象有敬畏之心；人的生活节奏及其方式跟随自然界的节奏和速度来变化；人的智慧在于调整人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在农业文明下，人所需的物质资料全部从自然中获取，人想控制自然但却能力有限，只能尽力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工业文明的本质特质：人远离自然，活在人造的环境中；人的大多数生活资料来自于大规模的工业制造；人不停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乃至破坏自然，让自然想人低头；人的生活自成系统，基本无需自然节奏的影响；人的自毁在于发明和制造，让自然中本来没有的东西，不可鞥的东西变成可能。从农业文明到现代文明，中国人正在从一种稳定走向另一种稳定，但目前处于过渡期的不稳定状态。 中国人在文明进程中的心态有四个方面：自从近代化依赖，开始有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晚清开始，向西方学习技术，办实业，继而学习西方政治与社会制度，最后大量接受西方文化思；整个过程体现了对落后挨打的焦虑，赶超的急迫心情以及洗刷屈辱的决心；迅速的工业化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成为时代的主题。而中国人在现代文明进程中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如农村空巢化，农业土地的侵占与侵蚀，生活环境污染严重，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问题，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个人偏好发生深刻的改变等。 这是本门课程的第一节课，印象尤为深刻。我对老师思考问题的方法和深度尤为赞服。老师不是拿教科书化的知识给我们讲解，而是提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和观点，尤其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本

中国人的面子观

中国人的面子观 胡先晋 黄光国译 人类学家及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虽然人类社会的每个成员都会渴求声誉，但附于其上的价值以及追求声誉的手段却大不相同。在分析强调重点与基本态度迥异于自身文化的另一种文化时，必须牢记在心的是：即使是对于人类生活中最普遍的那些层面，每个社会都会形成不同的观念。 这类观念上的差异经常反映在语汇之中。但是真要深入了解这些观念对其传承者的完整意义，就必须仔细研究形成这些观念的情境。中国人对于研究“面子”观念之所以饶具兴味，一则因为借此可以看出人们获取声誉以及稳固或提升地位的两组标准，同时又可以了解在同一个文化架构之内各种不同的态度如何互相妥协。 这两组标准可以用两个词来加以区分。就字面来看，两个词的意思都是指身体的“脸”部。其中之一是“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要获得这种肯定，不论在任何时侯自我都必须依赖外在环境。另一个是“脸”的概念，美国人虽然略有所知，却未曾真正地了解它。这是团体对道德良好者所持有的尊敬：这种人无论遭遇任何困难，都会履行应尽的义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表现出自己是个正直的人。它代表社会对于自我德性之完整的信任，一旦失去它，则个人便很难继续在社群中正常运行。“脸”不但是维护道德标准的一种社会约束力，也是一种内化的自我制约力量。 由于以往未曾有人注意到这两组声誉标准的差异，因而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两种观念，同时探讨它们在社交场合中的实际应用。 “脸”和“面”这两个字中，后者较前者远为古老，在古代文献中已经可以发现。早在公元前4世纪，“面”便有指涉自我与社会间之关系的象征性意义；“脸”则是比较现代的名词，《康熙字典》引用的最早典故出自元代（公元1227年至1367年）。这个字似乎起源自中国北部，而后在身体的意义上逐渐取代了“面”，而获得了某些象征性意义。同时，“面”加上无意义的虚字“子”，又发展出各种不同的意义。如今这两个字在中国北部和中部都通用，不过“脸”在长江中部各省的使用不如它在北方的范围广。然

财务报表-企业的五个”子“

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主要是通过财务报告反映出来的。财务报告的灵魂是企业的财务报表。我们通常称这些财务报表为“四表一注”，即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附注。这四表一注充分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这“四表一注”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可以通过形象的语言把这“四表一注”在企业中的财务地位表达清楚。 1、资产负债表是企业的底子。 何谓底子？也就是家底子，是说企业有多少财产。企业目前有多少资产，这些资产有多少是通过债务形成的，又有多少是通过所有者权益形成的，资产负债表把这些内容描述得一清二楚。 2、利润表是企业的面子。 俗语中：既要里子，也要面子，指的就是底子和面子的关系。刘基说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指的也是底子和面子的关系。我们经常说，面子上要好看。那么什么样的面子才好看。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分析面子。小孩子在学校读书，而且读书成绩很好，父母感觉有面子。在冬奥会冰壶比赛中，中国女子代表队取得了优异成绩，体育总局感觉有面子。小孩子高考落榜，父母感觉没面子。可见，一项行为是不是有面子，或者说是否给别人带来面子，主要是看这项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并且是否达到了目的。 企业的面子是什么？这要从企业的目的说起，企业的定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定义也往往发生微调。但是，企业的核心目的----营利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说，营利是企业的面子。既然这样，企业要千方百计维护面子，目的是为了让企业有盈利。 3、现金流量表是企业的日子。 何谓日子？只要是有过家庭生活的人都知道如何过日子，也知道过日子的艰辛。过日子可不是靠面子来维持的。企业要过好日子，必须有充足的现金，要足够保持现金的流动性。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是企业的份子。

中国人的文化属性问题

中国人的文化属性问题 首先，先解释一下关于文化属性的自我认识。 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属性，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一个群体在诞生之日起的所作所为中产生的思想认识，文化属性就是某一个群体在思想认识上的特性。 中国人的文化属性就是中国人在民族诞生开始，围绕在这个群体中每个个体的人生观，思想观，价值观。 文化属性对群体外来说是个性，是独特的，对于群体内部来说，是有共同性的。 文化属性是一个群体的灵魂，中国人的文化属性便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文化与物质是相辅相成的，文化变化的剧烈程度丝毫不亚于物质变化的程度，而且变化更为灵活，影响也更为深远。 文化属性的产生和发展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一．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影响群体的生活习惯，细化一些包括生产习惯，饮食习惯，穿衣习惯，出 行习惯，社交习惯进而影响到政治习惯。例如农耕民族的文化和游牧民族的文化。 二．诞生时间长短 群体存活的时间越长，文化属性越根深蒂固，难以变动，给群体中个体带来的影响 也越大，反之亦然。 三．与外界交流是否频繁 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相互影响的。一个群体与外界的交流越是频繁，这个群体的 文化就越年轻，越先进，对群体内部的影响也就越积极，越正面。 四．人为固化 文化相对于物质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滞后的，当一个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会带来人 们生活习惯的变化，这种变化进而影响到文化，然后这种文化在改良之后会有自我 保存功能，并继续影响到物质。 对于人来说，接受一样文化需要时间去适应；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文化既得利益者得 妥协也需要一段时间。 文化是现实生活的影子。现实生活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利益 分成的问题，会有阶级。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分成不一样。对于既得利益较大者， 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去扩大；既得利益小的阶级也想扩大自己的利益，阶级之间就 会有较量，这会反映在文化方面。既得利益较大者掌握较大控制权，他们会利用控 制权挟持文化，使得文化为自己服务。这比如，西方中世纪的神学文化，中国封建 社会的忠君文化，美国建国开始的种族文化，等等。 五．新事物的出现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断的有新事物的出现，新事物的出现经过一连串连锁反映 后最终将影响到文化。 新事物的出现将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改变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进而在改变文化。 那么中国的文化又有哪些特性呢？ 一．农耕民族特有的保守性。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性，不同的民族的大小不一样，产生的作用也不一样，以汉族产生的影响最大。 汉族以农耕文化为主，汉族人民的生存系于农耕，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人民的思想 方式，继而决定了文化。 对于农民来说，农耕需要固定在一个地方，在这个稳定的地方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仅

面子文化

面子文化 荆楚在线消息（湖北日报）对中国非常友好的英国进步学者罗素生前曾谈到，“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要面子’觉得很可笑，殊不知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形成互相尊敬的风气。”罗素认为“要面子”的害处在于，“影响效率，同样也影响了人际关系的真诚。” 要面子深入到国人潜意识中，这是一个事实。当然，面子是很重要的，面子是形式，任何事物都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只是面子与里子不能脱节，面子不能比里子高一个层次独立存在。民国初年，京城那些穿着马褂、提笼架鸟的遗少，外头硬撑着气派和光鲜，回到家可就惨了，只能啃咸菜窝头，因为原本赖以撑起面子的“铁杆庄稼”，早已随着满清的倒台而失去了。这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彻底消亡。愈是渗透于潜意识中的东西，就愈是不容易改变，这种顽固性，必当正视方可。 在新的条件下，要面子的作法也常以新的形式出现。只是，要面子的主体常常不是个人，而是以集体的方式出现，这就更隐蔽，而危害性也更大，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一种“面子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自我表扬的彰显意识、程式化的自夸方式、不计成本的投入气派和迫不及待的行事节奏。按这种面子文化做事，就好像演戏时，一切只为赢得个碰头彩，而不管后头是不是喝倒彩。因为碰头彩有了，就可急急拿去表功，面子是有了。至于后面是不是因演得太差而收不了场，甚至是不是演砸了或坍了台，那就不管了。其秘诀是，碰头彩可以凭一两招换得，也是可以组织人喝彩的，而领导一般也最注重有没有碰头彩。 人们见怪不怪，这是面子文化非常有腐蚀性的一个危害。如果一个单位为争面子浪费一点社会财富，千百个单位累计起来，损失就非常可观。有句阿拉伯谚语说：不结果的树是没有人去摇的，惟有那些果实累累的树才担当得起人的信赖。如果不为争面子而产生浪费和牺牲效率，就可以有更多养分转换成更多更大的果实，这样的树虽然不言，却自然可以下自成蹊。 面子文化的流布，与务实的价值取向呈矛盾状态。人的心理就这么复杂，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总是有人做，这是因为心理上虚幻收获的吸引力，甚至比实际的利益吸引力还要大。从这个角度看，要解决面子文化问题，根本是要解决价值判断和价值认同问题。从价值层面上，截断无价值的面子炫耀的机会、阻断凭面子工程升迁的途径、不给那些只图面子的人以面子。国人上上下下都应该提倡，在事关是否惠及人民利益的问题上，与其虚伪地相互给面子，不如相互较真，甚至为了效率，相互给一些难堪又何妨。

中国儿童民间传统游戏集

中国儿童民间传统游戏集 【导言】中国民间传统游戏在幼儿户外活动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流传下来的游戏项目也是数不胜数。它是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来的朴素智慧与生活趣味，也是那些物质匮乏年代，让小伙伴们乐此不疲亲密无间的嬉戏娱乐活动。传统的东西总是散发着永恒的味道，这些游戏不知道流传了多久，可是每一代孩童在玩耍的时候，趣味依旧。 1、骑马 玩法：三人一组，一人站立作马头，另一人在他背后双手搭他双肩弓身俯首作马身。第三人为骑马者，骑在作马身者的肩上。玩时三人同时口喊“嘿！嘿！嘿……”，数匹“马”竞相跑步向前，比谁跑得快。 2、坐轿 玩法：三人一组，两人抬轿一人坐轿。抬轿的两人各自把左手掌握在右手腕上，然后互相把右手握在对方左手腕上，形成一“井”字形。坐轿者双脚各插进抬轿者双手形成的环圈中，坐在手掌形成的“井”字上。玩时各组侧向疾跑，快者为胜。坐轿、抬轿者轮换担任。 3、骑竹马 玩法：以一支1．5米至2米长的竹竿作“竹马”，夹在骑者双腿间，左手握住竿的一端，另一端拖地，右手作持马鞭状。玩时口喊“嘿、嘿、嘿……”向前奔跑。多人玩时同时奔跑，快者为胜。 4、滚铁环 玩法：器具是一个水桶大小的铁环（旧时农村常用废旧水桶铁箍），一支1米左右小竹竿，竹竿一头插进以粗铁丝弯成的U字形弯钩。玩时手持竹竿一端，以另一端的U形铁弯钩推着铁环在地上滚动前进。多人玩时，看谁跑得快，且铁环不倒下。 5、踢鸡毛毽 玩法：鸡毛毽的制作简单，取一鸡翅膀上的粗羽毛，剪下一小截中间空的羽毛柄，往其空管中插进一束细鸡毛，再以布捆扎后固定在一个或两个铜钱中间的孔中，使鸡毛不至脱落即可。可一人以脚掌踢出各种花样，如踢至膝、肩、背、头等各部位；也可多人互相传递踢出各种花样。竞技时，以踢的数目多者为胜。 6、老鹰抓小鸡 玩法：一人扮老鹰，一人扮母鸡，其余人数不定，扮作小鸡。一“小鸡”在“母鸡”背后抓住“母鸡”衫尾，其余“小鸡”也都各牵住一人的后背衫尾，形成一列纵队。玩时，“老鹰”尽力设法要抓住“母鸡”后面的“小鸡”，扮“母鸡”的则张开双臂拦住“老鹰”，保护“小鸡”不被抓，众“小鸡”也在“母鸡”后面不断躲闪。若有“小鸡”被“老鹰”

里子和面子,品牌塑造的全部秘密

经常听到企业家这样抱怨：我的产品明明比别人家的好，还是出口产品，可就是卖不上价儿;还有企业陷入了这样的苦恼，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产品，没等赚多少钱，同类产品就多了起来，结果价格越做越低，大家谁都没钱赚…… 为什么好产品卖不好?问题常常不在产品上，秘密在品牌里! 优秀的品牌内有价值，外有形象! 所以，做品牌简单地说就是，做实品牌的里子，做足品牌的面子。一个品牌只有将产品价值做实，将品牌形象做高、做出不同，用产品中充盈的内在价值满足需求，用使用价值之外的品牌附加值吸引消费者，才会赢得市场与利润，才会赚钱持久。 下面是福来总结出来的品牌创建与塑造攻略，并未涉及品牌的方方面面，只是针对大农业大健康行业的特殊性，并结合品牌建设的一般性规律有重点地阐述，希望读者能从中得到些许借鉴和启示。 一、福来的品牌观 做品牌在许多人看来摸不着头脑，更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将做品牌神秘化、复杂化。其实做品牌的核心工作只有两件大事，一是做实品牌的里子，二是做足品牌的面子。即塑外观、修内功。外观与内功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扎实的内功，外观就会华而不实、空洞无味;没有鲜明的外观，内功就会暗然失色、粗陋贬值。 二、福来品牌方法 品牌外观：品牌命名、品牌形象、品牌传播 1、品牌命名：功效化是捷径 《打造品牌的22条法则》里说：从长远观点来看，对于一个品牌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名字。我们看两个例子： 舒化奶与健康奶，哪一个更让消费者觉得产品功能准确，恰对消费者需求?当然是舒化奶;谷维多稻米油与营养稻米油，哪一个更让消费者觉得产品价值更高?当然是谷维多稻米油。 如何给大健康大农业时代的产品命名?我们认为：三流名字图上口，二流名字图寓意，一流名字露功效。当前市场，大小品牌，鱼龙混杂，光靠上口、寓意好是还不够。通过名字就让消费者知道产品能干嘛，好在哪，才能与众不同。 当然，名字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不可能有一套用之即成的命名规则，很多时候要根据产品特性、消费洞察综合创意。

中国古代的十大游戏酒令

中国古代的十大游戏酒令（一） (2007-02-12 02:52:23) 转载▼ 分类：酒令游戏 从古到今，流传着许多游戏形式的酒令。这些游戏分别都有其相应的令具，都有其具体的玩法、原理和过程，大多数都要利用人的智慧能力和语言、文学功力。这些游戏酒令的设计使用，使酒席筵前出现了动作和声响，使酒席上非常热闹、活跃。 用作行酒令的这些游戏，是民间游戏的一个方面，这些游戏大量的是专门为行酒令而设计创造的，也有一些是把民间其他方面的游戏形式用于行酒令了。这些酒令游戏在各地民间存在量很大，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多有出现，择其主要的十大游戏介绍给大家。 五代北人会宴图（局部） 1．射覆 射覆是较早的酒令游戏，据有关史书记载，三国魏管辂、晋郭璞都有射覆事。唐李商隐《李义山诗集·无题二首》诗有“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句。清沈复《浮生六记》卷一闺房记乐有“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句，又有“船头不张灯火，待月快酌，射覆为令”句。 射覆，射者，猜度也；覆者，遮盖隐藏也。射覆游戏早期的玩法主要是制谜猜谜和用盆盂碗等把某物件事先隐藏遮盖起来，让人猜度。这两种耍法都是比较直接的。后来，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一种间接曲折的语言文字形式的射覆游戏，其法是用相连字句隐寓事物，令人猜度，若射者猜不出或猜错以及覆者误判射者的猜度时，都要罚酒。清俞敦培《酒令丛钞·古令》云：“然今酒座所谓射覆，又名射雕覆者，殊不类此。法以上一字为雕，下一字为覆，设注意‘酒’字，则言‘春’字、‘浆’字使人射之，盖春酒、酒浆也，射者言某字，彼此会意。”这基本上说明了射覆酒令游戏的耍法原理。《红楼梦》第六十二回中描写的射覆

如何看待“面子文化”

2005. 11. 21教练部例会培训资第一版 一《如何看待“面子文化”》 我们再来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面子文化”，它是“实事求是”的最大敌人，不是技术上不能“实事求是”，而是人们几千年以来一直都不愿“实事求是”。正是它的顽固存在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企业的发展。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在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中，由于面子不仅牵涉到个人在其关系网中的地位高低，而且涉及他被别人接受的可能性及他可能享受的特殊权力，因此，在中国社会，“顾面子”便成为一件和个人自尊甚至是个人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事情。 1.“面子”侵蚀着组织的执行力 在华人社会里，有所谓“扬善于公堂，规过于暗室”的原则。中国人绝大多数都“好面子”，无论阶层高低，即使在穷苦的农村也“好面子”，因为“有面子”意味着他得到了周围的尊重与认同，拥有独特的价值与地位。掌权者更有资本获得“面子”，通过对资源的掌控，逼迫周边给予其“面子”；而能否获得资源、利益，可能不在于你是否能干、有想法，而在于你能否给足掌握资源的人“面子”。如此一来，是否有“面子”，是否能给别人“面子”，就成了社会评判的重要尺度。“面子”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内化在中国人的行为习惯中，具备强大、持久的延续惯性。即使在今天，面子文化依然是中国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 在中国社会里，不论是上对下还是下对上，一个善于“做人”的人，通常都是善于顾及他人面子的人。为了在公开场合不驳别人的面子，他明明不同意却不提出反对得意见和建议，甚至为了给别人添加面子，还表示赞同这个方案。因此，中国绝大多数组织中的绝大多数议案在“面子”的干扰下，往往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甚至是应有的争论，就轻松通过了。又由于中国组织没有“法治”习惯，因此，轻松通过的方案也轻松地“不予执行”，因为领导者的面子被照顾了，需要照顾下属、同事的面子，这样一来，“不执行”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此“相互照顾面子”，组织怎么可能有执行力呢？ 反之，如果一个人不懂得“顾面子”，常常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他就会被认为不会“做人”，这在中国社会是吃不开的。无论是领导，还是下属，都需要学会“照顾面子”，这已成为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面子文化”不仅在组织的高层中普遍存在，更在各个组织的各个层面普遍存在。再组织的基层，有些员工对事不对人，就工作提出问题、异议、建议，涉及的经理或员工常常感到不可接受，觉得不受尊重，往往反弹很大，其实这很大程度上是“面子”在作怪。这种自我保护的态度极大的延缓了问题的解决，导致组织运行的僵化、低效，严重阻碍了组织的成长。 〈一个人事经理眼中的国人劣根性〉一文写到： 我们跟老外打交道，有问题他们会当面指出，不管多难堪，但这并不妨碍他吃饭的时候跟你谈笑风生。所以老外开会，会上可能有10种声音，但会后只有1种声音；但中国人开会，会上没人说话，但会后可能有10种声音。我们老板开会结束时通常会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全体沉默。一出会议室，跑到自己办公室门一关就开始开部门小会了。 这确实是太多中国组织状况的真实写照，他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每个人都有亲身的感受。可见，“面子文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而持久的。“面子文化”深深地打上了儒家的烙印。儒家主张个人和其他人交往时，都应当从“亲疏”和“尊卑”两个社会认知度来衡量彼此之间的角色关系：前者是指彼此关系的亲疏远近，后者是指双方地位的尊卑上下。某人在考虑要不要给别人面子的时候，其实主要就是在考量彼此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企业员工的自身素养有待提升》 大多数中国企业的员工对于“自我的价值观”和“对自己有一个全面.准确地认识”这两个问题还没有进行深入地思考，也没有确切的答案。总体上来讲，要相应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浪潮，中国的经理任和员工还没有准备好。“Aer you ready ? NO! 他们还在犯一些基本的错误，他们的职业素养还有待于提高，他们还在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上跟自己较劲。据个例子，职业足球运动员就职业人才的一种，而中国男子足球运动员种种令人失望的表现，突出了他们的极不职业，拿着职业化的高薪水，他们却天天做些很业余的事情，说些很专业的话，踢着很业余的球。 “自己要做”与“上级让做”有着本子上的区别，为自己做何为别人做的感觉也会影响执行的效果，这种心态对执效果的影响是巨大的。执行不失为领导而做，而是为企业而做，位自己而做，为企业做最终也是为自己而做。不仅人生如此，工作也是如此，如果你总是沉迷于索取与回报，那么你最终会一无所获。其实，执行是为自己做与为企业做的统一体。任何强大的企业都是由高素质的员工建设的，企业只有发展员工才能获得真正的长远的利益。虽然不是一一对应，但在趋势上，方向上大体如此。韩国经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飞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还过企业的员工不领取加班费，如此一来，还过企业渡过了最艰难的启动时期，产品在价格上有了竞争力，韩国企业也有利润投资于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了。中国企业的经理和员工要不断的提升自身的技能与素养，学习的能力与习惯决定了提升空间。同样“自家要学”与“上级让学”的感受与实际效果也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小富即安与追求卓越的两种心态与风格决定一个人的职业化素养，这将直接影响到其未来的发展。与美国人相比，我么在基本的职业素养上海落后了50年以上，也就是好几代人，我们正在解决美国人几代前的问题：与韩国人相比，同样是追赶世界，中国人的狠劲儿，奉献精神差的太远了。因此我们现在这几代人和所后的几代人，都要加油.努力，真的是在别人睡觉是我们还需要努力，因为过去他们也努力过。我们每个人都要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够不断发展，企业才能不断的强大，国家才能逐渐富裕。 我们会看到：由于执行者的价值取向和企业的价值观存在差距，因而执行者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策进行“自我取舍”，经理和员工挑活或者不执行的现象就是由此产生的；虽然执行者具有足够的工作经验，但在操作过程中，他会站在一己私利或小团体的立场上来思考处事，违背投资者的利益.违背企业利益，甚至违背社会道德底线和法律规范；尽管执行者已经尽心尽力，但是由于缺乏所需要的专业技能，最后无法达成预期的目标。

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浅析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记得晚清的一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明恩溥写了一本书《中国人的气质》，本书通过一位来自外国的传教士在中国的见闻生动详实的讲述了在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在此书的第一章就讲到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他认为，“在中国，‘面子’一词可不是单指脑袋上朝前的那一部分，而是一个语义甚多的复合词，其内涵之丰富，超出了我们的描述能力，或许还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① “面子”是中国人一种重要和典型的社会心理现象。它不仅仅是个人现象，而是全社会的一种共同习性。我认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是基于一种集体体制下渴望被认同的心理状态。她强烈地表现为：面子”在中国人心目中,往往代表一种声望、地位，是通过成功和炫耀而获得的.说到底，这种面子并非自我认同，而是一种通过他人的评价而得到的内心满足。中国人最爱面子.从古代到现代,在中国人的内心中根深蒂固.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布衣平民,都有这样一种爱面子的情结。 不禁让我想起了，秦末的楚汉之争，项羽兵败垓下，四面楚歌，于乌江自刎，一代霸王自刎的原因竟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试想如果那时的项羽能够知耻而后勇，休养生息，从头来过，那么中国的历史不知道要怎么改写了！！然而，后人竟大加称赞这种只顾面子的愚蠢行径，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李清照的：“生当 ①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1

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种行为我认为大家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正视失败，从中汲取教训，反而却一再地颂扬这种面对困境而临阵脱逃的胆小鬼呢？ 在历史上看，中国历来是一个传统的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在这种社会结构下，每个人的命运和家族的声誉和名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人的命运往往背后连着一家人的命运。试想，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做了错事的话，那会使得整个家族蒙羞。另外，中国历来是一个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的环境下生活，就要讲究。一个他人的认同感。因此，面子问题也许就是这么产生的。 给别人留足面子是一种礼貌。在公众场合即使你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也不能直接指出，凡事讲究个迂回，先要肯定此人的长处和优点，继而委婉地指出缺点，这在我们的语境习惯中叫做“求同存异”。说话办事时一定要注意到他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一定要懂得如何维护他人的面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面子问题同样需要掌握个度。当今网络时代上的红人毫无廉耻之心，一味地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这种行为真是让人汗颜！过度的讲究面子问题同样危害不浅，官员过度地讲求面子往往会伴随着带来权力寻租，滋生腐败，贪污受贿等丑陋现象，而个人之见如果也是过度的讲究面子，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淡漠和虚假。 其实，面子问题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它是中国人在几千年的

中国儿童民间传统游戏集46种游戏

xx儿童民间传统游戏集 【导言】中国民间传统游戏在幼儿户外活动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流传下来的游戏项目也是数不胜数。它是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来的朴素智慧与生活趣味，也是那些物质匮乏年代，让小伙伴们乐此不疲亲密无间的嬉戏娱乐活动。传统的东西总是散发着永恒的味道，这些游戏不知道流传了多久，可是每一代孩童在玩耍的时候，趣味依旧。1、骑马 玩法：三人一组，一人站立作马头，另一人在他背后双手搭他双肩弓身俯首作马身。第三人为骑马者，骑在作马身者的肩上。玩时三人同时口喊“嘿！嘿！嘿……”，数匹“马”竞相跑步向前，比谁跑得快。 2、坐轿 玩法：三人一组，两人抬轿一人坐轿。抬轿的两人各自把左手掌握在右手腕上，然后互相把右手握在对方左手腕上，形成一“井”字形。坐轿者双脚各插进抬轿者双手形成的环圈中，坐在手掌形成的“井”字上。玩时各组侧向疾跑，快者为胜。坐轿、抬轿者轮换担任。 3、骑竹马 玩法：以一 1．5米至2米长的竹竿作“竹马”，夹在骑者双腿间，左手握住竿的一端，另一端拖地，右手作持马鞭状。玩时口喊“嘿、嘿、嘿……”向前奔跑。多人玩时同时奔跑，快者为胜。 4、滚铁环

玩法：器具是一个水桶大小的铁环（旧时农村常用废旧水桶铁箍），一支1米左右小竹竿，竹竿一头插进以粗铁丝弯成的U字形弯钩。玩时手持竹竿一端，以另一端的U形铁弯钩推着铁环在地上滚动前进。多人玩时，看谁跑得快，且铁环不倒下。 5、踢鸡毛毽 1 / 11 玩法：鸡毛毽的制作简单，取一鸡翅膀上的粗羽毛，剪下一小截中间空的羽毛柄，往其空管中插进一束细鸡毛，再以布捆扎后固定在一个或两个铜钱中间的孔中，使鸡毛不至脱落即可。可一人以脚掌踢出各种花样，如踢至膝、肩、背、头等各部位；也可多人互相传递踢出各种花样。竞技时，以踢的数目多者为胜。 6、老鹰抓小鸡 玩法：一人扮老鹰，一人扮母鸡，其余人数不定，扮作小鸡。一“小鸡”在“母鸡”背后抓住“母鸡”衫尾，其余“小鸡”也都各牵住一人的后背衫尾，形成一列纵队。玩时，“老鹰”尽力设法要抓住“母鸡”后面的“小鸡”，扮“母鸡”的则张开双臂拦住“老鹰”，保护“小鸡”不被抓，众“小鸡”也在“母鸡”后面不断躲闪。若有“小鸡”被“老鹰”的手摸到，便算被抓住，就得退场。达到一定时间后，“老鹰”抓到的“小鸡”超过“小鸡”数的一半，则“老鹰”胜；不到一半则“母鸡”胜。老鹰、母鸡、小鸡由游戏孩童抽签轮流担当。 7、抛沙包

中国人的面子观

Face Considerations in China and the US and its Influence for cross-cultural business negotiation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and 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ino-US business negotiation, as an indispensable activities for promoting economic exchanges to realize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China and the US both have its unique and culture. Face considerations ar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cultu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n their perspective of face, degrees of concern with face and ways of dealing with face issues often bring difficulties in understanding or even misunderstanding in Sino-US business negotiation, becoming obstacles to negation. How to conduct cross-culture business negotiation better is a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resolved for negotiators of China and the US. The thesis makes a relatively detailed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different face consideration in China and the US on business negotiators and give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and America negotiators in the last. Key words: face consideration; business negotiation; China and

企业发展要“面子”更要“里子”

企业发展要“面子”更要“里子” 近期，全国各地相继出现的几年一遇的暴雨天气，让诸多城市产生内涝，出现了“武汉观海”、“北京飞瀑”、“长沙泛舟”等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各地的直接、间接损失都有上亿元。引起了社会各界关于城市建设重地上轻地下，外表光鲜亮丽，内在不堪一击等做法的反思。作为企业，在发展中我们也应思考许多一贯的做法，要“面子”更要“里子”。 “面子”，是企业发展的外在东西，主要指品牌宣传、网点形象、社会认可度等。国人都有要”面子”的传统，所以将这些工作称之为“形象工程”，电视、报刊、网络上要有声音、图像、文字。在信息泛滥的当下，适当地开展此类工作是很有必要的。这些年，各级邮政企业关于改善网点形象、加强业务宣传等做了很多工作，有效提升企业形象，促进了业务发展。但是，有些地方的某些做法却令人不敢苟同。业务还没开办，效果还没显现，启动仪式、推进会轰轰烈烈，各类媒体大肆报道，业务实际发展得如何，就没人再关心了。“面子”这东西有时很误事的，做过头了，就很难收场，明知不赚钱，还得硬撑着。俗话说，“死要面子活受罪”，最终受累得还是基层一线员工。 “里子”，是企业发展中的管理、支撑、效益。这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我们应将主要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在此。譬如目前正在开展的流程优化二期工程和投递网优化工程，提高邮政编码和基础地址库质量，提高邮政投递能力和服务质量。这些工作如同城市的下水道管网建设，短期内不一定就能产生效益，但对于邮政函件、包裹、报刊发行等业务的发展至关重要，做得不好，就会成为发展瓶颈。“里子”工作，繁杂琐碎，不容易出成绩，不受人待见，很多人都不愿去做。如此，糊弄一阵子可以，当业务发展到一定程度，管理、支撑等跟不上，就会出问题。每年元月份，贺卡、报刊的投递质量是投诉集中点，一方面是短期内业务量增加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支撑能力的不足。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反过来会影响到企业的“面子”。 “面子”与里子，是企业发展的“两个基本点”，里子通畅了，“面子”自能好看。光面子好看，金玉其外，是不长久的。企业应将发展考核的指挥棒向管理能力、支撑服务、有效收入等“里子”工程方面倾斜，切切实实强壮自身，方能持续发展。

“里子”和“面子”

“里子”和“面子” 狼？ 树林深处，猎人宅外，蜷伏着这样一只狼。之所以用“只”而不是用“匹”，是因为相比一匹野兽，他更像一只家畜。阳光从树叶间隙泻下，洒落 在他的皮毛上，泛着细碎的金光。微风轻拂，他的毛发轻舞，每一次摇曳就像 婴儿肌肤的轻微颤动。 真美，叫人看了便移不开目光。 他还是刚呱呱坠地的小狼崽时便被猎人抱回家抚养，从此便在猎人宅前蜷 伏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复一年。猎人的勇气，他没有;猎人的果断，他亦没有。他的职务仅仅是只看门狗，可他比看门狗还温顺，就连猎人的孩子们也敢肆无 忌惮地逗弄他。没有人相信他是狼，但他很满足。他愿意在这里懒洋洋地躺上 一辈子。每当站在猎人饲养的鸡群中间，尽享猎人一家的宠爱，他都会觉得外 表光鲜的自己真有“面子”。直到有一天―― 夜深人静，那头到处惹是生非的牡鹿又来猎人家找麻烦了，企图用树枝般 强壮的鹿角顶开栅栏。他惶急地狂吠着想把猎人叫醒，可却是徒劳――猎人睡 得太沉了。这时，他看到另外一个身影敏捷地跳上鹿背，迅猛地咬断了鹿的喉咙。忍着令他窒息的血腥味儿，他看到一群长得与他一模一样的生物围拢过来，共同享用着美味的夜宵，眼里发出荧荧绿光。那充满野性的绿光，仿佛在嘲笑他，使他华丽的皮毛一下变得黯淡无光。 你，也敢妄自称“狼”？ 晚餐用毕，狼群走了，只剩他痴痴地坐在那里。空气里的血腥味还未散尽，他却开始有点喜欢上这种气味了。他突然开始憎恶自己美丽的皮相，憎恶自己 饱受夸奖的“面子”。他突然明白，没有“里子”的一生，注定遭人耻笑。 他站起来摇了摇身子，脖子上的铁链便松了。其实铁链一直都没有拴紧过，只是他从未想过去挣脱它。他跨出栅栏，追寻着地上留下的野性气味向前走去。 狼！ 尽管捕猎功夫还不到家，但一年多来的历练已使他褪去“家狗”的外衣， 成为一匹纯正的狼――至少他相信他是的。为了表明自己放弃“面子”而追求“里子”的决心，他把自己华美的皮毛糟蹋得一塌糊涂：曾经柔顺的毛发被污 垢凝结在一起，曾经泛着光彩的毛色变成了灰扑扑的土黄色，甚至脸上、身上 都点缀着大大小小的疤痕――有的是战斗中留下的光荣痕迹，有的则是自己为 了装酷抓出来的。他为自己感到骄傲。 只是狼群似乎不大肯接纳他，每每见到他都会主动回避。他们看他的眼神，仿佛在看一只讨厌的苍蝇。不过，管他呢，只要能填饱自己的肚子就行。 他好不容易捕获了一只野兔，正准备享用，却感到一阵急促而贪婪的喘息 包围了他。是一群鬣狗，一大群。为首的一只用舌头舔了舔尖利的上牙，狞笑 着望着他。他知道在形单影只的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只有妥协。他后退着， 眼睁睁地看着鬣狗夺走刚刚到嘴的美食。 一只野兔显然满足不了鬣狗们的胃口。他们仿佛盯上了他，每次他的猎物 都会被他们抢走。 饿肚子的滋味当然不好受。这时他想到了自己曾经寄住的猎人家，想到了 去偷。猎人家的后院里养的那一群鸡，应该挺美味的吧。想到这里，他感到口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人性格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人性格中的体现 1008090080 叶挺敏 摘要：文化是传承的，中国现代的民族性格也是由中国人的祖先一步一步传承下来的，要改变现代中国人的性格，必须先发掘其性格特点。 文化心理、文化行为知识文化教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的。虽然人的心理和行为可以反映一定的文化特征，然而人的生物性心理、行为自身还不是文化现象，而是一种生物有机体的表现方式。只有当个体心里、行为成为文化载体时，或者说成为一定社会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已是和共同规范时，它才能在社会互动中构成文化现象。 我们要建设高度文明的社会，就要落实到人的社会化上。人们对社会现代化采取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具有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都与一定的社会文化教养有关。即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物质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文化上也仍然会有文明扫地、野蛮复归的危险。 我们中国人常常对外炫耀说，我们国家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光辉文明。但现在反思一下，我们祖先创造的辉煌的文化，是否被我们继承？那优秀的文化沉淀在咱身上究竟有多少呢？想让咱们民族复兴起来，想让中华民族把华夏五千年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让世界为之崇拜，让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优异成绩，让中国真正强大起来，那作为中国人的我们必先了解自己的性格，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国人性格中的体现，并加以提倡，这样能让我们的思想真正强大起来，精神强大的民族能不让人感到畏惧吗？ 那我们该怎么研究我们的民族性格呢？ 一个民族长期在某种文化精神的熏陶下，会养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在古代中国，我们的统治者崇尚儒家文化，然后，儒家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如此一来，经过几代人的学习升华，经过社会的文化熏陶，我们的祖先就成了学富五车、气质不凡、忠义礼廉的谦谦君子。 鲁迅先生说：“英国沉着，德国粗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这种概括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它却说明一个国家或民族由于长期共享一种文化，

中国人面子消费背后的动机分析

中国人面子消费背后的动机分析。 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因素主要有群体影响和个体影响，而对于中国消费者消费行为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群体的影响。消费者群体的影响主要有三种，分别为信息性影响、规范性影响和价值观念上的影响。在中国，群体影响形成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更成为制约消费者行为的强大社会规范。 “面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观、人格特征、社会文化的耻感取向共同作用的综合体。中国人的消费行为和心理因此具有了很强的面子情结。中国人的面子消费可分为4类: 个人情感型、个人功利型、社交情感型、商务功利型。 中国人为何如此沉迷于面子问题？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说： 一、从众心理，盲目趋大流，消费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别人的眼球。“不求最好，但求最贵”是很多人争面子的写照，这就是羊群效应。 二、盲目攀比，虚荣心作祟，通过购买奢侈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地位、名望等，正是这种畸形的心理导致中国层出不求的各种富二代借助网络肆意炫富炒作来自己提高人气，挑战广大平民百姓的神经。 三、对个人尊严和社交资源的渴望也会使人好面子，获得别人的尊重就要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在当前中国这个社会，有好面子的人往往比较吃香，也会有很多人主动地加入到他所在的圈子当中，而不是被孤立或是遗忘在某个角落。 四、自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好面子心理，为了平衡自己内心的落差，维护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很多人会不顾一切“死要面子活受罪”，透支自己的消费能力来挽回面子，导致后来产生很多问题。 五、人缘关系催生关系消费，中国人追崇礼尚往来，逢年过节不论是私人还是商务礼仪，所消费的物品多数中看不中用，礼品包装越来越好，档次越来越高。很多人以消费水平来衡量关系的紧密，在“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观念中，面子消费经久不衰。 总的来说，中国人的好面子的心理并非一时形成的，而是自古到今日积月累已经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的思想，面子消费有其弊端，但也有好处，巨大的消费潜力给广大的商家提供了获得利润的目标市场。

中国人爱面子

实际上很多民族都有这个习俗，一旦吃了共同的东西，就是兄弟了。法国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伯爵》，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基度山伯爵请他的仇人吃饭的时候自己是不吃的，一口都不吃。因为一旦吃了就是兄弟，这仇就报不了啦！反过来也一样。仇人一旦在一块儿吃了喝了，也就成了哥们，不打了。所以你到少数民族地区去，你要吃他们的东西，奶茶呀，手抓羊肉呀，没有这种能力的人不能学人类学，不能学民族学。新疆的哈萨克族有一个习惯，请客的时候要给最尊贵的客人一个待遇，由他们当中地位最高的人拿一把刀，把那个羊尾巴上的肥肉切一块下来，塞到你嘴巴里面。(笑声)你不能吐出来呀！吐出来你就是敌人。你得拧着脖子吞下去，吞下去之后，大家就是兄弟了。什么事情他都护着你，你有事他一定拔刀相助。 对人类来说，食物是生命之源。“人是铁，饭是钢”，你吃东西才能活下去，那么我给你东西吃，是给你生命啊！当年韩信不肯背叛刘邦，就因为“汉王推食食我，解衣衣我”。我吃了人家东西，那么我的生命就是人家的；我穿了人家的衣服，那么人家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梁山好汉为什么要在一块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因为就是兄弟嘛！“生死之交一碗酒，你有我有全都有，水里火里不回头。”惟其如此，中国人才那么爱请客吃饭。请客吃饭的事情全世界都有，但没有中国人这么爱。有个小品节目里，一个领导干部做检讨时说：“过去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笑声)不要说领导干部了，包括我们大学生，哪个不请客吃饭？过生日、得了奖学金，都吃成风啦！为什么要吃？因为我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生命来源，我们才是兄弟。至少是你我素不相识，但自从我们在一块儿吃过饭、喝过酒以后，你就不是生人，是熟人啦！什么叫生人？就是没在厨房里煮过的人。什么是熟人？就是经过烹调吃过好几次的人。所以所有的熟人都是可以吃的，具有可食性。我们在一起吃饭，我们就是兄弟，我们就是熟人，这个时候我要是开口求你办点什么事，你好意思不答应吗？你又能够答应了以后不照办吗？不能！如果说你在酒桌上答应了兄弟们什么事，最后你又没有办，中国也有一句话，叫做“食言”。(笑声)“食言”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你说出去的话又吃回来啦！嘴巴里吐出去的东西能够再吃回来吗？你不能吃回来。所以你不能食言，只有答应。以至于遇到什么难办的事，我们只好不吃饭，坚决不吃。当然现在已经发展到不仅是吃饭了，还有别的招待，是不是？但吃饭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肯定要吃啊！ 那么，吃饭有什么讲究呢？嘿呀，这讲究可大了。古人是席地而坐的，主人坐的那个席子就叫做“主席”，他是坐在当中的。旁边的两列席子叫“列席”。现在是圆桌了，但是也有主次。谁坐这儿，谁坐那儿，谁坐上菜的地方，这是有规矩的，不能乱坐。看什么呢？看面子。请客吃饭这个事情主要是由面子来操作的。比方说哪些人该再三敦请，哪些人顺口说说，取决于面子。哪些人来了以后坐上面，哪些人来了以后坐下面，这也取决于面子。被有面子的人请去吃饭是有面子，能把有面子的人请来吃饭也是有面子。很多人会回去吹嘘说我今天和谁谁一块儿吃饭啦，甚至不惜花巨款请头面人物吃饭。所以面子在中国是相当重要的，不可以没有的。我可以讲三个例子来证明面子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 西楚霸王项羽宁死不肯过乌江，叫做“无颜见江东父老”，这是为了面子自杀。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为了面子杀别人。春秋时期郑国的大臣子公上朝的时候，忽然手指头动了。他就跟大家说：“今天有好东西吃啦！”进去一看，果然有一只巨大的王八在鼎里面烹煮。可是到了吃鳖的时候，国君灵公却偏不准他吃。因为你说食指一动就有好东西吃，我偏不让你吃到。子公就没面子，于是非常愤怒地走到鼎面前，手指头蘸了一下。啊，这叫做“染指”。(笑声)“染指而出”，走了。这下子君臣两个就翻脸了。灵公就说：“妈的，我非宰了这小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