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与政治论文

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中日关系

摘要：近年来，虽然东北亚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但地区内各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向心力却没有因此而得到明显增强。中日两国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等争端，对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造成严重伤害。日本的干扰与破坏，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停滞不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银行（AIIB）未能按原有设想得到很好落实。如何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中日关系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关键词：中日关系合作共赢

由于历史问题、贸易摩擦、领土争端等问题，中日两国构成一对复杂多变、难解难分的外交关系。自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总的来说中日经历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相对缓和期，21世纪前十年的矛盾上升期，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

年以来的矛盾激化期，2014年两国矛盾激化到了“不能再激化”的危险局面，由此而出现了中日两国政府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见，使中曰关系迎来转机。

时代背景、世界潮流特别是中国自身根本利益决定了朝着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方向引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总体导向。中日关系的特殊复杂性又决定了积累务实合作、促进认知重构、建立战略互信应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基本思路。

一、中日关系新的转机

2014年11月，中日两国政府就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有关问题达成四点原则共识，11月10日习主席与安倍首相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简短会见。此次会面与中日建交以来的历次领导人会面不同，此次会面是在中日两国政治上陷入僵局，在钓鱼岛、南海问题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的形势下进行的，为两年以来中日两国面临的空前严峻的形势提供了重要的转机。尽管中日两国在一次领导人会晤中没有解决在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方面上的分歧，但是双方达成了要管控分歧的原则共识，在事实上对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起了缓解和降温作用。这无疑是我国领导人捍卫国家利益之举，维护了东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中日两国在改善双边关系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两国之间“冰层”的厚度已经大大超过2006年安倍“融冰之旅”时的“冰

层”的厚度，估计很难再次出现当年的“融冰之旅”、“破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的迅速改善的过程。由于中日两国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感，两国关系处在一个缓慢前行的历史阶段。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中日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将在继续解决两国之间分歧的同时，更加注重寻求两国共同利益的“新常态”。

二、中日关系的困境

自1972年中日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中日两国关系一直在曲折中发展，但中日矛盾为双边关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了双边关系举步维艰。中日政治关系僵冷，两国高层交往中断，政治互信严重受损，更为重要的是，两国政治互信的缺失和政治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中日两国的各个方面。

（一）中日经贸关系

政治关系持续恶化，给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不仅影响中日两国经济的发展，影响持续多年的中日韩ＦＴＡ谈判的进展，而且对亚洲经济增长活力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中日韩三国是东亚最大的经济体，三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1.9%、亚洲的70%。尽管三国经济总量很大，但是贸易依存度却只有19.4%，远低于欧盟的63.8%和北美自贸区的40.2%。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自2012年11月启动，截止目前，已举行6轮谈判。2015年1月举行第六轮首席代表谈判，但由于韩日关系趋冷、三方利害关系错综复杂，谈判进展不顺。因此，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的削弱或破坏，必然带来“双输”的结果。

（二）历史问题

历史认识问题成为目前横亘在中日之间的最大障碍，因此，双方的理解和共识尤为必要。201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七十周年，中国各地开展了各项纪念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战胜利纪念活动，意在捍卫和平、面向未来。然而，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受到极端民族主义渲染的民众，将中国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视为“借炒作历史来实现政治目的”。中国历来坚持铭记历史捍卫和平，而日本则在历史问题上始终呈现或回避模糊或扭曲否定的态度。

（三）领土争端

钓鱼岛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历史文献证明，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日本必须把于 1895 年窃取的钓鱼岛群岛完整地归还中国。石原慎太郎和日本政府妄图通过“买岛”

以彰显其“主权所有”，这种“洗岛”阴谋必然破产。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起的纷争，已经严重破坏了中日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

综上所述，中日首脑会见前的中日关系已发展到了接近“全面崩溃”、“坏到不能再坏”的状态，所谓“再坏”就是擦枪走火，就是战争。随着中日关系的“严重困难”在2014年变本加厉，“火药味”更趋浓厚，中日双方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和实现首脑会见，才使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机。然而，中日关系从泥潭中走出，但安倍推行以修改“和平宪法”为中心的右倾化路线，仍可能给中日关系增添新的变数。

三、中日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日本推行“借美制华”政策损害了中国核心利益，从而与坚定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中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阐述日美结盟政策时称：“在在政治及经济上中国大陆的力量均将强大化，因此美日在对华政策上将拥有共同的利害，亦即美日将会合作来牵制中国。从中长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当前，日本以＂日美合作牵制中国”思想为指针的“借美制华”政策，必然与中国对自身核心利益的坚定维护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看待中日问题要放到一个百年重构的过程中，要有战略视野。恰与前文中萨缪尔？亨廷顿所言“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的预言相对应。那么，日本在什么条件下会走到“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的境地呢？从日本一贯追随先进、服膺强大的民族秉性来看，这意味着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大国，不仅实现“中国梦”，而且引领“亚太梦”。从这个长远目标反观当前，我们应根据形势发展，审时度势，避免周边地区长期存在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敌国”，以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四、构建合作共赢的中日关系

互利合作、实现双赢历来是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一条主线。无论是基于国际大战略的考量实现邦交正常化，还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两国经济贸易合作的飞跃发展，都是如此。合作共赢符合中日双方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两国各自的发展战略。从日方看，长期居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相对于巨大的产出能力，人

口规模、国内市场无法充分消化，这就注定了其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对国际合作的依赖是长期的、恒定的。而中日之间发展阶段、产业层级的不同，又决定了中日合作的结构性机遇。

（一）正视历史是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当前，中日关系的确比较困难，根子还是在于对那场战争、对历史的认识，并能否始终保持正确的认识。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就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侵略战争，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最终日本民众也是受害者。在今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我认为对中日关系既是检验，也是机遇。如果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并且保持一贯，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就有新的契机，也自然会给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二）和平方式是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最佳途径

中国主张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就意味着钓鱼岛群岛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决不容他人侵犯，在这一点上与日本无可谈判。这才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的应有之义。近年来，中国的海监船在东海尤其钓鱼岛群岛海域开始常态化巡航，渔政船亦在相同区域同时进行护渔，这是中国加强对钓鱼岛群岛的实际控制力的重要举措，对今后解决钓鱼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历来主张不使用军事力量而以和平方式解决钓鱼岛问题，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使用军事力量解决钓鱼岛问题有所畏惧。

（三）务实合作是促进中日关系的重要环节

中日关系眼下战略困境的症结在于互信不足，而务实合作、民间交往能使两国之间的相互认知更为深入、战略预期更为准确，从而帮助减少乃至消除两国之间互信的缺乏。务实合作、民间交往，重要之处在于它不仅能给合作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而且能通过合作中的互动逐步积累相互信任，有效增加彼此之间的连带感、一体感，最终走出由负面议题主导两国关系的局面，走向彼此间正面认知与积极互动的良性循环。这种连带感、一体感对于中日政治互信、战略互信的建立极为重要。2015年5月，习近平同志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中国政府支持两国民间交流，鼓励两国各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踊跃投身中日友好事业，期待两国青年坚定友好信念，积极采取行动，不断播撒友谊的种子，让中

日友好长成大树、长成茂密的森林，让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德不孤，必有邻。”只要中日两国人民真诚友好、以德为邻，就一定能实现世代友好。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蒋立峰.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J].日本学刊，2012（5）：32-48.

[2]杨伯江.构建中日新型国家关系：双轮驱动下的合作共赢[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9）：24-28.

[3]全毅.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及中国对策[J].经济学家，2015（1）：94-104.

[4]盛斌.亚大区城经务一体化博弈与中国的成略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10）：4-21.

[5]李文.政治因素对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影响[J].东北亚论坛，2015（2）：52-59.

[6]武星.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后中日关系的新变化[J].学术探讨，2016（2）：25-31.

[7]冯昭奎.中曰关系的辩证解析[J].日本学刊，2015（1）：1-24.

[8]王胜今. 中曰关系的历史和未来[J].东亚论坛，2015（6）：17-34.

[9]谢作灵.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博弈及中国的战略选择[D].浙江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