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对印度种姓制度的批判-最新年文档
泰戈尔对印度种姓制度的批判
在印度雅利安人从部落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逐渐形成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前三个等级是“再生族”，有权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处于第四等级的首陀罗不在雅利安人公社以内，由于没有公社成员身份，不能参加宗教礼仪，也没有在政治、法律、宗教等方面受保护的权利。种姓制度具有四个特征：一是各等级职业世袭，父子世代相传；二是各等级实行内部同一等级通婚，严格禁止低等级之男与高等级之女通婚，若不同种姓通婚的话，所生子女被视为“贱民”“不可接触者”，地位比首陀罗还低，但另一方面低种姓女子被强烈鼓励嫁给高种姓男子以提高种姓的地位；三是首陀罗没有参加宗教生活的权利；四是各等级在法律上是不平等的。
出生于商人兼地主家庭的泰戈尔，属婆罗门种姓的亚种姓，即低等婆罗门。以高种姓自诩的纯正婆罗门不愿与其联姻，因而在婚姻问题上这个家庭可供选择的范围极为有限。在父亲的安排下，泰戈尔娶了一个陌生的刚满十一岁且无文化教养的姑娘为妻。泰戈尔对民众生活的深入体察反映在具体作品中，体现了他对种姓制度的无情批判。
在故事诗《婆罗门》中，苏陀伽摩渴望在圣者乔达摩座下诵习圣典《吠陀》。因为传授和学习《吠陀》经典是婆罗门的专利，所以圣者乔达摩问询他的种姓。苏陀伽摩在回家后得知自己是连
父亲是谁都不清楚的首陀罗，于是在第二天找到圣者，坦白了他的身世。圣者的婆罗门学生一致骂他是“无耻的非亚利安贱种”，但圣者“为孩子的坦白深深感动……离开坐席伸出双臂，把苏陀伽摩抱在怀里说：‘孩子，你不是一个非婆罗门，你属于再生种姓里最高的种姓，你生于一个从不欺骗人的婆罗门家庭。’”并将他收为弟子。
这首诗对于种姓制度的批判首先表现在对正面人物并没有一味赞美：在初见苏陀伽摩时，圣者说：“只有婆罗门才有权利诵习圣典《吠陀》”，这是对婆罗门特权的下意识捍卫。被苏陀伽摩打动后，圣者一再强调的不是苏陀伽摩的个人品格，而强调他“不是一个非婆罗门”“生于一个从不骗人的婆罗门家庭”。从圣者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到，他接受苏陀伽摩为其弟子的前提并未改变，圣者认为凡是真诚的人都应该是婆罗门，便赋予了苏陀伽摩新的种姓。再看苏陀伽摩，他不知道只有婆罗门才能诵习《吠陀》，也不知道自己所处的等级；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他也没有失望和悲伤的情绪；在对圣者诉说身世时，只是照搬母亲的原话――可见他对种姓制度毫无了解，也对自己所处等级的劣势不以为意。这与其说是“坦诚”，不如说是“天真”。成为婆罗门之后的苏陀伽摩，在有了种姓意识之后会不会和其他弟子一样排斥低种姓人，是值得担忧的问题。
同时我们要看到，种姓制度的悲剧是高低种姓人共同造成的。首先，低种姓人竭力往高种姓圈子里钻，不惜以亲人的牺牲
为代价：短篇《素芭》中，女主人公素芭出生于农村，相亲的男子家住加尔各答。这一居住地的差别含蓄道出了双方等级的差别。文中素芭的家长安排她相亲时还提到一句“他们的种姓和来世都有了保障”，一针见血地指明素芭这桩由父母包办的婚姻，目的就在于提升家庭的地位，她只是作为等级制度的牺牲品，以个人幸福换取家庭种姓的保障。
其次，高种姓人竭力排斥低种姓人。《偏见》中种姓制度的维护者科莉卡说：“你常说，你不同意把人分成各种种姓。可你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穿没有染过的白色手工织的粗布衣服，实际上取消了差别的面纱，也就抛弃了种姓差异的外表。”即主张从衣着这一外在开始，显示高种姓的优越感。“我”的种姓意识并不鲜明，曾试图反驳妻子：“种姓差别，口头上，我不接受，甚至我还会喝穆斯林做好的鸡汤！这就不仅是口头上说说而以，而是口头上的事实。这是运动的核心部分。”在看到可怜的爷孙后想让他们坐自己的车离开，但“我”的态度仅止于同情，他的一番话只是“本想说”，事实上没说，他的车也只是“打算”停，事实上没搭载爷孙俩。因为“我生性懦弱，一点也承受不了多余的压力”“我生性胆怯，我沉默了”“我失败了，我是胆小鬼”。这是作者对“我”的矛盾心态的开脱。事实上，“我”对种姓制度的抗争一点儿也不坚决，这种心理和言行难以统一的矛盾让“我”痛苦又无奈，最终以沉默收场，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样心怀矛盾的观望者，又何尝不是种姓制度另一种形式的推波助澜
者呢？
第三，种姓制度所依附的印度教让人们陷入在印度教内部排斥低种姓人，在外部又一同排斥异教教徒的层层束缚中，愚昧又势利。但人们对种姓制度的维护和对其依附的印度教的虔诚只保持了和谐的表象，实则虚伪不堪。《赎罪》中的奥纳特般图利用种姓制度及其依附的印度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印度《摩奴法典》规定：凡是漂洋过海去异国他乡的人，就被认为失去了种姓。所以他在英国学成归国后，必须通过举行赎罪仪式恢复种姓，才能为社会所接纳，进而施展自己在法律上的才能。他对自己的亲密朋友们说：“既然社会喜欢听假话，那么，顺应这种潮流，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对。凡是吃过牛肉的人，他的舌头就要用牛粪和谎话这两种秽物进行清洗，这是当今我们社会的规矩。我不想违反这种规矩。”之后的赎罪仪式像一场闹剧，人们根本不介意他在英国是否做了有损婆罗门名誉的事，一个口头承诺即可了事。大家更关注的是奥纳特般图的个人光彩、一顿盛宴和实惠的赏钱。轻易恢复种姓的奥纳特般图对他的婆罗门同胞更加蔑视，在客厅公然搂抱亲吻了英国姑娘――他们所谓的异教徒。这一讽刺辛辣无比，奥纳特般图是假虔诚，其余的婆罗门何尝不虚伪？
泰戈尔对种姓制度的思考不止于表面批判，在长篇小说《戈拉》中，他还考虑种姓制度在当时社会为诸多年轻人推崇的深层原因，并通过各式人物的激烈论辩，将该问题全面展开。冷静的
观察者梵社成员帕瑞什，始终站在“人”和“人性”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种姓制度使一个人如此轻视和侮辱另一个人，我们怎么能不谴责它呢？要是这还不算罪过，我不知道什么才算。”在这些年轻人中，斗争与自我斗争最激烈的是爱国斗士主人公戈拉。但即使像戈拉这样一个博学多识、热爱祖国、时刻追求真理的人，都是通过身份的改易才从种姓制度中获得解脱，况且这种拥有平等意识的方式显然无法在真实的印度社会中适用，可见戈拉的思想转变不得不说是泰戈尔的理想寄托。他在《戈拉》中向我们透露了美好的希冀，同时留下了本质问题――如何才能在现实社会中，让人们在固有身份下不介意种姓制度，真正拥有平等意识，拥有对祖国的共同信仰？甚至这个共同信仰是否有可能冲破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界限，冲破国家间的界限，成为一个更高的共同信仰？这是值得我们世代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