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下

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下）

张守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2011-12-20 21:00:52 来源：《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

关键词: 分配结构/分配制度/收益分配权/财税法

内容提要:我国不合理的分配结构导致的大量分配问题，需要通过调整和优化分配结构来解决，其关键是改变分配制度中的收益分配权配置；对于分配结构的调整，传统法和现代法的功用各不相同，而财税法的功用则更为突出；财税法作为“分配法”所蕴含的分配理论，是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基础；财税法具体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有助于解决分配结构失衡、分配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等突出问题，对于维护分配秩序和实现分配正义尤为重要。

四、分配结构调整的财税法理论提炼

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需要有理论的指导和支撑，需要体现相应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以确保分配结构调整与财税法制度建构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内在一致性。为此，财税法理论应当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分配理论， [1]以及更为具体的有关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但从总体上说，以往的财税法研究对此几乎未予关注，因而需要结合前面的有关探讨，结合财税法的制度实践，进一步提炼财税法领域的分配理论，以及更为具体的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事实上，在财税法的分配理论中，分配结构调整理论是核心，因为整个财税法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调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围绕分配结构的调整展开的，由此视角可以对整个财税法的理论和制度进行考察和解析。

结合前面的理论探讨与现实的制度实践，可以提炼出财税法理论中的分配理论，作为分配结构调整的财税法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关联理论、功用理论、目标理论、适度理论、系统理论、范畴理论，等等。现分别简析如下：第一，关联理论强调，分配与制度的关联以及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调整的关联，是运用财税法调整分配结构的重要基础；没有上述关联，财税法的调整就不可能影响分配结构。如前所述，财税法规定的大量分配制度，对分配结构的形成和变

革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财税法对于各类主体收益分配权的配置，会直接决定分配结构的合理性。要优化分配结构，就必须在财税法上合理地配置收益分配权。关联理论着重解决的是“对分配结构进行财税法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强调要不断优化财税法上的收益分配权配置。

第二，功用理论强调，财税法对分配结构调整具有特殊功用。前面的探讨表明，对于分配结构的调整，不同类型法律的功用各不相同：传统法对于初次分配的调整功用往往更大；而现代法对于再分配的调整功用则更为突出。若从宏观调控角度把财税法归入经济法，则其解决再分配问题的功用更引人注目。此外，由于财税法的调整同样会影响初次分配的相关要素，因而其对于初次分配的功用不可忽视。在分配结构的调整方面，财税法的功用更为特殊，作用的空间更为广阔。

第三，目标理论强调，财税法作为典型的分配法，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规范分配行为、保障分配权益，来实现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效益，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分配结构的调整，同样应当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效益，保障和促进公平与正义，推进经济稳定增长与社会和谐稳定。可见，分配结构的调整应当与财税法的调整目标保持一致。

财税法的目标既与其前述的功用直接相关，也与财税法的特定价值密不可分。诸如公平、效率、秩序、正义等价值，对于分配结构调整同样非常重要。通过财税法的有效调整，实现分配结构的优化，应当更加有助于增进分配公平，提高分配效率，保障分配秩序，从而实现分配正义。

第四，适度理论强调，分配一定要适度，要“成比例”。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分配的公正时认为，“公正必定是适度的、平等的”，强调“分配的公正在于成比例，不公正则在于违反比例”。 [2]分配结构的调整，与宪政理论、人权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等直接相关，无论基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还是基于保障调控实效的考虑，财富或收入的分配都必须适度，尤其不能给国民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应当努力把对国民的影响降到最小。

适度理论中还蕴含着一些指导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思想。例如，基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定位，政府不能与民争利，其收入能够满足公共物品的提供即可，而无需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比过高。此外，在国家征收比例方面，要实现“富国

裕民”或“民富国强”的目标，就必须真正“裕民”，实现“民富”，国家在财富的征收方面就不能伤及“财税之本”。依据著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所体现的“拉弗定律”，一国课税必须适度，不能税率过高，更不能进入课税禁区，必须使税负合理，以涵养更多的税源。从制度实践来看，体现这一重要思想的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法》， [3]为世界范围内的税法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我国有关“宽税基、低税率”的主张甚多，其实就是适度思想的体现。类似地，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半数原则”， [4]强调私有财产应以私用为主，其负担的税收不应超过其应有或实有收益的“半数”，以更好地保障私人产权。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良性的“取予关系”非常重要， [5]它是国家与国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府合法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

适度理论与上述的目标理论也密切相关，它强调在实现目标的手段方面，无论是分配结构的调整，还是财税法的调整，都应当强调适度；只有分配适度，才能实现公平、公正，才能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各类主体及其行为才可持续。

第五，系统理论强调，分配问题非常复杂，无论是对分配结构的调整，还是通过财税法来解决分配问题，都需要从整体上系统地考虑。事实上，财税法解决分配问题，需要财税法内部各类制度的配套；同时，要全面解决分配结构的调整问题，财税法仍有很大局限性，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结构，实现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自身结构的“双重调整”， [6]加强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协同，以更好地规范分配关系，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

此外，系统理论还强调，财税法上的收益分配权配置，直接影响相关的分配结构，以及财税法的调整功能，因此，必须关注收益分配权结构的合理性，并对相应的财权或税权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以更好地实现财税法系统的功能。

第六，范畴理论强调，财税法中的大量制度都是在规定分配主体、分配行为、分配权利、分配义务、分配责任，并通过这些分配制度的安排，来解决分配问题，防止分配失衡，确保分配秩序，实现分配公平和分配正义，从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分配”范畴。这些范畴对于构建财税法学较为系统的分配理论非常重要。与此同时，通过构建分配范畴体系，可以重新审视整个财税法和财税法学，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财税法是分配法”以及为什么“分配是贯穿整个财税法学的重要线索”，等等。

以上只是对分配结构调整影响较大的几类重要分配理论的简要解析，其实，上述理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不仅对分配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完善现行的财税法制度，推进分配结构的优化，亦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有必要结合上述理论，探讨针对各类现实分配问题的财税法调整问题。

五、针对现实分配问题的财税法调整

调整分配结构，促其不断优化，应着力解决宏观上的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以及现实中突出存在的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等分配问题。为此，需要针对上述各类问题，结合上述的分配理论，调整财税法的内部结构，改变不合理的权利配置，全面推进财税法具体制度的完善，实现财税法的有效调整。

（一）针对分配结构失衡问题的财税法调整

分配结构的失衡，是财税法调整应予解决的重大问题。财税法的制度完善，尤其应针对重要的、特殊的分配结构来展开。例如，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主体所构成的“三者结构”历来备受重视；同时，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低收入者所构成的“三者结构”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针对这两类“三者结构”，在财税法上应当合理界定各类主体的收益分配权，并在制度设计上予以公平保护。

如前所述，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都相对偏低。这“两个比重”偏低的问题，作为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体现，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国在2007年10月就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几年来，“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两个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成为普遍共识，并已被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如何提高“两个比重”，既是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使命，也是财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

1.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财税法调整

针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的问题，应当在财税法的调整方面作出诸多重要安排，通过多种影响再分配的法律手段，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的数额，以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

在提高居民收入数额方面，可用的财税法手段颇多。例如，通过实施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补贴、社会保障方面的数额，可使居民收入得到提升，真正做到“用之于民”；通过各类税法制度的调整，可适当降低居民的税负水平，真正做到“多予少取”，从而在实质上扩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等。

在提高居民收入数额的同时，尚需通过财税法的调整，在整体上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高于GDP的增速，在整体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逐年攀升，已受到不少诟病。如何通过财税法制度的完善，形成国家与国民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以确保收入分配秩序，解决现行财税制度的“过度征收”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上述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收的现象，有多方面的经济和法律原因，其中，各种类型的“重复征税”是较为重要的法律原因。无论是税制性的重复征税，还是法律性的抑或经济性的重复征税，都会严重损害国民权益，影响相关主体的有效发展。近年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在持续走高，我国国内的通胀问题也十分突出。面对节节攀升的CPI，人们惊奇地发现，重复征税的问题已经成为导致物价上涨过快的重要诱因。因此，对于税制性重复征税，必须考虑税制的整体优化，必须加强税收立法的协调和统合。当前，财税法律制度不协调导致的不合理的税制性重复征税，以及由此引发的税负过重问题，直接影响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整体占比，解决此类重复征税问题，应当是完善现行财税制度的一个重点。

此外，无论是提高居民收入的具体数量，还是提高整体占比，都需要通过完善各类财税法制度来实现。例如，基于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以及保障税负公平的考虑，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都在不断改进；与此同时，我国的财产税制度也在不断出新，如车船税立法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降低居民税负和公平分配的考虑。

上述在直接税领域促进公平分配的种种尝试固然重要，但商品税制度对于分配的影响也不应长期被忽视。毕竟我国真正的主体税种还是商品税，居民的税负实质上主要来自于商品税。鉴于居民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商品税税负的最终承担者，如何减轻某些商品税税负，从而相对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但却被遮蔽的重要问题。

其实，即使对于公众关注较多的“显性”问题，也仍有许多认识需要转变。例如，个人所得税法的调整，与个人收入能否真正增加直接相关。从收入分配角度看，个税法需要完善的绝不只是全国人大重点修改的工薪所得扣除标准和税率级次，整部法律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其中包括劳务报酬等税目、税率的调整，各类投资所得、资本利得税目、税率的调整，以及不同国籍个人的公平对待等。如果不综合考量，仅在工薪所得方面做文章，则该法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将大打折扣。又如，房产税制度的完善，一定要考虑房产税最根本的“财产税”属性，而不能将其作为调控房价的至尊法宝；同时，对房地产制度的完善一定要全面配套，并应兼顾国家提出的“增加公民财产性收入”的思路，否则可能会形成立法思想上的冲突和矛盾。

以上各个方面，主要还是侧重于税法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其实，狭义的财政法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同样应高度关注。例如，政府性基金收入过多、各种收费过滥，会直接影响居民收入的数量和占比；倍受质疑的“土地财政”问题，也会影响居民收入，需要从完善分税制、规范分配秩序、调整分配结构的角度加以解决。同时，破解历史上的“黄宗羲定律”问题， [7]防止居民负担不断加重，使合理的分配制度能够得到长期有效实施，尤其需要财税法制度的不断完善。由于分配、分配结构的调整以及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都是“复杂性问题”，因此，相应的制度改进对策更需要多维思考，全面设计。

2．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的财税法调整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占比偏低，会直接影响“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进程，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的基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同样需要财税法制度的相应改进和调整。

根据统计资料，近十年来，在我国居民个人的四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一直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80%左右，转移性收入占比低于10%，财产性收入占比在5%以下，经营性收入占比为10%左右。 [8]在工资性收入占比如此之高的情况下，要全面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提高劳动者收益分配权的“权重”，提高劳动报酬的占比，就需要通过各类财税法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来加以实现。

例如，在商品税领域，作为课税基础的销售收入、营业收入等与劳动报酬直接相关，由此使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各类商品税制度也会对劳动报酬产生

重要影响。此外，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以及增值税、营业税制度中的起征点的规定，都会影响相关主体最终的劳动报酬水平。又如，在个人所得税法领域，劳动报酬与税法上规定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稿酬所得等所得类型直接相关；同时，也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企业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等有紧密关联。这些方面的制度调整，特别是税目、税率、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会对居民的劳动报酬收入产生直接影响。提高劳动报酬的制度需要综合考虑和设计。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往往会提高个人税负，不利于体现税负的公平；同时，税法规定的劳务报酬、稿酬所得等税目，也都属于劳动所得，但其扣除额和实际税负都偏重，对勤劳所得的鼓励不够。即使在企业所得税法领域，劳动报酬也是在确定扣除项目时要考虑的重要内容——是否扣除、如何扣除（限额扣除抑或据实扣除），既与工资制度相关，也与企业所得税制度相连。可见，所得税制度对劳动报酬影响更大。

上述各类税法制度的调整，包括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等，都是侧重于如何增加劳动报酬的数额。与此同时，如何提高宏观上的劳动报酬的占比，则还涉及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多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仅从税法角度看，对于两类收益如何征税，涉及不同类型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依据“勤劳所得”和“非勤劳所得”的划分，劳动报酬之类的勤劳所得的税负应该相对更低，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保护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利益。

要保护中低收入者的利益，提高其劳动报酬收入，还必须解决好劳动力产权的“权重”问题。为此，工资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都应进一步改进和配套。在改进的过程中同样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否则，不顾整体效率而单方面强调公平，最终可能不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二）针对分配差距过大与分配不公的财税法调整

上述的分配结构失衡会带来突出的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等问题，同时，这些分配问题也会进一步加剧分配结构的失衡。针对密切相关的上述分配问题，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财税法调整。

通常，对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人们往往更为关注，而这一问题的产生和存续，也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分配差距过大有关。例如，不同级次政府之间的分配差距过大，会直接影响居民个人的收入分配。往往越是财力紧张的

地方政府，就越重视各类财政收入的征收，使其所在地区的税费比其他地方更高，从而对居民的收入分配能力以及消费能力等产生重要影响。为此，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差距，主要应通过完善分税制，特别是通过转移支付制度等来解决。又如，对于国家与国民整体上的分配差距，要考虑居民收入增长不仅要与经济增长同步，甚至还要略快于经济增长，这样才能实现居民整体收入实质上的快速增长，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居民之间的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应当通过完善财政补贴以及各类税收制度等，来实现“补瘦”和“抽肥”。同时，由于分配差距过大的成因非常复杂，涉及许多制度，因此，还要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例如，针对垄断性企业（特别是某些大型国企）的职工收入过高问题，需要对其上缴红利、成本核算、工资发放的标准等加强法律规制，以使其职工的收入分配更加合理。

此外，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与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等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从财税法的调整来看，地区差距与转移支付制度中解决财政的横向失衡有关联；而在缩小行业差距方面，相关的商品税和所得税制度，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如前所述，在强调竞争和差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不可避免。但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量等质的劳动不能得到相同的报酬，就会产生分配不公的问题，就需要通过加强财税法调整来加以解决。例如，我国不同行业的工资收入相差悬殊。2009年，我国金融业的工资是农林牧渔业工资的将近5倍，如果进行行业细分，把金融业中的证券业同农林牧渔业的工资相比，则相差近15倍。 [9]而如此过大的差距，在许多情况下同各行业职工的劳动和努力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主要是因行业的特殊性或垄断性等所致，这无疑很不公平。可见，分配差距与分配不公有相当大的关联性。 [10]

需要说明的是，分配不公可以有多种表现。例如，从财税法调整的角度看，如果一国税法遵从度不高，税收征管不力，税收逃避泛滥，则对于守法者而言，会构成实质上的分配不公；同理，如果税收优惠制度不合理，或者执法不严，随意进行税收减免，则同样对于未得到税收优惠的主体会构成一种分配不公。至于非税收入过多，分配秩序混乱，则更会使人感到分配不公。凡此种种，都需要通过财税法制度的不断完善来逐步解决。事实上，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各类分配问

题的解决，都需要税法与狭义的财政法的配合，因为税法主要解决财政收入的问题，而狭义的财政法则能够解决财政支出的问题，都直接影响相关主体的收益，两者配合才可能更好地解决公平分配问题。

六、结论

我国的经济社会已发展到重要历史阶段，各方面矛盾日益凸显，分配问题尤为突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分配结构的调整越来越重要。由于分配事关生存与发展、稳定与安全、团结与和谐，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分配问题。国家必须针对现实的分配问题，适时调整分配结构；分配结构是导致分配问题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国法制结构和法治状态的体现，反映国家的合法化能力和水平。因此，分配结构事关全局，不可小视，必须优化。此外，分配结构作为一种权利结构，收益分配权配置的合理性是关键。因此，不仅要研究分配的经济结构，还要研究分配的法律结构，并通过分配结构和法律自身权义结构的调整来不断解决分配问题。这对于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以及财税法制度的完善尤为重要。

从“发展法学”的分析框架来看，分配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是发展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通过调整分配结构，以及相关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协调、持续、良性发展，是包括财税法在内的经济法、社会法的重要调整目标，也是整个“发展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财税法学的分配理论的提炼，有助于丰富“发展法学”的内容。

在财税法学的分配理论中所涉及的诸多分配范畴，如分配职能、分配主体、分配行为、分配权力、分配权利、分配能力、分配失衡、分配公平、分配效率、分配秩序、分配正义、分配绩效、分配结构、分配法治等，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均有密切关联，都需要深入研究。如果能够有效构建分配范畴体系，则整体的财税法理论研究将会得到较大推进。

分配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分配结构的调整也甚为复杂，财税法的调整虽然非常重要，但仍有其局限。要有效地调整分配结构，更好地解决分配问题，必须系统地考虑各类法律制度与政策措施的协调性，全面提升分配结构调整的科

学性和法治化水平，从而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注释:

[1]由于“各种各样的分配理论无法被加总成为一个能被普遍使用、普遍接受或被普遍验证的整体”，因此整体的、宏观的分配理论一直“令人不满”。参见［美］布朗芬布伦纳：《收入分配理论》，方敏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页。有鉴于此，在财税法领域，确实需要提炼可以指导分配结构调整的分配理论。

[2]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4、136页。

[3]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法》的基本思想是“取消特惠，增进公平，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简化管理，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4]受Paul Kirchhof法官的影响，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发展出最优财产权课税理论，强调纳税人财产的整体税负应适用“半数原则”，以防国家过度课税，从而加强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保障。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30－238页。

[5]参见张守文：《财税法疏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224、298页。

[6]有关分配结构等各类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相应的财税法等各类经济法的调整及其内在关联的探讨，参见张守文：《“双重调整”的经济法思考》，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1期。

[7]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指出了历史上的税收制度的“三害”，即“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据此，秦晖教授将其总结为“黄宗羲定律”，强调历史上的税费制度改革，会因改革后各种“杂派”的增加而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防止杂派的“反弹”对于今天的税费改革尤其有借鉴意义。参见秦晖：《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3日。

[8]参见张东生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0）》，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9]参见前引 [8]，第95－96页。

[10]这种分配不公体现了分配的不合理。为此，厉以宁认为，分配不公往往很难说清楚，用“收入分配合理”一词作为“收入分配公平”的替代语也许更为恰当。参见厉以宁：《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与协调》，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

《2017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2017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2017年8月，宁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2017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一、出台背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的改革部署，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 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和《宁德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结合我市实际，印发了本《实施方案》。 二、制定依据 1.《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 年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政办〔2017〕66号）; 2.《宁德市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 三、政策用途 《实施方案》旨在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要求，加快现代财政制度建设，分解落实2017年度各项具体改革任务。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改进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强化政府性债务管理，完善债务风险防控机制。推进减税降费和各项税制改革，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做好财政体制改革相关工作，落实省对市县转移支付办法。 四、主要内容 本《实施方案》包含五个方面内容，具体是： 1.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具体含六项工作，分别是：推进预决算公开，完善预算管理体系，推进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清理整合专项资金，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2.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具体含四项工作，分别是：抓好收入预算执行，落实支出进度通报和约谈机制，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改进财政资金投入方式。 3.强化政府性债务管理。具体含两项工作，分别是：强化政府债务预算管理，完善债务风险防控机制。 4.推进减税降费和各项税制改革。具体含三项工作，分别是：进一步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跟踪落实其他税制改革，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改革。 5.做好财政体制改革相关工作。具体含两项工作，分别是：研究市以下财政收支划分改

浅论财政投资评审的风险和控制

浅谈财政投资评审的风险与控制 随着我市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市财政投资评审工作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自?年成立13年来，累计评审各类建设项目?项，评审金额?亿元，审减各类政府投资?亿元，审减率11%，其中，2012年评审项目?项，评审金额?亿元，审减各类政府投资?亿元，相当于当年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16.8%。在评审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通过强化内控机制、拓展评审职能，积极构筑起了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防火墙，较好地实现了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提高政府投资效益的工作目标。但是，由于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相对其它财政工作，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化，工作中的一些潜在风险正在转变为现实压力，使财政投资评审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既充分发挥好评审职能，又有效规避风险，已经成为当前财政投资评审工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旨在厘清财政投资评审工作风险的成因、危害和表现形式，并就如何控制、防范和化解风险提出对策建议。 一、财政投资评审风险的种类及成因 （一）政策法规风险。财政投资评审的政策法规风险，主要

源于相关政策法规的缺失。我国的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已经开展十余年，但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建设远落后于评审工作实践，评审活动仍面临缺乏明确、直接的法律依据和政策支持的尴尬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以下简称《预算法》）规定，财政部门具有对财政资金的分配权和监督权。由于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在客观上起到了对财政资金进行监督管理的作用，所以模糊地讲，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可以将《预算法》作为法律依据。但是，《预算法》并未对财政投资评审工作涉及的具体内容作出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只有财政部出台的《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明确了财政投资评审的范围、职能等，法律层级明显偏低。财政投资评审工作，作为代表政府对投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工作的开展，必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使财政投资评审工作在依法、规范发展方面存在风险。 （二）职能定位风险。目前，国家还未对财政投资评审部门的机构设置、管理职能及运行体制等作出统一规定。实际工作中，财政投资评审工作既要履行行政管理监督职责，又要行使社会中介服务职能。纵观全国的财政投资评审机构，有行政管理类的行政机关，有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有财政补助、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还有个别的从属于财政监督检查机构。职能定位不清，给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的开展，带来了运行体制上的风险，

知识产权法专业方向教学培养计划

知识产权法专业方向教学培养计划 学制：三年全日制授课 总学分要求：要求最低修满66学分，含法学基础课和研究生公共课（36学分）、专业方向必选课（19学分）、专业方向的高级课程（8学分）、专业实习（3学分）。 一、法学基础课程和研究生公共课程（必修共计36学分。适用于所有法律硕士研究生） 1.政治30810310 48学时3学分 2.英语30810010 64学时4学分 3.法理学02980019 48学时3学分 4.民法总论02910112 64学时4学分 5.刑法总论02911440 64学时4学分 6.民事诉讼法02980014 48学时3学分 7.刑事诉讼法02910151 48学时3学分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02980029 48学时3学分 9.国际法02910153 32学时2学分 10.经济法总论02910113 32学时2学分 11.宪法02980021 32学时2学分 12.国际私法02980031 48学时3学分 专业必选课程（课程类别为限选共计19学分） 1、知识产权法02910022 48学时3学分 2、民法分论02910122 64学时4学分 3、法律实务类课程：要求修满3学分 4、专利法（与法学合02916030）48学时3学分 5、商标法（与法学合02916020）48学时3学分 6、著作权法（与法学合02911023）48学时3学 分 专业高级课程（必修共计8学分） 1 .竞争法（与竞争法方向法硕合02910311) 32课时2学分 2 .咼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专题（与法学合02916280）48课时3学分 3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专题（与法学合02911001）48课时3学分 四、限制性选修课程（无学分要求）

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政策

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政策

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政策 （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讲座） 大家都知道，1994年那一轮财税改革提出的新的改革。二十年前中国历史上进行了一场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财税体制改革。分税制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种种关系，形成了当今财政运行的基础。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将迎来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这场改革的大幕刚刚开启，营改增就是我们参与其中的一项重要财税体制改革，也是我们这批税政业务从事者的责任和光荣。。 一、财税体制的概念 大家对财政及财税体制的概念应当并不陌生，但并不意味着我们非常熟悉它的严谨定义。说到财政，我们是在讲政府的收入与支出，或者是政府的收支活动，好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入与支出，每个企业有自己的收入与支出一样，政府也有自己的收入与支出。所以，但凡涉及到政府的收支活动，通常用财政这个概念来表述。说到财税体制，无非是围绕着政府收支而形成的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十八届三中全会给予了对财政、财税体制一个纯属回归

其本意的特殊定义。在讲到财政的时候，三中全会文件表述的是，它系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以此为基础，还对财税体制的功能给予了更宽范围的定义。比如讲到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原先财税的功能定位无非讲的是三件事：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对比三中全会文件关于财税体制定位，我们看到的要远远超出通常所认识到的那样一种定义，它不仅仅涉及到经济领域，而且跃出经济领域延伸到了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其它相关的领域。这是一种从更广范围、更深意义上的一种重新认识。 三中全会定义的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还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建设，甚至包括党的建设制度在内。这次三中全会文件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改革总目标的概念。那么，改革的总目标是什么呢？完整的表述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中全会文件中第一次把财政视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财政制度”这个字眼。将财税体制的功能定位得到大大的拓展，不仅仅涉及资源配置，而且包括市场统一、社会公平、国家的长治久安等几个方面，把它视为重要的制度保障。在这一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浪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经验回顾与展望

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经验回顾与展望 作者：马海涛,肖鹏时间：2009-01-18 浏览次数：599 次 [摘要]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税收制度改革和预算管理改革为主线,回顾了30年来我国在上述三大领域的重大改革措施,总结归纳了我国30年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五大经验:改革与政府职能转换同步进行、坚持走渐进式改革道路、改革中强化政府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财税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投资体制改革协调推进、预算管理内部的改革也需要坚持同步推进。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了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国在财政体制、工商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制度领域的进一步改革思路与措施。 [关键词]财税体制改革经验回顾展望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在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度里,一场令世界瞩目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这30年发展中,财税体制几经变革,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并符合公共财政运行规律的财税体制,基本规范了政府间财政关系和财政资金分配管理。30年改革成就有目共睹,但是,财税体制改革仍需在总体框架、运行机制、法制建设等方面作进一步完善。本文通过对中国30年来财税体制改革历程的回顾,总结改革得失,并对新时期的财税体制改革进行前瞻性描述。 一、30年来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总体回顾 (一)30年中国财政管理体制变迁 政府财政管理体制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核心是明确各级政府间职责划分和财力分配。适应经济体制转轨的需要,

金融法专业方向

金融法专业方向 目录 第一部分：北京大学金融法中心介绍 (1) 第二部分：金融法专业方向介绍 (4) 第三部分：师资介绍 (5) 第四部分：专业高级课程简介 (12) 第五部分：选拔标准和程序 (16) 第六部分：金融法专业方向教学培养计划（略） (17) 第一部分：北京大学金融法中心介绍 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成立于1993年9月，是一个以金融法律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学术机构。中心主要从事国内外的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货币市场监管和金融机构监管等法律问题的研究，同时为国内外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提供金融法律培训和咨询。此外，中心还接受国际经济组织和国内政府部门、金融机构的委托开展课题项目研究。迄今为止，已承担多项司法部、教育部和国家社

科基金、国土资源部等国家级和部委课题，并承担了世界银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机构和组织委托的多项科研项目。 中心经常与国内外金融机构、学术机构、法律实务界共同举办金融法律学术研讨会。例如，1998年4月顺利举办“海峡两岸银行实务与法律研讨会”；1999 年11月与日本森综合律师事务所合作举办“中日证券法律研讨会”；2001年5 月成功主办首届“北京大学金融法春季论坛”，2002 年 3 月与日本名古屋大学合作主办“北京大学金融法春季论坛及亚洲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监管国际研讨会”；2005年5月举办“2005年春季论坛公开讲座暨诺顿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授予仪式”，等等。 除了项目研究和研讨会以外，自 1998 年起，中心与法律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合作，定期出版《金融法苑》和其他学术专著。目前已出版了《香港商业银行与法律》、《中央银行法制》、《商业银行法务》、《金融法的“四色原理”》、《金融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法》、《犯罪学原理》、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

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和公共财政建设的基本要求，针对中国现行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运行中遇到的外部障碍，借鉴国际经验，在“十五”期间乃至2010年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以分税制为核心的财政体制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公共财政原理，明确界定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建立科学、规范、稳定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提供基础性条件 1.按效率原则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责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干什么、能干好什么以及如何干？由私人机构来执行政府的一些任务，能否做得更好？这一直是世界各地的选民和决策者不断思考、探索实践的重要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责尤为紧迫和重要。根据世界银行对转轨国家经验教训的研究结论（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17页），首先政府在生产和产品分配及服务方面的作用应大幅度地削减。由公共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这一做法必须是一种例外，而非惯例。只有在市场失败的方面，如国防、初等教育、农村道路和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等，而且在政府干预能够改善市场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才被视为合情合理。其次，政府必须停止对微观经济活动的限制和直接控制，政府应致力于促进宏观经济稳定，为私营部门的发展和竞争提供一种法律上的保证。最后，提供社会保障是所有国家政府的主要功能，但在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应该主要针对最需要保护的那些脆弱的群体，政府不应为了使所有的人获得足够的生活标准而提供慷慨的保障，而是有必要强化个人在收入和福利方面的更大的责任心。 2.按分职治事、受益范围和法制原则依法明确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 分职治事是指在政府事务与民间事务按效率原则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对政府有充足理由承担的事务，在政府内部按照凡是低一级政府能够有效处理的事务一般就不上交上一级政府、凡是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处理的事务一般就不上交中央政府的原则进行合理划分。受益范围原则是指政府行使政治经济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与劳务时，若受益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则应划为中央政府事权，若受益范围仅限于特定区域的居民和企业则应划归某一级地方政府。法制原则是指各级政府事权的确认、划分、行使及调整等应具有相应的法律保障，做到法制化、规范化并保持相对稳定性。根据上述原则和中国国情，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及主导作用应主要包括：（1）制定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速度、方向、结构、生产力布局、GDP分配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并通过各种手段组织实施；（2）调节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宏观经济结构偏差，促进并保持总供求和部门结构的大体均衡，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运行；（3）在市场失效的领域，有效承担起跨省际重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的投资建设、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等；（4）调节GDP分配结构和组织社会保障，从全国着眼把收入差距控制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范围内，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5）调控各地区之间的财政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6）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7）自觉组织和推动市场化进程，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8）维护国有财产的所有者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9）维护全国的生态平衡，搞好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等。 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应主要包括：（1）制定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本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方向、结构、生产力布局、收入分配关系等具有区域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通过各种手段组织实施；（2）根据本地区居民（包括居民企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数量和质

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

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 以事权与财权对等为核心的新一轮分税制完善和改革能早日启动，才是中国经济有可能走上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徐林前不久表示，我国将实施一系列税收体制改革，重点增强地方财政收入的能力，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充分发挥分税财政体制在新形势下的积极作用。 十多年以来，分税制使得中央政府能够集中大量财力来调控经济发展，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捉襟见肘，为了充实地方财政的“腰包”，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将在阵痛中开始“破冰”！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制，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公共财政理论要求，是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较为成功的做法。 １９９４年，中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较好解决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十多年来，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税收征管，保证财政收入和增强宏观调控能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有待于深化改革和加以完善的地方，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的不对等。

有关统计数据表明，自１９９４年实施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从１９９３年的７８％下降到２００４年的４２．７％；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却明显上升，从１９９３年的２２％上升到２００４年的５７．２％。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没有相应变化，一直在７０％左右的水平上波动。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用４３％左右的相对财政收入支撑了７０％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与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用６８．４％的相对财政收入仅仅支撑５９％的相对财政支出责任恰恰相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最重要的职责，带有非常强的外溢性特征，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理应由中央政府提供，政府的基本职能也必须依此来确定。如果由财力严重匮乏的基层政府来承担，必然会导致这些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或严重不均等，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正是由于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背离，分税制就无法起到平衡地区差异的作用，更导致了地方政府财源缩减，促使其从预算外寻找收入来源，出现了诸多不合理的财政现象，表现最为突出的有两方面：一是“土地财政”。据统计，１９９９至２００８年间，中国土地出让面积从４５３９１公顷上升至１６５８６０公顷，年均增长率１５．５％。同期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也不断上升，成交价款从５１４．３亿元上升至１０２５９．８亿元，后者大约是前者的２０倍，年均增长率３９．５％。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土地出让金成交价款年

浅谈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出路

浅谈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问题与改革出路 刘华光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广州510520） LiuHuaGuang （GuangDong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dong guangzhou, 510520） 作者简介： 刘华光（1976—），男，汉族，广东广州人，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高级会计师，研究方向：会计税务 摘要： 自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财税体制框架，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促进了财政税收的稳定 增长。然而，由于现行财税体制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致使其在执行过程中面临 一些矛盾和问题，难以满足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利于我国财税体制 的科学发展。为此，进一步深化我国当前财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本文在分析我 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问题的基础上，对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出路进行探析。 关键词：财税体制；分税制；税制改革 一、我国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问题 （一）分税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然而其 在执行的过程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上下级政府之间呈现出事权模糊不清的 现状，导致财政与事权不相匹配。虽然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原则上明确了中央与地 方地府的事权和财权，但是在执行中两者矛盾依然突出；其二，尚未规范划分财 政收入预算级次，国地税的收征管不协调，同时在地方税收方面，其税收权利被 严重弱化，财政收入空间一再被积压；其三，税收立法滞后，中央政府没有赋予 地方政府足够的税权，并且其自身的税收管理制度也尚未健全；其四，转移支付 制度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二）宏观税负不合理 这里的宏观代表的是一个国家，而宏观税负则可通过国家一定时期政府获得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政府获得收入总量的表示方法有以下几种：

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汇报

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汇报 近年来，我县财税体制改革工作在省市财政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财税体制改革精神，积极适应财税体制改革新形势，结合我县工作实际，从加强预算管理和完善税收制度入手，着力构建体系规范、公开透明、约束有力的现代预算制度，加快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实现了财税体制改革工作的平稳推进。 一、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工作开展情况 （一）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快推进预决算信息公开。一是健全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和预算定额标准体系。加大“四本”预算资金统筹力度，坚决把政府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统一安排，对大项目等支出优先使用政府性基金及相关非税收入，如有不足再通过公共财政预算解决。同时，做好将全口径政府预算提交县人大审议准备工作。完善预算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出台了县直机关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等管理办法，充分发挥支出标准在预算编制和管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硬化预算约束，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预算未安排的 。 资金认真梳理、查找原因、分类处理，并将结余结转资金与预算安排紧密结合，努力消化和压减结余结转规模。 （三）加强预算执行管理，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一是加强支出预算执行管理。加大预算执行力度，在保证资金安全和使用效益的前提下，着力抓好支出调度，及时保障重点支出。督促各预算部门加强预算执行分析，研究解决预算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切实提高执行效率。对预算执行进度较慢的单位，进行深层次剖析，及时查找根本原因，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对预算执行不力的部门，采取通报、调研或约谈等方式，推动其查找原因并改进工作。注重结果利用，对当年预算执行进度低于平均进度的项目，视情况给予相应处罚；对于连续两年未使用的结转资金，取消项目经费；对于支出进度较低，存量资金数额较大的预算单位，适当核减下年度预算。二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积极探索财政绩效管理新路子，强化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及跟踪问效，从建立健全绩效管理办法入手，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制定出台了县级财政专项资金预算编制、项目库管理和绩效管理办法、县本级财政绩效考核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为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了制度规范。同时，以重点项目和部门支出管理为突破口，组织预算、投资评审、财政监督、会计科等组成专门班子，建立局绩效考核工作小组，加大预算绩效考核。加大预算绩效管理扩面试点工作进度，明确规定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覆盖每个预算单位，并选取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民生项目，如基本公共卫生、文化、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财政一事一议建设项目等开展重点绩效评价。 （四）完善税收制度，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是全面推进“营改增”工作。围绕做好营改增工作，对已明确的改革事项坚持做到早着手、早研究，及时研判税收制度改革对地方产生的影响。2013年初，组织人员开展了“营改增”工作专题调研，对纳入“营改增”范围的业户进行全面调查，深入分析税负变化和收入增减情况，印发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方案》，全面推进“营改增”试点工作。截至2014年9月底，全县共有营改增纳税人登记1378户，占我县增值税户数的26.6%，其中小规模纳税人845户，占比91%，一般纳税人133户，累计入库增值税1430万元，顺利实现了新旧税制的转换。二是做好资源税改革准备工作。按照上级财政部门工作要求，及时召开专题会议，学习改革精神，组织专门人员对行政辖区内的三家煤炭企业2011年以来的产销量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据实测算企业税负，为上级拟定资源税改革政策提供了详实资料。 二、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建议 （一）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切实提高省直管县财政资金分配调控能力。自去年起，省财政

财政风险的财税法控制分析(doc 6)

财政风险的财税法控制分析(doc 6)

财政风险的财税法控制 「关键词」财政风险法律控制 「正文」 一、财政风险概述： 财政风险是指财政面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集中表现为赤字和债务的膨胀，当这种膨胀超过一国经济和社会承受力时，将演变成财政危机，引发一国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和社会动荡。如立足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风险都会转移到财政，政府财政是社会最终风险的承担者；准国债规模也不应该太大，不能只看帐面债务，还要看政府各部门发行的债务。财政风险包含内容广泛，既包括财政系统的内部风险，如财政政策风险、财政体制风险、制度风险、管理风险等，还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引起并转化到财政领域的私人风险和一般公共风险，或称外部风险，如自然风险、政治风险、技术风险、社会经济运行风险和战争风险等。从某种程度来讲，外部风险是无法或者很难控制的，人类生存的世界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此，对财政风险的研究多侧重于内生风险，本文也把财政风险的讨论局限在内生风险的范围内。财政风险的内涵尽管现在对财政风险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其内涵的界定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说法，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多数侧重于从政府债务的角度来研究，也有的是按照传统的收入、支出、平衡、管理的思路来研究的，诸如收入风险、支出风险、赤字风险、债务风险等等。[1] 二、财政风险的成因：

从财政系统内部各种不利因素角度来看，这些不利因素主要包括：（1）政府职能界定不清导致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2）财政立法滞后且有关法规制定不禁合理，（3）财政管理制度与专项管理制度不健全，（4）缺乏必要的公共决策过程，（5）事前、事后财政监督不力，（6）政府官员道德问题和职业技术问题。 按照具体财政活动类型划分财政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2] （1）源于收入方面的财政风险。（2）源于支出方面的财政风险。（3）源于公共投资的财政风险。我国财政支出中有相当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或资本性投资，这种投资与私人投资在风险影响方面具有大体相同的性质。（4）源于预算赤字的财政风险。（5）源于国债管理的财政风险。在我国明显存在着国债资金使用缺乏经济效益、税收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等问题，导致大部分国债几乎都要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运作。这样，在财政困难未能扭转的情况下，国债规模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此外，还有（6）政府财政的公共风险；（7）政府财政的制度风险；（8）政府财政的系统风险；（9）官员道德风险与职业能力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财政危险还可以看成信用活动中的危险：[3] 公共部门的受信活动是政府以债务人身份向社会筹集资金，用于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1、政府向社会发行债券，包括国库券、地方政府债券和国际债券；2、政府借款，主要包括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借款、各级政府之间的借款和国外借款；3、财政部门通过金融部门从社会各界以有偿方式吸收的存款，主要包括邮政储蓄和社会保险基金。 具体而言，刘尚希博士曾提出提出第一可能导致财政危机的是金融危机，第二个是养老金风险，第三个是地方财政危机。[4]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3518192436.html,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作者：陈会霞 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18年第03期 摘要：文章结合财税体制改革落实的现状，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建议。基于国家财税体制改革的落实情况来看，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对稳定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这需要着力解决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充分协同各方力量，做好财税体制改革实践工作，以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关键词：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实践性 现阶段，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任务具有传承性、制度性、导向性特点，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要努力完成各项任务。“营改增”正式开始是2012年，到现在已有5年，就改革的成效来看较为乐观，但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还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财税体制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导向，更是人们观察深化改革的风向标，因此必须要做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定要将财税体制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放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的优先位置，并且通过的《决定》中，有32条决定和财税体制改革相关，基于此能够看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在2014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有关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方案。当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比如“营改增”全面启动：推进了资源税改革进程；消费税征税范围不断扩展等。 二、财税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直接税改革成效不高 就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来看，存在着参差不齐的问题，间接税改革不断推进，而直接税改革未得到有效的推进。直接税在我国整体税收结构中，所占据的比例近30%，与间接税相比相差较多。财税体制改革需要重视调整与优化当前税制结构，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中，将重点加强对个人所得说以及房地产税等直接税的改革力度。就2016年财税体制改革情况来看，“营改增”全面推行，但是直接税改革进程不明显。 （二）税收立法需要细化 就我国现行的实体税种体系来看，仅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车船税有正式立法，其余税种实施的依旧是暂行条例，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这是财税体制深化改革所面临的问题。“营改增”所涉及的范围较广，随着“营改增”的全面深化，使得各界也重点关注税种立法问题。

党校心得体会：学习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现状趋势及深化改革的思维有感

学习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现状趋势及深化改革的思维有感 今天听了XX教授关于财税体制改革课后，明白了财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分配问题。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确定了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但由于相关方面的改革没跟上，中央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一直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中央与地方出现了严重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问题：地方政府以54%的财权收入承担了85%的事权支出，中央政府以45%的财权收入仅承担14%的事权支出。因此，在过去二十多年，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各种其他手段进行“开源”：一是卖地收入，二是通过融资平台的举债作为收入。前者形成的“土地财政”，是持续推升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根本因素之一，也是多年来房地产调控重需求、轻供给的主要原因。后者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不能直接发债融资而催生的替代产物(2014年预算法修订之后地方政府才可以发债)，地方政府通过城投(国有公司）等等平台发债融资，并对其进行隐性担保，是造成当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急剧膨胀的历史原因。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只有通过财税体

制改革给地方政府开源，纠正央地财权与事权的错配，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泡沫困局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从而解决当前存在的行政运行效率偏低、国家政策目标难以实现等问题，为建立全国市场统一、司法公正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根本保障。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两大目标： 一是健立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科学的可持续的财政制度。 体系上要统一规范，即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公平统一、调节有力的税收制度，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功能上要适应科学发展需要，更好地发挥财政稳定经济、提供公共服务、调节分配、保护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职能；机制上要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包括权责对等、有效制衡、运行高效、可问责、可持续等一系列制度安排。 二是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 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关系全国政令统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重大事务，集中到中央，以提高全国的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在

【精编_推荐】财政风险的财税法控制分析

财政风险的财税法控制 「关键词」财政风险法律控制 「正文」 一、财政风险概述： 财政风险是指财政面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集中表现为赤字和债务的膨胀，当这种膨胀超过一国经济和社会承受力时，将演变成财政危机，引发一国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和社会动荡。如立足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风险都会转移到财政，政府财政是社会最终风险的承担者；准国债规模也不应该太大，不能只看帐面债务，还要看政府各部门发行的债务。财政风险包含内容广泛，既包括财政系统的内部风险，如财政政策风险、财政体制风险、制度风险、管理风险等，还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引起并转化到财政领域的私人风险和一般公共风险，或称外部风险，如自然风险、政治风险、技术风险、社会经济运行风险和战争风险等。从某种程度来讲，外部风险是无法或者很难控制的，人类生存的世界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此，对财政风险的研究多侧重于内生风险，本文也把财政风险的讨论局限在内生风险的范围内。财政风险的内涵尽管现在对财政风险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其内涵的界定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说法，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多数侧重于从政府债务的角度来研究，也有的是按照传统的收入、支出、平衡、管理的思路来研究的，诸如收入风险、支出风险、赤字风险、债务风险等等。[1]

二、财政风险的成因： 从财政系统内部各种不利因素角度来看，这些不利因素主要包括：（1）政府职能界定不清导致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2）财政立法滞后且有关法规制定不禁合理，（3）财政管理制度与专项管理制度不健全，（4）缺乏必要的公共决策过程，（5）事前、事后财政监督不力，（6）政府官员道德问题和职业技术问题。 按照具体财政活动类型划分财政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2]（1）源于收入方面的财政风险。（2）源于支出方面的财政风险。（3）源于公共投资的财政风险。我国财政支出中有相当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或资本性投资，这种投资与私人投资在风险影响方面具有大体相同的性质。（4）源于预算赤字的财政风险。（5）源于国债管理的财政风险。在我国明显存在着国债资金使用缺乏经济效益、税收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等问题，导致大部分国债几乎都要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运作。这样，在财政困难未能扭转的情况下，国债规模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此外，还有（6）政府财政的公共风险；（7）政府财政的制度风险；（8）政府财政的系统风险；（9）官员道德风险与职业能力风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财政危险还可以看成信用活动中的危险：[3]公共部门的受信活动是政府以债务人身份向社会筹集资金，用于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1、政府向社会发行债券，包括国库券、地方政府债券和国际债券；2、政府借款，主要包括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借款、各级政府之间的借款和国外借款；3、财政部门通过金融部门从社会各界以有偿方式吸收的存款，主要包括邮政储蓄和

县级财政内部控制制度

县级财政内部控制制度——基本规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巩固财政改革成果，按照“规范、安全、高效”的原则，结合县级财政管理特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财政内部控制制度是指为履行公共财政职能，实现财政管理目标，通过规范业务流程，制定并实施科学合理的控制程序和方法，对财政风险进行有效识别、控制和监督的制度体系。 第三条建立财政内部控制制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高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水平的重要措施，是提高业务工作质量和服务效率的有效途径。 第四条财政内部控制制度坚持立足实际，逐步健全和持续改进原则。 第五条本规范适用于局内部各项业务和管理活动。 第六条局长对财政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实施负责。 第二章基本要求 第七条财政内部控制制度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主要用于规范财政业务行为，保证财政资金安全运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第八条财政内部控制制度应逐步涵盖财政部门内部各项财政业务及相关岗位，并针对业务处理过程中的关健点，制定防范措施，将风险控制原则落实到财政决策、执行、监督、反馈等各个环节。

第九条财政内部控制制度应约束财政内部涉及财政业务的所有人员，任何个人都不拥有超越财政内部控制制度的权力。 第十条财政内部控制应坚持与“金财工程”和岗位责任体系建设紧密结合，共同实施。 第十一条根据财政业务风险可控性及容忍度，内部控制制度可分为流程控制和风险控制两类制度。流程控制类制度重点是对业务流程进行控制，并明确工作标准和具体要求；风险控制类制度应在流程控制基础上，重点控制财政业务的主要风险点，明确控制标准、控制措施及责任科室。 第十二条财政内部控制制度应保证财政部门内部涉及财政业务机构、岗位的合理设置及其职责权限的合理划分，坚持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确保不同部门和不同岗位之间权责分明、相互制约、相互监督、运转高效。 第三章基本内容 第十三条财政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由预算编制管理、预算执行管理、财政监督管理和内部行政管理四个部分组成。 第十四条预算编制管理，是指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府决策，按照法定项目和程序，组织和分配预算资金的活动,包括预算编制管理和预算指标管理内部控制制度。预算编制草案，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方可实施。

财税法专业方向

财税法专业方向 目录 第一部分：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介绍 (1) 第二部分：财税法专业方向介绍 (2) 第三部分：财税法专业方向高级课介绍 (3) 第四部分：财税法专业方向师资介绍 (5) 第五部分：财税法专业方向选拔办法 (8) 第六部分：财税法专业方向培养计划 (9) 第一部分：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介绍 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Peking University Fiscal Law Research Center）是以财税法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校级学术研究机构，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文教授任主任。该中心先后于2005年、2009年和2014年连续三次被评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机构”，是法学类唯一连续三次获此殊荣的优秀科研机构。 中心下设学术委员会、财税法理论研究室、预算法研究室、金融税法研究室、民营企业税法研究室、美加财税法研究室、欧盟财税法研究室、东亚财税法研究室、港台财税法研究室、国际税法研究室等机构。 中心现有专职研究人员6人，兼职研究人员60余人。研究人员主要是由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荷兰、奥地利、日本和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等国家（地区）的近20所著名大学，以及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等机构的专家、学者所组成。中心成立以来，本着“自强、拓新、务实、开放”的精神，致力于打造全国财税法学的立体化研

究平台，扩大中国财税法学的国内、国际影响，推进全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和市场化，已成为财税法学全国重点研究基地和国家财税法律与政策智库。 中心践行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努力实现“国内保第一、世界创一流”的发展目标。在北京大学和法学院的关心与指导下，中心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平台建设等方面均已取得可喜成绩。 第二部分：财税法专业方向介绍 北京大学财税法专业，是法学院最早在法律硕士（非法本法硕、法本法硕）设立的专业方向之一，现依托于北大财经法研究中心，面向所有有志于从事财税法事业的同学。 法律硕士专业设置，其培养目标的定位在于通过对具备其他专业基础知识人才的法律职业培训，培养立法、司法、行政执法与法律监督、法律服务以及行政管理、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等方面需要的高层次、宽基础的应用型和复合型法律人才和管理人才。因此，法律硕士是一种具有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性学位，能够掌握较全面的法律实务知识，具有宽基础、复合型知识结构和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思维特征和职业能力，并综合运用法律和经济管理、科技、外语、计算机或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独立从事法律实务和有关管理工作。 本方向注重为税法实务部门，包括财政部门、税务部门、企业、和律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的高级税法专业人才，重视学生法律与财政税收等经济学的双重知识构架的形成，并重视法律基础知识的传授和税法职业技术操作的双重培训，以具有较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

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及主要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展及主要问题分析 刘晓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相比，特别是与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要求相比，目前财税体制仍然存在着宏观税负偏高、财力事权不对称、税制结构不健全、支出结构不合理、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等重大问题。财税体制改革滞后，既不利于促进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政府转型，不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良性轨道，甚至会进一步固化经济社会发展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产生逆向调节作用。推进科学发展，必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针对突出矛盾和问题，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协调推进。 一、宏观税负偏高，挤压居民收入增长，制约消费需求扩大 税收负担是税收制度的核心，它不仅反映一国政府取得收入的多少，也反映一国企业和居民的负担水平。税负的轻重一般以税收负担率来表示，即纳税人实纳税额占其计税依据的比例。衡量世界各国税负轻重的指标，通常用宏观税收负担来加以比较。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政府取得的收入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基本上有三种统计口径：一是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二是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在内的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收入；三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包括税收收入、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形式取得的收入的总和。 采用不同的指标，运用不同的方法，对中国宏观税负高低判断的结论相去甚远。鉴于中国预算制度的不完善性，存在着各式各样庞大的政府预算外收入，且这些数据难以获得，以及各级政府财政收支状况的不透明性，要精确测算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以统一口径与世界各国的宏观税负进行比较，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但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其他可获得的相关资料，还是可以做出大致的测算和比较科学的判断： 1、中国大口径宏观税负高达30%以上，比中小口径的宏观税负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219.62亿元，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小口径宏观税负，即

诉讼法专业方向教学培养计划

诉讼法专业方向教学培养计划 学制：三年全日制授课 总学分要求：要求最低修满62个学分，含法学基础课和研究生公共课（36学分）、专业必选课程（10学分）、专业高级课程（11学分）、限选课程（2学分）、专业实习（3学分）。 一、法学基础课程和研究生公共课程（必修共计36学分。适用于所有法律硕士研究生） 1．政治30810310 48学时3学分 2．英语30810010 64学时4学分 3．法理学02980019 48学时3学分 4．民法总论02910112 64学时4学分 5．刑法总论02911440 64学时4学分 6．民事诉讼法02980014 48学时3学分 7．刑事诉讼法02910151 48学时3学分 8．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02980029 48学时3学分 9．国际法02910153 32学时2学分 10．经济法总论02910113 32学时2学分 11．宪法02980021 32学时2学分 12．国际私法02980031 48学时3学分 二、专业必选课程（课程类别为限选共计10学分）： 1．刑法分论02910133 48课时3学分 2．民法分论02910122 64课时4学分 3．法律实务类课程：要求修满3学分 三、专业高级课程（必修共计11学分）： 1．证据法学（与法学合02910170）48课时3学分 2．司法制度研究（与法学合02901050）48课时3学分 3．仲裁法学（与法学合02916492）48课时3学分 4．民事执行法理论与实务（02911460）32课时2学分 四、限制性选修课程（2学分）

1．国际经济法02912660 48课时3学分 2．知识产权法02910022 48课时3学分 3．民法分论02910122 64课时4学分 4．刑法分论02910133 48课时3学分 5．商事法律制度02910163 48课时3学分 6．企业法与公司法02912670 48课时3学分 7．金融法与证券法02912720 48课时3学分 8．财税法学02916370 48课时3学分 9．法律实务类课程：要求修满3学分 （1）司法实务与前沿02911471 32课时2学分 （2）民事执行法理论与实务02911460 32课时2学分 （3）合同法实务02911480 32课时2学分 （4）北大评案法律思维02911490 48课时3学分 10．法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32课时2学分 除此之外，还可适当选修本院其他课程或其他院系的课程，计任选课学分。 五、专业实习（3学分） 要求学生在法律实务部门完成累计三个月的专业实习，做好实习鉴定并及时填写实习鉴定表，提交一篇由实习指导老师审阅签字给出成绩和评阅意见的、字数为4000字左右的实习报告。 六、毕业（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