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记》的叙事艺术
浅析《史记》的叙事艺术
学生姓名：李向阳学号：20135021102
学院：文学院专业：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闫孟莲职称：讲师
摘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叙事艺术极为高明。司马迁独创了纪传体的叙事结构，叙事主题鲜明，脉络清晰，详略得当，善于以小见大，追根溯源，探求事件深层次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且较其他史书来说，《史记》在文学性故事性方面更强。
关键词：叙事艺术，纪传体，追根溯源，故事性
Abstract:as the firs biographical history in China, narrative art of shiji is extremely sophisticated. Sima Qian created the biographical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theme and bright, clear lines, detailed slightly proper, good view, traced back, and decide to search events underlying factors,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shiji stronger in terms of literary narrative.
Key words:narrative art, biographical, traced back, story
《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规模庞大，体系完善，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其文学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司马迁不但文学修养极其深厚，文字生动，笔力洗炼，其在《史记》中所展现的叙事技艺也是极为高明。《史记》首变先秦叙事角度，开创纪传体史例及多种叙事法，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难怪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认为《史记》的叙事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独创纪传体叙事结构和以写人为主的叙事风格
《史记》之前的史书如《左传》都是编年体，受其编年体的叙事结构限制，叙事较为分散，不能相对集中地记叙，只能以时间顺序交代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而《史记》独创的纪传体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人物为线索，串联起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这样集中地围绕一个人叙事，既可以更好地突出所要表达人物的性格，又使得事件的故事性可读性大大增加。
纪传体自然是以描写人物见长，这也使得《史记》在文学价值上远超之前的史书，它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它所描写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甚至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许多下层人物，这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史记》中的人物，各自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不同类型有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同。比如同样写谋士，张良和陈平便一个神秘莫测，一个却富有人情味。在不同类的人物之间，反差会更大，使得《史记》成为一部人物的图鉴。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善于把握住人物的基本特征进行渲染，使人物形象的个性更加突出。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祖传的射艺刻画很多。正是因为这一点，《史记》的人物才个性鲜明。在刻画人物时，司马迁还用到了互见法，苏洵首谓司马迁写人叙事“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而有些则是作者不好直接议论的，如对刘邦的刻画，在本传中写他的雄才
大略，而在别的传中则表现出他的贪婪好色、自私傲慢等。叙事是为了突出人物，写人是为了更好地叙事，让人物形象深深地印在读者的脑子里，这才是一部成功的史书应该做到的。
二、叙事主题鲜明，脉络清晰，详略得当
司马迁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无论是头绪众多的历史事件，还是人物错综复杂的重大场面，他写起来都条理清晰，游刃有余。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非常清晰地勾勒了出来。但围绕一个人物会有很多的材料，这时就要懂得取舍，要有详有略，《商君列传》一文以任法为线索，司马迁认为这是决定商鞅命运的根本原因，他的成功源于变法用法，他的人生悲剧也由此而引发。文中详写商鞅以刑名之学游说君主，在秦国掌权之后又主持变法，太子犯法他绳之以法，最终又因推行变法而被杀。商鞅在被追捕过程中，因为由他制定的秦国刑法异常酷烈，竟然无人敢收留他，商鞅自己也喟然叹息：“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而对于商鞅身亡家灭的结果，司马迁只作简单的交代，没有过多的铺叙。
三、叙事善于以小见大，追根溯源，揭露深层次中的决定性因素
司马迁喜欢从大处落笔，描写大场面，如写荆轲刺秦王时的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时的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纪》），但他更善于描写一些小事，甚至是生活琐事，初看会觉得很平常，其实这些事都带有深意，甚至在人物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很多接下来发生的事的根源。《李斯列传》开头写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小事，但却集中反映了李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为了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
司马迁叙事并不停留在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是揭示出隐藏在深处的根源，比如他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而不是所说的“天之亡我，非战之罪”（《项羽本纪》）。
四、强烈的故事性和戏剧性
作为一部史书，作者应坚持实录的原则，坚决排斥虚构，但司马迁确实在叙事时加入了一些故事性和戏剧性，在我看来这已经有些像小说了，他在记叙一些历史事件时，结构上基本上已经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些小说的因素了，而且有很多细节刻画，使人身临其境。《史记》的一些故事还极具传奇色彩，比如刘邦斩蛇起义，张良圯上受书等故事，为其人增添了许多神秘感。虽不符合史书的原则，却为本书增加了更多的文学性。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戏剧方面，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
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结语：
《史记》一书，让我们看到了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完美统一，司马迁用他那高超的叙事艺术，让历史走近更多人，也让更多人了解历史，他是当之无愧的叙事天才。
参考文献：
[1] 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 ]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正文中页码运用要这样
《淮南子》认为战争的产生由来已久，“兵之所由来者远矣！黄帝尝与炎帝战矣，颛顼尝与共工争矣。故黄帝战于涿鹿之野，尧战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启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况衰世乎？”[1]1044
参考文献：
[1]何宁.《淮南子集释·兵略训》. 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学年论文
学 院 文学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年 级 2013级 姓 名 李向阳 论文题目 浅析《史记》的叙事艺术 指导教师 闫孟莲 职称 讲师 学号：
成绩
2014 年 12 月 26 日
浅析《史记》的叙事艺术
浅析《史记》的叙事艺术 学生姓名：李向阳学号：20135021102 学院：文学院专业：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闫孟莲职称：讲师 摘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叙事艺术极为高明。司马迁独创了纪传体的叙事结构，叙事主题鲜明，脉络清晰，详略得当，善于以小见大，追根溯源，探求事件深层次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且较其他史书来说，《史记》在文学性故事性方面更强。 关键词：叙事艺术，纪传体，追根溯源，故事性 Abstract:as the firs biographical history in China, narrative art of shiji is extremely sophisticated. Sima Qian created the biographical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theme and bright, clear lines, detailed slightly proper, good view, traced back, and decide to search events underlying factors,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shiji stronger in terms of literary narrative. Key words:narrative art, biographical, traced back, story 《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规模庞大，体系完善，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其文学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司马迁不但文学修养极其深厚，文字生动，笔力洗炼，其在《史记》中所展现的叙事技艺也是极为高明。《史记》首变先秦叙事角度，开创纪传体史例及多种叙事法，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难怪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认为《史记》的叙事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独创纪传体叙事结构和以写人为主的叙事风格 《史记》之前的史书如《左传》都是编年体，受其编年体的叙事结构限制，叙事较为分散，不能相对集中地记叙，只能以时间顺序交代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而《史记》独创的纪传体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人物为线索，串联起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这样集中地围绕一个人叙事，既可以更好地突出所要表达人物的性格，又使得事件的故事性可读性大大增加。 纪传体自然是以描写人物见长，这也使得《史记》在文学价值上远超之前的史书，它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它所描写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甚至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许多下层人物，这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史记》中的人物，各自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不同类型有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同。比如同样写谋士，张良和陈平便一个神秘莫测，一个却富有人情味。在不同类的人物之间，反差会更大，使得《史记》成为一部人物的图鉴。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善于把握住人物的基本特征进行渲染，使人物形象的个性更加突出。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祖传的射艺刻画很多。正是因为这一点，《史记》的人物才个性鲜明。在刻画人物时，司马迁还用到了互见法，苏洵首谓司马迁写人叙事
《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沟通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如果说本纪是车毂，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七十列传，是群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
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如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四、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
艺术成就与影响
艺术成就与影响：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 一，发展了慢词。他是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作家。 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改委婉含蓄的小令手法为铺叙和白描的手法，既淋漓尽致，又层次分明。 三、大量吸收俗语入词，使词更接近下层人民 四、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 词至柳永一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开拓了词的内容题材。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其词大多写享乐与风情，但将视线转向市井青楼中的现实生活与实在人物，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还有描绘繁华的城市风光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的词作，扩大了词的题材。（二）对词体的创制与开拓，“变旧声作新声”。创作了大量慢词。柳永213首词中用了133种调，在宋代880多种词调中，有100多种为他首创或首次使用。100多个词调大多为当时流行的新曲调。 （三）在词作的审美趣味上，尝试变“雅”为“俗”（即以俗语写俗情）。以赋法入词，运用白描手法进行铺叙点染，善于利用时空转换写景抒情，自创独特的结构方式。 （四）大量地使用词体进行自我感情的抒发。 五、柳永词的影响 柳永词在当时就受人欢迎，“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又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慢词被后人普遍接受；很多人在批评他“俚俗”的同时，也暗受其影响，如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也都经常以俗入雅。而像周邦彦一类的作家更“多从耆卿处夺胎”(周济《宋四家词选》)。 三、枊永词的语言特色 “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 1.善于化用前人诗歌中的语汇、意象，如“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出于谢朓，雅化，而不深涩；《八声甘州》中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被苏轼誉为“不减唐人高处”(赵令峙《侯鲭录》)。 2.善于运用口语、俚句，《昼夜乐》：“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直白浅易。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变雅为俗。陈师道说柳词“骫[wěi]骳[bèi]从俗，天下咏之。”俗语多，如恁、争、怎、伊、自家、阿谁、看承、滑得等。 从1127年到116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是宋词发展史上由北宋词向南宋词的过渡期。 从作家队伍来说，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多是由北宋入南宋的词人，如李清照、陈与义、朱敦儒、李纲、张元干、岳飞、叶梦得、胡铨、赵鼎等。 另一方面，从创作来说，也鲜明地体现了过渡期的特点，即这一时期的词人虽然有一定的个性，但更多的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们早期的词一般多是婉约词，和平安定，吟风弄月，这显然承接了北宋后期的特点，而后期的词表现战乱、苦难与个体理想失落的苦闷。这一时期的词则往往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结合在一起，忧伤与愤慨成为最普遍的情绪，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增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苏轼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认为诗词同源，从而为词向诗风靠拢提供了理论依据，苏轼也因此开拓了词境，确立了词的尊体地位，使词由歌筵酒会的助兴小曲成为士大夫案头的雅文学。
论史记的艺术手法—虚构的真实
论《史记》的艺术手法—虚构的真实 摘要：《史记》代表了古代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给予其高度评价。《史记》气势磅礴，情真意切，深广宏富，醇厚典雅在中国文坛上熠熠生辉，成为后世文学的典范。但历来对《史记》中详细记述的史料真伪有所争议，本文认为虚构正是《史记》一项非常重要的艺术手法。 关键词:《史记》真实虚构艺术特色 以现代学术眼光衡量，史学特质对于《史记》来说尚在浅层，其更深层的特质当属于文学。《史记》取材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难能可贵的是，司马迁还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其史学成就突出表现为“真”。 《汉书.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史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实录。”司马迁这种实录精神，真实的为我们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前期历史，展现了那个历史时期波澜壮阔、风起云涌、慷慨悲壮的历史人物；特别是他能够突破自己的个人感情，不因自己个人感情歪曲历史，表现不怕杀身之祸的英勇无畏的批判精神、求实精神，真实反映历史真实面目。 然而《史记》作为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其文学特色又突出在“假”。假，即虚构，非历史真实的。“虽假仍真”是《史记》的特色。虽是虚构，它却比真实更真实。这里的虚构，即是艺术虚构；前一个真实，是生活的真实，后一个真实，是艺术的真实。世界上任何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都是编造的。但艺术的真实却比生活的真实更真实。生活的真实往往是琐碎的、无实际意义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则是内在的本质真实，是超越现实真实上的真实，是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和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和象征的真实。《史记》的非历史真实，具有某种浪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
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
(完整版)论欧阳修词的艺术成就
论欧阳修词的艺术成就 欧阳修，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在散文领域的光芒掩盖了他在诗词领域的成就。其实，他在词领域是有着重要的开拓作用的。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评说：“宋至文忠（欧阳修），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苏轼），深婉开少游（秦观），本传云：‘超然独鹜，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①可见他的词成就并不亚于他的散文成就。他在词领域的诸多探索和实践为词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直接启发了以苏轼为代表的词学革新。 一、以深沉、细腻的手法讴歌男女情爱，是欧阳修在继承南唐词风基础上的深入和发展。词为“艳科”，张炎有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②欧阳修在北宋平庸的士大夫群体中，个性更为张扬，他对待男女情爱的态度更为大胆，敢爱敢恨，异于流俗。宋人笔记中记载了很多关于欧阳修与歌妓之间的风流秩事。欧阳修自己也在《浪淘沙》中公然告白曰：“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在欧阳修的词作中绝大多数是描写男女情爱、讴歌爱情的作品。他率直大胆地描写歌女的容貌、体态，抒发对歌女的爱慕之情。 罗大经说欧词类花间，事实上欧阳修的言情词并非简单地袭承“花间”或南唐词风，他的词中有更为自我的个性表现。刘熙在《艺概·词曲概》中说：“冯延巳词，晏同叔（晏殊）得其俊，欧阳永叔（欧阳修）得其深”③。这个评价更为中肯。欧阳修已在继承南唐词风的基础上，向着更为深沉、细腻的层次发展了。他的词中多将笔墨着于对人物体貌神态的描摹上，通过细腻的描摹来刻画人物的美丽和恋情的美好。如《好女儿令》中便细致地描写了女子的容貌——“眼细眉长”、“姿姿眉眉端正好”；妆扮——“宫样梳妆”、“一身绣出两同心字，浅浅金黄”；体态动作——“靸鞋儿走向花下立著”。再如《减字木兰花》中的“楚女腰肢天与细”，《南乡子》中的“浅浅画双眉。取次梳妆也便宜，洒着胭脂红扑面”，《鹧鸪天》中的“学画新眉细细长，芙蓉出水斗新妆”，等等。 欧阳修往往能通过对人物动作神态的描写，刻画人物心理层面的情感波动。如《浣溪沙》中的“托腮无语翠眉低”的神情，含有多少思念道不尽。而《玉楼春》中的“青门柳色随人远，望欲断时肠已断”，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刻画离人伤心欲绝的苦楚。欧阳修这种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使他的言情词中另有一番沉郁的气质。如《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暧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这首词借离别两人眼中景色寄寓相思之情，随着离人渐远，离愁愈浓。视线的“尽处是春山”，而相思却还在春山之外，可见思之甚。词中蕴涵的情感深厚、沉郁，情感的抒发委婉、含蓄，这正是欧词向着抒情层面的发展和深入。 二、突破“艳科”传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率意抒发情怀，是欧阳修创作中的情感升华。欧阳修是继承李煜抒情词风的第一人。李煜抒情词的形成源于他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正是这样惨痛的经历使李煜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响。而北宋词人大多高官厚禄、生活闲适，他们的词作多在风花雪月之中流连，很少抒发“艳情”之外的情感。欧阳修恰是北宋词人中的一个例外，他本身是个有个性、有理想之人，也因此使他在北宋力求平庸的政治体制下备受打压、屡遭挫折。这些经历使他对人生坎坷、仕途险阻有着更深的理解。他在郁郁不得志的苦闷中吟下了“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之句，这句取自李白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意境，打破了“诗言志，词言情”的传统，以词状志，抒发怀抱。 欧阳修在散文理论中提出的“道胜至，文不难而自至”④，同样可以应用于他的抒情词创作中，只是这里的“道”是以“情怀”为主。欧阳修正是以他至情至性的情怀来倚声填词，情怀所至诗意盎然。在他的抒情词中，有着感慨人生的悲怆情怀，有着与友人送别重逢时相惜
史记的艺术特色
1、《史记》的艺术特色：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
史记_的史学价值,文学特点[1]
《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具有高度的文学成就。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史记》写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方士、倡优等，各行各业都有，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史记》写及人物四千有余，个性突出与完整者不下百人。 《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首先得力于对历史人物特征的准确捕捉和精心选材。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大都有鲜明的特征，如李斯自私、刘邦隆准、项羽重瞳、李广善射、扁鹊擅医、邓通爱钱、信陵君好客、石奋恭谨、韩信能忍、王温舒残酷等等，他还常常抓住一个人物的几个特征，甚至不避人物特征的缺陷，如周昌口吃、张良瘦弱等。在诸多人物特征中，他最注重的是性格特征，其他方面的特征及传记选材大都是围绕性格特征精心进行的。为此，他在选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事刻划人物性格特征的同时，也不排斥小事。此外，为表现人物性格，他在选材、安排上还十分注意互见法的运用，即把某一人物的部分材料，并不写入他本人的传记里，而写入他人的传记中。如“鸿门宴”一事，在《项羽本纪》中详写，在《高祖本纪》中略写。 其次，《史记》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和虚实相生手法刻划人物。前者如“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描写，东廷辩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描写，都是通过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后者如《鸿门宴》，作者只实写了项羽、刘邦一席，而对其他人物包括诸侯王及主要将领，并没有形诸笔端，但通过被写实人物的语言行动，读者明显可以感到他们的存在。 此外，《史记》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如《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迎侯生的经过，便突出地将三者综合在一起来表现人物性格。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的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如《赵世家》中程婴、公孙杵臼，为保护赵氏孤儿与权奸屠岸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斗争。在二人看来，为了争取善与正义的最
【课外阅读】谈《红楼梦》柳絮词的谶语艺术 (2)
【课外阅读】谈《红楼梦》柳絮词的谶语艺术 《红楼梦》中诗词曲赋,往往暗示着人物未来的命运。在第七十回中,湘云见柳花飘舞,偶成小令,宝钗、黛玉看了,都觉新鲜,请来众人趁兴填词,以柳絮为题,限各色小调,拈阄决定。 湘云写的是《如梦令》:“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此词以拈来柳絮借喻占得春光,实为对湘云未来的暗示。湘云后来嫁给卫若兰,新婚美满。但此词从占春一转而为惜春、留春,情绪上是那样无可奈何,预示着她所谓的美满婚姻好景不长。 探春拈到《南柯子》,只写了半首:“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宝玉拈到《蝶恋花》,写不出来想认输,读了探春这半首,续道:“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探春只写半首,原因之一是,“探春后来远嫁不归”的意思已在前半阙四句中说完,原因之二是,“空挂”、“难羁”也可预示宝黛将来生离死别,即使宝玉填出词来,别离内容难免重复,“落去”正可喻黛玉逝去,“莺愁蝶倦晚芳时”就是说“红颜老死”,“隔年期”说得隐曲,是说要与柳絮再见,除非它重生,要与人再见,除非是来世。黛玉拈到《唐多令》,写的是:“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逑。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这首词寄寓着黛玉对自己不幸身世的深切哀愁,以柳絮之白比人因悲愁而青春老死,隐含黛玉对爱情理想行将破灭而发自内心的悲愤呼声。 宝钗拈到《临江仙》,写的是:“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一向高洁,在欢娱之词中以“解舞”、“均匀”自诩,她的处世、她的思想性格与黛玉不同,黛玉死后,客观上必然造成“金玉良缘”的机会而使宝钗青云直上,但宝钗最终不免被弃,词中“本无根”即寓此意。 写柳絮,其实在写人,隐约之间描绘出作词者各自遭遇,暗示着人物的未来命运。从这种谶语式的表现手法,可以看出曹雪芹每写一人一事,都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贯始终。
史记的历史成就
简论《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其塑造人物形象，善于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心选材，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虚实相生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的人物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 （3）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使他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5）结构和语言。《史记》整体结构系统宏伟，人物传记的结构，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作者自己之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毛遂自荐之语，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富于表现力。 4、《史记》的文学成就 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肯定其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成就。司马迁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尤其是那些传记性文字。充满感情的传记无疑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史记》不仅建立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也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总集。对《史记》的文学成就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这里强调三点： 第一，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作为历史着作，《史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
论柳永词之雅俗
关于柳永词之雅俗及成因浅析 汉语言文学08级3班200802101334 罗坤 摘要：关于柳词的雅俗定位问题一直是历代文人争论较多的热点问题。多数文人总是持一种较为极端的观点——非俗即雅。而 本文作者则从比较理性的角度来看待柳词的雅与俗。即既有 俗的一面，也有雅的一面。并对柳词之雅俗的成因也做了简 明的解释。 关键字：俗及成因，意俗，庸俗，通俗，情雅及成因，意雅及成因，语雅及成因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宋词是无法逾越的一章，而柳永在宋朝的词坛上更是无法忽视的。他是当时词坛上最为受人瞩目的词人之一，也是当时最为流行的词人。他的词曾造成了“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空前盛况。但是他也是两宋词坛备受争议的词人之一。争论的焦点主要在其词的雅俗归类上。大部分人均持一种极端的态度，而我认为柳永的词既有俗的一面，也有雅的一面。 一：俗及成因 历来论者对柳词之雅俗往往更倾向于吧柳词归于“浅近卑俗”一类。如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在《词论》中说：“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虽然肯定了柳永在词的创新上的成就，以及其词音律的和谐，但还是将其整体风格定为卑俗一体。文学史上，关于柳永这样的评论还有很多。如南渡初王灼《碧鸡漫志》，陈师道《后山诗话》，黄昇《花庵词选》
等。这样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过于绝对。 我认为柳词的俗应该分为三部分——意俗，庸俗和通俗。毫无疑问，意俗和庸俗这两种会属于绝对意义的贬义，而通俗这个词则属于一个中性词，它可以是因为没有个性而大众化，也可以是因为其通俗易懂而受人欢迎。 1.意俗 就柳词而言，涉及到猥亵香艳的，对女性充满色相的，世俗化的“意俗”作品也是有的。如:《柳腰轻》中的“英英妙舞腰肢软”，《洞仙歌》中的“缱绻。洞房悄悄，绣被重重，夜永欢馀，共有海约山盟”，《小镇西》“百态千娇，再三偎着，再三香滑”，《凤栖梧》中的“旋暖熏炉温斗帐，玉树琼枝，迤逦相偎傍。 酒力渐浓春思荡，鸳鸯绣被翻红浪。”，等等，类似于这样低俗，浮艳之作还有很多。当然这是柳词被历代文人定位为卑俗浅近的最主要依据，同时这也是后代文人应该摒弃的诟病。 2.庸俗 词体进入晚唐五代后，经文士的改造和加工而日趋成熟，又经“花间鼻祖”温庭筠的创造和南唐词人冯延巳，李煜的强化，进一步确定了一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一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但随着词的发展，后世词人之作日趋庸俗，而柳词中的庸俗之作也是在这一文风影响下而形成的。如：《合欢带》中的“妍歌艳舞，莺惭口舌，柳妒纤腰”，《长相思》中的“雅态轻盈，娇波艳冶，巧笑依然，有意相迎”，《红窗听》中的“如削肌肤红玉
《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
如对你有帮助，请购买下载打赏，谢谢！ 试结合作品分析《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 答:从文学的角度看，叙事艺术和写人的艺术是《史记》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史记》以记人为核心，把叙事和记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相辅而相成。先从总体上简要提示一下《史记》的传写人物的成就： ①以独创的“互见法”记写人物的主要经历和重要特征。这是《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以写刘邦为例。《高祖本纪》自然以写刘邦为主。写其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其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显然都是正面的描写。毕竟刘邦是本朝的开国帝王。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司马迁并不放过，只是另有安排。在其他人物的传记如《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中毫不客气地如实写来。如在《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曾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货，好美姬”，更着重写刘邦的无情和无赖： （楚军）围汉五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楚汉在广武对峙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此外，《萧相国世家》还写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淮阴侯列传》记叙他不断以阴谋手段削夺韩信兵权，以及诛杀功臣的阴刻残忍。通过本传和其他人物传记的补充描叙，刘邦完整的经历及其多侧面的性格特征就充分表现出来。 《史记》“互见法”的使用，既让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但《史记》令人赞叹的是：在非“互见”的情况下，即在同一篇传记里，也做到了这种对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如《项羽本纪》。记中写项羽，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揭竿而起，率领天下英雄兴兵灭秦；又有儿女情长，如与虞姬悲歌死别；既义重如山，如与部下同甘共苦，财物分享；又吝啬小气，如刻好的官印却迟迟不发给得到分封的功臣；有时果敢决断，如杀宋义而自立，有时又优柔寡断，如鸿门宴上不忍杀掉刘邦。总之，经过司马迁精心选材，通过多种材料详略互异的穿插描述，在一篇传记里就使项羽这个人物丰满生动，个性鲜明。 ②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有重要人物之间的对比，对比之下，相互映衬。也有一般人物和重要人物之间形成的烘托性的对比，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例如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狡诈机智的刘邦形成鲜明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都说过一句意愿相同的话，只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两个人先后都入驻秦都咸阳，刘邦听从张良、樊哙的谋议，不入秦宫室，封存其资财府库，与地方父老约法三章，约束兵士，秋毫无犯。项羽则屠杀烧掠，得其财宝、
浅谈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浅谈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平玉霞张瑞静 内容提要柳永虽然社会地位低微，但他扩展并发展了慢词，开拓了词的题材，并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大量吸收市井口语入词，对推动宋词的转变和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关键词柳永慢词铺叙贡献 柳永，出身于福建崇安县世代官宦之家，从小就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不到20岁就作出《望海潮·东南形胜》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落拓不羁，常出入于秦楼楚馆，与妓女、乐工交往。因此屡试不第，还落了个“奉旨填词柳三变”的称号。 对柳永词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我们认为，惟有用文体发展的眼光，在北宋前期两种词风的对立并存之中，考察柳词从内容到形式所体现的革新意义，才能恰当地评价它在词史上的地位和发展贡献。 一、从形式上看，柳永的贡献首先在于把不少小令扩展为慢词，并发展了慢词，使词调构成发生了重要转变 从敦煌曲子词看，慢词早就在民间流行，但文人却很少染指。柳永长期生活在市民阶层中，接受了当时歌妓、乐工们的影响，大量地创制慢词。他一方面“变旧声，作新声”，将旧调名翻新，由小令、中调衍为慢词；另一方面“奏新曲，谱新词”，自己创制了大量新调慢词。这就为词家在小令之外提供了可以容纳更多内容的新形式。翻检一下《乐章集》，与唐五代词同调名的词作不少，但篇幅却长得多。如《定风波》，在敦煌曲子词中是六十字的小令，柳词“自春来惨绿愁红”已衍为一百字的长调。《女冠子》由原来的四十一字衍为一百十一字。他的《夜半乐》词描写“绣阁轻抛，浪萍难驻”的惆怅心情，就可以在长达一百四十四字的篇幅中，大开大阖，恣意铺张。属于这种情况的还有《十二时》、《长相思》、《望远行》等。柳永还因精通音律，能自创新调。如《笛家弄》、《满朝欢》、《迎新春》、《解连环》诸调，都是柳永新制的慢词。他还在单调、双调之外，创造了三叠的形式，如《戚氏》、《夜半乐》等，可说是词体中的“鸿篇巨制”。但是，柳永的贡献更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把慢词的艺术表达功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慢词因篇幅长，字数多，在表现手法上自然要有别于小令。一般说，小令以含蓄蕴藉、言简意丰见长，慢词则以铺叙取胜。 慢词铺叙之法，在后来周邦彦和豪放派苏、辛等人手中，得到充分发展，但作为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词人，柳永实在是功不可没。在柳永的带领下，词人们才大量创作慢词，并取代了旧有小令的地位。 二、开拓了词的题材 词从晚唐以来，主要作为娱宾遣兴的工具，其内容总不出男欢女爱、离别相思。北宋前期词坛，文人填词大致承袭唐五代花间词风，而以晏殊、欧阳修为盟主。与晏、欧几乎同时，以柳永为代表的“歌者之词”，却另辟蹊径，把汉魏乐府中游子思妇题材同唐五代词中男女情爱与离愁别绪的描写结合起来，从词的内容、表现手法到语言风格，都令人耳目一新，给文人词输进了新鲜的血液。 首先，柳词多写当时市民的生活情景，涉及时事政治与人民疾苦者很少。但他或抒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下面我从体裁，选材，结构形式，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用我有限的知识来比较一下《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1，体裁。 《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由司马迁首创。而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 2，选材。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涌现出的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3，结构形式。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七十列传又在世家之外。班固取材于《史记》，承袭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柳永词的特点及举例赏析
1. 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变。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真正开启宋词天地的重要词人。他以一落魄文人，流连坊曲，采纳市井新声，为文人词作输入新鲜血液，并自觉地以市民情调取代贵族情调，变“雅”为“俗”，从而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情趣，在词中开拓出另外一番境界。从内容上来看，柳词虽仍多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之作，但也体现出许多新的倾向，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第一，在描写男欢女爱的传统题材时，柳词从达官显宦的峻台重阁转向了平民百姓的市井青楼，具有浓厚的市民气息。这类词作有的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泼辣的爱情意识，有的表现了惨遭遗弃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有的抒写了处于社会下层的伶工乐伎的不幸遭遇和美好愿望，皆透露出新的时代气息。第二，工于羁旅行役，他把这些本来多入于诗的言志抒情内容一并移入词中，用来描写江湖流落的索寞，抒发别离相思的况味，此类作品达到了比较完美的艺术境界。第三，部分词作还展现了北宋承平之世繁华富庶的都市生活与多彩多姿的市井风情，这在柳永之前的词作中是不曾见过的。另外，那些抒写作者身世遭遇，表达怀才不遇的愤懑和对游宦生涯厌倦的作品也颇值得注意。著有《乐章集》。 2. 柳永词标志着北宋词发展的转折，他对词的创造性贡献更主要是体现在词调和艺术方面。首先，发展了词的长调体制。柳永精通音律，或利用民间原有的曲调，或把小令扩展为慢词，或旧曲新翻，或自创新调，使慢词的曲牌大为丰富，词的体式至此相当完备，这样就增加了词的表现容量，扩大了词的表现能力。长调蔚然成为一代风气，倡导之功不能不归于柳永。其次，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柳永把六朝小赋的作法移植于词，创造了铺叙展衍、恣意渲染的艺术手法，写景状物备足无余，叙事抒情淋漓尽致；与铺叙相配合，他还长于白描，不加藻饰而又生动传神；此外，构思细密，布局完整，章法委婉，层次分明也是柳词的重要艺术特征。第三，革新了词的语言表达方式。柳永也能以清丽的语言写传统的雅词，但他贡献最大的却是使用极其生动、浅近的语言写出的俚词。他一扫晚唐五代词人的雕琢习气，充分吸收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口语入词，以通俗流利的语言取代雅致绮丽的修辞，达到了“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的境界。正是在柳永手中，俚词才具备了和传统雅词分庭抗礼的资格。作为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柳永对后来词人沾溉甚深，许多大家都受惠于他，柳词不仅促进了宋代俗文学的发展，也为金元曲子开启了先河，以至有人称他为“曲祖”。代表作品有《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望海潮》（东南形胜）。 一、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 1. 此词把男女恋情与羁旅行役结合在一起来写，在倾诉与情人依依惜别的同时，也寓含着词人仕途失意的抑郁、知音不再的悲凉以及江湖飘零的凄苦，感情真切诚挚，情调哀怨伤感，是颇能代表柳词风格的佳作。 2. 此词的艺术特点： （1）情景交融，虚实兼写。这首词上阙叙述别情别景，下阙设想别后相思，或融情入景，或因情见景，都是以冷落凄清的秋景来渲染衬托难以割舍的离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词的上阙写临别的情景，是实写；下阙写别后的想象，是虚写，或实景传虚，或虚景实写，既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又拓展了作品的艺术境界，虚实相生，相得益彰。
《史记》的叙事特点
《史记》的叙事特点 摘要: 《史记》以朴素平实、简洁形象的语言，在“本纪”、“世家”、“列传”中不仅以纪实的方法完成了对历史性事件、人物的表现，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充分运用形象思维，在实中有机地融入了“虚”——合理虚构的成分，以天才的艺术思维和高明的表现技巧创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历史叙事中所表现出的突出的文学色彩，显示了有别于传统史书的历史人物叙述方式，在“史”的叙述中有着浓郁的小说因素，为后来的小说发展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 《史记》；叙事特点；人物形象；实录性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史记》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一般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的《史记》其主旨是“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至于其形成，则是司马迁在“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基础上惨淡经营的成果（《报任安书》），它完成了自上古(黄帝)至汉初(武帝太初)三千年间的历史发展展示，是古代历史的伟大叙述，更是古代历史事件、人物的高超演义。司马迁还运用了材料的使用和酷文的转换来达到这种“春秋笔法”的创新。材料的运用中，他力图通过互文法，相互参照，又更是使用了将不再外功，相不在内管的奇特材料安排，把褒贬都突出表现出来，见其运用材料时的匠心独运。如：蔺相如把功立在了完璧归赵和渑池之会上，却没有多描写其出现在协助赵王处理内政事务上面。《史记》的叙事具有实录性的特点，司马迁的《史记》在叙事上的实录性特征，不仅得到了自汉以来历史学家的肯定, 而且也经历了一些出土文物和文献的应证。陈直在《史记新证》中说:“太史公作《殷本纪》, 合于殷墟甲骨文者, 有百分之七十。推之《夏本纪》, 虽无实物可证, 亦必然有其正确性。如《楚世家》之楚侯逆, 楚王頵, 皆与传世铜铭文相符合，尤见纪载之正确性。又如寿县蔡侯墓近出铜器群，倘无《蔡世家》，则蔡侯后期世系, 即无从参考。更如《汉兴将相大事年表》，所记立大市、立谷 口邑、立阳陵邑等，皆不见于《汉书》，反与出土古物若合符节。”历年来的出土文献, 都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所记人和事的真实和可信，而《史记》的真实记述又为我们研究出土文物和文献提供了可靠的线索和依据。所以，司马迁的《史记》叙事的实录性特点, 已是无可质疑的了。 《史记》中, 司马迁能跳出当时人们对刘邦一味赞颂的氛围, 冒着丢掉性命的生命危险, 以史家的胆识, 如实地“实录”了刘邦的行迹, 表现出强烈的叙事实录性特点。司马迁不仅在叙写汉朝开国君主刘邦时能做到叙事的实录性，而且就是在叙写本朝皇帝汉武帝时, 也能做到“文直、事核”, 坚持叙事的实录性。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人,《史记》中记载汉武帝生平事迹的《今上本纪》已早不存在, 据说, 汉武帝闻司马迁作《史记》, 便下令取景帝及已本纪观阅, 以为 不当, 怒而削去之。现在《史记》中的《孝武帝本纪》是后人从《封禅书》中截取文字补缀而成。这一传言虽然不可信以为真, 但《今上本纪》确不复存在, 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