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守德义与书生之见_浅评张之洞的外交思想

20089?１２１

陕西教育苛守德义与书生之见

——浅评张之洞的外交思想

[摘

要]张之洞虽未曾直接参与外交事务，但因其在清廷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外交思想对时人的影响还是很大。

本文从他的外交思想出发，分析了他各时期外交思想中的书生之见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外交事关重大，现代的外交家应该从张之洞书生之见中吸取教训，避免空言误国。

[关键词]

张之洞外交思想

综观张之洞的从政生涯,终其一生都未直接参加过外交事务。因缺少外交经验,致使他的许多外交思想缺少实践的可能和基础而流于空言,不能被清政府所接受。因此，他的外交思想对当时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许多涉外事务的解决产生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就他本人作为中兴名臣和封疆大吏的特殊身份，其一举一动，对清廷的影响极大，特别是在关乎清政府安危的外交事务上，朝野人士不能不对他的言论有所侧耳。

就他的外交思想而言，其基本出发点是抵御列强侵略，维护国家主权。他的外交思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是德义思想，中期是御侮自强，后期主要是以夷制夷。当然，他各时期的外交政策并非完全孤立，而是互相影响，一一贯之，只是各时期的地位不同。具体而言，“德义”思想，主要是清代前期外交政策中恩威并施的延续，即对外交往的目的是“用威使夷知威，用恩使夷知怀”。中法战争前张之洞的外交思想主要是这种德义色彩的反映，即以儒家精神为指导，用“王道”思想中的道德和仁义去感化外人遏止战争。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前为中期，这时他的外交思想主要是御侮自强，包括：“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自强为柔远之本源”。即不惧战，在与外国交涉中不怕最后诉诸武力；不怕烦琐，以公法为依据，敢于力争，凡与我主权相关之利益，虽极小亦力争之。外御侮，内自强。甲午战争后，主要是“以夷制夷”思想。他的这一外交思想包括五个方面：守在四夷，外洋设领，远交近攻，联结强援和均势思想。总体而言，张之洞的外交思想虽不乏合理性和先进的成分，但就清末的国情看来，缺少可行性，属于书生之见，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1.中法战争前张之洞外交思想之所以带有“德义”色彩，主要是由于他对近代外交的实质、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了解，以及天朝上国的迷梦未醒，希望以王德使夷向化。因此，不切实际的主张对俄“夷以义”①[P39]在张之洞看来，投之以桃必报之以李，而沙俄不仅不知报，反而施于战争，在伦理道德上实属不该。鸦片战争后，天朝上国的文化优越感已不复存在，而当时的士大夫心中蕴藏的以“王德”促人向化的遗情未了，那种妄自尊大、高高在上的心理仍未泯灭，强调以儒家精义作为交涉的依据，一味地宣扬清政府宽厚待人，希望各国平等对待清政府，不要施于战争。1880年8月沙皇被刺，俄国社会动荡，他力谏清政府派曾纪泽赴俄宣扬“古来安民之法”，以为“从此兵端渐敢，旦感我之推诚亲睦，其军其民皆我矣。”①[P81]这种以“德义”服人的外交方针及措施，在张之洞而言，无疑是弭兵、息争、睦邻的法宝，但在实际当中却显示了极大的保守性和不合时宜，难免书生之见。

2.自强御侮中的书生之见，主要体现在“以条约为章程”和苛守“万国公法”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与洋人的交涉中，因彼强我弱，对方持其坚船利炮，常常以条约为假借，

贪婪地索取各种利益，使清政府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严重的损害了我国主权。鉴于此，张之洞提出应以条约为斗争的武器，并提议总理衙门“更按各国条约，参酌比例，并检俄国历届照会，逐细研求，可驳者更复何限，以此话俄，俄其何辞？”①[P40]由于他对万国公理原则的认同，据此认定万国公法确实是挽回国家利权的一个重要工具。因此，他就特别推崇万国公法在国际间的法律效力。可当时，泱泱中华已沦为列强侵略和瓜分的对象，张之洞欲借助当时列强所操控制订出来的国际条约和公法等，向欲瓜分中华、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列强讨求清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权益，无异于与虎谋皮。因为当时世界并没有出现一个国际性的组织来为条约、公法的执行提供规范和保障，可以说，公法的可行性、有效性完全掌握在制定者列强的手中。而“坚守要约，务守公法”在实际的交涉中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已。

3.张之洞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中所涵盖的重利结强援和结盟思想无不显示了张之洞缺乏外交历练，坐而论道的书生之气。他认为“嗜利”或“惟利是图”是资本主义列强的本质，而联结他国与之结盟是以互惠为基础的，这是国际惯例。主张在联结强援时出让商务、矿物，甚至领土，虽用心良苦，但客观上就是出卖行径。这也说明他深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在国际交往中也会投之以桃，而报之以李。但最核心的原因是他缺少完整的领土观和国家观，均势思想主要表现在东三省开口通商上。这也表明他的外交思想从以兵保国转向了以商保国，“借各国商利以拒俄”①[P8815]他坚持的这种策略在当时主客观条件下是很难成功的。因为决定均势政策成功与否的根本在于是否有足够的实力和能力去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能者，极易成功，不能者“前门拒狼，后门揖虎”②[P329]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势衰微，在外交上没有发言权，且俄国的势力在东三省占主导优势，依此来援引东南互保的成功先例来打破现状已属不可能。因为外交政策从来都是以利益为导向，没有哪个国家会为了维护缔约国的利益而丧失自己可能的权益，或者冒者丧失即得利益而去对抗强势的国家。

以上看来，张之洞外交思想中的书生之见主要源于他从文化的优越感出发，即以“德义”思想来对抗近代实力外交。同时，也与他始终都不能忘怀儒家经义，始终自觉地承担纲常名教的维护者有关。最为制约他外交思想的原因是，他对近代风起云涌的国际形势以及清政府日薄西山的国情认识不清，加之他缺少外交历练，缺少完整的疆域观，给他的外交思想凭添了许多书生之见，少了许多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也就未能被清政府所采纳。

但由于他在清廷的特殊地位，他的外交思想在当时的间接影响较大，特别是他的书生之见副作用较大。例如：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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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以培养大学生健全的心理素质为目标,遵循面向全体学生、学生主体性、活动性、情境性、协同工作等原则,综合运用专题训练、教育渗透、咨询辅导等基本教育途径,有效发挥学生、学校、家庭等基本要素的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3.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契合与互动，优化大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心理健康素质。除了要进行基本原理、政治观点等内容的教育外,还应包括心理品质的培养,良好的思想素质的形成与人心理健康状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成功的思想教育常常本身就能起到心理支持的作用。教学工作的实践经验也告诉我们,解决了学生们的某些思想困惑,也就消除了学生们的某些心理困扰，从而间接地达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心理健康的大学生更易于接受思想教育,并能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外化为自己的行动。事实上,目前许多学校已经把心理教育的内容纳入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中去了,而一些咨询活动也常常是在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今天,大学生们感到困惑的所谓“问题”,常常是思想矛盾和心理矛盾的混合物,仅靠某一种手段是很难解决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心理咨询取代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或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取代心理咨询。我们要根据学科间内在的联系,加强方式方法等方面的融通与借鉴。在现有情况下,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积极性,遵循发展性心理咨询的原理和教育规律,把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心理咨询功能和心理咨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使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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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登峰.大学生心理卫生与咨询[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大学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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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定后，为了迫使日本废约，张之洞甚至提出了以出让一部分领土的方式来换取英俄的支持，他上凑“与俄国商定立秘约，如肯助我攻倭协俄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域，或北部数域以酬之，并许以推商务。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地带，并许与若干以酬之，亦许以推广商务。”①[P2061]虽后因英俄均以保持中立为由被拒绝，后转向法国后也告失败，但他这种重利结强援的思想，在当时的影响是极大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主张对俄“与之结欢”“以制东西两洋”③[P3]在京官吏更亦有与之呼应者，如侍郎许应驶上凑力陈“昔当联英以拒日”。④[P6]甚至清廷最高当局也指令驻俄公使许景澄，如果沙俄兵舰到辽东海面，助我兵力，中国愿与俄订立秘约“以酬其劳”。此时，张之洞更是积极倡言：“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

计，而中国已实受其益。日人凶锋，籍此少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相去远矣。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秘约。”④[P36]总体而言，张之洞的外交思想中的空言较多，但他对清末的局势影响较大。因此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以避免我们现在外交上的空言误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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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

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必须熟悉原作者在撰写文本时受到的是何种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从哪些方面影响了他（她），他（她）在创作过程中是如何接受，抵抗，消解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帮助我们探索作者所处的客观环境和他（她）的写作目的，方式，从而决定大体的翻译策略，也决定对原文中的有关于概念和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

其次是加强诗学(poetics )在文本鉴赏过程中的重要性。译者在原作诗学与自己文化的诗学之间进行妥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令人神往的对文化融合过程的深刻见解和某一特定诗学影响力的无何否认的证据。对这一过程的把握不仅能使学生进行更加有效的文本鉴赏，并且还能引导他们加深对各种文化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理解。

最后是论域(discourse universe )的作用。在对“论域”这一概念进行阐述时，勒弗维尔提到，译者必须在对原作者所处的论域（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的一套整体概念、思想意识、人物和事物）与译者和他的读者所处的另一个论域之间取得平衡。而在两个论域之间争取平衡的首要条件是对译入和译出两个文本所处的论域的了解。相对于译出语来说，译入语的论域更为陌生，也就更加难以把握。由此，在教学过程中引入论域的概念，并对原文作者所处的论域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从原文本形成的内外因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全方位的品读和鉴赏，并以作品为基点，深入至作品和作者的联系，探讨原作的文化和心理成因，为随后的翻译实践和实践过程中策略的选择找准基调。

简而言之，文本鉴赏的过程不仅仅只是一个对原作进行条分缕析的过程，它的起点也不应该是表面的词语和段落。在翻译教学过程中，老师真正应该做的，是引导和帮助学生深入内里，挖掘作者写作的背景、意图和方法，探索作品形成的原因和它对所处时代和后代的影响。有了这些知识作基础和铺垫，学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原作的精神内核，形成正确的理论框架，从而更好地进行翻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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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

研究生论坛

张之洞简介

张之洞，人称张香帅，号抱冰老人，南皮人，东南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中国幼儿园创始人（第一所幼稚园，选聘了3名日本保姆）。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张之洞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探花）。1909年(绪三十五年) 七十二岁。10月4日病逝，6日追谥文襄，晋赠太保。翌年归葬南皮。 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非常生猛。后任山西巡抚和各地学官,后来长期任总督，1907年后任大学士，军机大臣，1909年死，谥号文襄。 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武汉，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曾记否，北伐时京汉铁路大罢工），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为了图，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便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重型企业。汉阳铁厂于1894年建成投产，开炉炼钢。炼铁厂共有铸铁厂、打铁厂、机器厂、造钢轨厂和炼熟铁厂等6个大厂，4个小厂，两座钢炉，工人3千人，外国技师40人，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于是张之洞又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此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又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露天铁矿——大冶铁矿。张之洞先后下令开发大冶三石煤矿、道士茯洑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和江西萍乡煤矿（安源煤矿，太祖发迹的圣地）。这样，就以炼铁厂为中心，兼采铁、和采煤和炼钢为一体，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为我国重工业开了先河。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从此闻名天下（曾记否，汉阳步在八年抗日战争都在用），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重要作用。张之洞还是六君子之一——杨锐的老师。 1898年（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在省城东门外卓刀泉创建农务学堂。1900年正式开学，聘请美国农学教习2人指导研究农桑畜牧之学。 1906年，农务学堂校址迁移到武胜门外多宝庵地方（今湖北大学校园），开设高等正科，改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并附设实验场。这是湖北最早的近代农业学堂和现今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 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课程有汽机、车床、绘图、竹器、洋脂、玻璃各项制造工艺。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摘要：张之洞(1837～ 1909)中国近代教育家、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他重视兴学育才, 认为“经国以自强为本, 自强以储才为先”, 在40 多年的仕官生涯中, 没有中断过兴学育才的教育活动。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 强调“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极力提倡学习西学西政、西艺、西史 ,倡办的各级各类学堂多具有资本主义近代学校的一般特点,教学内容增加外国语和天、地、兵、算、声、光、化电等近代科目。他注重师范教育,提出“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 关系至重”。派遣学生及学务官员出国留学或考察教育；和袁世凯奏请递减科举，张之洞忠于清王朝，却因积极倡导改革传统教育，大力发展新式教育，成为封建教育制度的掘墓人和近代教育制度的奠基人。晚年受命同张百熙、荣庆主持制订了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的近代学制癸卯学制。他倡办新式学校的活动及其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张之洞；教育思想；影响 张之洞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 ,后起的洋务派领袖。他在1898年著成的《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体系,成为清末教育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对教育的作用与宗旨的看法，随着时局和他的处境不同而有所变化，以保障满清皇朝利益为依归。他早期两任学政十年，教育宗旨是“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教育内容是“通经学古之学”，对象是培养少数士子，强调伦常名教，注重品行，不在求富求强，适应世变，此时出版的《輶轩话》和《书目答问》，极少涉及西学，甚至是用来抵制新学的。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认识到人才比武备更加重要，1885年上《筹议海防要策折》，指出“当时急务首曰储人才”，认为“战人较战具为尤急”，把教育局限于纯工具性的作用。及至甲午战争初期，看见日本教育成功之例，稍改看法，把教育的作用由战人战具的关系提高到立学立国的关系来看，《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教育救国的基本思想：“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1898年的《劝学篇》，更肯定“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同心》），认识到“自琼森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相信“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利益》）。虽然如此，1898年5月所奏的《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张

中国近代史人物点评

中国近代史人物点评——李汉俊 李汉俊（1890～1927），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湖北潜江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与陈独秀、李达等共同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2月即代理上海党支书记，并主编《新青年》。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脱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1926年春赴上海任教。1927年底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年仅37岁。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少年时期李汉俊1890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李汉俊聪慧过人，勤于学习，并萌生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6岁进私塾念书，有过目成诵的聪慧。小小年纪，就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并娴于辞令辩才。李汉俊年幼时曾听

他父亲给他讲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的故事，他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历史知识。20世纪之初，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四方列强大肆侵略，华夏大地已是“瓜剖豆分，千村寥落”。李汉俊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萌生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念头。他说：“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倡导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是中共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说：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1918年回国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劳动界》，他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在上海参与发起建党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建立。早在1919年9月，李汉俊就萌发了在中国建党的思想。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陈独秀等组织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他和陈独秀等又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来探寻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最早揭示这一思想核心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②。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 在这一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肯定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更进而肯定两者的功用，即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这两者又被强调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说到底，就是他们企图要以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达到维护古老的封建王朝这个“中体”的目的。显然，这一思想体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矛盾。从哲学上看，这种两分法是谬误的，因为它是一种既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 然而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③。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指向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即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④。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⑤，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

略论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及其影响_谢清溪

略论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及其影响 谢清溪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在清末新政中，不论在文教、军事、工商以及政治等方面，张之洞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他在清末新政中最突出的成绩是对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在他的努力之下，废除了科举制度，并使中国的近代教育制度得以确立，使学校教育迅速得到发展，使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传播。 ［关键词］张之洞清末新政作用影响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诸如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维新与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等他都身历其中，特别是在清末新政中，张之洞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就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影响作一探讨和研究，以期对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能有所裨益，舛误之处，乞望专家斧正。 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被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扼杀以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维新运动的失败中进一步觉醒，坚定了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信念；另一方面，面对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人民大众的反帝斗争愈风起云涌；同时，维新派在变法失败后康梁等逃亡海外，由“保皇”而后转向立宪；清政府于庚子之役后，面对内外加剧的危机，亦深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１９０１年１月，清政府颁布维新上谕，指出“近数十年积弊相仍，因循粉饰，以致酿成大衅”，“欲求振作，须议更张。”诏书说：“世有万祀不易之理，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声言要“取外国之长”，“去己之短，” “壹意振兴。”并要求各军机大臣，各地督抚及出使各国大臣，“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各举所知条议以闻。”［１］（Ｐ．４６０１－４６０２）这道上谕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张之洞积极地投入其中，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角。 为了筹办新政，清政府于同年４月设立“督办政务处”，张之洞为“参与政务大臣”，“督办政务处”的主要任务是参酌中外政治，列成条文，汇编成典，供朝廷参考。是年７月，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其变法主张，先后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合称“变法三疏”，亦即著名的“江楚会奏”。在“变法三疏”中，张之洞针对“上年京畿之变，大局几危”的严重形势，强调了变法的必要，指出“不变何以为国。”［２］（Ｐ．１０）在文教、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 改革文教，这是张之洞在清末新政中最为显著的成绩，其中最主要的是废除科举制度和制定新的学堂章程。 张之洞在“兴学育才”过程中，深感科举制度对培养选拔人才的束缚，主张变革科举制度。他认为“救时必自求人才始，求人才必自变科举始。”“科举制度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文而弊起。”［３］“今日国蹙患深，才乏文敝若非改弦易辙，何以拯此艰危。”［４］（Ｐ．２－１５）因此，他主张“将科举一事”，“酌量变通。”［５］（Ｐ．２－１５）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他提出了变革科举的办法：（１）设文武学堂。认为此乃“救时首务，振作大端。”（２）酌改文科，递减科举旧额。“将科举略改旧章，令与学堂并行不悖。”以“讲求实学，考取有据，休用兼赅，有裨时用。”（３）停罢武科。张之洞认为，武科落后于时代，“硬弓刀石之拙，固无益于战争弧矢之利，亦远逊于火器。”［６］（Ｐ．２－１９）主张选拔“晓枪炮火精”，“诸营阵之法”［７］（Ｐ．２－１９）的良将。根据张之洞的建议，清政府１９０１年８月宣布废除武科教育，取消“八股文程式”，在四书五经之外又增加了政治、时事策论等考试内容。尽管如此，科举取士仍为求取功名利禄的捷径，众所争趋，学校教育仍得不到很大发展。于是，张之洞会同袁世凯得不到很大发展。于是，张之洞会同袁世凯于１９０３年３月，再次奏请递减科举。他认为“致治必赖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而“足以为学校之的而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８］（Ｐ．７－８）科举是“就已有之人才而甄拔之，未尝就未成之人才而敦成之。”［９］（Ｐ．２－１９）因此，只有大兴学校，才能培养以济时用的人才。对于科举制度，即使不能骤废，“亦当酌量变通”，“分科递戚”［１０］（Ｐ．７－８）。此折上奏后，未有覆议。同年１１月，张之洞与茶庆、张百熙联衔上奏，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张之洞指出，各省学堂之所以未有大的进展，原因在于“经费难筹”，“经费所以不能捐集者，由科举未停。” “必须科举立时停罢，学堂办法方有起色。”他把科举与学堂分析对比后指出：“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但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科举但取词章，其品谊无从考见，学堂兼重行检，其心术尤可灼知”；“各学堂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史文理诸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此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未所备。”［１１］（Ｐ．２４－２５）因此，他建议“自下届丙午科起，每科分减中额三分之一”，计划十年即１９１２年减尽，以后生员皆出于学堂。他还对旧日举贡生员的安置，提出具体方案，以减少变革科举的阻力。但是，张之洞在变革科举的过程中发展，“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则“学堂决无大兴之望”，“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按清廷计划，十年后取士尽归学堂，科举停后，也须多年人才始盛。方今“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因此，张之洞会同袁世凯，于１９０５年８月上《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建议停罢科举，广兴学校。认为只有“广学育才，化成民俗”，才能“内定国势，外服强邻，转危为安”［１２］（Ｐ．５７－５９）。在张之洞等人的倡议下，清政府于１９０５年下令：“自丙午（ｌ９０６）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１３］（Ｐ．５７－５９）这样，在中国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科学制度终于废除。废除科举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张之洞对废除科举制度付出了巨大努力，其功绩不可磨灭。 张之洞对清末文教改革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参与制定新的学堂章程，制定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学制，即颁行全国的“癸卯学制”。 在“癸卯学制”之前，已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了１９０２年学制“壬寅学制”。但朝中大臣意见不一，于是清政府著令重新修订。张之洞素以“知学”著称，特别是在湖北“兴学育才”，名震遐迩，被称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１４］（Ｐ．２１）清廷遂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重订学堂章程。实际上，重订学堂章程的任务主要由张之洞承担，“癸卯学制”主要出自张之洞之手。经过张之洞重订，“癸卯学制”比“壬寅学制”更加完 【黑龙江史志２００８．１２】 史志鉴研究１７

中国近代史纲要人物评价 林则徐

林则徐生平简介：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70多年，被誉为近代最重要的名族英雄。嘉庆九年（1804）中举。十六年中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二十五年起，先后外任浙江杭嘉湖道、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任上整顿盐务、兴办河工、筹划海运，采用劝平粜、禁囤积、放赈济贫等措施救灾抚民。后升任河东河道总督，亲自实地查验山东运河、河南黄河沿岸工程，提出改黄河由山东利津入海以根治水患的治河方案。十二年授江苏巡抚。江苏旱涝灾情严重，他上奏历陈民间困苦，坚请缓征受灾州县漕赋；致力兴修水利工程。为克服银荒和利于货币流通，他反对一概禁用洋钱，提出自铸银币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十七年，升任湖广总督。林则徐提出六条禁烟方案，并率先在湖广实施。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起在虎门海滩销烟，20天中销毁鸦片19179箱、2119袋，共计2376254斤。在此期间，林则徐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所译资料，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澳门新闻纸》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搜集外国船炮图样准备彷制。林则徐督师数败英军。鸦片战争开始后，英军陷定海，再北侵大沽。道光帝惊恐求和，归咎林则徐。九月被革职。二十一年三月受命赴浙江协办海防。五月充军伊犁。他在伊犁协助办理垦务，倡导水利，开辟屯田。又绘制边疆地图，建议兵农合一，警惕沙俄威胁。二十五年被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二十七年升云贵总督。曾先后平息、镇压西北西南民族冲突和人民起义，整顿云南矿政。二十九年因病辞职归籍。 历史罪人：在中国，凡读完中学的人都知道，林钦差赴任后，不去深入调查鸦片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和流入的渠道与路径，也不细查贩运鸦片的英商有何强大的国家背景，更不认真评估禁烟后所能产生的严重国际反响及其对自己国家可能产生的祸害，其上任伊始，就拍脑门做决定，实行了对境内外鸦片贩子“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强硬手段，从英国鸦片商人手中缴获了2万多箱鸦片现货，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予以全数销毁。现在回过头

革命人物评价

革命人物——黄兴 黄兴，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1874年10月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中，父亲黄筱村是晚晴秀才，年幼时便深受明末大儒王夫之影响。22岁考中秀才，到了1898年，24岁得黄兴正直青年时期，思想先进。在受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下进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时，便认同维新变法运动主张。1902年于两湖书院毕业后赴日留学，其先进的思想与渊博的知识为其之后的革命道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黄兴，这个先进人士，不惧艰难困苦，不惧强权，勇敢地站出来。积极组织革命团体，组织武装起义，每次起义他都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异常勇敢。 1905年7月，在日本，他结识到了刚到日本的孙中山。在黄兴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与之筹组的同盟会于8月20日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出任会长，而黄兴出任庶务，为同盟会仅次于孙中山之下的领袖。之后便主要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 1907年夏，黄兴在越南河内与孙中山一起策划南方起义。九月份，黄兴开始发动了钦州、防州起义并亲自指挥；继而12月份发动镇南起义。 1908年3月，黄兴等人有安南进入广西，率领200余人钦州、广州、上思再次起义，与2万清军连番激战并最终大败清军。随后，弹尽粮绝，以四人而御六百敌军，机智从容退回越南河内。但是之后发动的云南河口等起义都遗憾的失败了。 失败，并没有恐吓到他，并没有是他退缩。 1909年秋，受孙中山之托，黄兴在香港成立了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第二年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遗憾起义再次失败。 再次的失败，也没有使他丧气。 1910年11月3日，黄兴与孙中山等在南洋槟榔屿(马来西亚)集会，决定在广州再举行起义，与清军决一死战。 1911年4月23日，同盟会发动第三次广州起义，赵声为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他率敢死队百余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发现总督张鸣歧已逃跑。此次起义多人牺牲，事后收硷殉难者遗体，有72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兴指挥队伍杀敌，战至最终只剩他一人。右手负伤，断两指，逃到广州的河南女同志徐宗汉家，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黄兴由上海到达汉口，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民军同清军的战斗。在汉口、汉阳苦战20余日后，民军退至武昌；此时，黄兴认为应转攻南京，遭当地革命党人反对，乃辞职去上海。 黄兴，主见意识强，倔强而不顽固，识大体，顾大局。 黄兴于12月赶往南京指挥战事，并于12月2日一举攻下南京城。 黄兴，积极表现自己，事事亲力亲为。然而，功成后却不邀功，甘心居于人后默默地付出。 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相继光复后，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电孙中山归国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并主持南北议和的谈判。黄兴对大元帅一再推让，后改推举黎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黄兴仍一再推让。

晚清名臣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晚清名臣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一、张之洞的教育理念 （一）张之洞的教育理念 大家好!从古代一直到现代，有在教育改革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教育家，也有在教育方面有独特创新的教育家。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端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一位教育家，他颁布了近代学制《奏定学堂章程》，也叫“癸卯学制”，这个学制对废除封建科举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颁布这个章程的这位著名教育家在其他方面，比如在清代的社会政治改革、经济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位教育家就是清末的张之洞。 张之洞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最大的建树就是在1903年11月26日，和荣庆、张百熙拟定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他在教育方面最大的贡献，也是他在教育改革方面重要的贡献。这个章程是我国第一部正式颁布执行的近代学制章程，对于废除1300年来的科举制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 以我们说张之洞在清末教育史上堪称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主持的这个教育改革博采了外国学制的优点。这个时期，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末期，虽然闭关锁国是当时的政策，但是也阻挡不了国外先进文化、先进教育思想的传播，所以当时的一些教育家或者在教育行业中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对 西方教育思想都有自己的见识或者理解。

（二）张之洞的教育实践 这样就对传统教育的科举、书院、私塾开始实行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在中国传统的教育当中，书院、私塾、科举制度是比较盛行的，也是一个主要的教学方式。癸卯学制的颁布实际上是把教育当中的一些形式加以改革了。这个章程把普通的师范和普通的中学学堂、学校的优点突出出来了，把普通的师范和普通中学学堂分开，设立不同的机构。高等师范和高等学堂开始分设，师范又有不同的等级，根据老师的层次，比如小学老师、中学老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师范分为初级、优级这样两个级别。 初级收小学毕业生，小学毕业生毕业之后可以到初级师范院校来学习，当他们毕业之后就在小学任小学老师，这是当时的一个改革措施。优级收初级师范毕业生和普通中学毕业生，这是培养初中老师和普通中学老师的师范院校。所以在当时高等师范和高等学堂就开始分设了，这样一个分不同层次培养教师的模式就出现了。 这个章程颁布前，全国政府主办的学校还挺少的。章程颁布之后，到1910年，官办学校，我们叫公办学校就非常多了。可见这个章程的颁布对清末的教育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学校增多了，学生就必然增多了。求学规模的扩大，学生数量的扩大，功劳应该是谁的呢？就是张之洞的。 张之洞功不可没，在1907年的时候，他被升任为学部大臣

试论张之洞的为政之道

试论张之洞的为政之道 张之洞是一个让人产生困惑的人。阅读其在近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劝学篇》，再比较其本人的所作所为，会发现其中有诸多矛盾之处，颇为令人费解。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解释张之洞，从文化生命内核这个维度对张之洞进行了人文意义上的解读，以试图理解其看似矛盾而合理的一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上张之洞的本来面目。 标签：张之洞；中庸；为政之道 一、令人困惑的张之洞 张之洞是一个让人产生困惑的人。阅读其在近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劝学篇》，再比较其本人的所作所为，会发现其中有诸多矛盾之处。按照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方法“解读文本、理解对象、体验生命”的思路来理解张之洞这个对象，似乎存在不少困难。说他是爱国者，为何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即将入京）之时，他和刘坤一等一道策划“东南互保”，出卖“粤汉”、“川汉”铁路权益？说他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一个典型的忠君者，为何当朝廷需要他“北上勤王”时却宣布“东南互保”，置朝廷命令于不顾？再者，就忠君而言，他忠的是哪个君？是封建统治名正言顺的以光绪为代表的“帝党”之流还是对他曾有过赏识提拔之恩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党”之流？说他食古不化，他又主张“知变”，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文化；说他崇洋媚外，他又提出“器可变，道不可变”，竭力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概言之，这是一个矛盾的人，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虽“盖棺”已久，但尚无“定论”。 二、张之洞的为政之道：极高明而道中庸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一个普通的儒家士子以科举而进入官场，从不掌握实权而自命清高的“清流”到掌握朝政大权的“洋务派”，从力举和声援维新变法的开明官员到反维新、反义和团的中坚分子，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一点：张之洞是一个颇识时务的人。他对时局的把握和自身利益之间的关联之间的权衡，对一个儒家士人的固有坚持与适度的变通之间的把握，无不显示出一种儒家的精神已经深深渗入他的生命内核与骨髓，我们把此种精神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 “极高明而道中庸”语出《中庸》第二十七章，原文为：“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认为，这是对张之洞为官处世之道的最好概括，张之洞的所有看似矛盾之处均可于此处得到解释。那么何谓“中庸”呢？从古汉语习惯“中”字前置用法，似可理解为“庸中”，表面意思即为平常之中、平庸之中。但孔子把它称为“至德”，子思称之为“圣人之德”；自宋元以后，更被视为儒家的最高道德标准。其意绝非如此简单。我们认为，“中庸”绝不是一种无能的平庸，而是一种内敛的高明；虽是一种高明之道，但它却通过平常表现出来。这正是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张之洞与武汉”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张之洞与武汉”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活动目的： 1．以了解“张之洞在武汉的建设成就”为例，通过对教材中的内容──“洋务运动”的延伸，引导学生客观地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2．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深入挖掘武汉地方特色文化，培养学生知乡、爱乡的情感和建设家乡的社会责任感。 3．通过实践活动，使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方法，增强学生个人体验，培养学生初步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1．设计海报，鼓励学生自愿报名参加。 2．联系武汉音乐学院院办、武汉方志馆等处，取得相关部门的支持。 3．联系有关专家、学者，以获得支持。 活动过程： 201×年×月×日，张贴暑期海报，学生报名。7月7日，报名参加活动的同学在学校多媒体室集合，由教师简要地介绍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为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洋务运动的相关知识，使学生知道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地方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曾说过：“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所办洋务在武汉取得的成就最多。武汉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能够感受到现实与历史的交融。由此确定以“张之洞与武汉”作为这次假期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内容。 一、收集、整理相关材料。

师生共同讨论如何进行这次活动，计划进行实践活动的第一步，即师生分头搜集相关资料。同学们有的在校图书馆借阅到《末代名臣张之洞》，有的同学在武汉方志馆借阅到《张之洞评传》及《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有的同学在武汉档案馆借阅到《大武汉旧影》并对相关内容、图片进行了翻印，有的同学还通过因特网查阅到了史学界对张之洞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来，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汇集，初步了解史学界对张之洞的研究状况及张之洞在武汉活动的基本情况，并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汇编，制成了宣传栏。在这一过程中，有学生提议绘制一幅清末武汉三镇图，将张之洞创办的厂矿企业及学校标于图中，可以增加立体方位感。于是使用学校所拨经费购买了木板、油漆、排笔等工具，由学生主笔，在地理老师、美术老师的指导下，以《武汉历史》上的清末武汉地图为底稿绘制了放大后的清末武汉地图，并且进行了配色、着色，从而使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工厂、学校等跃然图上。 二、寻访历史遗迹、遗址，比照今昔，感受变化。 在教师的带领下，同学们连续三天头顶烈日，冒着酷暑对武昌、汉阳、汉口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因为目的明确，所以同学们的热情很高，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如在参观汉阳铁厂旧址时，有一学生提出了：“张之洞为何要将铁厂建在龟山下、汉江边？”立即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讨论，面对眼前依稀能辨认出旧貌的历史遗址，同学们运用所学的各科知识对这一处工厂的选址进行了论证。在各地的考察中，同学们还纷纷拿起照相机记录了他们初中生活中的这一段旅程。实地考察后休息了两天，29日学生到校交流各自的体会。因为具备了一定的理性和感性认识，学生们在交流中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虽不见高明但其思想已开始进发出理性之光。有些问题虽然提出来，但学生们一时无法解决，对此老师及时给予肯定，并鼓励大家不要回避疑难问题，同时表示将帮助学生联系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来帮助解决疑难问题。 三、访问有关学者，解析疑难。 由老师出面分别联系《张之洞评传》的作者、湖北大学文化学院的何晓明教授以及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研究员吴明堂先生，由学生进行访谈。学生们的

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及实践探究

兰台世界2012·11月下旬 一、“中体西用”思想产生的背景 19世纪初，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平静的清王朝统治。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来的，是近代西方的政治、文化、军事等内容，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痛感中国的落后，一方面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在向西方学习具体的观点上存在许多的分歧，积极学习派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同时也要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消极学习派则只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对于文化、政治制度等内容则坚决抵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张之洞开始了寻求革新之路，受英国传教士李提摩的影响，张之洞开始从军事人才培养和军械装备入手，同时兴办各类新式军事学校，从而开始了其“中体西用”思想的初步尝试与实践。1898年，张之洞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造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机，亦杜离叛道之弊”，标志着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正式形成。 二、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 1.“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基础。1898年，张之洞撰成《劝学篇》，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在该书中得到系统的阐述，《劝学篇》一书共分为内外篇，一共24篇[1]。其中内篇包括九个部分的内容，分别是：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和去毒，内九篇的内容谈以中学为体，旨是“正人心”，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主要是教育人们要奉行孔孟之道，遵守传统的封建道德规范，效忠于封建统治者。外十五篇，主要谈西学为用，宗旨是“开风”，内容包括：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攻教、非弥兵，主要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总之，《劝学篇》的内篇中，张之洞将中学作为根本内容，其目的是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外篇中则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技艺等方面内容以挽救走向末路的大清王朝。从其教育意义的角度来说，张之洞系统论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教政策的基础。 2.“中学”与“西学”的内涵[2]。“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包括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内容。这些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是根本。其特别强调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的地位，并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中学的精髓，几千年来都是这样，必须予以继承与延续，并指出这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根本，同时其坚决反对西方所推崇的民权和男女平等的思想，由此可见，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是通过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来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制度框架。“西学”包括“西政”和“西艺”两部分，“西政”是指西方的具体政治制度以及行政管理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包括法律、教育、通商等方面的内容；“西艺”是指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包括算、绘、声、光、化、电等方面的内容。他认为，这些西方的新学对于国家政治、经济、国防等方面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其在引进西学时具有一个明显的原则，即对于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西学”可以引进，而对于具有资产阶级进步思想违背传统封建伦理纲常的文化则坚决反对，不予引进。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体西用”思想中，中学和西学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其地位是不平等的。中学是本体，是核心、基础；西学之用，是在中学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作用。张之洞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是在维护清朝统治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当的变革，因而得到统治者的认同，成为近代新教育制度的政策基础。 3.“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在《劝学篇》一书中，张之洞围绕中学和西学，提出了一个改革教育体制的思想纲领。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学制系统和教育结构布局的建立设想，学堂课程设置原则，中小学以及职业教育，师资自费以及人才选拔等。首先，张之洞建议各地建立不同的学制系统以及教育结构布局[3]。在京师建立大学堂，道府建立中学堂，州县建立小学堂，中小学为大学堂培养、输送人才。其次，关于学堂课程设置及课程层次，张之洞提出“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的原则，对于课程设置，其主张在各个不同学段，中学的四书五经作为必学之课程，而西学则根据年龄作适当的安排。第三，重视基础教育。张之洞提出“宜教少年”的原则，主张教育从娃娃抓起，十分 重视青少年的教育。第四，重视发展农工商矿并专业的发展。在极力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张之洞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他提出“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的主张，并积极举办各种职业专业教育。 三、“中体西用”思想实践探索 1.系统教育设计[4]。1901年， 张之洞和刘坤一上了“江楚会奏三折”，三折中针对“育才兴学”提出了以下四条改革措施：设置文武学堂，改革文科，停止武科，奖励留学。张之洞第一次提出了建立教育系统的观点，勾画了教育系统的蓝图，并对从蒙学、小学、中学、大学的年限、课程、毕业职务等都有了具体的规划。1902年，在总结湖北系统办学经验的基础上，张之洞上了《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他强调国家的强弱与教育的水平息息相关，将兴办学校教育的意义提高到空前的高度，同时，奏折中针对系统化办学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变化与发展：首先，张之洞提出国民教育和义务教育的思想。其次，通过大学造就国家有用的人才。第三，强调师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员不迁就”的原则。张之洞不仅重视师资的专业训练，同时要求一切关于教育的行政人员等都必须对教育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够有效地解决教育当中的问题。第四，完全阐述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育、智育、体育。 2.制定完整留学章程，规范海外留学教育。清朝末期留学运动快速发展，到海外留学成为一种潮流，随着大规模的留学生留学海外，一些进步思想在学生中传播逐渐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特别是1903年留日学生发起的抗俄运动， 得到全国各学堂学生响应，震撼全国，清政府逐渐意识到规范留学教育的重要性。1903年，张之洞拟定了 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及实践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入手，详细分析其“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内涵以及在教育领域的实践探索，以期为当今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中体西用教育张之洞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及实践探究 □ 伊犁师范学院中国语言学院蔡红 摘要关键词文史探源 WENSHITANYUAN 72

张之洞译文

张之洞《劝学篇》的西文译本 黄兴涛 张之洞写于戊戌维新关键时期的《劝学篇》，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部名著。以往，不少学者在评论此书时，多会提及它被译成西方文字的事。如冯天瑜先生在《张之洞评传》中就曾写道:“帝国主义对此书也深表欣赏，先后译成英、法文出版。1900年美国纽约出版的英文本，易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帝国主义分子丁题良的《花甲忆记》也选录了《劝学篇》。[①]”但有关此书被译成西文的具体情况，却未见有更多的中文记述。因此，对一般人来说，该书到底有哪几种译本，它何以被译成西方文字，又究竟受到怎样的评价，却不甚了解。 《劝学篇》的法文译本出现在1898年。译者为西班牙耶稣会士管宜穆(Jerorme Tobar, 1855~1917)。管宜穆1880年来华，曾任职于耶稣会江南教区，著有《中国与外国宗教》一书，并将开封犹太人的碑文译成法文。1898年冬，他在《中法新汇报》(I'Echo de Chine)季刊上连载了《劝学篇》的法文译本。是年底，该译本在上海由东方出版社作为“东方系列”的一种正式出版。《中法新汇报》的主编在译本的序言中称，管宜穆是“最早以外国语言翻译此书”的人。就译本的独立出版而言，应当说这一说法大体不差。1908年，该译本经过修订，又出了新版。新版对初版的翻译作了提炼，有所删节，同时补充了原本所漏掉的段落，在法国著名汉学家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的帮助和指导下，该书的中文原文也随译文附在了每页下端。实际上，这是一种法文和中文对照本。 在1898年的法文译本序言中，译者对张之洞的爱国和所谓“慎重改革”精神，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赏。他指出，张之洞属于那种将爱传统同爱国视为一事，传统对他们来说即意味着祖国的那一类中国人。“人们常说在中国不存在爱国主义，这是经不起检验的。”序言还把当时中国主张改革的“爱国者”分为两类:一类以康有为等为代表，“希望骤然彻底地改变一切，将帝国一下子抛在改革的路上”;另一类则以张之洞等为代表，“更加慎重，步子迈得小些，以一种更持久的方式来进行建设”。其所推重的显然是后一种改革态度和方式。序中还历述了张之洞在中国的铁路建设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并声言“很久以来，西方人已经知道应还给张之洞精神以公正的评价”了。因此，序言最后认定，“无论如何，该书是鼓舞人心的”。1908年，该译本重版后，管宜穆在序言中依然保持了此种评价，但在表述上，似更加注意介绍该书的客观影响，亦即注重该书对于西方认识近代中国改革的“中国学”意义。同时，他也强调了该书的文学价值。序言写道: “《劝学篇》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对它的任何赞美都是多余的。本书的作者张之洞，因其超人的才华、担负的重任及为他的祖国所做的一切而闻名遐迩。他在书中所探讨的课题，即关于中国的革新，以及他所末取的方法和提出的建议，这一切都很自然地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我在此并不想谈作者那朴实、有力、引经据典而富于历史感的文笔，实际上，本文确实堪称现代文学的杰作。《劝学篇》的出现和它所产生的重大反响并不令人吃惊。它在很短的时间里多次再版，并被译成法文和英文。与此同时，一些详细介绍它和对它进行理性评论的文章，也相继在外国杂志土发表了……10年后，张之洞的《劝学篇》仍未失去其现实意义。它提醒欧洲读者注意中国在步入进步道路上的这一起点，并表明了北京政府想要达到的目标。同时，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对一些虚夸不实的改革方案所进行的修正。我们出版于1898年的译本早已销售一空，而读者们仍然渴望读到此书。因此，现决定将译文修订再版。” 如果就在杂志上开始连载的时间而言，《劝学篇》的英文翻译可能并不晚于法文。自1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