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任
赵元任（修改稿）
赵元任（1892—1982年）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被称为现代汉语言学之父。
关键词： 生平、语言、音乐、温婉、童趣、逸事、爱侣、婚礼、谐和、至交、眷恋、赏誉
生平
赵元任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英、德、法等多国语言。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赵元任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他文理兼修，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哲学硕士、博士学位，并选修物理、音乐，教授过数学、物理学、逻辑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在语言学领域着力最深，在音乐领域也很深的涉猎。
1926年，赵元任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与他出生时就已经声名赫赫的前辈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另外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
赵元任一生有一份煊赫的求学和教学经历：
1907年，赵元任进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进入康乃尔大学学习，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赵元任获数学学士学位。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的数学课程获得过两个100分，一个98分，多年保持了该大学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
1914至1915年，赵元任在康乃尔大学校哲学院研究学习一年。
1915年，赵元任进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l8年，获得哈佛哲学博士学位。
1918年，赵元任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研究学习。
1919年，赵元任回到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赵元任回清华任教，最初清华请他讲授数学，到校后又加开一门英语课程，后教务长让他改教中国史和哲学，最后决定教授心理学和物理。这年冬，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Russell）来华，他担任罗素讲学的翻译。
1921年，赵元任携妻子杨步伟到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致力于语言学研究。
1925年，赵元任再次回清华大学任教，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1928年，赵元任作为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赵元任又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开设中国音乐等课程。
1938至1941年，赵元任任教于耶鲁大学。
之后五年，赵元任再次到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
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一直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课程，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
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60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久，阔别大陆三十年的赵元任夫妇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和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再次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赵元任去世后，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同年4月4日，该校举行了隆重的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语言（一）
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当地方言和当地人交流。他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多门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的方言。赵元任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赵元任的听觉特别灵敏，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一种方言，此后终生不忘。他儿时就展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他每到一个地方居住，就能迅速学会当地的方言。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赵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赵元任又从他的大姨娘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赵元任15岁时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学习。当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一次在某宴席中，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同桌客人交谈。
刘半农曾想编一本“骂人专辑”，他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粗话启事”，公开征集全国各地骂人的话。赵元任看到启事后，来到刘半农的宿舍，用湘、川、皖等地的方言大骂刘半农。随后，周作人也来了，用绍兴土话又将刘半农大骂了一顿。当刘半农去上课时，竟又被广东、广西、湖南、湖北
等地的学生用方言骂了半天。后来，刘去拜访章太炎，被章用古语中的粗话大骂一通。
1920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蒋百里、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阳等人共同推荐赵元任，担任罗素的翻译，其时赵元任已接受清华的聘书，人却还没有回到国内。通过蔡元培、丁文江等人的努力，清华大学最后终于答应赵元任担任罗素翻译一事。赵元任回国后，随罗素在全国巡回讲学一年。由于赵元任口齿清晰，知识渊博，每到一地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研究方向。
罗素到中国，还携带其女友勃拉克。因此，每次应酬，赵元任不仅要为罗素和勃拉克进行翻译，还要翻译中国主人的发言，但他应付裕如。有人说，只有赵元任才能把罗素演讲的内容完完整整地翻出来，就连罗素说的笑话也能译的不走样儿。
罗素的演讲涉及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数学、逻辑、物理、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赵元任应付自如，他觉得，生活中的一般客套话十分难翻译，而翻译学术讲演反倒容易一些。一次担任学术讲演翻译后，他在当天的在日记中写道：“我按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完后才引起听众反应。”
赵元任为罗素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罗素在杭州演讲时，赵元任便以杭州方言来翻译；他在去长沙的途中向湖南人学会了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一个学生跑上来问他：“赵先生贵处是湖南哪一县？”
在清华任教时，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到江西、福建，进入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在外国语方面，据赵元任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盯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
有一次，赵元任在法国索邦（sorbonne）讲演，他用的是纯粹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演讲完毕后，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他常在关于语言学的讲学或著作中，使用一些由他
自己创作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有一次，赵元任讲语言与事物本身的约定俗成关系（即非必然联系）时说：“从前有个老太婆，初次跟外国人有点接触，她就稀奇得简直不相信。她说，他们说话真怪，明明是五个，法国人偏偏要说是三个（cinq）；明明是十，日本人偏偏要说是九；明明是水，英国人偏偏要说是窝头（water）。”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也会几种方言。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后，他们订了一个日程表，今天说国语，明天说湖南话，后天说上海话。
语言（二）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此文被收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赵元任晚年曾作《嵇熙戏犀》：“西溪犀，喜嬉戏。嵇熙夕夕携犀徙，嵇熙细细习洗犀。犀吸溪，戏袭熙。嵇熙嘻嘻希戏。惜犀嘶嘶喜袭熙。”他注明：“嵇，檄倪切，音兮，齐韵。一姓氏，二山名。”他以此文说明中国文字只有形、音、义同时出现，才可表达文章意思。
还有一首《唧唧鸡》也为赵元任所作：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机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鲫极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
赵元任告诉女儿赵新那，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赵元任的三女儿叫赵莱痕思媚，据赵新那说，就是“好玩儿”的结果。经常有人问起赵元任为什么给女儿起这么长的名字。原来，赵的三女儿小时候叫“LenSei”，是赵根据拼音拼出来的两个音节，但并没有相对应的汉字，上学后按谐音写成“莱痕思媚。”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1925 年，赵元任夫妇由法国马赛回国，途经香港，看见一家鞋店的白皮鞋很好，于是赵元任用国语对店员说要买两双鞋。因为赵元任有一个习惯，遇到合意的鞋总是买两双。当时，香港通用的语言是英语与广东话，通晓国语者不多。这位店员的国语很差，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于是，赵元任伸出两个手指，然后指指白皮鞋，意思是要两双。店员看了便生气地说：“一双鞋不就是两只吗
？还要说什么？”最后赵元任只好买一双皮鞋。他们买完东西出门时，店员用浓重的广东话说：“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录音磁带听听，你的国语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道：“谁的国语录音带最好？”店员说：“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这时杨步伟在旁边说：“他就是赵元任啊！”店员忿忿地说：“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能跟赵元任比？”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陈就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长大了，想学“国语”，就通过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进行学习，后来迷上了音乐，便迷上了赵元任的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
1928年，在赵元任、钱玄同等人的努力下，南京政府大学院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赵元任高兴地在这天的日记中写下：“G.R.yin yii jeou yueh 26 ryh gong bun le. Hooray!”（国语罗马字已于6月26日公布了，好哇！）
赵元任写信给林语堂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害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看了非常喜欢。
赵元任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研究语言，总结该地语言的特点。到有一次他在瑞典一个火车站卖票到Malmö，就用平常英德等无声调语言的语调用半降调说那个地名。赵元任说了半天，那个卖票的人才恍然大悟。赵元任发现卖票的人读Malmö方佛像过国语的去声加阳平，于是，他发现瑞典语有声调。
赵元任曾和家人一起开车环游欧洲。他总结沿途的国家跟外国人说话的惯例。一路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跟他们说法语；荷兰人因为知道很少有人会说荷兰语，所以跟外国人多半说英文；到了德国说德语；在丹麦人和瑞典人则尽量跟外国人说英文。他说：我们开车从法、荷、比、德近海一带听他们说话所得的印象，并不是过一国换一种语言，我们的感觉非常像坐着长江轮船从上海到四川一路的口音渐渐地变，而不是一国一国地变。
有一次，赵元任在瑞士的德语区，因为他第二天要开车到Matterhorn高山上去，所以准备将车送到车行进行一下保养，上上润滑油、检查一下机器。这天晚上他拿了一本词典查了这些机件的德文名
称。第二天到了车行，车行的人看赵元任时外国人，反而说起法语了。赵元任说，那不成，我昨天晚上用的是德文的功，今儿非得用德文才会讲汽车的事情呐。
语言（三）
赵元任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结束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说巴黎土语，行李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来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赵元任的听力很好，辨音能力强。他能够把一个字的发音分几部分分析开，从后面的部分念起，将一个字由后向前倒着念。有时他用录音机录下一段这种古怪的发音，然后用能够倒着放的录音机放，听起来就和按正常发音顺序念一段文章差不多。他高兴时喜欢给朋友们表演这种技艺。
1949年以后，胡适仍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泽东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他便去问赵元任，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否。
梁漱溟在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中，曾谈到对赵元任的评价：
梁：当时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听说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天，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艾：是这样，我也听说了。
梁：因为他懂得那个地方人讲话，从音韵上，从利用口齿上，他住上一、两天就晓得怎么样，就讲当地的话，人家告诉我是这样。
艾：是。当时在伯克莱的时候也请教过，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是关于罗素，因为他是陪着罗素做翻译的。
梁：有一段，本来翻译是另外一人，后来不行，后来罗素讲的东西那个人翻译不了，还是请赵先生去翻译。
艾：是啊，我也听说别的关于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个什么话倒讲，后面的几个音先讲，一大段话就是这个样子，录好以后就把录音带倒放，还是正常的话，他正是有语言的天才。
20世纪20年代初，白话文运动已成气候，赵元任开始进行汉字拼音化推广。他编辑灌制了《国语留声机片课本》，胡适为该书作序，称以留声机片教国语没有第二人比元任更适宜，该书最大长处在辨音的正确，如辨声调辨方言等，且书中用语活泼诙谐，可以破除教科书历来的沉闷。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
了为期三个月的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辗转镇江、丹阳、无锡、宜兴、溧阳等地，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回到北京后，他将搜集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此书出版时，语音符号准备采用国际音标，但当时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本书成为研究吴语和方言的珍贵文献资料，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赵元任根据发音系统和主要现代方言，从《康熙字典》的两万多字中挑选出两千字，作为“通字”，他认为日常的行文用这两千字就够了。他的这本《通字方案》一直不肯轻易脱稿，反复斟酌，考虑再三，一次一次地修改，还征求国内语言学家的意见。1979年赵新那到美国探望父母，年近88岁高龄的赵元任，每天坐在书桌前研究《通字方案》。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1981年，回到北京的赵元任曾感慨道：“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30年代时一样。在座者无不惊讶，非常钦佩。
音乐
赵元任的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在家时常妇唱夫随。赵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他曾选修音乐，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他专攻过和声学、作曲法，他教过音乐、音乐欣赏、中国音乐等课。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徐志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适《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谊《西洋境歌》等。
赵元任少时，曾将牵牛花可以摘下当作号角吹，甚至曾试图以之吹奏乐曲。
赵元任节拍感绝佳，儿时曾看祖父升堂审案，打犯人板子，便弄通了衙役们计数的特别办法：有的数一拍，有的数半拍，有的数省略……他便留心听衙役们到底有没有作弊跳着数的事情。听了很多次，他发现衙役们没有一回数错，也没有一回数漏。他告诉大人此事，大人总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花220美元分期付款（分6年）买了一架旧钢琴，而当时他的留学官费每月
才60美元。为了买到廉价的音乐票，他和爱好音乐的同学半夜起床去排队买票。一次，赵元任凌晨两点起床去替换早已在售票处排队的邹秉文，而到六点半，别的同学再来替换他。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初所创作的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元任曾深情地献上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1920年，赵元任作歌曲《尽力中华》，采用了和尚放焰口（一种佛教法事）时唱的调子，稍加改编，并配以和声。
赵元任常随手取身边的小东西作乐器。一次在清华的同乐会上，赵元任取十多只茶杯，然后敲打倾听音调，七音调正后，他用茶杯奏出一首乐曲，四座皆惊。还有一次游西湖，在一家木鱼店内，赵元任在每个木鱼上敲一记，很快选出十几个小木鱼，以半音相间凑成一套乐器。他用这套“木鱼琴”，可以奏出各种乐曲。
一次，赵家宴客，饭后，赵元任不让把盘子、筷子和碗收走，他拿起一根筷子，一个一个的敲，从餐具中挑出do、re、mi、fa、so……的音来，但找来找去，就是差一个音怎么也找不到。赵元任抬头看见了玻璃灯罩，灵机一动，取下来敲了一下，说也巧，正好补上了这个缺的音，大家全乐了。
赵元任的孩子们学英文字母、国语罗马字、注音符号等，赵元任就教他们唱，歌学会了，字母拼音也跟着会了。杨步伟的侄女杨若宪小时候住在赵家，她第一个学会了国语罗马字，赵元任便奖给她一顶帽子。
赵元任不仅教孩子们唱字母拼音，还将九九乘法表谱上曲，让孩子们变唱边背。他还从女儿们的课本中调出课文，谱上曲，配上和声，教孩子们唱。
赵元任雅好音乐，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和他的女儿们，有机会便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音乐作品。
在赵元任的音乐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家庭创作的，他常为女儿写歌，并教她们演唱。连上邮局寄挂号信排队的时间，也不放过。他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进行创作修改。他的大女儿赵如兰说 ：“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剃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评价说：“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
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萧还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一家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东奔西跑，钢琴丢了，天黑了也没有电灯，但他们的家庭合唱团却越唱越起劲。一到天黑，赵家的合唱团就开始唱起来了。赵元任的两个小女儿年纪小，嗓音尖，就唱女高音；赵元任则唱男低音；二女儿赵新那是女中音；大女儿赵如兰则补上第四部。
温婉
14岁那年，赵元任的大姑婆告诉他，他就要和一个姓陈的女孩订婚了，他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后来经过努力，赵元任终于解除了婚约，他高兴地说：“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赵元任拒婚的理由是“女方大两岁”，后来他却追求比他大三岁、性格迥异的杨步伟。
赵元任自小聪明、好学，从初中便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他一度沾染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但他后来努力改变恶习，并以父亲命名寓意告诫勉励自己：“元任，任重道远。”
赵元任在南京高等学堂预科读书时，与章元善同学，他们相互勉励，刻苦读书。因二人卧榻顶头相接，两人便将枕头以绳连接，先起床者拉动绳索，然后二人同时起床，到操场上练习英语发声。
1920年8月的一天，赵元任在南京一个朋友家认识了杨步伟，便爱上了她。当时赵元任正在为罗素的中国巡讲作翻译。一次罗素在师大讲演，赵元任迟到了，因为语言不通，罗素站在台上呆坐着，毫无办法。赵元任说：“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
1927年春天，赵元任曾到江、浙两省作吴语调查。他经常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借宿在农民家中。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太疲乏，两人上车后便躺在长板座上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这节四等车厢被仍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赵元任无意于做官，他与杨步伟结婚时只对杨提出一个要求：别逼他做官。
赵元任也不愿做行政工作，清华曾让他担任校长，他断然拒绝，后罗家伦担任了清华校长。
一次，赵元任从欧洲到上海，当时东南大
学正闹学潮，双方相持不下，都想让自己一方的人任校长，而赵与双方关系都不错，故双方都能接受他当校长。于是，杨杏佛和胡刚复二人日夜追着赵，请他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吓得赵元任连夜北上，逃到北京。
杨杏佛请赵元仁到中研院做研究员，赵同意了，但他和杨杏佛约定不任行政职务，杨杏佛则要求赵永不许辞职，赵元任笑说，若是你老兄不做了或情形变了，也不准我离去吗？没想到一语成谶，杨不久被人暗杀。
赵元仁到中研院，傅斯年说他在研究院一日，赵元任一日不能离院，他知道赵元任不做行政职务，不喜与人争权，所以屡次有人提议让赵元任做总干事，傅斯年总是阻止，以至于有人认为傅斯年嫉贤妒能，并且有些人设法离间二人。这件事杨步伟晚年写回忆录时记叙了下来，此时傅斯年已经去世。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朱请杨步伟劝说赵，杨说：“我从来不要元任做行政事。”
赵元任很不喜欢穿礼服。赵元任婚后初到美国时，生活很是艰难。赵元任便到妇女俱乐部去演讲赚外快贴补家用。在美国演讲必须穿晚礼服，赵元任不管这些，直接穿着便服去演讲。俱乐部主席很是为难，在开讲前问赵要不要租件礼服换一下，赵元任说一定要换我就不讲了。主席只能将就他。不久，赵元任要到纽约去演讲，此次演讲必须穿礼服，他就只能在招待室等着，让朋友临时出去租了一套来换上。赵元任也一直反对穿晚礼服，只有在1946年代表联教组织到法国去开会，为了国家形象只能穿才同意穿了，其他时间能不穿时就不穿，自己也从来不购置。
赵元任生活朴素，最不讲究穿戴。他一直自己开车，买东西，做饭，补衣服，许多家务事都是他干。他钉扣子最有意思，用一根大针穿上四根线，把线的两端合起来打上结就成了八股线，只一针就把扣子钉上了。
童趣
赵元任出生前，父母找人算命，算出是要生个女孩。等赵元任一下地，发现是个男孩，便说：“哎呀，敢情还是个小子呐！”于是给他扎了耳洞。
赵元任小时候和母亲一起睡，一天晚上，小赵元任看见母亲先睡着了，便大哭起来，母亲被他吵醒，慌忙问：“什么事？怎么啦？”赵回答说：“妈先睡着了嚜！”赵回想起来觉着自己很可笑，但当时他觉着母亲先睡着了就好像全家都走了，把他一人留下了似的，很是孤凄。
赵元任儿时，每到过年，赵家总是张灯结彩，赵元任很是欢喜，因为总是有好吃的，还
可以放花、放风筝、掷骰子玩，并且不用上学。所以在赵元任的心里，总觉着过年是一件大事情。于是他常盼望着过年，过完年才两三个月，他便吵闹着问母亲：“怎么老不过年？怎么老不过年？”母亲很是奇怪：“刚过了年嚜，怎么又要过年？”等过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吵闹：“老不过年！老不过年！”
赵元任儿时喜欢玩铜钱，一次他把三个钱含得嘴里，结果吞到嗓子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说不出话来了。母亲见他脸都憋的通红，说不出话，便问他怎么了，他指指自己的嗓子。母亲便将手伸进他嗓子里，他一恶心，才把钱吐出来了。
赵元任儿时喜欢看朝霞，他常天不亮就爬起来，站在院子里，不眨眼地盯着看，看着太阳一点儿一点儿的现出来，看到眼睛都花了。
有人送给赵元任一个三寸多的放大镜。没有人教他怎么用，他就自己研究怎么玩，将放大镜贴近眼睛远一些看东西，东西就变成了倒的了；他将一张报纸搁得放大镜底下，那些东西的倒影子就都出现在报纸上；他又跟吕爷学来用放大镜取火的方法，学到后便到处烧东西玩，幸好没闯出什么祸来。
赵元任小时候喜欢看雷雨，喜欢看闪电，更喜欢下大雨。每次下雨，院子里有一点湿，他就盼望着那水快点儿积起来，到满院子都是水看不见地就好了。他喜欢睡在被窝里听外头打雷下雨，总觉着外头越是又湿又凉，他在被窝儿里就睡的又干又暖和。
赵元任小时候常搬家，看家大人整理收拾东西，他也便整理自己的小东西。后来便养成了习惯，喜欢给东西归类。在国外留学时，赵元任曾想拿科学分类作他的论文题目，但老师若伊思（JosiahRoyce）说这题目太枯燥，才作罢。
赵元任说：“我五岁的时候儿说一种不顶纯正的京话，说一种地道的江苏常熟话，可是念书就只会用江苏常州音念。”
赵元任儿时读书，将描红上的句子是“圣上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居，未肯……”读成三字经似的句式：“圣上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居未肯，……。”
一次，菊花开的正好，赵元任和家人一起拿菊花做题吟诗，他开头儿第一句就写：“满堂菊花香。”赵的大姐说：“你头一句就把话都说完了嚜！你得慢慢儿的说呀！”于是赵元任就改成：“有人来看花，花开阵阵香……”他记得诗中有一句“风动一开张”，觉得应该是大人给他改的，不像是他会写的句子。
赵元任八岁是第一次坐船，从天津到上海，不晕船的时候，他喜欢在海上看日出看晚霞看雷雨看闪电，觉得
在海上看的比在地上的好看。有时候他站得船边看的入了迷，身上让浪花溅湿了，或是被潲进来的雨给濯湿了也不管，等大人叫了好几遍才回到房舱里。
赵元任儿时最喜欢三房叔公的么女侬姑，他说他几乎爱上了她，大人们打麻将的时候，他会挤在她身旁看着她打牌。他眼睛有毛病的时候，她总是在睡前给赵元任点最后一次药水。
逸事（一）
赵元任少年时爱好科学，兴趣广泛，他儿时就动手制作简易的电话；上学时，他动手制作望远镜和显微镜；用食盐和冰棍混合达到零下20度的温度；并半夜去观察彗星。
赵元任曾在大姐夫家和人比赛吃饺子，一口气吃了四十个，但代价是连着病了五天。
赵元任赴美留学前，需要剪掉辫子，剪辫时，理发师问了他两次，以便确定赵是不是要那么做。在留学生赴美前，美国总领事举行园游会，宴请他们。他看到赵元任等人改换衣着后说：“你们全换西装；希望你们仍为中国人。”
赵元任在南京读书时，醉心革命。当时光绪和慈禧先后逝世，全国“举哀”之际，跪在祭坛前的赵元任和他的同学们高声大笑，但没有人能听出有何不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赵元任异常高兴，他称辛亥革命为“那时中国最振奋的事件”。
赵元任对男性朋友也会产生爱慕之心，如对在常州溪山学校的李宗堂及在哈佛的胡正修，曾颇为亲近。
赵元任在美国读书时，醉心于学问，常常心不在焉。他很久不理发，以至于头发很长，一次在牛津街，走在他身后的一个男孩高叫：“嘿，那个家伙需要理发！”在街头走路遇到熟人，他也不打招呼，因此到康奈尔大学的第二年，他便得了一个外号“教授”。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时，还会犯心不在焉的毛病。一天，他于十一点钟走出物理大楼，一些学生正走进去，他们问：“赵博士，你不来上课吗？”赵说：“当然要来上课！”课是12点开始，赵便计划到体育馆作一小时的运动，但运动结束回到物理大楼准备上课时，课室已空无一人。原来他早错过上课时间了。
赵元任在耶鲁大学任教时，开车出门总是挨罚，给他们送罚单的警察说：“老送罚单给你们，我都不好意思了。”后来他离开耶鲁大学时，杨步伟对警察开玩笑说：“因为你们给车开的罚单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离开此地。”
年轻时，赵元任在美国常进行徒步旅行。他将随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头，一直西行，远到皮斯费德（Pittsfield），途中住宿在便宜的小旅馆。
勃拉
克在师大演讲时，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赵元任一时口误，翻译成“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哄堂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赵元任只好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
赵元任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这个称呼来源于清华校内高层。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
一次，赵元任坐公共汽车回家，车到站，他忘了下车，灯车开动时，他反而走下来，一下就摔倒在大街上了，摔断了右手和肩膀（他是出名的absentminded教授），只好打上石膏绷带，因为受伤还发烧两个多月。
赵元任号宣重。他到美国留学后嫌罗唆就一直没再用。他留学归国任教于清华时，有人请客，送来请柬，上面写的是“赵宣重先生”，赵便当着送信人的面前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写上“已故”二字。自此之后，再没有人称呼他为“宣重”。
赵元任的祖父为其起号叫重远。这个号赵一直没有用，知者甚少。一次赵住在南京中央饭店，为避免有人骚扰，便登记为“赵重远”。结果一天吴稚晖找上门来。赵很是奇怪，吴稚晖解释说，他一看黑板上的人名知道赵重远就是赵元任，因为论语有言“任重而道远”。
罗素来华演讲时，一日，赵元任为其拍了许多照片，他指着其中的一张对罗素说：你极像“发怒的独居人”。罗素笑道，你别用这样异想天开的比喻吧！
逸事（二）
1927年，王力撰写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指导老师为梁启超、赵元任。由于时间不足，王力只写了两章。梁阅后批曰：“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息快见。”“卓越千古，推倒一时。”但赵元任专找瑕疵，其中有一句评语：“未熟通其文，断不可言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读后大为感动，从此后六字成其座右铭。
王力后来写《两粤音说》一文，在文中是说两粤音中没有“嘬口呼”，1928年，赵元任去广州调查方言后，写信给当时已在法国留学的王力说：广州话里有嘬口音呼，“雪”字就是其中之一。
女儿如兰出生后，赵元任负责看孩子。他弹钢琴时总是将女儿的小床放在钢琴旁边，他一面弹孩子就听着音乐在小床上一面哼一面摇。有一次如兰忽然不摇了，停在那儿脸涨的通红，原来她是要大便，赵
元任说别动，等他给这一段弹完了再来弄！等到赵元任弹完了再看，如兰拉的一床一身都是。杨步伟看了又好气又好笑，问赵元任为什么不早点叫她，赵元任说一个孩子的音乐教育要早打好基础，所以不可以把整段的乐曲随便中断。
赵元任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赵元仁到中研院语言所后，曾组织了一个小剧团。有一次在协和大礼堂表演话剧《挂号信》，剧本是赵元任在美国时为学生会表演所写，演出前剧团还在北平的电车头上打了广告，熊佛西和赵元任两个人亲自上台表演。预演的第一天赵元任戴了两副眼镜，熊之前并不知道此事，表演时他忽然看见赵的怪样子，就大笑不止，根本没法继续演下去了。还有一次，赵元仁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唱熊佛西《爱神与诗人》里的一首歌，当时她们还小，不知道字的意思，将其中一句“三个分不开的和声”，唱成了“三个分不开的和尚”。台下的人听后都问熊，你的歌怎么写了三个分不开的和尚。此后一天，众人在北海公园喝茶，杨步伟的侄女杨若宪突然说：“你看，三个分不开的和尚”。众人一看，果有三个和尚走在一起。于是这件事就演变成了一个笑话。
赵元任从小喜欢物理，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也曾选修物理。他喜欢小发明，所以，家里的大小“机关”也不少。书房、卧室里，东拉根绳子，西扯个滑轮，连炉门上也装了“机关”。早晨赵元任不用起床，伸手一拉，炉门就“自动”打开了。等他起来时，火也上来了，屋子也烧暖了。家里有一个老式冰箱(不是电冰箱)，赵元任的女儿们小时候常忘记关上冰箱门，赵元任就接上“机关”，门一开灯就亮了，如果没有关上门，灯就一直亮着，这样她们就不会忘记关门了。
1917年，刘半农“她”字指称第三人称的女性，三年后，刘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由赵元任谱曲，广为传唱，而“她”字也借着歌曲被人们广为接受。
赵元任讲过一则有关《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在美国时，赵
元任刚拿到驾驶证不久就被警察拦住了，他以为是自己走错了路违反交规，警察说不是，你领了罚单三个月还没有付款，我们要取消你的驾驶证了。赵元任奇怪地说，我到华盛顿还只两星期不到，驾驶证昨日才拿到手，为何三个月前有罚单呢？警察说，是同一个号码的车子，若是人家转卖了给你那就该换牌子啊。赵元任就告诉他这是中国学生监督处的车子，前监督（梅月涵先生）走了两个多月，我才来接管监督处的事。警察才恍然大悟的说，那是你的哥哥吗？你们两个人真像，是不是双生兄弟？杨步伟说，长得差的远呢，只慢慢吞吞的脾气有点像，但是我的丈夫是仰着脸答应人的话，那位梅先生总是低着头哼的。警察大笑说，这点我可没有注意。然后就放他们走了。
1932年，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开年会，大家提议去看全日食。赵元仁向来对天文兴趣浓厚，欣然同意。大家决定赶紧开车赶去，怕迟了就看不到了。为了赶时间，车子开得飞快，以至于车后的一个手提箱（箱内有重要文件）掉了他们都不知道。后面的车拼命按喇叭试图提醒他们，但他们以为自己超速，警察追来了，就开的更快了。等后面的车追上来告诉他们掉了东西，他们才开回去拣回箱子。等他们把车停在一个树林里天色已晚，日食也快结束了。同车的韩权华说：“怎么已经完啦？”赵元仁的女儿如兰、新那说：“就看这么一点儿啊？”三女儿莱思则说：“太阳真难看，一个黑脸长了些白胡子！”但赵元任依旧高兴地叫：“看Corona，corona！”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随清华南下长沙，因终日无事，他便拿架照相到处拍照。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令，凡是可疑的人都当间谍看待，格杀勿论。赵元任当时用的是一部双头的法国照相机，为了省胶卷，他便用一只手捂住镜头的半边，只用半边照，这样每张底片就可以照两次。当时警察看了他的奇怪举动后，以为他是奸细，便问赵元任话，赵没有理会，他们便以为赵元任是日本人，不懂中文。但因警察常看见赵元任进出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家中，又住在警察厅长的楼上，不敢轻举妄动，便报到省里，幸好当时正在开省务会议，时任财政厅长的尹任先是赵元任的老朋友，便对何建说，动不得，是某某学者，等我们查清了再说。朱经农也赶紧到赵元任的住处询问，赵元任告之理由后，误会才解除。
随着抗战深入，史语所再次南迁。途径广西桂林时，他们一时很难找到旅馆，只能住在一个车夫们住的旅馆内。第二天，章元善让赵元任和他一起去拜访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赵元任颇为反感，说：“我不
要去看这些大人物。”章说：“不能不去，因由广西经过镇南关、谅山这一带非由省政府派车送不可，否则不能去，而你老兄又是多数人知道的，去一下效果很大。”赵元任只好与章同去。见到黄旭初后，黄开口便说：“赵先生，我天天办公前总和你谈谈天才去公事房。”赵、章二人莫名其妙。黄接着又请二人去他休息室内，二人更觉莫名其妙，以为黄有什么秘密要和二人谈，便跟着他进去。进去后一看，二人不觉大笑起来。原来黄的床前放了一套赵元任录制的国语留声片，有一片还在唱机上转动呢。黄说：“每日我至少都要听一刻钟或半点钟，我才去办公。”对于赵等人所请，黄一口答应照办。
赵元任赞同汉字简化，但他觉得简化不能太过，如“関”字简化为“关”，结果是“无门可关”，实在不成体统。
爱侣（一）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拥有离经叛道的性格，性格迥异的二人却携手走过了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宣称：“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杨步伟说：“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期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兰仙，小名传弟，学名韵卿，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她一出生便有两双父母。生父是长子，九个子女，杨步伟是最小。养父是他的二叔，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叔，出生前由父母指腹为婚，许配给姑姑家的表弟。
杨步伟一周岁时，家里让她“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对此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便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父母一顿责骂，骂她对圣人不恭。
杨步伟调皮，捉弄先生，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杨步伟自小便有许多浑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从这些绰号就能看出她自小的性格。杨步伟小名“传弟”，是想她能给养父带个弟弟。叫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
，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就敢干。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曾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当时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担任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小杨步伟便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捉弄黎。黎元洪并不气恼，只是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算是她弄湿了他的被子责罚。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打了五下，理直气壮地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自小任性、野气，她曾与家族的兄弟们到秦淮河游花船、叫局。
杨步伟进入南京旅宁学堂学习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杨步伟16岁时，家里定下婚期，让她和指腹为婚的二表弟完婚。她坚决要退婚，并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由于杨步伟的坚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取消婚约，但让她立誓终生不嫁。生父则被气得半死，扬言要将她抓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平息此事。退婚后，杨步伟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步伟”这个名字，是杨步伟的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起的。少年时林贯虹便看出她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杨步伟不肯接受。后来，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林贯虹，她正式将韵卿易名为“步伟”。
杨步伟的同学林贯虹病逝后，为将她的遗体送回福建老家安葬，杨步伟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支助死者亲属。由此，她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1919年，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崇实学校，请当时只有20岁的杨步伟担任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轰轰烈烈，并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
爱侣（二）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国后与同学李贯中开办森仁医院。因她们二人及去世同学林贯虹，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但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森仁医院”名称便由此而来。
婚后，杨步伟专心相夫教子的贤妻，不再经营医院，但她却闲不住。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的夫人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也不介
意，佯作不知，不闻不问，杨步伟照办不误。但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最后赔本关门，杨步伟投资的400银圆全赔个干净，于是她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小饭馆经营的不成功，杨步伟又开始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并开办了“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后，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被指控为“窝匪罪”，最后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后来清华为解决教职员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开办“成志小学”，请杨步伟当董事长。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又想办汽车公司，最后不了了事。
杨步伟性格直爽，平常话很多，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置酒席宴请清华大学的同仁，杨步伟坚持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从1938年起，赵元任一家定居美国，数十年来，赵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留学生们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杨步伟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烹饪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杨步伟到美国多年，英文却一直学不好。傅斯年在美国时，听见杨和美国人说话，说得那么流利那么错，他说赵太太真胆大，杨回他，我哪样事不胆大？
在美国时，杨步伟做全职太太，平常无事可干，赵元任就让她翻译书。杨步伟就开始翻译山格夫人（ Margaret Sanger）的《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译名曰《女子应有的知识》。杨步伟一遇到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就问赵元任，问的多了，赵元任便说你去查字典以后就记得了。杨不愿意，说要我花那么多时间我就不做，摆着一个活字典在这儿一问就是了。有一天翻译到一个妇女一生大约有两千个卵子（ova），杨步伟译成了鸡蛋。赵元任见后，乐不可支，以后常常拿这事开杨步伟的玩笑——一个女人有两千个鸡蛋。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杂记赵家》。胡适看了，称赞她说：“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
婚礼
赵元任和杨步伟结识后，便常常到森仁医院做客。一次，他对杨说，最近恐怕太忙，如果不能再来，希望她们不要介意；可是当晚他又去了。他们听到外面有人出了车祸要找医生，赵元任便随着杨步伟跑到
大门外，匆忙中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自那以后，每年杨步伟生日，他便买一盆菊花送杨。
1921年6月2日，赵元任和杨步伟举行新式结婚，他们除了租一间房屋外，一概从简。
婚礼这天，二人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了张照片，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结婚通知书，通知书附照片一张，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二人打电话将胡适和朱徵请到家中，由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赵元任拿出一张自制的结婚证书，请胡、朱俩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通知书一共寄出四百份左右，通知书这样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士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件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个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民国十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告诉诸位，他们结婚的证婚人：胡适之博士，朱徵女医士。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费的习气，所以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赵、杨的结婚通知书所附照片上写有格言：“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
胡适这样回忆赵元任的婚礼：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
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二人的婚礼。后来赵元任问罗素：“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罗素答：“足够激进！”。
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后，将该通知书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就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杨结婚时，赵元任正赶着录制第一套国语留声片，所以他们并没有去度蜜月。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早，胡适上门拜访。佣人对胡说：“先生太太都不在家，出去度蜜月了。”胡适说：“不会的，你去报告他们，我知道他们有一大些事要急了办，不会出去的。”果然，杨步伟在楼上听见了，就开了窗户叫胡适道：“你猜得真对，我们是在家里，恐怕来人太多，花了我们的时间，所以交代用人，照俗例回人去蜜月了。那是真的甜蜜。但是我们现在正过着苦蜜呢。”胡适大笑，调侃说：“打架吗？我来解和。”于是进门与赵元任大谈国语留声片之事。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方式触怒了许多亲友，赵元任最喜欢的姑妈侬姑送来一个花篮，赵元任退回了，因为他认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不能收；杨步伟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谐和
赵元任“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二人性格迥异，却携手走过六十年。
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后坐轮船赴美，百无聊赖的时候，两个人便下围棋解闷。他没有带围棋，便向船上要了两袋早晨吃的炒米和炒麦子，可以分黑白两种，当成棋子用。
杨步伟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依然说不好英文，但赵元任从不以此为耻，他常在学术演讲时拿杨步伟的话来举例。1986年，赵元任在其著作《中国话的文法》前写道：“致献给我太太，因为她一不留神就说出些中国话的文法的绝好的例子。”但赵元任对自己却要求极为严格，一字一句都不能有错的。他曾试着改正杨步伟的文法错误，有时杨烦了，便大发脾气，赵元任只得作罢。所以赵元任批评杨步伟不但外国话没有说全的，连中国各种方言也无一处说完全的，杨步伟总回他，不要紧，我又不是方言家。杨步伟觉得她说的话才是代表全国的国语。
20年代旅欧的留学生们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伦曾开玩笑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