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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困境与出路——回答“钱学森之问”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

当代中国的“桂冠”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垂垂暮年里,为了唤起最高当局和有关方面对于教育问题的重视,每当中央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他的时候,他都不厌其烦、明知故问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代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当代中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当代中国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是前些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至少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出了问题。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制度、社会的文化、政治的体制的问题。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一个多层次的存在。其最表层是经济,经济背后是政治,政治背后是文化。一个国家,可能是一个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但未必是一个文化大国,未必是一个具有崇高尊严和巨大魅力、影响力的伟大的民族。文化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伟大的国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国、各民族中间漂泊流荡、备受摧残和蹂躏而没有被消灭与同化的以色列证明了这一点;当代世界先进文化、先进价值观的实践者、倡导者、领航者的北欧几个小国家证明了这一点;多次遭受外族的入侵与征服,然而立国泱泱五千年,至今仍然继续存在与发展的中华民族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什么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文化的背后是什么?正确的回答应该是:教育是塑造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的背后是教育。

教育的状况(教育制度、教育理念、教育实践)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性质。而大学教育,则是一个国家整个教育的领路者和航标灯。由于它直接导向人才的基本定型与人们的社会角色,因此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大学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整体教育的统帅和灵魂。

前些年,以季羡林先生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化的乐观主义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针对这种观点,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先生提出:如果此间(21世纪)中国没有五十到一百个世界一流大学,所谓“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是中国文化拯救世界的世纪”云云,最多不过是一句美丽的空话。这种声音颇令人警醒。当下,印度人为什么能占有西方IT业百分之六七十的份额?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印度的大学教育搞得好,迄今为止,它的德里大学(1922年)、尼赫鲁大学(1969年)、瓦拉纳西的贝拿勒斯印度大学(1916年)等等,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南非迄今为止拥有四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两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它的开普敦大学(1829年)是享誉全球的世界一流大学,2004年世界大学排名第七十二位,其医学院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进行了胸外科心脏移植手术的世界第一流的医学院。现代以色列建国(1948年5月14日)之前,所有的移民定居点都建有学校。海法以色列理工大学(现在更名为以色列科技大学)1912年就开始招生。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建于1925年,是巴勒斯坦

地区第一所综合性大学,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高等学院之一。魏兹曼科学院建立于1934年,是一所具有国际声望的研究院,以从事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而著称。现代以色列建立之后,最先通过的法案是《义务教育法》,以色列的教育经费一直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8%,比例远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每一百个以色列人中,就有二十二人已经完成或正在接受大学教育,是全世界拥有大学学历比例最高的国家;就业人口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数占20%,仅仅低于美国。以色列的工程师比例居全球之首,每万人中有一百三十五名。以色列是迄今获得博士学位人数最多的国家。以色列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也是全世界人均最高的,每年一万人发表论文一百一十篇。以色列的许多学者、科学家荣获过世界大奖,包括诺贝尔奖:从1901年至1995年,全世界共有六百四十五人次获得诺贝尔奖,其中以色列人一百二十一次,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18.76%,而以色列人占全世界人口却不到0.2%。

放眼当代世界那些发达国家,哪个不拥有数量众多的世界一流大学?而我们国家,至今还没有一所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还没有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更不要说别的大学了。

“春江水暖鸭先知”,中国的现代大学一降生就是一个“大产儿”。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具有悠久的“太学”传统和民间“书院”传统的中国教育,立即以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明的文化特色,融入世界现代教育的大潮流之中。政府、民间、外国传教士等先后陆陆续续地创建了现名为武汉大学(1893年)、天津大学(1895年)、上海交通大学(1896年)、浙江大学(1897年)、北京大学(1898年)、山西大学(1902年)、南京大学(1902年)、复旦大学(1905年)、同济大学(1907年)、华西医科大学(1910年)、清华大学(191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1914年)、湖南湘雅医学院(1914年)、燕京大学(1916年)、南开大学(1919年)、东北大学(1923年)、中山大学(1924年)等等著名大学,尤其是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建立了屹立于西南边陲的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从这些大学中,后来走出了许多科学、教育、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的大师、巨子和栋梁之才。

然而,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中国的大学教育乃至小学教育、中学教育都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巨大变化,产生并积累起一系列根本性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和难以解决,就是当代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重要原因。

这些问题,梳理、概括起来,似乎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长期以来,受制度、体制的决定和制约,我国的教育制度明显地不够良善

第一,表现为国家对教育的全面垄断。众所周知,现代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中,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占有巨大的份额,美国的哈佛大学(1636年)、耶鲁大学(170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1740年)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哥伦比亚大学(1754年)、布朗大学(1764年)等“常青藤大学”,就是最具说服力的明证。我国的民国时期,国立、私立教育并存,也有相当数量的民办、私立学校(包括大学),诸如,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华西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等等。然而,1949年以后,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我国取缔了所有的民办、私立教育机构,境内没有一所民办、私立的大学和其他各层次的学校。1979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才逐渐产生了一些发育不良的民办、私立的教育机构,包括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但是,这些民办大学和私立学校,在各个方面都基本享受不到与国立大学和公办学校同等的待遇,致使它们的发育、发展困难重重,难成气候。由朱清时院士等亲手创办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2011年)一波三折、步履维艰的办学历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我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冲破重重阻力从发育、发展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开始的。经过三十多年悲壮的拼搏,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为我国

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必须认识到,比较而言,民办、私立教育的发育和发展,要比民营经济、个体经济的发育、发展艰难得太多。

在很长时间内,我国教育的“主旋律”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我国,不是教育家办教育,而是政治家办教育;不是把教育当教育办,而是把教育当政治办;不是为国家、社会培养人才,而是为政权培养“革命的接班人”。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百年校庆,不是在自己的学校举行,而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校庆的主角不是校长、教师、学生,而是领导人。欧美等发达国家,它们的政府都十分重视教育,它们的教育也十分发达。但是,谁能告诉我们,它们有哪个大学的校庆是在国会或议会大厦里举行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不仅受政治权力的主宰而无所作为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且还受到了经济权力的严重干扰而无所措手足。清华大学的“真维斯楼”事件,就是一个生动的体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学和学校常常能够得到来自一些大企业、大公司的捐款,但是,它们绝不会把学校的某座建筑以给它们捐款的大企业、大公司的名字来命名,因为这关系到教育的尊严和荣誉丝毫不可玷污与侵犯。

第二,“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的缺失。“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是实施良善教育须臾不可缺少的前提和资源。一个国家、社会、学校,当然应该有基本共识,但是与此同时,绝对不可以没有思想自由,相反它还必须努力提倡、促进、发展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才能产生人才,甚至天才;思想不自由,只能造就庸才,甚至奴才。胡适、徐志摩、徐悲鸿、刘海粟、钱学森、陈省身等等在思想自由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者、大诗人、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说,现今的中国人已经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至少很肤浅。中国人没有丧失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人缺乏的是思想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制度安排与社会环境。自由像阳光一样宝贵。坚忍的中国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有点自由就能发挥出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时下“互联网”上那些幽默、深刻、独特、隽永的表达,就是雄辩的例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过:“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第三,“教授不治校”的缺憾。学校,尤其是大学,是传承、生产、创造知识、思想、精神的文化共同体。这个文化共同体,尊师重教,以“育人”为宗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和学生是学校的主人,是学校重大决策的制定者;而管理人员则为教学、教师、学生提供有效服务,是教师、学生的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世界上(包括民国时期的中国)那些著名的大学,无一不秉持这样一种教育、办学理念。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在1931 年 12 月2日的就职演说中就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为落实这种教育、办学理念,他和教师们一起创建了体现“教授治校”思想的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学校的各项决策悉由“教授会”制定,而作为校长的他和其他管理人员,则不过是教师、学生集体意志和学校各项决策的忠实执行者、实施者。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尤其是大学,不仅完全抛弃了这种纯正的教育、办学理念,抛弃了这种优良的教育、办学传统,而且,反其道而行之,致使我国各级学校,尤其是大学,“官本位”“行政化”愈演愈烈,更加根深蒂固。迄今为止,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都有行政级别;党委书记、校长、管理人员成为学校的主宰、“老板”和“白领”,包括教授在内的教师不过是“知识蓝领”和“文化打工仔”。这实在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耻辱。这种状况,直接导致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教师,包括刚刚毕业入校的博士,不愿意当教师从事教学,倒是十分热衷于当官搞行政。

梅贻琦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大校长,可是清华大学里至今没有梅贻琦先生的雕像。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角落里的蔡元培先生的雕像,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毕业生捐款建造的。

时下,许多大学的校庆活动,充分而集中地体现和展示了根深蒂固、愈演愈烈的“官本位”“行政化”思想与意识。校庆活动的主角,通常不是教师、学生、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官员;请来的重要嘉宾,不是学者、科学家、文学艺术家,更不是那些至今仍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校友,而是党和政府的要员,

是如今当了大官的校友。“水木清华九十年”的校庆,主席台上前排就座的,绝大部分是党政官员;会场正对主席台的数百个红椅子,是专供当上了省部级官员的校友坐的。这哪里是学府,分明是官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主题宣传画上,高大的居中者是当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临时工毛泽东,他的两边是李大钊和鲁迅;画面上完全不见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和历史贡献的、被称为北京大学三个“兔子”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的身影。无独有偶,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纪念册上,占据显要地位的,也不是被称为“清华四哲”的梅贻琦、陈寅恪、叶企孙、潘光旦等大教育家、大学者,而是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校友。

更为可悲的是,时下的一些大学已然沦落到给不良官僚发放“注水文凭”的可怜境地。云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在所谓的“读博士学位”期间,没上过一次课,在博士论文上没写过一个字,便拿到博士学位,前些年携巨款逃亡国外,至今逍遥法外。当年美国总统里根曾暗示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能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而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都毫不犹豫地明确表示拒绝。两相对比,确实是发人深省。

应该说,“教授不治校”,实在是由大的文化传统、社会环境决定和导致的。在这种大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中,中国社会长期弥漫着怕官、敬官的权力崇拜的鄙俗气;“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做“人上人”,是大部分士子、学人的人生理想和根本追求。一个时期以来,流行着一种似乎很权威的说法,20世纪中国出了三个伟大的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官本位”色彩。中国人历来不仅讲政统,而且讲道统、学统;不仅尊崇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且更加尊崇孔孟老庄、李杜苏辛。20世纪的中国,不仅出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而且还出了梁启超、胡适、鲁迅等等。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为过眼烟云、从来不作“谦谦君子”的毛泽东自己就说过,鲁迅是圣人,我至多不过是贤人。

对比我国的情况,外国的一些现象非常令人深思。在欧洲一个国家的小城,一位指挥家病了,市民们把自己家中的地毯拿出来铺在这位指挥家门口的马路上,为的是汽车走过时声音小一点,不要打扰了这位指挥家的梦乡,使他的病快点好。英国剑桥大学的克莱尔学院里的草坪旁边竖立着一个木牌,牌子上写道:“只允许教授踏入。”以此表达对教授的特殊尊重。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于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了对于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的尊重,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希望之所在。”奥地利总统访华,掏出的名片赫然有一行字:“某某大学哲学讲师。”这位总统为此感到很骄傲。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校园里有许多雕像,其中大部分是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雕像。在那些雕像中,我看到了两个中国人的雕像:一个是祖冲之,一个是李时珍,他们寂寞地站在异国他乡的阳光下和风雨中。但是,在他们自己的祖国,没有人为他们立雕像。具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英国牛津大学,培养出了七个国家的十一位国王、六位英国国王、四十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十三位总统和首相、十二位圣人、八十六位大主教、十八位红衣主教,影响着整个文明世界。可是,从它的官方宣传材料中,人们几乎看不到这些。甚至迄今为止,这所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没有举办过像样子的校庆。他们说,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让我们畏惧名利。法国的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高度评价英国人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当时还没有这个词)。他说,牛顿的葬礼,王公大臣都参加了,他们跟随在牛顿的棺材后面,一直送到墓地,好像是国葬。他认为,当时法国比不上英国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法国人不像英国人那样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在牛顿逝世前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凄凉、寂寞地死在瑞典,就是一个例证。在法国巴黎,经过公民决定,至今安息在“先贤祠”中的四百六十多人中,只有十一位政治家,其余都是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等等。法国人认为,不是拿破仑而是雨果救了法国;法国社会的根本转折是“从拿破仑回到雨果”。

第四,“学生不自治”的规章和规定。长期以来,我国的大学教育,没有把自己的教育对象——大学生当成已经独立的成年人,而是把他们当成仍然需要时时看护的不成熟的孩子;特别是出于防范青年人被敌对势力、敌对思想影响和利用而“和平演变”的考虑,更是对他们无论是个人的行为,还是集体(例如社团)的活动,都严加管理和控制。这是一个不小的误区和不必要的担心。所谓自治,就是公民依法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

所谓大学生自治,就是大学生在校期间,学着像一个郑重的公民那样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以准备在走向社会以后成为一个依法自治的良好公民。大学生自治,既是社会自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公民自治的学习和预演,它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发育是十分重要和有益的。从根本上说,它是大学生自我成长的权利,我们的教育不仅不可以伤害它,而且还必须精心而有效地尊重它、呵护它。中国和世界的大学教育的实践证明,从具有学生自治、思想自由意味的学生社团中走出来的杰出人才,代不乏人。民国时期的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新民学会”说明了这一点;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几乎遍布全国各大学的学生社团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理念,表现出的某种荒谬性

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第一,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排斥个性化教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没有人能像你。神的眼中你是宝贝,在世上你就是唯一。你是如此如此的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成功的民办教师,他一生秉持“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培养了三千多个“本科生”和七十二个“博士“(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为我们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可是,多年来,我们摒弃了“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正确教育理念,硬是要把上帝创造出的“作品”,变成生产线上的“产品”。当年钱钟书考大学,数学15 分,国文第一名,英语100分,他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当年吴晗考大学,虽然数学0分(考北京大学的成绩),但国文 100分,也可以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这些,在当下的中国,都是近乎“天方夜谭”的故事。现如今,人们怎么能设想,“韩寒”们能被破格录取上大学?

第二,这种教育理念的荒谬性,还体现为严重忽视甚至取消“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教育的宗旨是“育人”。大学教育的根本追求是学生的“精神成人,专业成才”,是使学生成为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热烈的科学精神的有益、有用的人才。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孔子,秉持“君子不器”的教育理念,终生追求受教者成为君子、成为“君子儒”,而不要成为小人、成为“小人儒”。所谓“君子儒”,就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有仁者心怀、有美好理想、有宽广视野、有博大襟怀、有高远志向,除了具有精湛的专业技艺之外,更具高尚品格的真君子、“道义儒”。所谓“小人儒”,与“君子儒”恰恰相反,他们言行不一、表里不一,没有仁者心怀,没有美好理想,以“儒”为职业,虽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但“志于仕”“志于利”,是像奴才一样卑微的伪君子、真小人、“稻粱儒”“名利儒”。在众多出色的弟子中,孔子特别钟爱和器重的是颜回。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大放悲声:“噫!天丧予!天丧予!”可见,孔子是把颜回看作自己的精神传人、精神之子。《论语》中有很多处记载了孔子对颜回的赞美,其中有一句特别典型:“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从这些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最看重的,并不是一般人所特别重视的聪明才智,而是比聪明才智更为内在、更为根本的即人的道德、情操、意志、气象、趣味等文化素质与精神品格。儒家所尊崇的理想人格被命名为“孔颜人格”,颜回被儒家尊崇为“复圣”。在儒家文化的价值天平上,“仁”从来就高于“智”;儒家文化认为,完美的人是具备“仁、义、礼、智、信”的人。这“仁、义、礼、智、信”是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有机统一,是人的文化素质的深刻内涵。

古今中外人才成长的实践证明,“道德常常可以弥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永远不能弥补道德的缺陷”(但丁);“支撑生命的有三种激情:对爱情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对人类苦难的同情与悲悯”(罗素);知识不如思想重要,思想不如教养重要,教养不如情趣重要,情趣不如情怀重要,情怀不如信仰重要。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中说:“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先贤一再告诫我们:“知道为智,体道为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四书·大学》)

然而,现如今我们的学校,尤其是大学,几乎成了单纯的职业技能培训所。我们的教育正在抛弃其根本宗旨和根本追求,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教育要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的指引,把学生工具化、技术化、机器化、能源化、物质化、经济学化。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教育危机、文化危机,它的恶性发展将断送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与希望。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都取得了一些令人欣喜的成就和长足的进步;唯独教育领域变化不大、成就不大、进步不大,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倒退,概括地说,这主要就表现为严重忽视乃至取消文化素质教育。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曾经刮起的一股“高等教育产业化”之风,根本违背和抛弃了教育的宗旨与规律,把教育商品化、商业化,严重损害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精神和品格,大大恶化了中国大学生的生态环境。这股有害于立国之本的邪风,至今危害犹存。

三、我国的教育实践存在的某种扭曲和怪诞现象

这种扭曲和怪诞,第一,体现在对历史真相的掩盖和歪曲上。历史是人类的往事,是人类的记忆,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它给人类提供巨大的智慧和勇气,是人类打开现实与未来之门的一把钥匙。

历史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于增强和提升人们的文化、民族、国家认同感、尊严感,对于人们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以直面现实、继往开来,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一个成熟的民族和国家不重视历史教育的。中华民族是立国泱泱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大国,从来就有修史、治史、读史的优良传统。

历史教育的基本而根本的内容,就是呈现历史真相(这虽然几乎是难以做到的,因为现今的人们难以回到历史现场,难以真实地复原历史全貌。但是,这依然是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崇高目标),探寻蕴藏在历史真相中的历史奥秘(这几乎也是难以穷尽的,所以有学者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然而,多少年来,我国在教育实践中,对一些历史真相实行了掩盖、歪曲的手法,使广大青年人对于自己民族和整个人类的历史知之甚少、甚浅,不知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类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从而,成为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使命感的失重的“空心人”,使广大青年人思想浮浅、偏激,精神畸形、残缺;从而,成为没有大胸怀、没有包容性的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的“愤怒”的“政治狂人”和难以理喻的疯狂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是国家主义者)。

时下的一些青年人(甚至包括一些学历很高的年轻人),对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诸如,抗日战争问题、西安事变问题、外蒙古独立问题、“抗美援朝”问题、三年大饥荒问题等等)不是茫然不知,就是所知甚少、甚浅、甚谬、甚偏。他们不时流露和展示出的历史观与价值判断,更是相当可怕、相当可悲,令人惶惶,令人谔谔。这是多年以来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造成的严重恶果。

第二,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还体现在某些教育思想观念上的错误。比较典型的是“救恩论”思想。我们一面高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面宣传“大救星”的观念。把一个政党伦理化为慈爱的“母亲”,把人民说成是这位慈爱的“母亲”养育和疼爱的儿女。其实,人民和政党的正确关系应当是:“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才是主人,才是“母亲”,任何政党都只应该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工具;任何政党的权力,都理应是由人民授予的。2010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强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品性良好的政党,应该是人民手中合意的工具,其宗旨应该是依据人民的授权为人民做事;一个政党,如果不合人民的心意,人民就有权利收回授权。

长期以来,这种“救恩论”灌输,还把士大夫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情怀,完全当成“为人民服务”的美好情怀,没有看到和剔除它里面包裹着的“为民做主”(而非“以民为主”)的封建主义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救恩论”的元素。例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是手段;得天下,是目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只是强调为了更好、更长久地“乘舟”(坐天下),不可太不顾及民心、民意。“兵民乃胜利之本”:这里的“本”,不是作为目的的“本”,而是作为工具、作为本钱的“本”。这些,与“要让马儿跑,就要给马儿吃草”是同样的味道。对此,在继承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要有所警惕。

第三,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工具论”观念长期盛行。这种“工具论”思想与“以人为本”的思想背道而驰。它引导人们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奉献给所谓的“集体”和“国家”;从理论上,将个人主义(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自私自利划等号,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舍己为人的义勇精神相对立。其结果,既没有增强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又造成了极其虚伪的社会道德风气。

四、多年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在其实践中,堕落到赤裸裸地向广大青年灌输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的成功学的地步

时下流行的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奉成王败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把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和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的某些倚强凌弱、“强权即真理”的“实然”状态,说成是永远存在的“应然”状态;否认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不断追求爱与公义的悲壮历程,否认人类历史从来就不乏牺牲个人利益、为人类道义而献身的事实和先驱。野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灌输,毒害了人们的心理,毒化了社会风气,使人们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正义,只有永恒的利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从而使人们丧失理想和盼望,使生活缺少爱与公义,使整个社会充满利益至上、一切为了自身利益的血腥的戾气。

时下横行无阻的庸俗的成功学,是其来自享乐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人上人”教育的大泛滥。它源于人的恶性物欲的极大膨胀,显示出中国人道德底线在某种程度上的沦丧和我国教育的严重溃败。这种极其庸俗的成功学,摒弃并嘲弄美好的精神价值追求,以物欲的极大满足为最大、最终的乐趣,渴望并追求“位子、票子、女子、房子、车子”的“五子登科”,其最为通俗而形象的表达是:“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绝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种思想,实际上是真小人在社会道德风气极其败坏情况下的斗胆表达,它对于欲望多多、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危害最大。正如有人说:“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

吃,所以不重要;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于是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掉。”

不够良善的教育制度、相当荒谬的教育理念、扭曲而怪诞的教育实践,扭结在一起,像一个魔鬼之枷,桎梏着中国的大学生,像一根绊马绳索拦截着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道路。它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大学教育品格的侏儒化和中国大学生人格的病态化。中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每时每刻都在“谆谆”告诫中国的学生:说真话的成本和代价太高(毛泽东就说过,说真话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因此说话要三思而后说,行动要三思而后行。这样,中国人打小就学会了说谎(正如韩寒所说,中国人说谎是从小学写作文开始的),逐渐娴熟地掌握了“两套话语”,逐渐养成了说谎的习性,逐渐形成了“双重人格”。他们善于识别场合,善于察颜观色,善于把握自己,说话、做事可以拿捏到炉火纯青、游刃有余、“无法之法”的境界。他们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私下里说的和场面上说的不一样。如此这般,哪里还谈得上敢想敢说、敢作敢为、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的独立健全的精神人格?

正确的诊断是有效治疗的前提。有了正确的诊断,就等于治疗成功了一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陷于重重困境中久矣,其百病缠身,并且许多病痛已经成为顽症,难以在短时间内治愈,使其获得崭新的生命。但是,绝望的尽头是希望,不是哪里有生命,哪里才有希望,而是哪里有希望,哪里才有生命。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们能够有所作为。

如前所述,根本说来,教育问题绝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它首先是国家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因此,要改良中国的教育,首先必须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作为教育工作者,在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我们完全可以大力推动教育自身的改革。

我们可以在教育领域提倡并推动“天足”运动。“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科教兴国”,其前提是“国兴科教”。当下,“国兴科教”的当务之急,是给教育松绑,打破国家垄断教育的局面,还我国教育一双健康、美丽的“天足”。要大力扶持、发展民办、私立教育,要还民办、私立教育与公立教育同等的待遇,逐步形成公立、民办并存的多元局面。

我们可以在指导思想和制度安排上推动教育独立。“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亚里士多德的,归亚里士多德;亚当·斯密的,归亚当·斯密”,加快形成政治家、企业家、教育家三足鼎立、良性互动的局面。大力提倡企业家给教育以更多的资助,严格要求政治家为教育提供有效的服务。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不再是政治家办教育,不再是企业家干扰教育,而是教育家办教育,教育家在政治家和企业家面前挺直脊梁、高贵而谦卑地昂起头颅,什么时候,中国的教育就获得了新生,中国就能够高贵而谦卑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可以尽快树立、建立起“育人为本”、富有科学精神和职业精神的思想自由、思想表达自由的理念与制度,以保证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尊严。

我们可以尽快修订、改良、完善“高等教育法”,尽快制定“学生自治条例”。大力提倡、推动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校长、由学校的教师选举产生学校的“教师委员会”,坚定不移地走教育家办教育、教授治校、教师治校的道路。正确处理学校党委、校长、“教师委员会”的关系,有效保障学生的各项合法权利和权益,推进学生自治的健康发展。

我们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教育理念的大讨论,以洗刷荒谬的教育理念的影响,以确立纯正的现代教育理念。我们可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遵循“以人为本”“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宗旨,大力推动、有效实行“精神成人”的文化素质教育(关于文化素质教育,敬请参阅拙文:《文化素质的重要价值》《文化素质的基本内涵》《文化素质的有效建构》)。

像中国社会的发展一样,中国教育的大船已经驶入了深水区,风高浪急,险象环生,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五千年文化赋予的自尊、自信、自豪做底气,有全人类现代教育给予的启迪、激励、经验为指引,特别是有长期以来的失败、谬误、教训做警示,只要我们时时聆听来自星空和大地的声音,“把网撒在信心上”,一路走来一路想,一路走来一路做,我们就能够“背着因袭的重担”“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关于钱学森之问的思考 【摘要】 教育是钱学森最后的心结。 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在晚年不止一次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谈起他的忧虑——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2009年8月6日,与温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中,他依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言之谆谆,意之殷殷。 “当你走近病榻上的钱学森,你能感受到的是:他虽垂垂老矣,却思维敏捷;他学识渊博,又历尽沧桑;他言简意赅,一张口就讲出人生大道理,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时刻关注着国家和世界大事,却又超凡脱俗,从不谈生活琐事。他想的都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钱学森的秘书、学术助手涂元季曾这样写道。 钱先生平和安详地离去了,并没有留下什么遗嘱。但人们更愿意把老人关于教育的话看成他的遗愿,并称之为“钱学森之问”。 “在世纪之交以来教育改革步入深水区时,人们更加深切体会到钱老之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位专家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自主招生纷纷出台,中学推荐、学生自荐纷纷进入人们视野,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也已启动…… 《钱学森同志言论选编》引起人们的深思。有认识、有行动,还有人们内心深深的期待——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钱学森式的人才出现。 【关键词】 钱学森之问教育改革意见领袖精英培养 正文: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

“对科学家这个词的诠释”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及答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4-6题。 材料一: 每一颗巨星的陨落,都会让我们伤感一番,都会让我们头顶的星空暗淡些许。然而,似乎很少有一颗巨星之殇,会如钱学森的离去一样,引起从上至下的深切关注。 在中国,钱学森不仅是一位科学家的名字,而且是对科学家这个词的诠释。 1947年2月,刚满36岁的钱学森因在空气动力学、火箭飞行理论、数学等领域的优异才能,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然而新中国的成立、祖国的召唤让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一切优越条件,一心想要回到祖国。 1955年,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到祖国。他受命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随后,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 “他把自己全部的热血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钱学森的好友庄逢甘说,“他经常鼓励我们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都能干。” (摘编自《此生睢愿长报国》)材料二: 钱学森素以治学严谨著称。在交大求学期间,他就秉承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至今,交大校园里还在盛传他在水力学考试和热工实验报告中“两个100分”的故事。他在科研中形成的手稿,字体工整秀丽,图形表格规范,等号划得如同直线一般,有的计算数字精确到小数点之后8位,充分体现了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在领导“两弹一星”工程期间,他严格贯彻“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要求,精心组织工程实施,经常亲自到第一线具体指导,在航天界传为佳话,并影响了几代科技工作者。他指导青年同事们,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无论是学习还是做研究都必须做到“严谨、严肃、严格、严密”。 (摘编自《弘扬钱学森的精神》)材料三: 这位中国的“导弹之父”不仅是一名技术专家,还被认为是一位文、理、工结合型的科学家。 1950年以后,他在美国因为无法继续参与机密研究,于是及时调整心态,进入一个新的理论领域,并最终创建了“工程控制论”。在他回国之后,“工程控制论”成为指导国内进行人才培养、理论研究和工程应用的重要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把对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探索,和组织指挥重大科研工程的实践相结合,进一步提出了“系统科学”思想。至此,这位科学家快速地挣脱了“导弹轨迹”的束缚,开始了一场对不同领域的科学技术问题的全面解读。 他开始审视中医,还关注建筑与城市的研究,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谈园林学》一文,后又提出“山水城市”的构想。此外,他和年轻学者张沁文还提出了农业系统工程理论,用以分析我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 功成名就的钱学森着迷于用他在航天实践中提炼出的科学方法来解读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形形色色的问题。在这个科学家眼里,科学无禁区,思想无禁区。 (摘编自《钱学森的遗产》)4.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3分) A.钱学森能够成为麻省理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他在空气动力学等领域所表现的优异才能有关。 B.钱学森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回国后参与的许多科研项目对于我国航天事业都是具有

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 编辑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学校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模式,二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脱颖而出的机制。 举例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20位科学家获奖,其中就有15个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 中文名 钱学森之问 外文名 the qian's doubt 问题出现时间 2005年 发问者 钱学森

发问对象 温家宝 提出背景 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之际 目录 .1实质 .2专家回答 .3教育问题 .4解决方案 .?精神文化建设 .?德才兼备教育 .?孵化器建设 .?硬件建设 .?双向流动 .?规范升学入学 .5信件原文 .6相关评论 .?各方关注 .?出路何方

.7历史背景 .?大国衰落 .?功利因素 .?科学真理 .?道德良知 .?创新发明 .?李约瑟难题 .8其他 .?直面问题 .?心声 实质编辑 发展中国家如何发掘与发挥创造性人才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也就是 2005年温家宝总理看望钱老 如何从知识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创造型、发明型人才培养方法的转型。另外,为何我国没有诺贝尔那样的发明家型企业家,为何没有企业家设立科学研究基金会与科学奖?重钱不重人是社会风气问题所在,以人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财之本也是财之源,一个人本身的品德修养与才学能力是知识与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学才能的培养上,只是放在一些背书知识与技术细节上的话,怎么能造就社会尽职尽业的各类专门人才呢,其中,也包括具备道德良知与专业才能的商人或称之为商业人才。钱学森在中国带动和推进系统科学发展,其实已经带来了许多卓有成就的自主创新成果,比如,邓聚龙的灰色系统理论,曾邦哲90年代国内提出的系统遗传学与系统医学、系统生物工程应用等已经成为国际发展的前沿科学。

回望钱学森阅读训练题及答案

回望钱学森阅读训练题及答案 回望钱学森 卞毓方 一天,炊事员对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讲,你爸爸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儿子听了觉得好笑,心想,这事还用你说?炊事员不慌不忙,接着讲,你爸爸每次下楼吃饭,都穿得整整齐齐,像出席正式场合,从来不穿拖鞋、背心。明白不,这是看得起咱,尊重咱。钱学森的儿子听罢一愣。从此就向父亲学习,每逢去餐厅吃饭,必穿戴得整整齐齐。 还有一次,是在中科院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我去时,朋友在欣赏一卷《钱学森手稿》。我说是欣赏,他眼中流露的正是这样的目光。这一套手稿,分两卷,五百多页,是从钱学森早期的手稿遴选出来的。笔者拿过来翻了翻,与其说是手稿,莫如说是艺术品。无论中文、英文,大字、小字,计算、图表,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连一个小小的等号,也长短有度,中规中矩。钱学森的手稿令我想到王曦之的《兰亭集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而想到他的唯美人格。如是我闻:在美国期间,钱学森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在工作进展到五百多页时,他自我感觉是:“不满意!”直到八百多页时,才长舒一口气。他把手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在外面标明“最后定稿”,继而觉得不妥,又在旁边添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回顾学生时代,钱学森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是八十多分;我考去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八十多分,第三名。第二等,这哪里像公众心目中的天才?然而,事实就是事实,钱学森,没有避讳,倒是轮到世人惊讶,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把大师的从前和卓越、优异划等号。钱学森的这份自供,同时也纠正一个误区:一个人的成才与否,跟考试成绩并不绝对成正比。 天才绝对来自于勤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一位犹太籍的校友回忆:“有天一大早——是个假日,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全幢建筑物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的特别响。乐曲高潮到一半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墙壁。原来我打扰了钱学森。我这才知道中国学生比犹太学生更用功。”钱学森在麻省理工的一位学生麦克则回忆:钱学森教学很用功,全心全意用在课程上,他希望学生也付出相同的热忱学习,如果他们表现不如预期,他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他要求麦克做一些有关扇叶涡轮引擎的计算,麦克说:“我算了好一阵子,但到了午餐时间,我就去吃饭了。回来的时候,他就在发脾气。他说:‘你这是什么样的科学家,算到一半竟敢跑去吃中饭!”(摘自《读者》2010年2期) 5.细读第二段,用简洁的语言概括钱学森“唯美的人格”的具体表现是什么。(4分) (1) (2) 6.第三段写了钱学森的读书成绩,其作用是什么?(3分)

如何理解钱学森之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首先,对学生的认知能力夸大化。 中国教育认为学生只要用心就能成才,进行全面填压式教学,语数外政史地理化生,哪科都进行强化教学,生怕学生知识缺乏,但这样违背人的认知过程,人是智慧生物,有自己的喜好,对有些学科知识很喜欢,愿意去学习,对有些学科知识很厌烦,不愿意去学习。人与人的智力生来就有差别,这与遗传有关,有的人生来记忆力好,反应快,适合学习语言类知识,例如:语文、外语、政治、历史、地理。有的人记忆力差,反应慢,但具有很好的发散思维能力,适合学习逻辑性强的知识,例如:数学、物理、化学。可是我们的教育制度却实行一刀切的教学方式,忽视个体差异性。 其次,教材的缺陷性 中国的教材,都是由一些大学教授组织编写,他们的教材都是根据考试大纲编写,机械呆板,各个版本教材大同小异,缺乏实用性,很多知识都不是学以致用,而是为考试编写,考试结束,知识就可以忘记了,古人用一个成语形容“屠龙之技”,想想我们学习杀龙的本事,即使再高,又没有用,因为世界本来就没有龙来供你一试身手。所以教材要兼顾实用性,而不能仅仅为了考试。 再次,高考错误的导向性。 高考更是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原来是考七科,后来是3+2,到现在是3+x,要求难度逐渐加深,学生为了考高分,没日没夜学习,即使考上清华计算机系的学生,也许以前他连计算机都没有摸过。他以前学习的知识大多数与计算机不沾边,而我们如何在大学四年的时间里使这些人成为精英(更何况大学与该专业不沾边的公共课要占一半时间),我们怎么能指望这样的大学毕业生的计算机水平可以超过美国那些从小就玩计算机的大学生呢?我们大学的教育不是为了学生的真才实学去教育,而是仅仅为了发文凭而教育,我们看不出这样的文凭有多少含金量。我个人认为,高考应该尊重学生的喜好,如果你喜好艺术,你可以完全让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去见鬼吧!如果你喜欢物理,你可以让英语去见鬼,你学好与物理有关的学科。在我看来,你要学的就是那些与你要考大学专业有关的学科,其它学科教科书都是你的科普读物。高考应该取消3+x这样的考试,让大学教授列出他的专业要求的知识,使之成为考试内容。 最后是中国学生动手能力缺乏。 中国教育重理论轻实践,不能让学生亲自动手去检验知识,一方面是中国教育硬件基础薄弱,另一方面是中国学生懒于动手,学校对学生缺乏管理权限,现在的孩子娇生惯养,擦破皮家长都会跑到学校闹腾,使学校不愿意惹麻烦怕担责任。课外实践活动,中国所有的中学都很难搞起来,毕竟中国学生,分分是命根。而美国等国家,学习是实践得真知。所以美国中学生动手能力强,在实践中学习提高。 综上所述,我觉得以上四点可以很好回答钱老的问题,基于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去认真的探讨悟出解决之道,在后面我将给中国教育开一剂良方,解决问题,使中国教育摆脱困境。 可见,破解“钱学森之问”,培养杰出人才,让孩子们成为基础深厚、发展潜力巨大、创新思维活跃的高素质人才,是当下教育界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教学需要深入探究的课题。作为教师要努力把握教学规律,在教学中博采众长,不断推动教学向前发展。

《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 真正让“钱学森之问”成为舆论的焦点,源于2009年11月11日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 发出公开信的沈正赋等11位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几天前,我们满怀悲痛送别了钱学森老人。作为一代科学大师,钱老对国家民族、对科学研究、对青年人才、对科学道德的挚爱,感动了全民族。他的崇高人格和科学精神就像一座灯塔,照亮后人前行的路。连日来,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不时会被钱老提出的一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被称为‘钱学森之问’的问题,已引起上至国务院总理下至普通学生的深思。它是沉重的,也是不容回避的。” 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为此,他们愿意通过《新安晚报》,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给教育部新任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封公开信。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并全国教育界同仁: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震聋发聩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 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 此致 敬礼

钱学森阅读答案

钱学森阅读答案 1955年10月1日清晨,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艘巨轮正劈波破浪驶往香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阵阵海风不时掠过他那宽大的前额。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他屈指一算,已经在海上航行15天了。想到前方就是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他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呀!他,就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 1.最能表达钱学森归国心切的句子是【B】。 A.他屈指一算,已经在海上航行15天了。 B.它多么希望脚下不是轮船的甲板,而是火箭的舱壁呀! C.眺望着水天一色的远方。 2.由于钱学森的杰出贡献,他被誉为“”,我国还有一位科学家邓稼先被誉为“”【C】。 A.两弹元勋中国原子弹之父 B.三弹元勋中国导弹之父 C.两弹元勋中国导弹之父 3.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这段话应放在课文,把它放在文章的开头是一种写法【A】。 A.倒数第二自然段倒叙 B.倒数第二自然段插叙 C.最后一段倒叙

20XX—019学年度第一学期生物教研组工作计划 指导思想 以新一轮课程改革为抓手,更新教育理念,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努力实现教学创新,改革教学和学习方式,提高课堂教学效益,促进学校的内涵性发展。同时,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在全面实施新课程过程中,加大教研、教改力度,深化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的研究。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创新与质量的关系,积极探索符合新课程理念的生物教学自如化教学方法和自主化学习方式。 主要工作 一、教研组建设方面: 、深入学习课改理论,积极实施课改实践。 、以七年级新教材为“切入点”,强化理论学习和教学实践。 、充分发挥教研组的作用,把先进理念学习和教学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做到以学促研,以研促教,真正实现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强化教学过程管理,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课堂效益,规范教学常规管理,抓好“五关”。 ()备课关。要求教龄五年以下的教师备详案,提倡其他教师备详案。要求教师的教案能体现课改理念。 ()上课关。 ()作业关。首先要控制学生作业的量,本着切实减轻学生负担的精神,要在作业批改上狠下工夫。 ()考试关。以确保给学生一个公正、公平的评价环境。 ()质量关。 、加强教研组凝聚力,培养组内老师的团结合作精神,做好新教师带教工作。 二、常规教学方面: 加强教研组建设。兴教研之风,树教研氛围。特别要把起始年级新教材的教研活动作为工作的重点。 、教研组要加强集体备课共同分析教材研究教法探讨疑难问题由备课组长牵头每周集体备课一次,定时间定内容,对下一阶段教学做到有的放矢,把握重点突破难点 、教研组活动要有计划、有措施、有内容,在实效上下工夫,要认真落实好组内的公开课教学。 、积极开展听评课活动,每位教师听课不少于20节,青年教师不少于节,兴“听课,评课”之风,大力提倡组内,校内听随堂课。 、进一步制作、完善教研组主页,加强与兄弟学校的交流。 我们将继续本着团结一致,勤沟通,勤研究,重探索,重实效的原则,在总结上一学年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 校内公开课活动计划表 日期周次星期节次开课人员拟开课内容 10月127四王志忠生物圈 10月137五赵夕珍动物的行为 12月114五赵夕珍生态系统的调节 12月2818四朱光祥动物的生殖 镇江新区大港中学生物教研组 xx- 20X下学期生物教研组工作计划范文 20X年秋季生物教研组工作计划 化学生物教研组的工作计划 生物教研组工作计划 下学期生物教研组工作计划 年下学期生物教研组工作计划 20X年化学生物教研组计划 20X年化学生物教研组计划 中学生物教研组工作计划 第一学期生物教研组工作计划 20XX—019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中英语教研组工作计划 XX—XX学年度第二学期高中英语教研组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本学期,我组将进一步确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理论,把课程改革作为教学研究的中心工作,深入学习和研究新课程标准,积极、稳妥地实施和推进中学英语课程改革。以新课程理念指导教研工作,加强课程改革,紧紧地围绕新课程实施过程出现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加强课题研究,积极支持和开展校本研究,提高教研质量,提升教师的研究水平和研究能力。加强教学常规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我校英语教师的英语教研、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为我校争创“三星”级高中而发挥我组的力量。 二.主要工作及活动: .加强理论学习,推进新课程改革。 组织本组教师学习《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及课标解度,积极实践高中英语牛津教材,组织全组教师进一步学习、熟悉新教材的体系和特点,探索新教材的教学模式,组织好新教材的研究课活动,为全组教师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和机会。 .加强课堂教学常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强化落实教学常规和“礼嘉中学课堂教学十项要求”。做好集体备课和二备以及反思工作。在认真钻研教材的基础上,抓好上课、课后作业、辅导、评价等环节,从而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加强教学方法、手段和策略的研究,引导教师改进教学方法的同时,引导学生改进学习方法和学习策略。 .加强课题研究,提升教科研研究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 组织教师有效开展本组的和全校的课题研究工作做到有计划、有研究、有活动、有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教育教学论文,并向报刊杂志和年会投稿。 制订好本组本学期的校公开课、示范课、汇报课计划,并组织好听课、评课等工作。 三.具体安排: 二月份:制订好教研组工作计划、课题组工作计划和本学期公开课名单。 三月份:、组织理论学习。 、高一英语教学研讨活动。 、组织好高三第一次模考、阅卷、评卷和总结等工作。 四月份:、组织好高三英语口语测试。 、高三英语复习研讨会。 五月份:、组织好高三第二次模考、阅卷、评卷和总结等工作。 、协助开展好我校的区级公开课。 六月份:、组织好高考的复习迎考工作。 、收集课题活动材料。 2019学年春季学期小学语文组教研计划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课程改革精神,以贯彻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核心,以研究课堂教学为重点,以促进教师队伍建设为根本,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本学期教研组重点加强对教师评课的指导,使教师的评课规范化,系统化,定期举行主题教学沙龙和“会诊式行动研究”,促进新教师的成长,加快我镇小学语文教师队伍成长速度和小学语文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结合区里的活动安排,开展各项有意义的学生活动,培养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调动启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 二、工作目标 、以课改为中心,组织教师学习语文课程标准,转变教学观念,深入课堂教学研究,激发学生主动探究意识,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努力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进一步加强语文教师队伍建设,让“语文研究小组”,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示范作用,重视团队合作智慧、力量。开展“师徒结对”活动,以老带新,不断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 、组织教师开展切实有效的说课沙龙、评课沙龙,提高教师说课能力,和评课能力,能够结合主题教研活动,对典型课例进行互动研讨,开展教例赏析活动。 、加强教研组集体备课,每周以段为单位组织一次集体备课,分析教材,赏析重点课文,进行文本细读,交流教学心得。让备课不再是走场,形式主义,而是真真实实为提高课堂效率服务,提高教师的素质服务。 、根据上学期制定的语文常规活动计划,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竞赛活动、过关活动,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在自主活动中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促进个性和谐发展。 、加强学习质量调查、检测工作,及时分析,寻找得失,确保完成各项教学指标。 三、主要工作及具体措施 (一)骨干教师示范、把关,当好“领头羊”。 、本学期,语文研究小组成员继续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示范作用,重视团队合作智慧、力量。教研组将围绕“探索实效性语文课堂教学模式”这个主题,深入开展精读课文教学有效性研讨活动。低段(1-2年级)则继续进行识字教学的有效性的探讨。分层、有序地开展教研活动,使教研活动更成熟、有效,切实提高我校语文老师的专业水平。 、开展“师徒结对”活动,以老带新,不断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 (二)年轻教师取经、学习,争取出成绩。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促成新教师迅速成长,—年教龄新教师每一学期上堂模仿课和一堂校内研讨课。上模仿课的内容可以通过观看名师的关盘、视频或者教学实录等途径,根据个人教学需要,有选择性地进行局部模仿,从而使新教师形成个人的教学风格。 2019年高二历史第二学期教学工作计划范文1 一、指导思想 高二的历史教学任务是要使学生在历史知识、历史学科能力和思想品德、情感、态度、价值观各方面得到全面培养锻炼和发展,为高三年级的文科历史教学打下良好的基础,为高校输送有学习潜能和发展前途的合格高中毕业生打下良好基础。 高考的文科综合能力测试更加强调考生对文科各学科整体知识的把握、综合分析问题的思维能力、为解决问题而迁移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教师在教学中要体现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分析解决问题的通识教育理念。教师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教材转变教学观念,紧跟高考形势的发展,研究考试的变化,力争使高二的教学向高三教学的要求靠拢。 按照《教学大纲》和《考试说明》的要求,认真完成高二阶段的单科复习工作。坚持学科教学为主,落实基础知识要到位,适当兼顾史地政三个学科的综合要求,培养提高学生学科内综合的能力。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落实基础,提高学科思维能力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 二、教学依据和教材使用 全班共40人,其中男生15人,女生人。学生的数学基础较一般,多数学生能掌握所学内容,少部分学生由于反映要慢一些,学习方法死板,没有人进行辅导,加之缺乏学习的主动性,不能掌握学习的内容。能跟上课的学生,课上活泼,发言积极,上课专心听讲,完成作业认真,学习比较积极主动,课后也很自觉,当然与家长的监督分不开。部分学生解答问题的能力较强,不管遇到什么题,只要读了两次,就能找到方法,有的方法还相当的简捷。有的学生只能接受老师教给的方法,稍有一点变动的问题就处理不了。个别学生是老师怎么教也不会。 二、教材分析 本册的教学内容:()混合运算和应用题;()整数和整数四则运算;()量的计量;()小数的意义和性质;()小数的加法和减法;()平行四边形和梯形 本册的重点:混合运算和应用题是本册的一个重点,这一册进一步学习三步式题的混合运算顺序,学习使用小括号,继续学习解答两步应用题的学习,进一步学习解答比较容易的三步应用题,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复杂的数量关系,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得意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并继续培养学生检验应用题的解答的技巧和习惯。第二单元整数和整数的四则运算,是在前三年半所学的有关内容的基础上,进行复习、概括,整理和提高。先把整数的认数范围扩展到千亿位,总结十进制计数法,然后对整数四则运算的意义,运算定律加以概括总结,这样就为学习小数,分数打下较好的基础。第四单元量的计量是在前面已学的基础上把所学的计量单位加于系统整理,一方面使学生所学的知识更加巩固,一方面使学生为学习把单名数或复名数改写成用小数表示的单名数做好准备。 三、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使学生认识自然数和整数,掌握十进制计数法,会根据数级正确地读、写含有三级的多位数。 、使学生理解整数四则运算的意义,掌握加法与减法、乘法与除法之间的关系。 ③提出教学任务:在全面发展体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灵敏、力量,速度和有氧耐力,武德的培养;引导学生学会合理掌握练习与讨论的时间,了解实现目标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在不断体验进步和成功的过程中,表现出适宜的自信心,形成勇于克服困难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优良品质;认识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合作和竞争意识,在武术学习过程中学会尊重和关心他人,将自身健康与社会需要相,表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品质,结合本身项目去了解一些武术名人并能对他们进行简单的评价;加强研究性的学习,去讨论与研究技能的实用性,加强同学之间的讨论交流的环节。 ()教学目标: ①总体目标:建立“健康第一”的理念,培养学生的健康意识和体魄,在必修田径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初级长拳”、“剑”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意识,以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中心,重视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确保每一个学生都受益,以及多样性和选择性的教学理念,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设计本教学工作计划,以满足学生选项学生的需求,加深学生的运动体验和理解,保证学生在高一年田径必修基础上再加上“长拳”来引导男女生学习体育模块的积极性,再结合高二年的“剑”选项课的学习中修满学分。加强学习“长拳”以及“剑”的基本套路,提升学习的的兴趣,提升学生本身的素质,特别是武德的培养。 ②具体目标: 运动参与:养成良好的练武的锻炼习惯。根据科学锻炼的原则,制定并实施个人锻炼计划。学会评价体育锻炼效果的主要方法。 运动技能:认识武术运动项目的价值,并关注国内外重大体赛事。有目的的提高技术战术水平,并进一步加强技、战术的运用能力。学习并掌握社会条件下活动的技能与方法,并掌握运动创伤时和紧急情况下的简易处理方法。 身体健康:能通过多种途径发展肌肉力量和耐力。了解一些疾病等有关知识,并理解身体健康在学习、生活中和重要意义。形成良好的生活方式与健康行为。 心理健康:自觉通过体育活动改变心理状态,并努力获得成功感。在武术练习活动中表现出调节情绪的意愿与行为。在具有实用技能练习中体验到战胜困难带来喜悦。 社会适应:在学习活动中表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与合作创新精神。具有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体育与健康方面知识和方法的能力。 ()教学措施: 采用教师示范与讲解,学生讨论,练习,教师评价,再进行个别指导,后进行学生练习,最后进行展示与学生的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培养学生的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目标;实行培优扶中辅差,,采用学习小组的建立,加强学习小组的相互学习、相互讨论、相互研究的功能,提升学习的效率;加强多边学科的整合,特别是加强心理健康的教育,加强运动力学、运动医学等进行学习,以提升学生的运动自我保护意识与能力。 二、教学研究的计划 ()课题研究:加强校本课程“剑”、“平山初级长拳”的开发与教学;做好“趣味奥运会进入校园”课题的开题准备。做为“青春期健康教育进入校园”课题组的成员,协助课题组进行研究,开展活动。 ()校本教研:加强校本课程的开发,加强体育备课组的教研能力,做为备课组长的我与其他老师加强讨论校本的研究与开发,本次校本开发重点放在“剑”、“初级长拳”、“花样篮球”三个项目上,有所侧重。 ()论文撰写:结合课题研究的内容进行撰写。 ()校际、教研组、备课组教研活动:做为晋江市兼职中学体育教研员及校际组成员,积极参加校际组开展的各项活动,加强提升在校际组的教研水平,做好兼职教研员的本职工作,协助教研员开展教研活动;积极参加教研组的各项活动,提升教研水平;做为备课组长的我,我计划是积极组织本组老师一起提高高中的课改力度与水平,集中老师的备课时间与讨论在备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针对选项会出现的问题进行沟通,加强学习过程的评价,协调选项内容的评价标准及认证过程。 高二下学期语文备课组工作计划 高二下学期化学教学计划 高二下学期语文教学工作计划 关于高二下学期班主任工作计划范文 20X学年高二下学期班主任工作计划范文 20X高二下学期班主任工作计划 高二下学期工作计划范文 20X年高二下学期地理教学计划 高二下学期物理教学计划 高二下学期语文教学计划 生积极性,要求作业在课堂上完成,并及时反馈。 4. 做好后进生的辅导工作,实施“课内补课”的方法,组织互帮互学。 5.培养学生的分析、比较和综合能力。 6. 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 7. 培养学生的迁移类推能力。 8. 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五、课时安排 四年级下学期数学教学安排了课时的教学内容。各部分教学内容教学课时大致安排 一、混合运算和应用题(11课时) 、混合运算课时 、两、三步计算的应用题课时 、整理和复习课时 二、整数和整数四则运算(18课时) 、十进制计数法课时 、加法的意义和运算定律课时 、减法的意义和运算定律课时 、乘法的意义和运算定律课时 、除法的意义课时 、整理和复习课时 三、量的计量(课时) 、常用的计量单位课时 、名数的改写课时 四、小数的意义和性质(17课时) 、小数的意义和读写法课时 、小数的性质和小数的大小比较课时 、小数点位置移动引起小数大小的变化课时 、小数和复名数课时 、求一个小数的近似数 2课时 、整理和复习课时 五、小数的加法和减法(课时) 小管家课时 六、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和梯形(10课时) 、角的度量课时 、垂直和平行课时 、三角形课时 、平行四边形和梯形课时 、整理和复习课时 七、总复习(课时) XX年月26日 向纵深发展。 、做好论文的撰写、参评工作。 活动安排: 二月份:课例展示交流。王钧、李汪俊、罗建上研究课;课题成员进行子课题研究交流。 三月份:课例展示交流。(姚爱祥)组织课题学习,程中华、戴辉文、孙小娟上研究课;课题成员进行子课题研究交流。 四月份:课例展示交流。(姚爱祥)组织课题学习,刘华波、曹辉、钱芸上研究课;课题成员进行子课题研究交流。 五月份:课题研究小结 、组织年轻教师开展会诊式课堂教学诊断活动、同课异构活动、同构异教活动,有效,切实提高我校年轻语文老师的专业水平,获得快速成长。 、选拔教龄——年新教师参加区教研室组织的区新生代课堂教学比赛,并做好指导、培训工作。 (三)教研形式稳中有变,踏实而生动。 、继续组织两周一次的专题学习沙龙和互动式评课沙龙,结合教研活动的主题组织好教师学习、交流。听展示课的教师对听课内容进行精心、系统的评点,写成评课稿,在两周一次的互动式教学研讨沙龙中进行交流、探讨。与往年不同的是,在保证互动评课活动开展同时,不影响正常教学,本学期安排次集体评课活动,其他评课通过qq群来交流、研讨。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从“李约瑟难题”到“钱学森之问” 一、问题提出背景 李约瑟,著名生物化学家,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他在1954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8 世纪以前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 世纪以后却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为什么近代科学的兴起发生在欧洲,而不是发生在处于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国?这类问题后来演绎成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为什么未能萌发现代科学的“中国难题”,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无独有偶,2005 年初温总理在看望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钱老时,钱老对总理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回顾过去,这么多年来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出现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超越国民时期培养出来的大师!钱学森认为:“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原因之一所有的大学办学没有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二、“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的原因分析 (一)中国的封建专制体制阻碍了人们创新思维的发展 尤其是在明朝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封建极权统治、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一大批思想者不得不沉默。“文字狱”使思想禁锢,封建极权统治的大刀,让诸多学者缄口停手,在漫长的寂寞中含泪悲叹。后来出于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清朝学者,以他们“没落”的心态抗拒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方科学,使中国人对近代科学的创建贡献甚微。原来的传统科学技术得不到飞快的发展,对西方新兴的科学又予以抗拒,结果使中国科技打打落后于世界水平。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我们因为目光短浅,因为不尊重知识,没认清形势、认清自己,而给我们的生活蒙上浓重阴影。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对人性持乐观主义态度,其主体部分是性善论,即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每个人都有成为尧舜的可能性。从“人性本善”的信念出发,儒家学说进行了完美的道德设计,为理想主义道德的追求提供了理论依据,将理想人格形象定位于君子和圣贤。这导致国家治理的理想主义方案,政治设计的核心是寻求一个“清官明君”式的好人统治,保证选拔最优秀、最可靠、最完美的“德才兼备”者当政。这是“人治”社会的政治设计思路。这种思路将“出相、入将”作为人生最大价值体现,科学和科学家没有社会地位,科学发现与发明没有厚重的社会土壤。尤其是宋代以来,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要求人们消除各种欲望,服从集权制度下“三纲五常”制度,杜绝非分之想和奇巧之念,从礼仪乃至从法律的层面禁锢创新意识和行为,严重地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思维与动力。西方的文化观念对人性持悲观主义态度,一般主张性恶论,认为只有饥饿才能使人勤奋,只有法律才能使人为善。对公共权力也多持否定性倾向,认为公共权力本身就是“恶”,用好了能以“恶”制“恶”,用不好就更是变本加厉,雪上加霜。所以,政治设计的核心是寻求一个好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使“好人”不会变“坏”,使哪怕是“坏人”也无法“作恶”。这是“法治”社会的政治设计思路,这种政治设计思路形成以“国”为特征和单位的西方政治学说,是被公认的现实主义治国方案。这种治理方案注重民主和科学,注重人的价值最大体现,科学发现和科学发明受到极大的重视,科学家受到应有的尊重。 (三)价值取向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特征。儒家思想提倡道德价值至上,关注的是人和社会,肯定人的至上价值不是以否定自然本身的独立价值为前提,形成了“重文轻理”、“重政治轻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形态。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重视儒家经典和偏爱文学,主张文以载道,崇尚立德、立功、立言。这种道德价值取向把人的兴趣和精力引向道德修养和政治活动,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科技知识或无所用心,或斥之为淫技奇巧,不以从事科学研究为己任。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并没有身为科学家的自豪感,相反,在中国科技史上做出巨大发明的科学家大多困窘潦倒,结局可悲。北宋时期的沈括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所著科学巨著《梦溪笔谈》被西方人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但他却连遭儒学大师朱熹强烈的人身攻击,其科学巨著也被贬斥为是乱说。追其根源,这可能和我们的核心价值取向有关,使得我们的民族对科学缺乏一种自发的兴趣,使我们对于科学总是有一些隔阂。三、问题给我们的借鉴与启示 (一)以人为本,重视国民科学素养 人类科技发展史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国民科学素养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 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水平。国民科学素养和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文化是人类与自然和社会环境斗争的产物,亦是一个国家、民族长期思想行为教育和统治的沉淀。我国家庭与社会教育长期以来注重实用和功利,忽视国民科学素养的培养。他们衡量教育孩子的标准是用有用和无用来划分。能帮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是钱、权、名,或曰“成功”的有用。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大学联考制度时说:“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近年来,迫于就业的压力,一些大学和大学生只注重职业与就业功能,大学生一入校,就探讨将来的职业和收入。长此以往,我们国民的科学素养很难提高,很难造就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因此我们应当注重科学和人文的动态平衡,转变用单一的模式和标准来塑造人才的格局,改革用人和容人机制,创造各类人才应运而生的环境和文化氛围。探求培养科学素养及新知识能力的机制,重视创造能力、动手能力,转变跟踪国际新科学、新技术的被动为自主创新开拓的主体,使中国社会涌现出更多的创新人才。 (二)打破惯性思维,克服迷信权威心理 中国传统文化带有浓厚的伦理专制主义色彩,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以伦理原则作为绝对价值尺度的衡量标准,重群体,轻个体,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强调家长、师长、长官的绝对权威,要求一致性,反对多样性,忽视独立人格,打压个性化需求。受这样文化的长期熏陶,个人的利益和需要不被重视,从小就被要求听话,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大学,听话的就是好孩子、好学生。工作后听领导的话、听组织的话,凡听话的就顺达,不听话的就被纠正。这种削足适履的育人和容人方式不仅导致整个社会缺乏鲜活多彩的个性,在思维领域也会形成迷信权威的惯性思维和从众心理。我们常常习惯于引证权威和书本的观点,执着于执行领导、专家或是书本的方案和意见,导致思维僵硬固化,失去灵性和创意,注重继承和模仿,缺少原创动力。长此以往,抑制了人们探索性智慧和好奇心,阻碍了人格的全面发展,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潜能。思维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创新性的人才,首要的思维品质就是批判性。没有批判性的思维品质,一个人是不会有太大的创造力的,是不会取得抑或是取得大的创新性的工作业绩的。因此,必须打破“迷信权威”的局面,营造“批判探究”的氛围,消除人们的从众心理、惰性心理,培育大胆质疑、谨慎求证、勇于创新和探索的品格。要结合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弘扬创造性教育,重视人的个体发展对社会的创造作用,挖掘无穷的创新能力,大力培养学习型、创新型的人才,成就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式创新。 (三)尊重科技人才,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中国要真正崛起,掌握核心技术、成为技术大国是最明显的标志。而掌握新技术一靠重视人才,二靠资金投入。战后日本、德国、以色列的崛起都得益于重视人才和对教育的高投入。中国对教育、科技的投入既不如发达国家,也不如发展中国家,对科技人才的重视也远远未达到应有的程度。2011 年11 月,中国人力资源强国战略高层论坛暨相关成果发布会透露,中国的公务员平均年薪比事业单位人员平均年薪高出一万元,而企业人员的平均年薪又低于事业单位人员。这样的收入现状体现不出科技人才的价值,科技人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处于较尴尬境地。我国缺乏尊重科技人才的相关体制机制的支撑,大量的人才不愿意从事科学研究而流向公务员阶层。 另一方面是引进人才问题。中国引进人才往往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有些单位引进人才不是从需要出发,而是当作为政绩为自己贴金,向上交差,人才引进之后就完事大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益于全球战乱,全世界高科技人才都聚集到美国,造就了美国今日的辉煌。据统计,现在留在美国的顶级科技人才仍占全球的一半左右。而中国高校高科技专业的顶级人才更是成批量流向美国,学成回国者不及 30%。一段时间,中国最好的人才不在中国成为共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大力培养和引进有知识、见识和胆识的人才,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让科学家、教授成为最受人羡慕的职业。同时也要有开放吸收人才的眼光和气魄,面向全球 70 亿人中的人才开放吸收,给他们发挥个人潜力的平台和用武之地,真正发挥引进人才的作用,在开放的心态中成就中国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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