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新史观

五四运动的新史观

今天是五四运动90周年。国内思想界近年来对于五四运动多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反思，这些反思其实毋宁说是当代问题的投影。一些人从法律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认为大学生的暴力行动本不足取；一些人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认为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不足取；一些人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道路着眼，认为五四运动所蕴含的民族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浪漫主义不如社会改良主义，如此等等。

评价一段历史事实的标准，固然可以多样。时人有时人的标准，后人有后人的标准，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标准。然而，无论如何，对于一段历史事实，总是要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标准，即此时、此地、此人，使看似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后人从这些必然性之中，可以反思：如果时间、地点、人物发生了某种变化，是否可以形成另外的必然性，产生不同于以往历史的新经验。本文坚持以这样的两分法看待五四。

一、五四运动是一场中国现代民主、科学的启蒙运动

五四运动源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是陈独秀、鲁迅和胡适，他们将新文化运动的精髓概括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斗争矛头直指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他们为什么要彻底否定传统文化？这必须要从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和历史经验事实中加以认识。

1840年后，中国在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下日趋衰落，面对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先进的科学技术、民主观念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传统文化却一直在禁锢人们的思想，科学不昌，军备废弛。那时的西方，还没有足够的闲情逸致充当“世界秩序正义”的精神领袖，而是着眼于侵略和掠夺，充满血与火的野蛮和杀戮。只是，资本主义列强客观上也给中国强行输入了新的生产方式，使国人逐步认识到传统文化更新的必要在于开启民智、富民强国，在一定程度上使清王朝得以苟延残喘了70年，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清政府内部的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和治国制度，军队配备了一些新式武器，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中兴名臣指挥的湘军和淮军，所以，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没有像以前历代的农民起义那样获得成功。但是，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以及中法战争中的惨败，说明在不撼动封建帝制下的洋务运动并不能使中国强大起来。因此，乃有1898

年康有为、梁启超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的戊戌变法，试图革新帝制，仿效英、日等国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以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为代表的顽固封建帝制势力扼杀了这一改革，也熄灭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帝制的最后幻想。1902年，受欧美革命影响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率先举起了民主革命的旗帜，1911年辛亥革命在中国南方虽然胜利了，但民主的力量仍然弱小，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广大的社会群众仍然深受封建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而没有普遍觉悟。加之欧美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袁世凯，让中国民主革命成果为势力强大的北方封建军阀所窃取，使民主革命派深感失望，并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陈独秀经历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试图从思想上唤起广大青年的民主觉悟，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鲁迅则从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着手，论证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对于人民的毒害，倡导平等、民主、自由的新文化观念。而留美学习社会科学的胡适，深受美国杜威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民主思想的影响，从推进中国社会大众文明、民主、进步的角度，大力倡导白话文革命，反对文言文。

因此，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启蒙，可以细分为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文化层面是贯彻人人平等的思想，普及新的大众文化，涌现出各种社会思潮，反对旧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治层面是认识到民主和科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两翼，单纯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例如洋务运动并不能强国救国，单纯地依靠上层统治集团改良制度例如戊戌变法也不能真正推行民主。总体上，五四运动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是针对中国内政外交问题的，反映了中国人民基于历史教训对于国家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五四运动是一场正义的爱国主义群众运动

五四爱国主义运动，既是针对外部的欺凌，又主要是针对内部上层统治集团的。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就是无能的北洋政府使中国在外部又一次受到了欺凌。1919年在法国凡尔赛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瓜分盛宴上，中国凭借为西方修铁路的十几万劳工而成为一个战胜国，其领土却仍然遭到瓜分，青岛由德国租界变为日本租界。由此爆发的五四学生运动高扬爱国主义旗帜，主张惩办国贼、外争国权。此时距离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已历79年，其间，中国从一个傲视环宇的大帝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到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纷纷侵略，经过58年的黯然沉沦，1898年的戊戌变法昙花一现，13年后，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腐朽帝制，但垂而不死的封建军阀篡夺了

民主政权，倒行逆施，内压民主，外丧国权，对日签署卖国的《二十一条》，现在又无条件接受日本对山东的瓜分，终于再次激起民愤。

时人也有以法律的观点看待当时五四运动学生火烧赵家楼、殴打卖国贼的行为，认为肇事学生应当被法办。此论被多数知识分子斥为迂腐。那时的北洋政府虽然形式上是一个合法的民主政府，但在事关国家主权的大问题上，没有维护国家利益，主流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派基本否认其政权的实质合法性，此后不久的北伐战争推翻了这个政权。即使在今天看来，我们仍然不能不注意到国家法律在形式和实质上的两种不同的合法性，强调“恶法亦法”的形式主义法学观认为人们必须遵守“恶法”，资产阶级民主的改良主义者也认为人民必须依据法律行事；而强调“恶法非法”的实质主义法学观和自然法学说则认为人们不必要遵守“恶法”。所谓“恶法”，是指违反现代法律精神和法治原则、违背公民合法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法律。学生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等卖国贼的行为，按照形式主义法学观，是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人身安全的违法行为，而按照实质主义法学观，它是维护国家利益、行使民主权利的正义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因此，今人若认为五四学生的暴力反抗行为是非法的，与时人一样是犯了形式主义的谬误。当然，这不妨碍今天我们呼吁爱国主义的群众运动应当遵循合法、理性的方式，因为今天我国的法律具有实质的合法性。换言之，公民行为的进步与国家的进步相辅相成。

三、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道路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同时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革命两种社会浪潮的影响。资产阶级民主虽然比封建专制制度要好，但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凌辱使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厌恶它。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表明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腐朽已经使有志于重新崛起的俄国认为不足仿效，而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揭示了一种新的道路。当然，社会主义也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列宁等人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派，另一个则是德国伯恩斯坦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上进行改良的社会民主党派。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部分先进知识分子重新点燃了救国图强的希望，催生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派——中国共产党。但同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得到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支持，针对反动的北洋政府的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牢固地确立了代表资产阶级民主的国民政府，并确定

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至此，甚至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也认为，中国革命的两股势力可以合流了。

可惜的是，当腐败的北洋军阀政府被孙中山的革命军北伐消灭以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却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社会主义政策倾向，服务于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奉行专制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顽固坚持独裁，使国民政府成为人民民主的对立物。然而，五四运动所高扬起来的民主、科学精神，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不能无视和容许这样的历史重演。尽管面对日本等外来侵略威胁和富国强兵的急需，但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民主、独裁政策，发动了绞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10年内战。这注定了它的合法性逐渐丧失和失败的历史命运。

1930年前后，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遭受覆灭危险的时候，世界社会主义也同样遭到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敌视和仇恨，英美法等国对准备进攻苏联的希特勒法西斯主义采取了绥靖政策，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结果是把祸水同样引向了他们自己。在共同的法西斯敌人面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首次联合起来，以人类正义的力量最终击败了法西斯主义，实现了世界的再次和平。但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表明资本主义仍然把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敌人，从而开启了战后近50年的冷战局面。而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旧中国和独裁专制本性不改的旧中国资产阶级政权，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无疑不再可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而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中国民主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路线——反对西方列强侵略，建设大众的民主国家。

近代以来的中国，同时面临内忧外患，内部的民主、科学和外部的主权强国成为中国人的不懈追求。但是，看似美好的资产阶级民主，并为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大的福音。外有西方列强的欺凌，内有上层统治集团的独裁，而且民主始终只是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和农村却被抛弃在外。在世界范围内，1917年的俄国经过十月革命，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国，而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最严重的经济危机，10年后，西方列强再次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遭受国际联盟绥靖政策的苦果，饱受日本的全面侵略。而英美等国扶植反动的国民党政权，社会主义俄国则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这就是中国为什么最终选择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历史逻辑。

四、五四运动是贯穿百年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

今天，站在全球史观的角度，从1840年至今169年，从中国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来看，五四运动是承前启后的，是贯穿百年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现代化的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虽然是中国本土的，但它同时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它将中国此前70余年的落后置身于世界范围进行观察和反思，并总结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认识到单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或者社会制度，而不改造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普及新的大众文化，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民主、富强。因此，五四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在全球化视野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进行革新、改造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的领袖人物的思想，来源于世界和中国，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和世界。因此，五四运动其实仍然是中国一场未竟的伟大事业，它的目标就是如何建设一个民主、富强、文明的新中国以及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今天的环境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深刻的变化，经过断断续续几十年的和平建设，尤其是近30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也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因此，中国人现在可以平心静气地看待当年的五四和以往的历史，完成五四未竟的事业。现在，我们应当重新以全球化的视野，认真审视和研究国家兴衰、国民祸福的历史轨迹，探寻一条合适的发展道路。

首先，我们要客观认识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演变。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的发展，从黄河流域逐渐蔓延，历经两千余年的无数次战争和民族大融合，直至清朝初期达到了历史上最大的疆域。而在1840年以前，中国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封建国家。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向中国展示了世界的另一边，促使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官僚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又向中国展示了同属东方儒家文化传统的日本的新面目，使得光绪皇帝也感到变法图强的必要。但是，在中国极其稀薄的资本主义经济土壤之上，资产阶级民主既受到封建统治集团的反对，又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因而注定是失败的。学习西医的孙中山开始明白这个道理，试图通过对知识分子、工农和部分官僚的思想教育，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制度，但他受到西方的支持少、反对多，并被封建新军阀袁世凯所欺骗；尽管经历了很多失败，他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终究取得了一定成功。五四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创立中国共产党和领导初期社会主义革命，吸取了康有为、孙中山和苏俄的经验，他的事业为毛泽东等人所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新民主革命的主流。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首次将中国与世界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中国

国民政府加入了联合国，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共产国际。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成为仅次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社会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30年后的1979年，中国和世界资本主义领袖美国正式建交，并恢复了联合国席位。1989年，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风云变幻，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都经受住了考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显示出中国与世界的水乳交融。面对2007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显得从容不迫，并逐渐加大参与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的力度。以上这些重要的历史节点，足以概括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变迁。

其次，客观认识各种社会制度的优缺点和发展性。经历这么多坎坷，中国人现在更加明白，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天生十全十美，如果说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在于资本的贪婪和残酷，那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足在于缺乏个体经济自由基础所导致的物质匮乏和过度集权。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逐步改正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工人运动的反抗不得不而进行内部改良，借鉴社会主义的优点，民主社会主义因此在西德、北欧、印度等一些国家得以流行，到上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建成全民福利国家，社会矛盾大为缓和。与此同时，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则开始了励精图治的民主和经济改革，与新加坡、韩国、日本一起迅速崛起为“亚洲四小龙”。此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开始清算斯大林的政策错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自我改革中逐渐放弃了社会主义而恢复曾经的资本主义。但是，对于中国这样刚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一时还难以理解和接受，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从1957年开始，中国实行“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政策路线，试图从思想、文化和经济政治上进行全方位的集权管理，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灾难。这不能不促使中国大陆开始反思。1978年，中国思想界针对毛泽东思想教条提出了实践检验标准，开启了持续至今30年的改革开放，积极借鉴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

第三，客观认识中国经济优先改革战略的科学性。坚持经济优先的社会改革道路，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吸取以往历史教训的必然选择。就工业现代化而言，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相比，洋务运动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近代化的工业基础，虽然它主观上旨在维系封建帝制；五四时期和退居台湾时期，思想家胡适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改良主义，陈独秀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国民政府成立后，也一直主张推迟工农革命而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虽然遭受了批判，但却客观地指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不可逾越的规律性。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邓小平主

张的经济发展路线虽然曾饱受冠以复辟资本主义的批判，但实践证明是符合历史趋势和人民群众要求的。1989年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道路面临危机，中国亦因改革导致的“官倒”等特权腐败现象、物价上涨、国企工人大量下岗等社会问题积聚，形成了大规模学潮，危及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邓小平坚决主张中国不能再次走向动乱，果断控制了事态的发展。此后，中国受到西方经济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不久，东欧各国纷纷易帜，似乎标志着资本主义取得了全面胜利。当时，中国存在三种思想倾向，左派主张回到计划经济和传统公有制，自由派主张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邓小平为首的稳健改革派主张在社会主义制度内有限度地借鉴资本主义，既反对在政治上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又主张在经济上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优势。这种主张最终占了上风。1992年，邓小平首次突破市场经济的禁忌，在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此后以“一国两制”模式收回香港和澳门，2001年加入“资本主义”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在经济制度上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历史地看，邓小平之所以选择第三种道路，乃是因为他目睹或经历了君主立宪制、资本主义民主在旧中国的失败，亲历了苏式社会主义教条的危害，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革新，并始终传承了中国人富民强国的百年梦想。

五、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与五四精神的历史重合

迄今为止，中国一直是一个虚心的好学生，而外部世界又常常提醒中国走自己的路。就在中国决定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后不久，1998年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它证明西方主导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特别是金融市场化政策的失败。中国由此谨慎对待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并抓住机遇成为西方的主要出口贸易伙伴，开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长足发展时期，使10年后的经济总量跃升世界第三。同时，中国也在逐步推广民主、法治等政治文明。1997年，中共中央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原则，1999年写入宪法，2001年中共中央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概念，主张吸收人类优秀政治文明成果，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2007年中共中央十七大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各项社会改革的蓝图，2008年初，中国领导人提出要善于吸收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爱等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此后，国内思想界发生了关于“普世价值”的论争，有人认为源于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属于“普世价值”，而另一些人则以价值的相对性和阶级性否认存在这类“普世价值”。12月18日中共中央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报告否定了那些无谓的争论和动摇，进一步坚定了改革开放、融

入世界潮流的决心。在加速发展市场经济、综合国力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中国也采取了看来是正确的外交路线：韬光养晦、和平崛起，这与美、俄大国沙文主义和德、日军国主义的崛起道路截然不同。

同时，中国人也能够更加理性地认识美国的政策失误所导致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美国的穷兵黩武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穆斯林国家和拉美部分国家的反美情绪，使美国一向引为自豪的价值观颇有些黯然失色。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为全球经济危机，又使资本主义世界惊呼自由资本主义面临破产，美国在精神、政治和经济上已经陷入严重危机。中国思想理论界主流观点认为，部分西方和中国学者关于这些危机证明自由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制度失灵的判断有失偏颇，但加强市场监管、促进社会公平的教训却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话题。基于世界资本主义弊端，中国对于改革开放的争论日趋明显和激烈，出现新左派和自由派的对立，但双方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决策和改革必须审慎、科学，以避免发生大的社会问题。虽然举办北京奥运会的巨大热情和自豪感暂时掩盖了经济危机，盲目乐观和对国际市场缺乏研究使中国政府和企业经受了巨大损失，导致失业率上升；但是，全球经济危机促使中国以全球眼光看待本国经济问题，与各国政府保持协调一致的降息政策和经济振兴计划，并致力于在世界经济的重建中发挥主导力量；同时也迫使中国决心转变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着力于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大力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并深入思考和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和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发展。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人的价值观也正在发生积极变化。很多国际事件使中国人在厌烦美欧民主、自由说教之后，逐渐理智地看待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人权这些基本价值。最典型的开始就是911事件，尽管美国需要为其民主、自由制度作出检讨，但客观地说，世界各国找到了共同立场：把本国的或国际的针对平民目标的反政府、反社会武装暴力活动统称为恐怖活动。中国也参加了国际和区际的反恐合作组织。可以说，国际反恐共识是以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为基础的。而最能激起普通中国人愤怒和反感的美欧民主、自由价值观的虚伪表现，当属2008年西方媒体和国家公开支持藏独活动和干扰北京奥运会圣火海外传递。这使中国年轻一代通过互联网对一向标榜客观公正的西方媒体和国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和平抵制行动，其爱国主义影响不亚于五四运动。但是，这些民间行动已经蕴含了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基本价值观，政府有限容忍甚至鼓励民众各种意见的自由表达，而民众的声音也是多元的，既有激烈的、情绪化的，

也有节制、理性的。而北京奥运会富有历史文化意蕴的盛大开幕式、金牌第一的骄人战绩以及奥运志愿者的优秀表现，使中国人自豪、自信起来。中国于2007年颁布了《北京奥运会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暂行规定》，2008年11月17日又以《外国新闻机构和记者在华采访管理条例》替代，进一步扩大了文化领域国际传播的发展空间，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心理距离，为中国人逐渐形成世界价值共识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强国的民族心理基础。2008年，互联网传播在提升年轻一代的公民素质方面发挥了越来越明显的积极作用，成为政府承认的主流新闻媒体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内发生的灾难和事故，在全球化时代无意中也成为推动国内社会改革的客观力量。例如2003年的SARS危机、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三鹿奶粉重大安全事故。SARS危机使《传染病防治法》得到一次全民普及，政府部门一改多年形成的封锁消息制度，使政府活动倾向于公开、透明和高效，终于在2007年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突发事件应对法》。5.12汶川大地震使新闻媒体在中国首次实现了直接、快速的现场报道，政府信息变得更加公开透明，民间志愿者行动空前高涨，第一次广泛、直接地接受国际救援。而对比同时期的缅甸热带风暴灾害和30年前中国唐山大地震，中国对于灾害信息的公开程度可谓天壤之别。汶川地震还促使政府改革地震预报和防震减灾制度的某些弊端，如2008年修改《防震减灾法》和颁布《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条例》。此外，它也刺激了中央政府公共财政职能的发挥和社会慈善事业的制度化发展。9月11日公布于世的三鹿婴幼儿奶粉食品中毒事件，与同时期频繁发生的煤矿生产和工程建设等方面的重大安全事故一起，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存在的假冒伪劣、缺乏有效监管等粗放增长方式的弊端，它提醒政府和全社会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扩大社会民主监督的迫切性。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提倡民主、科学，2009年，中国全面、深入学习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90年，历史竟然这样巧合地重逢。90年前，我们的先贤就能够以世界眼光观察中国问题，提出振兴中华的根本方略。90年后，我们历经艰难曲折的种种尝试，最终又回到历史的起点。这验证了五四精神的伟大和正确，也证明了民主、科学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最大机遇期，需要重新焕发中华文明的灿烂光辉。21世纪中国和世界关系的缩影是：中国善于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坚持

走自己的道路；中国有能力完善自身，世界期待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的发展源于世界文明的传播，中国的发展也将造福世界文明。

2009-5-4

【作者简介】

阚敬侠，法学学士、民法学硕士、新闻传播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