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2)
解读中国模式
摘要：“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历经中国道路的艰辛探索,对当今中国特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初步科学总结所进行的一种理论概括,今后对它的认识仍将会在中国道路的不断探索中继续深化,并赋予它新的内涵。本文就中国模式进行讨论。
[关键词] 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引言
时下，“中国模式”是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模式”之前有“北京共识”这一提法，“中国模式”就是从“北京共识”演化来的。虽然“北京共识”早就为一些人熟用，但“中国模式”作为国内外学界的理论热点，还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新中国成立60 年总结我国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教训过程中新兴起来的。近来“中国模式”在我国理论界引起极大关注和兴趣。[ 1 ]从国内来看积极主张“中国模式”这一提法，有人对中国模式“充满着期待”，认为“中国模式”是我们的一项重大创新，对30 年发展中的一些成功经验要认真总结，提升这些经验的品位和规格，使之上升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同时提出，要充实它的内容，使之进一步完善化。
一．中国模式认识
中国模式的研究更多见诸于我国学术界,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党的文献上至今还没有进行正式的理论概括。近30年来,中国模式始终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最初,我们是从研究苏联模式
开始的。长期以来,我们也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作为同样的模式来对待,并且以突破苏联模式作为我们改革的一大目标。[ 2 ]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人民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探索,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渐行渐远。进入新世纪,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全面的建设成就。同时,“中国模式”也开始出现于学术界。国内学术界近几年对中国模式的研究热情越来越高涨,最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把这一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2]第一,中国模式的空间具有当代性、平面性。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相比更具有空间的平面感。现实的中国模式更多的是对当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客观现实的提炼而进行的理论概括,它在主观和客观两者结合上更具有客观性。第二,中国模式的初始性和不完善性。中国道路的不可变更性、不容否定性、不可假设性在前面我们作了分析。而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相比较,则带有更多的主观性特点。从改革开放至今的看,中国模式在许多方面必须改进和提升。[ 3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至今30年,我们不是在一个所预想的理想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外部环境是资本主义所引导的现代化进程。我不主张较多地从愿景出发来谈论中国模式,而主张更多地从现实的角度来探讨和研究中国模式。
从以上中国模式的几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模式只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样式的一种理论概括,远远没有穷尽中国道路的全部内容;中国模式是可以进行较多的主观性
分析的,是可以进行一分为二的辩证性分析的,它有值得肯定的主流,但是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局限;中国模式是一种对中国道路发展阶段特征的理论概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会停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仍将继续,中国模式的研究也同样会在中国社会主义未来的不断探索中被赋予新的内涵。
二“中国模式”基本特征
1.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是解放思想与制度创新,经济改革优先
《北京共识》的作者拉莫认为,创新且高密度的创新是中国模式的首要基本经验。“‘北京共识’的第一个定理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认为尖端创新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用物理学术语来说,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
2.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
美国媒体指出,中国经济在当今的金融海啸下没有像其他五大经济体一样迅速减速,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具备自由派经济学家通常嗤之以鼻的国家干预能力,中国并没有完全放任市场经济,政府会在适当时插手市场,重点的行业仍由政府主导,而银行业的重要职位都由政府官员出任,他们会听从国家指示,选择合适的贷款和投资对象。在金融业中,中国限制外商投资,也不全盘引进外国的创新而复杂的投资工具,终能避开这次严重的金融海啸。[ 4 ]中国官员面对危机时,可以像西方政府一样采用传统的市场手段,但也会加入干预。中国的国家干预曾被视为不成熟经济的坏习惯,现在却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视之为稳
定的堡垒。“对于一个不成熟的经济体,国家的干预成为稳定的城墙”,“中国的指令—控制制度较其他经济学家所重视的制度运转有效得多。”“他们以连贯的方式推动和引导人民和国家的资源达到共同的目标。”“它很值得牢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金融危机和信心危机的大国,没有人会担心中国领导人解决问题的能力”,“至少到现在,中国人民很相信他们的体系。”
3．中国模式注重渐进性、连贯性、平等性、艰苦奋斗和可持续发展
拉莫在《北京共识》中指出,“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与他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他进而认为,中国正试图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中国“现在市场化改革立足已稳,改变中国发展模式的特色已成紧迫之忧。这不仅仅是因为发展不平衡造成了社会危险。如果不朝着可持续增长的模式变革,中国经济很可能逐渐熄火,因资源缺乏而停止发展,因腐败和污染而受到阻碍”。[ 5 ]邓小平在经济改革早期曾经发表过著名的言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中国经济学家计算绿色GDP增长率的方法反映了政府新的信仰:猫的毛事关重大。现在中国政府的目标是找到一只绿猫,一只透明的猫。“在全球化日益引起怀疑的时代,倡导均衡发展和自力更生的模式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如此关注中国典范的原因之一
正是他们的艰苦奋斗。”
4.中国模式包含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发展模式
德国媒体认为:“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美国“软实力”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英国媒体认为,中共采取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使社会稳定而团结。“胡锦涛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小心翼翼地完善了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这个以人为本的治国观点的目标是让十多亿中国人得以自由地工作、规划和自行组合,同时让中国庞大而不稳定的社会保持团结。”
三、“中国模式”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中国模式”在何种范围和何种程度上对世界产生了影响?产生了什么性质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一个客观观察与描述的问题,还涉及评价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问题。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这就是尽管中国可能变得富裕,出现崭露头角的一极强大到可以在全球舞台上改变人类处事的方式,”中国“正竭力将自己塑造为一种致力于世界正义的力量”。[ 6 ]俄罗斯媒体认为,“中国的发
展模式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因为这种模式引发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轮增长。”③英国媒体认为,中国软实力部分来自“中国的商业影响日益扩大,但是,另一些表明新的中国物理学的精神有吸引力”,即将一个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不成熟改革进程转变成一个自我实现的改革进程,更多地由内部动力决定,而不是靠外国因素推动,“这些经验把中国的思维与从其他地方的全球化文化失败中吸取的教训融合在一起。”
四、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及其启示
1.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认识
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扩大的同时,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和强权政治却在世界各地不断遭遇挫折,北京奥运会和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国际舞台的中心。“中国模式”开始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其中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展开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讨论和评价,表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和面临的危机,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客观反映。同时,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评价也反映出中国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国内问题,中国模式还未成型、不可复制,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欧美国家如何看待“中国模式”,不仅仅对中国从国际视野中审视自己的发展道路或经验十分重要,而且对我们从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角度认识“中国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发展产生的影响,对中国如何认识和把
握“中国模式”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在国际国内大局交互作用的形势下,处理好自身存在的国内问题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中国模式”是可以成立的。也有学者认为,更准确地说,“中国模式”是正在形成中的模式。首先目前欧美媒体所评价的中国模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具有标准形式(即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系统性和成熟性)和可复制性(即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示范性)的发展模式。正如拉莫所说,“中国的发展和富强道路不能由任何其他国家照搬。它仍然充满矛盾、紧张和陷阱。”[ 7 ]其次他强调的只是“中国崛起的许多因素引起了发展中世界的兴趣”。因此,目前欧美媒体报道的“中国模式”,准确而言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与“华盛顿共识”相比照的中国改革发展道路或战略路径的基本概括,“
欧美媒体对“中国模式”的报道是从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视角出发,总结和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国家发展战略、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首先,它通过“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一兴一衰的对比分析,表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和面临的危机局势,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客观反映。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得“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现,为中国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对于“中国模式”,欧美媒体有的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有的则将其发展看成一种威胁,但无论如何,“中国模式”都是现有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无法清楚解释的,因为在西方人眼里它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体现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①马克·伦纳德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领导人正尝试开放党务系统,使其更加具有精英领导的性质———邀请企业人士入党、创造更加开放的遴选程序并使党在法治之下活动,但与此同时,领导人在竭力加强对社会的控制,拒绝将党政分开的企图。”②中国人口快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涉及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已经造成了女婴短缺,男女人口比例失衡,这可能将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③还有文章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仍不透明,或许仍不得不处理上世纪90年代遗留下来的一堆问题,特别是大型国有公司造成的呆账。”④概括起来,这些问题主要是官员腐败日趋严重、严重影响政府的公信度、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和城乡发展不平衡、民生方面的问题(如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以及由于利益格局调整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等等。核心问题是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使发展的成果分配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⑤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初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交互作用的情况下,处理好中国模式中存在的国内问题,寻求发展模式的转型,建设一个真正可持续的、环保的、公平正义的发展模式,是我们今后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方向。[ 8 ]
2.欧美媒体指出中国模式带来的一些国内问题,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必须在国际国内大局交互作用的形势下,处理好自身存在的国内问题。尽管国际舆论对“中国模式”给予了很多积极评价,甚至有一些过高的评价,但也指出中国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面临不少挑战。
1.“中国模式”普适论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多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模式”议论纷纷，认为“中国模式”将对世界各国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将为世界提供可以广泛推广的模式。《金融时报》等评论认为，西方国家认为所谓“现代化”和“全球化”就是全世界效仿西方发展道路，而中国模式的成功将颠覆一切西方认为是“现代”的内容，重新界定“现代”一词的含义，这将是一场全球意义上的“文化变革”。①《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说，当西方世界遭遇困难和打击的时候，中国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是因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上首次出现了不同于美国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不仅让中国增添光彩，更让美国模式失色。英国《泰晤士报》也载文说，中国模式的成功将深刻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轨迹。《金融时报》有文章指出，中国模式越发显现魅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正将目光转向中国，寻找摆脱自身发展困境的道路。②不仅西方媒体，而且西方一些著名学者也认为“中国模式”为世界提供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模式。例如，美国
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 John Naisbitt) 在《中国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他特别强调，由于中国平衡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政治秩序，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纵向民主”模式而不同于西方的“横向民主”，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不仅将改变全球经济，而且也将以其自身的模式来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 9 ]“自从苏联解体之后，许多人都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是国家发展最成功的模式。现在中国的纵向民主虽然并不完美，而且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是正在逐步发展为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模式”。比较而言，大部分国内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较为保守，只是含蓄地表达“中国模式”可能具有的普适性。例如，有学者从中国模式对多元社会的重要意义方面提出: “中国模式在西方代议民主体制的经验以外，开辟了另外一种取得‘政治正当性’的途径。对人类历史发展而言，中国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加速多元现代性框架的可见，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赞扬，其实表现了其背后的忧虑。他们担心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可能导致世界权力转移，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仿效中国，使全球影响力转向中国。2.“中国模式”不可推广论。
在“中国模式”的国际意义方面，很多学者主张各国要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一是“中国模式”具有其独特本质，不可复制。有学者直接指出: “不只中国，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正确的发展政策也都必须从他们的国情出发。也即，‘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
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还有学者意识到，中国模式的国际示范，可能会因国情差异导致水土不服。“对于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有淡定的心态。既不能故步自封，也绝不能妄自尊大。客观地说，中国国力的提升为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并提高了国家的软实力。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经验的确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且一些国家也在了解和借鉴这些经验。然而，这不应该成为我们输出‘模式’的理由。历史早就证明，任何一个国家成功的关键都在于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的经验再次验证了这个结论”。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既不会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指导自身的改革，也不向外“推销”自己的经验。二是“中国模式”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具有普适性。有学者指出: “‘中国模式’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定的，是对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结，并非未来的指导性的理论。过去适用的模式未必将来能适用，况且既有的‘中国模式’也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和挑战。[ 10 ]无论从经济持续发展，还是从道义角度考虑，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都必然进行调整。可以说，过去通常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将在不远的未来，将会不断得到修正趋于平常，或者逐步淡出我们的视线。”因此，一些学者指出: “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模式将会经久不衰而最终得以取代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因为中国模式只是最近十年特殊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也是为何中国人本身很少宣称此一模式具有普世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永远维持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成长如同
历史上的其他新兴经济体，未来可能在增长停滞或是财富竞争的危机中受到反挫”。三是“中国模式”还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不应推广。在这些学者看来: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且永恒不变的建构体系，‘中国模式’亦然。这一模式所隐藏的问题不比它所取得的成就小，并且这种模式适合于某种历史机遇，而这种机遇现在已经不复存在”[ 11 ]。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造成: 一是经济发展高消耗、低产出。二是整体环境不容乐观。三是金融风险。
其二，有些学者特别强调“中国模式”政治、社会等非经济方面的特点。例如，一部分学者强调“中国模式”的政治特点，指出: “中国模式”的特点不在“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是非民主平台。
④有学者强调了“中国模式”的制度“内生性”，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不是依靠从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制度内生性不仅体现出‘中国模式’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模式’的创新之所在。”⑤还有学者指出中国模式凸出社会主义的政治特点。“当代中国是一个处在转型时期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与此相对应，中国模式的四个基本特点是: 快速发展的模式，有效转型的模式，大国崛起的模式，社会主义的模式”“中国模式”的争论与思考
①还有学者指出中国属于一种高代价的发展模式，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发展成本的高投入; 二是消极后果的严重化。中国高代价的增长模式导致中国“资源威胁论”。②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
未来的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12 ]。例如，有学者概括了“中国模式”面临的具体问题: 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首要“瓶颈”; 金融领域的“基因”滋生金融市场风险;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社会矛盾;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资本化问题不容忽视; 未来还面临若干不确定性。从上述的争论可以看出，学者们之间的分歧主要在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模式”。一种角度主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模式”具有普适性; 另一种角度则是主要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存在的问题，反思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认为“中国模式”不可向外推广。其实，单纯从其中的任何一个角度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片面的。“中国模式”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问题，必须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它。拔高中国阶段性的发展经验，将会掩盖“中国模式”隐含的问题，制约中国的持续发展。而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对峙也不利于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六“中国模式”面临多重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体现出自身的优势。但同时，“中国模式”还不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1.从经济发展来看，“中国模式”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向由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
也就是说，在发挥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本身的作用。另外，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能否真正转向以内需为主导，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是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解决的全
局性问题。“中国模式”在经济上是政府主导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权力和市场的作用，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其特征表现为国家掌控主体经济，并在其它经济领域进行干预。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在短期内集结起强大的国家动员力量，这在经济起点较低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大的自然灾害时，的确是卓有成效的。但在常态经济活动中，尤其是国内经济活动中，其弊病便很明显[ 13 ]。另外，“中国道路”是相对于国际而言，其主要优势和劣势也体现在全球经济方面。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针对市场对廉价商品的需求，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所创造的价格优势，发展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市场的出口型外向经济，成为全球的“世界工厂”。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经济的繁荣是一种“搭便车”的结果，因此，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微弱补充型经济增长阶段，西方已不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中国试图继续“搭便车”的机遇也消逝了，由于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也无力充当全球。在关于“中国模式”的特点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不仅是中国学者，而且一些西方学者和媒体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作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不少人把共产党领导看作是决定中国发展道路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
2.从政治发展来看，“中国模式”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进程。
人们在实践中似乎越来越形成某种共识，即中国在经济、社会领
域中遇到的诸多深层次问题，最终都与我国的政治体制有关。如何通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促进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完善，将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 在世界上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经验证明，经济发展和繁荣与民主没有直接关系，有时候威权政治比民主政治更有利于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历史的经验也充分证明，没有民主的经济繁荣是不可以持续的。中国要保持经济的持久繁荣，必须把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不懈的目标来追求，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具体而言，这有赖于解决好如下基本问题:一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和建设问题。要变革执政党的组织体系，防止党政之间的功能重叠和交叉，防止导致资源的浪费和公共治理的低效率。其次，要加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中，人民当家作主是根本，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说到底是要体现人民意志，是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服务的。因此，在党的建设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 14 ]。二是加强法治，有效制约政府权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模式”最终将获得多大成功，或者在什么范围内得到海内外的广泛认同，获得民众信任，也取决于在这方面的发展。但目前，中国在这方面面临着重重困难: 一方面，“人治”思想在我国仍然根深蒂固，如“清官”、“精英政治”观念，它们的可怕之处在于排斥法治。另一方面，目前中国政治体制中有关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确实难尽人意。尽管理论上几乎完美无缺，如执政党的监督、
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以及民众的监督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不能落实、缺乏成效。如果中国最终不能实现法治，在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方面不能找到有效的制度设计，这种政治发展道路会受到更多人的质疑。三是有效保障公民权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①景凯旋: 《“中国模式”前景》，《人民论坛》，2009 年第22 期。
3.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中国模式”的立场不同、角度不一，但普遍看到了中国在体制方面的优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的高效发展策略，多数学者都承认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模式”的研究过程中，重要的不是讨论“中国模式”的概念等问题，而是应深入总结和探究“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和面临的问题，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一)“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有其特色，无论把它称为“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模式”，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出来的概念。所以，如果要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就需要找出“中国模式”与其他模式的不同。也就是说，要找到中国有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东西，才是“中国模式”的特点。因此，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可以看到，前面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中所提出的许多特点并不是“中国模式”所特有[ 15 ]。那么，“中国模式”的特点究竟应该是什么?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 多年的历程，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它有机地结合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世界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开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三者的有机结合成为“中国模式”的本质特点和成功的主要因素，从而使“中国模式”既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模式，也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有着根本的区别。
三、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毋庸置疑，但同时它并未完全成形，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因此，上述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不同角度思考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历史方位和前进方向。事实上，在“中国模式”的研究过程中，重要的不在于讨论“中国模式”的概念问题，而是应深入总结和探究“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和面临的问题，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从上述关于“中国模式”争论的思考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三者有机地结合是其本质特点[ 16 ]。但是，“中国模式”处在发展和探索中，面临着来自政治、经济、社动机角色，而此前被经济繁荣所掩盖的深层次问题必然随之出现，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将不断下滑，对改革的最终目的产生怀疑。因此，虽然政府主导型的“中国道路”在金融危机后受到热捧，但应该保持警惕，因为市场与政府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缺陷，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自由竞争与宏观调控相互补充、缺一不可，关键是寻求到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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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遇到国家制度建设和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两大内部难题。首先，崛起是一个长期持续的高速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必然对现存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如果说，过去20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崛起提供了经济总量急剧扩张的空间，那么，今后20年左右中国的整体制度建设将全面提高中国的社会文化质量和人的素质；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将为中国崛起提供内部缓冲机制和国际空间。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水流最快、最变化莫测的点的附近”，“在中国经济的改革部分与未改革部分势均力敌时，危险最大”。这个问题来自中国改革的长期遗留问题，即“没有动手建立控制和管理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体制”（吉姆*罗沃： 《亚洲的崛起》）。 这就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制度障碍。 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问题，可能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三者联动，缺一不可。后二者的不完整使前者也不可能充分发展。 最近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件，证明权力和市场资源结合或交换的严重性。 财富的急剧增加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同时产生贫富差距加大。积聚收入差距拉大和各种矛盾激化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之大，并不影响它们的制度灵活性和稳定性。许多发展中经济即使采取压抑贫富分化的政策，依然社会动乱不已。强国和世界500强大公司之间的正相关系说明，如果没有财富和资本的集中（通过市场竞争而不是权力支配的资源优化组合），中国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作为强国的崛起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因此，“均贫富”实际上是放慢或阻碍中国崛起的理论主张。问题的关键不是在于财富的均衡程度，而是在于财富集中和再分配的方式，在于最低收入阶层的基本权利保障和这个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
中国模式的内涵与意义
中国模式内涵及意义 摘要：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摸索出来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发展模式，符合中国的国情，是由社稷体制、民本政治和国民经济三位一体共同构成的符合中国发展的一种模式。在多年的发展中，促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模式，苏联模式，中国特色，民主 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伯·雷默( Joshua Cooper Ramo) 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 Beijing consensus) 的概念，由此开启了世界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1]。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以苏为鉴”，试图摆脱苏联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2]。中国模式作为中国经验、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的集中概括，是世界认识中国和中国认识自己的重要理论范畴[3]。 一、中国模式内涵 中国模式的兴起，一方面，源自“华盛顿共识”的破产；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北京共识”的提出。前者表明转向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华盛顿共识”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后者则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道路的成功具有中国特色及制度贡献。这就使得总结和概括中国经验的中国模式，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关于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以及用什么概念来表达这个提法，目前学术界还存在分歧。持否定或谨慎态度的学者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或慎用中国模式这个提法，如李君如表示，中国各方面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讲“模式”有定型的嫌疑，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4]。持赞成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客观
什么是中国模式啊
什么是中国模式啊？ 所谓的中国模式，应该是指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模式。目前国际上经济体制转轨的主要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中国模式，即渐进式改革的模式。初期的改革没有明确的制度目标，一切以发展经济为主，即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当时的提法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或者说进入改革的第二阶段，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才相对比较明确起来。不过在完全放开市场化还是政府控制下的市场化的这个问题上目前存在争论。即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的争论。 另一种模式就是前苏联的改革模式，即所谓的激进模式或称为“休克疗法”。将原来的体制模式完全推翻，以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模式为参照，建立起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模式。 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 今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找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亚洲人民深知，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这个论述，深刻揭示了各国根据国情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中国对发展模式的探索与选择，正是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客观规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就是破除对“放之四海而皆准”发展模式迷信的60多年，是“找到符合自身实际”发展道路的60多年。特别是1978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的年经济总量由3645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397900亿元，增长了109倍，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时间、高增长纪录。在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位中，中国从1978年的第十位跃升为2010年的第二位。2011年5月，全球语言监测机构公布的21世纪十大新闻中，中国崛起高居榜首。在这段时期内，亚洲曾发生了1997年金融危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稳定亚洲金融市场、战胜危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的全球性经济灾难，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相继陷入严重困境。中国及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消费、生产和建设等诸多领域扩大内需，发展对外贸易，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宗旨，坚持决不趁人之危、决不损人利己，与各国和地区通力合作，共渡难关，并最早实现经济回升向好，对全球经济走出困境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中国和平崛起与持续、快速发展的做法和经验，有人称之为“中国模式”，或叫“中国发展模式”。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于2011年6月在接受中国《参考消息》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无论对中国自己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有人不同意“中国模式”，或者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更多的人则把中国模式与中国实行的制度分割开来，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对中国实行的社会政治制度则质疑
浅谈中国企业发展模式
浅谈中国企业发展模式，以里手网为例 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看似感觉已经成为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人们都说现在是创业的黄金时代，的确，相比以前，互联网的发展为创业者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是如果一个企业没有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一个发展方向，则很难走下去。 就像前两年以众筹为噱头的西少爷肉夹馍，就是因为对发展模式没有准确的定位，合伙人的意见不合，最终走向了失败的结果。因此，在创业初期，如何规划好企业的发展道路探索好企业发展的模式，为重中之重。 企业现状： 目前，在中国，中小企业占据了市场份额的主要部分，中国大约将近5000多万户中小企业，成为市场中的中坚力量，但是在发展过程，仍然异常艰难。比如融资问题，技术问题，以及在各个部门的周旋问题。 1 障碍分析 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分析： 1.1 企业的自身问题。在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下，中小企业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人人皆可创业，但是，创业者的素质以及技术因素也成为了阻碍企业发展的难题。企业发展范围以及自身的社会影响导致社会的信任度较低。经济效益差，企业抗风险能力低。 1.2 创业者的错误定位。不少企业总是盲目的为自己定位，在发展过程中，盲目的想让自己扩大，向一些大企业看齐，这种决心虽然好，但是盲目的搭架子而不想着如何做强，导致自己外强中干忽视了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特点。 1.3 中小企业招人难，人才难留固然是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弊端，但是这并不是阻碍发展的根本问题，其实小企业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边是小而精。不能跟大企业比规模，但是却可以往精上边发展。所以，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不善于利用、开发、整合资源，盲目跟进，企业缺乏从战略角度长远规划发展的思路。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管理者观念落后。 例如里手网，在开始创办的初期，定位非常的明确，就是为企业做好服务，定制发展的方案。从工商服务到财税服务再到知识产权的申请，为企业进行一站式服务便是里手网的企业定位。一个企业的定位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 2 改进途径 2.1 “师夷长技以制夷”学先进技术，做后起之秀。从中小企业的发展来说，我们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和技术，通过学习、引进，帮助我们尽快发展，减少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成本。差距越大，快速发展的空间就越大。在我们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也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经过长期的磨练，相对比较成熟，这些企业就是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中小企业的楷模，学习成本低。 2.2 企业定位最重要。中小企业其自身规模小，小而全的经营战略将使企业误入歧途。中小
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战略形势_时殷弘
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 战略形势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中美关系的根本形势蕴含了一项根本的战略“秘密”：中国崛起压倒性地依靠和平的经济力、外贸力、外交力等等广义的“软权势”，就此而言美国压倒性地侧重于军力部署、军力增进、军事同盟构建和强化的对华防范战略很不合时宜，或者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自１９９６年克林顿政府与日本制订“美日安保新指针”以来，哪年哪月美国不在主要针对中国加强其中西太平洋军力和军事同盟，但与此同时哪年哪月中国不在成功地增长自身的国力和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美之间在总体上处于一种“不对称竞赛”，亦即中国见长的经济／外贸／外交影响对美国见长的军事能力“竞赛”。全世界现在都很清楚，中国正在这“不对称竞赛”中逐渐取得两者相权总的相对领先趋势，尽管这趋势并非全无逆转的可能。 近两年来，美国政府的许多对华言行显示，它已开始倾向于在中国持续和平崛起的前提下，接受或多少无可奈何地迁就中国崛起。与此相关，它在继续对华军事防范、增进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尝试加强对华外交竞争的同时，致力于系统地增大和拓宽对华协商和协调，并且将此置于对外和对华政策议程中的更显要的位置。美国政府与先前相比，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更大幅度地“迎合”中国的立场或要求。此外，它既出于无奈，也出于对损伤中美全局关系的顾虑，在它实际上相当疑惧或深为不满的一些方面采取或试图采取比先前“容忍”甚或“容忍”得多的姿态。总之，即使在较长远的未来有可能发生变更，美国仍已开始形成其对华态度和政策的一种新的首要方面，那就是将中国当作至少目前在和平地崛起，在今后一段可预见的时期内大概仍将如此的一个未来很可能的世界强国对待。 然而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间的中长期“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也许有如远处的地平线上正在集聚的乌云。中国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持续高速增长；中美经贸矛盾越来越具有结构性的、独立的和愈益增进的重大意义，并且在弥漫“中国是世界工厂”和“中国大搞不公平贸易”的美国公众意象中越来越被“政治化”；中国在东亚、中亚、中东、非洲等多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外交影响迅速扩展和增强；中国由经济必需所驱动而在全世界广泛争取战略意义重大的能源；中国抵抗美国压力和对美竞争影响的自信心愈益增进，中国大众中的对美民族主义逐步高扬；中国持续和加速地进行军事现代化，在某些关键的军事能力领域已开始真正触痛美国的过敏的神经。 在这些事态发展中，尤其重大的是：（１）中国对美贸易持续的巨大出超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突出议题之一；（２）中国持续和加速的军力发展已成为（或接近成为）美国军事战略家和保守派特 别耿耿于怀的一大忧心事态；（３）中国外交影响的广泛扩张和迅速增进已引起美国所有各派对外政策精英的不快、嫉妒和忧惧。从长远看，军事领域的未来前景最值得予以长远的首要战略关注。超级强国美国决心维持自身最重要最显赫的战略资产，即美国的军事优势，中国则从根本和起码的国家利益和尊严出发，决心实现军事现代化：这一矛盾并非全无可能损毁中美关系的未来。 鉴于中美关系的上述所有基本形势，中国可以也应当一方面继续快速增长国力，积极扩展国际影响，另一方面更认真地注意控制变得更深刻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增进合理的和可以接受的“责任”承担，扩大中美之间的磋商范围，增进其磋商深度，保护中美之间互惠的经济交往，发展中美之间有选择的战略合作，继续争取美国舆论对中国的未来较多地放心。 至少在今后几年内，关于中美关系，中国最需要重视的是正在变得更重要更突出的中美经贸矛盾，明了在经贸问题上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趋向，懂得争取在治标和治本两方面缓解中美经贸矛盾的头等重大意义，这将关系到保护中美关系和中国崛起的外部有利环境，并且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在“科学发展观”主导下的转换争取足够的时间。需要在护卫中国紧要的经济安全的同时，主要以积极、慎重、有限和渐进累积性的妥协努力，防止美国国内对华保护主义压力发展到异常严重的地步，防止（也许极而言之）西方主要经济体愈益倾向于断定根本的自由贸易原则和经济全球化须予废弃或逆转。 为此，关于某些最重要问题的适当认识和判断至关紧要。第一，中美贸易矛盾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原因（或许也是在世界上被最为广泛地认识的原因）是在中国一边，此即中国多年来的不平衡的发展模式。第二，中美贸易矛盾这一经济问题确实是处在一个近乎决定性的和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之中，就此而言纯粹的经济论辩效用不大。什么叫“近乎决定性的”政治环境？这就是指政治远不只是由经济学家、大公司和商人决定；特别在美国，政治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投票选举美国国会和总统的那些人决定，而在中国也有愈益重要的广义的公众舆论。什么叫“愈益更为宽广的”政治环境？这主要指中美贸易关系在美国被广泛地“政治化”，即出现了一种非常广泛的意象—— —几乎绝大部分美国人都将中国简单化地设想为世界工厂，大搞不公平贸易。持有这种意象的美国人太多了，要他们听从复杂的经济道理至少一时少有可能。集体的民族意象甚或跨国意象愈益具有决定性。第三，对中美目前的贸易关系（一种仍包含“谁得到较多”这一问题的互惠互利的关系）要有一项常识性的理解：哪个获益相对较多？哪个有着相对最为听似有理的抱怨？中美贸易关系的当前状态是否跻身于中国当前和平崛起的 专题 １５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０７．７－８
从_人治与法治_的角度看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从 人治与法治 的角度看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向达,周莎 (陕理工经法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摘要]一个国家政治模式的优劣决定着本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而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且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的抉择。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模式,总体上来说,应该是一种 人治 的社会模式,而现代中国则更注重 法 的规范和强制作用,力图建立一个 法治 国家。本文从 人治与法治 的角度,通过对这两种模式进行比较,从三方面来谈中国政治模式的转变。 [关键词]人治;法治;中国;政治模式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153(2009)01!0015!02 [作者简介]向达(1976!),男,湖南张家界人,土家族,硕士,陕西理工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讲师。 政治模式是反映一定政治情形的一种思维建构,是对具体政治现象的抽象理论概括。从广义上讲,政治模式也指对某个或某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的描述和概括,是这种政治生活全面的抽象表现形式。在西方政治研究中,政治模式被视为一种启发式的工具,它用按一定规则组合的一系列符号来表示的一定的现实政治行为和关系。而政治模式的优化转变,可以促进整个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一、中国传统政治模式!!!人治模式向法制模式的转变 1. 人治 的本质及其科学内涵 人治 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产物,它是按照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决定和实施国家的大政方针、管理社会公共事物的一种管理国家的方法。从历史上讲, 人治 就是 朕即国家 、 言出法随 ;从现实上讲, 人治 就是凭主观办事,以言代法。在某种意义上, 人治 是专制主义、家长制的同义语。 人治 的科学内涵包括如下几点: (1) 人治 的主体是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君王都是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他们依凭着自己的意志去行事,去处理国家的各项事务。国家的前途命运系于最高统治者一人之身。孔子的 为政在人 、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思想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2) 人治 在形式上表现为最高统治者的 个人意志之治 。这是人治的形式内涵,也是人治的外在表现。在人治体制下,最高统治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喜怒哀乐,随心所欲地做出各种政治决策、处理一切臣民的人身和财产。一切事情的处理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个人的主观好恶,一切臣民的生死都在其一念之间。最高统治者的言语即圣旨,即法律。所谓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 是为其证。 (3) 人治 在实质上体现为不受任何制约的 绝对或无限权力之治 。这是 人治 的实质内涵与本质特征。最高统治者之所以能完全凭个人意志为所欲为的处理、决断国事,根源就在于他掌握了一种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无限权力,人凌驾于任何制度之上。 2.中国传统的 人治 政治模式的体现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的 人治 传统的国家。这表现为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在奴隶社会,以超自然形式出现的 神 代表着特定的阶级意志和利益,从而被人格化而成为君王的象征,形成了被神化的奴隶主贵族专政, 君权神授 则成为他们统治和压迫的理由。如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注:?诗经#商颂?),商代统治者认为他们的权力和政治行为是上天意志的体现,君王是神的化身,代表神来行使权力。因此,他们就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权利,而奴隶则为最低等级的人。他们还实行宗法制,奴隶主贵族对奴隶进行压迫,把奴隶当作自己的劳动工具,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占有。 在封建社会,中国的政治思想深受儒家 人治 思想的影响,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儒家的 人治 思想主要强调的是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君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政治上,实行 八议 、 八辟 等等级制度,严格遵循 礼不上庶人,刑不上大夫 的规定来区分人的身份地位。他们还实行分封制以及世袭制,极力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优待封建皇室贵族、官僚统治集团,地主阶级又极尽残忍地压迫和剥削下层人民;君主又通过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及郡县制等,来强化自己的权力。皇权专制主义在明清时期通过大兴文字狱加强思想控制,以及诛杀功臣,制定跪拜制度等发展到极致。隋唐以前,中央集权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是在士族门阀政治基础上发展的,士族门阀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等级。直到隋唐时期,科举制才为庶族地主提供了参与政治、入朝为官的渠道,从而变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为庶族官僚政治。 因此,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个古代中国是一个以 人治 为主的社会。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法家 法不阿贵 、 刑无等级 的思想,但就其本意来说,并不在于强调民众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在于强调君主推行法令时,不管是大夫还是庶民,只要违法一律不赦。这是因为法家的立足点是君主,目的是以刑治民,而对君主的权力没有任何约束力。它有别于古希腊法家思想强调的人人平等,立足点在民,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更与现代中国的 法治 相去甚远。 3 人治模式向法制模式的转变 政治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相应的转变,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政治模式开始由 人治 向 法治 模式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正式启动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制度与体制错位的政治形态得到改观,从此中国踏上了法治化的正途,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于是,党的十五大将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作为治国方略提出,从最权威的战略高度对法治进行发扬;十六大又将 依法治国 确立为全 15 第15卷第1期工会论坛Vol.15No.1 2009年1月T rade U nions%T ribune Jan.2009
“中国模式”
中特：结合中外评论探讨“中国模式” 一什么是“中国模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关于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的话题为国际主流学术界所高度关注。那么什么是中国模式呢？有以下几种观点可借鉴。第一种观点提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战略、政策、实践的过程和结果的总称，也包括出现的问题。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包括五点：一是独立自主，二是改革创新，三是实践本位，四是以人为本，五是和而不同。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 当前热议的“中国模式”概念，主要是是一些国外学者、政要以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立足点，以非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我们取得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的探究和概括。认识、探究的客观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即“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一面旗帜”。 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作出了如下表达: “中国模式”的最重要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中国模式”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 西方有媒体指出: “当代中国一直是个令西方感到困惑的问题”。“西方人还是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真正繁荣起来，除非它采纳西方式的民主”。“中国模式”可以归结为“专制加经济发展”。新加坡有媒体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同儒家思想相结合的国家意识形态: 一种允许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力量的政体; 在保持政治体制的同时，改革经济体制。新加坡一位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就是其政治稳定与经济改革的特殊结合; 换句话说，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化。”总之，政治上的保守、专制与经济自由，是西方学者政要赋予“中国模式”的总体内涵。 对比所谓的“中国模式”，“西方模式”的核心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一贯主张首先实现民主政治，才能实现并保障经济的发展。但中国没有采取西方的发展模式，而是开辟了一条符合其自身国情的新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违背了他们的教条，因而感到迷惑甚至疑心重重。应该指出，一些西方人士还保留着陈旧的偏见，用单一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政治体制并谎称这是一种“专制”。 结合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有着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特别是价值观上的差异，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
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政治 改革纵横 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杨丽莎石富霞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中国模式即中国发展模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基本特点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模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社会上各个层面的矛盾也逐渐凸显，由此催生出了对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鉴于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主要在于政府的过多介入微观经济以及政府在公共服务层面的缺位，要解决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就首先要从转变政府职能着手。 关键词：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政府职能转变 自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突飞猛进，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以上，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难以企及的，使得其他国家不由地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中国，更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制造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歪曲中国模式的言论。积极应对国内和国外的各种挑战，深入探讨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不仅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客观的总结，更是对中国崛起之路的一种战略构建。 一、中国模式及可持续性发展问题透视 我们这里所讲的“中国模式”即中国发展模式，有着其特殊的历史路径的，是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看清石头在过河”再到“埋好石头过河”一步步艰苦卓绝地探索出来的，而且还将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走下去。中国模式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实行市场为基础，政府为主导的双重调节的资源配置方式。其中政府主导也是将中国发展模式区别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的根本特征。也正是归因于“以市场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这一基本特征，通过重要经济资源配置权与廉价劳动力这两大优势，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独立的收益主体。 纵观过去33年的历史，中国的复苏与发展可谓是一个奇迹。中国在新一轮的竞技中发挥优势，年均GDP增长率高达9%，远远高于3%的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贸易大国。据世界银行2008年底的估算，中国模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16%，同时，作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仍保持了经济整体上的平稳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为能克服此次金融危机向中国求助更是“中国模式成功论”的又一力证。 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一基本特征在带给我们廉价劳动力和集资优势的同时，也形成了一系列的矛盾： 一是经济高速发展与资源环境严重恶化之间的矛盾。据2004年中科院《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数据，我国每创造1美元GDP的能耗是西方7个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的5.9倍，单位产值的水耗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0倍以上。虽然2009年上半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累计降低了13%，但是仍然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高耗能低产出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单纯依靠高投入来拉动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但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并不否定经济快速增长，完善中国模式的关键是实现又好又快和更好更快的发展。希望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能带给中国模式以借鉴和启示，使中国模式成为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的理念模式和运作模式。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本质与时代的要求。 二是“两极分化”与“共同富裕”之间的矛盾。邓小平在总结历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更为科学地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在回答“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却背离了初衷，渐行渐远。一方面，少数政府权威这棵大树下的既得利益群体通过特权或者变相的特权以低廉的成本分割大量的资源并以此形成垄断，聚敛社会大部分财富。另一方面，畸形的房地产业和银行金融业“劫富于民”，使得老百姓积累财富困难重重。这就造成了中国模式下的两极分化。 三是“国富”与“民穷”之间的矛盾。政府过多地介入微观经济，利用各种经济政治手段，从广大劳动人民手中汲取大量财富。而我国“强国家—— —弱社会”的病态结构使得社会对国家财富集中能力缺乏足够的制衡能力。这就形成了“国富民穷”的局面，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四是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公共服务缺位之间的矛盾。发展主义的中国模式使得大部分资源优先集中配置于经济发展，服务于经济建设。相对于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的发展显得捉襟见肘。国家在把大量的经费和预算投入经济建设的同时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并没有同比增长。1995-2004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20.7%降到15.7%，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5.4%降到4.5%。在联合国公布的分配公平性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的成员国医疗卫生筹资排序中，中国在191个成员国中位列倒数第四位。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 这些矛盾的存在必然催生出人们对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中国能否在全球化背景下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探讨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势在必行。 二、阻碍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理路分析 中国模式的内在动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填补了和矫正了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但是，由于政府的职能并没有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变，只是把发展经济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地方政府为了能在以GDP为标准的现行干部考核体制下表现出色，便积极参与到市场竞争中去，直接后果便是本应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缺位，由此便形成了中国模式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第一、政府仍然控制着某些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和定价权，使得其市场化进程受到阻碍，效益降低，价格机制不能正常运行。 市场本应该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使得经济资源在1 --
浅谈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浅谈中国经济增长模式 公司理财11刘情2011312487 公司理财11高阳2011312480 公司理财11丁雅璇2011312482 公司理财11 李博楠2011312468 公司理财11 刘书剑2011312489
目录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回眸3 二、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4 （一）经济发展的定义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区别4 （二）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5 （1）GDP 5 （2）幸福指数6 （3）财富与收入6 （三）中国应该建立怎样的经济发展指标7 三、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及对策8 （一）投资与消费失衡8 （1）投资过热9 （2）消费不足10 （3）解决方案11 （二）产业结构12 （1）产业结构现状及问题12 （2）我国优化产业结构的对策16 （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17 （1）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具有粗放型的特征17 （2）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严重后果19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途径20 （四）收入分配问题21 （1）问题分析21 （2）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影响25 四、结语27 五、参考文献27 五、参考文献 (27)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回眸 以下表格整理了1949年至今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 表一经济发展历程
由此不难发现，中国经济从总体来看呈现从曲折中向前发展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关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摸索与讨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我们走了不少弯路，但是最终中国经济还是保持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即使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也依然顽强地挺过。 二、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指标 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因此，建立合理的的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对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量，从而进行国际间和地区间的比较，是必不可少的。 （一）经济发展的定义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区别 过去，各国政府一直将经济增长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在这个目标的驱使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在发达国家，诸如贫富悬殊的扩大，社会结构严重不合理，污染愈来愈严重等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工业体系十分脆弱，产业结构极不协调，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支撑。这种状况的出现，
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
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 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张维为，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著有《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改革》（英文）、《改造中国：经济改革及其政治影响》（英文）、《重塑两岸关系的思考》、《中国触动全球》等。19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我想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话语三个角度来谈今天的话题。中国今天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曾遇到。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可以自信地面对各种挑战。先谈中国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过去的30年中增加了18倍，有专家估计中国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生活水平可以提高 近7倍。但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中国“城市像亚洲、农村像非洲”？2008年，我从印度讲学回来，在报上发表了《印度贫民窟带来的震撼和思考》一文：孟买60%的人住在贫民窟，人均面积两三平米。一位网友责问：为何不把中国跟东欧比？我说不久前去过华沙和布达佩斯，它们比上海落后至少10年。这位网友又问：为什么不和纽约比？和纽约比，3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但现在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实，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雷德曼就比过。
他2008年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后经上海回国，写了篇评论《中美这七年》。他写道：当我回到纽约机场，沿着破旧的公路开往曼哈顿时，我问自己，究竟哪里是第三世界？我不想告诉我的女儿世界的未来在中国。虽然上海和纽约在某些方面仍有差距，如国际化程度、公共文化的空间等。但在硬件的很多方面，上海已经走在纽约的前面了，如机场、地铁、高速公路、商业繁荣程度、美轮美奂的夜景和即将完工的高铁；在软件方面，上海的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人均寿命等指标都好于纽约。我们的城乡差距还大于发达国家，但不是“城市像亚洲、农村像非洲”。欧洲的城市远远没有中国城市的活力，中国的农村也发生了巨变，好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好于非洲的多数城市。非洲城市一半人口住在没有电的贫民窟，人均寿命才50岁左右。中国城乡差别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而逐渐缩小，发达国家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国腐败很严重，能算崛起吗？腐败问题是一个挑战，但我们也要看到别国崛起过程中都出现过腐败上升的问题，主要原因是经济高速发展，法治建设跟不上。英国19世纪时议员席位是可以买卖的；美国19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时代，人们都持枪保护自己；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官商勾结极为普遍。如果横向比较，研究腐败最权威的“透明国际”把中国腐败程度列在世界中位。跟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如印度、巴西、孟加拉、埃及、乌克兰、俄罗
中国崛起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由衰到兴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三个百年：1、百年衰落，是在18世纪中叶，康乾盛世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2、百年奋战，是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3、百年复兴，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50年左右。这百年复兴，我又把它分为三个30年，这是一个大略的思维。30年打基础，1949-1978年；30年崛起，1979-2009年；3．30年复兴，2010-2040年。 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四大发展趋势 在这么一个可预测的背景下，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的发展，有四大趋势：第一是由初级发达的现代化到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第二，中国的整个文明形态将由工业文明走向后工业文明。第三，中国由发展中的大国走向发达的强国。第四，中国的人口结构将由低端的人口结构（金字塔型）转向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人口结构（纺锤型）。我估计中国在未来50年里面，将跨越两次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第一次现代化和以信息化、知识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现代化将会基本上实现，可能还会延续和进入第三次现代化。 中国崛起的四大机遇 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复兴和崛起，在21世纪有千载难逢的四大机遇。第一，中国的崛起，刚好处在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跨越这个文明变革期，这种文明变革期有可能使中国不需要像发达国家一样，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实行跨越式的发展，为中国的跨越式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实际上，这种发展已经发生了，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在对接第二次现代化、信息化、知识化。第二，全球化大趋势和亚太的崛起，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世界舞台。如果没有全球化这种格局的出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难度会更大。我们回望欧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也不能局限在自己的国家范围内发生。西方国家是用什么手段打开世界的大门，让世界为它们的现代化服务呢？用强权、用侵略、用殖民主义。它用大炮，用军队打开它想要进入的国家的大门。任何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它都要依赖世界，西方国家先行的工业化是用大炮、用暴力、用殖民主义向世界拓展。但中国，非常可惜，不能用军事、暴力的手段，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在我们前面有更强大的国家，我们动用不了这些工具。其次，现在其他的国家也在文明崛起，你也不能动不动就用暴力的手段。我们只能用和平的手段，生产全球化、产业链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资源的全球化、金融的全球化、信息的全球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和平的、正当的、非常灵活广泛的机制和手段。而亚太的崛起，本身对中国的崛起就是一个助力，所以，我们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世界舞台。第三，世界面临的三大危机，就是前面讲的人与自然冲突的生态危机、人与人冲突的社会危机（特别表现为在国际上，国家与国家冲突的国际社会危机）、以及人与自身冲突的精神危机。这三大危机给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现代化国家，超越西方国家进行文明理念与发展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它迫使中国要转，走旧的路是走不通的。而中国的文明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创新，它可能是超越性的，它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范式。应该在两个世纪之交，有“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两种说法。“北京共识”是一个英国的学者提出来的，他把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面，采取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而按照亚当斯密搞的自由市场经济叫做“华盛顿共识”。这两个体系、两种模式、两种理念的较量，受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检验。这次金融危机对“北京共识”，对中国的文明模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销，大家看到这种模式真的是非常厉害。我记得当时有很多国外的学者说，中国会崩溃，有人会说中国会负增长2%-4%，没想到，我们成功“保八”，而且是8.7%。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但是我们终究非常成功的化解了世界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这是让全世界惊讶的。我相信中国崛起的文明范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也会引起欧美发达国家的反思。我们这种范式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和文明组织中的政治民主，是一种全新的范式，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第四，世界国际政治版图走向多极化，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战略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假如没有多极的崛起，中国的崛起是非常困难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将会全力以
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
为什么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优越的 （作者上海成为基金创始人兼合伙人李世默） 许多人都把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说成是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冲突。但这是错误的。美国和中国以根本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政治制度：美国认为民主政府本身就是目的，而中国则认为，其目前的政府形式，或任何与此有关的政治制度，仅仅是一种实现更大的国家目标的手段而已。 在跨越几千年由人类治理的历史上，有过两次民主的重要试验。首先是雅典，历时一个半世纪；第二是现代西方。若把民主定义为每个公民一票，则美国的民主只有92岁。在实践中，如果从1965年通过的投票权法案算起的话它只有47岁，与中国的大多数朝代相比，要短暂得多。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大胆地宣称，他们已经为全人类发现了理想的政治制度，它的成功永远得到了保障？ 答案就在当前的民主试验的源头。它以欧洲的启蒙运动为开端。处于其核心的是两个基本的理念：个人是理性的，以及个人被赋予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两个信念为现代世俗信仰奠定了基础。而这种信仰的最终政治表现是民主。 在其初期，政治治理的民主思想促进了工业革命，迎来了西方世界空前的经济繁荣和军事强大时期。然而，就在开始的时候，正是这场运动领导者中的一些人意识到了在这个试验中嵌入的致命缺陷，并试图加以遏制。
美国联邦制拥护者阐明，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并设计了种种手段来限制民意。但是，就像在任何宗教中一样，信仰被证明超越了规则。 公民权范围的扩大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越来越多的决策。正如美国人所说：“加州就是未来。”而这种未来就意味着无尽的公投、瘫痪和破产。 在古希腊雅典，不断提高的民众参政程度导致凭借煽动进行统治。在今天的美国，钱是蛊惑人心的伟大推动者。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彭斯所说，美国已经从“每个有产者一票、每个男人一票、每人一票向一美元一票发展”。用任何标准来衡量，美国都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宪法共和国。选出的代表没有自己的思想，在寻求当选连任时，他们表现出响应舆论的心血来潮。在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下，人们投票支持不断降低税收和不断增加政府开支，有时甚至是支持带来自我毁灭的战争。 因此，西方与中国目前的竞争并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对峙，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政治观的冲突。现代西方把民主和人权视为人类发展的顶峰。这种信念以一种绝对信仰为前提。 中国所走的道略则不同。如果让民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对经济发展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中国领导人就准备这样做，就像他们在过去10年中所做的那样。 稳定开创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世代，从而推动中国获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有关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
有关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欧美模式） 对于中国模式的理解，个人也只是有一个含混不清的理解，以为中国模式即是摆脱西方模式，吸收西方模式中有益于中国发展的精华，立足本国历史，根据中国国情，是一种中国特色发展方式的模式。这里的含混不清，会招来很多批评，这是可以肯定的。凡是有裨益于厘清中国模式含义的批评，毫无疑问是可以被接受，甚至是赞赏的。 接下来讲讲个人理解中的西方模式。在目前的宣传中，或者说在大部分关注中西发展对比的人眼中，西方模式是以自由、民主为理念、强调市场经济、注重人权的发展模式。直观地看，西方模式中包含了当前中国社会民众众多迫切的诉求，以致于国人对西方或欧美的种种崇拜之论甚嚣尘上，希望如20世纪50年代末期国人追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一般的速度跑步进入自己眼中的完美国度，更有甚者，竟对西方模式进入盲目崇拜境地，缺乏客观冷静的态度，极其自卑地不断否定本国的发展，所谓“月是外国的圆”也自叹不如。 首先，个人对西方模式无任何偏见，对西方社会的成就同样赞叹不已，认为西方社会至少在目前代表着世界发展的主流，中国必须向西方社会吸取有益于中国发展的经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其次，个人从来都不赞同中西能够和谐共处的论调，这一论调不过是中西之间互相客套的政治言语！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这一真理已经被历史证明过无数次了。从上古时期的西方文明起源地雅典与斯巴达为争夺希腊霸权而反目成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中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到近代法普战争，现代两次血流成河的世界大战，再到以美苏为首两大阵营的冷战，活生生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后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在利益争夺上只有胜者与败者之分，绝无共存的道理，理性、和谐共处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中国有没有可能被纳入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中？肯定有！从整个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被纳入西方社会体系能得到什么好处？恰恰相反，中国只可能得到不足中国社会发展的资源（为什么不足，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对资源的要求极高，即使在没有被纳入西方社会之前，中国的发展已经处处受限。假设在被纳入美国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之后，中美之间势必要发生极为激烈的资源争夺，中国想要在人家的地盘上获得充足的发展资源，难度不亚于在外太空发现新生命体），而且这点资源还要处处受人要挟（这一点，个人认为二战后日美关系即是例证）。中国有没有可能自创发展模式，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有，但面临极大的困难。单从中西关系上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自然是极不情愿地看到一个势均力敌，而且是自成一家的强国矗立。1991年3月8日，撒切尔夫人在美国有一次演讲中即警告：“如果建立一个欧洲超级国家，那么它肯定将具有与美国不符的利益与态度。从此欧洲将由一个以美国为首的稳定的国际秩序，向一个由新的互相斗争的大国集团组成的、更危险的世界局面过渡。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更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对待在大范围上属于同一集团的德法就如此苛刻，妄想西方社会接纳一个久存戒心的不同种族的中国更是不切实际的奢望。中国模式的开创，必定将遭受重重阻碍，西方社会会毫不迟疑地从外部和内部竭尽全力破坏中国的探索。所以，中西和谐相处的论调只是唬人之语，不过相互利用，当不得真。 以上论调，只是从国与国之间的角度说说个人对中国发展的看法。内外有别，对外是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