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当代价值

方文论的逻辑起点可以说是摹仿论，从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提出的“模仿说”，历数镜子说、虚构论（包括谎言论）、再现说、机械放映论、复制论等，看贺拉斯、朗加纳斯、布瓦洛、狄德罗、康德、莱辛、黑格尔，到柏拉森，不管是主再现论抑或主表现论等等的观点，都在印证一种脉络即看待问题总是物我分离，多重视外物。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文艺观点是西方传统、经典的文艺观。它讲的是人从孩提时就天生具有摹仿本能，诗就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和过程来摹仿。所有的艺术都是摹仿，只是因媒介、对象、方式不同而不同即形式不同。这不像中国所认为的贯通所有艺术的血脉是艺术的抒发主管感情的情感性。而在柏拉图那里，艺术只是“影子的影子”，与主体无缘。即使到了批判摹仿说、认为“艺术的目的一定不在对现实的单纯的……摹仿。这种摹仿在一切情况下都只能产生技巧方面的巧戏法，而不能产生艺术作品。”“（如果艺术目的）只在单纯的摹仿，它实际所给人的就不是真实的生活情况而是生活的冒充”的黑格尔那里，艺术也只不过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也不见得像中国认识的那样，与主观自我表现结合的那么紧密。到了康德笔下，虽说是另造文艺观的天地，倡导主观表现，又强调艺术语言载体的运载功能，但又讲的是“天才和摹仿的精神完全对立着的”，归结起来还是主客分离。并且在19世纪，现实主义文艺运动兴起之后，以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反复申述“艺术是现实的再现”、艺术作品都是“再现自然和生活”，模仿再现说成为主流文论。西方文论一脉相承的观点是更重视客观物之“形”——以物之形去规定人之描形而上升为物之理。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再现和表现不是绝然对立的，而是重表现离不开再现，重再现也无法避免的有表现。对于中西文论的差异性我们不宜作绝对化、凝固化的理解，随着全球化语境的形成和“世界文学”步伐的加快，这些不同的东西才能变成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兴奋点，因为差异性往往包含着互补性，不同理论中互补性的东西若是被发现，也能建构起新的理论形态，产生飞跃性思维成果。特别是对于目前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现状，更是意义非凡。对于中国当代文论，在学术界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或者说是统一的观点。由于所谓“理论话语内部缺陷的所谓‘失语症’”，学术界产生了各种学说，如 “西论中用说”主张“移植西论以为中用”；“古代文化母体说”主张“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古代文论为母体”；“话语重建”和“异质利

用说”主张“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以治疗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综合创造”论主张立足于民族和时代的需要，走古今中外、广采博纳的综合创造之路；立足现实的“融合”论则主张以现代文论为基点和主导，充分融合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的新形态。种种说法纷纭繁复，但毫无疑问的是，无论何种观点，都不能回避对西方文论于我们有利方面的借鉴，我们应充分利用西方文论的成就来帮助构建并丰富中国当代文论。且不说西方文论纯粹的“摹仿说”于中国“摹心说”孰更科学，然就其认真严谨及理论性、系统性来说，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意义是很大的。重差异、分析、思考、辩驳、逻辑、推理、研究、探索、体系，解析自然、致力探索、发展贸易等西方文论所具有的特点正是重感悟、经验、才能的中国文论所深缺的，另一方面，西方文论对事物本来面貌的重视、对生活本质的重视以及对自然的敬畏和积极对抗，对中国文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只有将中西方进行汇通，才能实现我们对文艺本质的真正理解，帮助建立真正的当代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