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精)

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内容提要】政策在我国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具体到打击刑事犯罪方面，因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制定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基于“有法依法，无法依政策”的指导思想，刑事政策曾被广泛地予以应用。即使到了法律已经相对完善的今天，刑事政策在惩治犯罪、预防犯罪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了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以期能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工作有所裨益。研究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必要性早在建国之前，毛泽东就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建国后的30年时间里，我国立法严重缺乏，刑事政策在这段历史时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我国已经确立了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刑事法律体系，并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要求追诉犯罪、惩治犯罪必须严格地以法律为直接依据。在这种条件下，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工作中是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应予废弃呢？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说，研究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有助于完善刑事法学理论。如今，“刑事政策”一词经常出现于学术文章及各种新闻媒体中，但何谓刑事政策，国内外的学者却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认为“刑事政策是指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运用刑罚及其有关制度，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以期实现抑制和预防犯罪之目的的策略、方针、措施和原则”（注：杨春洗、高铭暄等主编：《刑事法学大辞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8页。）。另外其他学者还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在此不一一列举。（注：我国学界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他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分别参见马克昌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杨春洗主编《刑事政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肖扬主编《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但不论表述有何不同，这些观点大都认为刑事政策的目的是惩治犯罪、预防和抑制犯罪，内容包含刑罚以及与其相似和相关制度、措施的运用等。这就决定了刑事政策与刑事司法必然具有紧密的联系。刑事司法活动是国家为了惩治犯罪、改造罪犯并抑制犯罪，维持社会秩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确定的程序，通过运用强制措施、侦查等方式，查清犯罪事实，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并对其适用刑法规定的刑罚或相似措施的活动。可以看到，刑事政策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以惩治犯罪、预防犯罪、抑制犯罪进而维护整个社会秩序为最终目的，都以对犯罪适用刑罚等为主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刑事政策虽然不是法律，它并不具体规定刑事司法的明确程序，也不具体规定某个犯罪应当适用何种刑罚，但是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因此，刑事司法活动除了必须严格遵循法律所确定的刑事诉讼程序，严格依据法律规定适用刑罚等措施外，还必须从预防犯罪、改造犯罪和抑制犯罪的最终目的出发，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为了使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得到科学、合理的运用，较好地发挥其功能，必须首先解决刑事政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受基本性质不同的影响，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在其各自内容的侧重点上是不相同的。刑事法律对何为犯罪及如何追究犯罪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在具体的刑事司法活动中必须以法律作为处理案件的直接依据；刑事政策则从预防犯罪、改造犯罪和抑制犯罪的目的出发，对各种犯罪现象及其原因进行研究，分析各种刑罚制度及相关制度的功能及缺陷，并且针对不同的犯罪行为

和犯罪人，主张采取不同的对策、策略和具体措施。它仅仅属于政策的范畴，同刑事法律有着质的区别，不具有法律的规范性特征。在刑事司法中，刑事政策的功能是对刑事立法及具体司法实践提供宏观的、指导性的方针和原则、导向，这一功能只有经过立法对其精神的正确吸收以及法律在司法活动中的具体运用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在制定关于刑事司法活动的法律时，以哪些科学的刑事政策作为立法的依据，吸收刑事政策的哪些精神作为立法指导，以及如何在刑事法律中贯彻和体现刑事政策的原则和精神等，将直接影响到刑事政策功能的发挥。同时，我们也必须在理论上回答，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处于何种地位，对刑事司法活动有哪些具体的作用等？特别是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第三次“严打”，怎样理解“严打”期间的从重政策与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之间的关系，“严打”的提法是否科学，“严打”是否与法律存在矛盾等？对上述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必将对我国的刑事法制理论起到推动与完善的作用。

从实践来讲，研究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将有助于惩治与抑制犯罪，并将对当前的“严打整治”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不论是法律还是政策，其功能的最终发挥都必须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去实现。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仅靠刑事政策来处理犯罪等问题的。例如，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三十余年里有“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以及“稳、准、狠”、“给出路”等一系列政策作为处理违法犯罪分子的方针和依据。这些政策在当时都是处理具体问题的直接依据，对刑事司法实践起到了具体的规范作用。即使在法制相对健全的最近二十余年里，也有“ 教育、挽救、感化”和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的“两少、从宽”政策等。而且，刑事司法活动还涉及到对刑罚的适用。刑罚的功能有个别预防和一般预防两方面，对具体犯罪适用何种刑罚必须从这两方面来考虑，这就要求刑事司法须从对特殊类型犯罪、特殊类型犯罪人不同的刑事政策出发，正确适用法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刑法之定罪论刑，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一定目的——防卫社会，预防犯罪的手段，即是一种政策的作用，刑事政策，也就是为刑法定罪科刑基础的政策。所以，刑法之制定与运用，罪刑之确定与执行，都应以刑事政策的观点出发，以是否合于刑事政策的要求为指归，不合于刑事政策的立法，是不良的立法，离开刑事政策的裁判和执行，也必定是不良的裁判和执行。”（注：林纪东：《刑事政策学》，台湾中正书局1969年第4版，第9页。）具体到当前的刑事司法实践来说，我国现在正在进行继1983年和1996年两次“严打”之后的第三次“严打整治专项斗争”。在前两次进行的“严打”过程中，由于对政策存在着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对“严打”本身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个别地方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地方将“严打”理解为要突出“重刑”；有的地方为了从重，不顾案件具体性质，对伤害还是杀人、是抢劫还是抢夺等有争议的，一律就高不就低，以突出从重；还有的将“严打”理解为可以舍弃程序、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甚至一度搞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一些地方在“严打”时，受刑罚万能思想的影响，忽视刑罚和刑事司法活动改造罪犯、预防犯罪的目的和功能。这些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也是对“严打”政策的错误理解。另外，在“严打”过程中，势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新情况，有些需要从法律上来回答，有些则需要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分析和解决。在这种形势下，研究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就显得更具有实践意义，有助于刑罚及刑事司法目的的实现。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和具体作

用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活动的地位、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刑事政策决定刑事司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刑事司法是国家运用刑事法律打击犯罪、保护国家和公民利益的活动，是为完成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任务而进行的。无论是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其任务都是双重的，既要打击犯罪、惩处犯罪分子，又必须保障公民的权益，使无罪的人免受法律追究，并保证有罪的人不受法外处罚。从宏观上讲，惩治犯罪与保护公民权益这两方面的任务是统一的，刑事司法活动必须既准确打击犯罪，又同时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形势、时代背景、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国家刑事司法可能会采取偏重于其中某一方面的刑事政策，这一偏重既可能体现在有关刑事司法领域的立法上，也可能体现在具体的刑事司法活动中。在刑事立法方面，我国1979年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它们是刑事司法活动的基本依据。但在制定时，由于国家的各项制度和社会秩序还处于“十年动乱”后的恢复时期，政治上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经济上正在谋求改革，对体制、结构等许多方面的问题还未认识到位；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依然很多，治安状况差的局面需要迅速扭转等。因此在立法时，虽然明确规定两法的任务是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并举，但实际上仍是将它们作为“打击敌人”的强有力工具来制定的，其基本价值取向就是控制犯罪、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在这一总的刑事政策思想的指导下，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就明显地表现为国家至上，权力至上，被追究刑事责任者的权利则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如刑法中规定有类推制度、刑事诉讼法中被告人的辩护权极为弱小等。而且在1983年开始第一次“严打”后，立法机关更是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刑事政策思想指导下，迅速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正，将被告人本来就十分弱小的权利进一步予以了限制，如对某些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可以不遵守在7日内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以及各项传票、通知书送达期限的规定，上诉期限由10日缩短为3日等。（注：参见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同时也通过修改法院组织法的方法，将某些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交由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使刑法、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应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这项权力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从司法实践活动来看，同样也能体现出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的基本价值导向作用。具体的刑事司法活动本应严格依据法律进行，既惩治犯罪，又保护公民权益，但是在“重在控制犯罪、打击犯罪”刑事政策的影响下，实践中总会出现司法机关对“打击”注重有余，但是对“保护”，尤其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却设法限制的价值取向。比如我们经常讨论在刑事司法中是坚持“疑罪从无”，还是“疑罪从有”？理论上的回答总是“坚持不枉不纵”。“不枉不纵”当然是刑事司法应当追求的理想目标，但是在具体案件中，这一刑事政策对司法实践活动的导向则是“疑罪从挂”。一些案件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迟迟无法定案，在“不能放纵罪犯”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只好将案件“挂”起来，涉案人员在未被法院定罪判刑的情况下即遭长期羁押。再比如，由于“严打”政策的导向，最高人民法院等三个机关在法律明确规定无期徒刑和死刑案件必须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判的情况下，曾决定基层人民法院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被告人判处上述刑罚。（注：1983年8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规定：“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这段期间，中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决定把某些

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应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交由基层人民法院审判，以便依法从重从快惩处这些罪恶严重的普通刑事犯罪分子。”不过，这种作法仅执行了4个月便被废止，同年12月2日，上述三机关又联合发布了《关于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通知》，指出：“今后对于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仍执行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刑事政策不仅对有关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起着价值导向作用，而且对具体司法活动的导向作用也极为明显，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刑事司法的前进方向，进而影响公民的切身命运。第二，刑事政策对具体的司法实践活动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虽然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作依据，但是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刑事政策对司法活动的指导作用却不容忽视。法律规定了犯罪构成和刑罚制度，规定了追究犯罪的程序，但是刑事司法如何运用好这些制度，使得法律惩治犯罪、预防犯罪的功能收到预期的最佳效果，则需要刑事政策根据社会形势进行调节。基于各方面条件的差异，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刑事政策可能会对同一法律条文的含义作出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从而影响到法律的适用。而且，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刑事政策对某一类或某几类犯罪评价的严厉程度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到司法对这些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的评价以及对它的处罚轻重。从2001年上半年开始的第三次“严打”，就是针对当前“黑恶势力”猖獗，爆炸、抢劫等暴力犯罪严重，盗窃案件多发等情形而展开的。“严打”的方针就是对上述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三类多发性犯罪要予以重点打击，依法从重从快。刑事政策的这一指导作用直接影响到刑事司法实践的各个诉讼阶段。在能否立案问题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是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我国刑法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样，因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所确定的打击倾向和重点不同，对案件“是否是犯罪”和“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判断结果就可能不同，这就直接决定了案件能否进入刑事诉讼轨道。刑事政策对侦查也起着指导作用，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刑事政策影响着侦查行为、强制措施的选择适用。如在“依法从重”政策的指导下，对属于三类“严打”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羁押是相当普遍的，一般不适用非羁押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而对于其他的一般犯罪，更多地适用取保候审等措施，尽量减少羁押。在决定是否起诉的问题上，刑事政策起着更为明显的指导作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起诉，即检察院享有起诉和不起诉的裁量酌定权。到底什么样的案件、什么样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决定不起诉，很多的时候都是根据同时期的刑事政策作出判断的。在审判阶段，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的指导作用得以全面体现。如我国法律不仅规定了各个犯罪的构成条件和法定的从严、从宽处罚情节，还规定有酌定的量刑情节。在实践中，同一个被告人可能同时具有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也可能同时具有从严处罚和从宽处罚情节，如何对此予以综合考虑并合理量刑，并从改造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出发，实现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都需要刑事政策的指导。刑事政策就是这样以某种原则、精神的方式指导着法律在司法中的理解、解释和适用，最大可能地实现着刑事司法抑制犯罪、保护人民的最终目的。第三，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对法律起具体化和补缺的作用。由于立法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刑事法律中的有些规定比较模糊、原则、概

括，司法中需要进一步解释明确，使之具体化后才能适用。解释具体化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同样离不开刑事政策的指导。比如刑法中有许多犯罪构成都使用了“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用语，在规定量刑时也大都使用了诸如“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类似的量刑幅度比较大的条文。对此，审判法官拥有很大的量刑裁量权，但对于某个具体的案件来说，如何根据法律模糊的规定对被告人定罪？又如何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对被告人量刑呢？这就需要司法机关根据法律和刑事政策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类似法律条文明确具体化后，才能予以适用。刑事政策同时也有弥补法律不足的作用。法律不足一般是在立法时，由于观念、条件或其他原因的限制，对一些需要规定的内容，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得不完善，但是司法实践中又经常遇到此类问题。这种情况下刑事政策就发挥着弥补法律的功能。比如，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专门法律，只有很少的一些零散性规定。但是基于该类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实践中又需要采取与普通刑事案件不同的办案模式。对此，我国各级司法机关以“教育、感化、挽救”和“尽量减少司法干预，尽量避免关押”等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基本刑事政策为依据和指导，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逐渐摸索出适用于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办案程序，（注：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2000年11月通过《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4月22日印发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弥补了法律上的不足。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一)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辩证关系/司法实践 内容提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刑事政策，它是根据当前我国的犯罪态势和犯罪规律而制定的与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方针和策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和严打方针的一种传承与超越，是现代法治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有力回应。司法实践中，应当按照衡平原则、统一原则和全面原则正确处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刑法（罚）正面功效，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断增加社会和谐程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刑事政策，“宽与严”的辩证关系既是报应与功利、惩罚与预防刑法哲学合乎逻辑的展开，也是理性主义、谦抑主义刑法思想在反犯罪斗争方略中的具体表现。本文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及司法实践中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哲学基础 刑事政策并非只是单纯的刑法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公共政策的问题。对刑事政策的研究，也不能局限在法规范的视域内，而是应当进行超法规的考察。①政策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这些活动是由一个或一批行动者，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②任何政策的制定必然要以一定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作为哲学基础。笔者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哲学基础。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哲学基础之一：唯物论——存在决定意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与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方略，是“立法国家的智慧”，③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换言之，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世界的本质和基础，意识是对物质的能动反映，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事物是复杂多样的，但它们都有一定的本质和规律，这就要求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按照规律办事。 在刑事政策的视野里，犯罪是研究的对象，一切刑事政策都围绕犯罪现象展开，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决定刑事政策的内容。犯罪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大小，可以将犯罪分为轻微犯罪、一般犯罪和严重犯罪；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不同，可以将犯罪人分为初犯、偶犯、累犯、惯犯等。犯罪与刑罚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有学者指出：“虽然犯罪的形式有所不同，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也不是到处都一样，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代，总有一些人因其行为使自身受到刑罚的镇压。”④刑罚最终目的是预防犯罪，但是不加区别地适用重刑从严打击犯罪，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犯罪的发生，也不能真正减少犯罪，相反却可能导致更多更严重的恶性犯罪发生。理性地对待犯罪，就不能只考虑运用刑法惩罚犯罪这一个方面，不能只追求刑罚的合理性，而必须把惩罚与预防结合起来，在惩罚犯罪的同时认真思考如何有效地预

刑事诉讼法学重点概念

刑事诉讼法学重点概念 1刑事诉讼：是在国家专门机关的主持下，在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查明犯罪和追究犯罪的活动。 2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所必须遵守的法律规范。 3回避：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等同案件有法定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关系，不得参与该案的诉讼活动的一种诉讼制度。 4诉讼参与人：是指除专门机关依其职权办案的人员以外，享受一定的诉讼权利并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而参加诉讼的人。诉讼参与人分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两种。 5当事人：是指与案件事实和诉讼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在诉讼中分别处于控诉或辩护地位的主要诉讼参与人。6被害人：是指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据此，被害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不具法人资格的其他单位。 7自诉人：是指在自诉案件中以个人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请求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人。 8送达：是指公安，司法机关按照一定的方式和手续，将诉讼文件送交诉讼参与人或有关单位的活动。 9犯罪嫌疑人：是指在公诉案件中因涉嫌犯罪正在被立案侦查和审查起诉的刑事当事人。 10被告人：是指因涉嫌犯罪而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被自诉人提起自诉的刑事当事人。 11诉讼代理人：是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参加诉讼的人。 12辩护：是指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从事实和法律方面反驳控诉，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理由，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 13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指导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进行刑事诉讼和诉讼参与人参加刑事诉讼的基本准则。 14立案管辖：又称部门管辖或职能管辖或案件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范围上的分工。 15管辖：是指公检法机关在刑事案件受理范围上以及人民法院系统内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16审判管辖：是指普通人民法院之间、普通人民法院与专门人民法院之间以及专门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权限范围上的分工。 17地区管辖：是指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权限上的划分。 18专门管辖：全称专门人民法院案件管辖，是指专门人民法院与普通人民法院之间，各类专门人民法院之间以及各专门人民法院系统内就第一审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分工，所要解决的是哪些案件应由专门人民法院审判的问题 19诉讼证据：是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当事人等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并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根据。 20证据力：又称证据的适格性，是指证据在法律上可作为定案根据的资格和条件，解决的是证据之所以成为证据的资格问题。 21证明力：又称证据的证明能力，是指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的价值和功能，亦称证据的可靠性，可信性和可采性。 22回避：是指侦查、检察、审判人员等同案件有法定的利害关系或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关系，不得参与办理该案件或参与该案的其他诉讼活动的行为。 23自行回避：是指具有法定回避理由之一的有关人员自行主动地提出回避。 24申请回避：是指案件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认为有关人员具有法定回避理由而向公安司法机关提出申请，要求他们回避。 25指令回避：是指在应当回避理由的法定人员没有自行回避或被申请回避，公安司法机关的有关组织或负责人发现后，有权作出决定，指令相关人员回避。 26辩护权：是指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指控进行辩解，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一种诉讼权利。 27自行辩护：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针对指控进行反驳、申辩和辩解的行为。 28指定辩护：指司法机关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以协助其行使辩护权，维护其合法权益。 29委托辩护：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依法委托律师或其他公民协助其进行辩护。

论单位犯罪和共同犯罪的关系

论共同犯罪和单位犯罪的关系 伍松2009111134 应本09级一班 摘要：本文先救共同犯罪和单位分别依据我国现行《刑法》对其进行分别介绍，再依次就共同犯罪和单位犯罪的犯罪主体，犯罪事实，自首，刑事处罚四个大的方面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且针对其中的一些规定，提出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共同犯罪单位犯罪犯罪认定刑事处罚 依据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但是有一个特例，在交通肇事罪中，某自然人指使行为人逃逸或者其他行为共同参与的，也以交通肇事罪共犯论处，这也是唯一一个过失犯罪可以作为共同犯罪的特例。《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一、共同犯罪主体和单位犯罪主体之间的关系。 共同犯罪主体为二人以上的自然人，我国对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认定其是否犯罪采用“部分共同说”，即“一部行为，全部责任”，具体要点是：①如果犯罪性质完全相同，成立共犯；②如果犯罪性质部分相同，就共同部分承担责任；③在犯罪性质不共同部分不成立共犯。单位犯罪的主体为单位、主管责任人员、直接责任人员，但有些特殊情况例外：①为犯罪而成立的单位，不以单位犯罪论处；②个人独资企

业犯罪，且犯罪为个人所得，不以单位犯罪论处；③盗用单位名义，非法所得为个人私分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④法律未规定的其他行为。确定单位犯罪“责任人员”（应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应依据如下四条原则：①法定性原则；②犯罪意志的整体性原则；③犯罪行为与犯罪意志的关联性原则；④特定性原则。共同犯罪和单位犯罪各自之间的关系具体如下： （一）法定性，都需依据《刑法》，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而确定。（二）主体为二人以上，一个自然人成立的犯罪不能作为共同犯罪。如甲，18岁，乙，13岁，共同故意杀害丙，其中乙不符合刑事责任年龄，不以犯罪论处，甲、乙就不能构成共同故意杀人罪。一个人成立只有一个人的单位，也不能以单位犯罪论处，原因上文已阐述。（三）主体都包括自然人，一般情况下，共同犯罪的自然人范围大于单位犯罪的自然人范围。 二、共同犯罪的法律事实和单位犯罪的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 犯罪事实是指法律事实中有关犯罪人具体实行犯罪行为的部分，是犯罪认定的关键部分。共同犯罪的犯罪事实包括犯罪整个部分，只要参与了其中的一个部分就可以构成共犯，其中有几个关键词可作为我们判断的标准;共谋（有意思联络)、共同（无意思联络）、组织（行为的组织者）、实行、帮助、教唆。对于单位犯罪事实，主观上，其行为满足了单位的利益（或单位的全体成员的利益，或者单位的绝大多数的利益）；客观上，犯罪结果为，非法利益为单位所有（但不排除以各种理由将非法所得分配给单位全体成员享有。例如，刑法第三百九

试论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试论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意义:“刑事政策在其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始终关注如何以最小的社会资源耗费达到最大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预定效用[3]”。刑事政策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策略和措施,是刑法的先导和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在犯罪控制系统中,刑事政策指导着刑事法律,共同担负着预防犯罪和控制犯罪的功能。实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正是构建和谐社会对于刑事司法的必然要求,是发扬民主与法治、实现公平正义、提倡诚信友爱、增强全社会活力、维持安定有序、协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社会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刑事司法活动自身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 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问题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刑事政策。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是最早使用“刑事政策”一词的学者,他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 和”,“刑事政策是立法国家的智慧[4]”。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被认为是刑事政策学的奠基人,他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与社会据以组织反犯罪斗争的原则的总和[5]”。法国刑法学家米海依尔·戴尔玛斯一马蒂认为:“刑事政策就是社会整体据以组织对犯罪现象的反应的方法的总和,因而是不同社会控制形式的理论和实践[6]”。日本刑法学家大谷实则认为,“所谓刑事政策,是国家机关(国家和地方公共

团体)通过预防犯罪、缓和犯罪被害人及社会一般人对于犯罪的愤慨,从而实现维持社会秩序目的的一切措施政策[7]”。我国刑法学家赵秉志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或执政党依据本国犯罪态势制定的,依靠其权威推行的,通过指导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对犯罪人和有犯罪危险者运用刑罚和有关措施,以期有效实现预防犯罪目的的方针、策略和行动准则[8]”。宽严相济的基本含义是: “宽”,在汉语中有:(l)“不严,宽大对待”(如《史记·大宛列传》:“居匈奴中,益宽,赛因与其之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2)“减轻”(如《史记·威将军缥骑列传》:“减陇西、北地、上郡戌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睬。”)等含义[9]。在古代春秋时期,郑国执政子产第一个提出了“宽”、“猛”两手的问题。子产在执政期间,很强调“宽”,认为“为政必以德[10]”;但是到了晚年,其思想发生了变化:“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闽钾而玩之,故多死焉,故宽难[11]”。在这里,子产虽然也说“以宽服民”是“有德者的统治方法”,但实际上他认为“猛”是统治人民最切实有效的方法。子产提出的“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儒家和法家分别继承和发展了他的“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说明宽严相济的思想是有历史渊源的。由于刑事政策是对犯罪采取的各种刑事措施和对策的总和,所以刑事政策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是刑事对策中的一种,它主要体现的是对犯罪的惩治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思考、所提的新理念。有学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特点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特点 刑事诉讼法是从司法程序方面保证刑法正确执行的法律。详细地说，刑事诉讼法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根据本阶级的意志，经过国家立法机关的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法律。因此，刑事诉讼法是一种程序法。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意志的体现，它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证无罪之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治，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民主权利以及其他权利，是保障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建设的有力武器。 纵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基于我国国情而制定的各种模式的“混合体”。我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并于1980年实施，因而我国的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经过较长时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探索，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因而当时制定的刑事诉讼法体现了我国的根本社会制度——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基于当时的国家发展政策以及外交方针等原因，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苏联的影响，在刑事诉讼法中有很多“苏联模式”的存在，比如：我国当前检察机关的定位,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内容,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均是苏联检察制度影响下的产物。同时，在对案件的审理模式上，尽管我国受到大陆法系的影响，吸收了大陆法系的“审问式”模式，但是对于英美法系的“对抗式”也进行了一定的借鉴。 第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上，以控制和惩罚犯罪及追求真实为目的。在我过刑事诉讼法中，明确了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同时，刑事诉讼法中明确里

论单位犯罪的认定

论单位犯罪的认定 单位犯罪，又称法人犯罪，是相对自然人犯罪而言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社会上一些法人非法人组织(在此统称为单位)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已严重侵害我国的社会秩序尤其是经济秩序。因此，严厉打击单位犯罪已是我国司法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实际工作中，如何认定单位犯罪、怎样区分罪与非罪将成为客观存在的问题，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是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笔者认为，刑法这一规定只是界定了单位犯罪的主体范围，强调了罪刑法定原则，并没有揭示出单位犯罪的本质属性，实践中很难把握。对此，笔者就有关单位犯罪的认定谈谈自己的看法。 ; 一、单位犯罪的概念 ; 何为单位犯罪，理论界有很多阐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 1、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并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① ; 2、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② ; 3、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负责人决定实施的行为。③ ; 4、所谓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

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决定或由负责人决定，故意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不履行其法律义务，过失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④ 上述单位犯罪的概念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单位犯罪的一定属性，但都存在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方面： 1、概念中未将单位犯罪的特有属性——单位整体意志体现出来。如第1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单位实施了危害社会、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并应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构成单位犯罪，而不论是否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负责人员决定，都将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犯罪作为单位犯罪来处理。显然这太宽泛了，假如单位成员个人以单位名义或者假借单位名义实施了犯罪，难道就可以作为单位犯罪来处理吗？那无疑是混淆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 2、概念中没有把单位犯罪的罪过形式显示出来。如第1、2、3种观点均存在这方面的不足，这种观点认为单位犯罪的谋利性和整体意志具有故意性质，追求利益的目的只能是故意形式而不可能是过失形式，将单位犯罪的罪过形式仅局限于故意犯罪，否定单位有过失犯罪。按照这种观点，即使单位实施了危害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的过失犯罪行为也不能受到追究。笔者认为，单位犯罪主观罪过中虽包含着为本单位谋利益的目的，含有故意成份，但其实施的行为结果有故意也有过失。如有的是为了单位的利益，明知行为的实施会产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单位决策机构或者单位负责人仍决定实施，追求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单位故意犯罪。而有的则是为了单位的利益在决定实施某行为

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1.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答:刑事诉讼是在国家专门机关的主持下，在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查明犯罪和追究犯罪的活动。特点：必须由法定的专门机关主持进行，其他国家机关均无权进行；必须是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进行；必须是依法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的内容是解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犯了什么罪，是否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等问题；是在特定的诉讼形式下进行；刑事诉讼是准确、及时、合法地揭露和证实犯罪，依法惩罚犯罪，同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以达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等目的。 2. 简述刑事诉讼职能的含义？ 答：侦查职能；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审判职能；执行职能；协助诉讼职能；诉讼监督职能。 3. 现代刑事诉讼职能制度的基本结构和原则是什么？ 答：控审分离；控辩对等；审判中立。 4. 外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 答：司法独立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控审分离原则；平等对抗原则；诉讼迅速原则；有效辩护原则；禁止重复追究原则；适度原则。 5.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加强惩罚犯罪，同时重视保障人权；建立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机制；确立了一系列科学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原则；实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赋予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权；规定了一些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 6. 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职权？ 答：对于依法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于决定起诉的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7.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权利义务？ 答：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也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 8.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请求立案；申请回避；委托代理人；要求赔偿损失；对不立案和不起诉的决定向检察院提出申诉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有权参加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对一审判决不服在法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对生效判决或者裁定提出申诉，请求重新审判。 9.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义务：如实向公安、司法机关陈述案件事实；接受公

论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完善

目录 诚信承诺书 (1) 毕业论文 ........................................................................................................................ 2-12 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2) 一、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涵义与价值 (3) (一)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涵义 (3) (二)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 (3) 二、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不足 (5) (一)庭前会议的启动方式单一 (5) (二)庭前会议的主持人不明确 (6) (三)被告人参与庭前会议不顺畅 (6) (四)庭前会议的效力不确定 (7) (五)庭前会议封闭运作，缺乏监督 (7) 三、域外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规定 (8) (一)英国答辩和指令听审程序 (8) (二)美国的庭前会议程序 (8) (三)德国的中间程序 (8) 四、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改进 (9) (一)扩充庭前会议启动权 (9) (二)明确庭前会议的主持人 (10) (三)明确被告人参与会议的情形 (10) (四)确认庭前会议的效力 (10) (五)建立会议的监督机制 (11) 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论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完善 [摘要]庭前会议制度是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之一。它有助于保障案件集中审理、提高诉讼效率，最终实现程序公正。我国2012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庭前会议制度，但对于该制度如何运作并未作出详实的规定，导致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启动方式单一、会议主持人不明确、被告人参与会议不顺畅、庭前会议效力不确定、监督不健全等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域外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合理之处，从扩充庭前会议启动权、明确庭前会议主持人、保障被告人的会议参与权、确认庭前会议的效力、建立庭前会议的监督机制等方面完善刑事庭前会议制度。 [关键词]刑事诉讼；庭前会议制度；完善 [Abstract] The pretrial meeting syste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rocedure systems. It helps to ensure the concentrated trial of case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litigation, and finally achieve procedural justice. China's 2012 "Criminal Procedure Law" established the pretrial conference system, but the system did not make detailed provisions on how to operate, leads to the existence of single, start meeting host is not clear, the defendant in court before the meeting is not smooth,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etrial conference of the uncertainty, the lack of supervision and other issues effectively in the judicial practice. We can learn from the reasonable extraterritorial criminal pretrial conference system, from the expansion of the pretrial conference starting right, clear the pretrial conference host, the protection of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participate, to confirm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etrial conference, the perfection of the criminal pretrial conference system to establish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the pretrial conference. [Key words] Criminal action; Pretrial meeting system; improvement 2012年我国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刑事庭前会议制度，它是新法中的一大亮点。庭前会议制度的加入是为了适应我国司法资源有限的现状。它有助于更好的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实现程序的公正。由于刑诉法对该制度如何运作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各地不一的状况，很多法院也做了相应的试点。因此对于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问题的研究有着很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5614025015.html, 论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 作者：郭振宇 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20年第19期 摘要：单位犯罪一直是刑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根源也一直是众多专家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单位犯罪背后的归责问题入手，通过比较我国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理论的主要学说，得出组织体刑事责任理论应是当下研究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主要学说，并从单位犯罪的认定，单位与其内部成员的关系，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确定以及单位处罚模式的完善四个方面具体阐述了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同时依据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对单位处罚的归责问题进行了解答。 关键词：单位犯罪;刑事责任;双罚制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https://www.wendangku.net/doc/5614025015.html,ki.1672-3198.2020.19.067 1 问题的提出 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历来是刑法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而单位犯罪核心的问题便是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理论问题，同自然人犯罪一样，没有刑事责任，刑事处罚也就无从谈起，可以说刑事责任是犯罪论与刑罚论的中间桥梁。所以理清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对单位犯罪的刑事处罚，也就能更好的处理司法实践中的单位犯罪问题。自单位犯罪概念出现后，理论界一直对单位犯罪应该存在与否进行了较为激烈的争论，自1997年刑法修订后，单位犯罪作为一种法定形式被确定下来，单位犯罪的肯定说也逐渐成为主流观点，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再次成为理论界争议的焦点，那就是单位犯罪的追责根源，也可以说是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理论问题，近些年来，以自然人犯罪为单位犯罪归责根源的学说逐渐受到质疑，单位作为刑法规定的犯罪主体，究竟有没有自己独立的可归责模式？同时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模式，目前有观点认为存在单罚制和双罚制，这里特别要说明的就是单罚制，该观点所认为的单罚制是不处罚单位，仅处罚单位自然人的制度。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的单位处罚模式只有双罚制。无论是双罚制也好，单罚制也罢，不能不提的就是这背后刑事责任的规则根源，从处罚模式上我们会问，为什么单位犯罪要处罚单位的内部责任人员，又为什么在某些单位犯罪情况下不处罚单位却处罚单位内部的责任人员？在单位犯罪下单位和其内部责任人员究竟是何种关系？这些问题究其根源其实就是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理论问题。 2 我国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理论争议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它的确立表明我国的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完善。本文站在一个刑法学者的立场上，围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行学理上的解读。 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通过对“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从而揭示其基本蕴含。 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宽”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是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之义，也合乎刑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本来就应当处以较为轻缓的刑罚。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该重而轻，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感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 宽严相济的“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指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可以分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将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通过立法方式将其从犯罪范围中去除。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

指刑法虽然规定为犯罪，但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在司法过程中对这种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化体现了刑法的轻缓化，因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 二是非监禁化。非监禁化是指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我国刑法中的非监禁刑包括管制、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这种非监禁刑相对于监禁刑而言，由于其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因而是刑法轻缓化的体现。此外，缓刑是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分子，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轻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重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缓刑和假释都是附条件地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以体现对犯罪分子的宽大处理。 三是非司法化。非司法化是就诉讼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可以经过刑事和解，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非司法化，是对轻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得以结案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 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在上述三种“严”的含义中，尤其应当注意的

浅谈庭前会议制度

浅谈庭前会议制度 【摘要】2013年实施的修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审前会议制度，使庭审程序更加合理。但该规定较为模糊，部分规定过于原则，与实践相差有一定距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庭前会议;涵义;问题;完善 一、庭前会议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一)国外的相关立法 实施庭前会议制度较完善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地区，制度虽各有区别，但都是庭前审查程序。美国有传讯、答辩、审判前的诉状和动议、辩解和异议程序及庭前会议制度;英国的“答辩与庭审方向听证”、“审前裁断”程序、“预备听证”程序;日本规定了庭前协商程序(检察官与辩护人的协商和联系)和法院的庭前准备程序(法院与检察官、辩护人的庭前协商程序);法国的预审法官制度;德国的准备审判程序;我国香港地区的审前讨论会制度。 (二)庭前会议制度的价值 1.节约诉讼资源，保障庭审顺利进行 庭前会议旨在解决可能导致庭审中断的程序性事项，可能影响庭审顺利进行、制约庭审效率的突出问题、争点整理等，避免法庭审理因定罪、量刑等实体问题与程序问题交织而出现混乱，可以确保庭审集中、高效进行，节约诉讼资源。

2.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 庭前会议制度的确立，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庭前会议使辩护人的准备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为辩护人充分履行辩护职能提供了保证，增强了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能有效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使控辩双方诉权的平等成为现实，能够避免司法实践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影响诉讼的平衡，进而影响庭审公平进行的情况发生。 3.是公平与效率、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的体现 庭前会议的确立，有助于强化控方的证明责任意识和辩方的辩护意识，促使当事人在庭审中积极开展有效对抗，提高审判的实质程度。同时，庭前会议将以前不透明的法官审查改为当事人参与的透明会议，使诉讼全过程均以“看得见”的方式进行，增强实体裁决的透明度和社会的信任感。 二、庭前会议制度概述 (一)庭前会议制度的涵义 本文中的庭前会议仅指修改后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程序，不包括法院审前阅卷等内容，是指在法庭决定开庭审判之后，开庭之前由审判人员召集的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共同参加的解决案件有关程序性问题，旨在为参加法庭审理做好准备，保证法庭审理顺利进行。并不是每个案件都经历庭前会议程序。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称修改后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

试论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承担者之确定

一、引言：单位犯罪概说 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大多数国家，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单位（法人）[外国中通称是法人犯罪，我国则常称为单位犯罪。关于这一点，可以单独一篇论文来阐述，本文不探讨。在此说明一下，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单位犯罪与法人犯罪外延是同一的，而在第二、三、四部分中，单位的外延比法人要宽，既包括法人单位，也包括非法人的分支机构，以及某些非法人的经济组织、非法人团体。]都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变多的变化过程。例如英美法系的国家早期就并未规定单位（法人）犯罪。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企业的触角伸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法人的活动同民众的生活、健康和福利的关系日益密切，同时法人的非法活动对社会及大众造成的损害的危险性和可能性也日益增长。基于这种危险性和可能性，严格的民事责任不足以起到调整、保护社会及大众利益的作用，为此，国家把法人的重大义务制定为刑法规范，这就形成了法人犯罪的概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法系的主要国家逐步确立了法人可以成为犯罪主体的观点，并在立法上加以规定。经过发展，目前，在英美法系的许多国家中，除了诸如重婚、强奸等只能基于个体身份实施的少数犯罪法人不能犯之外，其他的绝大多数犯罪都可以由单位实施。又如大陆法系的国家，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受罗马法“社团不能犯罪”的原则的影响，一向以个人责任原则为依据，否认法人可以成为犯罪的主体。但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与英美法系国家相同的，大陆法系国家中也开始规定法人犯罪并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对单位（法人）犯罪经过的从无到有、从少变多的这个变化过程，正是反映了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中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科学论断。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规定单位犯罪的历史更短。清代之前都没有出现单位（法人）这一主体。1949年之前国民党的民法中有法人制度的规定，但在其刑法中并无专门的规定。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刑法对法人刑事责任的规定是从80年代才开始的。最早在立法上明确法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是1987年1月2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随后又先后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等一系列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1997年，我国对1979年的刑法典进行了修订，总结了我国关于单位犯罪的刑法理论、司法实践以及立法经验，对单位犯罪在刑法典中作出明确的规定。 如上所述，我国的单位犯罪，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其发展的时间都是比较短的。因此，纵使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但在理论界中，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比如单位犯罪的主体问题：单位犯罪涉及两种犯罪人，一种是单位，一个是自然人，存在如何确认的问题。又比如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本质问题，即单位究竟是因为自己固有的原因而承担刑事责任还是对其组成人员的犯罪行为负连带责任的问题，历来是单位犯罪研究中的难题。再比如单位犯罪在诉讼程序中存在的问题：修订后的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而刑事诉讼法对单位犯罪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作出专门的规定。这些问题，都是理论界中研究的热点。本文拟对其中的刑事责任承担者之确定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二、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承担者之确定应遵循的原则 如上所述，我国是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中规定单位犯罪的，规定比较笼统。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每个案件都有不同的实际情况，在法律的适用上，操作起来有些困难。这种情况，在1999年最高法院法释[1999]14号司法解释出来之前，非常明显。该解释出来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

解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灵魂，它对于刑事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它的确立表明我国的刑事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完善。本文站在一个刑法学者的立场上，围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进行学理上的解读。什么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可以通过对“宽”、“严”和“济”这三个关键词进行语义学上的分析，从而揭示其基本蕴含。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容。宽严相济的“宽”具有以下两层含义：一是该轻而轻，二是该重而轻。该轻而轻，是罪刑均衡原则的题中之义，也合乎刑法公正的要求。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本来就应当处以较为轻缓的刑罚。该重而轻，是指所犯罪行较重，但被告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和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该重而轻，体现了刑法对于犯罪人的感化，对于鼓励犯罪分子悔过自新具有重要意义。宽严相济的“宽”，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一是非犯罪化。非犯罪化是指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基于某种刑事政策的要求，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可以分为立法上的非犯罪化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将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通过立法方式将其从犯罪范围中去除。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法虽然规定为犯罪，但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在司法过程中对这种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非犯罪化体现了刑法的轻缓化，因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二是非监禁化。非监禁化是指某一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非监禁刑或者采取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我国刑法中的非监禁刑包括管制、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这种非监禁刑相对于监禁刑而言，由于其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因而是刑法轻缓化的体现。此外，缓刑是对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犯罪分子，由于犯罪情节较轻，具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轻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假释是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的一种非监禁化的刑事处遇措施，主要解决重刑犯的非监禁化问题。缓刑和假释都是附条件地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以体现对犯罪分子的宽大处理。三是非司法化。非司法化是就诉讼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刑事自诉案件，可以经过刑事和解，不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案件便得以了结。非司法化，是对轻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得以结案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在上述三种“严”的含义中，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严格与严厉。储槐植教授曾经指出四种刑罚模式：严而不厉、厉而不严、不严不厉、又严又厉。严而不厉是指法网严密，刑罚却并不苛厉。厉而不严则是指刑罚苛厉，法网却并不严密。显然，我们应当追求的是严而不厉，摈弃厉而不严。在此，存在着严与厉之间的负相关性：严可以降低厉，不严则必然以厉为补偿。例如，十个人犯罪，每个人都受到刑罚处理，只要每人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就足以维持刑罚的威慑力。但如果只有五个人受到刑罚处罚，另五个人逍遥法外，那么为维持同等水平的刑罚威慑力，对五个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人每人就要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换言之，逍遥法外的五个犯罪人的刑罚转嫁到了受到刑罚处罚的五个犯罪人身上。这就是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所揭示的刑罚不在于严厉，而在于使犯罪分子及时受到惩罚的原理。因此，宽严相济的“严”虽然同时包含严格与严厉这两个方面的精神，但我们更应当强调的是严格。即该作为犯罪处理的一定要作为犯罪处理，该受到刑罚处罚的一定要受到刑罚处罚。当然，对于严重犯罪仍然应当坚持“严打”，也就是该重而重，发挥刑罚的威慑力。宽严相济的“济”，具有以下三层含义：一是救济，即所谓以宽济严、以严济宽。刑罚的宽与严是相对而言的，例如死缓相对于死刑立即执行而言是一种宽缓的处理；但死缓相对于无期徒刑而言又是一种严厉的处理。正因为宽严具有相对性，没有宽则没有严，没有严

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文档编制序号：[KKIDT-LLE0828-LLETD298-POI08]

1.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答:刑事诉讼是在国家专门机关的主持下，在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查明犯罪和追究犯罪的活动。特点：必须由法定的专门机关主持进行，其他国家机关均无权进行；必须是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进行；必须是依法进行的；刑事诉讼活动的内容是解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犯了什么罪，是否应当受到刑事处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等问题；是在特定的诉讼形式下进行；刑事诉讼是准确、及时、合法地揭露和证实犯罪，依法惩罚犯罪，同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以达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顺利进行等目的。 2. 简述刑事诉讼职能的含义 答：侦查职能；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审判职能；执行职能；协助诉讼职能；诉讼监督职能。 3. 现代刑事诉讼职能制度的基本结构和原则是什么 答：控审分离；控辩对等；审判中立。 4. 外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 答：司法独立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控审分离原则；平等对抗原则；诉讼迅速原则；有效辩护原则；禁止重复追究原则；适度原则。 5.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加强惩罚犯罪，同时重视保障人权；建立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机制；确立了一系列科学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原则；实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赋予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权；规定了一些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 6. 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主要职权 答：对于依法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不起诉，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于决定起诉的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7.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权利义务 答：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享有一定的诉讼权利，也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 8.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请求立案；申请回避；委托代理人；要求赔偿损失；对不立案和不起诉的决定向检察院提出申诉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有权参加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对一审判决不服在法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对生效判决或者裁定提出申诉，请求重新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