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产业依赖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考察
第４０卷第３期财经研究
Ｖｏｌ．４０Ｎｏ．３
２０１４年３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ａｒ．２０１４
资源产业依赖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考察杨莉莉，邵 帅，曹建华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 摘 要：
针对现有研究忽视区域经济增长地理空间效应的重要缺陷，文章首次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以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我国３１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资源产业依赖如何影响我国省域经济增长及其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考察。结果表明：我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关系表现为正向的溢出效应，从空间经济视角经验考察资源诅咒命题是必要的；在考虑经济增长空间相关性之后，资源诅咒假说和条件收敛假说在我国省域层面均是成立的；资源产业依赖主要通过对技术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挤出效应、削弱制造业投入的荷兰病效应以及强化政府干预程度的制度弱化效应对我国省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间接抑制效应，其中荷兰病效应是首要原因。
关键词：
资源产业依赖；省域经济增长；空间面板模型；资源诅咒；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１；Ｆ２０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９９５２（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０４－１
３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０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００３０６８、７１３７３１５３）；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ＮＣＥＴ－１３－０８９０）作者简介：杨莉莉（１
９８０－），女，黑龙江哈尔滨人，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邵 帅（１９８１－），男，黑龙江七台河人，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曹建华（１
９６５－），男，江西大余人，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可以有力推动经济发展，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但是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Ｓａｃｈｓ和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通过实证考察发现，相当多的资源丰裕国家和地区非但没有从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中受益，反而陷入资源优势陷阱，导致经济增长步履维艰甚至停滞不前，普遍发生了“资源诅咒”效应，即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因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或资源型产业而引起一系列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负面效应，最终拖累区域经济增长的一种现象（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０）。很多实证研究从跨国层面（Ｓａｃｈｓ和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和２００１；Ｇｙｌｆａｓｏｎ，２００１；Ｐａｐｙ
－ｒａｋｉｓ和Ｇｅｒｌａｇｈ，２００４）和一国内部区域层面（徐康宁和王剑，２００６；胡援成和肖德勇，２００７；Ｐａ－ｐ
ｙｒａｋｉｓ和Ｇｅｒｌａｇｈ，２００７；邵帅和齐中英，２００８；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０）为资源诅咒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但同时，学界对资源诅咒假说的质疑声也一直不绝于耳。如Ｍａｌｏｎｅｙ（２００２）认为自然资源丰裕国家的经济绩效普遍较差的观点缺乏长期经验证据，在许多国家的成功工业化过
·
４·DOI:10.16538/https://www.wendangku.net/doc/5c8575000.html,ki.jfe.2014.03.003
程中自然资源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对２０世纪末之前非常动荡的２０年数据的截面回归得到的结论或许并不可信。Ｓｔｉｊ
ｎｓ（２００５）则指出，Ｓａｃｈｓ和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等采用的能源和矿业指标所反映的自然资源丰裕度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决定因素，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较为复杂，是常规增长回归模型所不能捕捉的。
在我国，
徐康宁和王剑（２００６）、胡援成和肖德勇（２００７）、邵帅和齐中英（２００８）等诸多研究均证明了资源诅咒存在于我国省域或城市层面，但也有学者对此并不认同。如孙大超和司明（２
０１２）利用１９９６－２００８年省际截面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在控制了制度质量、区位变量等因素后研究发现，无论是资源丰裕度还是资源依赖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均无显著的相关性。方颖等（２０１１）采用１９９７－２００５年９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以人均采掘业从业人数度量自然资源丰裕度，发现并无显著的证据表明存在资源诅咒现象。 可见，无论是跨国层面还是我国区域层面，对于资源诅咒假说是否成立，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有必要采用更加令人信服的方法和数据，重新对这一命题进行更为稳健的实证考察。而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均采用了传统的截面或面板数据模型方法，忽视了地理空间效应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空间差异明显，已有大量研究证实，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现有文献均将单个区域视为与其他区域相互独立的部分，无法对空间样本之间的交互效应予以控制，分析结果势必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误。因此，非常有必要从空间经济的视角，在我国省域层面对资源诅咒假说及其传导机制进行更加严谨的实证考察，从而为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更为准确的政策参考。鉴于此，本文首次利用空间计量方法，以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我国３１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在充分考虑省域间经济行为相互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的条件下，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较为全面地识别了其传导机制。
二、模型、
估计方法与数据 我们首先在Ｓ
ａｃｈｓ和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等文献所采用的经典资源诅咒假说检验模型基础上引入空间权重矩阵，构建了如下两种最基本的空间面板模型———空间滞后面板模型（ＳＬＰ－ＤＭ）和空间误差面板模型（Ｓ
ＥＰＤＭ）：ｙｉｔ＝α０＋α１ｌｎＧＰｉ，ｔ－１＋α２ＲＤｉｔ＋α３Ｘｉｔ＋ρ∑ｊｗｉ
ｊｙｊｔ＋εｉｔ，ε～Ｎ（０，σ２
ＩＮ）（１
）ｙｉｔ＝β０＋β１ｌｎＧＰｉ，ｔ－１＋β２ＲＤｉｔ＋β３Ｘｉｔ＋λ∑ｊｗｉｊμ
ｊｔ＋εｉｔ，ε～Ｎ（０，σ２
ＩＮ）（２
）其中，被解释变量ｙ表示由人均ＧＤＰ增长率表征的经济增长；ｌ
ｎＧＰｔ－１表示滞后一期的人均ＧＤＰ的自然对数；ＲＤ代表资源产业依赖度；Ｘ为其他控制变量所组成的列向量；ｉ和ｔ分别
代表省份和年份；α０，α１，…，α３，β０，β１，…，β３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ρ为空间回归系数，
反映了样本观测值的空间依赖作用；λ为空间误差系数，反映了经济增长观测值的误差项所导致的区域溢出效应。ｗｉｊ是空间面板模型的空间权重矩阵Ｗ的元素，本文采用地理相邻即０－１型空间权重矩阵形式，依据空间是否相邻进行设定，如果两区域相邻，则对应的权重元素值取１，反之则取０，并在具体计算过程中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 对于资源产业依赖度，本文采用采矿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度量。相对于其他常见指标，如采矿业投资比重和就业比重等投入型指标而言，产值比重更能从产出的角度直接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结构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程度，从而更具代表性。
构建模型对资源诅咒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的过程，
实质上就是根据经济增长的源泉和资源诅咒的传导途径选择控制变量的过程。按照Ｓａｃｈｓ和Ｗａｒｎｅｒ（２００１）
提出的资源诅咒传导机·
５·杨莉莉、
邵 帅、曹建华：资源产业依赖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制的“
挤出”效应理论逻辑，资源开发活动挤出了行为Ｘ，而Ｘ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资源开发通过行为Ｘ阻碍了经济增长。因此，对经济增长源泉和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认识不同，检验模型的设定形式和研究结论就可能不同。但是有理由相信，如果能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和资源诅咒的重要传导途径尽可能全面地引入回归模型，那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按照上述思路并参考相关文献，我们控制了如下变量：
（
１）滞后一期人均ＧＤＰ的自然对数（ｌｎＧＰｔ－１）。我们将其作为一个基本控制变量引入模型，以期控制各截面单位的初始经济状态差异，这在削弱经济发展惯性对分析结果产生干扰的同时，也可以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条件收敛假说进行检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这三个变量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同时也被普遍视为资源诅咒的主要传导途径（Ｇｙｌｆａｓｏｎ和Ｚｏｅｇａ，２００６；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和Ｇｅｒｌａｇｈ，２００７）。 （２）物质资本投资（ＰＣ）。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和Ｇｅｒｌａｇｈ（２００４）、Ｇｙｌｆａｓｏｎ和Ｚｏｅｇａ（２００６）等通过跨国层面的实证研究发现，丰富的自然资源会降低储蓄和投资的需求，最终可能挤出货币资本而阻碍经济增长。本文采用现有文献的一般做法（徐康宁和王剑，２００６；邵帅和齐中英，２００８；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０），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ＧＤＰ的比重来度量物质资本投资，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
３）人力资本投资（ＨＣ）。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高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徐康宁和王剑，２００６；邵帅和齐中英，２００８）或大专以上学历人口的比重（胡援成和肖德勇，２００７）等较为宏观的指标来度量人力资本水平，但从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来讲，资源开发活动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或教育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更直接地表现在微观家庭层面。很多研究表明，自然资源提供了一种持续性的财富源泉，使人们减少了对现有资本转移到未来的需求，使得资源开发活动可能引起教育投资回报和教育需求水平的下降。由于人力资本投入无法得到额外的收入补偿，人们接受教育的意愿普遍降低，所以资源丰裕地区的人们缺乏对教育投入的内在动力（Ｇｙｌｆａｓｏｎ，２００１；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和Ｇｅｒｌａｇｈ，２００４；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０）。因此，本文选取更能体现一个地区家庭对教育重视程度的教育支出占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费支出的比重来度量人力资本投资，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
４）技术创新水平（ＴＩ）。在内生增长理论中，创新和技术进步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性要素之一，创新的效率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Ｓａ－ｃｈｓ和Ｗａｒｎｅｒ（２００１）、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和Ｇｅｒｌａｇ
ｈ（２００７）、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１）等认为，资源富足可能通过吸引潜在创新者和企业家从事初级产品生产活动，挤出企业家行为和技术创新活动，并导致资金从Ｒ＆Ｄ部门流向初级生产部门。这样，企业家的才能就会被限制，导致对创新的挤出效应逐渐增强。参照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１）的研究，我们从创新效率角度采用每百人科技活动人员拥有专利授权数来度量区域技术创新水平，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
５）对外开放程度（ＯＰ）。Ｓａｃｈｓ和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考虑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我国而言，对外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深远。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我国经济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但有研究显示，资源丰裕地区的国有经济比重与资源型产业的外资进入门槛非常高，且产业结构单一、科技进步水平偏低、生态环境与制度环境欠佳，导致吸引外资能力不足，对外开放程度偏低（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０）。因此，以外资投入不足表征的对外开放程度降低也可能成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之一。本文采用以年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价格的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占ＧＤＰ的比重来度量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６
·２
０１４年第３期
（
６）制造业投入（ＭＩ）。“荷兰病”（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作为资源诅咒效应的一个重要传导机制被关注已久，其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资源开发活动对具有边干边学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制造业部门生产要素投入的抑制效应，这已被众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所证明（Ｓ
ａｃｈｓ和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徐康宁和王剑，２００６；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０）。本文利用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来反映制造业的生产要素投入水平，并预期其系数符号为正。
（
７）政府干预程度（ＧＩ）。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制度质量往往会对地区经济发展效率产生显著影响，新制度经济学派甚至认为只有实施有效的制度，才可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但是资源繁荣所带来的资源“红利”可能会降低对高效经济管理和制度质量的需求（Ｓａｃｈｓ和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Ｇｙｌｆａｓｏｎ，２００１；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和Ｇｅｒｌａｇｈ，２００７）。同时，资源丰裕的国家和地区还易于引发生产者的寻租行为，而这种寻租行为往往导致腐败，扭曲资源分配、损害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邵帅和齐中英，２００８）。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与指标合理性，本文利用扣除科教文卫事业支出后的财政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作为政府干预程度的度量指标，以反映各省的制度环境。在我国，政府对资源生产和资源产品市场的干预程度偏高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预期其系数符号为负。
我们选取的上述控制变量不但包含了一般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所有重要因素，也基本囊括了目前已被提出的资源诅咒重要传导机制变量。这样，本文构建的资源诅咒空间面板检验模型如下：
ｙｉｔ＝α０＋α１ｌｎＧＰｉ，ｔ－１＋α２ＲＤｉｔ＋α３ＰＣｉｔ＋α４ＨＣｉｔ＋α５ＴＩｉｔ
＋α６ＯＰｉｔ＋α７ＭＩｉｔ＋α８ＧＩｉｔ＋ρ∑ｊｗｉ
ｊｙｊｔ＋εｉｔ（３
）ｙｉｔ＝β０＋β１ｌｎＧＰｉ，ｔ－１＋β２ＲＤｉｔ＋β３ＰＣｉｔ＋β４ＨＣｉｔ＋β
５ＴＩｉｔ＋β６ＯＰｉｔ＋β７ＭＩｉｔ＋β８ＧＩｉｔ＋λ∑ｊｗｉｊμ
ｊｔ＋εｉｔ（４） 空间面板模型的估计方法包括极大似然法（
ＭＬＥ）、广义矩估计法（ＧＭＭ）、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等，其中ＭＬＥ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本文采用Ｅｌｈｏｒｓｔ（２００３）提出的ＭＬＥ以及由ＬｅＳａｇ
ｅ等人编写的空间面板模型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包对（３）式和（４）式进行参数估计。 我国分省采矿业的完整统计数据最早可追溯至１
９９３年，而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为２０１０年，因此，本文的研究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在截面单位的选取上，虽然目前绝大部分文献均将重庆并入四川而将二者视为同一截面单位进行分析，但自１９９７年重庆升级为直辖市至今已有１７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差异必然导致二者经济发展的异质性日益明显。而我们选取的样本时间跨度在１９９７年之前仅有四年，因此，我们利用《新中国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四川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中四川和重庆的总量数据和单列数据对这四年二者的数据进行了“拆分”处理。
综上所述，
本文将１９９３－２０１０年中国大陆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每个变量的样本观察值为５５８个，样本量很大，从计量经济学理论看，大样本数据无疑可为实证结果的可信性提供更好的保障。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三、资源诅咒假说检验结果及讨论
（一）模型设定检验。在估计空间面板模型的参数前，首先需要利用Ｍｏｒａｎ
Ｉ指数对省域经济增长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Ｍｏｒａｎ Ｉ指数的取值范围为（－１，１），其大于０表明各区域间某变量空间正相关，即存在空间集聚现象；其小于０表明各区域间某经济变量空间
·
７·杨莉莉、
邵 帅、曹建华：资源产业依赖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负相关，即存在空间排斥现象。此外，Ｌａｇｒａｎｇ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ｌａｇ）检验（ＬＭｌａｇ）和ＬａｇｒａｎｇｅＭｕｌｔｉｐ
ｌｉｅｒ（ｅｒｒｏｒ）检验（ＬＭｅｒｒ）及其稳健（Ｒｏｂｕｓｔ）形式也常被用于空间相关性检验。同时，它们还可为模型的设定提供一些判断依据（Ａｎｓｅｌｉｎ和Ｒｅｙ，１９９１），帮助我们在ＳＬＰＤＭ和ＳＥＰＤＭ之间进行筛选。若ＬＭｌａｇ（或ＬＭｅｒｒ）较ＬＭｅｒｒ（或ＬＭｌａｇ）
统计量更显著，则表明ＳＬＰＤＭ（或ＳＥＰＤＭ）更为合意。如果ＬＭｌａｇ和ＬＭ
ｅｒｒ在统计上都显著，就由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和Ｒ
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的显著性来确定模型的设定形式。虽然上述检验均是针对截面空间模型提出的，不能直接用于空间面板模型，但可以采用克罗内克积计算分块对角矩阵Ｃ＝ＩＴ ＷＮ，代替Ｍｏｒａｎ Ｉ等统计量公式中的子块空间权值矩阵ＷＴ，即可有效将其扩展于面板数据分析。另外，与传统面板数据模型一样，根据误差项成分分解的不同，空间面板模型也包括固定效应（ＦＥ）与随机效应（Ｒ
Ｅ）两种设定形式，仍可采用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进行筛选（Ｅｌｈｏｒｓｔ，２００３）。 由表１可见，Ｍｏｒａｎ
Ｉ等五种空间相关性检验的统计值均高度显著，表明我国省域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关系。其中Ｍｏｒａｎ Ｉ指数约为０．３３，说明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即空间上邻接的省份具有相似的增长形态及空间联系结构。以上结果为前文的经验推断提供了很好的证据支持，同时也说明现有研究在忽视经济增长空间效应的条件下考察资源诅咒命题，其模型设定及分析结果均存在明显的偏误。通过（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和（
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检验的比较可以看出，二者的统计值均高度显著，只是前者更大一些，表明ＳＬＰＤＭ略优于ＳＥＰＤＭ。限于篇幅，下文将报告ＳＬＰＤＭ的结果作为我们检验分析的依据。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值在５％的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表明应该选择固定效应进行参数估计。由以上模型设定检验结果可知，我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布并非表现出完全随机状态，其空间相关性确实显著存在，在我国省域层面检验资源诅咒假说时不应被忽视，否则就会得到偏误性的分析结果。
表１ 模型设定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样本量检验值相伴概率结论Ｍｏｒａｎ Ｉ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５５８ １１．３１ ０．００００存在ＬＭｌａｇ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５５８ １５０．０３ ０．００００存在ＬＭｅｒｒ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５５８ １２０．２１ ０．００００存在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５５８ ５５．８５ ０．００００存在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５５８ ２６．０２ ０．００００存在
Ｈａｕｓｍａｎ
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
５５８
１６．３９
０．０３７２
固定效应
（
二）模型估计结果及讨论。为便于逐步观察各控制变量对资源产业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的影响，以及整个分析过程中各变量系数的变化趋势，我们采用了在控制因变量的基础上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参数估计（对应于表２中的模型１至模型７），以考察假设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另外，为进行比照，我们还报告了空间最小二乘法（ＯＬＳ）（模型８）以及聚合最小二乘法（Ｐｏｏｌｅｄ ＯＬＳ）（模型９）和固定效应（ＦＥ）（模型１０）这两种传统面板模型估计方法的分析结果。
表２也报告了模型１至模型７的设定检验结果。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模型均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尽管个别模型的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检验值并不显著，但Ｍｏ－ｒａｎ Ｉ检验、ＬＭｌａｇ检验和ＬＭ
ｅｒｒ检验均拒绝了不存在空间自相关的原假设，说明省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资源诅咒假说是必要的。另外，容易看出，所有模型的（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ｅｒｒ检验值和显著性水平均小于（Ｒｏｂｕｓｔ）ＬＭｌａｇ检验，表·
８·２
０１４年第３期
明ＳＬＰＤＭ较ＳＭＰＤＭ更为适用。我们得到的ＳＬＰＤＭ的拟合优度Ｒ２也均大于ＳＭＰＤＭ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ＳＬＰＤＭ优于ＳＭＰＤＭ。因此，下文我们将重点关注和讨论ＳＬＰＤＭ的分析结果。
模型１中我们仅以滞后一期人均Ｇ
ＤＰ作为基本控制变量进行参数估计，结果显示，资源产业依赖度的系数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２至模型４中依次加入三个基本的经济增长要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其系数分别在１％、１０％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三者对我国省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这与经济增长理论完全相符，而资源产业依赖度的系数一直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
接下来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反映对外开放程度的Ｆ
ＤＩ变量。改革开放以来，对外开放政策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ＦＤＩ的大量涌入成为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模型５的结果表明，ＦＤＩ与经济增长之间显著正相关，而资源产业依赖度的系数依然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２ 资源诅咒假说检验结果（Ｓ
ＬＰＤＭ）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模型６
模型７
模型８
模型９
模型１０
ｌｎＧＰ－０．４５１５ｂ（－２．２１８７）－０．３８９０ｂ（－１．９６０４）－０．４０５４ｂ（－２．０４５９）－０．６６１３ａ（－３．１２１６）－０．９３３６ａ（－３．７４０２）－１．０５２５ａ（－４．６４４５）－０．９５８４ａ（－３．８４７５）－１．０４７４ａ（－４．６３５７）－１．００６６
ａ（－３．
９２１１）－１．３９００
ａ（－２．６８９９）ＲＤ－０．
０３２８２ａ（－３．０４３５）－０．０４３２８ａ（－４．０６０８）－０．０４５１６ａ（－４．２２９１）－０．０３７１０ａ（－３．４０７８）－０．０２９８４ａ（－２．６２１１）－０．０２８８７ｂ（－２．４３９１）－０．０２５７９ｂ（－２．２４２９）－０．０２７０３ｂ（－２．２７５４）－０．０２１３８ｄ（－１．
５８３２）０．０１２６６（０．６３２９）ＰＣ０．
０５２７６ａ（５．５８７７）０．０５８０７ａ（５．９１２４）０．０６７７５ａ（６．６４６５）０．０６２５６ａ（５．９７０６）０．０５９８６ａ（７．２８６４）０．０６８６５ａ（６．２２７６）０．０６６７１ａ（７．０２１９）０．０９２６９ａ（８．
７２４８）０．０８８８８ａ（８．３９０５）ＨＣ０．１７３２ｃ（１．８６２８）０．１６６８ｃ（１．８０９８）０．１６４１
ｃ（１．７８６３）０．０１３２４（
０．１９８７）０．０８７８７（０．８６９６）０．００１６６０（０．０２４６８）－０．０９０６６（－１．１８９２）－０．１１８２（－１．１６８４）
ＴＩ０．４２７３ａ（３．２１３４）０．４００６ａ（３．００６４）０．３８４２ａ（３．２５８６）０．３１６６ｂ（２．２５８４）０．３４５７ａ（２．８７８３）０．４２２５ａ（３．
１２９５）－０．２８０２
（－１．３７８２）
ＯＰ０．０７６３０ｂ（２．０７６９）０．０８４５１ａ（２．６０１０）０．０７４０７ｂ（２．０１９０）０．０７３７２ｂ（２．２１９２）０．０７２２６
ｃ（１．
９１２６）０．０９０１６
ｂ（１．９９０４）ＭＩ０．
０４７４９ａ（２．６０８６）０．０２７３７ｄ（１．５１６０）０．０４４５９ｂ（２．４４２６）０．０６５７５ａ（３．
１６７０）０．０１８５６（１．２４１０）
ＧＩ－０．
０２３９５ｃ（－１．６４８４）－０．０１９６１ｄ（－１．４６２６）－０．０４５８６ａ（－３．
００７７）－０．０３７４９
ｃ（－１．
７８７４）Ｗｙ
０．
２３２０ａ（４．３３５６）
０．２１６０
ａ（４．０４４０
）０．２０９０
ａ（３．９０６５）
０．２１１０
ａ（３．９６６６）
０．２０３０
ａ（３．８０２０）
０．２０２０
ａ（３．７８４５）
０．１８７０ａ（３．４７７９）０．４４００
ａ（１０．０６２１）
Ｒ２
０．３６９９ ０．４０１８ ０．４０５０ ０．４１６０ ０．４１９９ ０．４２２５ ０．４２４２ ０．３７２６ ０．２０１１ ０．３０７５模型设定空间ＦＥ空间ＦＥ空间ＦＥ空间ＦＥ空间ＦＥ空间ＦＥ空间ＦＥ空间ＯＬＳ Ｐｏｏｌ
ＯＬＳ普通ＦＥ
Ｍｏｒａｎ
Ｉ检验值（Ｐ）１
４．２４（０．００００）１２．９４
（０．００００）１２．８８
（０．００００）１３．１１
（０．００００）１３．３１
（０．００００）１２．４１
（０．００００）１１．３１
（０．００００）ＬＭｌａｇ检验值（Ｐ）２００．１８（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２８（０．００００）１７３．４９（０．００００）１６９．７５（０．００００）１７０．０２（０．００００）１６２．７１（０．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ＬＭｅｒｒ检验值（Ｐ）１９６．５１（０．００００）１６１．０９（０．００００）１５８．１７（０．００００）１６３．５９（０．００００）１６７．９４（０．００００）１４５．７２（０．００００）１２０．２１（０．００００）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检验值（Ｐ）６．１０（０．０１３５）
１６．６８（０．００００）１９．１９（０．００００）６．２０（０．０１２８）２．７４（０．０９７７）２２．２１（０．００００）５５．８５（０．００００）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检验值（Ｐ）２．４３（０．１１８９）２．４９（０．１１４９）３．８７（０．０４９０）０．０４（０．８４７１）０．６７（０．４１３９）５．２１１２（０．０２２４）２６．０２（０．００００）Ｈ
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值（Ｐ）
１３．６５（０．００１１）１９．２８（０．０００２）１４７．２４（０．００００）１６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８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４２．４２（０．００００）１６．３９（０．０３７２）样本量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注：
括号内为ｔ检验值，ａ、ｂ、ｃ和ｄ分别表示１％、５％、１０％和１５％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模型６为引入制造业投入变量后的分析结果。制造业与经济增长在１％的水平上具有显
著正向关联关系，而资源产业依赖度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上依然显著为负。通常认为，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甚至培养企业家的使命，制造业及其正向外部性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动力和必要基础。而我国的发展经验已经表明，许多地区和城市经济的起飞归功于制造业的繁荣，制造业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发挥我国劳动力总量优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入制造业投入变量后，人力资本投入的系数变得不再显著，其原因可
·
９·杨莉莉、
邵 帅、曹建华：资源产业依赖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能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制造业发展而间接体现的。一般认为，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骨干部门，制造业往往属于技术含量和技术进步率相对较高的部门（Ｓａｃｈｓ和Ｗａｒｎｅｒ，２００１
），通常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对技术创新比较敏感，对高技能劳动力（人力资本）的需求更大（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１）。因此，制造业对人力资本的强大吸纳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传导”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最后，
我们引入了反映制度环境的政府干预变量至模型７。由表２模型７的结果可知，政府干预在１０％的水平上与省域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在整体上表明我国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过大，财政支出效率欠佳，阻碍了省域经济增长。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在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的情况下，企业家会趋向于将其才能用于非生产性活动，与满足市场需求相比，企业家更愿意将资源投入到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的寻租活动中（Ｓｏｂｅｌ，２００８），而这也正是资源诅咒效应的一个重要传导途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入政府干预后，制造业投入对经济增长正向效应的显著性水平明显下降，由１％降至１５％，说明过度的政府干预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制造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也应该是政府干预阻碍省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在引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后，
资源产业依赖度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上依然显著为负，这充分表明了在考虑省域经济增长空间自相关的条件下，我国省域层面确实存在资源诅咒效应，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明显阻碍了我国省域经济增长。从表２模型７的结果看，资源产业依赖度每提高１％，经济增长率下降约０．０２５８％。此外，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滞后一期人均ＧＤＰ的系数一直显著为负，说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条件收敛”假说在我国省域层面是成立的。ρ和λ一直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表明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效应显著存在，且表现为正向的溢出效应，即本省拥有的有利增长因素及良好的增长绩效会显著惠及其相邻省份，这与大部分文献的结论一致。
从控制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变化情况看，
在经济增长的各促进因素中，物质资本投资的推动作用最为稳健，一直在１％的水平上与经济增长保持高度正相关，而其他控制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水平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波动，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显著性，但在其他因素的冲击下显得并不稳健。以上结果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以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要推动力量，尚属于资本导向型的粗放式增长方式，虽然人力资本等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投资的依赖，但这种缓解作用比较有限，且缺乏稳定性。邵帅和杨莉莉（２
０１０）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 最后，
我们对不同模型设定下的估计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第一，通过模型７和模型８的比较可知，模型８的拟合优度明显偏低，说明空间ＦＥ的估计效果要优于空间ＯＬＳ，而且较为稳健；第二，通过对模型９、模型１０与模型８的比较可知，模型８的拟合优度更为理想，模型设定更加合理，更重要的是，除滞后一期人均ＧＤＰ和物质资本投资外，其他变量系数的显著性水平甚至符号明显有所差异，尤其是资源产业依赖度，其系数在模型９和模型１０中分别在１
５％水平上显著为负和不显著为正，说明如果不考虑明显存在的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就很可能得出我国省域层面不存在资源诅咒的偏误性结论。以上对比分析表明，我们根据模型设定检验选取的ＳＬＰＤＭ－Ｆ
Ｅ的估计结果是稳健可信的。四、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经验识别
（一）传导机制的定性识别。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通常分为挤出效应、荷兰病效应、制度弱·
０１
·２
０１４年第３期
化效应等几大类（Ｓａｃｈｓ和Ｗａｎｎｅｒ，２００１；邵帅和齐中英，２
００８），而各种传导机制可以通过其对应的代表性变量与自然资源变量之间的关系反映出来（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和Ｇｅｒｌａｇｈ，２００７；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０）。而现有文献所提出的主要传导机制可以通过前文所述的六个潜在传导途径予以体现：挤出效应所对应的潜在传导机制变量为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荷兰病效应所对应的潜在传导机制变量为制造业投入，而制度弱化效应所对应的潜在传导机制变量为政府干预程度。考虑到各潜在传导机制变量同样可能存在省域间的空间相关性，我们对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和Ｇｅｒｌａｇ
ｈ（２００４、２００７）等文献所采用的模型进行改进，建立如下ＳＬＰＤＭ和ＳＥＰＤＭ，
以考察上述潜在传导机制变量与资源产业依赖之间的关联效应：Ｘｉｔ＝α′０＋α′１ｌｎＧＰｉ，ｔ－１＋α′２ＲＤｉｔ＋ρ
′∑ｊｗｉｊｘｊｔ＋ε′ｉｔ，ε′～Ｎ（０，σ２
ＩＮ）（５
）Ｘｉｔ＝β′０＋β′１ｌｎＧＰｉ，ｔ－１＋β′２ＲＤｉｔ＋λ′∑ｊｗｉｊμ
′ｊｔ＋ε′ｉｔ，ε′～Ｎ（０，σ２
ＩＮ）（６
）其中，被解释变量Ｘ为六个潜在传导机制变量所组成的向量；α′０－α′２、β′０－β
′２为待估参数；ρ′和λ′分别为空间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系数；ε′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其他变量含义与前文相同。
ｌｎＧＰｔ－１同样作为基本控制变量被引入模型，以控制各省份经济发展状态的异质性。前文所述的模型设定检验过程同样适用于（５）式和（６）式。从表３报告的各模型设定检验结果看，除制造业投入外，其他五个潜在传导机制变量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因此我们选择空间面板模型进行考察。而制造业投入模型的三项空间相关性检验均未通过，说明我国省域间制造业投入并未表现出预期的外溢效应，制造业具有的正向外部性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各省份内部区域间或部门间。
表３ 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经验识别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ＰＣ ＨＣ
ＴＩ ＯＰ ＭＩ
Ｇ
ＩｌｎＧＰ８．
７１６３ａ
（８．
３５１８）０．２６４２（１．３５８８）１．０６０８
ａ（１２．３９３３）２．９４１１ａ
（１
３．１８５１）１．８７３４
ａ
（３．７１００）－４．１０６６
ａ
（－５．
５１０９）ＲＤ０．
１９１５ｃ
（１．６２６０）０．０１２７１（１．４４４１
）－０．０１２１９
ｂ（－２．３５３１）－０．０４５５７ａ（－４．１１２４）－０．２４５５ａ
（－７．９８００）０．１８６９
ａ
（４．７６０３）Ｗｙ或Ｗμ
０．５２８０ａ
（１２．８７５３）０．８０３１ａ
（３４．３６５８）０．４２９０ａ（９．９１８０）０．５０４０ａ
（１２．９９９０）０．１９５０ａ
（３．６４７０
）Ｒ２
０．７３３４
０．７６４１
０．９２８４ ０．５７６５ ０．０５７８
０．２７０４
模型设定
ＳＬＰＤＭ－ＦＥ ＳＥＰＤＭ－ＲＥ ＳＬＰＤＭ－ＦＥ ＳＬＰＤＭ－Ｆ
Ｅ普通ＲＥ ＳＬＰＤＭ－Ｆ
ＥＭｏｒａｎ
Ｉ检验值（Ｐ）
１３．４６（０．００００）２０．１６（０．００００）７．５９０３（０．００００）１１．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９０
（０．３６７８）５．６９（０．００００）ＬＭｌａｇ检验值（Ｐ）２９２．７３（０．００００）３９５．３４（０．００００）９６．０９（０．００００）１４７．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１２（０．４７９０）５６．６７（０．００００）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ｌａｇ
检验值（Ｐ
）３０５．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９９０３）５３．４８（０．００００）２６．１８（０．００００）１．３６（０．２４３１）９５．２９（０．００００）ＬＭｅｒｒ检验值（Ｐ）１７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６．２６（０．００００）５４．９８（０．００００）１２３．９３（０．００００）０．５９（０．４４２２）３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Ｒｏｂｕｓｔ ＬＭｅｒｒ检验值（Ｐ）１８７．８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１９９（０．３３７５）１２．３７（０．０００４）２．９９（０．０８３７）１．４５（０．２２８２）７１．２２（０．００００）Ｈ
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值（Ｐ）
７８．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２８（０．５２７６）２１．１７（０．００００）１６．９２（０．０００２
）１．２３（０．５４０８）９．４２（０．００９０
）样本量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５５８
在各潜在传导机制变量中，
资源产业依赖与物质资本投资、政府干预程度显著正相关，与技术创新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制造业投入显著负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相关性并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资源产业依赖在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也阻碍了技术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
·
１１·杨莉莉、
邵 帅、曹建华：资源产业依赖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程度的提高，
削弱了制造业的发展，并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见，技术创新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制造业投入和政府干预程度这四个因素成为了引发我国省域层面资源诅咒效应的传导途径。下面我们逐一讨论资源产业依赖对以上几个潜在传导途径的影响机制。
第一，
资源产业依赖可以通过显著带动物质资本积累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与邵帅和齐中英（２００８）、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０）等文献的结论一致，同时也说明国外学者（Ｇｙｌｆａｓｏｎ和Ｚｏｅｇ
ａ，２００６）所强调的资源依赖对资本投资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在我国并不成立。在我国，大多数资源型产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对资源产业依赖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资源型产业发展规模的壮大，进而带动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这在煤炭等资源型行业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我国近些年正处于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对煤炭、钢铁等基础性自然资源的刚性需求使得相关资源产业持续繁荣，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加。据中国煤炭行业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我国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８ ６８５亿元，较“十五”时期净增加６
２８０亿元。２
００８－２０１１年，煤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更是达到２６．７７％，高出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２２．９１％近５个百分点，成为采矿业的重点投资方向，而固定资产投资又是现阶段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因此资源产业依赖就可以通过带动物质资本投资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第二，
资源产业依赖对人力资本投资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其对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在我国省域层面不成立。这与李天籽（２００７）和王学斌等（２０１１）的研究结论一致，但与大部分文献的研究结论不同。虽然Ｇｙ
ｌｆａｓｏｎ（２００１）、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和Ｇｅｒｌａｇｈ（２００４）等认为初级产业部门的扩张通常不需要高技能劳动力，导致资源丰裕国家和地区往往缺乏增加教育开支的紧迫感和积累人力资本的内在动力，而且由于得不到相应的高工资收入，教育投资的需求和回报降低，导致包括制造业在内的以高技能劳动力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其他工业部门萎缩，从而制约了经济发展中的技术扩散效应，但是从我国微观家庭层面来讲，上述机制未必适用。自古以来，我国“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重视教育的观念就深入人心，一般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接受教育、取得更高的学历而“出人头地”，因此往往会在孩子的教育投资方面倾力支持。尽管我国资源丰裕的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条件落后于东部地区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地区的教育意识同样落后，“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就是重视教育的生动反映（王学斌等，２０１１）。也许正是其落后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这些地区的家庭希望孩子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望更加迫切。因此，当我们以微观家庭教育支出比重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度量指标时，资源产业依赖对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不成立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当然，如果从更为宏观的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如选取在校大学生人数等指标）进行考察的话，上述结论是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第三，
资源产业依赖可以通过抑制技术创新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这与大部分相关文献的结论一致。资源繁荣所带来的短期资源“红利”可能将更多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吸引到技术贡献率较低的资源产业部门，导致制造业部门的从业者与从事创新活动的人员数量减少，从而降低了对技术进步具有积极贡献的制造业部门和Ｒ＆Ｄ部门的产出与增长水平，
弱化了对新技术的需求和创新的动力，进而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１）。张复明和景普秋（２００８）也认为资源产业部门本身是缺乏技术进步的部门，对创新的需求能力较弱，具体表现为企业缺乏创新机构，技术投入强度不足。因此，随着资源部门主导地位的确立，整个资源型区域往往会表现出创新活动的弱化效应。
第四，资源产业依赖可以通过降低对外开放程度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这与现有研究的结·
２１
·２
０１４年第３期
论也基本一致。从吸引外资能力的角度来讲，
在我国，政府对煤炭、石油、天然气和一些稀有金属、非金属等关系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战略性资源的生产开发一直保持着绝对的控制力，这些资源型产业大部分由国有企业经营，国有企业在这些战略性资源的开发方面享有相当大的垄断权力。因此，这些资源型产业要么绝对不允许外资进入，要么外资的进入门槛非常高，这就使得经济结构中资源型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显得先天不足（邵帅和杨莉莉，２
０１０）。此外，自然资源开采过程通常具有明显的环境负外部性，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是有目共睹的。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必然会增加资源型地区的生态环境压力，使其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生态环境因素对投资环境影响日趋重要的今天，资源开发活动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必然会恶化资源型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而削弱其吸引外资能力。因此，资源产业依赖度较高的地区往往存在吸引外资能力不足、外资流入规模偏小、对外开放程度偏低的问题，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
。
图１ 资源产业依赖对我国省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
第五，
资源产业依赖可以通过降低制造业投入水平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这一结论也可在其他文献中找到经验证据（徐康宁和王剑，２００６；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０）。资源产业依赖程度过高所引起的“去工业化”（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即制造业的衰退问题是资源型地区极易发生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在资源红利的驱使下，资源型地区的产业结构极易向采矿业倾斜，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大量流向该部门，使制造业和相关的技术服务业提升乏力，制约了产业关联程度、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均更高、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点的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极易形成资源型产业“一枝独大”的畸形产业结构，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煤炭资源大省山西就是这种“荷兰病”的典型案例。山西拥有我国最丰富的煤炭资源，也一直实行以煤炭产业为中心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几乎所有的项目投资均向煤炭相关产业倾斜，煤炭工业的单一发展使其产业结构严重扭曲。据《山西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山西省轻重工业的产值比已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２．４８减少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１７．２。在山西省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及原材料工业与制造工业的产值比由１９８５年的２．５８／１上升到２０１１年的７．５２／１，前者占有绝对优势，并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在就业方面，山西省制造业从业人数由１９９３年的１４８．９万人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７０．７万人，１７年间共减少了７８．２万人。可见，山西省制造业的萎缩趋势十分明显，在工业化支撑经济发展的今天，以非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发展状态势必缺乏持续性，经济增长也将缺失关键动力。
第六，
资源产业依赖可以通过强化政府干预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这与邵帅和杨莉莉（２０１０）的结论一致。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重要政策手段，其主要功能是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但是如前文所述，政府干预市场的程度存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如果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反而可能使经济市场化进程放缓、要素配置效率下降，从而阻碍经济发展。资源型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较大且长期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导致其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更深，观念更新滞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明显，政府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具
·
３１·杨莉莉、
邵 帅、曹建华：资源产业依赖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有较大的主导作用。因此，
资源型地区往往倾向于通过较高的财政支出对经济进行干预，而较高的财政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资源型地区企业家从事寻租并滋生腐败的风险。正是自然资源带来了相对容易获取的高额的经济租金，才更易于吸引潜在的既得利益者通过向行政人员行贿等寻租手段等的不透明方式来配置租金，这不仅会使资源收入分配被扭曲，还会导致这种不良风气快速蔓延，从而弱化政府的政治制度质量，抑制经济增长（邵帅和齐中英，２００８）。而资源丰裕国家和地区易于滋生寻租和腐败行为也已被很多文献所证实（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和Ｇｅｒ－ｌａｇ
ｈ，２００４、２００７；邵帅和齐中英，２００８）。因此，政府干预和控制经济的力度越大，就越容易引发企业家寻求非生产性的寻租和腐败行为，产生制度弱化效应，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
图１可以描述资源产业依赖本身及其通过各相关因素对省域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根据表２中模型７的结果，资源产业依赖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负向影响大小约为０．０２５８。此外，资源产业依赖还通过对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挤出效应、削弱制造业投入的荷兰病效应以及强化政府干预的制度弱化效应对我国省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间接抑制效应。同时，资源产业依赖也可以通过带动物质资本投资而对省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其对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
二）传导机制的定量比较。将表２与表３的回归结果结合起来就可以测算出上述各传导途径的相对影响程度。表４中α３列为表２模型７中四个传导途径的相应系数，Ω列为表３中资源产业依赖分别与其对应的回归系数，二者的乘积反映了资源产业依赖分别通过各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绝对影响程度，最后一列是各传导途径的相对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各传导途径按照相对影响程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依次为制造业投入、政府干预程度、技术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可见，由削弱制造业投入所反映的荷兰病效应是导致我国省域层面资源诅咒发生的首要原因；而政府干预程度加大所带来的制度弱化效应，以及资源产业依赖对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挤出效应，影响程度相差不大，同样成为了引发资源诅咒效应的重要因素。
表４ 传导机制影响程度分析
传导途径
α３Ω绝对影响程度（α３×
Ω）相对影响程度（％）
ＴＩ ０．３１６６－０．０１２１９－０．００３８５９ ２０．９
４ＯＰ ０．０７４０７－０．０４５５７－０．００３３７５ １８．３１ＭＩ ０．０２７３７－０．２４５５－０．００６７１９ ３６．４６ＧＩ－０．０２３９５
０．１８６９
－０．００４４７６ ２４．２９总计
－０．０１８４３０
１００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次从空间经济视角对资源产业依赖如何影响我国省域经济增长进行了更为严谨的实证考察，研究发现：我国省域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效应，空间上邻接的省份具有相似的增长形态及空间联系结构，表明从空间经济视角对资源诅咒命题进行更为稳健的经验考察是必要的。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分析过程中，资源产业依赖度一直显著负向作用于省域经济增长，充分表明在考虑经济增长空间相关性的条件下，我国省域层面确实存在资源诅咒效应。此外，“条件收敛”假说在我国省域层面也是成立的。在经济增长的各影响因素中，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而稳健，技术创新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制造业投入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但人力资本投资的正向影响在其他因素的冲击下缺乏稳健性，而政府干预则显著抑制了省域经济增长。以上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主·
４１·２
０１４年第３期
要以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要推动力量，
尚属于资本导向型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传导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产业依赖主要通过对技术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挤出效应、削弱制造业投入的荷兰病效应以及强化政府干预的制度弱化效应对我国省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间接抑制效应，其中荷兰病效应是导致我国省域层面资源诅咒发生的首要原因。但同时，资源产业依赖也可以显著带动物质资本积累而对省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上述结论的政策涵义是显而易见的。要想有效破解“
资源诅咒”，就必须“切断”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各种传导途径。首先，资源丰裕地区必须放弃单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战略，适度减少其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产业的依赖，积极实行以促进制造业发展为核心的产业多样化战略，阻止产业结构过度扭曲、经济结构畸形演化，以抑制荷兰病效应发生；其次，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财富，加大物质资本积累和研发投入力度，重视和引导高技术产业发展，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中技术贡献率的提升；再次，适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和透明度，大力推进市场化，增强生产要素的市场流动性，优化生产要素的投入结构，以推动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最后，大力改善生态环境，依靠资源税收等手段对资源开发所带来的负外部性进行调节，建立资源与环境损耗补偿的合理机制，改善投资环境，以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
＊邵帅为本文通讯作者。本文还得到上海科技发展基金博士生学位论文资助项目（
１２６９２１９１３００）、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ＣＸＪＪ－２０１１－３０２）、上海财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基金以及上海财经大学“２１１工程”四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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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１９９１，２３（２）：１１２－１３１．［１２］Ａｎｓｅｌｉｎ Ｌ．Ｌｏ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ＬＩＳＡ［Ｊ］．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９９５，２７（２）：９３－１１５．［１３］Ｅｌｈｏｒｓｔ Ｊ Ｐ．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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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杨莉莉、
邵 帅、曹建华：资源产业依赖对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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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６，２９（８）：１０９１－１１１５．［１６］Ｍａｌｏｎｅｙ Ｗ 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ｉ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Ｒ］．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ｌ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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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Ｐａｐｙｒａｋｉｓ Ｅ，Ｇｅｒｌａｇｈ Ｒ．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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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Ｓａｃｈｓ Ｊ Ｄ，Ｗａｒｎｅｒ Ａ Ｍ．Ｔｈｅ ｃｕｒ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１，４５（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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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
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
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ＭｏｄｅｌＹＡＮＧ Ｌｉ－ｌｉ，ＳＨＡＯ Ｓｈｕａｉ，ＣＡＯ Ｊｉａｎ－ｈｕ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ｈａｎｇ
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ｅｆ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ｇｎｏｒｅ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
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３１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３ｔｏ２０１０．Ｉｔ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ｉ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
ｚｅ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ｐ
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ｏｍｅ ｔｒｕｅ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ｕｐ
ｌｅｖ－ｅｌｓ，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ｕｔｃ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ｍｏｄｅ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ｕｒｓｅ；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责任编辑 许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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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４年第３期
空间经济学发展
空间经济学发展 一、空间经济学的传统与演进 1.德国的古典区位几何学 德国经济学家运用地租学说和比较成本学说，创立了古典区位理论。 (1)冯·屠能(Von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 国却已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 光敏捷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 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 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冯·屠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 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 的关系》（简称《孤立国》）。冯·屠能设想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四周为荒地所包围的孤立国，其中心是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是孤立 国制造品的唯一供给者，而城市的食品则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个农 业大平原）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农业生产 的利润V=P-(C+T)，其中P为农产品价格，C为成本，T为运费。 冯·屠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利润最大 化目标，农场生产的品种选择与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距离，即 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场种植什么作物获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 条件决定的，而与特定农场（或地块）与中心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远近密切相关；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增加投入必须 使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能偿付追加的成本与运费。当生产成本一定时，离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 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冯·屠能研究的是农业区位问题，他的理论离不开对土地利用和地租 的研究（注：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总结归 纳了经济地理学的五大传统，他将冯·屠能的思想列为第五个传统
安徽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5c8575000.html, 安徽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作者：彭志胜杨敏 来源：《全国流通经济》2018年第23期 摘要：安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加大，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对安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相关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针对安徽省各市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差异，分析演进的时间特点和空间格局，并实证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得出影响安徽省经济增长差异的关键因素。最后，提出促进安徽省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安徽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2096-3157（2018）23 -0063-03 一、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但地区发展差距却愈来愈大。国内外很多学者对中国经济出现的现象深感兴趣，并进行了诸多研究。国外方面，Ying基于中国内陆与沿海地区的数据，发现 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先减后增[1]；Yehua Wei等采用加权变异系数研究了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发现其显现出一定的阶段性[2]。国内方面，王馨雅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性差异， 并就劳动、资本、技术要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我国经济增长阶段出现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性[3]；李国璋，张唯实对中国西、中、东的经济增长与制度差异进行了现代计量分析，发现东 部与中西部差距变大[4]；龙海明，凌炼等利用Theil指数研究了中国城乡收入的区域差异性，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5]。综上所述，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文献相当丰富，然而， 既有文献针对区域经济差异研究多以省市为单元的全国区域内的研究，考察的多是西、中、东三大区域或省市之间的经济差异，关于省内单元的研究较少，针对安徽省的研究更少。因此，对安徽省内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进行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安徽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演进特点 经济增长常以GDP（或人均GDP）来量化，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一般是从三个方面来测度：（1）时间差异测度，一般通过绝对差异（极差或方差（或标准差））和相对差异（极比、变异系数（或加权变异系数））等[6]；（2）空间差异测度，一般采用离差、比率、相对发展率以及Theil指数等[7-8]；（3）基于加权变异系数或基尼系数进行产业或城乡差距的分解[9]。本文利用2000年～2016年安徽省各地数据分别从以上三个方面对安徽省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分析（数据来自2001年～2017年《安徽省统计年鉴》）。 1时间特点 图1人均GDP的极差与标准差图2人均的GDP极比、变异系数（1）绝对差异。由图1 极差变化可知，2000年～2014年安徽省各市人均GDP的差异不断扩大，2015年明显降低，
中国最具影响力10大经济学家北大占4人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评选揭晓 由《世界商业评论》评选的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于10月18日正式揭晓，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名列榜首，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名列第二，而被称为小股民代言人的郎咸平教授排列第三。林毅夫、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茅于轼、樊纲、邹恒甫等七位教授也共同名列榜中。值得关注的是，前三位经济学家均毕业于美国名校，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 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Economist)有5000人，然而，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者不超过100人，而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应该不超过10人。目前而言, 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他们的观点目前处于边缘状态, 世界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中国经济学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主要原因不是中国人不聪明或中国经济规模小, 而在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落后，经济学师资力量非常薄弱，本科生带博士生的现象比较普遍！就经济学教育而言，中国甚至还远远不如经济非常落后的印度，英语优势使得印度大学生可以尽快尽早地阅读西方经济学原著。要改变经济学家“数量多，质量次”这一客观现实，中国经济学界至少还要努力15-20年！ 中国经济学家的言论观点事无巨细地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国家大政、行业发展和市民生活。其中还不乏一些经济学家明星，他们观点独到、语言犀利并充满人格魅力。而我们最关心的是哪个经济学家的学术观点站在世界的前沿？谁是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 谁是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谁是商务生活中最有权威的风向标？ 为此，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主编的《世界商业评论》对500位经济学人、财经记者、高级经理进行了专门调查，经过https://www.wendangku.net/doc/5c8575000.html,世界经理人网站网友投票，从15位候选经济学家中选出“ 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评选指标包括3个方面: 学术影响力(60%)、经济影响力(30%)、社会影响力(10%)。学术影响力主要考察在候选人在国际国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被引用次数；经济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对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产业政策的影响；社会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知名度以及话语可信度。详细分析报告将刊登在《世界商业评论》今年第11期上。世界经济学人网站https://www.wendangku.net/doc/5c8575000.html,还将为每个经济学家建立个人网站，以方便经济工作者学习和查阅。 《世界商业评论》以翻译和报道世界级商学院教授、世界级企业CEO以 及世界级经济学大师的文章为主，揭示企业在管理中成功或失败的策略，同时从全球最具权威性财经和管理出版物中萃取领先管理思想和财经话题。《世界商业评论》忠实读者为高级经理和经济学人。
近几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近几年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美国2001年经济危机发生后，以互联网、新通讯技术为代表的经济泡沫覆灭。随着美国生产力的恢复，房地产、汽车等领域的迅猛发展，产量剧增。产能过剩与人民消费水平的矛盾，于是开始从金融方面出台一系列的措施促使人们提前消费，预支消费。希望房地产等实体经济领域的产能够通过金融发挥资源重新配置的作用，通过金融信用和债务关系创造的社会需求来解决过剩的产能，促进实体经济的增长，但是，随着通货膨胀的出现，美国12次调整利率，使得消费者还贷压力加重，最终无力偿还，产生逆向连锁反应，导致金融业出现危机。因此，解决消费需求同产能过剩的矛盾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其归根结底就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间的矛盾。 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一种事物内部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互相影响制约和相互合作关系。中国的经济要想发展，就必须广泛参与世界经济合作，这是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必然要求。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不断加快，全世界的实体经济，金融各方面联系愈加紧密，把自由市场经济所拥有的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等消极因素扩大到全球范围，哪一个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便很快会波及到全球各国。从实体经济看，2004年至2006年，中国出口点GDP的比重从30.7%增加到36.8%。而美国、欧盟、日本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国，2001~200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保持在21%。主要产品为建材，纺织类等产品，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后，房地产业等社会实体经济日益萧条，使中国钢材出口大幅受阻，中国国内出现了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大量企业经营形势窘迫。从金融方面来看，美元连续多年大幅贬值，自国家2005年4月实行汇率改革后，人民币从2005年汇改前对美
数据域测量中逻辑笔的研制
数据域测量中逻辑笔的研制 摘要：针对数字电路测试与检修过程中逻辑电平状态测量问题，设计了三组由不同参数电阻构成的分压取样电路，将稳压管的输出电压分压取样以产生高、低以及悬空三种状态的阈值电平，确保了电路运行的可靠。选用3个运算放大器和逻辑门电路设计构成电压比较运算电路，将测试电压与三种阈值电平进行比较运算，保证了测量精度的同时使得电路结构更为稳定。运用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来表示数字电平的不同状态，清晰直观，提高的测量的效率。 关键词：数据域测量，数字电路，逻辑笔 1 引言 随着数字电子技术在各个领域内的广泛应用，数字电路的分析与设计日益成为电子，自动化，计算机等领域的重要部分。数字电路的分析大体上包括两个部分，一类是根据具体目标，确定所设计电路应具备的功能，然后设计相应的电子线路，另一类是对现有电子电路进行分析，从而对电路各个部分的功能更加明晰，为后续数字电路的改进或故障检修做准备。 数字电路的设计与分析过程中，数据流的测量以及数字电平逻辑状态的判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电路中各个节点逻辑电平是否处于正常状态直接决定了电路工作是否正常，同时，根据逻辑电平的状态也可准确排查出故障位置和原因。与传统时域测量不同，数据域测量面向的对象是数字逻辑电路。传统时域测量仪器如万用表、示波器对于模拟电子电路的测量时行之有效的，但由于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在电路结构，信号构成，分析方法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故应设计相应的数据域测量测量仪器，以达到高效分析和检修数字电路的目的。 通常状态下，数字电路的输出有三种状态，即高电平状态、低电平状态以及高阻状态。当输出电压高于设定的阈值电平（通常为 3.5V）定义为高电平状态，记为逻辑“1”，当输出电压低于设定的阈值电平（通常为1.2V）定义为低电平状态，记为逻辑“0”，当输入端悬空时为第三状态，称为高阻状态。逻辑笔是一种新型的数据域测试工具，采用不同颜色的指示灯来表示数字电平的高、低以及悬空状态，判别迅速、清晰直观。基于单片机技术的逻辑笔设计方案是将单片机 本研究运用逻辑门电路构建逻辑笔的电路设计方案。 本研究项目的创新之处在于，针对数据域测量过程中逻辑电平状态的测量，分别设计了 1
空间经济学概念及其前沿
空间经济学概念及其前沿——新经济地理学发展脉络综述 【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20101 【原刊页号】75～82 【分类号】F107 【分类名】区域与城市经济 【复印期号】201005 【英文标题】Concept and Frontiers of Spatial Economics: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utline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作者】殷广卫/李佶 【作者简介】殷广卫，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上海200237；李佶，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国际业务部，主要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山东济南250012 【内容提要】本文综述相关文献提出并论证了以下观点：空间经济学是所有与空间维度有关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空间维度基础上的融合，新经济地理学是空间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的最前沿的分支学科。在此基础上，论文梳理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并通过这一过程评述其基本思想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维度/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模型/新贸易理论 【正文】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0）01—0075—08 一、引言 近年来，在经济学界，“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词汇无疑是“脍炙人口”的。作为经济学领域的学科名称，它们却常常引起困惑和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表明它们具有如题所示的内在关系，并对作为经济学最新前沿之一的新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内涵、发展脉络和核心思想给予评述，以期澄清和统一相关认识。 二、空间经济学的概念内涵 最新的英文版第二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2008）中的“空间经济学”词条由杜兰顿（Gilles Duranton，2005）[1]撰写：“何谓空间经济学？概括地说，空间经济学关注（稀缺）资源的空间配置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根据对概念的理解不同，空间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既可极其宽泛也可相当狭窄。一方面，经济活动必然发生于空间场所从而空间经济学可以关注经济学所关注的一切；另一方面，区位分析多数情况下只关注一个经济问题，即区位选择。”
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在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构成其理论框架的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或称增长)理论、区域产业结构理论、区域分工理论、区域布局理论和工业区位理论。前两种理论最初的研究对象是国家，后来区域经济学家将其引伸到区域研究中。这里主要阐述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包括区域平衡发展理论、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和增长极理论。 1．区域平衡发展理论 区域平衡发展理论是从发展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引进并发展而形成的，这一理论主要包括平衡增长理论和大推进理论。 （1）平衡增长理论 发展经济学家拉格那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平衡增长理论。他主张在部门和产业同时投资以推进经济发展。他认为打破贫困性恶性循环的关键是要突破资本形成不足这一约束条件，而影响资本形成不足的主要因素是决定投资预期的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只要平衡地增加生产，在广大范围的各种工业同时投资，就会出现市场的全面扩大，从而提高需求弹性，创造出良好的投资氛围，从恶性循环的僵局中脱离出来。通过供给(投资)创造需求，以及供给函数的不可分性和市场的不可分性，是平衡增长战略在理论上的支柱；另外，它还突出地体现了对社会分摊资本的节约以及对社会各部门间分工的发展、垂直联系和水平联系的加强。 （2）大推进理论 着名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罗森-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 是该理论的倡导者和集大成者。该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众多产业，从而突破其发展瓶颈，推进经济全面高速增长。大推进理念的论据和理论基础建立在三个“不可分性”上：
①生产函数的不可分性。 在基础设施的供给方面，“社会分摊资本”就具有明显的过程上的不可分性和时序上的不可逆性。社会分摊资本项目往往具有规模效益，且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特点，因此在初期只有大规模投资才能使其发挥作用。比如：修建发电厂与建设供电网络的关系，两者只有共同建成才能使各白的效用得到充分发挥。 ②需求的不可分性。 没有关联产业的互补效果，则不确定性和市场销售的困难将使单个项目的投资具有被套的风险。众多关联产业在投资决策中实际上是相互依赖，互为条件，彼此地为对方提供要素投入的能力和需求市场的容量，从而共同突破市场瓶颈，形成市场需求在不可分性之中的互补性，从而降低市场风险。为了解决市场需求的不可分性，也为了形成广大的、有保证的市场，促进经济的全面提高，必须大规模地在各个产业部门按一定比例进行投资。 ③供给的不可分性。 储蓄是国民收入中扣除消费的部分，而在国民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中的大部分用来维持消费。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是很困难的，只有在收入大幅度增加，即边际储蓄率高于平均储蓄率，使得储蓄急剧上升，资本供给才有来源。 2．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 汉斯·辛格在其《国际发展·成长与转变》一书中批评平衡发展理论。辛格认为：当我们比较一国乃至一个地区的经济在不同时期所取得的成就时，也许会发现各方面都己取得了一些进步。事实上在整个过程的一个短暂的期间，通常是由少数部门发展带动的。从长期各方面取得的进步来看，实际上是一系列不均衡发展所造成的结果。1辛格的上述观点得到了艾伯特·赫尔希曼的热烈支持。他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从主要稀缺资源应得到充分利用的认识出发，系统地论述了不平衡增长的理论和战略。他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主要稀缺资源是资本，若实行一揽子投资，则资本稀缺这一瓶颈就无法突破，从而也就无法实现平衡增长。因此，不发达国家取得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采取精心设计的不平衡增长战略，首先选择若干战略部门进行投资，当这些部门的投资创造出新的投资机会时，就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1黄继忠：《区域内经济不平衡增长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介绍概要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及 其介绍 张五常 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中文名：张五常 出生地：中国香港 出生日期：1935年12月1日 职业：教授，经济学家 毕业院校：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
简介张五常（1935年12月1日－），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35年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小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著作《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 求学生涯他早年师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尔奇安和科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科斯、巴泽尔共事多年其思想互相影响与激励；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张五常香港的家往往成了他们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他多次陪弗里德曼来中国，与国家领导人畅谈中国改革之大要；他也应邀参加诺贝尔奖颁发大典，被奉为嘉宾；他被选为1997
—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的殊荣，等等。此等际遇，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家中，恐怕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最受欢迎的教授“最劣的教师”1991年，在香港大学一些所办的“最差教学奖”的选举中，张五常被选为“最劣的教师”。张五常荣登劣座，几乎全香港哗然！其实，这十分自然，如果按照东方传统的教育模式及标准，张五常的教学肯定会与其要求不合。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课，也没有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在他看来，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即使是正式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有多少准备（如：1991年到瑞典对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1998年到美国任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 中国经济制度分析的第一人 率先将新制度分析系统地运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第一人，非张五常莫属了。张五常受著名新制度经济 学大师科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亲传，与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耳儒目染，一代新制度经济学宗师呼之欲出（科斯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多次提到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科斯，1994）。诺斯也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经济思想的影响。）。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应该是把制度分析的方法系统地引入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张五常将产权制度的分析方法应用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上并创立了“新租佃理论”。张五常
谈谈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
谈谈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 市场营销（1）班宗莉20110604136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一些进步同时也显现出一些突出矛盾和冲突。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积极面： （1）、经济总量同比上升。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0%。当前，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低迷甚至衰退，它们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的排位、占全球的比重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正在下降。 （2）增长速度总体平稳。2013年，消费、出口、工业等都出现回升。据统计数字显示，一方面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基本在逐月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在逐步减缓；另一方面，经济效益仍维持较高水平，企业活力增强，面对外部环境趋紧和成本上升，一大批企业主动转型，靠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增强创新意识、优化产品结构应对危机，谋求发展，竞争力日益提高，市场适应力更强。（3）、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现在处于小康社会决胜的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阶段的转换时期，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调整或下降，但是本质上来说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来自于消费的持续扩张，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管理创新，培育出在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形成我们新的优势。 其次，显现出的矛盾与问题：
（1）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原有产业迅速发展等对资源与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都是 靠消耗自然资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拉动经济增长，尽管后 来政府采取了相关措施来缓解发展与环境的问题，但成效并不 是很大，杯水车薪；由于技术还不够成熟，资源还未得到很充 分的利用，造成资源浪费的现象普遍存在。现如今工厂乱排放 废弃物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如北京等地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又如云南就有一个小村庄就因为当地工厂乱排放工业废弃物而 污染当地水源，导致全村大部分居民里患癌症，成为“癌症村”。 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注重节约资源、保护自然环境，以 便稳定持续发展，同时为子孙后代的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2）自2008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对我国出口贸易型企业造成严重冲击，企业的用工需求急剧下滑、现 有的就业岗位流失严重，失业数量骤增，致使我国的就业和失 业问题进一步恶化。再加上近年来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找不 到工作也正成为社会讨论的热点，求职者供过于求的现象也成 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作为大学生的我马上也快毕业了，工 作问题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3）区域发展不平衡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问题，城乡发展差异化、东中西部发展差距、城市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仍很 严重 一是表现在资本存量方面：由于沿海地区由于开放得比较早，以
空间经济学
空间经济学是美国经济学者沃尔特·艾萨德提出的经济学概念，是根据时间、层次、传统三维空间相互转化原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预测经济发展趋向、进行经济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流派，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科学。空间经济学是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科学。其主要研究理论为规模收益递增，即当所有投入品的数量以相同的百分比增加时，总收益增加的百分比会大于该百分比。 空间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空间经济学是在区位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门学科的总称。它研究的是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研究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 既然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既然一国之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并无更多的限制,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经济活动的集聚?在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活动的区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一国或一个地区是赢得“中心”地位,还是沦为“外围”?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参与国际分工?这些问题都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空间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它从微观层次探讨了影响企业区位决策的因素，在宏观层次上解释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
1、经济系统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并系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 宏观的经济活动空间模式是微观层次上的市场接近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追逐市场接近性优势的微观经济的主体的行为产生了聚集力，即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放大效应，这种前后联系具有循环累积因果特征，它们可以使对经济系统的初始冲击进一步放大，从而强化初始的冲击。聚集力的市场拥挤效应所产生的扩散力决定了最终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 2、即使不存在外生的非对称冲击因素，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也可以促使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 聚集力和分散力随贸易成本的下降而减弱，但分散力的减弱速度相对快。在空间贸易成本较大的情况下，分散力会相对大一些，这时市场拥挤效应占优势，经济系统内存在负反馈机制产业的均衡分布得以稳定。当间空间贸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聚集力超过分散力，市场的接近性优势超过了市场拥挤劣势，均衡分布被打破，现代部门向某一区域集中，随之初始均衡分布结构演变为非均衡分布结构。 3、在某些临界状态下经济系统的空间模式可以发生突然变 如果产业为均衡分布且贸易自由度很小，则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不会影响产业的区位，但贸易自由度变化到某一临界值后，贸易自由度稍微增加，就发生突发性聚集，因为此时所有产业集中在某一区域是稳定的。这种特征包含的是一种哲学思想，就是量变到质变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与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与 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张 翎 窦静雅(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摘 要〕 产业集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产业集聚有利于区域竞争优势的获得,反 之区域经济的增长又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空间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分析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模型的基础上,试图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产业集聚发生的一般特征以及它在促进某个特定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关键词〕 空间经济学 集聚 区域增长〔中图分类号〕F06115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7—04—02 产业集聚(Industrial Cluster )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空间现象,指的是产业和企业在特定区域的集中,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的集 合。[1] 产业集聚已成为现阶段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 中表现,现实世界中大量“块状经济”的存在,正是说明了经济活动非均衡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的普遍性。不同的学者已分别从产业组织、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国际贸易等多个学科对产业集聚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则试图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以及在促进某个特定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而为产业集聚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 1 空间经济学背景介绍 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是在产业组织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地理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等多学科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克鲁格曼(K rugman P 1)、奥塔维诺 (Ottaviano )、维纳布尔斯(Venables A 1)等等。空间经济 学最大的特征就是重新将长期被忽视的空间因素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中,研究这些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空间集聚机制,主要应用于产业、区域以及国际贸易等领域。通过引入空间因素,以往所熟知的一些经济现象有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和解释。 虽然空间经济学真正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却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产生的理论基础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Dixit and S tiglitz )的垄断竞争模型、艾瑟尔(E thier )的内部和外部规模收益模型以及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随着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最初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是张伯伦,而后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巧妙地将垄断竞争思想和一般均衡的建模技术结合在了一起,解决了建模的技术性障碍;艾瑟尔则提出了由分工的扩大而带来的外部规模收益,奠定了规模收益递增的理论基础。[2] 特别 是克鲁格曼对空间经济学的兴起所做的突出贡献,早在 70年代末,克鲁格曼就将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产 品差别等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从而创新了传统的国际贸易原理,在他(1991a )[3]的文章中完成的核心—边缘模型在空间经济学发展史上则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正如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合著的《空间经济学》(1999)中写道“空间经济学是以‘迪克西特—斯蒂格里 茨模型、冰山技术、演进、计算机’为标志的。” [4]2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一个纯理论的分析 国外学者对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早已有了大量文献,本文以Martin 和Ottaviano (2001)模型[5]为例来说明经济增长和集聚的相互作用。该模型假设存在两个区域北部和南部,在初始阶段两地区完全对称。南部的变量加3来表示。两个地区的劳动总量是固定的为L ,且地区间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可以用来生产同质品或不同质的产品来组成最终的复合品。复合品本身可以作为创新部门的中间投入品用以生产新的复合品。经济中的创新和生产分别由不同部门完成,而且假设在开始时两个地区的专利存量是相等的。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偏好是CES 生产函数形式,且函数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性质。 211 集聚度可以是增长率的函数,当创新活动集中于 北部地区时① γ=αL (E +E 3 )[(1+δ)ε-δ ]+gNF (1-δ)[αL (E +E 3)+gNF] 如果αL (E +E 3 ) 2gNF > δ1-δ (1)公式中的γ=n/N 是北部地区生产的差异品的比例,γ≤1成立。这里的γ是模型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因为它 可以度量北部地区生产不同类产品的企业集聚程度。N 表示产品的种类数,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就可以认为是经 — 97—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 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 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 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 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 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
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
对中国经济发展分析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探索 我国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建国初期到1952年这个时间段是我国经济从战争中恢复阶段。 自古以来，我国经济体制都是以自给自足为目的，讲究的是男耕女织的传统观念；我国的经济也是以农业为重，轻重工业为辅的经济体制，因此可以说我国是世界公认的农业大国；但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我国古老的国门后，中国一大批有志之士就提出了“实业救国”的口号。开始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民族企业。其中清朝末期的洋务运动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但由于常年的战乱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几乎面临山重水复的境地，全国经济发展指数几乎是零。1949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腐败的国民党手中解放了中国，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起了自己的主人，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领导全国人民大力建设自己的祖国，努力改变旧中国面貌。 但那时我们从国民党手中接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在军事上虽然国民党正规部队失败了，但在大陆却留下了巨大的匪患。在经济上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市面无几，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就有人预言：共产党在军事上可以打100分，在政治上可以打80分，但在经济上却只能打0分。新生的共和国不仅要面临国内一些不法分子的攻击，而且要面临世界上众多帝国对这个新生的红色共和国围追堵截，想将这个新生的婴儿扼杀在摇篮中。1950年刚过新春佳节的共和国，本应打算大力建设自己的经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朝鲜战争爆发了，本来朝鲜战争是属于朝鲜内部的事情。但当时以美国为首联合17附属国公认对朝鲜战事进行干涉，一直将战火烧到了我国的边境鸭绿江，威胁新生的共和国。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伟大的毛泽东主席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策。当时内有匪患欺压和未解放的地区国民党军队蠢蠢欲动，外有强敌犯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造我们的国家，建设我们自己的经济。那时全国上下凝聚一心建设自己的家园，内剿匪患，外敌美帝国主义。但也是在这三年中我们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也是我国经济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1949到1952年我国工农产业超过了建国前的最高纪录。钢铁产量为解放前的146.3%，原煤产量为解放前的106.5%，原油产量为解放前的137.5%,发电产量为解放前的121.7%，粮食产量为解放前的109.3%，棉花产量为解放前的153.6%。 第二阶段是1953年到1979年，这个阶段又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从1953年到1958年，第二个层次从1958年到1979年。 1953年我国就开始了大力恢复国民经济运动，也从这一年我国开始实施五年计划经济体制。1953年至1957年我国开始了一五计划，它主要的任务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国防现代化初步基础；有步骤地促进手工业和轻工业合作化；继续对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据历史记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我国的工业化水平是很低的，毛泽东对此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因此“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周恩来、陈云主持，从1951年开始着手先后历时4年，五易定稿，到1954年9月基本定案。自1953年至1957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7年我国宣布一五计划完成，主要成就有：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7%，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4.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427.4亿元，1957年农村入社户数达到总户数的1/3左右，钢产量412万吨，粮食产量 1.9亿吨等。这些指标既符合实际，积极可靠，又留有余地。制订计划的方法是重视各部门各主要产品比例关系的协调，以及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平衡。第一个五年计划反映了人民要求迅速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强烈愿望。第一
空间经济学
空间经济学 空间经济学是根据时间、层次、传统三维空间相互转化原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预测经济发展趋向、进行经济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科学 空间经济学是根据时间、层次、传统三维空间相互转化原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预测经济发展趋向、进行经济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科学。[1][2] 2释义编辑 空间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空间经济学是在区位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门学科的总称。它研究的是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研究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 既然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既然一国之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并无更多的限制,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经济活动的集聚?在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活动的区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一国或一个地区是赢得“中
心”地位,还是沦为“外围”?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参与国际分工?这些问题都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3里程碑编辑 1999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三位国际著名经济学大家的合作结晶:日本京都大学的藤田昌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东尼·J·维纳伯尔斯。这本书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声誉,是许多大学的博士生教材,也被译为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在这以后,众多同类著作纷纷问世,其中2002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经济学前沿理论”书系中就包括两本:《集聚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导论》。200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又出版了《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最近几年来,它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事实上,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从而也赋予了空间经济学崭新的生命力。
当 代 中 国 经 济 学
当代中国经济学 姓名：左佳学号：14091400855 数学与应用数学系0901班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进入 21 世纪，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相互依存。对于经济全球化，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出自各自的利益有许多赞成或批评的意见;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规范和完善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种多样的。 当前正处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本轮经济周期与以往经济周期相比，经济增长的背景出现了两个新的特点：一是国内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二是以加入 WTO 为标志，中国经济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背景的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转换思维，扩大视角，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是我国经济增长新阶段的新课题。一、经济全球化突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瓶颈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因此，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将突破传统的一国范围而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基础性的调节机制。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仅仅依赖于本国已有的资源，从而可以通过利用世界资源突破中国作为人均资源贫国的资源瓶颈制约，缓解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内资源有限供给的尖锐矛盾，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在这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中，资源价格的上涨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引起消费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市场环境是供过于求。我国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的出现，从而为我国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创造出新的空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为中国缓解资源瓶颈，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可能和空间。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既是独立的，又是平等的，一个国家能否先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对于提升其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我国的经济是 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新条件下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特点。 我国目前出现的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是与我国已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国际资源分不开的。二、中国经济增长利用国际资源的风险与收益我国利用国际资源加快发展经济，必然会对国际资源产生巨大的需求，在国际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拉动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对此，已有许多国际人士对中国提出批评，国内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忧。但是，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本国经济，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这具体表现在： 1.我国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必须大规模利用国际资源。 2.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相对来说有利于保持我国的竞争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尽管我国大规模利用国际资源会推动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但这种全球性的价格普遍上涨，却有利于我国竞争力的提升。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浙江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浙江11个地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收稿日期:2009210230 作者简介:郭鹰(19672),男,浙江杭州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浙江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区域差异分析 ———基于浙江11个地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郭 鹰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浙江杭州 310025) 摘 要:本文利用浙江省11个地市2000-200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 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出发,对浙江各市及浙东北和浙西南区域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在各个区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关键词:经济增长;驱动力;区域差异;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06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892(2010)022******* 一、引 言 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之一,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同时也体现在省区内部各市域之间。地域狭小的浙江地区内部经济增 长的差异问题,更易影响社会稳定和省内经济的良性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快速增长,但在总体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省内各区域间、各地市间却存在很大的差异。金融危机对浙江的经济影响已日益显现,但由于浙江各区域的经济结构特点不同,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浙江各地市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必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经济增长由最终需求拉动,而最终需求由三部分组成,即出口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这三部分最终需求通常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要出口、投资、消费的其中“一驾马车”动力不足,那么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就难以保证。 二、相关文献回顾 许多学者早已注意到浙江省的区域差异问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陈修颖(2009)研究了1990年以来浙江沿海区域差异及其成因,认为各县市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区域发展差异也迅 速扩大,沿海内部的区域差异成为浙江省区域差异的主要内容,并运用锡尔系数分析1990年以来浙江沿海经济差异,结果表明浙江沿海总体经济差异呈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市内差异和市县间差 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市内差异不断扩大[1] 。王寿春(1999)研究了浙江区域经济的结构性差异,认为浙东北和浙西南两大区域在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呈扩大趋势[2] 。余建新和祝炜平(2004)用单一指标分析了浙江省内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指出浙江省内存在3个层次的经济发展差 第2期(总第150期) 2010年3月 财 经 论 丛 C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 conomics N o.2(G eneral ,N o.150) M ar.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