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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论阳明

摘自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是对宋明理学、也是对阳明心学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看得出来，钱先生真是非常喜欢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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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居夷处困，而悟良知。

更不言宇宙万物，而以感应是非为心体。

是非之验，在于好恶。

故阳明言功夫，要在“事上磨练”，而主“诚意”。

诚意之极，既是“知行合一”。

“致良知”则即是“诚意”也。

故“格物”“致知”“诚意”三者，一以贯之。

即心即理，即知即行，易简直捷，无他道也。而推其极，亦归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及阳明出，单提“致良知”一语，从行事着眼，而后“吾心”之与“外物”，“居敬”之与“穷理”，皆可以沟贯而无阂。盖明道、象山偏于内，其失也涵养持守而无进学，不免空疏。伊川、晦菴偏于外，其失也记诵博览而无凑泊，不免于支离。唯阳明即本吾心之真诚发露，而一见之于行事，即知即行，相寻而长，乃可以超乎居敬穷理之上，而收心物兼济、内外交尽之功也。故言宋明理学者，濂溪横渠究极宇宙万物本原一派，终不免为断港绝潢。虽朱子《格物补传》之说，汪洋恣肆，汇为大观，亦复非朝宗所极。而明道“识仁”之意，至姚江出而言“致良知”，乃然后心物兼赅，体用一源，为可以无遗憾也。故理学之有姚江，如百川之赴海，所谓不达而不止者也。

盖阳明良知之说，本自生死中悟得，而后人欲平易承担。

学者果识此意，又何有后来“当下即是，一悟便了”之论哉？

阳明言致良知，本自“立诚”下手，而后人欲以见解传述。于是而末流病痛，遂有不可胜言者。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

读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由钱穆先生讲演录音稿编制而成）为什么学历史？因为要想知道明天的事，总该先知道昨天过去的事。未来具有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言未来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世上所有因素都处于不停地变动之中。但历史却具有潜在的规律性，例如盛衰交替之变，或是权利更迭之变，这种神秘的周期性规律使历史吸引了无数的追随者，钱穆先生也是其一。这本书从史学精神与方法、政治、经济、国防、教育、地理与人物、道德精神七个方面来对历史进行描述。我暂且以我浅薄的学识来对这本书进行分析。历史是人生全部经验的总记录与总探讨，研究历史便是在探索人生。钱穆先生主张从过去透过现在直达将来来研究历史，遵从历史的绵延性，从现时代中找问题，从旧时代中找答案。欲想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要先认识自己，若要认识自己，首先要用理智的目光回顾历史，这便是历史存在的意义。中国传统政治是否是君主专制？钱穆先生在第二个板块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他是反对“专制论”的。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何为专制。第一种说法是：独断专行。“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羈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i”第二种说法是：控制掌管。《汉书·西域传下·乌孙国》中言：“昆莫年老国分，不能专制，乃发使送騫，因献马数十匹报谢。”《北齐书·神武纪下》：“景 ( 侯景 )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第三种说法是：君主独掌政权。瞿秋白《赤都心史》十九：“封建遗毒，东方式的专制政体，使官僚问题种得很深的根底。”而这一切解释都是指向君主独裁。在中国知网上的解释是指，封建社会中由至高无上的君主独揽大权,凭个人意志实行独断专行统治。在这一制度下，居于封建等级制度尖顶的封建君主拥有超乎一切法律、一切机构之上的最高个人权力，凭借国家政权（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对内实行专制统治。总结起来就是：君主大于法。那么我们就要探讨一下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有四大特点：一是，出于皇权，维护皇权；二是，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三是，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四是，诸法合体并用，司法隶属行政，无独立审判权。由此可看出：法自君出。也就是说——君主凌驾于法律。因此也就能推论出中国传统政治是封建君主专制的。钱穆先生反驳的理由是，古代政治制度并非仅仅是君主一人专权，同时有宰相等上

论王阳明

论王阳明——致良知(2011-05-18 17:00:05)转载▼标签：王阳明文莱致良知《大学》全知全能（文莱按：古人说“修辞立其诚”，这篇文章也是我长久以来的思考结果，在此首发，这种对王阳明“良知论”的理解也是自家体贴出来，希望能对大家有用。我素来认为哲学都是个人化的，我们无法强制别人接受思想，最多只能是吸引，来反思，哲学如果对个人无用，那么它真就无用；如果对个人有用，那么它将是革命的力量。哲学的意义在此！我没有写文章打草稿的习惯，文章稍微有点凌乱，等有机会再调整。）没有哪一个古人能像王阳明这样身前身后美名不断，并且尤其受到今天人的喜欢。个中缘由还不好断言，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说原因，我是很想知道的。朱熹大家很讨厌，更多的都是些非理性的责骂，把“存天理，灭人欲”作为他的一条罪证。实际上这句话是大部分宋明儒的共识，提到致良知时，王阳明也是这个观点，“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灭人欲”（《传习录》上）。天理纯粹至善，人欲为恶乃是共识。有说朱熹是伪君子，假道学，而这只是后来搞坏掉的，如果开始即是坏的，也不会流传那么久，否则，我们不得不说我们的祖先也太蠢了些。或许是因为有比较的缘故，把朱熹搞成小丑，王阳明就成了圣人了。但是，今天那么多人喜欢，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王阳明最重要的理论无非“致良知”，“吾平生所教，只致良知三字”，这三个字稍微知道王阳明的，差不多就清楚是他在百死千难中所得，所以，这三个字就有很重的分量。王阳明这么重视这三个字，那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千百年圣学，心学也”，这心学也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除此外，在王阳明看来，更无别的学问。我们清楚，儒家学说是入世间法，目的就在于实现社会的大治。用时髦的话说——和谐（但是这两个字得小心点用，因为现在这差不多成贬义了，但我这里是它的原意）。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是如何实现一个儒者心里的理想，实现社会的和谐的呢？致良知是“良知”和“致知”的和合，“良知”来自《孟子》，“人之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致知”则来自《大学》，“致知在格物”。致良知简单地说，就是把我们自身固有的纯粹至善的良知推致到事事物物上，使万物皆得其理。为什么要做致良知的功夫？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良知常常会被物欲蒙蔽，不推致良知，虽拥有这个良知本体，但是我们浑然不知，以至于成就不了我们的德性，就会为恶。“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传习录》下）。良知纯粹至善，不虑而知，就是说我们只要随着本心发动，那么我们就必然是善的。这自然不错，但是大部分只是理解到这个层次，所以，致良知并不对他起到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我们把致良知三字想得太简单了，好像只要我们一觉悟，我们也是圣人了，后来明末“满街都是圣人”的狂辞，就是太大意，以为已经明白了致良知了。那么我们也自然会问，既然我们是跟从良知的，那么我们随良知走，为什么还会不完满？为什么还在为恶？为什么我们还是不知所从？如果我们的良知就是判别是非的标准，那么只要我们反本归心，不就一切都善了吗？问题是这么简单吗？或许未必。如果真就这样，王阳明何必九死一生，才发现了“良知”呢？朱陆之辨是学术上的公案，陆九渊批评朱熹“道问学”为支离，认为自己的“尊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书评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一、设异明通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论王阳明举业观的两重性

论王阳明举业观的两重性钱明科举制发展到明代，尽管已弊病丛生，但仍具有较大的选拔人才功能，王阳明本人及其家族成员多为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在阳明的家族成员中，其父王华“自布衣魁天下”［1］，为成化十七年春廷试一甲第一；其岳父诸让（？-1498，字养和，号介庵，官至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为成化十一年进士，虽比王华出世早，但与华“金石相期”，举子相资。阳明本人的举业之路则与王华、诸让有莫大关系，其二弟守文、妹夫徐爱的举业之路更与王华密不可分。本文拟通过对王阳明科举经历的详细叙述，透析其举业观的双重性以及成因。一据弘治八年王阳明《祭外舅介庵先生文》记载：成化十八年，阳明11岁，诸氏“为吏部，主考京师，来视”王华，见一旁“儿嬉”的阳明，遂曰：“尔子，我女妻之。”自此阳明“服公（诸让）之德，感公之私”。两年后，生母郑氏去世，阳明“寓京师”，“居丧哭泣甚哀”［2］。诸公“悯我（阳明）中年，而失其慈。慰书我父，教我以时”。弘治二年，“（诸）公参江西（江西布政司左参议），书来召我，我父曰：‘咨，尔舅有命，尔则敢迟？’甫毕姻好［3］，重艰外罹，公与我父，相继以归。公既服阕，朝请于京，我滥乡举，寻亦北行。见公旅次，（诸）公喜曰：‘甥，尔质则美，勿小自盈。’南宫下第，我弗我轻，曰利不利，适时之迎，屯蹇屈辱，玉汝于成。拜公之教，夙夜匪宁。从公数月，启我愚盲。我公是任，语我以情，此职良苦，而我适丁。予谓利器，当难则呈；公才虽屈，亦命所令。（诸）公曰‘戏耳，尔言则诚。’临行恳恳，教我名节，踯踯都门，抚励而别”［4］。对于以上这段经历，阳明隐去了其中的一个重要插曲，即在南昌结婚当晚，阳明“偶闲行人铁柱宫，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闻养生之说，遂相与对坐忘归。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还”［5］。若诸让不把阳明从道士身边追回，阳明是否能顺利中举，很值得怀疑。被诸让追回后，阳明习书法，先在书艺中体验“游于艺”的快乐，又读程（明道）著，以正吾心，“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对明道心学，感悟渐深，“后与学者论格物，皆举此为证”。然当时的科场现实是，能否熟习程朱章句之学，乃是举业成败的关键。阳明“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的自得之学，对举子业无益处甚至有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后全靠诸让“教我以时”（意指流行于业界的八股学），及时矫正其方向，才使阳明于弘治二年“始慕圣学”（主要是程朱格物之学），接着便利用偕诸夫人归余姚途径广信的机会，谒见朱学名流娄谅于家舍。娄谅教其“宋儒格物之学”，谓“圣人必可学而至”，阳明对此“深契之”。这段经历，可谓帮助阳明确立了以程朱理学为范式的举业之指导思想，为日后的成功登第奠定了基础。紧接着，弘治三年，王华“以外艰归姚，命从弟冕、阶、宫及妹婿牧相与先生（阳明）讲析经义”［6］，督促阳明研习经义，积极应试。期间，阳明虽“日则随众课业（即科举课目），夜则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四子见其文字日进，尝愧不及，后知之曰：‘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何及也’”，但依然把科举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只是此时的阳明，已把入圣与举业合二为一，把“讲析经义”与“搜取诸经子史读之”相结合，以“经”证“史”，视举此为入圣之途径，成圣成了他的主要目标。这段经历，可谓帮助阳明完成了从单纯应式向以入圣为目的、应试为手段的道德学问的方向转换。此时在阳明心目中，应试及第只是手段，若为其所累，则为“累心”。因此，弘治五年，当阳明与孙燧、胡世宁同举浙江乡试后，虽为准备会试而更加努力地研习“宋儒格物之学”，王华为此还特地把他接到京师寓所，让其“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但他的心思已日趋活跃，已非举业所能羁绊，于是“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从而对程朱格物穷理说产生了怀疑。然而，当时阳明虽对身心性命之学已有感悟，但并未找到入门途径，于是在焦虑中“自委圣贤有分”，对入圣产生了动摇，只好再回到应试的套路上“随世就辞章之学（即程朱章句之学）”

阳明病篇

阳明病篇 1、白虎汤 170、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176、伤寒脉浮滑，此以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 219、三阳合病，腹满身重难于转侧，口不仁面垢，谵语遗尿。发汗则谵语，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 350、伤寒脉滑而厥者，里有热，白虎汤主之 2、白虎加人参汤 26、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168、伤寒若吐若下后，七八日不解，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干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169、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170、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222、若渴欲饮水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3、竹叶石膏汤 397、伤寒解后，虚羸少气，气逆欲吐，竹叶石膏汤主之 4、小承气汤 208、阳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里也。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至大泄下 209、阳明病，潮热，大便微硬者，可与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气汤，汤入腹中，转矢气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转矢气者，此但初头硬，后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胀满不能食也。欲饮水者，与水则哕。其后发热者，必大便复硬而少也，以小承气汤和之。不转矢气者，慎不可攻也 213、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若一服谵语止者，更莫复服 214、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气者，更服一升。若不转气者，勿更与之；明日又不大便，脉反微涩者，里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

伤寒论纯条文背诵版

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 1、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2、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3、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 4、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 5、伤寒二三日，阳明少阳证不见者，为不传也。 6、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惊痫，时瘈疭；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7、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 8、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 9、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 10、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11、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 12、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13、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 14、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15、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得与之。 16、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17、若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之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18、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子，佳。 19、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后必吐脓血也。 20、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21、太阳病下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 22、若微寒者，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主之。 23、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24、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25、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似疟，一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26、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南怀瑾解读王阳明的心学

南怀瑾解读王阳明的心学提到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必须提到一位明朝大儒，王阳明，他的本名叫王守仁，阳明是他的号。这位很有学问的大儒是浙江馀姚人，他的思想就是有名的“阳明学说”，影响非常深远。他在明朝的历史上，功业很大，也很了不起。他的学说影响到后来日本的文化革命——明治维新，建立了这一百多年来的新日本，明治维新一开始採用的完全是阳明哲学，这在日本史及国际史上都很有名。明治维新採用了阳明哲学的什么观点呢？“知行合一”，即知即行，即行即知。人的知识跟行为常常配合不起来，知是知道，行却做不到，即知即行是很难的。讲到知行的问题，在一百年前推动革命的孙中山，也有他的哲学理论，你们没有看过，叫“孙文学说”，里面提出“知难行易”与“知易行难”两个方面。譬如现在科学昌明，到今天我们都晓得电灯一按开关就行了，很容易，这是行易，但是电的来历、电的原理你不知道，“知难行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提出“知易行难”，理论很容易知道，像大家坐在这里讨论人性问题，人性怎么来的？人怎么会投胎变成人？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天堂或地狱？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未来有没有一个生命？每个人心里都有感觉，但是“行难”，永远不知道。这是“知难行易，知易行难”。回转来讲阳明哲学，他在人生的教育作用上，提倡即知即行、

知行合一，大大影响了中国明朝后期和后来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为什么提到他呢？因为诸位问的问题，就是他所说的教育问题。王阳明的著作颇丰，最有名的一本书是《传习录》，讲作人做事的学问，过去六七十年前在中国很流行，蒋介石先生在黄埔军校也是讲阳明学说，黄埔的同学每人身上都有一本《传习录》。我经常笑说，你们每人都有一本，但是大概没有人好好翻过。王阳明当时讲学也同现在人一样，提出了人性的问题。他最有名的是四句教，很重要。第一句，“无善无恶性之体”，他认为人性这个“性之体”本来是无善无恶的，根据中国儒家的文化，他和“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不一样。第二句话，“有善有恶意之动”，意是思想的作用，我们的思想、情绪有善的也有恶的，比如我们要吃一个东西，该吃不该吃，吃了以后有没有好处？或者知道是有毒的就不吃了，就是善恶的问题了。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我们人生下来天生有个知性的作用，这个知性是本性第二重、第三重的作用。“良知良能”这个名词是什么人提出的呢？是孟子提出来的。孟子提出两个东西，一个叫良知，一个叫良能，同本性没有关系，他说譬如我们看到一个人掉进河里，这个时候不管坏人也好，恶人也好，任何人都很着急，都想去救他，这是良知良能的作用。我现在岔过来，引用《孟子》来解释王阳明的话，知善知恶这一知是“良知”，就是我们现在普通人讲的天地良心，

论王阳明的心学观

论王阳明的心学观（364215）福建省上杭县庐丰乡横岗小学周继章王阳明（1472-1529）汉族。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他是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来到上杭的，是为了要铲除漳寇之乱，奉命驻扎在上杭县城，虽然驻扎才短短的的二三个月，但给上杭百姓留下的“仁政”却是长久的，得到上杭人民的尊重与崇敬。他也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王阳明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一、“心学”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在学术上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和南宋陆九渊合称陆王学派，与程）程颢、程颐）朱）熹）学派并立，其学说比程朱理学空谈“天理性命”更简单易行，被统治者誉为“学达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王阳明认为，“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以为“良知”即天理，“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确立了心学理论体系，王阳明讲学处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他倡导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统一，强调“言行一致”，“笃实躬行”。心学的最终完成是“致良知”说。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形象地体现在与朋友的一番对话中。一次，王阳明和他的朋友出去游玩，朋友指着山中的花树问他：“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此树在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也有关连吗？”王阳明回答说：“你没有看到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看到花时，则花的颜色也鲜亮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王阳明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典型地说明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二、“心学”是实现了体验哲学思想 “心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王阳明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在王阳明看来，心是无所不包的。物、事、理、义、善、学等都不在“吾心”之外，亦即是“心即理”。但他又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先验的，普遍的“知”。这种“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本然，是“致良知”、为圣的内在可能性．同时，他又强调“良知”是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与内在的个体心理欲求的统一(“天理之在人心”)，是与天地万物同体的。正是这个充塞天地的“良知”(灵明)，才使“我”与万物(包括社会)无间隔地一气流通，互不内外远近地融为一体。也正是这种天地间活泼泼的、“个个心中有仲尼”的“良知”，才感召人们去追求那种具有“凤凰翔于千仞”，“淳德凝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的“狂者”或圣人境界。这就极大地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高扬了人格精神的伟大，成了“致良知”的主体后天努力的内在要求。在这里，王阳明突破了朱熹那种“天理”的绝对性，从而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 “致良知”就是如何为圣的过程，变本然的知为主体意识自觉把握的知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在这一“致良知”的过程中，王阳明强调认识主体生命意志和情感投入。主要表现在：“致良知”是对“无一息之或停”的天道和作为人类意识历史积淀的《六经》等的动态认识过程。这里就要求认识主体要有历史感。同时，也表现在“致良知”是主体澄静体悟的情感心灵活动。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就有一个“再

王阳明与心学的基本解读

王阳明与心学的基本解读作为士大夫，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阳明先生是比比皆是的几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收到读书人的敬佩，可见其伟大之人格魅力。说起王阳明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先辈--象山先生陆九渊，王阳明继其学说思惟说发展起来的心说与陆一道所形成的陆王心学，成为独一堪与以大儒朱熹所代表的所谓儒家正宗的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儒家思想流派，对中国当时以及后世之读书人之思维产生了宏大冲击跟影响，也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及哲学史上书下浓墨一笔。陆九渊乃公认之蠢才。四岁时仰天俯地，用稚嫩而遥远的心灵揣摩："天地何所穷际?"苦思冥想，以至不食不睡，最后其父不得不动用父亲的威望喝止他。--另一天才屈原提出类似的问题，大略已而立了罢。然而陆九渊自然不会再走父辈传统的老路，有时候虚的可以决议实的，代表传统的父辈可以喝止昆裔，却不能禁止转变后辈的思维。九渊的疑团横亘心中十年，待看到古书"宇宙"二字之注解："四方高低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时，乃大悟，冲动道："本来无穷。人与万物，皆在无穷之中"。--后王阳明也有相似与此之龙场悟道，可谓与陆"一脉相承"。这虽只是事实性断定，但亦隐然包括了在无限中即无穷的勇敢推理，他拿起笔来，又加一句："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假如说在一个天人合一观点地久天长深刻人心的国家，冒出这样的话来只是离奇不算革命的话，他下面两句就是石破天惊的新口号了："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陆暮年之时这样说明我心即宇宙："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人须闲时纲要思量，宇宙之间如斯辽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个人。"此之"大作一人"，非是自卑狂，而是进入与天地合德的境界，于是此时之心学，恢复了早期儒学阳刚雄壮的人生姿势，恢复了儒学的"大丈夫"风度："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确切无他这般人。陆九渊不象朱熹那样遍寻明师博采众家之长，而是旱地拔葱式的突起，超出其是风行的所有，师古--直承孟子的心性论；师心--发现自己的本心，于是开"心即理"之说，震动天下，并被王阳明发挥光大。心学之一大特色等于"裁减法"：找着善根良心，而后让它象核裂变式的、极限挥发，灵魂深处暴发革命。所有在陆九渊为心学打下一个基本后，开端了艰苦的摸索"善根"的进程。他自认为不陆的天纵之才，所以也似朱熹那般，遍访名家，盼望得其心道，然而结果每每令他扫兴：所遇"名贤"，十有八九皆以程朱为儒家正统，推崇"知而后行"得"陈腐理论"，王于是叹道："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直到十八岁那年他遇到了名儒娄一斋。娄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得学生，但虽以朱学为正宗，却也有心学之偏向。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儒学通则，正搔着王的痒处，"遂深契之"，发生了断定他的致力方向的、指导迷津的作用。后娄之女嫁于宁王为妃，受起连累而亡，阳明以礼葬之，也算报了点拨之恩。后代认为，即便娄一斋不是阳明心学发端之人，亦起了主要作用，因娄的同门--吴与弼的另一学生谢西山就曾提出过"知行合一，学之要也。"而后来王在娄之引荐下到临川"朝圣"见吴时，亦一定听得此论。以后数年，阳明入宦，浮沉十数载终于获罪下狱,手表品牌排行榜:后又被当时因正德皇帝一句不耐心的："些许消散，你自己考虑即可，何必扰朕"而得熏天势力的刘瑾发配到贵州龙场--一个个别舆图查不到的说是驿站其实更近似于动物世界的偏远所在，据说在此设驿，非是为了军事目标，仅仅源于刘瑾之一个梦幻。对阳明来说，这里切实不比监狱好多少，之于北京城，气象做作没得比，况且少了许多可以"论道的狱友"。然而被抛到这种绝地，全部世界却变得单纯了--变成了"人与天然"的关联，于是阳明被抛回"初民社会"，能够天天思考诸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最基础的哲学识题。在每一天都要阅历生逝世之境且早已经由死里逃生的情形下，--先受杖刑，后遇杀手，阳明终于晓得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军事上，这兴许只是一句鼓励士气的大话，但在生存哲学，生存智慧的锻炼创

从本色论到童心说_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

从本色论到童心说 ———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左　东　岭以阳明心学为哲学基础的性灵文学思想可统称之为性灵论,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又可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如王阳明称之为“自得”,唐顺之称之为“本色”,李贽称之为“童心”,公安派称之为“性灵”,汤显祖称之为“言情”等等。就其不变因素言,以心性为核心可以说贯彻各家理论主张;就其变化言,则诸家又各有其侧重。大致说来,王阳明与唐顺之的文学观体现了性灵文学思想的早期特征,公安派与汤显祖体现了其后期特征。李贽的童心说则介于此二者之间,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因此从唐顺之的本色论到李贽的童心说,是性灵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变化较为明显的一环,弄清它们之间的异同,将有利于理清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发展线索。 1 先看本色论与童心说的相同之处。李贽与唐顺之在历史上虽没有过任何实际的交往,但因二人同属心学体系,从而使李贽的童心说与荆川的本色论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二者都强调文章的内容因素,尤其以主观心性作为文章的首要因素,而对形式技巧不屑一顾。唐顺之认为只懂得绳墨布置而缺乏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断断写不出好文章的。李贽《童心说》也同样强调,倘若非出自真心,“言虽工,于我何与?”①其《杂说》更明确地说:“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道理,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②若欲写出天下之“至文”,必须要靠“童心”,而决不能靠什么形式技巧。从王阳明到李贽,心学一系的文学思想可以说都是主观心性论者,都把形式诸因素置于次要地位,甚至有意识地颠覆既定的传统形式技巧。王阳明曾说:“勿忧文辞之不富,惟虑此心之未纯。”③王畿也说:“本色文字,尽去陈言,不落些子格数。”④均表现出贬斥形式的倾向。与此相联系的是,二者均主张自由无碍的表现。唐顺之要求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而李贽也要求“童心自出”,“童心者之自文”,此所谓“自出”、“自文”,都是指自发自然、流畅无阻之意。因此,从总体趋势看,李贽的文学思想无疑属阳明心学一系,从而构成了明代性灵文学思想发展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然而,李贽又是使性灵文学思想发生变异的一环。如果仔细比较唐顺之与李贽的文学思801

(八)朱子之心性论

朱子之心性论性属理，心属气，必先明白了朱子之理气论，始能探究朱子之心性论。朱子极称伊川性即理也一语。谓：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又曰：如性即理也一语，直自孔子后惟是伊川说得尽。其实孔孟书中并不见有性即理也之语，只因宋代理学家敢于说从古未有人说的话。但就论其实，伊川说此话，也与朱子之说有不同。伊川云：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乐之未发，何尝不善。发而中节，则无往而不善。发不中节，然后为不善。可见伊川性即理也之语，主要在发挥孟子性善义，只就人生界立论，而朱子则用来上通之于宇宙界。亦可谓朱子乃就其自所创立有关宇宙界之理气论而来阐申伊川此语之义。要之伊川言性理，偏重在人生界，朱子言性理，则直从宇宙界来，此乃两人之所异。伊川又曰：道孰为大，性为大。人之性则亦大矣，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人之性一也，世人皆曰吾何能为圣人，是不自信也。动物有知，植物有知，其性自异。但赋形于天地，其理则一。此仍在阐发孟子性善义，仍偏囿在人生界。虽亦兼及物性，但只从人生界推出，非从宇宙界落下。朱子则曰：性只是理，万理之总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间公共之理，禀得来，便为我所有。此是说天理禀赋在人物者为性，如此则宇宙界人生界一贯直下，形上形下，交融无间。今说天即是理，则在人物身上各自占有了一分天。此把庄老道家精义已尽量接受，而确然转成其为儒家义。此见朱子思想组织力之伟大，消化力之细腻，而在朱子，则只似依据伊川一语加以引申，不见有自己用力处。此乃朱子思想之邃密不可及处，亦是朱子思想之骤难把捉处。伊川又言：

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此处把性与气分言。朱子说之曰：大抵人有此形气，则是此理始具于形气之中而谓之性。才是说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气质，不得为性之本体。然性之本体亦未尝杂。要人就此上面见得其本体元未尝离，亦未尝杂耳。此处朱子阐说伊川性即理也一语，更入深微。理是天地公共底，性则是人物各别底。理属先天，性属后天。由理降落为性，已是移了一层次。朱子说理气合一，故说性气不离。朱子又主理气分言，故说性气不杂。但万物之性，各为其形气所拘，回不到天地公共底理上去。人性则可不为形气所拘，由己性直通于天理。此处要有一番工夫，此一番工夫则全在心上用。此乃全从人生界立说，若言宇宙界，则无工夫可用。惟在人生界用工夫，仍必以上通宇宙界为归极。若只囿在人生界，而至于违背了宇宙界，则一切工夫皆属错用。宇宙界之与人生界，自朱子理想言，仍当是一体两分，非两体对立。其贯通处则正在性。性是体，其发而为工夫则在心，心属用。朱子言性即理，又说性气不相离，亦不相杂，此处又把张程所言天地之性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之分别全都融化了。此等分别，至是乃似无必要。思想递转而益进，愈演而愈密，但在朱子文章与说话中，又像并不显著，此贵读者之细心体玩。又朱子说理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不会造作，有人疑此等说法从佛家来，但释氏禅宗主张性空理空，朱子则说理必附气性必附心。若说理不是一个净洁空阔底世界，又如何能附在气上，遍及气中。理如此，性亦然。正因其必附在气上，遍及气中，故理实非虚。一虚一实，为朱子分别儒释疆界一大鸿沟，此层俟下再述。以上略说朱子论性，以下当再略述朱子之论心。朱子论宇宙界，似说理之重要性更过于气。但论人生界，则似心之重要性尤过于性。因论宇宙界，只在说明此实体而落到人生界。要由人返天，仍使人生界与宇宙界合一，则更重在工夫，工夫则全在心上用，故说心字尤更重要。但却不能说朱子重要说心，便接近了所谓唯心论。因心只属于气，朱子既不主唯气，自亦不主唯心。后人又多说，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因此分别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一区别，实亦不甚恰当。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此下再略举其说。或人问朱子：先生说心者，天理在人之全体，又说性者天理之全体，此何以别？曰分说时，且恁地。若将心与性合作一处说，须有别。说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可以分说，可以合说。心性亦非两体对立，仍属一

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含解析

石家庄市重点名校2019-2020学年高二下学期期末调研语文试题一、现代文阅读 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各题。钱穆：凤鸣高冈邹金灿 “余幼孤失学，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识，开见解，首赖报章杂志。适当新文化运动骤起，如言自秦以下为帝皇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颇见其不然。故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钱穆《国史新论》再版自序这是钱穆83岁时在台湾写下的文字。如果只看他晚年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容易觉得这是一个守旧不前的人，事实上，在江南的成长阶段，钱穆就非常关注国内最新的学术动态与思想潮流，自言逐月阅读《新青年》。晚年回顾这段历程，他庆幸自己通过关注最新潮流，却更加下定决心重温旧书，不被时代卷走。钱穆，这位在今日有着“儒宗”“国学大师”等称号的学人，从求学之初就关注时代动态，并不固步自封，他的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对于知识的态度，与中外一切现代史学家比，都毫不逊色。‘五四’时人所看重的一些精神，如怀疑、批判、分析之类，他无一不具备。” 之所以会给人“守旧”的印象，是因为他并非“时代人物” 钱穆对自己的要求，是做一名“传统人物”，确切来说，是做一名中国传统人物。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大致来说，抗战之前，钱穆还是与主流学派保持了和而不同的状态。日本人全面侵华的枪声响起，钱穆终于爆发，开始严厉批评新风气。《国史大纲·引论》只是发端。 1964年，钱穆在新亚研究所谈当时学风之弊：“中国人之所谓学术，则必当能超乎风气潮流之上，而有其独立存在、承先启后之意义与价值。不能仅在风气潮流中出现，仅随风气潮流而俱变，此则不得谓之真学术，康、章、胡三人，皆可谓中国近世‘时代人物’而非‘传统人物’一好例。” 在“时代人物”与“传统人物”之间，他选择的是后者。抗战期间，他曾告诫弟子严耕望：“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又说，“要存心与古人相比，不可与今人相较。今人只是一时的人，古人功业学说传至今日，已非一时之人，以古人为标准，自能高瞻远瞩，力求精进不懈。” 在20世纪的学人中，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学人，会像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这也成了他身上一大争议点所在。数十年来，常见的批评钱穆的声音，有“守旧”、“顽固”、“为专制辩护”，客气一点的，也认为他对新风气有成见。

王阳明心学20句知识讲解

王阳明心学20句

王阳明心学20句学王阳明，要牢牢记住一点：一切的问题，都是心的问题，都要从心上找原因。而这原因，往往都是心不够定，心性不够沉。王阳明说，人为了生存，难免要追求一些能使自己感到安全的东西，诸如金钱、名利、地位。不过，有的人是在“良知”的指导下追寻这些，有的人却只是一门心思地追求外物。如果我们的内心永远盯着那些外物，必然会累得死去活来。而心学的最大妙处在于：我们可以在身心幸福的情况下追逐外物，只要能以良知为指引，追求什么都是可以的。因此，王阳明心学不仅是我们身心修行的法宝，还是我们人生问题的灵丹妙药。尤其，是下面这20种直接关系现实生活的真切智慧。 1、做事是最靠谱的修炼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大意：人应该通过经历各种事情磨练自己，才能立足沉稳，才能达到“无论动还是静，都能保持心中沉定”的境界。感悟：王阳明告诉我们，入世做事才是人生修行的最好法门。因为如果心不静而躁动，这些躁动就会在做事时被充分地激发出来。而要把事情做完、做好，就势必要尽量调伏自己的心、耐住自己的性。而这，正是对心性的最好磨砺。 2、与朋友相处，懂得谦让很重要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大意：与朋友相处，彼此谦让，就会受益；彼此攀比，只能受损。

感悟：是人都有私心，都会注重自己的利益，每个人的付出都是需要得到回报的，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朋友之间以彼此谦让为基础，不仅每个人的利益不会受损，双方在互帮互助、互利共赢中还能使彼此获得更大的利益。两人之间的交情，也会随之越来越深。 3、越不想看书，越要硬着头皮看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大意：如果白天做功夫觉得烦躁不安，那么就静坐。就算不想看书，也必须去看。这是对症下药，也是一种方法。感悟：肤浅浮躁的心，总是会本能地往舒服上跑。越是贪恋舒服，就越不会成长、成熟，甚至还会更加肤浅浮躁。所以要扭转这种状况，就要逆着自己的性子来，越不想做什么，就越要耐着性子去做。这正是对自己心性的磨砺。 4、一点私心都不能留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大意：克制自己务必要将私心彻底扫除干净，一点私欲没有才算可以。有一点私欲存在，众多的恶念就会接踵而至。感悟：克制自己，是为自己泛滥如河的私欲筑起一道堤坝，势必要固若金汤、滴水不漏。如果留存一点私欲，就如同在堤坝上豁开了一道口子，很容易就造成大坝的决堤。因为这时你整颗心都还是欲望主导的，只是潜伏了下来。所以克己修身，是来不得半点妥协的。 5、悔悟是人生最好的药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浅论王阳明及其心学

浅论王阳明及其“心学” 陈云君 2013年1月10日（根据录音整理）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陈云君先生各位同事朋友，一年半以前，我曾在异域同诸位分享过一些学习心得，这次承蒙厚爱，邀请了我再做一次讲座。本人一介书生，承蒙先人余荫，虽有一些生活和学习的感悟，但自认为不足以为人师，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所以我今天坐在这，面对各位，心里仍怀忐忑。一、精进人生，从聪明到达智慧的彼岸若从人所处的状态对人群进行分类，一种是痴呆状态，很少；一种是正常状态，很多；一种是聪明状态，不多也不少；一种是智慧状态，极少。在座的各位，以我70岁阅人的眼光来分析，大家大多应该属于聪明状态，甚至有一部分人处在智慧状态。我是教师出身，作为老师，真的不懂什么叫真理，但我懂得通向真理的路。老师能不能走通这条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也不知道，我认为老师仅仅是一个职业，并不比任何人优越。我几十年来除了教书并无他长，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指引，把平庸人士引入聪明的境界。我在近二十年与巨赞法师的接触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够引导处在聪明状态的人士走向智慧之路。

智慧之路能不能被引进去，我不知道，但我会尽力而为。聪明是有限的，智慧是无限的。聪明在耳、在眼，眼谓之明，耳谓之聪。通过耳听眼看，能够正确分析事物，得到正确的结果，此谓之聪明。智慧，即扫心。智慧的人会经常用一把笤帚清扫内心，使心智永远处在清明、明白的状态当中，故智慧境界，极其难达到。所以，我期望能够通过学佛、学道，再经由我的本行学儒，从而用儒释道的方法，带领大家由聪明境界逐渐认识、接近智慧境界。在智慧境界之上，还有一重更高境界，据我对在座诸位的了解，起码有一两位已接近此境界，叫做“圣言量”。什么叫做“圣言量”？就是指佛的智慧，释迦摩尼佛的智慧、言语、见证以及给我们的开示，都是“圣言量”。举例来说，2012年12月21日号称世界末日，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我认为就个体来说，末日天天存在，不是12月21日这一天，而是每天都存在末日，为什么？因为每一天都有人离开这个世界，对他来说那一天就是他的末日。对个体来说，每一天也都是新的开始，所以就世界末日与世界重新开始这个问题，若我们立于智慧境界、立于“圣言量”这个视角审视，本来可以不予追究。所以，很多电视节目经常说世界末日是不科学的，这个问题不要用科学解释，每天都是末日，每天都是开始。一个智慧的人，早上起来读《金刚经》、《普门品》，为什么？为“立”。释迦摩尼佛教导我们，早上要“立”起来，要努力工作，认真对待每一天，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你打开《金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