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的新乡绅时代

中国乡村的新乡绅时代

一、从乡绅说起
乡绅最早源于宋朝的缙绅之说，所谓“缙绅者，小民之望也。果能身先倡率，则民间之趋事赴功者必多”。而乡绅作为固定的史料用语使用则是明代。“乡绅”之“乡”指“乡村”，“作为家乡的乡村”，一般与本地宗族有血缘关系。“乡绅”之“绅”则指“绅带”，所谓“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借代有做官经验或做官可能的士人。“乡绅”就是指居住在作为家乡的乡村中的缙绅。
从明清开始，乡绅作为官史和乡民的过渡阶层，一直扮演着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调节器”，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究其原因，可以从三方面理解。首先，“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种稳定的社会关系使得人们只需要通过对经验文化“学而时习之”就能获得生活的保障，而这种共同的遵守习惯就是“礼治”。另一方面，国家权利逐渐退出乡村带来了权力真空，“礼治”取代“法治”维持了乡村的秩序。同时，学校和科举生涯给乡绅带来了上通帝王的政治资源和下授儒学教义的文化资源。他们可以自由游走在国家和社会之间。作为宗族的核心人物，乡绅成为“礼治”的执行人。
当然，“礼治”决不限于培养谦谦君子，而是涉及到组织协调乡民完成各种社会任务以满足各分子的生活需要。具体则包括建桥修路、围仓划田等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
二、乡绅没落，新乡绅诞生
稳定而强大的乡绅阶层巧妙地运用由法定特权所带来的非正式权力实现了乡村自治。但是，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皇权变迁、西方思潮的涌入，尤其是1905年科举废除，传统乡绅阶层开始分化。大量思想先进的乡绅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从事实业或文化教育事业。留在乡村的大多数乡绅则非迂即谲，正如“今之所谓绅士迂者八股外无所知，谲者把持公事，惟利是图。”
从中国的城市化率变化趋势看，城市衍生于乡村。真正的城市时代开启于改革开放。因此，换句话说，今天都市人的原始故乡其实是乡村。
乡愁是一种普适的和永恒的情结，归隐乡村是中国人的一种永远的冲动。正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在疲倦的时候本能地希望回归母体，回归乡村所代表的超脱和自在。但是，伴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进步，城市越来越集约。人们挤在城市中心，每天面对聚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逐渐成为提高城市效率的机器。回到乡村，回到广阔的乡村田野，体验原生态生活，已经从类似作秀升级为潮流需求，从被动

选择升级为主动选择。
当然，除了乡村情结，创业商机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返乡动因。但是这两者又有着天然的联系。某种意义上，乡村情结创造了乡村市场和乡村商机，二者相辅相成。正是由于这两大驱动力，大量的都市精英带着资金、眼界、资源来到乡村。他们的初衷或许并没有那么宏伟，但是他们在乡村的资本和精力投资都多多少少参与到了乡村建设的事业中来。这些都市精英就是新时代的新乡绅。
三、新乡绅投资新农业
在食品安全备受关注、农业旅游逐渐兴起的大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城市精英们看到了蕴藏在乡村的经济潜力。他们带着自己对于乡村的热爱，带着资金和积蓄，带着市场触觉，来到乡村投身于新农业。他们对于传统农业的颠覆态度逐渐影响到周围的村民，一种新的农业发展革命在乡村铺展开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国台湾的家庭农场——土地资源的限制条件决定了台湾地区不能走规模发展的大农业，只能走精致农业的路线。在相关的政策引导之下，很多都市精英甚至公务员都回到乡村开办休闲农场，将一产农业向高附加值的六产农业演进。例如，台东县太平生态农场的农场主就是一位从海军官校退伍的官员。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教授在其家乡山东平邑县进行的生态农业实验。从2005年开始，蒋高明教授就在弘毅生态农场，将生态学原理付诸于农业实践。他摒弃了化肥、农药、除草剂、农膜、添加剂、转基因等技术，总结推广了农业的三种循环运作模式——“秸秆—面包草—牛—牛粪—沼气—农田”循环模式、“庄稼—害虫—诱虫灯—鸡”循环模式、“秸秆—牛—牛粪—昆虫（蚯蚓、黄粉虫）—鸡”循环模式。通过这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生产出纯正的有机食品，增加了农民收入，带动了农民就业，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一些大企业也开始涉足新农业。联想旗下佳沃集团2010年开始涉足现代农业投资领域，先后在山东、辽宁、四川、湖北等地建成包括苗木繁育在内，总面积逾15000亩的规模化基地，以生态、绿色的品牌建设提高农业附加值。这种资本下乡投资新农业的战略选择还不限于联想，丁磊养猪、王健林种菜、刘强东种稻……新乡绅与新农业的结合已经渐成一股潮流。
四、新乡绅建设新农村
不局限于新农业，一大批新乡绅将目光放大到了新农村的研究与建设当中。学者熊培云、梁鸿通过深入的乡村调研和实地的生活感受，分别创作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国在梁庄》。他们的研究工作将村庄建设放大到每个公众的面前，他们对

于乡村建设的关切使得他们所代表的新乡绅阶层与乡村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除了乡村研究，还有很多的都市精英亲身参与到了乡村建设的实践当中。
以雁栖不夜谷为例，很多外来的投资者依托长城和周边的景区资源发展调性休闲，示范带动了一大批“洋家乐”。比起农家乐，这些“洋家乐”不仅在外形上更加与周边的自然环境相融合，在功能上也更加丰富。从新西兰回来的林宪君先生仿照新西兰著名的度假小镇皇后镇在雁栖不夜谷设计建造了北京的皇后镇度假村，在这里，人们可以住在异域气息浓厚的小木屋里、可以去周边的果园采摘、可以坐在院落中饮一杯咖啡、可以与友人一起烧烤……著名的建筑师李晓东在雁栖不夜谷建设了篱苑书屋，为隐居农家院增加了一个文化场所。建筑本身也是大自然的一处景点，它由4.5万根柴禾搭建；每一个来看书的人都被要求带上自己的3本书前往，离开时则可以从那里带走就一本心仪的书，这也是作为第一个公益的乡村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有效的运营模式。
五、新乡绅培育新农民
新农业、新农村之外，很多退役军官、媒体工作者以及普通的城市人一直在不断地涌入乡村，为农民及其后代提供就业岗位、教育培训，甚至争取政治权利。
2011年9月的乌坎事件成就了回家养老的林祖銮，62岁的老人被乡民推举为村委干部，领导乌坎人探索新时代背景之下农村自治新模式。虽然前路茫茫、举步维艰，但至少林祖銮在乡村政治晦暗的背景之下给大家带来了些许希望，大部分乌坎人还是对这位新乡绅满怀信心的。我国台湾《中国时报》原资深记者张平宜在四川凉山大营盘“麻风村”支教12年，以“最朴素的母亲”养育了充满希望的稚嫩心灵们。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大学生完成学业之后离开城市到乡村去当村官、去支教，用他们的知识经验建设乡村文明，培养新时代的新农民。这种返乡教化新农民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
六、新乡绅的乡村建设经验
新乡绅们与乡村的结合方式多样，但鉴于本文篇幅有限，下文仅就成熟的乡村建设经验进行总结分析。
不同的新乡绅在不同的乡村会有完全不同的乡村建设模式，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思路——综合产业型和旅游配套型。前者依托农业，纵向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并共同构成吸引游客和增加的产值的基本要素。前文提到的休闲农场就属于此类，更典型的例子是马清运在陕西蓝田推动的“农市主义”。旅游配套型主要是指在一些已经有强势景区的村落通过发展休闲配套实现乡村崛起，前文提到的雁栖不夜谷属于此类，更典型的例子是萨洋在

怀柔慕田峪村推行的“国际文化村”模式。
（一）马清运的“农市主义”
陕西蓝田是一个交通不便的国家级贫困村，除了蓝田玉和一些没有知名度的景点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借势发展的资源。蓝田县原有的生产模式是一种典型的内向型封闭的小农经济圈。当地生产小麦、玉米等农作物，同时加工蓝田玉作为工艺品。人口流动率小，地方性强，生活范围也受到地域上的限制，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
2010年，从陕西蓝田走出来的一位国际知名的建筑师——马清运，马清运首次提出“农市主义”，认为“农村都市主义是基于对农业生产力和城市行动力关系的二次联想所引发的一个命题。这种联想将农业发展积累的智慧嫁接到城市化体制的运行中。”马清运希望通过一种与当地土壤发生关系能根植其中的产业来突破提升这种固化的生产模式。这种理念的背后积淀了马清运十多年来在蓝田的建设实践。
◎建设玉川酒庄，从小麦农业到红酒串联的综合型产业
2001年，为了提高土地的种植潜力，马清运选择在家乡建设一座本土文化的葡萄酒庄——玉川酒庄。玉川酒庄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不落俗套。酒庄聘请波尔多的葡萄酒专家分析基地的土质，选择合适的葡萄品种，不使用任何化学肥料，并委任来自顶级酒庄的酿酒师。马清运要酿造出蓝田特色的葡萄酒。
在建筑形式上，马清运延续但并不拘泥于本土文化脉络的风格，设计建造了“玉山石柴”、“井宇”和“酒舍”。建筑本身在国际建筑界就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已经成为一座建筑史上的标杆，是蓝田的又一道风景线。同时，作为旅游接待功能的酒店，这里每年吸引了很多城市精英人士来这里举办高端论坛和聚会。
酒庄内还设有展示蓝田地方特色文化和本土艺术家作品的展厅——“玉山东西展厅”，为酒庄游客提供了体验本土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酒庄，马清运巧妙将农业升级为高附加值的综合型产业，成为蓝田县的休闲标签，并解决了一部分村民的就业。
◎借助基金实现产业跨界
马清运不止步于酒庄的成功，他创立了思班艺术基金。借助募集而来的基金的5%（其余的95%用于再投资实现客户资产避税）策划了一系列的艺术活动，比如蓝田写生驻地计划、蓝田音乐节等，进一步扩大了蓝田的影响力，丰富和发展了蓝田的地方文化。
将生态、经济、高附加值农业、当地劳动力、教育、艺术及生态旅游相结合，马清运借助他的思班集团，在“农市主义”的理念指导下正在引领蓝田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二）萨洋的“国际文化村”
八达岭长城是中国人的心目中长城的代表，

慕田峪长城是外国人心目中长城的代表。慕田峪长城每年吸引着不计其数的外国游客，这种成熟的客源市场为乡村改造提供了先决条件和发展壮大的土壤。
原本在北京一家外企担任高管的老外萨洋将生态低碳、传承地方文脉、文化休闲等先进理念带进了慕田峪村。在这种理念指导下改造经营的餐厅、度假屋、乡村酒店正好满足了国际友人和小资们的休闲偏好。“国际文化村”的品牌影响逐渐形成。
◎从度假到定居
1996年，萨洋陪朋友前往慕田峪长城游玩，被长城包围的慕田峪村引起了萨洋浓厚的兴趣。一个偶然的契机，在慕田峪村村委书记的帮助下，萨洋租到了一处空置的民居，租期30年。随后，萨洋夫妇在保留房屋主体结构的基础上，挖掘村落特色，采用当地石头和手磨花岗岩，配以玻璃等建材将这个民居改造成了乡居度假屋。改造后的度假屋一方面极富现代休闲气息，可以看见长城、大面积的落地窗、现代化的厨卫设施和家具。另一方面，房屋外观也与整个村落相融合，整体看上去和谐统一。度假屋改造完成之后，每逢周末，萨洋都会带着家人还有朋友来到这里享受惬意的乡村生活。
“前几年我们只是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才去住，后来就渐渐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那里了，于是我决定搬到村里定居。”当时，萨洋在北京的一家名为Chindex的外企担任高管，这是一家涉及医院管理及医疗设备销售等诸多业务的世界500强企业。但是，每年60%的时间都在出差的高强度工作使萨洋感到疲倦。“Chindex的待遇很好，但是我想早点退休，过自己的生活。”于是，2005年，萨洋正式搬到慕田峪村定居。
刚开始，慕田峪村民对于这个初来乍到的老外怀着些许的抵触情绪。邻居跑来抱怨萨洋停在院落的汽车影响了自家果园的产量，一番争执之后，萨洋和妻子以每年90元的停车费停歇了这场风波。为了避免冲突，融入乡村，增进了解，萨洋邀请村民来到家里品尝洋酒。一来二去，萨洋慢慢开始理解村落的风俗习惯，并融入了村民群体。
◎从定居到休闲配套的改造
2006年，在慕田峪村村委书记的动员之下，萨洋决定为这个有着500年历史却不知道是否有明天的村落谋划未来。依托慕田峪长城的旅游带动力，萨洋改造了一处废弃的小学校园。小园里首先建设了一个玻璃艺术工作室，一方面是为了传承传统工艺，解决年轻人就业，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一个景点，丰富了慕田峪区域的旅游产品。而为了留住来到这里的外国人，萨洋又将两个房间改造为西餐厅，配合能够看到长城的屋顶平台和院落空间，小园成为外国人和小资来到慕田峪必会光顾的“洋

家乐”。在小园的餐桌上，嵌入了很多顾客在等餐时的绘画作品，类似这种贴心和创意的设计渗透在小园的每一个角落。而小园也是萨洋在慕田峪村的第一个商业项目。
萨洋的乡村生活让很多外国朋友艳羡，他们也希望在慕田峪村“落户”。于是，萨洋夫妇帮助许多朋友“牵线搭桥”，和村民签订了长期租借合同，将空置的农舍改造成度假别墅。平时别墅主人不在的时候，萨洋和唐亮会帮朋友们把别墅出租给游客，外国友人及游客的交替入住使慕田峪村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文化村。
在小园和度假农舍的杠杆作用下，慕田峪村的乡村度假发展得如火如荼。萨洋又顺应市场需求，将一个瓦厂改造为乡村度假酒店。以延续基地文脉为原则，琉璃瓦在瓦厂酒店的各个角落作为标志或装饰重复出现，提醒着人们这个场所的历史和故事。同时，尊重地区生态的设计态度也赋予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调性。酒店的一次性拖鞋由当地村民使用当地藤蔓编制而成，客人可以带走，如果不带走也会被焚烧作为酒店菜地的肥料。在这里，人们可以喝咖啡、休闲、开会，在能够看到长城的房间里度假。
◎从休闲配套的改造到乡村辐射
在慕田峪村，萨洋先后投资了上亿元，盘活闲置和废弃的农村资产，带动了旅游者的消费，帮助慕田峪村发展了旅游经济，吸引了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回村工作，甚至一些县城里的年轻也来到这里学做西餐当大厨。目前，萨洋还组建了小园农业公司，打算租赁24亩果园，现在正处于办理手续的阶段。
在慕田峪村民的心目中，萨洋从一个外乡人已然成为慕田峪村的一员，成为了引领乡村建设的新乡绅。
七、机遇与困境
在新型城镇化和新国五条的政策引导下，一种以产业为导向的乡村开发模式成为大势所趋。但是，大部分乡村地区并没有发展制造业的区位优势或者产业基础，只能从农业和泛旅游业入手。如此，新型的综合型农业和休闲旅游势必成为撬动区域开发的杠杆。
都市精英的返乡给乡村带来了各种急需的资源和资金。而这其中，最具价值的仍然是他们的见识。这些见识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更多难得的可能性。摒弃了过多的功利性，新乡绅们正在造福乡梓。
但是，对于普通的新乡绅而言，他们依然面临了一系列的困境：
1、乡村金融衰败，导致资本投资缺乏活力，乡村建设周期长，区域营销不给力。
2、乡村文化僵化，具体体现在新乡绅在乡村融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摩擦力。
3、土地产权不规范，村集体所有制和村干部代理模式增加了土地租赁的协商难度。
4、乡村发展模式惯性强，急功近利

的依靠农药化肥增加量产的粗放式农业发展思路中毒深，而且已经造成了更胜于工业的面源污染。但是，想要短期内改变这种短视的趋势还很难。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新乡绅在乡村建设中可能会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仅靠乡村的力量还不够。而城市反哺乡村除了在人才上还应在金融、政策、文化影响上加以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