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叙事艺术发展《史记
《史记》叙事艺术发展
关键词：吴见思史记论文叙事
摘要：清初吴见思《史记论文》对《史记》130篇逐一评点，发明其叙事规则，探寻其叙事成就。吴氏认为《史记》合传或以类相从，或扯冤家作一传，合传叙事穿插关锁过渡自然，以“神理”贯串，浑然难辨；附传叙与传主相关之人，方法有正、变之分；叙事时多用尊传体。《史记》虽为史书，然叙事意在作文，常取“大势”以极尽文章之妙，“变”与“不变”臻化境，叙事文如其人、其事，省笔互见、重沓熟复、顿挫波澜、倒提作衬等叙事法在在皆是。
《史记》乃中国叙事文学的伟大里程碑。司马迁首变先秦叙事角度，开创纪传体史例及多种叙事法，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然而中国叙事学研究却远滞后于叙事文学的实际发展。直至明清评点家笔下，始见探求叙事规则之势。吴见思《史记论文》即是其代表。吴著自康熙二十六年（1687)刊刻行世以来即广为流布。①当今学人论及《史记》时亦多有称引。陆永品先生将《史记论文》一百三十篇每篇末总评部分标点，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然关于是书的研究，仅黄建军《言人人殊
——〈史记论文〉的传记文学理论片谈》（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论述其传记文学理论。本文即拟对吴见思《史记》叙事艺术研
究成就作一探讨。
一、阐示《史记》为传体例
吴见思极为推崇司马迁的叙事天才，“神力”、“神技”、“神手”等极具崇仰之情的评点文字，在《史记论文》中随处可见。“文章只如说话，说得出，说得尽，便是好文章。”②（《穰侯列传》总评）而“史公一书，上下千古，三代之礼乐、刘项之战争，以至律历、天官、文词、事业，无所不有”(《滑稽列传》总评），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欲说得出，说得尽，诚非易事。司马迁常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大量采用合传体安排人物传记，对此吴见思多有发明。“樗里子与甘茂合传，以同为丞相关合。”（《樗里子甘茂列传》总评）“屈原、贾谊作一传者，止为两人俱词客，而贾生复有吊屈原一事耳。”（《屈原贾生列传》总评）韩王信、卢绾、陈豨“不过以三叛将合作一传，绝无关合处”（《韩信卢绾列传》总评），季布、栾布“任侠同、为奴同，其气节亦同，所以为两人合传”（《季布栾布列传》总评）。史公亦扯冤家合传，袁盎、晁错“因时事相合，遂牵冤家作一传写”（《袁盎晁错列传》总评），“公孙以议朔方、族主父，与主父是一时人，故扯冤家合传，犹之袁盎、晁错也”（《平津侯主父列传》总评）。
同时，吴见思还指出《史记》合传叙事穿插关锁，过渡自然。“《史记》合传皆每人一段，以关锁穿插见妙。”（《张耳陈余列传》总评）篇中过渡常用蝉联蛇蜕之法。评“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云：“由上接下，蝉联蛇蜕，
《滑稽》、《刺客》传皆作此法。”（《管晏列传》支评）是为常法，然亦用
变法：或一笔双写，或数人打成一片，虽合传而难分。“独此传则两人出处同、事业同，即后来搆怨亦同。故俱以一笔双写，安章顿句，处处妥帖，而无东枝西梧之病，岂不独雄千古哉！”（《张耳陈余列传》总评）“三人传，分作三截，各为一章，犹不称好手。他却三人打成一片，水乳交融，绝无痕迹。”(《魏其武安侯列传》总评）“一篇共序十人，可以为难矣。然偏不逐人序去，独将十人花分插穿，处处组织，更觉异常绚烂。”（《酷吏列传总评》）而且史公作文常以“神理”贯串全篇，使之浑然难辨。“史公作文，虽序许多人，其实只是一篇文字，中间自有神理贯串，线索通联。”（《五帝本纪》总评）“每篇各有一机轴，各有一主意。”（《屈原贾生列传》总评）贯串之法多种。“《殷本纪》，以…兴衰?二字作眼目，中以五兴五衰，一起一伏，经纬通篇。”（《殷本纪》总评）《老庄申韩列传》支评谓四传皆以著书相串，《张丞相列传》总评谓此篇以御史大夫串，《季布栾布列传》支评谓“为气任侠”是一篇主意，《万石张叔列传》支评谓“孝谨”是一篇主意，《平津侯主父偃列传》支评谓“遇时是一篇主意”，《游侠列传》支评谓“名声是一篇主意，，o
合传之外，司马迁又多用附传体。与传主相关之人，纪其始叙其终，是为附传体。“项梁、项伯、范增是附传体。盖纪其始并序其终者，附传法也。”(《项羽本纪》总评）附传体惟宜略写、虚写。“田婴事只略写、虚写，盖下有孟尝事，恐头重也。附传体如是。”（《孟尝君列传》总评）然亦有变法。“《史记》附传皆附首末于一篇之中，独赵高一传，于此纪其终，而其出处反附于蒙恬传内，是创法。”（《李斯列传》总评）
具体叙事时司马迁还运用尊传体表彰传主之功，回护传主之失，与互见省笔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归功太公，作一束，是尊传体也。”（《齐太公世家》总评）“穰苴一篇，只是斩庄贾一节，而未有奇勋茂绩，故推及身后王齐，归功穣苴，是尊传之法也。”（《司马穰苴列传》总评）“插陈涉、燕、赵、齐、魏、项氏事，只略写，是《高纪》体。”“鸿门事，高祖大受亏处，约略序去，止一句，放倒项羽，不说坏高祖，是本纪体。”（《高祖本纪》总评）
二、揭橥《史记》叙事意旨
“《史记》虽序事，而意在作文，其中许多人、许多事、不过供我作文之料耳。故或前或后，或散或合，或花分，或抟梡，极我文章之妙”（《酷吏列传》总评），可谓深得史公文心。作文须“极尽文章之妙”，诸人诸事乃作文之料，驱遣之法惟在“取其大势之所在而已”（《乐毅列传》总评），“要忍于割舍，若贪丁?使事，便为事累矣”（《卫将军骠骑列传》总评）。如《白起
王翦列传》总评云白起只抽长平一事，王翦只抽破楚一事，而各臻其妙。然吴氏所谓“大势”，既指此类大事件、大场面、大动作，亦指事情小而意义大、
足见人事本质之轶事。“借轶事出色，是史公长伎”（《淮阴侯列传》支评），“犹写真者，在颊上三毛，而不在面目躯体也。此文章家剪裁之法。”（《绛侯周勃世家》总评）故《绛侯周勃世家》重写周勃闻说即危惧处、下狱不知置词处、出狱自叹处，而其诛诸吕、立代王大功反不明序。《管晏列传》总评云管、晏事功只用数语序过，皆于闲处点染，管子一传中嵌鲍叔一段闲文，晏子
一传后带越石、御者妻两段闲文。不惟正文，“史公论赞，往往从闲处写，最为生色，极有风神”（《项羽本纪》支评）。
不仅列传，编年叙事的本纪、世家意亦在“作文”。“编年序事，固本纪体。”（《秦始皇本纪》总评）“本纪是提纲之体，法不得详序，详序则累坠矣。”（《秦本纪》总评）“世家俱用简括法”（《卫康叔世家》总评），其
因在于本纪、世家叙事跨度大，且多有与它篇相叠者。“世家则于一篇之中，上下千百年，既以一国之事详载，更或他国之事互入，不得不用简法”（《齐太公世家》总评）；“既有各传在，不得不如是”（《燕召公世家》总评）。编年叙事易流于呆板，难以为文。“数尺之书，欲载二千年之事，不得不用简法。然一用简法，未免太羹玄酒，不成文章。”（《楚世家》总评）但史公遇大事即倾满腔心血，用力为文，承《诗经》极富情感叙事，秉《春秋》寓一字于褒贬，融文学叙事、历史叙事于一体，增加叙事的虚构性因素。“世家序事虽多，逐年序去，而大事则另作一篇，自为文章。”（《齐太公世家》总评）“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项羽本纪》总评）
作文忌呆板，逐年逐事，实为甲乙帐，为屠家簿，绝非文章。“《史记》一书，以参差错落、穿插变化为奇，而笔法、句法绝无一律。”（《五帝本纪》总评）“《史记》凡用数句排比，无一句不变。”（《汉兴以来诸侯年表》总评）评季札观乐云：“连排十九段，雷同固非；即十分轩轾，亦非妙笔。此则逐段连贯，又逐段变化，而句法不大相远，神情句句不同。离之合之，皆可成篇。岂非妙文？”（《吴太伯世家》支评）《伯夷列传》通篇纯以议论咏叹回环跌宕，伯夷实事只在中间一顿序过：“如长江大河，前后风涛重叠，而中有澄湖数顷，波平若黛，正以相间出奇。”（总评）“以相间出奇”颇得史公三味。吴氏论文极主章法变幻，力戒铺排堆垛。“不知山川绵渺，必有空天；文绣烂施，必有素地。故头重者脚必轻，腹大者首必小，行文之法也。”（《苏秦列传》总评）“若不论轻重，不论堆垛，一概排列，乃甲乙帐，而非史公之书矣。”（《夏本纪》总评）故见思评《孝景纪》甚低：“不过排比事类，续成一篇，殊无剪裁，不足观览，赞语亦直率庸弱。”（《孝景本纪》总评）
史记中人物刻画的特色
史记中人物刻画的特色 《史记》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历史发展做了深刻的总结。书中有作者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的独到见解，是一部既具史学价值又具文学价值的著作，而它的文学成就之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其在表现人物方面独树一帜！他将儒道思想相互糅合，同时代的人无一能与他相比．班彪和班固曾指责司马迁说：“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司马迁之《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等五体，结构新颖，以传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史记》在塑造人物方面独具艺术特色． 《史记》虽然运用了“独到的五体结构”，但五体之间并没有相互割裂．以时间顺序来记述的同时，不忘各传记之间的联系，对人物次序进行了巧妙的编排．军事家孙武、吴起、伍子胥前后相次，战国策士苏秦、张仪紧紧相随，抗匈将领并肩相依．在编排的过程中也不留于“机械运作”，暗含司马迁个人的情感倾向．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为传说或历史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按理，西汉惠帝应载入本纪，而司马迁却将他排除在外．孔子非侯，陈胜非王，却列入世家．可见，司马迁对农民起义有很高的评价．《史记》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展现了丰繁复杂的人物，让读者大开眼界．在论述过程中有分传，有合传．如：《李将军列传》即为分传，而《游侠列传》则为合传．表现人物有专门突出某个人物的传记，也有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作为次要人物表现出来的，如：《高祖本纪》主要刻画了刘邦的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用，而《项羽本纪》则让我们通过范增之口了解到刘邦贪财恋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则让我们知道了刘邦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更是向我们揭露了刘邦慢而侮人，詈骂诸侯奴仆的一面．《樊郦腾灌列传》呢，披露了刘邦兵败时，弃子而逃的自私本性．《史记》在描写人物过程中，采用了顺序、倒叙、侧叙、正叙等手法。再多的人物、再大的场面，作者都能很好的驾驭，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 首先，白描手法的运用，正面描写人物。 项羽的“大呼”、“瞠目而叱”、“斩”、“杀”等神态动作写出了项羽的勇敢善战、气势逼人。语言丰富精炼，寥寥数语便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项羽这一人物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其间暗含着司马迁对项羽的同情与敬佩．在他的笔下，项羽堪称是英雄．何先生从史记评价人物的角度指出司马迁主张“不以成败论英雄”，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项羽乌江自刎，笑傲死亡，一方面让我们对他豪迈的意志、骄傲的尊严、无畏的勇气赞不绝口，一方面又渗透了司马迁对他致死不悟的深切同情，使项羽这一人物形象更具悲剧意味． 其次，精彩的行为描写，以环境渲染来衬托人物。 《项羽本纪》中，在鸿门宴的情节惊心动魄，先是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珏以示之”，接着是“庄公舞剑，意在沛公”，情况紧急，樊哙“侧其盾以撞”，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人物之间矛盾却没有进一步显现，樊哙尽也从良而坐了。这才使得沛公得以逃脱虎口，紧张的行动场面使得人物的性格一一凸现。又《项羽本纪》中，“项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虽有些许的夸张，但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四面楚歌，刘邦军霸天下，而项羽却仍有如此之能耐，足见他的威性之大，神态可怕了。
浅析《史记》的叙事艺术
浅析《史记》的叙事艺术 学生姓名：李向阳学号：20135021102 学院：文学院专业：汉语言文学 指导老师：闫孟莲职称：讲师 摘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叙事艺术极为高明。司马迁独创了纪传体的叙事结构，叙事主题鲜明，脉络清晰，详略得当，善于以小见大，追根溯源，探求事件深层次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且较其他史书来说，《史记》在文学性故事性方面更强。 关键词：叙事艺术，纪传体，追根溯源，故事性 Abstract:as the firs biographical history in China, narrative art of shiji is extremely sophisticated. Sima Qian created the biographical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theme and bright, clear lines, detailed slightly proper, good view, traced back, and decide to search events underlying factors,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shiji stronger in terms of literary narrative. Key words:narrative art, biographical, traced back, story 《史记》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规模庞大，体系完善，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其文学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司马迁不但文学修养极其深厚，文字生动，笔力洗炼，其在《史记》中所展现的叙事技艺也是极为高明。《史记》首变先秦叙事角度，开创纪传体史例及多种叙事法，为后世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成为历代文人学习的典范，难怪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认为《史记》的叙事艺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独创纪传体叙事结构和以写人为主的叙事风格 《史记》之前的史书如《左传》都是编年体，受其编年体的叙事结构限制，叙事较为分散，不能相对集中地记叙，只能以时间顺序交代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而《史记》独创的纪传体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以人物为线索，串联起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这样集中地围绕一个人叙事，既可以更好地突出所要表达人物的性格，又使得事件的故事性可读性大大增加。 纪传体自然是以描写人物见长，这也使得《史记》在文学价值上远超之前的史书，它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它所描写的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三教九流，应有尽有，甚至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许多下层人物，这是以前史书所没有的。《史记》中的人物，各自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不同类型有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同。比如同样写谋士，张良和陈平便一个神秘莫测，一个却富有人情味。在不同类的人物之间，反差会更大，使得《史记》成为一部人物的图鉴。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善于把握住人物的基本特征进行渲染，使人物形象的个性更加突出。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祖传的射艺刻画很多。正是因为这一点，《史记》的人物才个性鲜明。在刻画人物时，司马迁还用到了互见法，苏洵首谓司马迁写人叙事
《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1]
试结合作品分析《史记》的写人艺术特点。 答:从文学的角度看，叙事艺术和写人的艺术是《史记》最值得重视的部分。《史记》以记人为核心，把叙事和记人紧密结合在一起，相辅而相成。先从总体上简要提示一下《史记》的传写人物的成就： ①以独创的“互见法”记写人物的主要经历和重要特征。这是《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以写刘邦为例。《高祖本纪》自然以写刘邦为主。写其起义、战斗、开国的经历，写其知人善任，雄才大略，以及得天下后仁爱保民、稳固政权的政绩等等，显然都是正面的描写。毕竟刘邦是本朝的开国帝王。刘邦性格中狡诈、阴刻、残忍、无赖的一面，司马迁并不放过，只是另有安排。在其他人物的传记如《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等中毫不客气地如实写来。如在《项羽本纪》。不仅通过范曾之口写刘邦“贪于财货，好美姬”，更着重写刘邦的无情和无赖： （楚军）围汉五三匝。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 ?于是遂得脱。……(楚汉在广武对峙数月)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此外，《萧相国世家》还写了刘邦如何猜忌功臣，《淮阴侯列传》记叙他不断以阴谋手段削夺韩信兵权，以及诛杀功臣的阴刻残忍。通过本传和其他人物传记的补充描叙，刘邦完整的经历及其多侧面的性格特征就充分表现出来。 《史记》“互见法”的使用，既让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但《史记》令人赞叹的是：在非“互见”的情况下，即在同一篇传记里，也做到了这种对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刻画，如《项羽本纪》。记中写项羽，既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如揭竿而起，率领天下英雄兴兵灭秦；又有儿女情长，如与虞姬悲歌死别；既义重如山，如与部下同甘共苦，财物分享；又吝啬小气，如刻好的官印却迟迟不发给得到分封的功臣；有时果敢决断，如杀宋义而自立，有时又优柔寡断，如鸿门宴上不忍杀掉刘邦。总之，经过司马迁精心选材，通过多种材料详略互异的穿插描述，在一篇传记里就使项羽这个人物丰满生动，个性鲜明。 ②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有重要人物之间的对比，对比之下，相互映衬。也有一般人物和重要人物之间形成的烘托性的对比，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例如在《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狡诈机智的刘邦形成鲜明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都说过一句意愿相同的话，只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两个人先后都入驻秦都咸阳，刘邦听从张良、樊哙的谋议，不入秦宫室，封存其资财府库，与地方父老约法三章，约束兵士，秋毫无犯。项羽则屠杀烧掠，得其财宝、
《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沟通天人、贯通古今的结构框架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纪传体的通史。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虽然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它们却是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统摄上自黄帝、下至西汉武帝时代3000年的兴衰沿革。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而展开。如果说本纪是车毂，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七十列传，是群星。《史记》由五种体例相互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连天人，贯通古今，展示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画图，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 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叙事脉络 《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
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传记在一起。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三、因果关系的探索展示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如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四、对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的驾驭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
艺术成就与影响
艺术成就与影响： “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 一，发展了慢词。他是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作家。 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改委婉含蓄的小令手法为铺叙和白描的手法，既淋漓尽致，又层次分明。 三、大量吸收俗语入词，使词更接近下层人民 四、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 词至柳永一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开拓了词的内容题材。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其词大多写享乐与风情，但将视线转向市井青楼中的现实生活与实在人物，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还有描绘繁华的城市风光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的词作，扩大了词的题材。（二）对词体的创制与开拓，“变旧声作新声”。创作了大量慢词。柳永213首词中用了133种调，在宋代880多种词调中，有100多种为他首创或首次使用。100多个词调大多为当时流行的新曲调。 （三）在词作的审美趣味上，尝试变“雅”为“俗”（即以俗语写俗情）。以赋法入词，运用白描手法进行铺叙点染，善于利用时空转换写景抒情，自创独特的结构方式。 （四）大量地使用词体进行自我感情的抒发。 五、柳永词的影响 柳永词在当时就受人欢迎，“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又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慢词被后人普遍接受；很多人在批评他“俚俗”的同时，也暗受其影响，如苏轼、李清照、辛弃疾等也都经常以俗入雅。而像周邦彦一类的作家更“多从耆卿处夺胎”(周济《宋四家词选》)。 三、枊永词的语言特色 “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 1.善于化用前人诗歌中的语汇、意象，如“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出于谢朓，雅化，而不深涩；《八声甘州》中的“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被苏轼誉为“不减唐人高处”(赵令峙《侯鲭录》)。 2.善于运用口语、俚句，《昼夜乐》：“早知恁地难拼，悔不当初留住”，直白浅易。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变雅为俗。陈师道说柳词“骫[wěi]骳[bèi]从俗，天下咏之。”俗语多，如恁、争、怎、伊、自家、阿谁、看承、滑得等。 从1127年到116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是宋词发展史上由北宋词向南宋词的过渡期。 从作家队伍来说，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多是由北宋入南宋的词人，如李清照、陈与义、朱敦儒、李纲、张元干、岳飞、叶梦得、胡铨、赵鼎等。 另一方面，从创作来说，也鲜明地体现了过渡期的特点，即这一时期的词人虽然有一定的个性，但更多的是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们早期的词一般多是婉约词，和平安定，吟风弄月，这显然承接了北宋后期的特点，而后期的词表现战乱、苦难与个体理想失落的苦闷。这一时期的词则往往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结合在一起，忧伤与愤慨成为最普遍的情绪，进一步扩展了词体抒情言志的功能，增强了词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苏轼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认为诗词同源，从而为词向诗风靠拢提供了理论依据，苏轼也因此开拓了词境，确立了词的尊体地位，使词由歌筵酒会的助兴小曲成为士大夫案头的雅文学。
1《史记》文学常识
《史记》文化常识 一、《史记》的体例和相关文化常识 1.作者 司马迁(前145—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元封三年（前１０８），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辩护而受到“腐刑”。一度想到自杀，但“隐忍苟活”，在著述历史中求得生命的最高实现，终于在太始四年，完成历史巨著《史记》的创作。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之外，还有书信，《报任安书》和赋《悲士不遇赋》等。 2.名称、体例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始称《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总共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全书由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种体例构成。 12“本纪”是用编年方式叙述历代君主或实际统治者的政迹，是全书的大纲； 30“世家”是世袭家族以及孔子、陈胜等历代祭祀不绝的人物的传记； 70“列传”为本纪、世家以外各种人物的传记； 10“表”是用表格形式分项列出各历史时期的大事，是全书叙事的补充和联络； 8“书”是天文、历法、水利、经济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 3. 写作目的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4.《史记》的成就：正史鼻祖，文章大宗 鲁迅评价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1）叙事艺术：“互见法”文学性的叙事态度，即“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人物传记富于戏剧性的故事 人物形象塑造艺术：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的特点 （2）语言艺术 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5. 相关常识 “前四史”是指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体例都是纪传体通史），它们是我国正史的名著。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
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 论《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文/魏娜摘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文学巨匠鲁迅先生对《史记》的中肯评价，它道出了《史记》这一鸿篇巨制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其文学价值表现为：同其他文学名著一样，高度的思想性与高度的艺术性相一致——虽是写史却能引人渐入佳境、探奇览胜、流连忘返、如沐春风。关键词：思想性；艺术性；人物描写；性格特征《史记》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结构的构造、语言的运用、人物的塑造等几个方面。其中人物描写艺术最为突出，最能显示出《史记》不朽的艺术魅力，最为后人所称道。一、把握人物性格准确深入，选择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作者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性格特征的准确深入地把握，对历史材料精心细致地选择上。作者在深入研究，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故书中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选择了材料之后采用互见法安排材料表现人物性格特征。二、细致入微地描写突出人物性格特征《史记》成功塑造历史人物形象的'又一原因是：作者司马迁对选取的历史材料进行了细致入微地描写，从而使人物形象更鲜明突出。如，在《信
陵君窃符救赵》中，通过对信陵君亲自迎侯生的情节进行细致入微地描述，从而把信陵君“仁而下士”和侯生傲岸的性格鲜明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正面描写信陵君和侯生的言行、神情之外，还描写了其他人对这件事的反应，从侧面烘托出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性格。三、通过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史记》通过人物个性化语言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如，在《鸿门宴》中，作者写范增命项庄舞剑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在支配别人时，故称：“若属”，等到他在项王面前发脾气：“吾属今为之虏也，”这时脱口而出，自己也不能置之不理，则称“吾属”。写范增，则使用很爽直而坚决的口吻：“此道矣臣请人与之同命！”写到张良的口吻，则表现为缓和。写刘邦对于自己的谋臣张良，也运用了笼络的手腕，在鸿门宴前称张良为“君”，“孰与君少长”？而在鸿门宴脱逃时，情势紧急，则对张良称“公”，“公为我献之”。“度我至军中，公乃入。”这些都可以看出作者运用语言描写来表现人物性格特征是非常妙的。总而言之，《史记》的人物描写艺术对于中国史传文学乃至小说、戏剧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纵使略有瑕疵，可是瑕不掩瑜，这些不足对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丝毫影响的。（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克斯县第五小学）
(完整版)论欧阳修词的艺术成就
论欧阳修词的艺术成就 欧阳修，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先是一位散文家，他在散文领域的光芒掩盖了他在诗词领域的成就。其实，他在词领域是有着重要的开拓作用的。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评说：“宋至文忠（欧阳修），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苏轼），深婉开少游（秦观），本传云：‘超然独鹜，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①可见他的词成就并不亚于他的散文成就。他在词领域的诸多探索和实践为词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创作空间，直接启发了以苏轼为代表的词学革新。 一、以深沉、细腻的手法讴歌男女情爱，是欧阳修在继承南唐词风基础上的深入和发展。词为“艳科”，张炎有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②欧阳修在北宋平庸的士大夫群体中，个性更为张扬，他对待男女情爱的态度更为大胆，敢爱敢恨，异于流俗。宋人笔记中记载了很多关于欧阳修与歌妓之间的风流秩事。欧阳修自己也在《浪淘沙》中公然告白曰：“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风流。”在欧阳修的词作中绝大多数是描写男女情爱、讴歌爱情的作品。他率直大胆地描写歌女的容貌、体态，抒发对歌女的爱慕之情。 罗大经说欧词类花间，事实上欧阳修的言情词并非简单地袭承“花间”或南唐词风，他的词中有更为自我的个性表现。刘熙在《艺概·词曲概》中说：“冯延巳词，晏同叔（晏殊）得其俊，欧阳永叔（欧阳修）得其深”③。这个评价更为中肯。欧阳修已在继承南唐词风的基础上，向着更为深沉、细腻的层次发展了。他的词中多将笔墨着于对人物体貌神态的描摹上，通过细腻的描摹来刻画人物的美丽和恋情的美好。如《好女儿令》中便细致地描写了女子的容貌——“眼细眉长”、“姿姿眉眉端正好”；妆扮——“宫样梳妆”、“一身绣出两同心字，浅浅金黄”；体态动作——“靸鞋儿走向花下立著”。再如《减字木兰花》中的“楚女腰肢天与细”，《南乡子》中的“浅浅画双眉。取次梳妆也便宜，洒着胭脂红扑面”，《鹧鸪天》中的“学画新眉细细长，芙蓉出水斗新妆”，等等。 欧阳修往往能通过对人物动作神态的描写，刻画人物心理层面的情感波动。如《浣溪沙》中的“托腮无语翠眉低”的神情，含有多少思念道不尽。而《玉楼春》中的“青门柳色随人远，望欲断时肠已断”，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刻画离人伤心欲绝的苦楚。欧阳修这种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使他的言情词中另有一番沉郁的气质。如《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暧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这首词借离别两人眼中景色寄寓相思之情，随着离人渐远，离愁愈浓。视线的“尽处是春山”，而相思却还在春山之外，可见思之甚。词中蕴涵的情感深厚、沉郁，情感的抒发委婉、含蓄，这正是欧词向着抒情层面的发展和深入。 二、突破“艳科”传统，在更为广阔的空间率意抒发情怀，是欧阳修创作中的情感升华。欧阳修是继承李煜抒情词风的第一人。李煜抒情词的形成源于他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正是这样惨痛的经历使李煜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绝响。而北宋词人大多高官厚禄、生活闲适，他们的词作多在风花雪月之中流连，很少抒发“艳情”之外的情感。欧阳修恰是北宋词人中的一个例外，他本身是个有个性、有理想之人，也因此使他在北宋力求平庸的政治体制下备受打压、屡遭挫折。这些经历使他对人生坎坷、仕途险阻有着更深的理解。他在郁郁不得志的苦闷中吟下了“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之句，这句取自李白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意境，打破了“诗言志，词言情”的传统，以词状志，抒发怀抱。 欧阳修在散文理论中提出的“道胜至，文不难而自至”④，同样可以应用于他的抒情词创作中，只是这里的“道”是以“情怀”为主。欧阳修正是以他至情至性的情怀来倚声填词，情怀所至诗意盎然。在他的抒情词中，有着感慨人生的悲怆情怀，有着与友人送别重逢时相惜
(完整版)史记文化常识
《史记》文化常识 整理：唐俊阳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十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二十岁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考察风俗，采集传说，走遍江淮、中原。元封三年，司马迁继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此后，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 著书目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名称：或称《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史公书》。《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据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此前“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太史令：也称太史，官职名，相传夏代末已有此职。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秦汉职位渐低。魏晋以后修史的任务划归著作郎，太史仅掌管推算历法。 取材：相当广泛，包括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司马迁对材料做了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了无稽之谈，如不列没有实据的三皇，
以五帝作为本纪开篇，对一些疑难，或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 创作初衷：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以修史为使命。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遗憾、忧愤而死，死前嘱咐儿子：“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答：“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虽然司马谈、司马迁都自称以续写《春秋》之后的史事为己任，但《史记》记录的史实并非直接承接着《春秋》记录的部分，而是包含了后者。 师从：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孔安国是孔子十世孙，也是西汉的儒学名士，武帝末年，鲁共王毁坏孔府旧宅，在壁中得到《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当时人识不得，只有孔安国能读出来。董仲舒是西汉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三纲五常”等学说或理论，也推动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潮流。 三家注：即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合称，它们对《史记》中涉及的字形字音、地理沿革、人物事迹、典故俗语等疑难要点进行了解释和扩充。裴骃也是裴松之的儿子，裴松之曾经给《三国志》作注并且流传至今。司马贞与张守节都是开元年间人，但据清人钱大昕的
史记_的史学价值,文学特点[1]
《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具有高度的文学成就。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史记》写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方士、倡优等，各行各业都有，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史记》写及人物四千有余，个性突出与完整者不下百人。 《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首先得力于对历史人物特征的准确捕捉和精心选材。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大都有鲜明的特征，如李斯自私、刘邦隆准、项羽重瞳、李广善射、扁鹊擅医、邓通爱钱、信陵君好客、石奋恭谨、韩信能忍、王温舒残酷等等，他还常常抓住一个人物的几个特征，甚至不避人物特征的缺陷，如周昌口吃、张良瘦弱等。在诸多人物特征中，他最注重的是性格特征，其他方面的特征及传记选材大都是围绕性格特征精心进行的。为此，他在选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事刻划人物性格特征的同时，也不排斥小事。此外，为表现人物性格，他在选材、安排上还十分注意互见法的运用，即把某一人物的部分材料，并不写入他本人的传记里，而写入他人的传记中。如“鸿门宴”一事，在《项羽本纪》中详写，在《高祖本纪》中略写。 其次，《史记》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和虚实相生手法刻划人物。前者如“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描写，东廷辩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描写，都是通过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后者如《鸿门宴》，作者只实写了项羽、刘邦一席，而对其他人物包括诸侯王及主要将领，并没有形诸笔端，但通过被写实人物的语言行动，读者明显可以感到他们的存在。 此外，《史记》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如《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迎侯生的经过，便突出地将三者综合在一起来表现人物性格。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的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如《赵世家》中程婴、公孙杵臼，为保护赵氏孤儿与权奸屠岸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斗争。在二人看来，为了争取善与正义的最
《史记》的叙事特点
《史记》的叙事特点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史记》的文笔是优美而生动的。《史记》文章，一是简明，二是善于抓住人物的主要特点，寥寥几笔，一个个活鲜鲜的历史人物，就跃然纸上。殷盘周诰中那些诘屈聱牙的文字，被改写为平直易解的词句；新鲜活泼的民间口头语言，被大胆吸收，与各地的方言土语并列；当时极为盛行的辞赋文章的骈偶形式被大胆扬弃，从而大大扩展了长短相错的散文领域。 状人物。完璧归赵的蔺相如，舍身剌秦王的荆轲，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而又不拘小节的刘邦，指鹿为马的赵高，自作孽、不可活而又其为人也小有才的李斯等众多人物，莫不栩栩如生。为什么栩栩如生？司马迁写人注重写个性。为文学家立传，总要转录其作品，同样，为政治家立传，也一定转录他的奏议和著作。能够代表人物个性的言行，再小也要叙述，不足以表现个性的言行，再大也要放弃。以廉颇为例，写他8次胜仗的赫赫战功，不过“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於诸侯”这样寥寥数语，然而对于他如何与蔺相如呕气，如何负荆请罪，又如何表示不服老这些琐事，却用尽浓墨重彩，大书特书。为什么这样写？战术战功，每个良将莫不尽有，不足以表现廉颇的人格，到是这些小事，可以看出廉颇的忠诚、气量虽小却又能识大体的个性。 这种细节的描写，文笔上也是很精彩的。比如写“项籍少时，读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短短60个字，就写出了这霸王的志大才疏。 记事件。写重大事件，司马迁言简意赅，准确而生动。比如记述钜鹿之战：“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於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有声有色！ “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9个字，打赢了这场战役；“杀苏角，虏王离，涉闲不降楚，自烧杀”14个字，道尽了这场战役的赫赫战功。 写张良为长者拾履，韩信入人胯下这类细节，同样也入木三分。不仅入木三分，同时把人物也写活了。 记言语。一篇《仓公列传》，只是皇帝对仓公的策问与仓公的对答。这种特殊手法，历代史书绝无仅有，因为实在是太难以仿效。更妙的是，司马迁善于攫取历史人物的精彩语言，恰到好处地写进他的《太史公书》，惟妙惟肖地为历史人物画相，为他的文章生色。比如《滑稽列传》里齐宣王所说的“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淳于髡关于“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的妙论；飞将军李广引刃自杀时所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谁能不与他的将士和百姓们一起哭泣！读到万石张叔之子张建发现奏事文书写错字时所说“误书！‘马’（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的诚惶诚恐，又有谁能不解颐？ 品图书。关于儒家“六经”，司马迁一语中的地说道：“《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言简意赅，千载至今，遂为定论。他对《春秋》和《离骚》的点评，就写得更精彩：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
【课外阅读】谈《红楼梦》柳絮词的谶语艺术 (2)
【课外阅读】谈《红楼梦》柳絮词的谶语艺术 《红楼梦》中诗词曲赋,往往暗示着人物未来的命运。在第七十回中,湘云见柳花飘舞,偶成小令,宝钗、黛玉看了,都觉新鲜,请来众人趁兴填词,以柳絮为题,限各色小调,拈阄决定。 湘云写的是《如梦令》:“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此词以拈来柳絮借喻占得春光,实为对湘云未来的暗示。湘云后来嫁给卫若兰,新婚美满。但此词从占春一转而为惜春、留春,情绪上是那样无可奈何,预示着她所谓的美满婚姻好景不长。 探春拈到《南柯子》,只写了半首:“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宝玉拈到《蝶恋花》,写不出来想认输,读了探春这半首,续道:“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探春只写半首,原因之一是,“探春后来远嫁不归”的意思已在前半阙四句中说完,原因之二是,“空挂”、“难羁”也可预示宝黛将来生离死别,即使宝玉填出词来,别离内容难免重复,“落去”正可喻黛玉逝去,“莺愁蝶倦晚芳时”就是说“红颜老死”,“隔年期”说得隐曲,是说要与柳絮再见,除非它重生,要与人再见,除非是来世。黛玉拈到《唐多令》,写的是:“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一团团逐对成逑。漂泊亦如人命薄,空缱绻,说风流。草木也知愁,韶华竟白头!叹今生谁舍谁收?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这首词寄寓着黛玉对自己不幸身世的深切哀愁,以柳絮之白比人因悲愁而青春老死,隐含黛玉对爱情理想行将破灭而发自内心的悲愤呼声。 宝钗拈到《临江仙》,写的是:“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一向高洁,在欢娱之词中以“解舞”、“均匀”自诩,她的处世、她的思想性格与黛玉不同,黛玉死后,客观上必然造成“金玉良缘”的机会而使宝钗青云直上,但宝钗最终不免被弃,词中“本无根”即寓此意。 写柳絮,其实在写人,隐约之间描绘出作词者各自遭遇,暗示着人物的未来命运。从这种谶语式的表现手法,可以看出曹雪芹每写一人一事,都是胸中有全局,目光贯始终。
《史记》“互见法”艺术论
《史记》“互见法”艺术论 “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所创造的一种叙事方法。从艺术视角观照，司马迁在运用“互见法”的过程中，又创造性地使“互见”内容的双方或多方形成省略艺术、虛实艺术、详略艺术、互补艺术、存疑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在坚持历史叙事“实录”性精神和确保历史事实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又使《史记》篇章简洁，结构艺术性强。 标签：司马迁；《史记》；“互见法”；艺术性 “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创作我国历史巨著和文学名著《史记》时所创造的一种叙事方法。虽然有人认为“互见法”叙事早在司马迁之前就已经产生。但笔者认为，司马迁创作《史记》之前虽然也可能已经有了“互见法”叙事。但那也只能是“互见”叙事法的滥殇，并不是真正的、典型的“互见”叙事之法。司马迁才是有意识、大量地使用“互见”叙事法的第一人。《史记》叙事使用的“互见法”种类之多、表现的艺术特点之多样。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司马迁《史记》才真正使“互见”叙事法成型并体现出多种“互见”艺术特性。从艺术视角观照，司马迁在运用“互见法”的过程中，又创造性地使“互见”内容的双方或多方形成省略艺术、虚实艺术、详略艺术、互补艺术、存疑艺术等多种艺术形式，这是司马迁的创新，是《史记》历史叙事的创新。 一、省略艺术 从写作技巧的艺术性进行考察，司马迁使用“互见”叙事法所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艺术形式就是省略艺术。省略是文章写作常用的一种写作技法，省略艺术也是文章艺术性的常见表现形式，而司马迁《史记》中常见的一种省略艺术却别具一格，它是通过“互见”叙事方法进行省略，“互见”叙事法成为省略艺术的艺术表现形式，省略艺术通过“互见”叙事法得到充分的体现。这种省略艺术，司马迁一般都在“互见”内容省略的一方以“事见某篇”、“语在某篇”的提示明确标示出来。如《周本纪》中在叙述到周成王年少，管叔、蔡叔与武庚叛周作乱，周公奉成王命讨伐之并取得胜利一事时，司马迁以“其事在周公之篇”一语省略了关于这件事的叙述，明白指出人们如果要了解这件事的详细过程，请阅读《鲁周公世家》一文与之“互见”的内容。这种明白指出的省略，不仅仅是纪传体历史叙事在处理多篇同时叙述一件事时避免重复的需要，更是文章写作的一种艺术，是避免文章重复的艺术，是处理文章详略的艺术，是导引人们阅读另一篇文章的艺术。司马迁的这一处理，不仅给人以“简人所不能简，亦详人所不能详”的艺术感受，而且还使人感觉到《史记》内容的博大和结构的严谨紧凑。这种省略艺术的“互见”叙事方法的运用，在《史记》的“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有不少的例子。如《秦本纪》在叙述道“赵高杀二世，立于婴，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遂灭秦”时C20，用“其语在《始皇本纪》中”一语进行“互见”，形成《秦本纪》中关于此事的省略。《孝文本纪》的开篇，在叙写到“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时，以“事在吕后语中”一语，使《孝文本纪》与《吕太后本纪》中关于诸吕作乱、大臣诛之、谋立代王的内容形成“互见”，《孝文本纪》中则省略
史记的历史成就
简论《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其塑造人物形象，善于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心选材，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虚实相生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的人物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 （3）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使他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5）结构和语言。《史记》整体结构系统宏伟，人物传记的结构，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作者自己之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毛遂自荐之语，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富于表现力。 4、《史记》的文学成就 鲁迅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高度肯定其史学与文学的双重成就。司马迁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写，尤其是那些传记性文字。充满感情的传记无疑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所以，《史记》不仅建立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也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总集。对《史记》的文学成就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这里强调三点： 第一，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 作为历史着作，《史记》在很大程度上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
浅谈《史记》中的人物塑造
摘要：中国典范的传记文学著作《史记》的写人艺术：一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将人物置于时代和生活的环境中去描写；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中写人；三是用典型的细节来写人，旨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四是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五是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 关键词：传记文学；史记；人物描写 《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在“本纪”、“世家”和“列传”中所写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历史的高度概括力和卓越的见识，而且通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生动地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此，两千多年来，《史记》不仅是历史学家的学习典范，而且也是文学家学习的典范。鲁迅曾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在文学上最伟大的成就是它那形神兼备、跃然纸上的人物描述，开拓了我国传记文学作品的先河。它的成功在于采用文学手段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其所记载的人物形形色色,众态纷呈;其所刻画的人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司马迁描写人物的艺术手法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一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将人物置于时代和生活的环境中去描写；二是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的场面中写人；三是用典型的细节来写人，旨在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四是用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五、运用侧面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特征。 一、将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去表演 传记文学的写人，只有打上时代的烙印，才显得深刻丰满。《史记》中的伍子胥，作者就是把他放在吴越之争的历史大背景下来展示他的激昂形象。他不怕背不忠不孝的罪名，借吴兵报父兄之仇，鞭楚平王之尸。当伍子胥在吴国受谗言陷害，被赐死的时候，他再一次发出了复仇的抗争。他仰天叹呼，数落吴王夫差的背德，“听谀臣言以杀长者”（《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这和写项羽抗争“天亡我”是一个笔法。不同的是伍子胥不是把头颅砍下来送给敌将，而是告诉家人，“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扶吾眼悬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说完伍子胥也自刎而死。同一死法．而艺术形象截然相反。伍子胥喷发的是复仇的火焰，即使死了也要看到吴国的覆灭。他预言，墓上梓材成器之时，就是吴国灭亡之日。伍子胥的悲剧结局和语言特色十分切合伍子胥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其本人的性格特征。作者所要揭示的是无论何时何地，人的尊严高于一切的信念。司马迁通过伍子胥形象的塑造，使叛逆精神得到了最崇高的艺术再现。 《史记》中的项羽，作者就是把他放在秦末农民大起义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来刻画的。项羽在那个用拳头说话的时代，不学书，去学剑，又不成，认为剑一人敌不足学，要学万人敌的兵法。他凭八尺之躯，扛鼎的力气，斩尉起义，带八千子弟兵破釜沉舟，钜鹿鏖战，一举消灭暴秦的生力军，分封诸侯，自号霸王，他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地道的英雄好汉。他与刘邦争天下“愿与汉王决雌雄”。只要他出马，敌人眼不敢视，手不敢发，千人皆废，即使到了末路，仍突围斩将、刈旗。告别爱姬、赠乌骓，直到把头颅交给朋友领赏。项羽从24岁起事到31岁乌江自刎，正是那个狂飚式的时代象征。“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个时代的共同情调。”项羽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舞台上表演，